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南朝乐府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南北朝乐府民歌,南北文化融合,文化气息,女性形象
南朝乐府论文文献综述
陈孟莹[1]（2019）在《从南朝乐府民歌看南北文化融合》一文中研究指出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各具特色,都具有主导地位。等到唐朝时很明显南朝文化占据上风,但北朝文化也被继承其中较好的融合在一起,而最初的融合发展就体现在文学的融合发展中。南北朝时期上层文人乐府诗的创作也进入了自西汉后又一个高潮,但北朝的文豪数量不如南朝,南朝的永明体诗人、宫体诗诗人、皇室文学家都创作乐府诗,但题材风格偏重艳丽绮靡。而南朝乐府民歌却风格多样,也有不少佳作,同时南朝的乐府民歌开始体现出南北文化融合的痕迹,这给唐代以后的文化融合带来很好的影响。(本文来源于《文学教育(下)》期刊2019年10期）
宋薇薇[2]（2019）在《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性意识》一文中研究指出南朝乐府民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民歌中大规模女性情歌的集体抒发,在封建社会中实属罕见。本文将民歌中的女性形象作分类归纳,进一步探究其深层的女性意识,以此了解南朝女性的生存状态。其具体表现为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性爱的大胆书写和对男权的挑战。(本文来源于《汉字文化》期刊2019年19期）
赵越[3]（2019）在《南朝乐府里的《洛阳道》和《长安道》》一文中研究指出《洛阳道》《长安道》古辞早已不存,横吹曲辞经过南北朝时期文人的改造,不再配乐而歌,成为案头之作。《洛阳道》《长安道》在篇制、声律、对偶等方面接近于近体诗的写作模式,承载着文人们的精神追求。本文将二辞与南朝其他乐府诗中的洛阳和长安进行比较,分析对唐代京城诗的影响。(本文来源于《汉字文化》期刊2019年12期）
叶杰英[4]（2019）在《浅析鲍照乐府诗美学特征与南朝文风的相尚》一文中研究指出鲍照乐府诗的美学特征与南朝的审美意识具有共同之处,即与南朝文风有相尚的一面。本文从"重视辞采的审美性""对文学形式的有意探讨"两个方面进行观照、分析,由此体悟其乐府诗多样的情感波澜和众多的审美领域。(本文来源于《文教资料》期刊2019年18期）
陈斯柔[5]（2018）在《从修辞学角度浅谈南朝乐府民歌》一文中研究指出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古一个大变革时期,但同时也是思想极为自由开放的时期。乐府自汉代产生以来于魏晋南北朝发展到高峰,由官府制乐转变为民间创作,作品中体现出该时期南北方不同的语言风格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特别是承载诗歌的修辞手法值得关注。(本文来源于《明日风尚》期刊2018年15期）
张华伟[6]（2018）在《南朝游仙乐府诗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游仙乐府诗是指用乐府这一诗体表现游仙内容的诗歌,它作为乐府文学的一部分,有着独特的价值。文章以南朝游仙乐府诗为研究对象,从构成要素、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诸方面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第一章南朝游仙乐府诗的曲名与本事。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考察曲名的含义及其演变的情况。本节将南朝游仙乐府诗的曲名分为传统型曲名与新制型曲名两类。传统型曲名有些本身即包含游仙的元素,有些则是后世文人用本非游仙乐府诗的曲名写游仙,使其成为游仙曲名;新制型曲名既有以诗歌内容为名的传统命名方式,也有摘取成句和以社会活动为名的新的命名方式。第二节考察本事的来源与变化。南朝游仙乐府诗的本事分为组曲本事和单曲本事,组曲本事指组曲创制的社会背景及相关的历史事件;单曲本事有两个来源,一为神话传说,一为日常生活。第二章南朝游仙乐府诗思想内容的继承与发展。南朝游仙乐府诗对前代游仙诗思想内容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对列仙之趣的承袭和坎壈咏怀的延续。列仙之趣的承袭具体表现为描写仙人成仙的过程、仙人在仙界的活动;坎壈咏怀的延续表现为诗人在诗歌中抒发了怀才不遇之感和对世俗的厌弃之情。南朝游仙乐府诗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新变表现为艳情描写比重的增加和新的道教修炼方式的出现。第叁章南朝游仙乐府诗的艺术特点。本章从创作方法上对南朝游仙乐府诗的艺术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拟篇法”和“赋题法”的出现为南朝游仙乐府诗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吴声西曲的发展引起了文人的兴趣,梁武帝所制的《上云乐》就是改造西曲的成果。神仙歌舞剧的搬演为这一时期游仙乐府诗创作上的辞乐结合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诗歌中音乐意象的大量出现也是辞乐结合的有力证明。在体式方面,南朝游仙乐府诗出现了前代未曾有过的游仙组曲,和声和套语也应用到了游仙乐府诗的创作中。在句式方面,杂言句式在游仙乐府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杂言中又以叁言最为普遍,出现了多种以叁言为主的固定句式。(本文来源于《沈阳师范大学》期刊2018-05-22）
