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平[1]2007年在《选择与顺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耶夫·维索尔伦语用综观顺应论从认知、社会、文化的整体视角解释语言的使用,提出使用语言即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为适应交际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相对于英美传统语用学的“语用分相说”,语用综观论试图为语用学研究提供一个连贯统一的理论框架。本文从语用综观论视角出发,依据综观视角下的语用顺应理论,对翻译过程及相关焦点问题进行了研究,旨在通过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做出的各种选择顺应活动,描写并解释翻译过程中译者与语境选择顺应的关系,从新的视角认识各种翻译现象,并试图建立以语用综观顺应论为基础的翻译选择顺应模式。第一章综述了翻译研究所呈现出的明显发展趋势,即从规定性研究逐渐向描写性和解释性研究转向,从跨学科向多学科与多视角转向。本文认为维索尔伦所提出的语用综观理论框架对重新审视翻译过程及其翻译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为有益的视角,对于建构更有描写力和解释力的翻译研究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二章回顾了近二叁十年来“分相论”语用学的发展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指导与应用,指出这种对语用与翻译关系的探讨,多是从某一语用因素出发研究其对翻译的影响,难以构成一个连贯统一的翻译理论模式。翻译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必须探求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使诸多翻译问题在这个框架内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语用综观论的视角对翻译研究有望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第叁章首先指出翻译过程研究关乎到如何认识翻译的本质问题,然后分析了以往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模式及其局限,并根据语用综观顺应论,提出翻译就是译者在不同意识程度作用下不断做出的跨语言转换活动的动态选择过程。它包括四个方面:翻译过程语境相关成分的选择与顺应,翻译过程语言结构成分的选择与顺应,翻译过程选择与顺应的动态特性,以及翻译过程选择与顺应的意识突显度。第四章探讨译者语篇语境对选择顺应的制约。如果把翻译过程看作由原语语篇向译语语篇的转换过程,翻译过程的选择所要顺应的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境,而是译者语篇语境,这一新概念将语篇语境和翻译语境有机结合起来,并植入了译者语境视野,以选择顺应为主线,构成了应用综观顺应论研究翻译过程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不仅重新组合了各种语境因素,而且揭示了翻译的双重语境化过程中翻译与语篇的互动关系,也为描写解释与翻译选择过程相关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思路。第五章借鉴心理学研究的方法,尝试引入了“有声思维数据分析法”和“选择网络分析法”,首次从选择顺应的角度探讨了这两种方法应用于本研究中的可行性,并提出翻译选择过程具有非线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等特征。第六章讨论了翻译选择顺应论所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1)指出译者选择哪一种翻译策略和原则,受到译者和译文读者的语境视野制约,因而译者通常在认知、社交、物理世界叁方面做出顺应。同时认为由于语境的动态生成特性,翻译策略和原则的选择呈现动态顺应性。(2)鉴于译者意识突显程度不同,优化的翻译策略原则只能是相对的,而正确理解最小最大原则才会提高选择顺应理论的解释能力。(3)“翻译常态”是描写译学的核心概念,被认为是决定翻译选择的最主要因素。通过与顺应论中的“社会心智”相比较,指出可以将这一概念合理地纳入翻译选择顺应框架中。(4)借助综观论的语境视野概念,首次阐明了译者的焦点地位,并以此为依据解释了译者选择过程中的顺应性叛逆现象。(5)讨论了翻译选择顺应模式对翻译教学的启示:以过程为导向,强化翻译语篇语境意识,提高学习者以选择为特征的翻译能力。第七章余论部分再次阐述了引入综观视角对于建立连贯统一的翻译研究框架的特殊价值,并明确指出不可将翻译选择理想化,译者必须正视选择过程所伴随的潜在风险或不完备性,每一项选择都有可协商性,这是完整理解翻译选择顺应模式的重要前提。此外,论文尝试提出了翻译选择顺应模式所引发的一些相关课题思考,并展望了这一翻译研究模式的发展前景。本文的贡献体现在:其一,首次在语用综观顺应论框架内系统论证了翻译活动的选择顺应过程。其二,尝试移植了研究译者选择行为的两种实证方法,明确阐述了翻译选择的性质。其叁,对语用综观论的语境概念加以扩展,构建了以译者为视野焦点的翻译语篇语境框架。其四,在翻译选择顺应理论模式指导下,探讨了这一模式对革新翻译教学理念及方法的指导意义。
柏颖[2]2003年在《译者处理译文语篇时的社会文化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研究译者处理译文语篇时的社会文化视角。译者必然遇到“翻译什么”，“为谁翻译”和“在译文语篇中使用什么具体词语”等问题。作者研究了叁种社会文化因素(即社会政治形势、社会经济情况和社会道德氛围)与译者面临的叁种选择之间的关系。作者采用了共时与历时比较描述的方法，分别研究了上述叁种因素，认为这叁种因素对译者的选择原文(题材)、翻译策略(忠于原文或以读者为中心)和具体词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本文结论如下： 第一，翻译服务于政治目的时，如告知人们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或执行政策的方法，社会政治会影响译者选择适当的原文。译者会选用与政治改革有关的题材，他们有意识地从政治的角度解读原文，选择诸如增删或更改的方法，使译文在译语文化中得以存在。第二，翻译也可以为经济目的服务。译者选择原文时必须考虑商业效益，采用增减，更改等方法，并且采用华丽的词藻。第叁，由于翻译是在道德环境中进行的，译者通常选择译语文化中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原文，势必采用删改，简化、更改等手法来处理敏感的信息。选词也要考虑道德观念。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翻译中的确切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译者的翻译动机。
