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1]2003年在《西北近代石油资源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北地域辽阔,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也是我国重要的石油资源储备地区,近代叁大油矿——玉门油矿、延长油矿、独山子油矿都在西北。 西北地区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很早就发现了分布在陕西北部高原、甘肃祁连山北麓、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的石油。进入20世纪,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需要,西北石油工业迎来了两次发展机遇,近代化历程得以启动,西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石油生产基地。这两次发展高潮,第一次是出现在清末新政时期。到抗战时期,在“开发西北”的浪潮中,西北石油工业又迎来了第二次开发高潮。 限于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石油资源开发的进程极为迟缓。从清未到1949年全国解放,西北石油工业经历了40余年的风雨,几经发展、衰落的起起伏伏,却仍处在比较薄弱的落后状态,即便是发展最为迅速的20世纪30、40年代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为:生产规模小,设备简陋;产量低,生产能力弱;技术落后,机械化程度低下;发展缓慢,近代化水平不高。 石油工业是现代重工业的支柱产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烙上了现代化的印记,近代西北石油工业发展极其艰难、缓慢,也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典型特征所决定的。与此同时,西北石油工业的开发,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规模开发,本身就是一种应急性的开发,是为满足国家战争需要而进行的突击性的开发,故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石油逐渐成为一种主要能源,石油工业获得了迅速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有人预言中国的石油将在五十年内开采殆尽,笔者对这一悲观论调持否定态度。本文意图将西北石油工业的发展置于近代西北特殊的大环境下,从近代西北石油工业的发展轨迹中,深入分析阻碍其发展的桎梏,找出问题,发现规律,得到启示,探索西北石油工业发展的新思路。
汪新栋[2]2008年在《近代陕北石油开发研究》文中认为陕北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中国近代陆上第一口油井——延长油矿就诞生在这里。在抗日战争时期,保障了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军民生产生活用油。尽管近代陕北石油开发的总体经济效益低下,但是在开发的具体过程中,一些宝贵的的经验和措施对建国后乃至今天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本文主要以近代陕北延长石油为考察对象,以时空为线索,从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一时期陕北石油开发的原因、概况、评价及意义等作一认真考察。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近代以前史籍中关于陕北石油的记载和利用情况,由此得知,陕北地区的石油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源远流长,开发前景广阔。第二部分介绍清末陕北石油资源的开发概况,主要分为叁个方面:(1)延长油矿的筹建;(2)清末地方官员对近代陕北石油的开发;(3)地方官员在近代陕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第叁部分介绍中华民国时期(1912——1935年)陕北石油的开发概况及其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第四部分介绍20世纪30、40年代陕北石油的开发,主要从30、40年代陕北石油发展的原因和抗战前后陕北石油开发概况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五部分对近代陕北石油开发的总体评价,主要分为叁个方面:(1)对近代陕北石油开发绩效的评价;(2)对近代陕北石油开发成效低下的原因探析;(3)近代陕北石油开发的意义。
郑蓓媛[3]2008年在《甘肃省工业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文中指出甘肃省是西北地区乃至我国一个重工业能源大省,由于受地形地貌、历史原因、气候、交通等因素的制约在发展传统观光旅游方面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一定的差距。同时甘肃省又有着较悠久的工业历史传统,尤其是在建国后党中央对甘肃省在重工业的战略部署,使得甘肃省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甘肃省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对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升级问题十分关注。笔者将甘肃独特的工业历史文化与丰富的旅游资源这两个研究领域结合起来,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借鉴德国着名的鲁尔工业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为甘肃省工业发展的典型城市玉门市在产业升级、改造过程提供一些创新思路,并尝试性的为玉门市开发工业旅游提供理论依据。甘肃省的工业旅游的开发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们对工业旅游活动认识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实践中会得到更好的解决本。本文试图研究甘肃旅游产业发展的这一较新领域,为甘肃省的旅游业发展开辟新的增长点。
杨才林[4]2004年在《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思想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百年中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标,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50年。前50年,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际地位低下。后50年,中国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在复杂多变、天翻地覆的百年进程中,从晚清政府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届中央政府和西北地方政府、各种研究团体和各界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各有侧重的开发实践。 自20世纪末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学术界多角度、全方位地对西北开发史进行了深入研究,许多相关文章、着作纷纷发表。