胡静[7]（2018）在《南朝宋乐府诗歌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经历了汉末乱世、魏晋两朝,自周传承的礼乐制度已然千疮百孔,这一时期乐府诗歌的特点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和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相表里的,是国家的礼崩乐坏。刘宋作为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也是南朝四代中历时最长的,这一时期的礼乐文化和乐府诗歌承上启下,同前后时代相比,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点。总体来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收录了刘宋一代乐府诗歌731首,其中明确着录作者的有368首,作者不明的则有363首,由此可见刘宋乐府之盛。通过梳理刘宋乐府诗歌的体式、分类概况和历代载录情况,可以对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歌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深入探讨其特点大有裨益。刘宋王室雅好艺文,建国之初便着手恢复礼乐,宋武帝刘裕在位时期参照汉魏礼乐制度,重建乐府等机构,设太常令丞、明堂令丞、太乐令丞、太庙令丞等官职,掌管礼乐相关事宜,并下诏创制乐府歌辞,此外文帝刘义隆、孝武帝刘骏、明帝刘彧都或多或少对南朝宋的礼乐制度建设做过一定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体现在宫廷礼乐上,在俗乐上亦有所建树,尤其是对吴声西曲歌辞发展的推动。不同于曹魏时期的一枝独秀,此时的文人乐府诗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活力,作者虽不多,但作品质量整体看来却不容小觑。以相关主体为标准划分,可以将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歌分为叁类:宫廷乐府、文人乐府和乐府民歌。作为雅乐的宫廷礼乐,一般在南郊、明堂、宗庙等专门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演奏,乐府诗歌中沿革的配乐和仪式步骤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尤以《宋章庙乐舞歌》最具代表性。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文人乐府诗根据内容来看,可以划分为边塞乐府、言志乐府和闺情乐府叁类,反应了当时文人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其中有拟古之诗,亦有自创之句。乐府民歌主要分布在相和歌辞、清商曲辞和杂歌谣辞叁大类中,民歌由于作者和产生时代不具确定性,所以同为民歌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相关性。以《子夜四时歌》对《子夜歌》的传承与新变的个案研究为例,从本事、体式、意象、语言风格等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乐府民歌特点进行探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极大一部分原因是此时出现了文学批评着作。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都涉及刘宋时期的乐府评论,自此,后世诗话中间或评论者不在少数,而笔墨多集中于元嘉叁大家——颜延之、谢灵运、鲍照,其中又以鲍照为最。颜谢二人仅数篇诗歌被评点,且角度相对固定,相较于此,对鲍照的品评则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诗歌的体裁、形式、内容,乃至名篇名句,皆有所涉及。(本文来源于《苏州大学》期刊2018-04-01）
王梦[8]（2017）在《南朝襄阳乐府诗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襄阳县在襄水之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名襄阳,位于南郡北部;汉置襄阳县,隶南郡;魏置襄阳郡,属荆州,治襄阳;南朝宋时襄阳郡属雍州,治襄阳;齐、梁因之;后梁萧詧附庸于西魏(公元555年),都于襄阳,西魏改雍州为襄州;北周时襄阳仍属于襄州。南朝时期襄阳地区是兵马重镇,宋、齐、梁叁朝,襄阳都是雍州的治所,辖区包括襄阳郡乃至整个雍州地区。由于重要的军事地位,引来众多社会上层人士,加之襄阳本水路之冲,往来人口比较多,经济比较繁荣,因此在南朝民歌和文人乐府普遍兴盛的情况下,产生了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乐府诗。笔者正是关注南朝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于襄阳地区的乐府诗,对它们的作者、本事、内容、相关地名、写作技巧及乐舞特征进行研究,以期对南朝襄阳乐府诗进行比较深入的解读,把乐府诗研究与地域研究结合起来,能够揭示出其具有地域特色的内容。