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四季度国内商品市场运行情况(论文文献综述)
董萌[1](2020)在《政策试点视角下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采取双边或多边合作的方式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制定相应的气候政策目标。世界各国为加强国际合作,于2016年签署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作为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体现了公平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考虑到不同国情,符合“国家自主决定”安排。中国在减排政策目标中明确承诺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达峰。与2005年相比,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指标下降60%-6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一方面制定出以老基建为基础,新基建为增量的产业投资政策来促进整体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和高效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利用市场化政策达到减排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一种区别于传统政治体制决策的模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种独特的政策制定过程,也被专家学者们称为“政策试点”。政策试点的制度创新,使得我国在推行新的政策时,可以有效降低试错成本,积累实际操作经验,从而高效率地把有效经验运用到各个领域。2011年中国政府批准在“两省五市”7个省市试点建立碳交易市场,在随后的2年内,这七个试点区域碳市场相继投入运行,这标志着中国向利用市场化的政策机制治理碳排放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随着碳市场的试点效应扩大,其他省市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区域碳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也被纳入到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之中。碳交易市场的政策试点设计主要是围绕三个模块展开:(1)政策试点的顶层设计。制定并颁布碳交易市场的上位法,明确其法律地位。(2)政策试点实施范围。确定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3)执行政策。碳交易市场执行政策包括监测、报告和核查(MRV)配额分配方法和交易规则。MRV机制是碳市场顺利运行的基础保障环节。根据行业本身的差异性,明确配额有偿分配和无偿分配的比例和具体计算方法。在现有的碳市场政策研究中,较少从政策试点角度去分析研究碳交易市场的政策问题。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体现了政府对碳交易政策体系在整体减排行动中的定位,既要考虑宏观层面问题,即如何保障减排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双实现。也要考虑微观层面问题,包括维护市场稳定的运行、激励减排技术的投资和推广等。因此,本文围绕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对如下问题展开了研究:第一,理论分析现有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梳理碳交易市场政策演变的发展历程。着重基于碳市场政策实施广度和政策实施深度两个维度对碳市场政策试点实施模式进行分析。政策实施广度的三种可选方式,即上游实施、下游实施和复合实施,其中上游实施方式可以实现排放源的充分覆盖,管制成本可控等特点,但是其缺点在于上游实施方式只有在经济体具备充分的能源价格传导机制的条件下,才能有效保障碳市场平稳有效的运行;下游实施方式能够直接管制排放源,然而其最大的缺点在于排放源分布广,导致难以合理有效的控制管制成本;复合实施方式则能够结合以上两种实施方式的优势,规避其劣势,但是复合实施方式实施过程中需要避免对排放源的重复管制。实施深度主要确定具体实施行业及其相应的行业实施门槛值以确定具体被管制的主体。依据文章所构建的微观主体模型:在基本假设下,下游实施更有利于激励碳排放主体从原料到终端全程实施减排措施;在宏观主体模型中,相对于限制配额省区间交易情形下的省区减排成本,当碳排放配额可跨省自由交易的情况下,无论碳价如何波动,省区总的减排成本均是下降的。第二,全面梳理从2014至今,我国主管政府机构出台的与碳市场有关的政策文件,并按照碳市场建设基本要素阐述了目前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进度。从我国碳市场试点政策实施的区域和行业两个维度,分别测算了中国各省区、各工业行业的排放结构特征和排放效率分布情况。从省区碳生产率来看,2012年碳生产率最高的三个省区分为是北京、上海和广东,其值均超过0.70(万元/吨碳)。从工业行业碳生产率来看,烟草制品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排名前三。经济产业结构导致了试点省市碳市场政策实施的差异性,北京和深圳主要试点覆盖了第三产业,包括服务型单位、建筑设施、高新技术,先进制造类企业。其他碳交易试点则主要运行在第二产业中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如电力、水泥建材、化工、钢铁等行业,其中深圳和上海还将移动源纳入试点运行范围,如航空和交通运输业。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实施交易量方面,具体比较各碳市场成交量和成交价格,湖北和广东两省成交量最大,重庆、福建、天津的成交量相对较低。不同试点碳市场的量价差异不仅是由于各地碳市场配额总量和行业分配方法的差异性所致,而且还与政策实施范围、具体行业、企业的纳入门槛有关联。第三,以湖北省碳市场为案例,分析了目前中国碳市场政策实施的运行态势,并选取水泥行业为对象,阐述碳交易政策实施对该行业发展的影响,最后以公司角度选取华新水泥,分析其在受到碳交易市场政策管制过程,实现的减排和经济效应。第四,研究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工业总产值的影响。利用中国30个省区2009-2017年工业层面数据,借助倍差法,构建基准计量模型。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满足共同趋势假设,而对工业CO2排放量和工业单位总产值CO2排放量的影响不满足共同趋势假设。基于机制分析角度,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碳排放密度的影响不显着,但对工业能源强度呈现出显着的负影响,这说明碳交易政策试点会通过提升能源利用技术来降低工业CO2排放。第五,理论分析国外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和实施效果。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以欧盟碳排放交易政策为代表的国家间碳市场,以新西兰为代表的单一国家碳市场、以美国加州总量交易计划为代表的州级区域碳市场和以日本东京碳市场为代表的城市级区域碳市场。比较这些不同层次的碳市场实施范围发现,政策实施模式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市场所在国家或区域产业结构、能源供需状况,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因素,这不仅有助于碳市场自身平稳运行,更有利于扩大碳市场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应。第六,从3方面阐述了目前我国碳市场政策不足之处,并有针对性的提出6条改进建议。最后,在本文研究成果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健全完善碳交易市场发展机制,并在保障其平稳运行的同时,也为其在促进全社会碳减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贡献,本文提出来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碳交易市场政策建议。
孙家丰[2](2020)在《“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邮递系统源远流长,当周之时,即有官邮,号为“邮置”,步传、马传递送简书。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起见,对于邮驿通信都十分重视。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服务于民间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它寄递邮件、包裹、汇兑,以商业行庄为主要服务对象,收费也相对低廉,对于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邮递,都无法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商品流通的快速发展,无法满足社会内外的发展需求。因对外条约的承诺,由海关兼办的邮政,成为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滥觞。海关创设的邮政在全国渐次推广,但是由于邮政包裹运输的特性——邮政局中所寄送的物件往往是小量的贵重品或奢侈品等,所以在普通税关中每易漏税,严重损害了地方厘金局卡的利益,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赫德领导的海关,为了避免因与地方势力冲突导致海关对邮政的掌控而减弱,主动制定了包裹税条例,来对海关和地方厘金局卡的权益进行划分。民国肇建之后,各省的邮包业务越加发达,邮包税也成为各省关注的焦点。以甘肃邮包税创设为契机,邮包税开始逐渐在全国不少省份内推广。但是由于此时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各省的邮包税设计各行其是。北洋后期,一些省份开始和海关进行谈判,将海关代征的邮包厘金权力收回,设局自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厘金变相”的邮包税本应成为裁厘的对象,但是由于财政的需求,竟然摇身一变划出厘金范畴,成为一种“良好之新税”,并收归财政部,在全国推广开来。直到1930年,由于交通部、各商业团体、各邮务公会的极力提议,再加上国民政府创建统税作为弥补厘金裁撤后的损失以及关税自主后税率的提升,关税收入的极大增加,自1931年1月1日起,厘金制度才被明令裁撤,邮包税也因重新划入厘金范畴,终被加以取缔。邮包税制度变迁的背后,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交织与互动,这种互动经常以博弈和妥协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邮包税推广全国时期,邮包税与产销税、认捐包括二五内地税之间的冲突,还是邮包税被明令裁撤后,西南、西北各省对于中央政令的消极抵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中央与地方利益上的纠葛和权限的划分,也有因共同目标——“剿匪”而作出的妥协退让。
