杨国庆[1]2003年在《英·甘地时期印度对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研究英迪拉·甘地当政时期印度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与演变。印度外交不变的主题是追求独立自主和大国地位。英·甘地时期印度外交政策基本继承了尼赫鲁时期的不结盟政策。同时，英·甘地政府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部分地调整了外交政策，总体倾向是更加注重实际利益，更多地向苏联靠拢而与美国相对疏远。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南亚地区的争夺使印度从中渔利，印度从美苏双方同时获取援助。具体地说，印度一直从美国获取经济援助，但因美国已与印度宿敌巴基斯坦结盟而不愿给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印度便寻求苏联军事援助。英·甘地政府在保持外交上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形成了经济上更多地依靠美国援助，军事上主要依赖苏联支持的外交格局。这种外交充分体现了英·甘地政府外交的实用主义风格。印度多年来一直力图冲破印巴均势以实现其世界性大国的目标。英·甘地政府注重依靠军事力量来追求其大国地位，而国际国内一系列矛盾却使印度国际地位呈下降趋势。英·甘地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制于南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与印度自身经济、军事对外一定程度的依赖性。这两点决定了英·甘地政府把寻求外援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印度仍需要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同时，冷战中的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印度这个南亚地区大国。1966年英·甘地上台之初印美两国关系便比较冷淡，1971年第叁次印巴战争使印美两国关系陷入低谷，1974年印度核试验后核扩散问题又成两国争执的焦点，1980年英·甘地再度上台后印度对美政策又逐渐升温。印美两国既摩擦不断，又相互需要，这使印美关系腾挪跌宕，在矛盾和摩擦中向前发展。
陶亮[2]2012年在《理想主义与地区权力政治：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文中研究表明冷战时期印度的对外政策是根据印度领导人对国内情况和国际局势的认识而形成的,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印度的国家安全。为此,印度在全球层面和南亚地区分别推行不同的政策。在全球,印度奉行以不结盟为核心的理想主义道义外交,以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核武器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具体目标,维护世界和平；在次大陆,印度推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政策,维持继承的殖民遗产,维护巩固其在次大陆的主导性地位。这两者都服务于印度的国家安全,只是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不同。尼赫鲁时期印度外交的关注点是全球事务,尼赫鲁之后,印度把中国视为现实的最大的外部威胁,印度外交的重心转向次大陆,以应对中国为主要目标,但是印度没有放弃在全球的不结盟道义外交,只是在国际事务上倾向于苏联。不结盟道义外交为印度赢得了与其国力不相符的国际地位,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较高的声誉,使印度的大国理想得以实践,并获取了巨额的“冷战红利”；同时全球的理想主义道义外交一定程度了冲淡了印度的地区霸权政策。外交中的道义性能树立国家良好的形象,可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所谓中国因素始终是印度对外政策中的主导性外部因素之一,在印度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威胁”在印度决策中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这种考虑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公开的,时至今日,这种情形并无根本性改变。
邹琼[3]2015年在《印度不结盟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不结盟政策是二战后外交政策领域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一政策不仅是印度外交的重要遗产——印度政府仍然宣布它将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原则和立场；也是国际外交史的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忆,因为不结盟运动曾经如火如荼地在东西方阵营之间开辟了一方新天地。西方的近代国际关系史是一部结盟与战争交替的历史。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却起源于对这种西方历史窠臼的反思。历史学者将不结盟政策解释为新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对殖民时代悲惨记忆的反应；政治学者将不结盟政策解释为获取利益的最佳立场或是冷战的特殊国际格局所造就的产物；文化学者将其归功于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性和非暴力思想。皆言之有理,但没有任何一方能证明自己的解释比其他的解释“更”有理。因为工具理性的逻辑占据着所有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理论的地基。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将反帝、反殖、反军备竞赛、反种族主义、反核武器以及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秩序为目标并彰显其道义性,作为南亚地区的主导者,印度的外交政策却充满霸权味道。考底利耶这一印度本土的现实主义思想渊源尽管不时被学者提及,但始终居于印度战略思想资源的主流之外。独立后的印度外交实践中却隐约可见某种“寇松主义”式霸权思想的相似物。这样一些反常,工具理性似乎视而不见或习以为常。个体的人有本能、有情绪、有信念,还有反思能力,作为个体集合的国家,既担负着保护其国民安全的责任,也承载着其国民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很难相信国家只是一个依据工具理性而行事的主体,正如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经济人”。工具理性的计算性无法测量印度宗教的信仰深度,工具理性的单向性无法覆盖印度文明的多样性,工具理性的简单性也不符合印度外交实践的复杂性。本文试图修正这种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理论模型。国家面对的既是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所以要寻求安全感；国家对面的亦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所以要寻求确定感；国家面对的还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所以要寻求方向感。