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20世纪各阶段西北开发的动因、开发的过程、开发的内容研究较多,而对每个时期西北开发思想的内核、前后期西北开发思想的必然联系和异同等方面研究颇少。对孙中山西北开发思想、“叁线”建设、西部大开发战略研究较多,而对清末“新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五”计划时期的西北开发关注不够。 本文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开发经济学理论,从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从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发展战略的高度,从现代化历程在西北演进的角度,择取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力图阐明各时期西北开发思想的内核,揭示前后期西北开发思想的必然联系,比较各时期西北开发思想的异同,从而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志在为开发经济学的丰富尽一点绵薄之力,为西北开发决策提供一点历史借鉴。 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明确界定了20世纪中国西北的概念和开发、开发思想的概念,简要列举了研究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史和开发思想的索引和资料,系统回顾了该方面课题的研究现状,并阐明本文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论述了20世纪中国各时期西北开发思想的形成背景和主要内容。第叁部分是对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思想的比较,包括西北开发思想形成背景的比较、西北开发思想主要内容的分类纵向比较、西北开发思想的综合比较。最后一部分是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内容深度;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思想的核心是推进西北地区的经济现代化;从西北开发转向西部大开发是20世纪中国发展的必然;西部大开发战略是20世纪西北开发思想的总结和升华。
杨洁[5]2016年在《民国时期柴达木地区土地开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人类生产活动提供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同时也是人类创造各种物质生产资料的载体,只有对土地资源进行不断的开发与利用,才能够创造出丰富的经济价值。而土地开发作为一切生产开发的基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直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主要途径。柴达木地处青藏高原西北部,自古至今“地广人稀”是其最基本人文地理特征。一直以来,人类活动较少,土地开发落后,历史时期主要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直至民国,在全国积极倡导开发西北的社会背景下,得到国民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柴达木地区人类活动日趋频繁,生产技术水平逐渐提高。在此背景下,依托柴达木优势土地资源,逐渐打破了畜牧业生产单一的土地利用形式,农业生产、矿产开发逐渐兴起,产生了新的土地开发利用形式。民国时期,柴达木土地开发主要表现在农耕、畜牧、采矿等生产性开发,以及非生产性开发,包括交通道路的修筑与城镇的形成。而土地的生产性开发与非生产性开发是相互联系的,两者互为促进,密不可分。具体来说,农业、牧业、采矿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某一地区城镇与交通网络的形成,反过来说交通发展过程中同样会相应的带动农牧业、工矿业的连带发展,可以说土地开发的两种类型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关系。在民国时期,柴达木地区的农业发展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境内出现了大规模农垦活动,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柴达木,在东部都兰、乌兰等地形成了农耕区。与此同时,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水利建设也得到了相应的开发,为建国以后柴达木的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畜牧业发展,自古以来便是柴达木土地开发最主要的生产方式。而到了民国时期畜牧业发展却没有充分利用其优势资源,没有延续其优势地位,发展相对缓慢。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柴达木畜牧业开发过程进行梳理,总结影响其发展的各个因素,进而采取有效地解决办法,为今后柴达木畜牧业开发提供借鉴指导意义。柴达木地区被誉为“聚宝盆”,顾名思义,柴达木内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民国以前仅有少部分矿产资源被利用,随着国内外学者对柴达木地区的科学考察,更多矿产资源被认识,为今后柴达木成为经济区域奠定了基础。民国时期,柴达木地区交通和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是得益于柴达木地区农业、牧业以及矿产资源的开发。间接来说,交通与城镇的形成离不开人口的增长、行政建制的变化以及政府经济开发力度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柴达木地区城镇数量逐渐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以及交通用地面积的增加等。但另一个层面来说,正因为有了交通和城镇,土地的经济价值才更加明显。民国时期,青新公路贯穿柴达木,促使交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城镇的形成与农业垦殖活动相互关联,民国时期城镇大多在东部农垦较为发达的地区,例如今都兰县诺木洪、香日德等地。本文大致从以上五个方面论述了民国时期柴达木地区土地开发利用的过程,其中以土地生产性开发经济价值的为主要内容,还包括土地作为公共资源非生产性开发社会价值的体现。通过对土地开发过程中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出柴达木土地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包含民族复杂、交通不便、人口稀少、文化落后、政治影响等方面。本文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这几个方面着手进行论述,旨在分析民国时期土地开发的过程,以及开发的特点,从而更好地还原这一时期柴达木的土地开发的原貌。
