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Synopsis,Editorial Board Meeting（论文文献综述）
郭立忠[1]（2021）在《中国现代漆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漆画是从中国传统漆绘发展而来的一个年轻的新画种,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伴随现代漆画教育、官方展览、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推动,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产生、发展、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以中国传统漆艺术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主线,系统的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漆画完整的发展脉络,理清其血脉基因联系。并将中国现代漆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漆艺术交流中整体去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入手,将对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欧洲、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漆画、漆艺术纳入到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从历史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两条路径作系统分析研究,以提高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文章主要运用设计学、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漆画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人物、工艺、展览等等方面的全面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完整路径,发掘其中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而对中国现代漆画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以期逐步完善中国现代漆画的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邸小松[2]（2021）在《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梳理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的发生、变迁历史,并结合近现代城市史、建筑史、社会生活史与审美文化史等相关史料,对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城市景观鉴赏、分析的有效方法,并对近代殖民都市的城市景观和审美现代性展开理论的阐释。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先行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内容。正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主要讨论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论及长春城的缘起及其早期的景观发生与变迁。从长春城的起源、城市的发展及萌芽,以及长春早期的城市开发三个方面梳理了长春城的早期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和社会底蕴。作为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长春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东北的历史时空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缘位置。其作为“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线索是,从最开始“借地养民”的长春厅,到初具规模的长春城。其早期城市景观呈现出鲜明的传统中国城市美学及其地方化的特征,可以说,长春早期城市规模、建设、空间布局以及景观变迁,乃是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第二章主要讨论20世纪初期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诞生及其所表征的城市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历史脉络。在沙俄和日本对长春的殖民侵入、分割与对抗的过程中,殖民势力通过都市规划和建筑,将新艺术、新古典主义、巴洛克以及日本“辰野式”等样式移植到长春,促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外缘性发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地方政府在长春开埠,设立商埠地,在承续中国建筑文化和城市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了以街区规划、中西折中主义建筑样式等为表征的城市景观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构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内发性起点。商埠地将长春老城与满铁附属地、沙俄宽城子附属地这两个异态空间连接了起来,使长春城市空间呈现出特殊的景观样貌。在此现代城市景观形成的过程中,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以美学的形式隐匿地呈现在建筑景观的对峙和竞争中。第三章主要讨论长春沦为伪“满洲国”首都后,日本殖民者和伪满当局对长春展开的一系列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城市景观设计。日伪当局将长春更名为“新京”,不但转变了城市功能,而且通过都市规划这样的现代知识制造出“国都新京”未来的景观幻相。在这里,日本殖民者在参照欧美现代都市规划形式的同时,还植入了城市空间布局和社会管治方面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后者以其所构想的建筑和城市景观的感性形态展现出来——他们企图将“从江户到东京”的所谓“历史革新精神”映射到其所谓“满洲文化发祥的根源地”的“国都”变迁历程中,以城市景观为视觉装置显现出来。第四章主要讨论伪满时期长春城市景观的构成、呈现及其殖民主义城市美学问题。为展示伪“满洲国国都”新形象,夸示日本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在日本殖民势力的极力推动下,伪满傀儡政权完成了“国都”规划,形成了独特的殖民主义都市景观,包括伪满临时帝宫、官厅、宗教场所、轴线林荫大道、中心广场、住宅、商店以及电影院、公园等各类景观装置。