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燕[1]2014年在《汉语多人会话结构分析与性别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运用会话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首先对汉语多人会话自建的17万字语料库进行分析,认为汉语在话轮、反馈项目、话轮转换规则、话轮控制策略、打断、话语共建、重迭、修正和结盟序列组织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征,从而修正了以往的会话分析理论,提出了汉语多人会话的结构特征。然后对男性和女性在汉语会话中(话轮、反馈项目、话轮转换、打断、重迭、话语共建、修正、结盟等具体会话序列)的不同表现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指出了男性和女性在多人汉语会话中建构其性别特征的方式:男性会话以论证观点为目的,通过会话建构主动、主导、霸权、专业、独立话语权的男性气质;而女性会话则以情感交流为交谈目的,通过会话建构合作、感性、亲密的女性气质。具体来说,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内容共有七章。第一章简要评述了国内外话语分析、会话分析和性别语言学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提出了当前会话研究和性别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第二章厘清了会话的两个基本构成单位——话轮和反馈项目的定义和判断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性别在会话中的话轮和反馈项目的使用情况及其性别建构进行描述和探讨,认为女性会话语言更规范,话轮转换频率和反馈项目使用频率更高,话轮和反馈项目类型更丰富,通过这些特征建构了女性会话情感交流为主的话题基调和合作话语权的特征。第叁章讨论了汉语多人会话中的话轮转换规则。本章是对以往的"话轮转换规则"进行了补充、修正和完善。修正后的话轮转换系统为多人会话中的复杂现象提供了更强的解释力。第四章讨论了多人会话中话轮的控制策略与性别建构的问题。本章关注在会话互动中当前说话者利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完指派话轮和维持话轮,以及当前听话者如何理解话轮终止、如何索取话轮。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男性和女性对"话轮权"这种资源的占有欲和控制欲的不同,导致了两性在维持、指派、索取等方式上的性别差异。女性在会话中一般遵循"当前说话者结束话轮后再开始说话"的原则,从而建构女性平等、和谐的话语特征;而男性在会话中往往遵循"我有话要说"的原则开始自己的话轮,构成了男性竞争、霸权的话语特征。第五章是对话轮转换规则的"偏常"情况与性别建构的讨论。本章通过对多人会话中打断、话语共建和重迭等"偏常"现象的研究和分析,不仅梳理了叁种"偏常"现象原因、特征及会话者的反应,而且发现了叁者对性别的建构。通过比较,我们认为女性会话者会更多地考虑谈话对象的接受心理和切身的感受,据此调整自己的话语内容和言谈方式,以营造和谐平等的谈话氛围,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建构合作、和谐的女性形象。而男性则通过打断来论证观点和建构自身权威形象。第六章在厘清会话修正基本概念、修正的类型、修正的轨迹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汉语多人会话的修正方式和特点与Schegloff等人(1977)的研究结果,认为汉语存在"共同修正" '现象,并且在"他人修正"上,汉语比英语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本章还通过对比汉语多人会话中,男性和女性在会话修正中的不同点,认为男性通过会话建构了表现个人权威、专业的独立话语权特点;女性通过会话建构了交流情感、表现一致性的合作话语权特点。第七章在分析汉语多人会话中结盟的类型、原因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了汉语多人会话中的结盟与性别建构。认为(1)女性的结盟方式类型比男性更丰富,结盟原因与意见是否一致无关;而男性交谈的目的是表达观点,结盟是为了是自己的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而结盟,因此结盟的对象是能够支持观点的人。(2)女性交谈,结盟是目的;男性交谈,结盟是工具。(3)男性在会话中更在意彼此间传递的信息以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女性更注重创造并维持融洽的交际氛围。女性通过结盟建成友谊,显示并维护友好、和谐;男性通过结盟说服他人,建构自我的强大、专业、权威形象。(4)在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的多人会话中,当话题带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如婚姻、家庭、足球等)时,性别一致性会成为结盟的首要原因。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和讨论,并提出了本论文的不足和以后有待努力的方向。