施云峰[3]2017年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道德经》英译中的视点研究》文中提出语言与视点联系密切,视点遍及语言使用的每一个角落,说话者说话或作者写作首先得选择立场,进而选择语言形式和内容,所传递的不仅仅是话语信息,还有说话者或作者的视点。传统上与语言相关的视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学、句法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话语分析、翻译研究等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对视点的关注点不尽相同,而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对翻译语言中的视点进行系统的研究还相当少。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种普通语言学与适用语言学,将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符号(Halliday 1978),关注人和社会、语言形式与功能、语言使用及其语境,同时关注语言功能在词汇语法和语篇层面的体现,主张“意义即选择”。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翻译语言中的视点进行系统研究,必将会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在东学西渐过程中,大量的中国典籍被译成西方语言,译介最多的当属《道德经》,仅译成英语的就有160多种译本。这些众多不同译本在遣词、达意、谋篇等方面大相径庭、各具特色,有些与原着相去甚远,甚至面目全非、不知所云。显然,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译者对原着不同的主观解读,也可能是译者的意识形态、翻译动机和翻译观,还可能是他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手段,甚至可能受到他的目标语能力、使用习惯的影响。一旦译者决定进行翻译,他的主体性和视点就不可避免地介入翻译过程:首先是解读原文,不同译者有不同的个人的、主观的理解;其次是翻译过程中翻译语言的选择使用也是主观的;第叁是翻译方法、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也是主观的。因此,整个翻译过程带有了主体性,翻译的产物即译文也自然就包含了译者的视点,甚或其它视点,如意识形态、利益考量或社会文化氛围等。总之,翻译语言与视点的关系值得探讨。本文以亚瑟·韦利和辜正坤翻译的汉语典籍《道德经》的两个英译版本为语料,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方法,研究翻译语言中的视点。本文主要研究3个问题:(1)视点如何介入翻译语言,这种介入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2)视点如何决定和影响词汇语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3)表达视点的语言手段在各层级上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译者在原文本语义理解不同的前提下,对翻译中的词汇、句型选择等方面的选择存在偏好,进而主观地完成译文,运用并表达了自己所独有的翻译观和视点。因此,翻译过程中通常也就有了译者视点的介入。针对本研究提出的问题,我们假设首先译者要产生进行翻译活动的想法,其次就是付诸翻译行动,在翻译过程就会选择采用各种语言手段,这些语言视点往往都会体现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视点。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1)文献研究法:主要收集、整理国内外视点与翻译方面的文献,阐释视点与翻译及其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探析视点在翻译语篇中的体现和特征;(2)基于客观语料的方法:本文以汉语经典《道德经》的两个英语译本作为主要语料,对翻译语篇进行具体案例分析研究;(3)定量分析法:将研究对象限定在《道德经》第一章至第九章的可控范围内,针对有必要、有可行性的语言现象进行统计、计算和分析、比较以进行定量研究;(4)语篇对比分析法: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方法,从语言元功能、评价理论等方面分析两个版本的译文和译文中的视点。针对本研究提出的叁个问题,通过对《道德经》两个译文的对比分析,本论文得出了以下3个研究结论:第一,视点之所以会介入翻译语言,其根本原因是翻译是译者的语言活动,在文化语境中译者是带有主观思想和情感的主体,他的认知和活动具有主体性,译者就是视点和主体性产生和呈现的主体。只要译者这个主体介入翻译,视点就通过译者这个主体的认知和翻译活动介入翻译语言,具体而言,视点介入翻译语言的方式就是通过译者对原文的解读、理解,对原文形式所体现功能或意义的选择,所选原文功能在译文中的转换以及在目标语中再现该功能的语言形式的选择。与语言的元功能对应,视点通过以下叁种方式介入翻译语言:(1)体现概念元功能的及物系统、语态系统、逻辑语义系统和概念隐喻;(2)体现人际元功能的语气系统、情态系统、评价系统和人际隐喻;(3)体现语篇元功能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与连贯。影响视点介入的因素首先是人,即翻译活动中的译者和作者;其次是视点所介入的对象,即翻译语言,包括目标语和文本,它们对容纳视点介入的潜势和体现资源会产生影响;第叁是语境,包括翻译活动发生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第二,视点通过选择体现元功能的众多系统来影响和决定词汇语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视点要介入翻译语言,就要先成为披着语言外衣的视点。与本研究主体部分所采用的理论框架一致,体现语言叁个元功能的众多结构系统,也都可以用来体现视点。换言之,视点通过这些方式选择翻译语言:通过体现概念元功能的及物系统、语态系统、逻辑语义系统和概念隐喻进行选择;通过体现人际元功能的语气系统、情态系统、评价系统和人际隐喻进行选择;通过体现语篇元功能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与连贯进行选择。视点对翻译策略和翻译语言选择产生的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明显又深刻。译者在阅读原文采取的视点和其中形成的视点会帮助他先选择翻译理论,之后再选择翻译策略。译者选定的翻译策略会进一步帮助他在目标语中选择词汇和语法。同时,在翻译实践活动中采用和形成的视点也会在后来的翻译中起作用,影响和决定翻译策略和翻译语言的选择。第叁,表达视点的语言手段有词汇语法手段、语篇结构手段、语音-音系手段和标点符号手段。翻译语言和译者的视点普遍存在于翻译语篇中,这种视点与译者的主体性、翻译观、意识形态和翻译策略等诸多因素有密切关系。