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文波[1]2004年在《经济增长与出口变动》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研究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为主线,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两部分,分别研究了要素投入增加、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变动的影响机理,并使用平行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强调了提高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是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路径,从而为我国贸易政策的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文章的主体部分,运用前沿生产函数,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算了我国27个主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变化情况。在使用图示法从直观上描述了技术效率增进、技术进步和制造业总体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平行数据分析模型(Panel data Analysis)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使用GLS回归分析法量化了要素投入、技术进步、效率增进对我国出口增长的影响。并按照要素密集度把我国27个制造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叁类,分别实证了这叁个方面在影响不同要素密集类型的制造业出口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认为在1992-2002我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技术要素在促进出口增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内生产要素的数量积累、质量改进和有效使用依然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如何实现工业生产技术效率增进对出口的影响,将需要进一步研究。 文章结论部分提出“增长性”贸易政策的观点,认为在新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中国对外贸易要立于不败之地则必须加快转变依靠资源和劳动力耗用为主导的出口增长模式,以科技进步为先导,通过制造业内部的资源优化和配置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水平,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技术水平,通过影响国内生产环节,在“贸易前”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实现长期的稳定的出口增长。
于明远[2]2017年在《生产性服务、结构软化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文中指出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工业总产值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制造业与世界发达国家制造业实力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仍然是大而不强。这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品分工两个层面。在服务、信息、技术和管理等"软要素"上的严重缺失使得中国制造业在产品的国际竞争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上均出现了规模和获利能力错配的现象。此外,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又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软要素"投入的不足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严重阻碍了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并制约着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本文从结构软化的视角分析生产性服务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文章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现状,提出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已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客观要求相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制造业的发展战略思路应当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在于获取基于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本文运用基于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从结构软化的视角分析了生产性服务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具体分析了部分"软要素"在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在分析总结制造业结构软化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制造业结构软化应当具有的基本特征。在综合考虑制造业结构软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制造业结构软化的指标体系,并对制造业结构软化指标体系的运用价值进行了分析;中国是一个大国,行业间和区域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本文从行业和地区两个角度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与结构软化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在行业差异分析中,本文从不同产业类型、不同产业成长阶段、不同产业组织结构类型等叁个维度对比分析了不同种类制造业产业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差异;在地区差异分析中,主要分析了东北经济区、长江叁角洲经济区、珠江叁角洲经济区等叁个典型经济区生产性服务与结构软化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模式的差异;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策略、分行业策略和分地区策略叁个方面进行了生产性服务与结构软化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设计,为利用生产性服务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供政策支持。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提出了基于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本文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及其原因。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现阶段国际竞争力水平仍然较低,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品分工两个层面;本文分析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客观要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提出了基于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文章提出,从生产不同产品的相对成本来看,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相对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则在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果以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上述结构就会凝聚化,中国制造业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中将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思路应当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在于获取基于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不断增加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产生的,文章运用基于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从结构软化的视角分析了生产性服务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并具体分析了"软要素"如何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对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第二,构建了制造业结构软化的指标体系。在分析制造业结构软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制造业结构软化应当具备的基本特征。