吴盛杰[3](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李俊文[4](2020)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宗商品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涵盖了农副产品、金属矿物和能源化工在内的几乎所有能够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初级产品,对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有着重要影响。随着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以及资源结构性供需矛盾的加剧,我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不断加大,对外依存度不断加深。目前,我国已经是全球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或消费国,铁矿石、大豆进口量多年来一直位居世界第一;2017年,我国的原油日均进口量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而自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受到全球供需格局、经济环境、地缘政治以及期货市场投机炒作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自然难以独善其身。那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会通过哪些渠道传导至我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传导机制如何?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在研究中遵循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系统梳理和回顾研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文献,分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传导条件,厘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渠道,并运用SVAR模型定量分析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力度,基于DSGE模型分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从理论和实证上充分揭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情况,就我国如何有效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提出几点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1)我国已经完全具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条件。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会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已经完全具备了价格传导的条件。首先,“新常态”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有所回落,但依然保持在6.5%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原材料投入;其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处于一个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导致产业结构存在严重不合理现象,低水平产品产能严重过剩与高科技产品短缺的失衡局面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大宗商品原材料的依赖;第三,我国许多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的居高不下,导致宏观经济常常暴露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当中;第四,我国战略储备资源不足,使大宗商品出现刚性需求,导致进口成本增加,同时还需要承受国际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各种负面经济影响;第五,我国期货市场不够成熟,与国际权威的期货市场相比,价格引导能力不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通过期货市场快速传导至我国经济运行的各个部门,导致金融风险堆积。(2)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直接渠道有两个:现货贸易渠道和期货价格渠道。本文利用引导关系实证分析了对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现货贸易渠道和期货价格渠道。其中,现货贸易渠道的实证分析利用CRB指数与我国进口情况的月度数据;期货价格渠道的实证研究利用国内外大宗商品综合指数,并且根据当前我国三大市场上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的情况,选取了十四种交易比较活跃的品种。通过构建两变量的结构化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上述两种渠道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基本确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我国的现货贸易渠道比较直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明显影响着我国的进口情况,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明现货贸易渠道的存在;在期货价格渠道方面,虽然从单独的品种来看,只有部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对我国国内对应商品的价格有明显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国际大宗商品综合价格的波动率变化对国内大宗商品综合价格的波动率有明显的影响,由此可见期货价格渠道的存在。(3)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投资相对价格、货币政策指标、居民消费以及投资共7个指标的SVAR模型,识别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投资专有技术冲击、中性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以此来证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在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重要性。样本区间选择的是2002年至2016年季度数据,考虑到次贷危机的结构性影响,以2007年第三季度为分界点,分别建立次贷危机前和危机后的SVAR模型。结果表明:长期而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在通胀方面的影响明显强于货币政策冲击,但却弱于中性技术冲击;在消费层面的影响仅弱于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在投资层面的影响比其他来自经济体内部的冲击都要强。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相比较,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在通胀和消费领域明显增强,在投资领域的影响却相对有所减弱。(4)不同外生冲击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本文运用目前主流和前沿的宏观经济分析工具——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构建了基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特点的多部门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把本国与外国两个独立运行的经济体通过贸易联通为一个整体,使之更能体现出由不同因素导致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是用外国全要素生产率、货币供给以及银行业净值等三种不同方面的外生冲击来代表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供给因素、宏观政策因素以及金融市场因素,以分析模型经济的传导途径和运行机制。本文通过大量的参数校准来求解DSGE模型,并根据系统模拟的实证结果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在外部冲击出现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保持增长趋势的情况下,供给因素及宏观政策因素使大宗商品价格升高超过稳态水平时,通胀、消费产出比和投资产出比都出现上涨;金融市场因素使大宗商品价格升高超过稳态水平时,消费产出比和投资产出比会出现上升,但通胀会出现从较低的水平升高,再逐步回升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不同冲击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幅度不同,宏观政策因素的冲击影响最大,其次是供给端因素,最后是金融市场因素。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立足于国内大宗商品市场的政策背景,基于宏观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将微观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问题置于宏观的经济模型框架下进行一体化的系统性研究,并深入分析由不同原因导致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会存在哪些不同之处。具体体现在:(1)通过构建纳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指标的7变量SVAR模型,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向我国宏观经济单向传导的事实出发,借鉴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SVAR模型的短期约束和长期约束进行设定,得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长期非常明显,并且在投资层面的影响最大。同时还发现,次贷危机前后这种影响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联储量化宽松的作用。(2)在传统的DSGE模型框架下,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结合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基本特点,并根据我国主要是大宗商品进口方这一事实,构建一个开放经济的两国DSGE模型。在设定相应的外国经济体各部门的行为方程时,假定外国主要生产大宗商品,通过贸易将其与本国经济体联通并达到市场出清,以此实现两国经济系统运行的联通。(3)本文考虑了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不同冲击来源,分别以全要素生产率冲击、货币供给冲击以及银行业净值冲击三类不同类型的冲击代表供给、宏观政策以及金融市场三种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并运用DSGE模型考察由不同因素引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本国宏观经济影响机制的差异。