体现视点的语言系统与体现语言元功能的结构系统是相同、一致,即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同样的原文,不同译者会译成不同的译文,译者的视点及其上述各种因素就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主体性始终贯穿于语言的概念、人际和语篇叁个元功能的各个体现系统内,而主体间性主要在体现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中得到呈现,表达译者对读者和作者的协商态度和情感考量。本研究表明,视点在语言中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语体,翻译语言往往包含着译者和作者的视点,体现为译者在翻译策略和词汇语法方面的选择。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范围,对汉语典籍翻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纪蓉琴[4]2010年在《主体间性视阈下的译者元语篇意识构建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探讨了在语言哲学视阈下,元语篇的主体间性本质及其在语篇翻译中对译者元语篇意识构建的角色定位作用问题。研究首先采用历时的方法,对元语篇的语言哲学本质进行了阐述。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梳理回顾,阐明了人的主体性是语言建构的,是使用中的语言提供了主体的表达形式,产生了人的主体性。语言建构了人的主体性并使人的主体间性成为可能,而人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是哲学的必然。元语篇是语言活动的层级形式,任何形式的语言活动都包括主语篇和元语篇两个层面。言语话题的主题信息和指示内容通过主语篇来表达,它表征的是言语活动的基本内容。,在这个层面上,言语主体表征言语活动的基本内容,因而建构人的主体性。但是言语主体的命题态度、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是通过元语篇来构建的,言语主体根据交际需要来组织和监控言语活动的生成和发展的程序信息,表达的是程序意义,因此在这个层面产生了主体间性。本论文从语篇修辞互动的角度对元语篇的概念和功能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探讨,对元语篇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脉络进行了历时的梳理和回顾。对元语篇的言语行为、语用学和关联理论基础与语篇翻译的相关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论证。论文对译者主体的元语篇意识构建研究是在语篇语言学的框架下展开的。语篇中的元语篇标记是作者构建语篇的一种策略。通过语篇中的外显语言机制-元语篇标记,作者明示了语篇的命题信息、对读者的期待和关注。在语篇翻译中,这些元语篇标记对译者再现原文语篇策略,构建与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吻合的译语语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是语篇中不可或缺的语篇资源。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实证方法,对主体间性视阈下元语篇意识对译者语篇意识构建的角色定位作用问题进行了对比性的研究。综合运用量化统计和分析描述的方法,对信息类语篇《物种起源》和《孙子兵法》中的元语篇标记使用情况做出对比研究,分析了在主体间性理论视阈下,译者运用元语篇标记识别原文语篇作者的意图和命题信息,并在译文语篇中通过元语篇标记,成功构建符合目的语读者需求的译文语篇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翻译是通过语言进行的各主体间的对话与交往活动,涉及多个主体的共同有效参与,只有协调好作者、译者与读者的关系,使共在的自我在翻译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共同理解与认识,协调彼此的行动,才能顺利地使得交往理性在以文本为对象的翻译活动中得以贯彻。而以文本为对象的翻译活动中元语篇的存在可以帮助译者组织语篇、连接命题,保证语篇的完整性。由主语篇和元语篇共同构成的语篇意识既能体现译者的语篇组织能力,即译者在翻译活动中遣词造句和连句成篇的能力,也是使译者构建既和原文文体风格相一致,又连贯得体的译文语篇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元语篇为译者的语篇意识构建提供了基础,它使译者的语篇意识构建具体化了。语篇翻译中,译者的元语篇意识使译者的视界与作者、读者的视界融合,使各主体的间性得到充分张扬,从而使译文得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陈艳新[5]2016年在《交互视阈下的英汉语篇衔接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对外汉语教学和翻译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英汉互译的衔接问题。以往研究表明,在汉语和英语教学中衔接手段习得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尤其是在英译汉的平行语篇中,一个衔接词可能与多个目的语衔接词相对应。现有的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中,对句级层面的衔接手段差异已经做出了较为系统的对比研究,但是把英汉衔接手段置于语篇中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因此本文力求在英语和汉语本体衔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对比研究方法,并借助语料库大数据手段,在一定数据库规模基础上统计出英汉衔接表达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和解释英汉衔接表达的规律和机制。具体是从英汉两种语言的衔接手段与相应的衔接语义之间的关联出发,通过对英汉平行语篇中衔接手段不匹配的语言现象的统计和描述,考察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衔接要素是如何与其它要素产生关联并形成具体衔接表达形式的。本文通过对语篇中英汉衔接手段的对比研究,希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对衔接研究本身以及英语、汉语本体有所贡献,同时对于提高机器翻译的准确度、语言教学实践做出贡献。本论文共分七个章节。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本篇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第二章文献综述。