这些独特现代都市景观,以不同面孔、姿态和形式,呈现了殖民统治的形象和秩序。而在“新京”都市计划中并未受到关注、甚至被有意漠视的长春老城、商埠地、宽城子站区和满铁附属地,事实上也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长春城市景观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道路、公园乃至各种流动的文化景观,作为这一“全新的殖民主义现代都市”的历史起点,深度参与了后者的景观建构,并使其整体景观和美学呈现出复杂的异质结构。第五章从整体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展开美学的、历史的与文化的分析与阐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历史层累、空间展开和城市肌理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视觉装置被认识的城市景观,事实上直接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事件和背景要素。在城市及其景观实践的现代化——现代性城市景观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实质上蕴含着本土化和殖民化之间的竞争与对抗。而此种以景观形态呈现出来的殖民与反殖民的竞争与对抗,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占据主动的殖民势力所极力遮蔽和抹杀的,在当下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亦值得重新加以探讨。殖民势力藉由城市景观的审美现代性以及为景观命名进而将其“风格化”的话语实践,在动机上是同其殖民扩张的步调一致的。结语部分立足于长春城市景观的梳理和研究,尝试性提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城市景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功能、形式和象征意义等多重维度展开城市景观研究。
郦千明,汪素梅[3]（2021）在《沈兼士年谱简编》文中研究表明沈兼士（1887-1947年）,原籍浙江归安（今属湖州市）,生于陕西汉阴。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读书。留日期间,曾随章太炎受业,主攻语言文字学。归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北京辅仁大学等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着述颇丰。沈氏所处时代正是清末至民国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的剧烈变革对其思想、心理、性格及学术的影响极大,且因交游广阔,师友、学生众多,对其思想和着述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沈氏亲友口述历史、友朋往来书札和日记、档案资料,以及史书、方志、家谱等,大致描绘出谱主一生的行状。
察应坤[4]（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李星仪[5]（2020）在《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文中研究说明建国初期,吉林省的财政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为了恢复与发展本地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缓解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对财政造成的压力,吉林省委和省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东北局的号召,在城市和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吉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吉林省抗美援朝分会以及主要负责工业生产的吉林省总工会和农村农业互助组等机构负责了运动相关事宜,对运动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和领导。结合抗美援朝运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初步构建了全省党内及非党宣传网,通过一系列通俗而形象的宣传手段,使群众深刻理解“增产节约”的伟大意义,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从事生产活动,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本文主要利用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及档案汇编,吉林省省志、长春市地方志等大量文献资料,分四个章节对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背景、组织宣传、运动的展开及成绩进行研究。第一章主要从建国初期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以及吉林省的实际状况两个角度四个方面,来梳理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背景。第二章主要从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机构和宣传手段,初步呈现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宣传情况,即结合上级政策指导和下级行动落实,构建宣传网络,深入各单位、各部门开展运动,保障增产节约政策的贯彻落实。第三章论述了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从工业领域、农业领域以及吉林省森林工业的具体实例展开讨论。在工业生产方面,从组织工人群众订立生产计划,深入车间单位开展运动,到检查、竞赛评优,通过开展创纪录运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这一系列的运动,各国公营厂矿和单位达到了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节约原料的“增产节约”目的;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农业互助组形式组织开展的爱国主义丰产运动,在互换农具、牲畜下开展的换工互助、副业生产,弥补了生产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各互助组内成员共同富裕,大幅度增加了粮食产量和收入。第四章分析“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在省内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吉林省工农业生产状况大幅度改善,生产效率提高,本地经济状况发生根本好转,成为关内战争、抗美援朝中不可或缺的后方物资基地。