李萌[5](2019)在《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是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途径。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帮助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进行资源配置。然而,从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发展来看,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并非来自资源缺乏或技术创新层面的短板,而是资源错配。资源错配使得资源无法按照效率原则分配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实体经济要素成本的不断提高,支撑中国制造业“大生产+大出口”的比较优势逐渐衰减。由于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属于国家主导型,占有更多金融资源的企业反而产出效率不高,金融资源错配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逐步降低。因此,深入探究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与效应,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以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金融资源错配这一主题,主要研究两大问题:(1)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包括内在形成机理和外在形成机理;(2)金融资源错配的效应分析。在这部分,论文分别从行业间金融资源错配的效应以及企业间金融资源错配的效应展开研究。针对于行业间金融资源错配的效应,论文主要探究了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减损效应。针对于企业间金融资源错配的效应,由于金融资源错配一方面引致产出效率高的企业难以获得金融资源,从而对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投资效率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产出效率并不高的企业却因非市场因素反而能够获得金融资源,这样一来,拥有金融资源的企业会拓宽其投资渠道,在其主营业务盈利性不高的情况下,转而投向高盈利高风险的领域,加大了企业的风险承担。因此,论文进一步将企业间金融资源错配的效应细分为两个方面,包括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减损效应和金融资源错配的企业风险效应。在分析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时,论文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研究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既包括信息不对称、要素市场扭曲以及金融摩擦等内在市场因素,同时也包括所有制差异、政府对国企的倾向性公共政策、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市场分割以及地方政府干预、预算软约束等外部因素。在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中,造成金融资源错配的市场层面的成因和制度层面的成因不是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在分析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减损效应时,论文从行业间金融资源错配的角度,首先借鉴Aoki基于税态摩擦因子测度资源错配的框架,建立了一个含有部门特定摩擦的多部门竞争均衡模型。其次,采用“间接测度”方法,将所有可能的扭曲,都用加在价格上的“税收楔子”来表达。同时,引入要素流动系数以及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系数来表征要素错配水平。进一步,论文通过拓展传统Syrquin分解,将资源配置效应分解为资源价格扭曲变动效应和行业份额效应,探讨不同年份、各个行业、不同生产要素的错配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及产出效率的减损效应。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论文基于2008-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产出效率的减损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资本价格扭曲导致了金融市场上的不同企业的不平等地位,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减损效应。但从变化趋势来看,我国大多数行业的资本价格扭曲状态正逐渐纠正,经济增长逐渐由靠要素投入拉动转向靠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结构性改革拉动,说明纠正金融资源错配对于我国经济整体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在分析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减损效应时,论文从企业间金融资源错配的角度,基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中的MM理论,构建了金融资源错配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在MM理论的假设条件放宽的情形下,金融资源错配是如何扭曲资本结构的债务融资属性,并将这一扭曲传导至实体经济中的企业非效率投资。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论文基于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影响,以及资本结构在金融资源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所起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直接减损效应。从所有制属性上看,金融资源错配引致民营企业投资不足严重;从企业规模上看,金融资源错配引致大规模企业投资过度程度加深;从行业性质来看,金融资源错配加大了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过度,房地产企业对制造业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间接减损效应。企业资本结构在金融资源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起到中介作用,金融资源错配扭曲了资本结构的市场治理属性,导致金融资源配置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的经济状态,从而引致微观企业非效率投资。在研究金融资源错配的企业风险效应方面,论文基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权衡理论,构建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风险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金融资源错配的企业风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金融资源错配提高了企业杠杆率,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承担;另一方面,金融资源错配降低了企业经营效率,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承担。因此,不断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对防范债务风险,加强监管具有积极作用。论文在之前各章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促进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的配合、促进征信体系建设、优化监管理念、打破行政垄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等政策建议,试图为不断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做出些许贡献。但是,论文在理论和实证部分均存在不足。论文在金融资源错配的动态效应研究方面存在欠缺,同时论文在考虑企业的融资来源方面,还需进一步分析企业从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所获得融资的情况,以深化对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与效应的研究。
胡也葳[6](2019)在《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产出的溢出效应 ——基于总体和行业的视角》文中指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QE)政策,美国以扩张资产负债表的形式给经济注入流动性,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退出QE政策。2015年12月开启新一轮加息周期,目前美国新一轮加息周期仍在进行中。由于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向也影响着全球经济。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自加入WTO以来与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也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债权国,美联储加息必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研究美联储加息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对于抵抗外部冲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利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实证研究了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产出的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从总体产出和行业产出两个视角切入分析。总体视角方面,基于国际货币溢出效应理论,从汇率和利率渠道深入探讨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产出的影响,并和之前加息作比较;行业视角方面,根据国家政策鼓励程度和中美贸易密切程度选取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专用设备制造业两个行业对比分析美国加息政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加息对中国总体产出存在负向溢出效应;基于传导渠道分析,在不同加息时点上的渠道传导路径表现有所不同。在汇率传导渠道上,加息启动时点2015年四季度由于进口成本增加表现为负向冲击,最近一次加息时点2018年四季度由于贸易战等因素冲击不明显;在利率传导渠道上,2015年四季度由于收入吸收效应和信贷环境缩紧的原因,冲击为负,2018年四季度由于收入吸收效应增强和资本流出加快的原因,冲击为负。第二,本轮加息与之前加息的溢出效应方向存在差异,主要和当时国内外经济状况、中国资本管制程度、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有关。第三,在行业分析上,发现美联储加息对不同行业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由于中美两国在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更多表现为竞争性,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产出产生正向冲击;而专业设备制造业不存在竞争性,中国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产生负向冲击。