综合考虑制造业结构软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制造业结构软化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两级指标,其中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指标体系的设计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运用该指标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不同制造业行业与不同地区制造业结构软化的进程。各项指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指标易于计算,能够将不同制造业行业结构软化程度量化,从而有利于客观地反映不同制造业行业结构软化状况,有利于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结构软化程度进行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评价,有利于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结构软化的趋势进行预测,有助于相关部门了解不同制造业行业结构软化的状况,从而制定各种相关政策。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也有利于运用各种数据测算方法对不同地区制造业结构软化的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不同地区制造业结构软化的走向,有助于相关部门制定各种推动地区制造业结构软化进程的政策,有利于通过考核激励各地区不断加强自身的薄弱环节,推进制造业结构软化进程。第叁,生产性服务与结构软化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行业差异分析。从不同的维度分析了制造业结构软化的行业差异。按照产业类型的不同考察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按照产业成长阶段的不同考察了成长期产业和成熟期产业,按照产业组织结构类型的不同考察了垄断性产业和竞争性产业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制造业行业对于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差别,从而揭示了制造业结构软化的行业路径差异。文章在各种差异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本章的实证分析部分,包括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模型检验、实证结果分析等。第四,生产性服务与结构软化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分析了东北经济区、长江叁角洲经济区、珠江叁角洲经济区等叁个典型经济区。一方面,从不同地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扶持力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程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人才支撑力度、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分析了不同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所导致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供给水平差异。另一方面,从不同地区制造业出口结构及国际竞争力状况的角度分析了不同地区的优势、劣势及需重点发展的制造业行业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制造业结构软化的地区模式差异。本章的实证分析部分,包括计量模型的建立与模型检验、各地区生产性服务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模式的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生产性服务与结构软化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设计,包括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总体策略分析,提升不同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性策略分析,提升不同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性策略分析叁个部分,为中国利用生产性服务,提升制造业结构软化度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李金城[3]2017年在《信息化影响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机理与实证》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模仿先进国家推动技术进步的空间越来越小,"人口红利"也正逐渐消失,制造业和贸易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此,中国政府密集出台了信息化相关的规划和政策,希望将信息化作为一个新的动力源泉和重要抓手,推动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信息化发展能否推动一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和技术含量的改善?如果可以,其机制如何?这在以往研究还鲜有涉及。该课题既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更对我国当前阶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探明信息化对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和机理,论文在文献综述和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开展逻辑和模型分析,探讨了信息化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潜在影响和两大作用路径。并通过实证和案例研究,为规范分析提供经验证据。最后给出了本文的结论、政策启示和未来研究方向。全文共由八章组成。理论分析认为,信息化水平提升可能通过两个路径增进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一是信息成本节约效应。信息化可使企业减少应对"不确定性"的成本、提升响应速度、改善产业链协同效率、促进社会分工和对市场信息的掌握,使信息成本实现节约,进而直接促进企业单位生产和贸易成本下降。由于信息密集度存在差异,该促进作用对密集使用信息资源的高复杂度产业会更大。二是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信息化水平提升会通过促进创新型要素(信息资源、研发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成本的下降,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由于高复杂度产业对这些要素的投入更密集,信息化水平提升对其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强,因而对其生产和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参考 Costinot(2009)、Feenstra(2003)、Aghion(2010)等建立了理论模型,阐述上述机制和路径。实证研究中,利用39国1995-2011年信息化、出口和出口复杂度数据,借助3个计量模型验证了相关命题假设。结果显示:第一,在控制国家和年度的情况下,高复杂度制造业比中低复杂度制造业有更高的信息密集度。第二,一国制造业净出口指标(净出口占GDP比重)与信息化水平呈显着正相关关系,且在使用海关数据的情况下,信息化对制造业净出口的影响小于使用附加值数据的情况。第叁,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指标与信息化水平呈显着正相关关系,且在使用海关数据的情况下,信息化水平提升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高于使用附加值出口数据的情况。第四,对不同复杂度制造业分别进行检验发现,信息化水平提升对高复杂度制造业出口和净出口的直接影响要大于中、低复杂度制造业,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信息成本节约效应的存在。第五,信息化指标通过影响研发投入间接正向作用于制造业出口和净出口指标,且该作用对高复杂度制造业的影响大于中、低复杂度制造业,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的存在。第六,对制造业出口和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程度而言,信息化水平提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其通过促进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作用,说明两个路径中信息成本节约效应起了主导作用。案例分析中,对中国智能手机行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一家典型企业(小米手机)利用互联网提升竞争力、迅速崛起的过程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总结。研究发现:第一,2010-2015年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商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迅猛增长,并已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绝对优势,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也得到快速提升。第二,小米手机作为新的国产品牌,其爆发式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互联网的充分运用。包括:利用互联网平台和工具,降低广告、渠道、库存和管理等成本;利用互联网调动大量用户参与产品研发,推动企业的产品和流程创新;利用互联网构建新型手机商业模式等。第叁,中国智能手机行业的整体快速崛起,也与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有重要的联系。案例分析显示,信息化发展可以通过信息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推动智能手机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高复杂度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文章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首次形成了信息化影响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问题的分析框架,并提出"信息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创新促进作用"两大作用路径。第二,发现信息化可成为改善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来源,并提供了经验证据。第叁,拓展了信息化与出口关系领域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信息化改善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两种路径的"存在性"和"重要性"。第四,在国际比较分析和实证中,同时使用海关和附加值贸易数据计算核心指标,减少了单独使用海关数据对比较研究和实证结果的潜在扭曲。语言统一、人口众多的大网络,使中国拥有多数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信息资源潜力。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又使中国较其他发展中大国具有更强的信息技术吸收能力和信息化先发优势。基于前文研究成果,对中国应如何利用信息资源潜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复杂产业加速进步,提供了若干政策建议。