此外,农业作物的种类增多、种植面积及产量不断提高,满足了本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还积累了一定的工业原料。工矿单位在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中,培养和挖掘了技术人才,积累了大量的工业资金,为下一步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马磊[6]（2020）在《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修辞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运用恰当的言语形式来表达思想内容的活动。修辞素养是影响言语交际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基础教育阶段,修辞教学是培育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是语文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修辞教学面临严重困境,课程标准对修辞教学要求的“局限性”、教科书中修辞教学内容编排的“随机性”、教学实施中修辞教学安排的“偶然性”、学业评价中修辞素养评价的“片面性”,以及语文教师修辞素养和修辞教学素养的匮缺,反映出修辞教学的多重危机。修辞教学的现实困境与修辞教学的重要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从培育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现实需要出发,有必要对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得到历史的启示,改进修辞教学的内容和策略,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通过搜集、整理、考证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史料,诸如修辞研究的论着论文、修辞学史的论着论文、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文件、有代表性的语文教科书和辅助性教材、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的相关着述等,梳理修辞教学思想和实践演变的历史事实,兼顾语文教育的历史演进和修辞研究的历史演进,并结合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可将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发展史划分五个阶段,即:萌发期（1904-1929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现代修辞学的草创和现代语文课程的独立开始萌发;勃兴期（1929-1949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现代修辞学科的初步建立和语文课程的稳步发展而勃兴;成熟期（1949-1977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正式建立和语文课程的命名而趋于成熟;繁荣期（1977-1997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修辞学研究的兴盛和语文课程的科学化热潮而走向繁荣;重生期（1997-2020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修辞学研究的跨学科拓展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知识观的变革,开启新生。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成绩是一代又一代修辞学者和语文教育工作者共同奋斗的结果,而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不少曲折坎坷。在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里,修辞教学探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分别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使命:在萌发期,语文课程的独立设置为修辞教学提供了课程基础;在勃兴期,修辞学科的初步建立为修辞教学提供了学科基础;在成熟期,双基教学的讨论明确了修辞教学的基本方法;在繁荣期,能力本位的确立理清了修辞教学的价值追求;在重生期,语境观念的凸显强化了修辞教学的情境性。现代以来,特定的社会环境为开展修辞教学提供了外部条件,修辞学科的独立和发展为修辞教学提供了学科基础,语文课程的独立和发展为修辞教学提供了课程基础,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的主要动因。修辞教学内容的现代化和修辞教学策略的现代化均有了历史性突破,但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仍任重道远。现代以来的修辞教学内容在学科来源、呈现方式、价值追求上有了重要发展,但修辞教学内容系统建构仍不充分。现代修辞教学内容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在学科来源上,吸收了现代修辞研究的成果并随着修辞研究的发展而更新,但并不总是即时和全面地将修辞的学科内容转化为语文的课程内容。第二,在呈现方式上,课程文件和教科书中既有显性的修辞知识内容,也有寓于言语作品积累和言语实践活动中的隐性教学内容;显性的修辞知识,既有系统化的呈现方式,也有零散的呈现方式。第三,在价值追求上,不仅重视修辞静态知识的传授,更重视修辞知识在具体的言语情境中的动态运用,在表述上经历了“技能”“能力”“素养”的演进。推进修辞教学内容现代化,就要综合吸收现代各种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汲取历史上修辞教学内容系统建设的经验,并积极引入修辞学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引入关于修辞动态过程研究的成果,积极重建修辞教学内容系统。语言研究越来越注重语言之外因素的制约作用,对于语境的分析不断深化,因此应把修辞的基本原则作为修辞教学的基础内容;结构主义语言学尽管受到了挑战,但仍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因此仍应把不同语言层级的具体修辞手段作为修辞教学的主体内容;语言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习要关注言语活动承载的文化因素,因此应把修辞的情感态度作为修辞教学的高层内容。修辞教学内容系统的建设还要划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的教学层次,设计三个阶段的修辞学业质量标准,为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现代修辞教学策略在情境性、实践性、程序性三方面作了积极追求,但教学策略的探讨仍不充分。