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雄[1]2002年在《中国能源需求建模与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众所周知，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能源工业能否支撑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便成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可见，能源发展战略的合理制订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而能源需求建模与分析是制订能源发展战略、规划部署的基础之一。目前，应用于能源需求建模与分析的方法通常是以传统建模技术为基础的，而传统建模技术有一重要前提，即所处理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平稳的。事实上，能源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着非平稳性和非线性，使得传统的能源需求建模方法受到了挑战。因而，本文从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和非线性特性角度出发，分别运用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对能源需求进行建模与分析，得到了两个合理的、有效的、可预测的能源需求模型，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对能源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能源需求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变动、能源消费结构变动之间量化关系，此外，作为能源需求协整模型在具体领域中的应用，研究了电力需求协整模型；其次，比较分析了两个模型，线性模型（协整模型）具有鲜明的经济解释意义、但预测精度较低，而非线性模型（神经网络模型）预测精度较高、但经济解释意义不鲜明，两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互补性；而后，利用所建立的模型对未来能源需求进行了实际预测，两个模型预测结果具有一致性；最后，对我国能源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韩君[2]2007年在《中国能源需求的建模与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能源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能源需求呈急剧上升的趋势，能源的供需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为了能够满足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制定安全可靠的能源战略也就成了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以往研究能源需求的分析方法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能源需求的预测分析方法，另一类是能源需求的因素分析方法。对于能源需求的预测分析方法来说，由于经济现象本身比较复杂，单一方法对能源需求预测精度的提高效果都不明显。对于能源需求的因素分析方法来说，往往以某种经济理论或对经济行为的认识来确立模型的理论关系形式，而依据经济理论或对经济行为的认识来确立模型，在建模本身上就存在着主观性，造成由于认识上的不够全面和深入而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非经典计量经济学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方法基础；而本文的重点正是基于非经典计量经济学对我国的能源需求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对于能源需求预测分析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来说，本文主要用趋势外推与ARMA组合预测模型来解决。而对于能源需求因素分析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来说，本文主要采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来解决。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及相应建议。
于洁[3]2008年在《中国能源需求的建模与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能源是人类一切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资源,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世纪中叶以前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阶段,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将发生许多革命性的变化,能源领域也将面临着诸多挑战,能源的消费和生产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能源工业能否支撑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便成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可见,能源发展战略的合理制订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而能源需求建模与分析是制订能源发展战略、规划部署的基础之一。目前,应用于能源需求建模与分析的方法通常是以传统建模技术为基础的,而传统建模技术有一重要前提,即所处理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平稳的。事实上,能源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着非平稳性和非线性,使得传统的能源需求建模方法受到了挑战。因而,本文在对能源经济理论及我国能源需求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线性和非平稳特性角度出发,分别运用半参数回归模型和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对能源需求进行建模与分析,得到了两个合理的、有效的、可预测的能源需求模型,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对能源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能源需求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量化关系;其次,比较分析了两个模型,非线性模型(半参数回归模型)提取了其中的非线性影响因素、但经济解释意义不鲜明,而线性模型(协整模型)具有鲜明的经济解释意义、但模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两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互补性;最后,对我国能源需求的建模与分析总结,并对我国能源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袁海蔚[4]2009年在《中国生活能源需求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高,同时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改变较大,这也伴随这生活用能水平的提高。目前可持续发展战略对能源使用要求很高,居民个人节能意识和民用耗能商品及建筑节能标准的制定对国家“节能减排”的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而生活能源需求的建模与分析是了解居民用能取向、制定商品和建筑节能标准及规划传输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的重要依据。本文首先从生活能源需求的现状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着手,为后面的数据建模分析打下基础;随后本文从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和非线性特性角度出发,分别运用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对生活能源需求进行建模与分析,得到了两个合理的、有效的、可预测的生活能源需求模型,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对生活能源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生活能源需求与消费支出、城市化率、能源消费结构变动之间量化关系。由协整模型可得出中国生活能源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由神经网络模型可看出生活能源需求与消费支出和城市化率之间存在非线性正相关关系,但与能源消费结构却呈线性正相关关系;其次,比较分析了两个模型,线性模型(协整模型)具有鲜明的经济解释意义、但预测精度较低,而非线性模型(神经网络模型)预测精度较高、但经济解释意义不鲜明,两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互补性;而后,利用所建立的模型对未来生活能源需求进行了实际预测,两个模型预测结果具有一致性,结果显示中国生活能源需求仍有较高的增长趋势;最后,对我国生活能源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侯建朝[5]2009年在《中国能源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模型及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备受世界瞩目。