马晓梅[6]2006年在《20世纪陕西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文中指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陕西的主要能源矿产资源。陕西能源矿产分布广泛,品质优良,开发历史悠久。 百年陕西能源矿产开发经历了近代的缓慢发展,抗日战争期间的加速开发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恢复和发展叁个时期。 20世纪陕西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特点是:形成渭北、陕北两大基地;“重油轻气”的石油、天然气开发;能源矿产开发的“短视性”;国防战略制约陕西能源矿产的开发进程;处于低水平、重复开发利用状态。 20世纪陕西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陕西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陕西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必须更新观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尚季芳[7]2002年在《西北近代工矿业开发述论》文中认为工矿业开发是近代西北经济开发中的核心内容,它标志着西北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变为工业社会。工矿业的开发使西北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传统的政治结构开始动摇,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可以说,工矿业的开发是西北社会新陈代谢的推动力,它使西北社会由封闭、保守、落后逐步向开放、进取、先进演化发展。基于此,本文在前人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北近代工矿业开发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近代一些主要的阶级关注西北的言论和思想;第二部分对西北近代工矿业开发的叁个最重要的阶段,即洋务运动时期、清末“新政”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开发过程做了梳理,并对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做了初步地概括,大致可以归纳为军事性、封建性、买办性以及国家垄断性等;第叁部分对西北近代工矿业开发成效不高的原因做了论述,主要有四点:第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第二,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落后;第叁,缺乏资金的积累和投入;第四,缺乏政府系统的政策支持和保障。这四点归结到一点,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就说明,没有一个独立、自主、富强和统一的中国,要想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是难乎其难的。第四部分得出了几点历史启示,着重说明西北工矿业开发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它需要政府强有力地政策保障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唯其如此,才能使这项工程基于前人,超于前人。回首历史,西北近代工矿业开发走过了艰辛的历程;面对现实,西北大开发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希望在新时代下,西北的工矿业开发能够更上一层楼。
周学红[8]2012年在《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人类居住环境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下不断恶化,人居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深度都在随之不断拓展和延伸。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是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体系中,在流域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范式的指导下,综合环境科学研究的内容,以水环境为介质,重点研究流域自然系统、人类系统及其相互耦合关系,构建流域“建筑、地景、城市规划”叁位一体的人居环境。流域本身是一个水文概念,在流域人居环境研究体系中,流域已经超出了地理水文意义,由自然封闭的区域转化为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开放复合的区域,是以人与自然的协调为中心的人居环境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域人居环境科学是指以河流(水系)的集水区域为边界或范围,以该区域人类聚居(包括村庄、乡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构建以“流域”为区域单元的人居环境建设体系,着重探讨人与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论文在文献法、调查法等常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人居环境科学融贯的综合研究法,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水资源节约型、人居环境友好型”两型型流域人居建设的总体目标,运用类型学研究方法归纳出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的核心内容—流域统筹,在借鉴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论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研究框架。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体系的基础上初步构建流域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体系,为流域人居环境科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以嘉陵江流域为实践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考证法对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自然系统及人类系统演化过程进行了纵向研究。针对嘉陵江流域全江渠化及生态文化资源丰富的典型特征,论文在对嘉陵江流域自然系统及人类系统发展演化的特点分析基础上,重点从流域人居环境区域发展统筹、空间结构及城乡统筹、文化旅游统筹、流域水资源开发及管理统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统筹五个方面分别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为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经济发展及城乡建设实践提供参考,促进流域人居环境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在现状研究部分,论文从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自然系统特征分析入手,研究了嘉陵江流域自然系统对人类聚居选址的影响,归纳了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山水一体”的形态构成要素。在对嘉陵江流域城镇发展现状调研的基础上,梳理了流域人类系统聚居演变过程,以区域规划研究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区域统筹发展的不同模式,建构了流域区域统筹格局。流域空间统筹是流域综合发展的基础,是以流域城镇空间发展为载体,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以中心城镇为依托,以流域为发展轴,在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人居空间地域综合体。