唐乐[4]2016年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与特征,当代产业结构的演进也由过去以自然资源与制造业为基础的国别演进,转变为以信息资源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区域演进。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在深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也影响着处于不同分工地位国家的产业升级效应。因此,产业结构的国际化问题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雁行形态”也日渐式微。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但重新构建了东亚区域的国际分工体系,也使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在新形势下,系统分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关联机制,把握东亚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正确认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理论,利用投入产出方法与计量经济方法,探索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基本关联机制,衡量东亚区域内贸易价值分配,勾勒东亚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揭示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升级效应,为中国制造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提供参考。本文共分7章,具体结构安排与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对文中所用数据作出说明。第2章相关理论概述。本章是全文分析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等相关理论。第3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相对独立演进过程,比较了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然后,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变化趋势,揭示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整体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动因。最后,从贸易与投资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商品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促进作用。第4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分析。本章从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波及效应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进行了动态分析与静态比较。首先,介绍了东亚区域产业关联的分析工具——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并对2013年最新公布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2005)的简化形式与均衡关系加以说明。其次,利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1995、2000和2005的数据,通过构建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的指标体系,分别从东亚整体与国别两个层面动态分析了区域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程度不断加深,日本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作用依然较大,但趋势逐渐减弱,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在不断加强,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逐渐趋于内生化和多元化。随后,从产业后向关联和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两个角度,深入到产业内部,分析和比较了东亚区域的产业波及效应。结果显示,在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中国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对东亚区域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最明显;在各产业间,制造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在制造业内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关联效应增强。区域外美国和区域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对东亚区域的生产诱发效应较大,中国最终需求的诱发效应不断追赶美、日,但主要体现在内部的诱发;制造业是最终需求诱发程度最高的产业,其中,轻工业部门突出为内部的生产诱发,重工业部门突出为外部的生产诱发。第5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国际分工格局变迁。本章以国际分工为切入点,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进一步剖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首先,对产业结构国际化下的贸易价值分配机制进行说明,明确了贸易价值分配对国际分工地位与国际产业结构关联的影响。其次,利用结构分解技术,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体系下,将东亚区域内主要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分解为直接国内价值、再进口的国内价值、东亚价值和其他地区中间产品价值四个部分,并分别从整体和产业两个层面比较各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含量及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经济体出口创造的国内价值含量普遍下降,转移的东亚价值不断上升。美国、日本仍占据出口贸易价值来源的主导地位,但其份额正逐渐下降,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价值含量在不断增加。服务业与制造业成为贸易价值转移的主要产业,服务业已形成区域共享,但制造业却呈现明显的层次分工,发达国家仍占据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发展中国家仅占据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随后,在出口贸易价值分解的基础上,借助垂直专业化系数指标,对东亚各经济体及其制造业在区域内的分工地位及变化趋势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日本仍占据东亚区域制造业国际分工体系的顶尖处,专业化于产品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标准化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盟四国,主要专业化于一般性中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中国由于参与国际分工起步较晚,在本世纪初期,仅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虽然近些年有所改善,但仍没有完全摆脱价值链低端的位置。最后,根据域内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指出在东亚区域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第6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本章基于国际生产网络的视角,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分析。