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能源消费量也大幅度增长,能源短缺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与此同时,能源消费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接近中国环境的承受极限。在此背景下研究能源与经济的关系,找出影响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是我国节能减排的关键。本文综合运用现代计量技术和经济理论,系统研究了我国能源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运用协整理论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存在着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对时间序列数据H-P滤波后的关系分析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受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共同波动的影响。基于LMDI分解模型对生产能源强度和工业能源强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完全分解研究,得出累计技术效应是生产能源强度和工业能源强度变化的主要原因;累计产业结构效应导致生产能源强度变化的位居其次,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技术效应的进一步分析显示,10大高耗能行业的技术效应是生产能源强度和工业能源强度降低的主要贡献者。这给我国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了方向。运用计量方法分别研究了煤炭价格和石油价格对其需求的影响,得出长期内煤炭价格上涨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煤炭需求,而长期内石油价格上涨对石油需求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分析了影响我国能源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构建了我国能源价格指数,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我国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能源价格、产业结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变量的不同趋势预测了我国未来能源需求,结果显示我国未来能源需求量很大。最后,利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我国能源消费、电力消费以及CO_2排放省区之间的配置效果,发现既不符合效率原则,也不符合公平性原则。分别研究我国的节能和节电潜力以及CO_2减排潜力。分析了影响我国能源强度(电力强度)和CO_2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张庆[6]2011年在《多视角下的中国能源需求预测研究》文中提出能源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能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而备受世界瞩目。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费量也大幅度增长,能源的短缺将成为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与此同时伴随着的能源消费而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挑战着中国环境的承受极限。基于此背景下研究能源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找出影响我国能源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控制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实施节能减排的关键。在基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视角下对我国能源需求进行预测。本课题研究综合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现代计量经济方法及经济控制论的运用。运用协整理论研究了能源与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存在着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以及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并确定了能源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对能源需求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对能源需求的影响较大,并通过协整理论建立了能源需求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变量的不同变化趋势预测了我国的未来能源需求,结果显示我国的未来能源需求量很大。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能源战略选择和政策建议。
郑学进[7]2015年在《基于经济增长的新疆能源消费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能源需求建模与实证分析
牛晓耕[8]2016年在《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世界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极具魅力的研究领域。伴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环境的复杂化,经济增长理论因循着经济发展实践的需要不断演化,至今,对于经济增长要素及动力源泉的研究依然不断拓展和深化,能源与环境因素也越来越多的被引入到增长分析框架中。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叁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可持续的发展空间中,资源与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且是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刚性约束。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附带的巨量能源消耗和高昂环境成本致使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失调,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反制效应逐渐强化,再加上传统经济增长驱动力的逐渐衰减、制造业技术溢出瓶颈凸显、第叁产业技术进步相对滞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难以为继。上述背景下,如何科学认识区域能源、经济、环境叁大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互动规律,如何定量解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内生关系并估算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反制效应,如何测度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贡献与变动趋势,如何准确把握不同省份经济增长源泉的构成与变迁,如何加快推动增长源泉动力转换、形成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的促进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这也正是文章的研究主旨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文章在对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状况、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进行详尽刻画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方法,经验分析与理论探讨、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围绕关键问题展开研究。所做工作和主要结论如下：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失衡,系统间耦合协调度低。在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内生关系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别从时间、空间和部门维度解析了中国叁大系统的发展现状,构建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和协调度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叁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结论表明：考察时序区间内,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整体耦合协调度均值低,处于严重不协调状态的边缘；能源-经济系统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值相对较高,处于弱协调状态；环境-经济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均值极低,处于严重不协调状态。