洪昊[7](2018)在《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研究 ——兼论宏观政策组合应对结构性困境的效力》文中指出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一种结构性困境:流动性的释放难以充分进入实体经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难以有效调节企业投资经营需要。基于这样的困境,本文尝试将融资配置过程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纳入到产能周期波动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索利率管制、融资偏向和产能失衡的微观基础,并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对利率管制、融资偏向等造成的企业投资非对称效应展开分析,力图将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研究从微观领域拓展至宏观领域。这项研究是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对许多内生变量和不同外生冲击的动态模拟,不同货币政策操作的效果差异比较以及对产权异质企业产能利用率不同影响的学术处理。为此,本文将分析视野拓展至财政政策领域和宏观审慎政策领域,试图通过构建基于新凯恩斯主义框架的DSGE模型,模拟不同外生冲击对产权异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试图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含有金融加速器的多部门DSGE模型,并依据民营企业将房产作为抵押品应对融资非对称效应的现实,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本文有以下主要分析结论:第一,利率管制和融资偏向是导致企业产能过剩和不足的重要原因,放松利率管制和纠正融资偏向是改变这种局面的重要途径;第二,当经济面临技术冲击,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有企业投资,但提高利率水平会紧缩消费,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在抑制过度投资和化解产能过剩等方面的效果更好;第三,当经济面临消费偏好冲击,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会进一步抑制民营企业投资,加剧民营企业的产能不足问题,而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不仅可以紧缩国有企业投资,而且可以促进民营企业投资,在应对产能的结构性失衡方面效果更好;第四,当经济面临货币政策冲击,增加政府消费可以弥补冲击造成的影响,有效缓解产能过剩问题,增加政府投资虽然在短期形成需求,暂时缓解产能过剩,但最终会形成产能供给,滞后性的产能过剩将更加严重;第五,通过审慎的抵押品政策和资本资产杠杆率监管来稳定经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基于企业产权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关于第一个分析结论,本文第三章通过对融资可得性在不同产权企业的非对称性分析,讨论了利率管制和融资偏向导致企业产能过剩和不足的形成机制;关于第二、第三个分析结论,本文第四章在对基于企业产权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分别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的效果展开了解说;关于第四个分析结论,本文第五章分析了政府行为对供给和需求的影响,重点讨论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所造成的结构性偏向问题,并对财政政策执行中的掣肘因素进行了研究;关于第五个分析结论,本文第六章依据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影响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针对经济出现过热、资产价格膨胀、贷款迅速扩张等情形展开了以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为中心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是通过对我国现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的,这些结论的论证散见于各章节的交叉之中。客观地说,这些结论在有着可继续探讨分析价值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难以驾驭的内容。为检验这些结论的成色,本文根据模型分析结果进行了国际经验比较,对欧、美、英、日等发达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实践展开比较分析,并检验了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力,从而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以本文为依据的政策建议和主张。与先前的相关研究相比,本文有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引入异质企业模块,将DSGE建模方法用于分析基于企业产权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VARs方法的缺陷;第二,将产能失衡纳入基于企业产权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分析视野,动态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操作的效果差异;第三,重点研究了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提出采用审慎的抵押品政策与资本资产杠杆率监管相融合来熨平经济波动的主张,是一种解决基于企业产权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政策尝试;第四,研究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解决基于企业产权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方面的可行性,就政策执行的总体框架构建而言,有着基础理论支撑的分析意义。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所展开的研究,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随着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的充分发展,这些问题的机理揭示和实证分析很可能不像本文描述的那样混沌,甚至在某些方面表明本文的不科学,这有待后期的研究。
刘哲斌[8](2018)在《投资时钟理论的资产配置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居民财富增长和理财意识提高,投资者面临着判断经济形势和配置相应资产两个问题。目前解决问题的工具是投资时钟理论,它依据产出缺口和通胀的升降趋势将经济划分为四种形势,在美国金融市场上证明了每种形势下资产配置建议的有效性。本文研究问题是投资者在投资时钟指引下研判经济形势并配置资产获利的有效性,宗旨是将实证检验结论提炼成投资建议和政策建议。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文献综述基础上,考察债券型基金、股票、理财产品、大宗商品四项资产,从2001年至2017年的收益表现。首先,采用HP滤波方法计量产出缺口数据。其次,运用理论分析方法,将四项资产收益表征指标优化为:以债券基金累计净值衡量债券收益;以中证500指数*50%+沪深300指数*50%的和数衡量股票收益;以南华综合指数衡量大宗商品收益;以中国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衡量现金收益。再次,运用描述性统计、单位根检验、EG两步法协整检验以及回归分析实证研究四项资产收益与经济形势的关系。最后,考察四项资产在四种经济形势的平均收益,以验证资产配置建议的盈利效果。本文做出三项研究创新:1.提出“投资时钟研究范式”——分析产出缺口和债券、股票、现金、大宗商品四项资产收益表征指标的有效性。2.证明不可使用实际产出或工业增加值代替产出缺口识别经济形势。3.从两种货币创造方式这个独特角度分析滞胀形势的成因,并提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投资时钟仍然具备指引投资者研判经济形势并配置资产获利的有效性。2.2008年底的经济刺激计划造成持续18个月的滞胀形势。结合计量检验、资产平均收益比对检验、投资时钟对角线检验,以及基金净值分析四种实证研究结论,提出投资建议:1.衰退形势投资债券,避免投资股票,避免买入现货商品或做多商品期货。2.复苏形势投资股票,可做多商品现货或期货,避免资金只停留在银行理财账户。3.滞胀形势避免投资股票,应配置现金类资产。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建议:1.中美贸易争端下需发展新的贸易伙伴。2.提高人口新增数量。3.增强人力资本。4.以普惠金融为导向调整物权法创新金融工程产品。研究建议:1.使用新计量方法获取产出缺口;避免使用实际产出或工业增加值代替产出缺口识别经济形势。
张都[9](2018)在《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与货币政策框架选择》文中认为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其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是数量型调控和价格型调控相结合,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时期,货币供给量水平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日益发展,以利率为调控手段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的时变特征以及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向价格型调控倾斜的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学者与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有鉴于此,本文从货币交易方程MV=PY的角度出发,从有效货币供给水平、广义货币供给结构以及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走势三个方面,对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与调控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梳理并总结了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施政状况及其面临的现状。随后,我们将目光放在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比研究之上,从宏观与时变的角度对比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趋势性特征与实际调控效果,比较二者在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层面的优劣,进而为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的选择框架进行了有效地补充和完善。本文全文分为7个章节进行研究,第一章是全文研究的绪论部分,这一章系统地对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内涵,调控手段以及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用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相关概念以及其他各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不同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综述。在以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与研究目的,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出铺垫。从本文的第二章开始至第四章为止,为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系统研究部分。其中第二章主要从我国货币有效货币供给水平与货币供给缺口的角度展开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存在长期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并且我国的货币供给水平与实际货币缺口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而在广义货币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两种状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水平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第三章主要从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对M2供给的统计公式,从货币供给层次分解的角度,对我国不同经济阶段广义货币供给结构的数字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结构的动态演进趋势。随后,我们利用TVP-VAR模型,从广义货币供给结构调整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信贷水平与外汇储备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动态调控机制,针对我国目前出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下降,货币中性化特征明显的现象,给出了货币供给结构层面的解释。