杨石乔[2]2010年在《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医患会话修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尝试运用会话分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实录汉语医患会话语料的会话修正进行研究,属于基于小型语料库的描述性、实证性研究。本研究使用的语料来自于作者自建的小型医患会话语料库,即对深圳市叁个级别共五家医院的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脑血管科、中医针灸科、外科、社康全科等门诊的医患会话进行的现场录音,共收集到335个医患会话修正实例。论文在现有会话修正理论基础上,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方法,在广泛考察语料、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对汉语医患会话中的修正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与发现:第一,本文在谢格洛夫、杰斐逊、萨克斯会话修正基本模式与优先结构的基础上,对汉语医患会话修正的基本模式进行了充分地描述与分析。在对语料进行结构特征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汉语医患会话修正的优先结构与谢格洛夫、杰斐逊、萨克斯提出的自我修正优先理论基本相符,但由于不同于一般会话交际,作为机构性会话的医患会话交际在很多方面呈现出与医患会话交际语境相关的许多特征,即,在汉语医患会话修正中:1)医生自我引导自我修正出现频率最高;2)患者引导医生修正频率高于患者自我引导自我修正,但低于医生自我引导自我修正;3)患者自我引导自我修正出现频率相对较低;4)医生引导患者修正出现频率最低;5)患者引导优先于医生引导;6)医生修正优先于患者修正。第二,本文从医患会话修正的形式与功能两个方面对汉语医患会话修正序列中阻碍源出现的不同根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与阐释。首先从语音、词汇、句法叁个方面对汉语医患会话修正进行了分类、阐述和解释,发现汉语医患会话中大部分修正为词汇修正,句法修正次之,语音修正最少。这是由汉语医患会话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其次,从功能的角度将汉语医患会话修正的引发根源分为词汇理解、言语计划变化、词汇提取困难、言语错误、听觉阻碍、搭配不当等六类,并分别进行细致的统计、分析与阐释。汉语医患会话修正的引发根源是医生、患者受语义、语用、生理或心理等因素作用的结果。第叁,本文对汉语医患会话修正从引导策略和引导位置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根据统计,共发现八种修正引导策略,按照其在语料中出现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声音延长>无明显引导词>重复阻碍源>“啊”字句>词汇搜索标记>暂停>疑问词>“嗯”字句,其中声音延长和无明显引导词两种策略频率最高。这就表明,人们在汉语医患会话交际中使用修正引导策略时,比较倾向于优先考虑修正的直接性,这是由医患会话交际的特征如任务的复杂性、时间的紧迫性以及交际压力等决定的。汉语医患会话修正的引导位置,主要分为叁种,即医生或患者的同话轮自我引导、同话轮转接关联处自我引导以及下一话轮他人引导。我们的研究发现,医生或患者的同话轮自我引导自我修正的频率最高,证明了同话轮修正是最常见修正形式。下一话轮他人引导修正中医生或患者的他人引导自我修正出现频率次之,而医生修正患者或患者修正医生的他人修正频率较低,同话轮转接关联处自我引导他人修正频率最低。第四,本文在已有会话修正研究基础上,讨论了汉语医患会话的修正策略。通过对汉语医患会话语料进行仔细考察、分类,从替换、解释、重复、重构、完成、否定、插入等七种修正策略入手对汉语医患会话修正策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本文从机构性话语的角度对汉语医患会话的修正引导与修正结构、零修正、他人修正以及直接修正等特征进行了阐释。第五,修正机制是语言使用结构在社会交际中的自我完善机制。我们的研究发现,修正不但能处理会话交际中听、说、理解方面遇到的问题,还能为说话者提供扩展句法的可能性,使这些语言使用者在交际结束前有可能完成多个目的,这是我们与谢格洛夫、杰斐逊、萨克斯研究的不同之处。
李艳梅[3]2009年在《网络会话语体的照应修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的发展使网络会话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会话方式,网络交际也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网民在进行交际时对指称词语的不恰当使用和理解引发交际障碍产生,促使网络会话双方对阻碍源进行修正,引发了网络会话语体照应修正现象的出现。本文通过对QQ和聊天室585个语料的收集,采用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斐逊倡导的会话分析理论对网络会话语体照应修正现象进行研究。按照谢格洛夫等人对会话修正的分类,我们把网络会话语体照应修正分为自我引导自我修正、自我引导他人修正、他人引导自我修正、他人引导他人修正和他人引导的自我修正和他人修正共存五种。