首先,在明确适度融入和过度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基本内涵前提下,通过信任、信息传递与共同问题解决机制叁个方面,阐明制造业融入国际生产网络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对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进行了测评,结果表明,2002年至2012年间,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起伏变化,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融入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较高。然后,利用相关指标和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2002年至2012年的产业间与产业内升级状况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升级与产业内升级在这一时期均有明显效果,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大部分制造业的净附加值比率保持上升态势,并且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实现了产业内由低附加值能力向高附加值能力的跃升。最后,引入计量模型,就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与整体内部升级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内部升级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显着,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并不显着。第7章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并结合从主要结论获得的启示,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王菁[5]2016年在《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逐渐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生产者服务的作用逐渐凸显。与此同时,国际分工体系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比较优势分工从国家间或产业间逐渐深入到产品价值链条上来。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生产者服务作为一种中间投入,能把分布在各个生产空间的生产环节联结在一起,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在全球价值链广泛发展的浪潮下,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靠土地禀赋和劳动力资源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中。尽管近年来中国参与分工程度不断深化,制造业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但是出口技术复杂度还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地位,制造业增长方式亟需转变。生产者服务是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将生产者服务作为一个主要因素,探究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这对提高我国国际分工地位,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生产者服务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理论模型,从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四方面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分别阐述了不同类型的生产者服务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其次对中国生产者服务发展水平以及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描述分析。分析中,本文更重视"质"的研究,一方面,通过测算生产者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结合TC指数和RCA指数,全面分析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与发达国家进行国际比较,从而相对准确地衡量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再次,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将样本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和新经济体,对生产者服务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选取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国家进行成功经验分析。基于跨国实证研究的借鉴和启示,本文运用中国的行业数据,区分不同生产者服务进一步实证检验了中国生产者服务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中国生产者服务发展迅速,但国际竞争力较弱。本文基于技术含量的视角,构建了生产者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并结合RCA、TC等传统指标,多层次地衡量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结论显示十年来我国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没有提升的趋势,经过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印度的国际比较,其竞争力还是非常弱。(2)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有所提升,但仍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由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能够综合动态地反映一国的制造业分工状况,本文选取该指标测度了2002-2012年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结果显示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有所提升,但是与发达国家进行国际比较后,发现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并不高,仍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3)从整体上看,生产者服务能够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本文的跨国实证检验和中国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均表明:生产者服务是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中国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中还发现,生产者服务对不同类型制造行业的促进程度也是不同的,生产者服务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4)不同类型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本文进行机制分析时,选取了金融服务(高技术生产者服务)、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中高技术生产者服务)和物流服务(中低技术生产者服务)这叁种代表性生产者服务进行了分类研究,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之后的跨国实证分析和中国行业实证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并显示高技术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王琳[6]2016年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文中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路径使我国的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的生产方式,大量的资本品和先进技术也流入我国。总体来说,制造业出口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的贸易收支理论认为,一国货币的升值往往会带来贸易收支的恶化,但是我国自2005年后人民币持续升值却伴随着制造业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这可以从外部需求扩大和出口竞争力增强两个方面去解释。人民币汇率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是建立在汇率传递理论基础上的,国内外关于汇率传递理论的学术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的研究却相对较少,部分学者对于汇率与出口竞争力的研究是从比较单一的整合数据角度进行定性分析和统计分析,即宏观层面的研究。而一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往往是微观层次上的产业发展最终体现到在宏观层次上的贸易总量的过程。面对我国国民经济转型和产出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下,有必要研究汇率对不同行业的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以便我国制定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贸易发展策略。制造业的发展是一国资本积累的源泉,对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制成品也是一国出口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制造业内部的细分行业在资源密集度、技术水平、生产效率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面对近年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出口增速放缓、国际经济复苏缓慢、欧美国家制造业回归等一系列国内外的宏观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首先详细梳理了关于出口竞争力、汇率传递等方面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研究,对汇率传递的机制以及出口竞争力的衡量标准进行了分析。