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萍[1]2003年在《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及影响探研》文中研究指明1987年爆发的巴勒斯坦大起义是巴以冲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这次大起义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巴勒斯坦问题及中东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这次起义，力求揭示这次起义在巴以和谈史上的地位，以便我们能正确审视未来巴以和平进程的走向，以及在新世纪巴勒斯坦问题最终公正合理解决的前景。 本文共分四部分，各部分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密切联系。第一部分对这次起义的爆发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把以色列20年来的种族主义殖民统治一以贯之，予以列举和分析，指出这次起义发生的深刻历史渊源。第二部分论述了大起义对有关各方带来的直接冲击，包括约旦放弃了西岸，巴勒斯坦出台了和平战略，美巴开始直接对话，以色列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埃及回归阿盟。以上各方政策的调整为促进巴以和谈奠定了初步基础。第叁部分着重论述了各方在政策调整基础上的促和努力，即大起义对巴以和平进程开启的深远影响。第二与第叁部分就内容而言属于同一类型，且前后相承，后一部分是前一部分的深入和发展。第四部分是全文的落脚点，本着“述往事，示来者”的目的，从客观、科学的角度对这次大起义作了综合性分析，指出了这次大起义的成就与局限，以便能予未来巴以冲突的解决以有益的启发。
王楠[2]2017年在《当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研究》文中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异常引人注目,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亦是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史的重要篇章。本文以民族主义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当代巴勒斯坦历史为立足点,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以1948年、1964年、1987年、2004年为分水岭将其发展轨迹划分为五个阶段,力求勾勒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衰起伏的完整脉络,探寻巴勒斯坦人未能实现民族自决及建国目标的原因所在,为解读现状提供深刻的、历史的视角。第一章探讨了巴勒斯坦人由奥斯曼认同向巴勒斯坦认同的转变及民族利益维护手段的暴力化发展,分析了巴勒斯坦人在1936年起义失败后重新回归暴力及在1948年战争中未能建国的原因。第二章探究了巴勒斯坦难民保留民族身份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努力,论述了本土人士接受阿拉伯国家统治的原因及表现,介绍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随后的社会发展及各类精英团体的政治活动。第叁章分析了巴解组织的结构特点及其获得内外合法性的过程,探讨了巴解组织领土目标、利益维护手段及战略重心的变化,分析了影响巴解组织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构建实践的因素。第四章讨论了因提法达发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分析了政治伊斯兰主义团体兴起的原因、政治主张及其同世俗派别的关系,探讨了巴以和平进程成功启动的原因、特点及效用。第五章分析了阿拉法特时代巴勒斯坦国家构建的主要内容、面临的挑战及成绩与不足,探讨了后阿拉法特时代哈马斯与法塔赫的短暂合作与决裂,评述了加沙事变后法塔赫对西岸的治理及入联的外交博弈。结论部分总结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六个特征及其消极影响:第一,民族认同多变,这使巴勒斯坦人一度将民族自决事业的领导权让给阿拉伯国家,在1948年战争中只顾举家避难,是造成民族灾难的重要原因。第二,民族利益维护手段的温和化和极端化并存,温和手段无法使对手屈服,极端手段则破坏了他们的国际形象,使之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第叁,中央机构权威有限,其后果在于既无法自上而下地贯彻指令,也不能约束反对派的言行。第四,精英团体的分化与分裂并存,几大派别几乎均发生多次分裂与重组,各派别领导层的权威严重不足,宗派主义普遍存在。第五,族群分化明显,巴勒斯坦人在地理上分为流亡者和本土居民,在年龄上分为老一代和青年一代,两种分化皆造成路线之争,加大了内耗。第六,经济民族主义长期缺失,造成政治民族主义异常发达却忽视了民族独立所需的经济基础,形成依赖以色列经济的思维定式,后患无穷。这些特征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重大缺陷,亦是造成民族独立事业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
邓燕平[3]2016年在《“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劳工移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色列是一个由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族群组成的多元化族群社会,劳工移民是以色列国内的一个特殊群体。按照劳工移民的祖籍国划分,以色列境内的劳工移民可以大致分为巴勒斯坦劳工和非巴勒斯坦劳工两类。巴勒斯坦劳工和非巴勒斯坦劳工分别于“六日战争”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以色列境内务工。目前,劳工移民已成为以色列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倚重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劳工的存在是巴以经济之间互相依存的具体体现,而其境内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劳工的存在则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与深化。“六日战争”后以色列艾希科尔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所实行的“经济一体化”政策导致巴勒斯坦劳工进入以色列和犹太定居点务工。犹太移民安置和犹太教极端正统派非就业人群的存在是造成劳工移民进入以色列的客观原因,而两次“因提法达”的爆发与奥斯陆和平进程则加速了劳工移民离开以色列的进程。随着经济的发展,以色列劳工移民人数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以色列境内劳工移民因其所从事工作的性质,而为主流社会所排斥。面对极其艰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劳工移民逐渐转向宗教信仰寻求心灵的寄托,向社团组织寻求道义的帮助,以积极的姿态向主流社会靠拢。鉴于劳工移民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以色列社会和政府对待劳工移民的态度由宽容向敌意转变。配额分配制、雇主监管制以及驱逐运动则是以色列政府限制性移民政策的具体体现。本文得出叁点结论:一是以色列引进劳工移民的根本因素是以色列经济的发展,而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利益等因素使历届以色列政府的劳工移民政策具有反复性;二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民主国家普遍存在对劳工权益侵犯的现象,虽然以色列政府颁布了保护劳工移民的法律,但需要严格落实;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借鉴以色列政府劳工移民管理的经验,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劳工移民输入与输出机制。总之,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势不可挡。世界各国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之中,不但要保护劳工移民的基本权益,而且要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及影响探研[D]. 刘辉萍. 西北大学. 2003
[2]. 当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研究[D]. 王楠. 西北大学. 2017
[3].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劳工移民问题研究[D]. 邓燕平. 郑州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