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将国家假定为叁种理性的集合体,即工具理性主体、价值理性主体和历史理性主体。如同个体的人在交易场合付出的是成本,在家庭关系中投入的是感情,在宗教活动中坚持的是信仰。论文通过“大国意识”和“现代意识”这一对概念来解释历史理性的变化对于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影响,指出自印度独立以来,这两种意识分别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向,“大国意识”由以文明优越性作为核心内涵转向以军事因素作为中心,继而在冷战结束后转向以经济因素为中心。“现代意识”也遵循着类似的变化轨迹。对于价值理性的探讨,则是利用“世俗主义”、“教派主义”这样一对概念来进行阐释。在根据这两种理性的变化逻辑对印度不结盟政策的演变作出的解释,尤其是对不结盟政策中难以符合工具理性逻辑的反常现象的解释中,这种综合理性的优势得到体现。在工具理性一章,论文依据前两章的既有结论,以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变化逻辑来解释工具理性对于安全问题思考的反应如何受到前两者的影响。在案例分析部分,论文对印度独立后不同时期影响不结盟政策的不同理性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一个阶段某种特定的理性占据印度内外政策思考的主流地位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将印度独立以来不结盟政策的历程总结为精英驱动的历史理性起点、战争驱动的工具理性强化和内外政治压力驱动的价值理性融合这样叁种模式。在此基础上,论文以印度的核立场为例,来验证已经形成的理性框架的解释效力。选取核问题作为检验样本的理由在于：印度对核武器的思考最初深受不结盟政策原则的影响,在基于叁种理性的变化逻辑主导这一点上,两者是同构的。案例检验的结果表明,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工具理性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尤其明显的是,“大国意识”内涵的军事转向导致了印度从道义的核立场转向公开选择的核政策,而价值理性中“教派主义”影响的增强,导致了印度最终成为拥核国家。在结论部分,本文对不结盟政策的继承性和变化调整的空间进行了归纳,即印度的大国志向将在未来得到继承,而实现大国目标的手段则会更加重视经济、军事实力的积累,并以“一极”、“一席”作为大国的核心目标；印度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将得到继承,但是这种独立性将面临印度国内教派主义思潮的影响；印度重点关注的大国、周边国家和南亚区域这一外交侧重将得到继承和突出,但曾经的不结盟成员国在印度外交中的重要性会降低；印度不结盟政策曾经拥有的道义性则会被削弱,印度的外交政策将更加倚仗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务实政治原则。本文还指出印度不结盟政策所具有的反思性,这种可贵的反思性是印度不结盟政策在二战后的国际外交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原因,而这种反思性在印度外交中逐渐消褪又是印度某些时期的外交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盲目、自负,甚至将印度引向战争的一个因素。结论的最后,笔者还对不结盟政策的前景以及印度外交可能的趋势进行了展望：不论不结盟政策的名称是否得到延续,其政策主张中的很多原则仍将在印度外交实践的变化、调整中得到继承。
黄晓岚[4]2010年在《英·甘地第一次执政时期印度的东盟政策（1967-1977）》文中研究表明英·甘地在第一次执政时期的十多年间,印度在南亚地区推行地区强势政策,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大国外交政策和不结盟政策等,使得印度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确立了南亚地区大国地位。东南亚的印尼、新加坡等五国为了依靠集体的力量,促进其自身发展,增强国际影响力,于1967年8月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这就避免其成为大国争斗的棋子,同时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印度与东盟国家所具有的地缘关系,使双方在2000多年前就有着各种联系,从宗教、文化到政治经济方面。从东盟的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英·甘地政府的第一次下台,印度与东盟的关系由逐渐磨合、密切再到冷淡,是随着国际形势及各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而发生的。印度与前苏联签订条约,结成了准军事同盟,发动第叁次印巴战争并肢解巴基斯坦,成立了孟加拉国。而东盟国家一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为伍,与西方国家关系甚密。印度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受冷战的制约关系比较冷淡。双方仅仅维持着一般的外交关系,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但是,印度与东盟共同的安全、经济等的需要,导致印度逐渐调整其对东盟的认识及政策,从积极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入手,使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在磨合中稳定的发展下去。探讨英·甘地时期印度对东盟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助于了解印度的早期东盟政策的历史发展及影响印度东盟政策的各种国际、国内因素,从而理解英·甘地政府时期的外交特点。
夏云[5]2017年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印关系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对印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在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四位总统任期内实行。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实行的尼克松主义是收缩美国全球态势的政策。但收缩不是取消而是调整,通过这些调整,试图使美国能更长久更牢靠地维护其利益。根据国内外局势,美国对印度地区的策略不得不服从于他的全球战略计划,竭尽全力避免使印度地区成为不安定因素,所以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尽可能稳定下来。尼克松下台以后,福特基本延续了其前任的南亚政策,未做大的改动,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福特认为南亚地区的稳定有赖于改善美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在他的任期内他也非常注意做到这一点。到1976年卡特上任时,他提倡美国与南亚所有国家发展不偏不倚的国家关系,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这一政策使美印关系得到了一些改善,里根执政时,出于冷战形势发展的需要,美国大大提高了南亚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发展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本文内容除了绪论和结语部分外,主要分为叁章,第一章主要介绍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印关系调整的表现以及这一时期美印关系调整的特点。第二章重点分析美印关系调整的原因,分别从国际背景、美国及印度叁个方面进行分析。第叁章主要分析美印关系调整的影响,分别从对两国自身的影响、周边国家的影响和对中国的影响来展开论述,对周边国家影响包括对南亚地区国家尤其对巴基斯坦的影响突出出来,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对美印关系调整的对策。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70-80年代美印关系的调整,分析了美印关系调整的主要因素,以揭示美印关系的调整给当时的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说明从尼克松政府时期到里根政府时期对印度的政策变化是统筹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大体系之下,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