然后,在全面比较出口竞争力衡量指标的优缺点以及使用范围的基础上,选取了合理指标对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行了统计描述和分析。最后,对人民币汇率与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利润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长期,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具有同向的协整关系,包括制造业总体以及细分行业。但是,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下,以出口市场表现衡量的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出口厂商降低出口价格所带来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不同行业进出口价格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从而表现为细分行业中人民币汇率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的根源在于我国各类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技术含量、替代程度不同,进而影响了出口厂商的定价能力。因此,为了保证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持续稳定增长,扩大出口厂商的盈利能力,仍需要优化和调整制造业贸易结构,加强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这与目前我国国内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也是相匹配的。
赵晓峰[7]2018年在《产业升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依托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稳步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工业品短缺的时代已结束,制造业进入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时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产业升级是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产业升级分为产业间升级和产业内升级。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主要指的是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内升级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难以用单一指标来衡量,产业内升级集中体现为产业整体素质的提升。通过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方向、路径、机理和绩效的分析,本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产业间升级方向多年来基本不变,即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二是产业内升级确实存在,但是升级缓慢。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这两个特征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会改变。这使得基于过去经验的研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有指导意义。随着中国制造业产业不断升级,中国制造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也带来一些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制造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了。中国制造业是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部门。长期以来,为了使制造业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就会,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促进制造业出口。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确实促进了就业。但是经过多年的产业升级,中国制造业同时具备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特征。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业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研究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很有意义。关于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迄今国内外已有了不少研究。本文针对已有研究的薄弱之处,在保证研究内容与结构完整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本文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研究了地区制造业贸易开放度和地区制造业就业率之间以及地区高技术产业贸易开放度和地区高技术产业就业率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制造业贸易开放会显着的提升制造业就业率,高技术产业贸易开放的影响不显着。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不利于贸易开放的就业促进作用的发挥。第二,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产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进出口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与影响机制。研究显示,出口的产出效应会促进制造业就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净效应为正但不显着;进口的产出效应为负但不显着;进口的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的净效应显着为负。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产业升级对出口产出效应的影响不显着。第叁,本文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显示,从中国整个制造业来看,行业出口强度越大,行业的女性劳动力需求越大。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强度与女性就业正相关;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强度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不显着。由此,本文认为产业升级不利于女性就业。第四,本文研究了制造业贸易开放对劳动需求的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显示,制造业行业出口强度的提高会导致劳动需求的技能结构下降,行业进口渗透率的提升会导致劳动需求的技能结构上升,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影响比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技术特征会影响出口对技能结构的影响。对于中低技术制造业,出口强度增加会降低行业技能结构,但是对于高技术产业这种负影响要小很多,甚至出口强度的增加还可能会提升行业劳动需求的技能结构。
王宇[8]2017年在《制造业发展中的管理创新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工业发展史表明,某一国家(企业)所掌握的制造技术的先进性并不能决定该国(企业)的制造业竞争力,实证分析证明了大量不存在技术创新的企业拥有不低于技术创新企业的经济收益。德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低研发率企业甚至拥有高于高研发率企业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这对“没有研发或低技术创新率的企业意味着停滞甚至是衰退”的传统创新理论观点形成了重要挑战,后来演化经济学家对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创新战略范式进行了批判,演化经济学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尽管所处的环境或系统是类似的,但创新(能力)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并在不同企业的创新战略(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由于技术推动创新思维的影响,造成管理创新促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进展迟缓,尤其是在产业政策制定的讨论中被视为某种“黑箱”。创新政策制定者们往往会忽视技术创新之外的其他创新模式以及其具有的竞争潜力。本文意图探索管理创新的“黑箱”,丰富现有不同创新行为的理解,这对于提高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于技术创新之外的竞争策略和创新战略的认识具有较强的意义。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颁布,中国政府将制造业的长远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的历史角色,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未来的十到叁十年,制造业的发展与贡献,将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快速积聚大国优势、成为一流工业强国、积极担当大国领导角色的终极力量源泉。