论文在总结人居环境空间形态演进的一般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流域人居环境结构形态扩展的动力机制,针对嘉陵江流域传统人居环境结构要素演变的不同类型特征,分析了规划调控的不同模式。在流域文化体系统筹研究部分,论文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流域文化及文化体系进行了界定,针对流域人居环境文化旅游开发现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对嘉陵江流域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分类及资源评价,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旅游统筹开发策略并指出,流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即呈饱和状态,代之内部的振荡与冲突,如果没有新的文化因素的融入,这一孤立的社会系统便会趋于停滞、内耗,甚至灭亡。流域作为一个自然—人类复合系统,自然属性的系统性决定资源开发利用必须遵守流域系统原则。在水资源开发与统筹管理部分,基于流域内部水资源的整体性及关联性特征,论文指出,流域水资源应在充分考虑局部人居环境建设特征及整个流域的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统筹开发,才能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论文通过对嘉陵江流域水资源的综合评价与供需分析,提出了嘉陵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与思路,并从流域灌溉与供水、航运开发及水电开发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规划思路。流域生态环境统筹是影响流域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流域水生态环境统筹研究部分,论文从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的生态现状问题分析入手,针对嘉陵江流域含泥沙量多、中上游水土流失严重、工业和城镇生活对江河水质造成的污染较大、流域原生植被残存面积不多、森林覆盖率低等问题,研究分析了嘉陵江流域地表环境与水土保持、水环境与水资源保护、流域防洪、河道的生态整治、节水问题及流域水资源开发,提出了水土保持治理措施、明确了流域干流范围内水功能区的划分原则及划分方法,提出了节水减污策略,推进流域内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和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强调了通过对行洪区的有效管理来减少损失的防洪策略并提出了梯级开发的环境保护思路与措施。结论部分对全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明本研究验证并构建的有关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科学的部分理论框架及本文的创新之处。指出由于研究学科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及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有关流域人居环境研究范式的建立尚需进一步完善。
孙维跃[9]2008年在《近代新疆石油工业发展述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丰富的石油资源使石油工业成为新疆的第一大产业,长期以来一直在新疆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疆人民自从发现石油之日起,就开始了对石油的积极开采和利用。尽管使用土法,工艺落后,但仍为近代新疆石油工业的启动奠定了基础。由于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新疆的石油工业基础一直比较薄弱。本文试图通过回顾近代新疆石油工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理清新疆石油工业发展的脉络,分析其成败的深刻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新疆石油工业的辉煌前景。本文内容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新疆近代石油工业的开端。近代新疆的石油工业是在内忧外患中启动其发展历程的。在洋油大量倾销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开发新疆油田。他们积极探索有效的经营理念和开采技术,开创了近代新疆的石油工业。第二部分:新疆石油工业初创时期的主要成就。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中国石油工业空前发展,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石油及其代用品。新疆独山子油矿有力地援助了1942年的苏联抗德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第叁部分:近代新疆石油工业发展的特点。近代新疆石油工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这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也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典型特征。新疆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储备,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必将有发展石油工业的辉煌前景。
李澜[10]2003年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它推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结构、城乡空间布局和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质变,并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不同的推进特点和发展特色。由于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演变过程,因此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以及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城镇化推进战略中的重要方面,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以及城镇体系结构,影响着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是我们进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必须重视的大问题。实际上,尽管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东西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而且巨大的发展差距仍在加大;西部民族地区的城乡二元性结构问题日益突出,滞后的城镇化已经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已为众多有识之士广为关注。