第一章是对南朝襄阳乐府诗进行界定。首先从地域和时间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地域界定上,因陈时襄阳属于北朝的襄州辖区,因此限定在南朝宋、齐、梁时雍州的辖区之内;时间界定上,以南朝为限,且限定在宋、齐、梁叁朝。其次,对南朝襄阳乐府诗文献进行考察,搜集南朝时期创作的与襄阳地区有关的乐府诗,然后排除那些不在襄阳地区创作,不以襄阳地区为描写对象的乐府诗,最终确定二十九首南朝襄阳乐府诗为研究对象。第二章是对南朝襄阳乐府诗的作者、本事进行考论。通过对刘诞、萧赜、释宝月、沈约、萧衍、萧纲进行考论,发现他们皆非襄阳籍人士,大多地位显赫,且多为一代文士,分析他们先后来到襄阳地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襄阳地区重要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对南朝襄阳乐府诗的本事进行考论,发现《襄阳乐》是欣赏襄阳民歌而作,《雍州曲》和《乌栖曲》是有感于襄阳享乐生活而作,《估客乐》和《襄阳蹋铜蹄》是为了追忆往事而作。第叁章是通过地名考辨对南朝襄阳乐府诗进行地域文化解读。主要是对“襄阳城”、“桃林”、“岘山”、“南湖”、“北渚”、“大堤”、“宛水”、“汉水”、“樊邓”、“扬州”等进行考辨,揭示出襄阳地区贸易、风俗、游乐文化对乐府诗的影响。第四章是对南朝襄阳乐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进行研究。南朝襄阳乐府诗的内容考论,揭示出这些产生于襄阳地区的乐府诗具有极鲜明的地域性内容。艺术特色包括:歌词大多是五言四句形式,受到民间歌谣影响,简短生动但有变化;多使用谐音双关语与形象的比喻;前期语言多通俗质朴,有吴语词汇的运用;歌诗有对唱倾向,显示了民谣特点;后期词藻华美,风格轻靡,表现出文人化特征。乐舞特征包括:和声在前送声在后,其中和声并非在乐曲开端,应在每句之后;和声的作用是使一人唱,多人和,且和送声构成了乐曲的主要声调,《襄阳乐》、《襄阳蹋铜蹄》的调名当是根据其和声得来的,它们的和声均取自襄阳民歌;除与吴歌有所不同,南朝襄阳乐府诗作为产生于樊、邓地区的歌诗,与其他产生于荆、郢地区的西曲也有不同的乐舞特征。(本文来源于《沈阳师范大学》期刊2017-05-25）
时丽琼[9]（2016）在《南朝乐府和汉乐府女性形象之比较》一文中研究指出女性形象是南朝乐府民歌和汉乐府诗歌中主要表现的对象。虽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南朝乐府民歌和汉乐府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却有相通之处,但由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而各具特点。透过南朝乐府民歌和汉乐府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女性形象在历史演进程中的演变痕迹。(本文来源于《淄博师专学报》期刊2016年02期）
王明敬[10]（2016）在《汉乐府民歌与南朝乐府民歌中女性的吟咏》一文中研究指出汉乐府民歌格调古朴浑厚,生活气息凝重,具有现实主义批判的严肃、冷静,细致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辛,其中表现妇女苦痛精神生活和女性意识的作品尤为可贵,有别于《诗经》风貌。南朝乐府民歌绝大多数是出自女性的歌唱,以情爱为核心内容,对女性在爱情中细腻的感受和不懈追求表现得极为透彻,有着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本文来源于《名作欣赏》期刊2016年17期）
南朝乐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南朝乐府民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民歌中大规模女性情歌的集体抒发,在封建社会中实属罕见。本文将民歌中的女性形象作分类归纳,进一步探究其深层的女性意识,以此了解南朝女性的生存状态。其具体表现为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性爱的大胆书写和对男权的挑战。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南朝乐府论文参考文献
[1].陈孟莹.从南朝乐府民歌看南北文化融合[J].文学教育(下).2019
[2].宋薇薇.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性意识[J].汉字文化.2019
[3].赵越.南朝乐府里的《洛阳道》和《长安道》[J].汉字文化.2019
[4].叶杰英.浅析鲍照乐府诗美学特征与南朝文风的相尚[J].文教资料.2019
[5].陈斯柔.从修辞学角度浅谈南朝乐府民歌[J].明日风尚.2018
[6].张华伟.南朝游仙乐府诗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8
[7].胡静.南朝宋乐府诗歌研究[D].苏州大学.2018
[8].王梦.南朝襄阳乐府诗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7
[9].时丽琼.南朝乐府和汉乐府女性形象之比较[J].淄博师专学报.2016
[10].王明敬.汉乐府民歌与南朝乐府民歌中女性的吟咏[J].名作欣赏.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