鉴于传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可能并不能完全为《中国制造2025》下管理创新提供理论指引和现实支持,因而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对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管理创新经验进行比较性的实证研究,对于解决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短期困难或过渡性问题,重新定义制造业战略规划中主次环节,以及丰富现有创新源和模式的理解,提高创新理论研究的完整性都具有较强的意义。本文在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经济增长、管理创新等历史文献回顾基础上,将管理创新的内涵界定为: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基于演化经济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相关理论,系统分析了创新多样性和竞争优势异质性形成的可能性来源;在此基础上,构建结构与内容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对美国和日本制造业演化管理创新模式、多样性以及竞争优势异质性特征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在已有历史性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分析维度进行修正,并通过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的现状进行分析。按照行文的逻辑顺序,全篇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理论上对创新多样性和竞争优势异质性来源进行了分析,也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指导框架(导论和第一、二章)。该部分主要探索制造业创新多样性以及竞争优势异质性的理论解释。通过演化经济理论来探讨制造业企业创新多样性的结构性解释,个体和组织由此无法准确预测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致使在经济活动中会选择追求利润的行为呈现多样性;通过资源基础理论、关系基础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探讨制造业企业多样性资源和竞争优势异质性来源的内容性解释,企业通过一系列的包括内部和外部战略资源及其组合模式来获得经济效益并实现持续竞争优势。在以上理论分析基础上,从结构和内容两个层面确定本文后续研究的分析框架;并在充分借鉴已有管理创新的观测方法和指标基础上,兼顾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确定了后续研究的分析维度。第二部分是美日制造业发展中管理创新模式历史性分析和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实证分析(第叁、四、五章)。在依据制造业发展阶段特征(工业1.0-工业4.0),分别对美国和日本不同阶段进行了划分。依据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维度,对美国和日本自工业化前以来管理创新模式进行历史性分析。分析发现,美国和日本制造业都存在不同模式的管理创新,管理创新存在显着的“遗传性”特征。不同环境下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关系存在差异:美国制造业的管理创新是对技术创新的一种补充,具有激励、支持和保障技术创新的作用;日本制造业管理创新是作为技术赶超过程中,对技术创新的一种替代,对技术创新存在显着的“过渡”作用。在对美国和日本制造业历史性分析基础上,对分析维度进行了修正,并选择对应的观测指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9》对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美国和日本制造业管理创新的分析结论。并总结了当前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的五种模式:“一体化”(“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生产组织结构;快速迭代的产品创新和变革相对迟缓的工艺管理模式;依靠较少投入获取收益的销售创新;依靠产业补贴维持企业生存的产业政策模式;具有正向效用的生产协作模式第叁部分美日管理创新模式比较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第六章)。在回顾总结前文已有结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日本制造业演化过程中管理创新的一般性规律进行了总结。并依据其管理创新的遗传性特征、与技术创新的匹配关系、管理创新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叁个方面对美国和日本管理创新的异质性特征进行了总结。在中国制造业当前管理创新存在不足的前提下,归纳技术创新不是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互动关系、管理创新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竞争优势“异质性”源自整合(管理)能力的四点启示。此外,本文在研究总结的基础上,从“企业家”培养、“国际企业”培育和“产业协会”强化等方面提出促进管理创新形成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相关政策建议(第七章)。本文主要创新点有以下几个方面:(1)以配置资源为目的的管理创新是制造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另一重要源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分别通过新增和配置资源的方式促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2)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互动关系存在差异。美国的管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补充,而日本的管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替代,对技术创新的深化发展起过渡性支持作用。(3)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存在不足。从内容上,六个观测维度在不同分类样本的回归结果多数都局限于产业政策和商业模式两方面,未能体现如美国、日本管理创新的多样性;从手段上,创新手段相对单一且易于模仿,基于观测指标判断,产业政策以产业补贴、商业模式以销售投入为主要手段,而其他维度一些难以复制的创新手段,如创新协作、生产组织结构、质量管理等却在回归结果未能显着体现。作为制造业管理创新问题的一次较系统的研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深入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管理创新模式的归纳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虽然归纳了美、日、中叁国制造业管理创新的几种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不存在其他管理创新模式。(2)样本数据存在局限以及管理创新的观测维度、指标有待丰富。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引入外部知识来源、合作关系及伙伴等维度,以丰富管理创新模式的研究。
赵静敏[9]2010年在《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机理与传导途径研究》文中提出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因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被视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金融与贸易在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融合与互动关系日益突出,金融与贸易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金融发展还是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金融发展能否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否促进我国外贸出口的规模增长和外贸出口的结构的优化?如果能够促进的话,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理和途径?……等等这些问题都被金融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所忽略了。本文拟对这个新兴的研究主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对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理论进行系统分析与思考。具体内容从金融发展对外贸发展的作用机理、传导模型设定、实证分析以及政策建议等四个方面进行展开。论文首先构建了一个金融发展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理论框架,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金融发展对外贸影响的理论体系,为实证研究提供可行的理论基础。其次,对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指标设计,这些指标体系是下文所有研究必不可少的指标数据;同时进行了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因素分析,并分别建立了金融发展对外贸影响的宏观传导模型和微观传导模型。再次,在指标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分别基于时间序列协整、多变量VAR模型和PanelData模型从全国视角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对外贸的影响和区域视角对各区域金融发展的对外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严格区分金融发展规模水平和金融发展效率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规模和外贸出口商品结构发展的差异性影响。