现代修辞教学策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情境性,历来强调修辞要适应语言环境的基本要求,这一思想随着修辞研究的发展和语文教育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二是实践性,历来重视语文课程的实践品质,将修辞教学置于言语实践的过程中,主要在听说读写的活动中开展修辞教学。三是程序性,历来重视循序渐进的教学思想,对教学的程序系统作过积极的探索,但教学程序系统没有较为稳定地得以传承和发展。推进修辞教学策略现代化,就要科学认识修辞学习的路径。依据“习得”与“学得”的语言学习理论,结合基础教育阶段母语学习的现实基础,可以对“习得”和“学得”作进一步的划分,形成“自然习得”“引导习得”“情境学得”“系统学得”四个层次。在语文课程中,修辞学习存在着自然习得、引导习得、情境学得、系统学得四个路径,四个路径的理性程度递进提高。对具体修辞教学方法的探讨,应该在上述修辞学习四个路径的框架下进行,才能使教学方法的探讨走出经验主义的范式,建构教学方法的科学系统。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应该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指引,基于上述对现代修辞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的认识,在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语文课堂教学的实践、语文学业评价的开展诸方面,作出相应变革。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要大力培育语文教师的修辞素养和修辞教学素养。一方面,要改进语文教师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更新充实修辞学相关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培育语文教师的修辞理论素养和修辞实践素养;另一方面,要变革语文教师教育的课程实施方式,通过“答辩式说课”“追问式评课”等途径,提升修辞教学的实践反思能力,培育语文教师的修辞教学素养。要努力培养面向未来修辞教学需要的、能继续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的语文教师。对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的专门研究才刚刚起步。在后续的研究中,要将修辞学与教育学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争取建立起较成熟的汉语修辞教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修辞教学现代化。
张佳林[7]（2020）在《陕西省“民众学校”研究（1927-1949）》文中提出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知识水平低下一直是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文盲众多是导致中国近代国家难以形成、民主制度迟迟未能建立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症结所在。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社会教育思潮在中国也流行开来,上至政府,下至民间,普遍开始了社会教育的有关尝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教育机构,其中“民众学校”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有实效性的机构。本文采用了广义的“民众学校”概念,对陕西省“民众学校”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陕西省“民众学校”起源于清末的识字学塾,此后又零星的在陕西各地出现了一些夜校、补习学校和平民学校等“民众学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陕西省开始了大规模社会教育办学活动,此后成立的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在西安先试办了 3期民众学校,拉开了陕西省大规模办理民校的序幕。1931年灾荒过后,陕西省教育厅成立了西安市民众学校管理处,开始在西安逐年办理民众学校,并且要求各县也进行推广。1936年开始,陕西省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开始推行民众补习教育计划,并同时设置保立小学成人班,大规模的进行扫盲运动。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民众补习计划进一步加强,各级学校、各种机关团体都纷纷投入到“民众学校”的筹办中来,在抗战的大后方形成了办理“民众学校”的高潮。此后,国民政府推行国民教育计划,在国民学校内设置民教部,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进行融合,纳“民众学校”于正规的学制之内,实现了社会教育的巨大飞跃,但是与此同时,随着抗战进入末期,国民政府又开始在陕西实行反动的“特种教育”,一改社会教育的初衷,再加上内战的原因,陕西省“民众学校”办理也逐渐走向尾声。总的来看,陕西省“民众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解放战争之前办理规模在不断扩大,逐渐与学校教育相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陕西省“民众学校”发展演进的历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角度观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行社会教育的实践过程,也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对“社会教育化”理念的贯彻。陕西省“民众学校”在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同时,也以其自身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以思考,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提高民众素质,改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地启发和借鉴作用。