我们对网络会话语体照应修正现象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网络会话语体照应修正的引发根源、引发技巧和修正策略。最后从语用和认知的角度,对网络会话语体照应修正中指称词语选择机制进行分析,利用阿里尔的可及性理论对网络会话语体照应修正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我们认为网络会话语体照应修正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发话者对所指实体在受话者大脑记忆结构中的可及性程度的不正确判断,照应修正的过程是发话者和受话者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彼此提示的过程,是用较低可及性标示语对较高可及性标示语的修正。
马文[4]2008年在《戏剧会话中的照应修正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汉语戏剧中的照应修正现象为例,采用篇章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对照应修正的定义、分类、组织结构特征和指称选择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对照应修正引导及执行的基本轨迹的分析表明,照应修正与一般会话修正在组织结构上存在着异同,其差异是由于照应修正的固有特征和引发根源的不同所决定的。文章探讨并验证了用以解释代名语充当待修正语的照应修正的语用认知模式。研究证实,这一模式可以解释所有由代名语充当待修正语的、因指称不明而引起的修正。
马文[5]2004年在《汉语会话中的照应修正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对汉语会话中的照应修正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旨在对照应修正的结构特征进行系统的描述,并对其内在机制以及指称选择过程加以阐释。本项研究的语料是收集于汉语戏剧的总共280个照应修正的实例,论文采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手段,结合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对照应修正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与分析。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项研究首次对照应修正现象进行了定义和细致的分类,从而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为了探究照应修正的组织结构特征及修正机制,论文对照应修正的四种基本类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汉语照应修正中所存在的结构偏好机制与谢格洛夫、杰斐逊、萨克斯建立在英语会话语料基础上的有关会话修正的总的结构偏好机制存在部分相同,但在许多方面具有差异。论文对这些异同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对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二,在现有语料的基础上,论文对照应修正的主要修正引导类型及手段以及修正执行策略分别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及统计分析。其中,修正引导手段是修正引导类型的直接表现形式,而对于不同类型的照应修正,所使用的修正策略也可能有所不同。研究同时表明,照应修正的引导手段在指认待修正语方面存在着力度及能力的差异,并由此构成一个自然等级。通过对语料的统计分析,论文提出了一个“照应修正引导手段的自然等级”,并对这一等级进行了细致描述。第叁,为了进一步探究照应修正的内在机制以及照应修正中指称选择的内在规律,论文对照应修正中指称分布的总体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由明晰性、可理解性以及恰切性为主要准则的“指称合作原则”。
董博宇[6]2016年在《汉语家庭交流中建议会话分析》文中指出本文采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描写家庭建议会话结构。研究家庭交流中人们是如何给予建议、如何询问建议、如何回应建议。在建议会话结构描写的基础上,从关心角度对建议会话结构加以解释。绪论主要介绍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价值、研究思路、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语料情况。第1章是研究综述。国外建议会话研究的成果多来自于机构会话。研究问题聚焦于机构会话中交际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机构运营指导方针对建议会话结构的制约。第2章是建议类会话的性质、结构。这一章的内容是本文的研究基础。在Searl(1969)建议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建议的指令性、信息性、受益性叁个行为特征。在吕明臣(2005)交际意图模式基础上,提出建议意图模式。本文会话分析的单位确定为建议序列簇—建议序列—建议相邻对。