分析了金融发展通过各个宏观变量影响外贸规模、外贸结构,进而找出金融发展对我国外贸影响的传导途径。我们还从产业视角检验了金融发展我国对外贸影响的传导途径,利用规模经济、外部融资对制造业出口的作用机理,从产业层面分析金融发展对贸易增长的传导途径,并以我国29个制造业外贸出口为例,进行经验研究。接着,论文还从风险管理视角,分析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传导过程中的风险规避。通过分析我国对外贸贸易存在的风险,探讨了我国金融体系对我国外贸提供的金融服务。借助金融系统特有的风险管理的功能,提供相应的规避风险的手段和办法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分析了金融市场发展与贸易融资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对贸易的传导,进而找出金融发展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善以及贸易融资的途径作用与外贸发展的机理,规避贸易风险。最后,给出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主要结合我国金融发展与贸易的现状分析以及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金融因素提升,提出相应的金融与贸易政策以及规避风险的措施,使我国金融改革与外贸制度改革协调进行。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构建了金融发展对外贸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对相关理论进行综述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金融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分析金融发展作用于对外贸易的机理与传导途径,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金融发展对我国外贸影响的理论分析体系。2.设计并构建了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论文基于前人研究的金融发展零散的各个指标,利用中国金融发展指标数据,并借助统计方法,构建了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用较少的相互独立的变量代替了原来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并用于实证分析中,减少了实证研究过程中,数据测量的误差或异常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指标体系获得了更强的解释力。3.论文基于金融发展对外贸的作用机理和传导途径的分析,建立了多变量VAR模型,应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面板数据协整等方法进行了全国视角、区域视角和产业视角叁个不同层面的实证检验。从多变量、多层面的角度对金融发展作用于对外贸易进行建模研究,解决了单位根过程与伪回归的判别问题。研究结果支持了金融发展和对外贸易之间理论上存在的关系,不同层面的实证检验表明传导的过程有所不同。对于和全文的理论分析相悖的问题,我们给予了解释和分析。
刘阳荷[10]2017年在《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影响因素分析与精准减排》文中认为大气污染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之一。社会各界对大气污染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各级环保部门对全国空气质量进行实时发布,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排污行为、政府的环境监管行为进行着全面有效的监督。政府部门也把防污治霾作为不容忽视的工作任务,产业结构调整、重污染行业去产能、新环境保护税法出台等,都成为"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大气污染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在已经完成工业化革命的发达国家出现时间较早,比如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就被列入二十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也在尽力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努力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学术界对大气污染现象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与深入,论证愈发严谨。自然科学领域对各类大气污染物的来源进行探索分析,社会科学领域力图研究各类社会经济因素对大气污染的影响,交叉学科的分析使得对大气污染的相关研究更加完善与精确。这为大气污染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详实的素材案例,也为防治大气污染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单从大气污染呈现出的严重性与危害性来认识这一环境问题是不够的。在分析美国大气污染的文献中,Levinson(2009)和Shapiro and Walker(2015)等的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并没有恶化其空气质量,相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呈现出下降趋势。受到这一研究结果的启发,本篇论文对中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相关统计内容进行了整合与计算,发现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等在全国层面、省份层面以及城市层面,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波动下降趋势,这一现象也得到了其他文献的证实(Dean and Lovely 2010;Liu and Wang 2015;Zhang 2003)。因此,"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呈现波动下降趋势"是本篇论文强调的重要事实,这一特点与"大气污染严重"这一现状相比非常容易被忽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就意味着空气质量的提高,尽管此结论与中国正在经受的严重大气污染并无冲突,却不如美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趋势容易理解与接受:美国的情况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即在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之后,环境质量会在跨过某个临界点后开始好转;虽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在中国存在并无定论,但中国是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大气环境的改善?同样是对影响中国大气污染的因素进行分析,本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来支持相关研究:中国大气污染严重并不能掩盖空气质量好转这一事实,立足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实际变动情况,识别出促成中国大气污染减排的因素,既是对中国过去防污治霾工作的肯定,也可以为中国大气污染的进一步减排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整体框架来讲,本篇论文对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共包括了九个章节内容,章与章之间的逻辑思路以及每章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在这一章对中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实际数据进行了整合,基于此引出了本篇论文的研究背景,并对本篇论文的研究意义进行阐述,进而从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出发,对整个文章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除此之外还提出了本篇论文的潜在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的文献综述对污染物排放量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分析方法等进行梳理,这一章为本篇论文待研究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与借鉴。统筹考虑了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与已有研究的延续性,本篇论文选择了叁种大气污染物进行分析: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而且限定以上工业废气均来自于制造业行业。从2001年到2010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上升了 34.48%,但是在2007年达到最高值,之后呈现出下降趋势;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则分别下降了 11.43%和43.10%,哪些因素直接影响了这叁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动是本篇论文首先研究的问题。根据 Copeland and Taylor(1994),Grossman and Krueger(1995)和Levinson(2009)的研究结果,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国际贸易效应是直接影响到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四个因素。基于此,本篇论文在第叁章结合了 Levinson(2009)的统计性分解方法和Miller and Blair(2009)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对上述叁种大气污染物在2001-2010年间的实际排放量进行统计性分解,测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国际贸易效应这四个直接来源渠道对其排放量变动的影响程度。