杜敏[8]（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庆警政研究（1927-1937）》文中指出中国自清末引进西方的近代警察制度以来,经过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警政体系。安庆市于1903年设立安庆市警察总局,北洋政府时期更名为安徽省城警察厅,后又易名为安徽省会警察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安庆市的警政在继承了北洋政府时期警政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定,对安庆市警察机关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警察的任用、奖惩、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政局比较稳定,安庆的警政也进入了一个较为快速的发展阶段,警察专业化程度提高,执行的职能日益增多,除了维持安庆市内的治安秩序,还需要负责管理城内的公共卫生,普及卫生知识,提高人们的卫生素质。在整顿社会陋习方面,警察需要打击烟、赌、娼等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除此之外,由于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正在对中共及红军实行军事围剿,安庆警察还承担着反共的政治职能,对社会舆论、社会团体进行严格的监控。经过十年的发展,安庆市的警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通过完善公安局的组织结构,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转变警察的执法理念等方式提高了政府的治安管理水平,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此时的警政发展也存在着经费支绌、军队妨碍执法、军警冲突严重等问题。
贾韬[9]（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张瑞[10]（2019）在《国民党在浙江省“党化教育”研究（1927-1949）》文中提出“党化教育”指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实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为三民主义。“党化教育”源自孙中山的“党治”思想,戴季陶将其阐发为“党化教育”,此后又成为了国民党各级党部推行的政治教育思想。“党化教育”并不仅仅是在狭义的教育界被推行,它渗透了社会各界的各个方面。当时的浙江是国民党政治、经济腹地,因此积极施行“党化教育”。浙江省实行“党化教育”的首要群体是党员,内容主要侧重训练党员工作的能力、加强党员对党的认识。浙江省保安团队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随着浙江省保安团队的不断壮大,国民党开始对其进行“党化”,以达到完全为其服务的目的。1938年6月,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成立。国民党要求省国民抗敌自卫团官兵必须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军队中成立团、连党部,实施“政治训练计划”。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政工队受中国共产党掌握。尽管国共两党在浙江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对政工队员的教育仍然强调政工队与国民党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国民党省党部在各类校园中设置了党义课程、聘任及检定党义教师,积极进行与“党化教育”相关的课外活动。此外,浙江省还对社会民众进行“社会宣教”,借助党报和社会纪念活动,不断加强党义及时事政策的宣传。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收效,但是由于“党化教育”本身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其目的在于让社会各个阶层必须接受国民党“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治主张,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
二、Synopsis,Editorial Board Meeting（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Synopsis,Editorial Board Meeting（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现代漆画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梳理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研究的相关说明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与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统漆绘 |
| 一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历史源流 |
| 二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工艺传承 |
| 三、中国古代漆艺术的文化发展脉络与缺失 |
| 四、中国古代漆绘的发展沿革 |
| 第二节 东亚古代漆绘的源流 |
| 一、汉四郡时代的朝鲜半岛漆艺术 |
| 二 鉴真东渡与日本古代漆艺术的“师法中华” |
| 三 南洋漆艺术的“副中心” |
| 四 琉球与台湾的古代漆艺术 |
| 第三节 欧洲近现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一 十三世纪始始中欧漆艺交流简述 |
| 二 欧洲新艺术运动与1900 年巴黎博览会 |
| 三 欧洲装饰艺术运动与漆画代表人物 |
| 四 近现代欧洲化学漆及其工艺价值与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 |
| 第一节 日本江户时代的漆艺术与明代“倭漆”的兴起 |
| 一 飞鸟时代的漆艺术觉醒与镰仓时代漆艺术的成熟 |
| 二 江户时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三 中国明代漆艺术的退步 |
| 四 福州沈家脱胎与薄料工艺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洋血统” |
| 一 密陀绘工艺 |
| 二 螺钿镶嵌工艺的历史传承 |
| 三 明清时期漆器的“和风”盛行 |
| 四 近现代欧洲漆艺崛起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三位奠基人 |
| 一 雷圭元:“代用品”与新观念的首倡者 |
| 二 沈福文:西洋绘画与古代漆绘的合成者 |
| 三 李之卿:古代漆艺现代化的推陈出新者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 |
| 第一节 越南磨漆画的影响 |
| 一 越南磨漆画的源起 |
| 二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漆画家 |
| 三 越南磨漆画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系列美展的影响 |
| 四 五十年代末越南磨漆画对中国美术界引起的轰动 |
| 第二节 艺术魅力、时局影响与体制因素 |
| 一 由“漆绘”到“漆画”、由“手艺人”到“画家” |
| 二 20 世纪新材料、新技法和新工艺的突破 |
| 三 “美展体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扶植 |
