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霞（徐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江苏徐州221116）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050-02
摘要：艾思奇第一次明确提出“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口号。并通过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成功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初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原有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活动。
关键词：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艾思奇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并从中创造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阐释
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口号。他说：“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1]虽然艾思奇在这里用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但也不难看出这是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的一个初步。
艾思奇提出的“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到中国的抗战实践中，总结抗战的实践经验来发展哲学的理论，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毛泽东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吸收中外哲学的精华，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来时就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使其在中国实现具体化。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3]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可概括为三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而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艾思奇认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解决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4]三是从应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是‘创造’的意思。”[5]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的以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的传入一样，都需要一个过程。
二、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原有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活动。艾思奇通过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成功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初步。哲学既要面向群众，又要面向现实，哲学就在人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
哲学本来没什么神秘的，只是多数哲学家都用高深的词句来谈哲理，所以一般人就糊涂起来，以为哲学太深奥太难理解。《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在1934到1935年间写的一本通俗的哲学书籍，它把深奥难懂的哲学从象牙之塔解放出来，走到平民大众之中，它开辟了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通俗化是不是可能，大家都会怀疑，有的人还会认为通俗化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要通俗，就会流于庸俗。李公朴在《大众哲学》序里说：“‘通俗会流于庸俗’的怀疑，在这里也得到了一个反证。把正确的理论通俗化，只要理论不歪曲、不错误，是不会庸俗化的。“庸俗”两个字的意思，本来是指流俗的、浅薄的、错误的见解，并不是说用语的浅显，就会庸俗起来。哲学通俗化决不是庸俗化，而是让本身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哲学又重新回到生活当中，也就是把人们在生活里产生的自发意识，经理论家的转换上升为自觉意识。
大众化、通俗化是《大众哲学》这本书得主要特点，它把抽象的哲学理论通俗化，不仅打破了哲学神秘观念，更重要的是它在社会生活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满足了中华民族的需要，从而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思想，使他们认清了前进的方向，自觉地投入抗日战争和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三、对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批判
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的上海，是现代中国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文锋的主战场之一。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人民民主、遏制抗战之声，不断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全国各红色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军事、政治进攻，同时，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向革命、进步的力量发动了残酷而狡昨的文化“围剿”。另一方面，以政治高压的手段，封闭摧残进步团体，迫害革命者与进步文化人士，禁止利焚毁进步书刊，还颁布反动法案；又以豢养并唆使反动文人大扬愚民文化。鼓吹奴化思想，推祟独裁统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进而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基唯物辩证法发起进攻。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伪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就是其中之一。他以马克思主义之名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向唯物辩证法发动进攻。因此，显得尤为阴险、狡猾，而富有欺骗性，所以艾思奇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叶青，是理所当然的。
在中国化问题上，叶青散布着歪曲的思想，伪造所谓的“理论”，他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的方法”等一些漂亮的词句，把“国情论”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腐思想偷偷地运用到文化战线上。叶青对“中国化”问题的理解就是依据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形，把国外的东西加以根本修改，使它变成另外的东西。叶青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非马克思主义，是要反对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是想从战斗的中国人民手中，夺去最锐利的科学思想武器。对于叶青的着中国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艾思奇给予了坚决的驳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建立在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与抗战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哲学，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变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是运用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原理、立场和方法解决革命实践的问题。”[6]
叶青还指出：“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的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当然也不是中国化了。”[7]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怎样决定和实行了为中国广大人民所拥护的正确的民族革命的战略策略的，这一切，他都一笔勾销了。艾思奇针对叶青所理解的“化”指出：“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正是有着‘创造’的作用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
在对叶青的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作了通俗系统的解释，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也能说明中国社会的问题，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的进程，也极大地提高了进步人士的觉悟。
参考文献：
[1]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87.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408.
[4][5]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87、480、449、481.
[6]艾思奇全书：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0.
[7]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81.
作者简介：张国霞（1981—）,女，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