第四章主要对货币流通速度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且对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了简要的计算,对其趋势性以及趋势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其中M0的流通速度V0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U”型走势,M1与M2的流通水平则具有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这种流通速度的下降将会使得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相应的下降,货币供给量的扩张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受到了限制。然而,货币流通速度趋势的稳定下降同样使得中央银行能够对M2流通速度的变化进行合理的预期,进而能够对我国实际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相对准确地计算。货币供给量调控仍旧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调控手段。第五章至第七章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比研究部分。在第五章中我们利用TVP-FAVAR方法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因子模型,估计并分析了在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方面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具有调控效应较强,调控周期较长的特点;相比之下,利率调控的调控效应较弱,并且短期效应较为明显。就产出效应而言,次贷危机后货币供给量调控与利率调控的产出效应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次贷危机后,M2调控对产出的调控效果趋于稳定,而利率与产出之间的关联性则不断提升。此外,二者对于通货膨胀水平方面的调控效应均十分显着,控制货币数量与调节利率都是稳定物价的有效手段。第六章从利率调控对异质性通货膨胀调控的角度出发,首先建立了新凯恩斯框架下包含泰勒规则的通货膨胀模型,从消费者与生产者两个角度分析了利率对不同层面通货膨胀的影响的差异性。随后利用TVP-VAR模型,从不同经济阶段的角度分析了价格型货币政策对CPI与PPI调控效应的时变特性与动态差异,并对2010年以来我国CPI与PPI之间背离现象产生与持续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第七章从中央银行规则型货币政策选择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开放经济环境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综合对比了中央银行在施行数量型规则、利率规则以及“混合规则”模型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以及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宏观经济应对经济体外生冲击的反应情况。就数量型货币政策而言,其有着易于定量调控以及趋势性调控方面的优势,并且具有调控周期长,应对外生冲击能力弱的特点。而利率政策规则在宏观调控反应速度,反应幅度以及波动性调控方面效果较强,具有较强的短期效应,能够满足中央银行的连续性需求和预调微调的调控模式。最后,由于“混合规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同时对货币供给量水平以及利率水平进行调控,因此同时具有数量型调控与价格型调控的特点,通过量价二者之间的互补能够规避单一政策调控过程中的缺陷,但是就调控效果而言却并不突出。
俞灵灵[10](2018)在《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司法裁判研究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59份判决书为样本》文中研究说明移动电商领域竞争模式的升级、一般条款的抽象性和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使得法官在裁判时难以沿用传统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裁判方式,难以用现有的具体规则去处理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实践中往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因此,站在移动电商的大背景下,从判决书本身出发对上述司法难点进行甄别考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涉及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59份判决书为样本,从宏观视角对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微观视角对裁判的现状进行探究,发现法官难以厘清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关系,对竞争关系认定态度模糊,对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定存在疑问。而对竞争行为正当性判定存疑又具体表现为三点,一般条款适用泛道德化、说理论证两级分化及同等情形不同对待。在此基础上,本文探析了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官对法律的适用理论存在误读,一般条款本身的抽象性及道德性影响了法官理性审判,司法论证及配套机制的缺乏导致了法官难以寻得正义。经由剖析,本文分别从条文本身、法官本身及配套措施出发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即细化一般条款以遏制泛道德化现象;严格法律的适用程序和加强说理论证以约束法官审慎裁判;提升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级别、优化电子证据机制和建立案例族谱以弥补配套措施的缺失。我国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17年11月4日颁布,而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新法颁布前,法官对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是依托旧法来实现的。新法的颁布完善了旧法在新商业时代所暴露出的弊端。而本文通过判决分析提出针对性建议也与新法部分所修之处契合。
二、2001年四季度国内商品市场运行情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四季度国内商品市场运行情况(论文提纲范文)
(1)政策试点视角下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政策试点理论研究综述 |
1.2.2 碳市场政策文献综述 |
1.3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4 本文的创新与特色 |
2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的理论基础 |
2.1 碳交易政策试点的基础理论 |
2.1.1 公共物品理论 |
2.1.2 外部性理论 |
2.1.3 比较优势理论 |
2.2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模式与理论效应 |
2.2.1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模式的影响因素 |
2.2.2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运行的模式比较 |
2.2.3 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模式影响机制 |
2.3 本章小结 |
3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政策试点 |
3.1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现状 |
3.1.1 国家层面政策试点制度逐渐完善 |
3.1.2 碳市场基础要素政策试点构建有序推进 |
3.2 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中的碳排放核算 |
3.2.1 碳排放政策试点核算的基本原则和边界 |
3.2.2 中国省级区域的碳排放和碳生产率 |
3.2.3 中国工业行业政策试点中的碳排放和碳生产率 |
3.3 中国碳市场的实施范围政策试点 |
3.3.1 中国碳市场的实施行业政策试点 |
3.3.2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的企业履约 |
3.4 中国碳市场的执行政策试点 |
3.4.1 中国碳市场的MRV政策试点 |
3.4.2 中国碳市场交易规则试点 |
3.5 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中的交易 |
3.5.1 中国碳市场政策试点中的配额交易 |
3.5.2 中国碳市场政策试点中的金融创新 |
3.6 本章小结 |
4 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典型案例分析 |
4.1 湖北省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 |
4.1.1 湖北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总览 |
4.1.2 湖北省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中的交易状况 |
4.1.3 湖北省碳交易政策试点的系统与管理机制 |
4.2 碳交易政策试点在水泥行业的实施 |
4.2.1 试点背景 |
4.2.2 水泥企业参与碳交易政策试点的方案 |
4.2.3 水泥企业参与碳交易政策试点凸显问题及其原因 |
4.3 华新水泥的碳交易政策试点案例 |
4.3.1 公司业务转型 |
4.3.2 华新水泥的碳排放交易 |
4.3.3 碳交易政策试点中的政企互动 |
4.4 本章小结 |
5 碳交易政策试点效应评估 |
5.1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的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 |
5.1.1 典型事实分析 |
5.1.2 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
5.1.3 数据来源与相关处理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2 机制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6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及启示 |
6.1 国际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 |
6.1.1 国家间碳市场的实施(EU ETS) |
6.1.2 单一国家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 |
6.1.3 地区性碳交易市场的政策实施 |
6.2 国际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效果 |
6.2.1 欧盟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效果 |
6.2.2 日本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效果 |
6.2.3 美国区域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效果(RGGI) |
6.3 国外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
6.3.1 国外碳交易市场政策实施比较 |
6.3.2 国际碳交易市场政策对中国碳市场政策试点的启示 |
6.4 本章小结 |
7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问题及改进建议 |
7.1 中国碳交易政策试点存在的问题 |
7.1.1 顶层设计有待加强 |
7.1.2 碳市场基础能力建设有待完善 |
7.1.3 碳市场运行中的市场失灵 |
7.2 碳交易政策改进建议 |
7.2.1 加快建立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 |
7.2.2 健全碳市场政府干预机制 |
7.2.3 处理好能源市场改革和全国碳交易市场政策试点推广的关系 |