| 四 现代绘事与古代工艺的契合点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时期的人和事 |
| 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群体 |
| 二 领军人物乔十光 |
| 三 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价值 |
| 四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漆画展事活动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繁荣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现状 |
| 一 全国院校现代漆画教育现状评估 |
| 二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
| 三 漆艺企业总体没落与工作坊的兴起 |
| 四 “院体派”的艺术高度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得失谈 |
| 一 “美展体制”退潮的巨大影响 |
| 二 画廊的市场主导作用 |
| 三 东西洋漆艺术的启示 |
| 四 漆画家的“内修”与“外功”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评估与前瞻 |
| 一 不可遏止的潮流:新材料、新工艺、新形式 |
| 二 传统绘事技法的保留与革新 |
| 三 漆艺术在艺术表现体系中的生存与定位 |
| 四 坚守“以漆画世”的宗旨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2）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 |
| 一、皇家禁地边缘上的“浮城” |
| (一)山环水抱:长春的自然地理景观 |
| (二)禁地与边门:前城市时代“崇高”的边地景观 |
| 二、“浮动”的城市景观: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的生成与拓展 |
| (一)长春厅的建筑景观与城市空间的展开 |
| (二)鸟瞰宽城子:长春城的轮廓与肌理 |
| 三、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群落及其美学风格 |
| (一)官衙与城墙:城市景观中的政治意象 |
| (二)文庙与书院:中国文脉的景观重现 |
| (三)祠庙、集市与商业:中国传统城市生活美学的空间展开 |
| (四)早期长春城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与美学意蕴 |
| 第二章 殖民、开埠与现代化——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起点及其竞争 |
| 一、沙俄宽城子铁路附属地:现代城市景观的楔入 |
| (一)东省铁路与殖民空间的诞生 |
| (二)铁轨上生长出来的现代建筑意象与城市景观 |
| (三)现代都市街区的景观生产 |
| 二、满铁附属地:现代主义城市景观的萌动 |
| (一)“文装的武备”与殖民空间的膨胀 |
| (二)殖民空间的景观擘画与美学、意识形态考量 |
| (三)现代主义建筑艺术与都市景观的兴起 |
| 三、商埠地:现代城市景观生产中的中国本土特色 |
| (一)自行开埠:长春现代化的本土声音 |
| (二)商埠地的空间布局与秩序 |
| (三)商埠地建筑的景观形式及其民族意识 |
| 第三章 规划“新京”——殖民主义都市的景观想象 |
| 一、“奠都”考量与城市功能转变 |
| (一)“奠都”的考量 |
| (二)“名”与“实”:“新京”命名背后的殖民意图 |
| 二、殖民都市的景观想象:“国都”都市计划 |
| (一)殖民都市计划的空间模型与景观蓝本 |
| (二)完美与秩序:殖民主义都市空间和景观的美学手段 |
| 三、“国都”规划方案的出炉与实施 |
| (一)游移与虚幻的“中心”:“国都”建设计划的炮制及其核心问题 |
| (二)“国都”建设计划概要 |
| (三)“国都”建设计划的实施 |
| 第四章 伪满“新京”城市景观及空间构成 |
| 一、复辟迷梦的表象:伪满临时“帝宫”的景观及风格 |
| (一)“帝宫”前史及其建筑景观 |
| (二)“内廷”与“外廷”:空间、景观重构中的复辟迷梦 |
| (三)“东洋式”风格的凸显与殖民建筑景观的身份确证 |
| 二、殖民权力的经纬:“新京”的景观轴线与政治、宗教建筑景观 |
| (一)“新京”城市景观的“都心”及中轴线 |
| (二)殖民权力的感性显现:伪满政治建筑景观的风格化实验 |
| (三)精神与信仰的囚笼:“新京”宗教建筑景观 |
| 三、财富与欲望的构形:“新京”的商业景观群落 |
| (一)流动的景观:博览会与殖民帝国经济、商业体系的视觉叙述 |
| (二)商业中心:殖民都市的财富“纪念碑”与经济“神殿” |
| (三)“被崇拜的商品”:作为风景的百货大楼 |
| 四、电影与伪满“新京”的殖民都市文化景观 |
| (一)电影院与新的消费文化空间的生成 |
| (二)“满映”与“新京”电影文化的变异 |
| (三)电影文化:殖民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消费的混杂 |
| 五、公园:“新京”的休闲娱乐空间及其功能变异 |
| (一)长春近代“公园”的诞生 |
| (二)作为殖民开拓史叙事空间的公园:“满铁”与伪满“新京”的造园活动 |
| 第五章 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美学、历史与文化分析 |
| 一、色彩、纹理与景深装置:景观中的城市肌理 |
| (一)美学与政治交织的城市色彩 |
| (二)“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异质性的城市纹理 |
| (三)挤压式与对抗性的景深装置:绿地、水系、公园的配置 |
| 二、命名的巫术:伪满城市景观的风格化运动批判 |
| (一)“满洲式”:“风格”的假面 |
| (二)命名的巫术:殖民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 |
| 三、城市景观审美现代性的再审视 |
| (一)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华丽表象与复杂性体验构成 |
| (二)对抗、凝视与他者化:殖民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差异性结构 |
| (三)层累的景观遗存及其审美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图片来源 |
| 附录二 表格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背景 |
| (一)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二)支援关内战争的需要 |
| (三)吉林省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的需要 |
| (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 |
| 二、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宣传 |