但是,“十二五”时期以来,各协调度指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回升,初步判断,早期中国经济系统的快速发展并未顾及与环境系统的协调。中国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反制效应逐渐增强,转换经济增长源泉是逆转系统间负反馈作用的关键突破口。根据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互动内生机理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内生关系进行了定量检验与定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估算和解析了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反制效应。具体结论是：单位GDP能耗、能源加工转化率、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城市化水平、经济系统规模、环境系统污染因子的变动均会引起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年终从业人员数、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均会引起经济系统规模的同方向变化,而环境污染因子变动会引致经济系统规模的反向变化；能源消费结构状态值、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的变动会引起环境污染因子的反向变化,而能源系统和经济系统规模的变动会引致环境污染因子同方向变动；GDP、能源消费总量持续高增长对环境系统产生的负面效应长期累积下来,环境系统对能源系统、经济系统的反制效应逐渐增大。传统要素投入的增长贡献度明显衰减,中国经济增长源泉正在发生结构性转换。在明确能源与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测度的建模思路、方法选择以及基准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从产出与投入两个层面将能源与环境因素纳入扩展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通过估计比较所设定的7类情景下各分两种情形的14个计量经济方程的适用性,筛定了强调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强调人力资本累积外溢效应的两类模型,对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类源泉的产出弹性、贡献度、构成与变迁进行了估计、测度和分解。结论表明：能源与环境问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日趋显着,能源环境约束下传统要素投入的增长贡献度持续衰减,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增长贡献度明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驱动因素构成正在转换等。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源泉结构差异较大,且阶段性波动明显。采用1990-2014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各省经济增长源泉进行测度与分解,并对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省际增长源泉的构成与变动进行了综合比较评价。结论表明：选定的30个样本省份增长源泉构成差距大,在1990-1996年、1997-2008年、2009-2014年叁个时段内各类增长源泉贡献度波动明显,物质资本积累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源泉,大部分省劳动投入贡献度下滑,环境投入、创新投入对增长的贡献度明显提升。在对研究过程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指出培育产业共生网络、形成节能减排与产业结构演进良性互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转换是中国经济突破能源与环境约束、实现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促进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根本路径。
郭毓东[9]2015年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之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物质保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每次的重大进步,都与能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新技术、新发明的不断涌现,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需要的能源也越来越多。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全球变暖,气候恶化,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人类已经越来越重视我们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资源环境问题是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发展是硬道理,而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谋求的目标。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使我国成为现今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同时也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在能源消费与生态环境双层约束下,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积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进程中,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实现自然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保持经济与能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如何实施合理有效的能源环境政策来协调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寻求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以实现能源可持续利用、环境得以保护和经济增长叁者之间协调发展,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第一,回顾了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方面前人所做的工作和他们的贡献,阐述了研究能源、经济、环境叁者的基本理论,构建了研究框架,确定了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第二,对中国能源消费现状及能源消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中国能源消费问题及其结构分布、分部门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强度、煤炭消费、石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六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能源消费的现状,将问卷调查法和文献分析法相结合构建中国能源消费叁层影响因素框架,并使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结合建立中国能源消费影响因素评价模型,最后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能源消费影响各因素所占的权重。第叁,选取1953至2012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一次能源消费量的60组数据,并使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阈值协整等多种方法对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和检验。考虑因果关系分析方法未考虑各个地区的差异性,又选取了2004年至2013年的30个地区的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和各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包括煤炭、石油和电力)数据样本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面板分析得出结论。