从语篇、衔接和英汉语篇衔接对比研究叁个方面进行梳理和概括,力求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呈现出衔接是实现语篇连贯的手段,只有在语篇范畴内展开的衔接研究,才能发现衔接的功能属性和生成机制。由此,语篇层面的英汉衔接对比研究除了近距离观察衔接手段“一对多”的语言形式差异之外,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英汉衔接手段不匹配的内在动因和衔接机制问题。从文献上看,现有的英汉衔接对比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总得来说依赖于自省的、宏观的、定性的分析较多；客观的、系统的、量化分析较少。究其原因,这与语篇层面展开衔接调查所涉及到的复杂语境因素有关。如何构建适合语篇层面衔接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就成为推进研究的关键,这也成为第叁章和第四章的研究脉络。第叁章构建适合英汉语篇衔接对比的交互理论框架。“交互”这个概念是本文开展研究的轴,从作者—读者(译者一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天然交互关系到功能视角下的语篇对话本质,从语用学视角下对潜在读者可接受度的考虑到社会认知语用学对翻译这一交际行为的分析,都揭示了不能把语篇层面的衔接对比研究当作单纯的语言形式对比研究,衔接是承载多重功能的语篇意义载体,是能够反映作者意图的显性语言形式。由此,本文首先立足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翻译转换行为的天然主体间性,从理据的角度诠释翻译转换行为是英汉平语篇中衔接手段不匹配的内在动因。其次基于翻译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用学中的衔接研究成果,提出衔接手段的生成过程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1)衔接手段的选择取决于作者(译者)的洞见能力、其对主体间性的参与能力,以及在交互衔接手段选择的创造性能力等多个方面。2)这种在衔接手段生成过程中应该具备的交互视野是所有语言共通的衔接生成基础。第四章主要介绍用于英汉语篇衔接对比研究的语料库建设流程。包括语料简介、语料库设计与交互研究、语料库研究方法以及应用于本研究的自建《金融时报》语料库的建库流程。对翻译汉语语篇的研究显示,译者不仅对衔接要素进行了省略,还主动插入了指示词、人称代词和连接词。本研究把这种发现作为两个相关现象的证据：1)英汉平行语篇中显示出来的频次变化,体现了不同语言系统在相同语篇语境下衔接使用的偏好和趋势。2)语篇参与者(译者)作为连接英汉不同语言系统的唯一跨文化专家,英汉平行语篇中显示出来的频次变化与译者的主动选择密切相关。第五章基于平行语料库和参考语料库的数据分析。依据语料库分析软件Paraconc对《金融时报》建立的平行语料库的统计分析,对平行语料库中的交互衔接手段：指示词、人称代词和连接词的频次统计和一致性(concordance)问题展开调查和研究。发现翻译汉语语料库中指示词的出现频率高于原文语料库和对比汉语语料库；翻译汉语语料库中第一和第二人称的使用频率与英语原文语料库较为接近,而把这一数据与参考汉语语料库相对比时,就会发现这一数值明显偏高；“增补、时间、选择”这叁类连接词在翻译汉语语篇中省略频次较高而插入频次较低。“因果、假设、转折”这叁类连接词的省略频次较低而插入频次较高。这一研究结果显示了英汉语言系统中指示、人称代词和连接词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共性和趋势差异。第六章结合衔接手段量化分析结果展开语境和案例分析,以同一语篇语境下的英汉平行语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衔接手段为分析对象,突破以往研究中主要以归纳汉语衔接词与英语衔接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为研究重点的局限,尝试剖析英汉衔接手段不匹配的内在动因,从衔接生成机制的角度阐释英汉衔接在语用方面的特性。另外英汉衔接手段的差异还体现在英语原文库、翻译汉语译文库和相关汉语参考文库的频次占比情况上,这一差异为揭示衔接生成需具备交互视野提供了佐证。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归纳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创新之处,同时阐释了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相关后续展望。本文的创新和特点：首先,交互研究始于口语语篇,说话者和读者之间的交互是天然的,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书面语篇。通过对翻译转换行为的语言哲学思考和衔接语言学理论研究,衔接手段的生成过程可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衔接手段的选择取决于作者(译者)的洞见能力、其对主体间性的参与能力,以及在交互衔接手段选择的创造性能力等多个方面。二是这种在衔接手段生成过程中应该具备的交互视野是所有语言共通的衔接生成基础。在理论分析中,找到交互研究与英汉语篇衔接之间的语言学关系。其次,经过语料库的调查分析,使得英汉语篇形合意合研究得到了直观性实证。英语的显性衔接手段在汉语平行语篇中进行了大量省略,这可以看做是对汉语意合行为的妥协,但调查还发现了翻译汉语语篇中不仅对衔接手段进行了省略,还有显着的插入行为,这是对译者作为语篇参与者直接影响语篇意义的佐证。因为语料库方法对重复的频次统计有着准确高效的研究特点,这使得本文的衔接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再次,本文借助语料库研究方法,对英汉平行语篇中的衔接手段展开频次统计,突破以往研究中主要以归纳汉语衔接词与英语衔接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为研究重点的局限,尝试剖析英汉衔接手段不匹配的内在动因,从衔接生成机制的角度阐释英汉衔接在语用方面的特性。之前有关作者和读者的交互问题多局限于定性方面的讨论,原因有二,一是难于找到可以进行量化研究的界面；二是没有开放的平行语料库。因此,本文以翻译转换行为作为研究界面,自建《金融时报》20余万字经济类平行语料库,并对此库中的衔接手段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基于数据库的研究发现与交互研究视角相结合,致力于语篇层面英汉衔接生成机制和语用规律的解释。最后,汉语语篇当中对衔接机制的研究远不如英语中那样普遍。在本研究当中,本文在翻译汉语语篇中深入调查了叁类衔接手段：指示词、人称代词和连接词的使用规律,并对平行语篇中叁类衔接的差异做出了详细描写和解释。在同一语篇语境下,叁类衔接手段互相配合,显示出了一致的交互趋势。