7.2.4 适度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碳金融产品 |
7.2.5 完善配额分配机制 |
7.2.6 优化市场化交易规则 |
7.3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全文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2)“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回顾 |
(一) 厘金的研究 |
(二) 邮政的研究 |
(三) 研究状况评述 |
三、研究方法、视角及相关界定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视角 |
(三) 相关界定 |
四、重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厘金、邮政与海关:邮包税的诞生与其制度运行背景 |
第一节 邮包税的开征背景 |
一、“无物不征”的厘金 |
二、近代邮政的发展 |
三、防杜偷漏:邮政与税收的关联 |
第二节 邮包税征收的制度化 |
一、邮包税的制度设计 |
二、海关邮包税、子口税与邮包税的关系考辩 |
三、海关对邮包税的复杂态度 |
第二章 渐次推广:北洋政府时期邮包税的演化 |
第一节 北洋政府前期邮包税的推广与比较 |
一、“国税漏卮”、“复业善后”与甘肃邮包税的创制 |
二、各地邮包税的开征及其比较 |
第二节 北洋政府后期邮包税的扩张与分析 |
一、设局自办与海关、客邮的交涉 |
二、邮包税和铁路火车捐:两种运输方式承载的厘金制分析 |
第三章 收归部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邮包税的国税化 |
第一节 出尔反尔:邮包税由裁到收归部办 |
一、不断推进的裁厘活动 |
二、全国财政会议上官方的定调:“非通过税,与厘金不同” |
三、社会各方的反映 |
第二节 财政部的制度安排与地方实效窥探 |
一、邮包税局的组织及其法规章程 |
二、全国邮包税总局对地方分局的管理控制 |
三、实效对比:天津邮包税的成功与东三省邮包税的旋起旋灭 |
第四章 利益纠葛:邮包税实行中的各种困境 |
第一节 税与税之间的冲突 |
一、江苏邮包税与产销税之间的矛盾 |
二、浙江邮包税与丝绸认捐之间的交涉 |
三、邮包税与二五内地税以及统税的瓜葛 |
第二节 来自民间的抗议 |
一、国货与免税 |
二、商业团体的抗争 |
第三节 邮包税演进中的自身流弊 |
第五章 裁撤厘金:邮包税的裁撤及其后续 |
第一节 裁撤厘金背景下各方的呼吁 |
一、交通部的推动 |
二、商业团体的努力 |
三、邮务工会的请求 |
第二节 邮包税裁撤后的后续考察 |
一、西南、西北地方政府的顽强抵抗 |
二、邮资费用是否因邮包税裁废而变化 |
三、邮包税局对包裹的查验功能谁来弥补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结语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参考资料 |
后记 |
(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2.1 大宗商品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的关系 |
1.2.2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
1.2.3 大宗商品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研究 |
1.2.4 如何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的研究 |
1.2.5 简要评价 |
1.3 研究思路和内容 |
1.4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存在的不足之处 |
2.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衡量及其波动的特征和原因分析 |
2.1 大宗商品的相关概念 |
2.1.1 大宗商品的定义 |
2.1.2 大宗商品的分类 |
2.1.3 大宗商品的特点 |
2.1.4 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 |
2.2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衡量指标 |
2.3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特征 |
2.4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原因分析 |
2.4.1 供需因素 |
2.4.2 宏观政策因素 |
2.4.3 金融市场因素 |
2.5 本章小结 |
3.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渠道分析 |
3.1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前提条件 |
3.1.1 我国经济仍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 |
3.1.2 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失衡 |
3.1.3 我国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高 |
3.1.4 我国大宗商品战略储备体系不够健全 |
3.1.5 我国商品期货市场不够成熟 |
3.2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渠道概述 |
3.2.1 现货贸易渠道 |
3.2.2 期货价格渠道 |
3.3 研究方法 |
3.3.1 影响关系检验 |
3.3.2 脉冲响应 |
3.3.3 方差分解 |
3.4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3.5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渠道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3.5.1 现货贸易渠道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3.5.2 期货价格渠道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
4.1 研究设计 |
4.2 样本选取与变量处理 |
4.3 模型识别 |
4.3.1 短期约束条件 |
4.3.2 长期约束条件 |
4.3.3 约束条件设定的检验 |
4.4 实证结果和分析 |
4.4.1 方差分解分析 |
4.4.2 历史分解分析 |
4.5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5.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机制研究 |
5.1 DSGE模型的简介 |
5.2 开放经济两国DSGE基准模型 |
5.2.1 家庭部门 |
5.2.2 零售商 |
5.2.3 银行部门 |
5.2.4 生产商 |
5.2.5 进口商 |
5.2.6 资本商 |
5.2.7 中央银行 |
5.2.8 市场出清条件 |
5.2.9 外国经济系统的对数线性化 |
5.3 参数校准与模型估计 |
5.3.1 系统的对数线性化 |
5.3.2 参数校准 |
5.4 外生冲击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机制分析 |
5.4.1 供给因素的影响机制 |
5.4.2 宏观政策因素的影响机制 |
5.4.3 金融市场因素的影响机制 |
5.5 本章小节 |
6.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6.2.2 抓住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机遇,建立健全我国战略储备体系 |
6.2.3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实施“走出去”的长期发展战略 |
6.2.4 大力发展商品期货市场,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金融资源 |
1.2.2 金融资源配置 |
1.2.3 金融资源错配 |
1.2.4 减损效应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思路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资源配置效率理论 |
2.1.2 金融功能论 |
2.1.3 金融发展理论 |
2.1.4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
2.1.5 信贷配给理论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2.1 金融资源错配的实质 |
2.2.2 金融资源错配的表现 |
2.2.3 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因素 |
2.2.4 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2.2.5 金融资源错配的风险效应 |
2.2.6 金融资源错配的测度 |
2.2.7 文献评述 |
第3章 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现状及指标测度 |
3.1 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现状 |
3.1.1 金融资源所有制错配 |
3.1.2 金融资源规模错配 |
3.1.3 金融资源行业错配 |
3.1.4 金融资源区域错配 |
3.2 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指标测度 |
3.2.1 金融资源错配指标的测度标准 |
3.2.2 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指标测度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 |
4.1 内在形成机理 |
4.1.1 信息不对称与金融资源错配 |
4.1.2 要素市场扭曲与金融资源错配 |
4.1.3 金融摩擦与金融资源错配 |
4.2 外在形成机理 |
4.2.1 金融体系不健全与金融资源错配 |
4.2.2 所有制差异与金融资源错配 |
4.2.3 政府干预与金融资源错配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减损效应 |
5.1 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减损效应的理论模型 |
5.1.1 模型的基本设定 |
5.1.2 拓展Syrquin的产出分解 |
5.1.3 要素扭曲的产出缺口 |
5.1.4 行业要素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的影响 |
5.2 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减损效应的实证研究 |
5.2.1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估计 |
5.2.2 资本价格相对扭曲系数的计算 |
5.2.3 产出缺口的计算 |
5.2.4 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
5.2.5 分年度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减损效应 |
5.2.6 分行业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减损效应 |
5.2.7 15个行业各年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减损效应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减损效应 |
6.1 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减损效应的理论分析 |
6.2 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减损效应的实证研究设计 |
6.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6.2.2 变量选择与定义 |
6.2.3 模型设定 |
6.3 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减损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6.3.1 全样本及分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6.3.2 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直接减损效应分析 |