| (一)“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机构 |
| 1.节约检查委员会 |
| 2.抗美援朝分会 |
| 3.吉林省总工会 |
| 4.农业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 |
| (二)“增产节约运动”的宣传手段 |
| 1.建立宣传网,培养宣传员、报告员 |
| 2.展览会、报告会等劳模及先进经验宣传大会 |
| 3.读报、扫盲小组 |
| 4.其他通俗宣传方式 |
| 三、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 |
| (一)工业领域的“增产节约运动” |
| 1.创造新纪录运动 |
| 2.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
| (二)农业领域的“增产节约运动” |
| 1.爱国主义丰产运动 |
| 2.韩恩农业互助组 |
| (三)吉林省森林工业的“增产节约运动” |
| 1.1952年增产节约计划 |
| 2.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大会 |
| 四、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 |
| (一)改善了吉林省工农业的生产状况 |
| (二)支援了关内战争、抗美援朝 |
| (三)奠定了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追求 |
| 第一章 现代修辞教学的渊源 |
| 第一节 古代修辞教学的背景 |
| 一、古代修辞研究的发展 |
| 二、古代语文教育的发展 |
| 第二节 古代修辞教学的内容 |
| 一、修辞教学内容的初步体现 |
| 二、修辞教学内容的分化凸显 |
| 三、修辞教学内容的充实丰富 |
| 四、修辞教学内容的近代转型 |
| 第三节 古代修辞教学的策略 |
| 一、将“修辞立其诚”作为教学基本要求 |
| 二、将修辞教学融入言语实践的过程 |
| 三、力求“盈科而进”探索程序系统 |
| 第二章 现代修辞教学的萌发 |
| 第一节 现代修辞教学萌发的背景 |
| 一、现代修辞学的草创 |
| 二、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与语文课程的正式独立 |
| 第二节 现代修辞教学内容的初步探索 |
| 一、语文独立设科背景下对“言语形式”的重视 |
| 二、国文课程中“文法要略”教学内容的登场 |
| 三、国语课程中“修辞学大意”教学内容的明确提出 |
| 第三节 现代修辞教学策略的初步寻求 |
| 一、以“贵明通”作为修辞教学的基本要求 |
| 二、重视“于练及言语与文章之际”开展修辞教学 |
| 三、对特设教学时间和单独编写教材的追求 |
| 第三章 现代修辞教学的勃兴 |
| 第一节 现代修辞教学勃兴的背景 |
| 一、现代修辞学科的建立和初步发展 |
| 二、教育战线的坚守与国文国语课程的稳步建设 |
| 第二节 现代修辞教学内容的基本成型 |
| 一、修辞教学内容的自立门户 |
| 二、修辞教学内容的系统建构 |
| 三、修辞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良 |
| 第三节 现代修辞教学策略的全面探究 |
| 一、确立“适应题旨情境”的修辞教学要求 |
| 二、强调修辞要“随选文”依次教授 |
| 三、追求修辞教学“有系统的概念” |
| 第四章 现代修辞教学的成熟 |
| 第一节 现代修辞教学成熟的背景 |
| 一、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正式建立 |
| 二、教育事业的新纪元和语文教育的新开拓 |
| 第二节 现代修辞教学内容的继续充实 |
| 一、“语文”课程中白话修辞教学地位的提升 |
| 二、汉语文学分科试验与汉语修辞教学系统的建设 |
| 三、“工具说”的确立与修辞“双基”教学的探讨 |
| 第三节 现代修辞教学策略的持续推进 |
| 一、“文道统一”教学观的确立和“语境”思想的提出 |
| 二、从强调“相机教学”到重视“基本训练” |
| 三、基于语文课程内容整体的修辞教学程序系统建设 |
| 第五章 现代修辞教学的繁荣 |
| 第一节 现代修辞教学繁荣的背景 |
| 一、修辞学研究的全面兴盛 |
| 二、教育事业的拨乱反正与语文课程的科学化追求 |
| 第二节 现代修辞教学内容的回归与丰富 |
| 一、修辞知识的回归与“精要好懂有用”知识观的提出 |
| 二、能力本位的确立与修辞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建设 |
| 三、能力训练的强化与篇章修辞教学的突显 |
| 第三节 现代修辞教学策略的改进与提升 |
| 一、“得体”原则的确立和“语体中心论”的提出 |
| 二、对修辞“训练”的重视与“习得”观念的引入 |
| 三、从知识教学程序系统到能力训练程序系统的建设 |
| 第六章 现代修辞教学的重生 |
| 第一节 现代修辞教学重生的背景 |
| 一、跨学科背景下修辞学研究的演进 |
| 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与语文课程实践性的突出 |
| 第二节 现代修辞教学内容的淡化与调整 |
| 一、“语感”的讨论与修辞教学内容的淡化 |
| 二、课程内容的泛化与修辞教学的失落 |
| 三、语言本位的重新确立与修辞教学内容的重构 |
| 第三节 现代修辞教学策略的转向与变革 |
| 一、修辞教学对“语言运用情境”的关注 |
| 二、从“感悟”到“自主的语言实践活动” |
| 三、修辞教学系统的解构与重构 |
| 第七章 现代修辞教学的反思与前瞻 |
| 第一节 现代修辞教学的反思 |
| 一、现代修辞教学的发展特征 |
| 二、现代修辞教学的发展动因 |
| 第二节 现代修辞教学内容系统的建设 |
| 一、修辞教学内容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二、修辞教学内容系统建设的构想 |
| 三、修辞学业质量标准建设初探 |
| 第三节 现代修辞教学策略的探讨 |
| 一、“引导习得”的策略 |
| 二、指导“情境学得”的策略 |
| 三、指导“系统学得”的策略 |
| 第四节 语文教师修辞素养与修辞教学素养的培育 |
| 一、语文教师修辞素养的培育 |
| 二、语文教师修辞教学素养的培育 |
| 结语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史大事年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7）陕西省“民众学校”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1、民国时期“民众学校”的理论研究 |
| 2、民国时期“民众学校”的相关研究 |
| 3、近二十年“民众学校”史研究 |
| 4、陕西省民众学校及社会教育的相关研究 |
| 三、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 1、“民众学校”概念界定 |
| 2、研究范围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陕西省社会概况 |
| 一、军阀混战,地方动荡不堪 |
| 二、灾害频仍,人民生活困顿 |
| 三、教育落后,社教起步较晚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陕西省“民众学校”发展演变 |
| 一、萌芽与探索时期(1911-1926) |
| 二、起步与实践时期(1927-1930) |
| 1、强迫教育运动大会的召开 |