李天贤[6]2012年在《认知框架视角下的语篇连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的言语活动要求交际双方表达思想清楚、前后脉络贯通,避免前言不搭后语,这就是言语活动的“连贯”要求。“连贯”是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的共生课题。连贯研究在阅读与写作等言语活动中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真正引起广泛关注的则是Halliday和Hassan《英语的衔接》(1976)出版之后的事情。在随后的叁十多年里,连贯研究已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等领域的重要课题,其研究广度与深度都得到了极大拓展,研究成果丰硕。这些研究只能说部分解决了“什么是连贯”等基本问题,但目前仍缺乏一种公认的连贯研究模型。随着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开始思考借用其概念与方法去诠释连贯。受此启迪,本文采用“认知框架”概念,意在构建语篇连贯解读的认知框架模型,探究语篇连贯研究的新视角或新方法。研究假设：语篇连贯就是解读语篇意义,是解读者在微观、中观和宏观认知框架中,通过激活语篇的词素、词、小句、段落等语言符号所裹挟的概念和概念关系,在其心智中产生的意义关联。认知框架的工作定义：认知框架(简称“框架”)是建立在人类体验之上、与场景相关的概念结构,是信仰、社会实践、制度、意向等的图式表征,是语篇编码概念所预设的背景知识,是特定言语社团成员交流的认知基础,是微观、中观和宏观叁位一体的认知结构。各章的内容和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章介绍选题缘由、研究目标与方法、主要观点与创新。第二章梳理语篇与语篇连贯的定义与分类,归纳出语篇连贯研究的语言形式功能、语用推理、认知心理和多维研究等方法,从而提出从认知框架视角研究语篇连贯的必要性。第叁章从认知框架的特征、定义与分类出发,重构语篇连贯研究的微观、中观和宏观认知框架叁位一体的理论模型。第四、第五和第六章分论微观、中观和宏观认知框架如何作用于语篇连贯。第四章把词素、词、小句等语言单位所激活的概念与概念场,视为解读语篇连贯的微观认知框架的启动因素,而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则是语篇连贯中起作用的两种主要微观认知框架类型。概念隐喻作用于语篇连贯取决于源概念场和目标概念场中各概念与概念关系的系统映射,概念转喻作用于语篇连贯则取决于同一概念场中各概念间的邻近关系。第五章探究语篇连贯解读的中观认知框架,句际与段际之间的各种逻辑语义关系与意象图式是其具体表现。因果、相似和邻近等逻辑语义关系是语篇连贯解读的观念联络原则,意象图式则是感知体验在人类心智中反复出现的模式,是连接语言与认知思维的中介。第六章根据框架语义学与构式语法的互补关系,提出语篇构式是语篇连贯解读的宏观认知框架。语篇构式是语言的构式研究推广到篇章层次的自然要求,在更高层次上揭示了语篇理解的整体性与宏观意图。论证结构和故事结构是两种典型的语篇构式,它们在宏观层次上保证了语篇连贯。第七章考察认知框架的动态性对语篇连贯解读的作用。认知框架是语篇分析的一种方法、策略和世界观,用于分析言语产品,既可揭示构建者的话语意图,又能洞悉因不同解读者的认知视角差所蕴含的不同语篇连贯方式。媒体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报道揭示了不同话语构建者的认知视角差,对宋词人李清照《如梦令》原文与英译文对比分析,则彰显了不同解读者的认知视角所衍生的多重语篇意义。第八章回望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与不足。本研究有叁方面的创新：(1)以认知语言学的“认知框架”为语篇连贯研究的理论根据,开创了语篇连贯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野；(2)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叁方面范畴化“认知框架”,并用于构建语篇连贯解读的认知框架模型,突破了言内与言外的二元对立分类标准；(3)提出了“语篇构式”概念,既拓展了构式语法的研究层次,又能确保语篇连贯的正确解读。
刘静雯[7]2016年在《伍迪·艾伦文集幽默特色的汉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幽默语篇的翻译为研究主题,以美国鬼才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幽默文集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李伯宏和孙仲旭的两个译本,探讨典型的纽约知识分子式的幽默应当如何在汉译中再现。本文不仅关注伍迪·艾伦具有特色的文字本身,更关注他幽默语篇背后的写作动机,创造幽默效果的手段以及幽默语篇的特征如何在译文中再现。第一章聚焦幽默语篇的“因”,即创造幽默语篇的动机,研究伍迪·艾伦幽默语篇背后的心理应该如何在译文中传达。此章一共分为叁节,第一节探讨优越心理的翻译,第二节探讨敌视心理的翻译,第叁节探讨追求社会地位心理的翻译,主要从作者心理的掩饰程度来讨论翻译策略的选择。第二章聚焦幽默语篇的过程,即制造幽默效果的手段,一共分为四节,分别讨论建立对立框架、建立合成图式、创造折返路径和故意打破语用规则四种手段如何在汉译中得到再现,研究的问题涉及副词和连词的运用、笔调的庄谐对比以及新表达方式的创造。第叁章聚焦幽默语篇的“果”,即幽默语篇的特征应当如何在译文中再现。此章一共分为叁节,第一节讨论幽默语篇的隐含性应当如何再现,第二节讨论组合性应当如何再现,第叁节讨论情感评价性应当如何再现。本文通过分析与探讨,得出的结论是以上提及的创造幽默语篇的叁个阶段可以为幽默翻译的决策过程提供叁个维度的考量依据。对于作者心理的翻译,译者应当注意其与字面意思的距离,做好适当掩饰。对于幽默制造手段的翻译,译者要先了解作者运用了何种手段,逗笑读者的机制是什么,根据手段的不同选择翻译策略。对于幽默语篇特征的翻译,译者应当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考虑文章最终达到什么交际目的。本文希望通过以上叁步走的思考过程,能够很大程度地保证译文对原文幽默效果的灵活再现,为幽默语篇的汉译提供借鉴,促进经典幽默作品的传播与发展。
周振玲[8]2014年在《旅游景点介绍的英译研究》文中指出旅游景点介绍作为一种特定的体裁文本，有着鲜明的语言文化特色与语步结构特征。本文试图从体裁分析的角度探索旅游景点介绍英译的有效途径。本文首先总结了以往国内外学者在旅游翻译方面研究成果。然后运用斯威尔斯和巴蒂亚的体裁分析模式，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40篇英汉旅游景点介绍的语步结构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有着相似的语步结构及交际目的，但是英汉旅游景点介绍往往使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这些语步。通过分析，本文指出译者应该具有体裁规范意识及跨文化意识，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英语旅游景点介绍语篇体裁的语言规范，而不是一味忠实于原文。译者应当以读者需求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原则，灵活地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笔者提出四个翻译策略，即改写语步结构、传达实质性信息、转换思维方式和处理文化差异，并举例分析了景点介绍英译的具体方法。