统计性分解结果显示,通过污染排放强度衡量的技术效应是这叁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在这十年间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产量扩张代表的规模效应、不同行业占比代表的结构效应以及国际贸易可能带来的污染转移并没有明显的促进大气污染减排。统计性分解的结果为下文分析提供了方向和思路:既然技术效应在大气污染减排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那又是由哪些社会经济因素推动了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均为对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出的下降趋势以及污染排放强度变动原因的讨论与分析,其中第四章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第五章至第七章的理论基础,第五章和第六章实证分析的参数估计又是第七章反事实分析的基础。借鉴Shapiro and Walker(2015)的思路,第四章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等经济学基本假设出发,把政府的环境规制、企业在出口活动中承担的贸易成本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可以反映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污染物排放量决定的理论模型。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很好的反映了企业生产行为、政府环境监管和国际贸易在污染物排放量变动中的机制:企业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受到其生产力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和贸易成本的影响,因此这叁者都会影响到污染排放强度;行业层面的污染物排放又会因为高污染行业和低污染行业占比的不同影响到污染物总排放量。根据第叁章统计性分解的结论,污染排放强度代表的技术效应是中国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第四章的理论模型又显示污染排放强度受到生产力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和贸易成本的影响,因此对这叁者在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中的作用程度进行比较,就可以分析出中国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的主导因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1-2007年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第五章是对理论模型中污染排放强度和污染减排强度弹性系数的测算,这一弹性系数也代表了单位产出的大气污染减排支出,因此可以对不同行业的环境保护税进行测算。借鉴Hsieh and Ossa(2011)的研究结果,第六章得到不同行业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以及服从帕累托分布的生产力水平的参数。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研究结果提供了理论模型所需的关键参数,第七章把这些参数估计结果带入到理论分析框架所得的均衡条件中,使用行业层面的数据对生产力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和国际贸易构建反事实情景值,应用反事实分析的方法估计叁者在中国制造业2001-2007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中的影响程度。反事实分析的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足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大气污染排放量在这七年间呈现出的减排趋势得益于环境规制。第八章之前的分析框架考虑了国家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的情景,除了在第叁章的统计性分解中对中国不同省份污染排放强度的简单分析,并没有把中国地域间的差异考虑在内,而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千差万别,基于全国层面的分析并不能完整的反映中国大气污染实际情况。第八章对此进行了补充,通过构建一个两区域的共同代理模型,在环境负担公平的框架内,分析社会经济因素中的一个点—收入因素—对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对大气污染源的分布产生影响,因此收入因素会使得环境政策的实施有偏。最后一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篇论文的研究结果着重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产生影响的微观作用机制。能够对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产生影响的因素非常多,厘清各个因素发挥作用的途径是至关重要的。对影响机制的分析既可以为经验分析提供因果逻辑,避免单纯的相关性分析;也可以为大气污染减排政策提供更加准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异质性对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产生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段、不同行业、不同污染物等,都会对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不对上述因素进行区分来研究大气污染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偏误,基于这样的研究结果提出的防污治霾政策会有偏、无效甚至造成不利影响。本篇论文潜在的创新点包括以下叁方面:第一,强调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的事实,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研究过程中,基于大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数据分析变动原因,注意区分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大气污染物对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基于研究结果为空气质量改善提出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大气污染物的建议,即"精准减排",有利于提高大气污染进一步减排的效率。第二,理论分析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环境规制与贸易成本纳入同一框架之内,可以反映出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典型特点,实现了对污染物排放量变动影响因素的综合考量,也有助于厘清各个因素在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中的微观作用机制,这为实证分析部分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同时,实证分析的具体问题也实现了与中国当前环境政策的对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既直接影响到污染排放强度,也可以通过价格机制作用于生产力水平和贸易成本间接的影响到污染排放强度;污染排放强度下降又是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的主导因素。第叁,运用反事实分析法对各个因素在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中的影响程度进行测算。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动受到社会经济系统中多重因素的影响,此方法强调各个因素在截面上的相关性,因此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把某一因素的反事实情景值带入到实际数据估计所得一般均衡模型中,就可以基于过去的数据推测这一因素对大气污染物排放产生的影响;因果关系相对明确,实证结果相对稳健。
参考文献：
[1]. 经济增长与出口变动[D]. 席文波. 浙江大学. 2004
[2]. 生产性服务、结构软化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D]. 于明远. 山东大学. 2017
[3]. 信息化影响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机理与实证[D]. 李金城. 浙江大学. 2017
[4]. 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D]. 唐乐. 吉林大学. 2016
[5]. 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研究[D]. 王菁. 天津财经大学. 2016
[6].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D]. 王琳. 山东大学. 2016
[7]. 产业升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研究[D]. 赵晓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
[8]. 制造业发展中的管理创新模式研究[D]. 王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
[9].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机理与传导途径研究[D]. 赵静敏. 中国矿业大学. 2010
[10]. 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动影响因素分析与精准减排[D]. 刘阳荷. 山东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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