吴瑕[6]2003年在《俄罗斯与印度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俄印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两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友好和战略合作关系。本论文第1—6章着重介绍俄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论述和分析了俄印关系发展的基本状况，以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性质与特点。通过对俄印关系史实的分析，揭示俄印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演绎规律，加深对俄印关系的全面了解。论文的第7—11章重点分析和阐述了俄印关系中的一些突出和重大的问题，准确把握影响俄印关系形成与发展的诸多因素，是深入研究与分析俄印关系的关键。论文的最后一章主要论述新时期俄印关系的现实状况，分析并预测俄印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俄印两国早期接触可追溯始于15世纪，当时由于俄印两国地理位置相隔较远，使双方关系长期局限于一般性的民间贸易往来。18世纪中叶，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在长达200年的历史时期，俄印原有的民间交往也受到严重影响。虽然1900年沙皇俄国在印度孟买建立了领事馆，但当时所谓的官方交往实际上仍然是沙皇俄国与英国政府的关系。 苏联的十月革命以及卫国战争的胜利对印度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印度各界人士与苏维埃俄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临时政府对苏联颇有好感，并于印度独立前夕就与苏联政府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1947年8月印度宣布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以后，尼赫鲁政府在国内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发展资本主义，对外保留在英联邦之内，奉行不结盟政策，引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的不满，两国关系比较冷淡。19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着手调整与印度的关系，一方面在经济和军事上向印度提供大量的援助，另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与印度保持同一立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使两国关系逐渐变暖。1960年代中期，勃烈日涅夫开始实施全球进攻性战略，为了增加与美国争霸南亚地区的政治砝码，谋取世界霸权地位而加大了发展苏印关系的力度，与印度展开全方位的友好合作，并于1971年签署了为期20年带有明显军事同盟性质的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关系处于颠峰阶段。19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当局进行全球性战略收缩，改善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印度以及整个南亚地区在苏联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日趋下降，拉吉夫·甘地政府则奉行“两个朋友的政策”，一边继续保持与苏联的“盟友”关系，一边加强与美国接触，积极与其建立新型的“实质性伙伴关系”，苏印关系逐渐淡化。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奉行与西方缓和的外交政策，俄印关系一度比较淡漠。1993年叶利钦访问印度，称印度与俄罗斯有着“天然的伙伴关系”，两国签署了新的为期20年的《俄印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一系列经济和军事合作协议，使俄印关系得到重新定位，双方关系趋于“缓和”。1998年印度公然进行核试验，引起国际舆论的一致反对，西方国家纷纷宣布对印度实施经济和军事制裁，而俄罗斯则对印度的行为表示“理解”和同情。新时期，俄印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2000年普京访问印度，两国首脑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宣言》，这表明印度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并为新世纪俄印关系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因。 总而言之，俄印关系的发展演绎历程中没有出现过大的波折起伏，基本处于平稳发展状态。俄印双方除保持密切的政治外交关系以外，经济与军事领域的广泛合作也是俄印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详细论述了俄印两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里合作的性质、内容，这种合作带给双方的利益，合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这种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加深对俄印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本论文还论述了中国、美国、巴基斯坦等主要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种种内在联系，分析各大国之间双边和多边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外在制约因素对俄印关系发展的影响。通过分析和阐述苏联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苏印一美巴对峙局面的形成，苏联在中印和印巴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中俄印战略叁角关系的发展前景等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俄印关系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之一，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依赖、而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俄印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受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影响。 本论文最后阐述了世界进入21世纪以后，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对俄印关系的影响，揭示俄印关系的发展现状，阐述俄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内容，客观分析俄印两国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基础，以及俄印关系将不断得到巩固与发展的可能性，并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对俄印关系的发展前景提出科学的预测。