祝晶[9]2011年在《俄汉语篇类型对比与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任何一门学科想要得到长远的发展,都需要吸收和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翻译学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先后把语篇语言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和理论依据。与以往语言学不同的是,语篇语言学不再局限于语言本身的研究,而是把视野扩大到语境和语言的交际功能方面。翻译的语篇语言学方法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再是单个的词、句,而是有着具体语境的语篇。以语篇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并不意味着翻译可以脱离词句,每一个层级的翻译应该在以上一层级作为思维背景,而整个语篇是翻译策略的落脚点,是评判译文质量的最终标准。本文主要以语篇语言学为切入点,对俄汉语篇类型和基于语篇类型的翻译进行研究。在对语篇进行翻译之前,涉及到语篇的分类问题。语篇类型与语篇的内容和形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语篇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翻译策略的选择。基于语篇类型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纷纷转向对语篇类型的研究,但国内外语篇分类纷繁繁杂、莫衷一是。总的来说,语篇类型研究有以语篇语法为标准和以交际模式为标准的两种方法,钱敏汝称这两种划分标准为“语法取向篇章模式”和“功能和交际篇章模型”。本文侧重于后者,采用纽马克的语篇类型分类模式,根据语言的功能将语篇划分为表达型语篇、信息型语篇和呼唤型语篇。在纽马克的语篇分类基础上,本文对比研究了俄汉语篇类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由于人类语言的共性,俄汉两种语言的语篇类型有着不少相似之处,这也就构成了俄汉语篇类型对比的基础,同时,中俄在文化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具体俄汉语篇的谋篇布局和衔接方式的不同,从而对语篇翻译提出了要求。因此,纽马克提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翻译策略,并指出“表达型语篇适用语义翻译,信息型语篇和呼唤型语篇宜用交际翻译”。最后,本文通过具体的俄汉翻译实例阐述了语篇类型和翻译策略的关系,即应根据不同的语篇类型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
钱纪芳[10]2008年在《和合翻译观照下的服装文字语言翻译》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历来是个“衣冠之国”。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璀璨的服饰文化,但留心阅读当今的一些时尚杂志,明显可以看出是西方在主导世界的服装思潮和服装新款,甚至连“中国风(中国民族元素的成衣化)”也主要是由西方品牌运作出来的。我国的服装出口占世界总量的24%,即每四件出口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中国制造”,遗憾的是国内没有一家自有品牌的出口额度能占到总服装出口额的0.5%。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问题不在服装的质量,而是我们的文字语言传播滞后了。企业人往往只重视服装本身的质量,容易忽视语言的后天包装,影响到产品融入国际市场。我们的设计师作为高考中的艺术类考生,其英文水平有着先天的不足,很难深层次地了解服装时尚的前沿理念,更不要说用英文明晰地表述出自己的设计思想;从事语言翻译的人又限于专业知识未能涉足专门用途的翻译领域,造成从业人员在语际交流中的困难和实用翻译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刘宓庆先生呼吁中国译人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看待翻译,发扬清末学术翻译及明初科技翻译的传统,跳出文学翻译优先论的窠臼,走“翻译实业化”之路。在国力上升的同时,不忘将我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逐渐打破西方的文化殖民、文化霸权的局面,达到本域文化输出和外域文化输入之间的平等“切换”。(2005:序1-40)本着“拳拳之心”,作者沉心研究服装文字语言的翻译,以期为我国服装业与国际化接轨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现有的服装文字语言翻译研究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研究仅散落在零星的有关小说人物的服饰翻译中,深度和广度均在起始阶段,甚至没有人对服装文字语言作过基本的定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服装文字语言本身做了全方位的描述,然后在21世纪“和合”生生的哲学理念导引下,采用内省思辩的研究方法,对郑海凌先生提出的“翻译和谐说”有了新的理解,构建了和合翻译的模式及其译者规范和操作原则,用于指导服装文字语言的翻译实践,同时反过来也在实践中测试、验证此理论的效能性。本研究一改以前从单点视角切入的做法,立足翻译本身,运用“和合”观照将翻译所涉及的诸因素有机地融合起来,恢复翻译本来的综合性面目,让翻译之“道”回归到实际生活的融突之中。服装文字语言的研究范围从现有的小说人物的服饰翻译扩展到服装的整个实业链条,包括服装的叁要素(材料、色彩、款式)、品牌、时尚标题、宣传广告、时装秀、企业对外宣传等各个角落,力图给出服装文字语言翻译的传播全貌。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发现有:1)通过对服装文字语言的分析,认为其本质是一种蕴含比较多实在信息的商业广告性语言,具有“信息”、“祈使”、“审美”叁大功能;地位是图象语言的一种有力的辅助手段;目的是使主体内容更加准确、具体、鲜明、突出,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内涵是对服装文化的描述或诠释;个性特征是综合性、信息性、描写性、修辞性、传播性、时尚性。分析表明服装文字语言是一种综合性语言,涉及众多的学科知识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内在需要“和合”式的翻译理论做指导。2)系统地回顾了翻译和谐说,肯定了“和谐”的翻译标准,但同时指出了该理论存在操作方法倚重译者的悟性、理性分析的程序化模式比较弱的缺点。3)试着将“和合”理念融入“翻译和谐说”中,丰富“翻译和谐说”的内涵基础。具体有①从“和谐”到“和合”的拓展,把聚焦点从结果转移到过程。“和合起来”是一个基于主体自觉、自愿的创造性生生过程,所以翻译过程是一个参赞化育的愉悦过程。