6.3.3 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间接减损效应分析 |
6.3.4 稳健性检验结果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金融资源错配的企业风险效应 |
7.1 金融资源错配的企业风险效应理论分析 |
7.1.1 金融资源错配、企业杠杆率与企业风险 |
7.1.2 金融资源错配、企业经营效率与企业风险 |
7.2 金融资源错配的企业风险效应实证研究设计 |
7.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7.2.2 模型设定 |
7.2.3 变量选取与定义 |
7.3 金融资源错配的企业风险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7.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7.3.2 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
7.3.3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 |
7.3.4 稳健性检验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1.1 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现状与指标测度 |
8.1.2 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 |
8.1.3 金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减损效应 |
8.1.4 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减损效应 |
8.1.5 金融资源错配的企业风险效应 |
8.2 政策建议 |
8.2.1 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
8.2.2 促进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的配合 |
8.2.3 不断促进征信体系建设,提高征信服务质量 |
8.2.4 优化监管理念,加强金融监管 |
8.2.5 打破行政垄断,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8.2.6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激励民营企业发展 |
8.3 进一步研究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6)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产出的溢出效应 ——基于总体和行业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
1.2.2 美国加息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思路 |
1.5 本文的创新 |
第2章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加息与之前加息对比 |
2.1 美联储历次加息周期背景和原因对比 |
2.2 金融危机后加息与之前加息的相同点 |
2.2.1 加息方式为渐进式加息 |
2.2.2 加息周期期间往往伴随通货膨胀攀升 |
2.2.3 加息周期期间伴随着失业率下行 |
2.3 金融危机后加息与之前加息的不同点 |
2.3.1 加息开启时点美国自身经济复苏基础较之薄弱 |
2.3.2 加息开启的动机主要是引导美元回流 |
2.3.3 加息政策实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不同步 |
第3章 理论模型分析与实证模型选择 |
3.1 理论模型分析 |
3.1.1 传统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建立 |
3.1.2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产出影响分析 |
3.2 实证模型选择 |
3.2.1 TVP-SV-VAR模型 |
3.2.2 MCMC方法 |
第4章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加息对中国总体产出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
4.1 数据说明 |
4.2 模型前期检验和参数设定 |
4.2.1 平稳性检验 |
4.2.2 滞后阶数选择和稳定性检验 |
4.2.3 模型参数设定 |
4.3 模型估计结果 |
4.4 时变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4.4.1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加息溢出效应分析 |
4.4.2 分渠道分析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加息溢出效应 |
4.4.3 金融危机后加息与之前加息的对比分析 |
4.4.4 稳健性检验 |
第五章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行业产出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
5.1 数据说明 |
5.2 模型前期检验和参数设定 |
5.2.1 平稳性检验 |
5.2.2 滞后阶数选择和稳定性检验 |
5.2.3 模型参数设定 |
5.3 模型估计结果 |
5.3.1 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 |
5.3.2 专用设备制造业 |
5.4 时变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5.4.1 溢出效应的行业差异 |
5.4.2 溢出效应行业差异的形成原因 |
5.4.3 稳健性检验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 |
(7)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研究 ——兼论宏观政策组合应对结构性困境的效力(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安排 |
第四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可能的创新点 |
一、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二、可能的创新点 第二章 理论综述 |
第一节 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的理论争论 |
一、货币中性的相关理论 |
二、货币短期非中性的相关理论 |
三、货币超中性的相关理论 |
第二节 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相关理论和典型案例 |
一、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实证研究 |
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原因分析 |
三、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分类 |
四、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典型案例 |
第三节 基于企业产权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相关研究综述 |
一、企业产权结构的相关理论 |
二、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相关研究 |
第四节 宏观经济学建模发展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研究的启示 |
一、宏观经济学建模发展的简单回顾 |
二、宏观经济学模型的主要缺陷 |
三、宏观经济学建模发展方向及启示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融资非对称效应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融资非对称效应的比较静态分析 |
一、模型构建 |
二、模型分析 |
第三节 基于企业产权融资非对称效应的动态均衡分析 |
一、模型构建 |
二、模型分析 |
第四节 产业结构动态变动与金融结构需求分析 |
一、模型构建 |
二、模型求解 |
三、参数校准 |
四、基于动态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四章 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下货币工具选择与搭配研究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基于企业产权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比较静态分析 |
一、模型构建 |
二、模型分析 |
第三节 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
一、模型构建 |
二、参数校准 |
三、脉冲响应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下财政政策选择与搭配研究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财政政策效应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
一、模型构建 |
二、参数校准 |
三、脉冲响应分析 |
四、方差分解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影响的研究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影响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
一、模型构建 |
二、模型稳态值 |
三、参数校准和估计 |
四、脉冲响应分析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七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应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启示 |
第一节 后危机时代主要发达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实践 |
一、欧元区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
二、美国定期贷款拍卖 |
三、英国融资换贷款计划 |
四、日本贷款支持计划 |
五、后危机时代主要发达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启示 |
第二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融资媒介研究——以欧央行为例 |
一、欧央行抵押品资格标准的调整情况 |
二、欧央行抵押品资格标准调整手段及影响分析 |
三、全球三大央行抵押品政策框架比较 |
四、抵押品资格标准调整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启示 |
第三节 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实践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
一、模型构建 |
二、脉冲响应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统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
二、构建和完善央行合格抵押品政策框架 |
三、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发展改革 |
四、完善聚焦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 |
五、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平稳健康发展的配套措施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一: 线性状态转移方程组推导 附录二: DSGE模型部分参数估计基础数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致谢 |