王震[7]2012年在《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文中研究指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不仅是国际冷战格局的“转型时期”，也是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一个转折点，同时还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发展与完善的关键时期。本文主要利用最近几年解密的美国政府官方文献，通过美国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核不扩散政策的案例分析，探讨冷战转型时期（1969－1976）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本文认为，核扩散是核不扩散政策的根源和动力，核不扩散政策是阻止国际社会中核扩散活动的一种因应之道，二者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互相塑造和互为影响的发展过程。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是其与潜在核扩散对象之间的一种复杂博弈。这一政策不仅要受到美国自身的情报认知、国内政治、决策者和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国际冷战格局、扩散者自身发展核武器的能力和意图等因素有关。因此，在美国与其他核扩散对象之间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它并不总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也未必总是最后的赢家。在战后美国核不扩散实践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思想的影响从未消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所追求的“冷战转型”过程中，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对美国核不扩散实践的影响尤为显着。在此期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从一个传统的外交政策问题进一步扩展到了安全战略领域，从而赋予了核不扩散政策以全新的涵义。在理论上，美国并不希望除它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获得核武器，以便维护其在核领域的垄断性霸权，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旨在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但这一目标和实现这种目标的能力与手段之间往往存在“落差”。在面临核扩散现实与因阻止核扩散而导致的更大战略损失之间，美国往往会采取典型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比如在承认核扩散事实的基础上，尽力化解因核扩散造成的负面效应，乃至主动采取措施修补它与扩散国之间的关系。这与其说是一种“双重标准”政策，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政策。因为它更多地体现为核不扩散政策的一种结果，而非政策选择本身。本文共分为七个组成部分：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选题价值，以及研究述评和分析框架等内容；第一章主要介绍与核不扩散问题有关的一些理论流派及其主要观点，同时提出本文关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研究变量和理论假设；第二章主要介绍战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实践，以及冷战转型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涵义；第叁、四、五章是本文的案例分析部分，主要通过美国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的核不扩散政策实践来进行深度案例分析，探讨这一时期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与有关对象国之间的互动，以及美国针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核不扩散政策的特征及其影响要素；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主要归纳叁个案例研究的比较结果和研究推论，并得出一些较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和结论。
王苏礼[8]2010年在《中国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文中认为中国对印巴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叁个层面:在中国与印巴两国关系层面,中国是否与印巴平衡发展友好关系;在印巴关系层面,是否希望印巴友好;在印巴冲突层面,印巴冲突时是否持中立、公正的立场。本文首先分叁个阶段回顾了中国与印巴关系的政策历史线索。第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中立,中国与印巴同时发展友好关系;希望印巴友好;在印巴冲突中持中立公正的立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主张双方和平协商解决。第二部分(1962年至冷战结束)介入,在国家关系层面,中国与印度交恶、与巴基斯坦友好;在印巴关系中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在印巴冲突或者战争中,完全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巴基斯坦的要求。第叁部分为冷战后中国重回20世纪50年代的中立政策,并在中立的基础上积极劝和。在这一阶段,中国积极与印巴平衡发展关系;希望印巴友好;在印巴争端中奉行中立政策,并利用自身的影响,在印巴之间积极促和。作者认为,中国对印巴的政策体现在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当中。因此,本文挑取印巴关系中发生的几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来作为检验作者所概括的中国的政策目标。