“和合”是实现“和谐”的手段,和谐则是译人孜孜以求的文本、社会、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②从“结构”到“生生”的拓展,使翻译研究从封闭系统转变为开放体系。结构是静态的、封闭的、排斥个性和差异性的,而“和合生生”是“化生”和“生生不息”之意,蕴涵多样、多元的融突协调。在“和合生生”的观照下,翻译是一种译者顺应翻译的本质规律,在由衷欣赏人类创造的语际文化和语言文字、由衷爱惜作者、读者情怀中的主体创造。任何文化霸权行为、语言优越论、译者的非人文理性操控等现象都是违背“和合生生”之精神的。翻译的标准应该敞开自己,任何标准的提出都是一个“在途中”的概念,是永久性发展中的一种努力。翻译的根底是原文、译文和主体(作者、译者、读者)的和合生生体。③从“适中、得当”到“融突”的拓展,将和谐内涵从对作品结构的顺应提升到对翻译天道的顺应。“适中与得当”是和谐的核心精神,“融突”则是“和合”的真谛。差异和生是“生生”之本。差分、异质元素及多元要素经和合而生生。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包括不同语言、不同时代、不同译者所创造的不同译本都是一种异质新生命的化生。存相与式能一体是“生生”之形。翻译是译语中的一种特有变体。因此,翻译标准不可能是完全的“等值”、“等效”或“转换”,而是“对应”。“对应”是一个强调效果和质量相当的差异体系,可以通过设立相关的参数检验译文的质量等级。冲突与融合是“生生”的超越手段。亦是翻译过程的写照。译文可以与原文竞赛,甚至局部超越,指的是译者利用语言的互补性,为恢复翻译中的均势所作的补偿性努力。汰劣与择优是“生生”的价值取向。现实层面中判断汰劣与择优的价值原则是公平、正义、合理,超越层面则是真、善、美。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要本着“和爱”的本真,运用对称整合(中和)的方法,让原文与译文、翻译主体的利益和读者的利益、翻译学科与毗邻学科等元素、要素形成“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的共荣关系,积极参与建设人类不断完善的“真、善、美”精神家园。4)探讨了翻译和合说在东西方文化和译论上的底蕴。指出东方文化的心理结构是“天人合一论”,是主体人顺应自然规律的能动创造;工作机制是“中庸之道”,运行准则是中正适度、和而不同、修身协和;译论上的映现是“质”中兼“效”、人文调和。西方文化的心理结构是“存在实体说”,世界是一个以实体为中心的具有层级和多维关系的和谐网络;工作机制是“四因说”,质料是形式的承载体,形式是对质料的规定,质料与形式的转化动力来自目的;译论上的映现是“效”中见“质”,目的协和。在译论的追溯过程中,作者发现“和合”本来就是东西方译论的原初思维,经历了岁月的曲折洗礼,当今的译论新局面需要回归“翻译和合说”。东方的直观、模糊型艺术翻译思维要求与西方的科学翻译思维和合,而西方的客观、精确化科学翻译思维也步入了极端的误区,要求与东方的人文精神和合。5)建构和合翻译模式。面对多元化时代翻译研究变得松散、边缘化的现状,作者指出翻译研究的真正前景在于自身内在和谐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搞清翻译的本质、过程、主要媒介、翻译所涉及的诸要素等实质性内容,找到其内在系统的运转主轴及其运转的环境。翻译是个多棱镜现象,很难建立一个万能模式囊括翻译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比较可取的方法是建立一个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庸”性质的和合翻译模式,以便对现有的模式进行抽取式地优化组合,指导翻译研究与实践达到相对的理想效果。通过分析目前翻译研究领域对翻译本质的主要解释,作者找到了翻译研究中的核心概念群:“信息、符码、解释、文本、意义、对应、功能”。经过观察,作者认为只要抓住“信息”这个焦点概念就能将翻译研究中的核心概念群串联起来,显现翻译研究的全息图。然后,作者融合了拉斯韦尔的五W传播模式、贝尔的翻译交流模式、威尔伯?施拉姆的控制型传播模式、霍尔的解码模式、老子的“太极”交互动变模式,建构了和合翻译模式。这个模式显示了交流中的和合环节、和合互动回合、和合解码立场、和合双焦循环、和合立体统一等特征,可以应用于解释翻译的过程和研究。此外,模式显示译者的抉择行为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和研究的始终。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规范译者的行为,作者借用了陈国明的儒学交际原则(仁、义、礼、时、位、几)框架,描述了译者的适当性行为规范。至于操作原则,作者提出了“合作—关联—顺应”的翻译策略。合作指作者、译者、读者叁者之间形成平等、互利的合作局面;关联指译者通过对译语读者的知识结构、接受能力、寄予译文的期待等因素分析,有选择地对原作信息做适当的明示处理,建构最佳语境,以便读者获取最佳关联;顺应包括对语境、信道、结构客体中各个语言层面的动态顺应。翻译和合说是对翻译和谐说的拓展,除了“和谐说”原有的审美性、整体性、普遍性、辨证性、创造性以外,还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动态性与恒量性、开放性与模糊性、传承性与层级性、创造性与超越性。创新特征是:语言价值观从语言关系到语言游戏的和合转变:真;翻译科学性(“质”)与艺术性(“效”)的和合:善;“生活形式”与人文语境的和合:美。6)在和合翻译的观照下,探讨了服装文字语言翻译的文本解析方法。鉴于服装文字语言是一种鲜活的综合性语言,作者将之放入功能主义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因为功能主义使语言回到了现实中。指出文本研究的可取方法是和合“双焦解析透镜”法,既注重文本结构与语言研究,也要深化文本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发掘。于是,作者讨论了文本结构翻译中的翻译单位和翻译单位的层面问题,指出翻译单位可以是词、词组、语段、整个句子,也可以是一个自然段乃至所译的整个文本,关键是能找到对应的功能。自由变换翻译单位是译者素养的体现,也是有效的翻译技巧,但除了恒定的翻译单位外,不管是从哪个层面得出的翻译形式,最终都需要经过整体功能的检验才能得到确认。继而讨论了赖斯的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研究。指出文本类型以简洁、明了的模式为译者提供了有益的翻译策略指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仔细看,文本的分类显得有些牵强,也比较粗糙,而且赖斯的文本类型分析只有在译文功能和原文功能对等的特殊情况下才能为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决定性的准绳,尤其是发展到后来的“异功能”对等翻译策略时,有点过过的倾向。作者吸收文本类型分析的优势,与结构分析方法和合,对服装文字语言文本进行了结构和人际行为两部分的双向解剖。文本结构解剖采用本杰明的叁维解读策略:将原文当作一个“生命体”,从历史语境解读文本的概念信息,从情感语境解读文本的形象信息,再从意向语境解读文本的理念(灵韵)信息;人际行为解剖以赖斯、弗米尔、诺德的目的论理论模式为分析框架,用中庸准则平衡原文中心与读者中心的关系,探讨了发起人、译者和读者,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和合行为关系。