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民自治后存在着“十四个怎么办”（论文文献综述）
徐凤增,袭威,徐月华[1]（2021）在《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一项双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要实现振兴和走向共同富裕,面临着治理方面的挑战。本研究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视角,选取山东省博山中郝峪村和陕西省礼泉袁家村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归纳式分析。展示了两个村从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过程中,各种外来制度逻辑与原生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以及这些制度逻辑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了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研究发现,在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制度逻辑的碰撞和融合促进了乡村治理质量的改进。党组织逻辑、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4种外来制度逻辑通过党组织领导、基层民主决策、村庄业态规划、股份制合作等策略实现了与原生宗族逻辑的融合共存,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并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本文的研究对乡村治理以及制度逻辑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本文的发现还为乡村优化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借鉴。
陈梦男[2]（2021）在《江西省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乡村进行治理,是国家治理向基层的延伸,也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部分,长久以来被人们所关注。乡村治理的目标和内容与国家发展密不可分,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也对乡村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不仅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能和乡村的全面振兴,更影响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大局。通过阅读和梳理国内外学者对该领域进行研究的文献资料,认为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提升乡村在自治、德治、法治三方面的能力,进而形成“三治”融合治理的模式。江西省Z乡作为乡村代表之一,对自治实践及德治和法治建设进行了探索,使得乡村治理体系初步构成,但其自治、德治、法治及“三治”融合治理的能力还存在着欠缺,影响了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进程。Z乡治理能力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自治主体培育不足、德治约束力不够、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运转不畅等,究其原因是Z乡当前的治理能力,没有与国家对Z乡治理能力的要求及村民对Z乡治理能力的期待相适应,影响了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在对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运用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将乡村及其治理能力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对整体的治理能力与现代化标准之间的差距进行分析。还运用了多中心治理理论,使多元主体参与进提高Z乡自治、德治、法治能力的过程中,促进“三治”融合治理的能力,并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对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效进行了分析,使Z乡治理能力能满足国家对Z乡治理能力的要求及村民对Z乡治理能力的期待,从而实现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展对江西省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旨在为乡村治理的参与和决策部门,制定治理政策提供依据,并为进一步提高Z乡治理能力,实现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和对策建议。
刘欢[3]（2021）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设文明,促进文明进步与发展是人类繁衍生息至今的孜孜追求与内在动因,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于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构建、完善、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基于中国国情与农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底色在乡村文明,而乡村文明又集中体现在乡风文明水平上。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党就集中开始了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里,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内容与形式不断迭代更新,收获许多实践成效。及至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使乡风文明建设能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向更高处扬帆远航,进而为中国在不同文明交流借鉴中展现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特色、走出中国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重要贡献。乡风文明建设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与探讨,已取得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分布在政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或者更为细致表现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等具体领域,然而专注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乡风文明建设仍然是学界的欠缺之处。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研究法,综合学科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以及规范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角,以战略性高度概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建设及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中国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历史考量,并系统化地研究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基本属性、现实境遇及路径选择,以期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尽绵薄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七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以此构成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这一部分主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概述,以及分析论证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论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目标要求与重大意义三方面完整概述乡村振兴战略,在区分文化与文明概念、文明乡风与乡风文明概念基础上,对乡风文明建设概念进行了整体性阐述。从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三方面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第三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这一部分重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以及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四个方面对论文的思想资源进行归纳总结,为第四章、第六、七章的相关论述进行基础理论的铺陈。