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印巴冲突的叁大根源,分别是印巴分治、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度的大国情结。第二章主要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南亚政策。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印巴之间奉行的是中立政策,并与印巴同时友好。第叁章论述了中国南亚政策的调整。其中1959年西藏叛乱是中国南亚政策的转折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中国完全转变了中立政策,开始介入印巴争端,并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第四章以1965年与1971年印巴两次战争为例,来论证中国实行的是介入政策。在这两次印巴战争中,中国完全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反对印度,并通过向巴基斯坦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来维持印巴均衡。第五章论述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重新在印巴之间执行中立政策,平衡发展与印巴的关系,并在印巴之间积极促和。在总结以往对印巴政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最后一部分对将来的中国对印巴的政策提出了粗浅的建议,即在印巴之间,奉行中立并积极促和的政策最为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具体政策表现为,中国在确保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的基础上,与印度同时发展友好关系,在印巴争端中奉行中立并积极促和的立场,力争避免卷入印巴争端,同时积极促进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与稳定。文中最后也为中国在如果印巴再次爆发战争时采取何种措施提出了一些不算成熟的建议。
甘露华[9]2003年在《尼赫鲁父女统治时期的印美关系》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论述尼赫鲁父女执政时期印美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情况，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冷战中国家关系的微妙和复杂性。尼赫鲁父女在印度执政的时间几乎贯穿整个冷战，其间的印美关系既经历了中印战争期间的“蜜月”期，又渡过了孟加拉危机后长时期的冷淡疏远阶段。两国既在诸多国际问题上长期保持分歧对立，又在政治制度、经济利益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从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对“不太友好的朋友”。 本文在整体结构上分为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统治时期的印美关系两大部分。在每一部分分别从印度和美国对外政策、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事件叁个部分进行分析。试图分别从两国对外政策的演变中探求造成两国关系变化的原因，并在其后的具体历史事件中进一步分析，最后从美国政策的不稳定性、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冷战的历史背景、两国在制度和利益上的一致性与矛盾，以及个人因素五个方面得出影响印美关系因素的结论。
常县宾[10]2004年在《试论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印巴危机中的外交政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较为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尼克松政府在危机期间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考察，力图作到史论结合。 第一章简述了1971年印巴危机。该年3月巴基斯坦政府下令军队镇压人民联盟所领导的东巴高度自治运动，此举引起许多东巴民众外逃到印度，导致了印巴两国的外交纠纷。印度出于各种原因，决心利用难民问题向巴基斯坦开战，趁机发动了第叁次印巴战争，肢解了巴基斯坦，东巴独立为孟加拉国。 第二章探讨了尼克松政府的危机政策。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即印巴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尼克松政府力图阻止战争的爆发，一方面秘密敦促巴基斯坦政府向东巴作出让步，另一方面劝阻印度勿要动武，并拨巨款来救济难民。同时美国也力图要求印度的后台苏联劝其保持克制。但美国的努力没有成功。在危机的第二阶段，即印巴战争期间，尼克松政府完全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力图保持西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美国一边向印度施加压力，要求印军停火，一边采用各种手段力图使苏联压印度罢手。当印度占领达卡后，苏联也要求印度停火。在此情况下，印度才同意全线停火。尼克松、基辛格认为这是他们施加压力的结果。 第叁章分析了影响和制约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的因素。本文认为这些因素包括南亚的基本状况、尼克松主义、政府的外交决策机制和尼克松本人因素。 最后本文认为尼克松政府主要关注印巴危机在世界造成的影响，而不是仅限于南亚地区。尼克松、基辛格从抗衡苏联的角度出发，始终考虑的问题是：危机是否对中美间的和解产生消极影响，是否波及局势动荡不安战略要地中东，盟国巴基斯坦会不会彻底崩溃。印巴危机也暴露出美国南亚政策的一些问题。美国没有什么手段左右南亚局势的发展，这也表明即使美国再强大，也并非无所不能。
参考文献：
[1]. 英·甘地时期印度对美政策研究[D]. 杨国庆. 郑州大学. 2003
[2]. 理想主义与地区权力政治：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D]. 陶亮. 云南大学. 2012
[3]. 印度不结盟政策研究[D]. 邹琼. 山东大学. 2015
[4]. 英·甘地第一次执政时期印度的东盟政策（1967-1977）[D]. 黄晓岚. 郑州大学. 2010
[5]. 20世纪70-80年代美印关系调整研究[D]. 夏云. 云南师范大学. 2017
[6]. 俄罗斯与印度关系研究[D]. 吴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7]. 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D]. 王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8]. 中国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D]. 王苏礼.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9]. 尼赫鲁父女统治时期的印美关系[D]. 甘露华. 四川大学. 2003
[10]. 试论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印巴危机中的外交政策[D]. 常县宾.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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