| 2、成立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 |
| 三、推广与鼎盛时期(1931-1940) |
| 1、西安民校管理处的设置与民众学校的创办 |
| 2、“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计划”与“保立小学”的设立 |
| 3、战时民众补习教育计划的推行 |
| 四、转型与停滞时期(1940-1949) |
| 1、国民教育制度的推行 |
| 2、创办特种教育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时期陕西“民众学校”的类型 |
| 一、专设类“民众学校” |
| 1、从平民学校到民众学校 |
| 2、露天学校 |
| 3、乡农学团 |
| 二、附设类“民众学校” |
| 1、各级学校附设民众学校 |
| 2、民众教育馆附设民众学校 |
| 3、各机关附设民众学校 |
| 三、班级式“民众学校” |
| 1、保立学校成人班 |
| 2、国民学校民教部 |
| 第四章 “民众学校”的行政管理研究 |
| 一、“民众学校”的内部行政组织 |
| 二、办学场址的选择与分布 |
| 三、经费来源与开支 |
| 1、经费的来源 |
| 2、经费的开支 |
| 四、奖励与惩处 |
| 1、对于办学人员的奖励与惩处 |
| 2、对于学生的奖励与惩处 |
| 五、学生及老师的构成情况 |
| 1、学生的年龄及身份 |
| 2、教师的来源 |
| 第五章 “民众学校”的教学管理研究 |
| 一、招生与留生问题 |
| 1、招生问题 |
| 2、留生问题 |
| 二、教材的选择及课程的设置 |
| 1、教材的选择 |
| 2、课程的设置 |
| 三、教学方式的选择 |
| 1、定点与流动式教学 |
| 2、好汉传习制 |
| 四、时间安排与学级编制 |
| 1、修业期限与授课时间 |
| 2、学级编制 |
| 第六章 陕西省“民众学校”的成效及其不足 |
| 一、陕西省“民众学校”的贡献 |
| 1、扫除文盲,承担社教重任 |
| 2、平衡差别,妇女受教增多 |
| 3、精神教育,有力支援抗战 |
| 二、陕西省“民众学校”的不足 |
| 1、政策迭变,办理成绩有限 |
| 2、经费欠缺,政府苛征横敛 |
| 3、薪俸微薄,教师积极性差 |
| 4、偏重省会,地方办理不善 |
| 5、背离初衷,实行特种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庆警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安庆警政建设的开端及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安徽警察制度的开端 |
| 第二节 清末安庆警政制度的初创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安庆警政的发展 |
| 第二章 安庆警察组织结构与人事管理 |
| 第一节 安庆警政组织结构 |
| 一、内部组织结构 |
| 二、附属机构 |
| 第二节 安庆警察管理 |
| 一、警察的任用和录用 |
| 二、警察的分配 |
| 三、警察的奖惩 |
| 四、警察薪金和抚恤 |
| 第三节 安庆警察教育 |
| 一、警官教育 |
| 二、长警教育 |
| 第三章 安庆警政与社会管理 |
| 第一节 治安防控 |
| 一、户籍管理 |
| 二、治安管理 |
| 三、规范交通 |
| 四、火患的预防及控制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管理 |
| 一、食品卫生管理 |
| 二、医疗卫生事业管理 |
| 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
| 四、普及卫生知识 |
| 第三节 整顿社会风气 |
| 一、禁烟禁赌 |
| 二、管理娼妓 |
| 三、取缔不良书画、戏曲 |
| 四、推行新生活运动 |
| 第四节 监管社会舆论与集会结社 |
| 一、管制报刊 |
| 二、注意集会结社 |
| 第四章 安庆警政建设的评价 |
| 第一节 安庆警政建设取得的成就 |
| 一、促进安庆治安管理的进步 |
| 二、促进安庆市政管理的发展 |
| 第二节 安庆警政建设的不足 |
| 一、经费与捐费问题 |
| 二、军警冲突 |
| 三、警察队伍管理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10）国民党在浙江省“党化教育”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想渊薮 |
| 一、孙中山的“党治”理论 |
| 二、戴季陶与“党化教育” |
| 三、浙江省“国民党化的教育” |
| 第二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党部的党员教育 |
| 一、编制教育计划 |
| 二、推行党员训练 |
| 三、学习党义书籍 |
| 第三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地方武装政治训练 |
| 一、省保安团队的“党化” |
| 二、抗卫团队党部的政治训练 |
| 三、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的集训 |
| 第四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中小学的教育 |
| 一、党义课程与党义教科书 |
| 二、中小学党义教师的管理 |
| 三、学生的课外党义活动 |
| 第五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的社会宣教 |
| 一、国民党报中的民众宣教 |
| 二、纪念日活动的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Synopsis,Editorial Board Meeting（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D]. 郭立忠.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2)
- [2]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D]. 邸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沈兼士年谱简编[J]. 郦千明,汪素梅.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1(03)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5]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D]. 李星仪.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研究[D]. 马磊. 扬州大学, 2020(01)
- [7]陕西省“民众学校”研究（1927-1949）[D]. 张佳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庆警政研究（1927-1937）[D]. 杜敏. 安徽大学, 2020(08)
- [9]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10]国民党在浙江省“党化教育”研究（1927-1949）[D]. 张瑞.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