建议意图在家庭交流中实现为劝说行为、提醒行为、嘱咐行为。第3章是劝说。预示劝说序列簇是劝说会话结构的重要特征。依据预示劝说序列对后续根劝说序列的投射。指令性预示劝说序列最为常见,序列位置上先于信息性预示劝说序列与受益性预示劝说序列。劝说相邻对的研究发现,始发语位置劝说最为常见,既有问题明示类劝说,也有问题隐含类劝说。应答语位置劝说经常作为询问意见或问题陈述的回应。劝说回应包括光杆类接受、光杆类拒绝、自我解释类拒绝、第叁方解释类拒绝、话轮间沉默、知情独立类回应。第4章是提醒。提醒序列簇由问题浮现序列与提醒序列共同构成。问题浮现序列与提醒序列都是根序列,序列之间构成触发关系。多次提醒序列、多步骤提醒序列、多人提醒序列共同构成了复杂提醒序列。提醒相邻对的研究发现,提醒行为只出现在始发语位置,分为报事类提醒与担心类提醒。提醒的回应包括光杆类接受、光杆类拒绝、解释类拒绝、知情状态独立类回应。第5章是嘱咐。触发结束序列簇由嘱咐序列与结束序列构成,嘱咐的序列簇类别反映嘱咐序列的寒暄性特征。嘱咐相邻对的研究发现,嘱咐在相邻对中位置比较灵活。既可以出现在始发语位置构成担心类嘱咐与寒暄类嘱咐,又可以出现在应答语位置作为对告别行为的回应。嘱咐的回应包括光杆类接受、知情独立类回应、话题转移类回应、敷衍类回应。第6章是汉语家庭建议会话结构。劝说会话结构倾向于解决问题,提醒会话结构倾向于提示信息,嘱咐会话结构倾向于调节人际关系。受制于家庭的关心原则,建议会话结构呈现出问题敏感、出谋划策、趋利避害的结构特征。结语总结了研究结论,指出研究的局限,提出进一步研究构想。
曾小荣[7]2013年在《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物体指称行为研究》文中提出指称物体是日常交际中常见的行为类型。本文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比分析汉语交际中成人和儿童在实施物体指称行为方面的异同。指称行为常需借助指称语实施。本文借鉴马博森(2005)分析人物指称行为的研究思路,构建了一个研究自然会话中物体指称行为的叁分模式。该叁分模式由物体本体层、认知层和语言体现层构成。在物体本体层,本文区分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话语世界的不同物体类型。在认知层,我们把指称物体看作是发话人在当前话语空间对指称对象进行识解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影响发话人识解的叁方面因素：识解方式、语境因素和物体的认知本体因素。在语言体现层,本文构建了物体指称语系统,该系统由现场物体指称语系统、非现场物体指称语系统、混合指称语系统和类指语系统四部分构成。除物体指称语系统外,本文在语言体现层还分析了与物体指称语相关的引入语与续谈语的语义关联类型、类名切换现象、转指现象、指示词“这”、“那”的用法、指称修正现象以及编码非现场物体时的指称语分布模式。除指称语外,实施物体指称行为还常借助指向、像似等非语言手段,本文把这些由手实施的非语言手段称为涉手模式,并构建了物体指称行为中涉手模式的分析框架。该框架首先把物体分为叁类：现场物体、非现场物体和一类物体,然后进一步区分指称物体时使用的叁种涉手模式类型：指向、像似和放置,其中指向模式可细分为大指向和小指向；像似模式可细分为模型模式、动作模式和描绘模式。在这个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实施物体指称行为时涉手模式与指称语的叁种互动方式：涉手模式从属于指称语、指称语从属于涉手模式、涉手模式和指称语居于平等地位。以上述叁分模式和涉手模式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本文制定语料标注方案,标注用于对比的录音语料和录像语料,其中录音语料用于对比分析成人和儿童在使用指称语方面的异同,录像语料用于对比分析两类人群在使用涉手模式方面的异同。本文的对比分析从11个方面展开,主要有如下发现：(1)成人和儿童在指称物体时使用指称语的策略以相同点居多。差异主要包括：成人所使用的指称语的形式比儿童更为丰富；在引入非现场物体时,成人倾向于使用定指语,儿童倾向于使用不定指语；成人更多地使用“那”指称语、“的”字结构、复指语和零形式：儿童更多地使用数量结构名词短语、参照点结构名词短语、代词“它”和引语中的指称语；在选择类名切换策略方面,成人更多使用由下位类名切换至上位类名的策略,而儿童倾向于在同级类名之间切换；在指示词的用法方面,成人更多地使用表可识别的“那”,儿童更多地使用承担续谈用法的“这”和“那”；(2)在使用涉手模式方面,两类人群的表现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包括：在使用指向模式方面,大部分大指向用于指明现场物体；大部分小指向用于指明非现场物体和一类物体;在指明非现场物体和一类物体时,两类人群均更依赖指称语。在使用像似模式方面,大部分像似模式都用于描述非现场物体,像似模式与指称语的主要互动方式均为像似模式从属于指称语。在不同点方面,我们发现儿童在指明现场物体时更依赖指向模式,而成人更依赖指称语。在使用像似模式表征非现场物体和一类物体时,成人更多地使用模型模式,儿童则倾向于使用描绘模式。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认为,4岁至9岁儿童的指称交际能力整体上仍处于发展之中,与成人相比仍存在差异。