(8)投资时钟理论的资产配置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三、本文的框架结构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一) 本文的创新 |
(二) 本文的不足 |
第一章 理论与文献综述 |
一、投资时钟理论分析 |
(一) 产出缺口概念 |
(二) 识别经济形势方法 |
(三) 投资时钟在四种经济形势下的资产配置策略 |
(四) 投资时钟股票指数简介 |
二、文献综述 |
(一) 产出缺口估计方法概述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三) 文献述评 |
第二章 经济形势的识别 |
一、产出缺口的辨析与计量 |
(一) 辨析替换产出缺口的指标 |
(二) HP滤波过程 |
二、CPI的择取 |
三、经济形势的识别结果 |
第三章 四项资产收益指标分析 |
一、股票收益指标分析 |
(一) 股市行情分析 |
(二) 中证500指数与沪深300指数辨析 |
二、现金收益指标分析 |
(一) 定期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真实利率辨析 |
(二) 移动支付对理财习惯的影响 |
三、债券收益指标分析 |
四、商品收益指标分析 |
(一) 天然橡胶的结算价与南华综指走势具有较高的关联度 |
(二) 天然橡胶的工业属性和农业属性分析 |
五、“投资时钟研究范式”的提出 |
第四章 以四项资产收益实证检验投资时钟理论 |
一、四项资产收益的计量检验 |
(一) 数据处理 |
(二) 描述性统计 |
(三) 单位根检验 |
(四) EG两步法协整检验 |
(五) 回归结果分析 |
(六) 检验结论 |
二、四种经济形势的资产收益比较检验 |
(一) 衰退形势检验 |
(二) 复苏形势检验 |
(三) 过热形势检验 |
(四) 滞胀形势检验 |
(五) 检验结论 |
三、投资时钟对角线资产配置检验 |
四、2014年至2017年资产收益检验 |
五、滞胀形势的成因分析 |
(一) 滞胀的表现 |
(二) 央行与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方式 |
(三) 潜在产出率下降的原因 |
六、本章小结 |
(一) 四种检验结果都证实投资时钟依然有效 |
(二) 将检验结果描述成投资建议 |
(三) 滞胀形势成因的分析结论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二、资产配置建议 |
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建议 |
四、“投资时钟研究范式”框架下的研究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与货币政策框架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1.2 货币政策调控理论及文献综述 |
1.2.1 货币政策工具 |
1.2.2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综述 |
1.3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1.3.1 货币中介目标选择理论综述 |
1.3.2 国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 |
1.3.3 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 |
1.3.4 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相关综述 |
1.4 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 |
1.5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第2章 我国有效货币供给规模与宏观经济关联机制研究 |
2.1 货币缺口核算方法介绍 |
2.2 我国货币供给水平测量与货币供给缺口分析 |
2.3 我国货币需求门限协整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
2.3.1 门限协整模型估计原理与估计方法 |
2.3.2 我国货币门限误差修正模型的构建与参数估计 |
2.3.3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广义货币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3.1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3.2 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结构的数字化特征分析 |
3.3 货币供给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相关性分析 |
3.3.1 TVP-VAR模型介绍 |
3.3.2 国内信贷规模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分析及短期预测 |
3.3.3 外汇储备规模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分及短期预测 |
3.3.4 广义货币供给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分析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特征研究 |
4.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4.2 货币流通速度理论 |
4.2.1 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的相关概念及运用 |
4.2.2 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 |
4.3 货币流通速度趋势性走势的国际经验分析与理解 |
4.4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特征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4.6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小结 第5章 我国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时变特征与调控效应对比 |
5.1 研究现状 |
5.2 TVP-FAVAR模型的建立与估计方法 |
5.2.1 TVP-FAVAR模型建立 |
5.2.2 潜在因子的选取与先验参数的设定 |
5.2.3 模型的VAR表示 |
5.3 中国货币政策宏观因子模型的建立 |
5.4 数据处理 |
5.5 数量型货币政策模型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 |
5.6 价格型货币政策模型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 |
5.7 本章小结 第6章 利率政策与异质性通货膨胀调控 |
6.1 研究背景 |
6.2 文献回顾 |
6.3 新凯恩斯框架下包含泰勒规则的通货膨胀模型 |
6.4 利率冲击对CPI与PPI影响的静态特征分析 |
6.5 货币政策冲击对CPI与PPI影响的动态特征分析 |
6.6 本章小结 第7章 开放经济视角下我国规则型货币政策适用性研究 |
7.1 研究背景 |
7.2 货币政策规则理论回顾 |
7.2.1 单一货币增长率规则 |
7.2.2 McCallum规则 |
7.2.3 泰勒规则 |
7.2.4 混合规则理论 |
7.3 开放经济环境下的DSGE模型构建 |
7.4 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
7.5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7.5.1 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货币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7.5.2 开放经济环境下汇率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7.6 本章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致谢 |
(10)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司法裁判研究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59份判决书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问题的缘起 |
2 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异质化探析 |
2.1 异于传统电商之移动电商新特征 |
2.1.1 不再囿于时空 |
2.1.2 集个性化数据 |
2.1.3 具有聚合效应 |
2.2 衍生的竞争行为较传统之不同点 |
2.2.1 表现形式迥异 |
2.2.2 对用户行为选择的更多限制 |
2.2.3 对证据机制的更艰挑战 |
2.2.4 对法官技艺的更高要求 |
3 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司法裁判分析 |
3.1 宏观视角:所采样本的实证分析 |
3.1.1 以时间和地域为参数 |
3.1.2 以案由为参数 |
3.1.3 以被诉行为所涉的模块为参数 |
3.1.4 以判决依据为参数 |
3.1.5 以原告胜诉率为参数 |
3.2 微观考察:判决依据及理由的运用歧义 |
3.2.1 法法之间关系的歧义 |
3.2.2 竞争关系考察之歧义 |
3.2.3 竞争行为正当性判断之歧义 |
4 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裁判困境的理论溯源 |
4.1 知识产权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关系剖析 |
4.1.1 规范层面: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 |
4.1.2 责任层面:竞合或独立 |
4.2 竞争关系判定之理论廓清 |
4.2.1 是否为前提 |
4.2.2 标准之厘定 |
4.3 不正当性的判断存疑之原因考察 |
4.3.1 一般条款本身具抽象性及伦理性 |
4.3.2 法官陷入适用困境和论证困境 |
4.3.3 司法配套机制不完善 |
5 完善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裁判制度之建议 |
5.1 细化一般条款以遏制泛道德化现象 |
5.1.1 填补一般条款 |
5.1.2 明晰认定标准 |
5.2 审慎法官裁判以走出现实困境 |
5.2.1 严格适用程序 |
5.2.2 加强说理论证 |
5.3 升级配套机制以弥补缺失 |
5.3.1 提升审判级别 |
5.3.2 优化电子证据机制 |
5.3.3 建立案例族谱 |
6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目次 |
作者简介 |
四、2001年四季度国内商品市场运行情况(论文参考文献)
- [1]政策试点视角下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问题研究[D]. 董萌.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D]. 孙家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李俊文.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与效应研究[D]. 李萌.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6]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产出的溢出效应 ——基于总体和行业的视角[D]. 胡也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9(03)
- [7]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研究 ——兼论宏观政策组合应对结构性困境的效力[D]. 洪昊. 浙江工商大学, 2018(01)
- [8]投资时钟理论的资产配置实证研究[D]. 刘哲斌. 厦门大学, 2018(02)
- [9]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与货币政策框架选择[D]. 张都. 吉林大学, 2018(12)
- [10]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司法裁判研究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59份判决书为样本[D]. 俞灵灵. 中国计量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