第四,应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2000年至2013年的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亿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万吨)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亿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所占权重,再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得到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最终评价,获得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紧密程度。第五,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理论和2000年至2011年12年间的中国工业废气排放量、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叁个指标数据对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建立了中国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指标体系,再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能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然后使用耦合协调度理论对能源-经济-环境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进行求解,最终获得能源、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度。通过上述研究方法对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生态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通过选取中国1953至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一次能源消费量的60组数据对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和长期的平衡关系,但通过阈值协整也发现在1953至2012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协整关系。第二,通过使用中国2004年至2013年的30个地区的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和各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包括煤炭、石油和电力)数据样本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面板分析,发现各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减少会导致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减少。第叁,通过使用灰色关联度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出废气总排放量(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数据代替)与能源消费最相关,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与能源消费最不相关的结论。第四,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理论对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首先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中国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指标体系,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能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使用耦合协调度理论求出了能源-经济-环境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并计算出能源、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度,最终得出中国的经济-环境-能源耦合协调度为中度失调的结论。
魏文婉[10]2016年在《中国能源进口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数值模拟》文中认为能源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能源消费需求迅速增加。然而,中国能源存在"缺油少气"、禀赋不足、开发成本较高等问题,导致中国能源供需缺口日渐扩大,能源净进口逐年增加。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区域能源经济合作日益紧密,中国能源进口关税税率不断下调。为研究中国能源进口政策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从"价"和"量"两方面对能源进口政策进行梳理,分别体现为能源进口关税政策和能源净进口量政策;对于宏观经济影响的数值模拟,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本文重点从价格系统、生产、收入、消费等方面进行考察;在量化模拟分析的基础上,拟定了适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能源进口关税税率优化区间和能源净进口量优化区间。本文以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在传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建立了一个包含生产和消费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除了考虑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外,还加入能源投入作为生产要素;然后根据中国2010年实际经济运行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参数校准,以2010年为基准均衡,分别对能源进口关税政策和能源净进口量政策进行了分析,对比均衡得到以下重要结论: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情形下,设定第一产业工资水平恒定为1时,能源关税税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适当降低能源关税税率会引起社会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叁产业进行转移,从而增加第叁产业产出,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适当降低能源关税税率对于减少中国贸易顺差也有显着影响。控制能源净进口量在一定区间内,适当增加能源净进口量,也对调整产业结构和减少贸易顺差有积极作用。在模型中特别设定能源净进口量对于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在实际均衡结论中,能源净进口量增加所带来的效用减少值远小于各产业商品消费带来的效用增加值,能源净进口量的增加对于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在效用函数值的变化趋势上并没有改变,只是对于效用函数的增长有抑制作用。为了保证能源关税税率博弈模型的稳健性,本文还对CES函数情形下生产函数替代弹性和效用函数替代弹性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论表明,能源关税收入和社会总收入不受生产函数替代弹性和效用函数替代弹性的影响,第叁产业也产产出、各产业商品消费、社会福利水平只受效用函数替代弹性变化的影响,第一产业生产产出、第一产业劳动投入、第一产业资本投入、第一产业能源投入、商品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收入、商品贸易余额、第一产业商品净贸易量、第二产业商品净贸易量对生产函数替代弹性的变化敏感性很高,而对效用函数替代弹性的变动敏感性较低。最后,本文基于模型框架和分析结论,提出了适当调控能源进口政策、能源进口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以及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能源需求建模与实证分析[D]. 苏泽雄. 福州大学. 2002
[2]. 中国能源需求的建模与实证分析[D]. 韩君. 兰州商学院. 2007
[3]. 中国能源需求的建模与分析[D]. 于洁. 中南大学. 2008
[4]. 中国生活能源需求的实证分析[D]. 袁海蔚. 重庆大学. 2009
[5]. 中国能源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模型及实证分析[D]. 侯建朝.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09
[6]. 多视角下的中国能源需求预测研究[D]. 张庆. 中国石油大学. 2011
[7]. 基于经济增长的新疆能源消费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D]. 郑学进. 新疆财经大学. 2015
[8]. 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D]. 牛晓耕. 辽宁大学. 2016
[9].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D]. 郭毓东. 中国地质大学. 2015
[10]. 中国能源进口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数值模拟[D]. 魏文婉. 湖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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