刘龙[8]2009年在《汉语会话照应修正再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汉语会话照应修正的形式入手,将其按表现形式分类,在此基础上对会话照应修正的潜在语用原则进行考察,并对其进行可恢复性程度的分析,旨在证明说话人对于待修正语所指的可恢复性地位的错误判断,是导致其对语用原则的不恰当选择的深层原因,进而探讨并验证用以解释代词、名词短语等等充当待修正语的照应修正的语用认知模式,从而进一步解释汉语会话照应修正的产生机制及其深层原因。
蔡立予[9]2016年在《话语口误的语用-认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口误是语言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无论是谁概莫能外。口误在语言使用中产生,是一个处于动态发展进程中的话语现象；由于话语受到带有意图的言语主体,人际框架,各语境要素等参数的影响,又受到口语线性输出的压力,所以口误的出现也是话语不断选择,不停顺应的结果之一；口误虽然被认作是话语参与者互动中的副产品,但其偏离却有其规律性和制约条件；由口误造成的偏离往往能使“言后行为”充满不确定因素,并可在社会文化因子的影响下升级为公共关系的突发危机。以上所列都是历来口误研究抑或忽视,抑或从未涉及的方面。本文站在口误是一种话语现象的视角,以语用-认知相关理论概念对小型口误语料库进行过程性分析。研究起点为口误的界定,分类,再到说话人一方的口误生成机制,受话人一方的口误推理机制,直至口误的言后行为应对。通过对口误国内外研究的历时性梳理,研究发现结合语境、话语角色以及言语行为叁分法等语用学基本理论概念可以对口误进行全新的界定和分类。此定义强调口误在交际意图传递中出现的偏差,强调这种偏差是话语的实际形式与话语参与者熟知的心理语境模型之间的差异；更强调口误是一种话语现象,也是实施言语行为的一种特殊状态,可使言语行为改变或者不改变性质。并由口误发生语境、包含口误的言语行为叁分法、口误涉及的话语角色分类(人际框架)以及口误影响受众面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为下文的语用-认知分析奠定基础。根据定义,话语活动牵涉到说话人和受话人,包含口误的话语活动也就牵涉到说出口误的说话人以及对此口误做出关联性反应的受话入。本文第四章和第五章相应地讨论了口误的语用-认知生成机制和口误的语用-认知推理机制。从生成机制看,口误有其话语理据。研究发现口误是说话人实施会话策略时,突显信息偏离涌现而造成的现象。一方面来说,说话人在自觉实施会话策略(即重复、具象化以及话语重构策略)以期达成会话目标(“信息连贯”和“情感融合”)的过程中,口误会被诱发。另一方面来说,会话策略又被更为深刻的认知语用因素驱动着：即“突显”信息的不自觉“涌现”。“突显涌现”又可下分为语境信息突显涌现(包含物理和话语语境),集体信息突显涌现以及内隐信息突显涌现。口误是追求有效交际,表达意图过程中积极语用的看似偶发实则常见的结果,而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消极的语言现象。从推理机制看,口误的语用推理主要着眼于推导出说话人原本的意图或者说话人本身应该说的话语形式。以“本地解读”和“类推”为原则,以消除歧义(disambiguation),确定指称(reference assignment)以及语义充实(semantic enrichment)作为实践的叁步骤,便可实现信息意图的还原,有助交际意图的达成。分析发现,口误所在语码仅为语用推理提供各种假设和证据,而没有直接决定交际成败的功能：影响信息连贯的口误仅是对认知处理努力造成“量”上的折损,而不会引起“质”变。而引起“质”变的含有口误的言语行为,并非是语用推理无法推导出信息意图,而是在交际意图的达成时损坏了会话的“情感融合”目标,使得受话方愿意或者不自觉“曲解”被偏离的意图,而造成情感冲突的“言后行为”。这一发现也为下一章“口误度”概念的提出打下理论基础。“口误度”以及口误应对研究是本研究理论创新和理论应用章节。口误度是一个基于语用偏差度的概念,意在区分口误引发的“言后行为”程度差异。高口误度意味着情感融合彻底失败,交际失败,言语行为变性。这类口误往往发生在机构性话语中；而中口误度一般引发情感融合危机,交际有失败威胁,言语行为可能变性。一般发生在半机构或者非亲密协作关系的语境中；而低口误度则不太会影响情感融合,较少引发交际的失败,言语行为变性的可能最少,一般发生在亲密且协作的语境。根据情感损耗对双方、对对方、对己方的作用,各口误度还能够继续下分高、中、低叁类,形成高(高、中、低)口误度,中(高、中、低)以及低(高、中、低)口误度九大类以期展示口误的言后行为全貌。并据此根据口误度高低,对监控和补救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本研究基于语用-认知角度对话语口误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语用-认知概念贯穿全文。在给予口误全新的定义和分类后,从说话人实施会话策略追求会话目标视角分析口误的“偶发”有其话语理据性；又从认知“突显”角度阐释了语境信息、群体共性信息、个人内隐信息如何在会话过程中能够冲破认知监控不自觉“涌现”而引发口误；还发现口误的语用推理只发生在信息连贯层面,而破坏情感融合的口误言后行为则需要用“口误度”概念加以区分和应对。在初步分析得出影响“口误度”的参数后进一步应用“口误度”概念为口误,特别是言后行为引发公共危机的口误提出具体可行的事先监控以及事后修正方案。希望这一口误过程化研究能够有助于深化其学科发展,将语言学的最新发展融入到历史悠久的口误研究中去。