7)运用和合翻译理论指导服装文字语言的翻译实践。对理论而言,是一个检验和反馈的过程。只有经过实践的校正、提升,才能成为一个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体系。于实践而言,作者在和合之“真”的视角下,探讨了服装叁要素(材料、色彩、造型)的指称词翻译特色。它们代表了叁种不同类型的指称词翻译方法:材料—实体;色彩—视觉效果;造型—空间效果。以语言学中的语义场理论作为科学分析的工具探讨了服装材料指称词的翻译方法。限于篇幅,作者以纺织物指别词的研究为例。运用简单的集合原理研究了纺织物指别词汇的语义场,发现其中的上下义关系的类属指别词和多项分类对立关系的种属指别词可以用9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加以翻译,其中的部分语义重迭特征的同义聚合关系可以构成纺织物指别词翻译的一词多译维度。另外,归纳了9类与纺织物指别词相关的修饰性范畴词,共同构建了纺织物指别词翻译的能产性网络,用于翻译纺织物的基本指别词汇。色彩指称词的翻译难点在于色彩指称词的有限性和模糊性,运用原型范畴化理论中的原型及基本层次范畴规律控制色彩指称词的模糊性,探讨了色彩指称词在概念、形式和语用方面的双语转换策略,并提供了一个“红”色范畴的语际色卡对照小样。服装款式造型的翻译焦点在于传递“名”与“实”的和合特征。通过大量例子分析,作者发现了服装款式造型翻译的一些规律。在“服装或服饰”类属指称中存在“家族相似”现象,需要对“家族成员”的意义和使用语境进行仔细的辨析才能找出比较合适的对应词汇;服装基本款式按“着装人的本位规律”分类,基本款式中类属翻译可以找到对应翻译、种类翻译属于模糊翻译、部件翻译有归化倾向;“时空演化规律”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服装款式翻译具有指导意义,历时性服装款式翻译同时运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共时性服装款式翻译的焦点从整体移到了部件修饰语的变化,因此,翻译时可以运用隐喻优先的翻译方法、常识型的模糊翻译方法、裁剪和衣褶的具体翻译方法。然后,作者试译了中式风格中的典型服装款式造型,并引发了对款式译名问题的现时思考:在现时,无论是直接异化还是“曲线异化”(先归化,后异化)对传播服装民族文化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贡献。8)在“和合”之“善”的视角下,探讨了服装品牌和时尚标题的翻译特色。指出服装文字语言作为一种广告销售性语言,必然需要使用艺术化的手段增加广告的“诉求”力度;艺术效果的传递不是文字表面的瞬间凝固,主要是让读者能够联想到文字背后的意境。这就给译者留下了比较大的创作空间,需要译者凭借自己的价值观和敏锐的人文情感体悟将原文的信息和效果同时传递给读者。服装品牌翻译的创译点在于运用好“借月沾光”规律;时尚标题翻译的创译点在于运用好“新奇规律”和“时尚规律”。9)在“和合”之“美”的视角下,探讨了服装文字语言的语篇风格翻译。语篇翻译的和合美体现在传播内容、语言翻译原则和语篇风格传递叁个层面上。在传播内容上,要和合从企业的单位简介、品牌理念的诠释、设计师介绍到产品的多方位广告宣传,力求向读者展示服装企业的整个传播链环节;在翻译原则上,和合“质”和“效”;在语篇风格传递上,达到语域对应。语域是一个开放、动态的系统,充满了复杂性和译者的选择行为,况且其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用语域对应的衡量方式作为和合翻译的微观质量评估模式不失为是一种省力高效的方法。运用语域分析的方法,认为服装文字语言的话语范围包括说明性广告语篇和描述性广告语篇两种,话语方式是通过非面对面的现代信息渠道传送,语篇语体基本上是一种“商洽”体,交际双方(企业人与消费者)是一种合作关系,都有促使交际成功的愿望。因此,说明性语篇的语体总体上是在正式、详实中体现流畅性和地道感,描述性语篇的语体是在陈述信息的基础上,运用艺术性的语言增强语篇的审美效果。但随着内容与功能的变化,语言风格也会呈现相应的变异,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通过分析,认为说明性广告语篇的翻译特色是合作求同,以“质”递“效”。如“企业单位简介”语篇的翻译需要与读者合作,给出语义逻辑清晰、信息层次分明的译文,并按礼貌原则,将汉语中的夸张语气调整为平实的英文风格;“品牌理念”语篇的翻译需要顺应读者的知识背景和品味;“设计师介绍”语篇的翻译需要给译文读者提供最佳关联的语境效果。描述性广告语篇的翻译特色是合作优化,“质”、“效”并茂。如流行思潮导引性语篇的翻译需要合作尊重民族文化,使差异和生,译文体现不同的措辞风格;画面陪衬型的短小广告翻译需要顺应画面,尽量使用精练的语言描述画面服装的形象,传递画面的“呼唤”功能;图文并茂型的产品广告语篇翻译需要顺应作者的匠心,传递原文的“形”、“意”共美效果;图文并茂型的新款秀报道语篇翻译需要本着和立和达的胸怀,传递原文的意境灵韵。本研究在理论上对“翻译和谐说”进行了拓展;在实践上开辟了服装文字语言翻译的研究新领域。翻译和合说丰富了翻译和谐说的理论体系,加强了理论的解释力度;服装文字语言翻译则为和合翻译理论提供了实践中的用武之地,验证了理论的指导作用。总之,本研究为现有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不断探索、永恒发展的动态、开放式理念;服装文字语言的应用翻译探索则直接对翻译教育研究、实业翻译及其传播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选择与顺应[D]. 宋志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2]. 译者处理译文语篇时的社会文化视角[D]. 柏颖. 广西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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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体间性视阈下的译者元语篇意识构建研究[D]. 纪蓉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5]. 交互视阈下的英汉语篇衔接对比研究[D]. 陈艳新. 吉林大学. 2016
[6]. 认知框架视角下的语篇连贯研究[D]. 李天贤. 浙江大学. 2012
[7]. 伍迪·艾伦文集幽默特色的汉译研究[D]. 刘静雯.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8]. 旅游景点介绍的英译研究[D]. 周振玲. 黑龙江大学. 2014
[9]. 俄汉语篇类型对比与翻译研究[D]. 祝晶.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1
[10]. 和合翻译观照下的服装文字语言翻译[D]. 钱纪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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