因此,从研究民族经济发展战略,推进民族经济加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高度出发,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经济和城镇化推进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六个部分,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为城镇化基本理论研究部分,共分四个要点,一是对城镇化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理论界定,揭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第叁产业的兴起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二是从城市化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追溯世界城市化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概括世界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以及中国城镇化推进中特殊规律,分析与探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性;叁是重点对城镇化的发展模型进行定量化模拟,阐述了城镇规模序列原理,模拟了城镇体系发展模式;四是分析、探究城镇化的发展效应,既从城镇的集聚特点出发,分析城镇兴起与发展的经济效应,又从集聚经济产生圈层辐射作用的角度,探讨城镇以圈层推进为主的区域发展空间效应。同时,结合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实际,分析了城镇发展与郊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以及城镇发展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必然影响。 第二部分理论阐述与分析推进城镇化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意义:一是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农业建设;二是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叁是为扩大农民就业与增收致富提供发展空间,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叁部分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现状。通过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成因分析,理论透视其发展的主要现状:一是低水平的城镇发展与低密度的城镇分布;二是发育不完善的城镇体系结构;叁是嵌入式城镇与城镇经济孤岛效应;四是功能单一的小城镇职能结构;五是多样化的城镇建设问题;六是城镇化推进中的策略性问题等,为有针对性地构建具有西部民族地区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方略提供现实依据。 第四部分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特性,着重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其一,属于传统开发型发展模式,即以资源利用为特点的城镇经济发展模式;其二,属于市场开拓型发展模式,即以产业结构优化为特点的城镇经济发展模式;其叁,属于现代创新型发展模式,即以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为特点的城镇经济发展模式。 第五部分侧重对西部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进行战略构想,分为两大要点,一是探讨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与发展道路,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体系进行宏观规划,并对西部地区高等级中心城市发展进行发展定位,提出西部民族地区特色城镇的发展取向,即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并构建突出地方城镇经济开发特点的六大城镇发展模式。二是突出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观,重点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即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努力实现城镇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城镇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城镇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第六部分选择西部民族地区的沿边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为借城镇发展兴一方经济的发展观提供可借鉴的范例,创新加速西部地区民族经济成长的发展思路。 笔者的研究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应用研究为目的,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去思考城镇化发展问题,尤其是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具体问题,则更以客观的分析为基础,力求科学地提出发展的规划与实施战略。同时,研究中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理论分析与田野调查研究相结合;并注意民族地区群体利益分析法的具体应用,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思考、认识与探索推进城镇化的具体问题,为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行性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 西北近代石油资源开发研究[D]. 杨丽萍.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2]. 近代陕北石油开发研究[D]. 汪新栋. 延安大学. 2008
[3]. 甘肃省工业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D]. 郑蓓媛. 西北师范大学. 2008
[4]. 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思想比较研究[D]. 杨才林.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5]. 民国时期柴达木地区土地开发研究[D]. 杨洁. 青海师范大学. 2016
[6]. 20世纪陕西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D]. 马晓梅. 西北大学. 2006
[7]. 西北近代工矿业开发述论[D]. 尚季芳. 西北师范大学. 2002
[8]. 嘉陵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D]. 周学红. 重庆大学. 2012
[9]. 近代新疆石油工业发展述略[D]. 孙维跃. 吉林大学. 2008
[10].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研究[D]. 李澜.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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