朱娅蓉[10]2010年在《教师启动的会话修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英语课程教育逐步引起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生公共英语课堂进行研究有助于促进研究生教育发展。会话修正是人类语言交流中的常见现象,在研究生公共英语口语课堂中,会话修正现象发生频率较高。但遗憾的是,此方面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尝试采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手段,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对研究生公共英语口语课堂教师启动的会话修正进行研究。本研究所用语料来自于作者任教的地方综合性大学研究生英语口语课堂,共有1431个教师启动的会话修正实例。论文共分九章。第一章至第叁章是论文的铺垫部分,第四章至第八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第九章是论文的结论部分,包括本文的主要发现及对后续研究的建议。在第二章中,本文梳理了“repair”的中文不同译法,尝试提出“修正”是比较合理的译法,并对此进行阐释,以期为国内会话修正研究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此外,本文首次尝试对研究对象——中国研究生公共英语口语课堂语境下教师启动的会话修正机制——进行界定,以奠定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基础。随后,在运用文献法对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综述的基础上,本研究对录音语料进行统计、分析,从功能、模式、偏好、启动方式与位置、执行策略等方面对教师启动的会话修正机制进行探讨与分析。本文第四章对教师启动的会话修正的功能进行分类探讨。在将该种修正的四种基本类型与SJS建立在英语日常会话语料基础上的会话修正的基本类型对比之后发现,教师启动的会话修正偏好模式与SJS提出的自我修正的偏好模式相似。第五章至第七章依次对教师启动的会话修正的叁个组成部分——阻碍源、修正启动、执行策略进行细致分类和详细描述,期望帮助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对该种修正机制进行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识。第五章根据阻碍源的不同,将该种修正从语言形式上分为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修正四种。据统计,针对词汇层面的阻碍源的教师启动修正最多。第六章对启动手段和启动位置进行了研究。该种修正的启动手段分为七种,它们发生的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暂停、声音延长或非词汇填空词“um”、“uh”等;提问;无明显启动方式;多种方式组合;重复+升调;重复要求;修正话语标记语。教师启动修正主要发生位置为阻碍源同话轮、同话轮转换处和下一话轮处。第七章将教师启动修正的执行策略分为八种类型,发现其出现的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完成、重构、解释、语码转换、否定、单词拼写(英)/拆词(汉)、重复和重铸等。在此基础上,第八章考察了机构性会话语境对教师启动的会话修正的影响,发现教师在启动修正时违反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对于启动方式进行多种调整,并且发现教师启动的修正在不同的课堂活动中具有不同的偏好。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教师启动的修正能够促进对教师目的语可理解输入和学生目的语输出,因而能够促进学习者的语言习得。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教师启动的会话修正受课堂教学会话语境的影响,是完成教学目的的手段之一。这一发现不仅可以丰富会话分析的研究成果,而且对具体教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汉语多人会话结构分析与性别建构研究[D]. 马春燕. 浙江大学. 2014
[2].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医患会话修正研究[D]. 杨石乔.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3]. 网络会话语体的照应修正研究[D]. 李艳梅. 西南交通大学. 2009
[4]. 戏剧会话中的照应修正研究[J]. 马文. 当代语言学. 2008
[5]. 汉语会话中的照应修正研究[D]. 马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4
[6]. 汉语家庭交流中建议会话分析[D]. 董博宇. 吉林大学. 2016
[7].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物体指称行为研究[D]. 曾小荣. 浙江大学. 2013
[8]. 汉语会话照应修正再研究[D]. 刘龙. 吉林大学. 2009
[9]. 话语口误的语用-认知研究[D]. 蔡立予.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10]. 教师启动的会话修正研究[D]. 朱娅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