第四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这一部分大致拆分为三个方面,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现实功能。其中,基本原则包括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切实立足乡村文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整体协调发展等内容。主要内容包括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等五方面。现实功能包括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等内容。第五章,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这一部分从历史进程、主要特色及经验启示三方面考量了近百年来的中国乡风文明建设实践。历史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四个阶段。主要特色表现在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三个方面。经验启示包括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以及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第六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主要包括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等五方面。第二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等五方面。第三部分是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等五方面。第七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这一部分分为五大内容。一是从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等三方面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二是从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等三方面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三是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等三方面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四是从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等三方面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五是从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三方面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提出应从“文明”高度深刻理解乡风文明内涵,从总体要求、核心主体、根本任务、现实基础及主要特点等方面概述了乡风文明建设。二是论文首次详尽梳理了近百年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其主要特色以及总结出其经验启示。三是论文丰富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将“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纳入其中。四是论文在剖析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现实境遇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路径选择。
陈俊成[4]（2021）在《乡村治理结构中村民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研究 ——以连南瑶族自治县S行政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乡村基层治理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对于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村民参与和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重要自治载体,它在运行过程中与乡村治理结构中其他主体存在着诸多交集与互动。村民委员会一方面接受乡镇政府指导和帮助,另一方面要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汇报工作,其良性运行能够切实保障农村基层民主和维护村民合法权益。但是随着乡村基层治理环境愈加复杂,村民委员会在运行过程中也面临着政府行政干预过深、社会力量支持不足、村委运行状态不佳等多方面的问题。村民委员会在民族地区以及其他不同场域村庄中所表现的特性和问题差异性较大,需要将其放在村庄的具体环境中去分析,同时从“乡镇政府--村委会--村庄社会”的结构视角去剖析村委会的运行机制与现状,才能更全面分析村委会面临的困境及找出解决之道。本文在整理关于村民委员会及其运行机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双因素理论,对连南瑶族自治县S行政村村委会的运行机制和问题现状进行调研,结合对村委干部成员、镇政府人员以及村民等其他主体的访谈,发现民族地区村民委员会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制度实施上难以有效落实;资源利用上自给程度较低;成员工作上积极性欠缺;外部环境上政务影响村务。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分别是工作制度和法律建设尚不完善;资源供给难以匹配工作需求;考核机制和人才储备不完善;行政体制影响和公共服务职能弱化。解决村委会运行过程中的难题需要推进精细化治理和完善顶层设计、挖掘乡村特色资源优势和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完善村委考核监督和加强人才储备、加快转变政府角色和培育乡村本土力量。
郭苏莹[5]（2021）在《乡村振兴下乡村法治与自治的路径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着重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在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强调要深化农村改革,实行乡村振兴建设。2021年,在党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又进一步指出要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新要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时期,乡村治理走向“五治融合”,即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基层综合治理体系,积极探索、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就需要实现与乡村相关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各方面的振兴目标。基于此,本研究围绕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从法治、自治的维度,探讨在这两个维度下,如何科学有效的推进五个方面的振兴。同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梳理法治、自治路径耦合,各自方式的不同发挥和有效衔接。本文除引言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乡村振兴下法治与自治概述,阐述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全面梳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其包含的五大振兴,以及乡村振兴分为三步走的时间决策。乡村振兴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的全面实施需要乡村法治和自治的保障与推进。笔者认为乡村法治作为一种规则秩序,依托一种可普遍适用的、有预见性的程序标准,用法治构建制度,全方位实行乡村振兴。其特征为乡村振兴过程中表现出的先进的权利义务关系、科学的权利义务关系、人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乡村自治系在法允许内,有法必依,依法自治。村民自主、自律、自由地管理自己。其特征为自治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维护稳定和发展不均衡。乡村振兴的村民自治,是法治基础上的自治。乡村自治需要通过法治加以规范与保障。乡村法治与自治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有三,一是乡村法治是五大振兴全面实现的应有之义;二是实现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的“五治融合”功能;三是乡村法治对乡村五大振兴的推动和保障功能。第二部分为乡村振兴下法治与乡村自治的表现形式分析及特殊性研究。乡村法治现代化表现形式:一是表现为法律基础秩序地位;二是表现为民众法律意识的提升;三是村规民约的法形式。乡村自治的表现形式:一是乡村自治主体的村民委员会体现组织振兴;二是乡村网格化制度建设,体现产业振兴;三是乡村公约新发展,体现生态振兴。第三部分包含国外、国内两方面:一方面,发达国家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也高度重视乡村振兴。笔者经过筛选,选择了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日本和韩国。即英美法系为代表的美国推行的“乡村改进”模式:规划乡村建设、科学制定人才教育;以结合乡村特色为代表的日本,采用一村一品的方式发挥乡村在资源方面的优势,同时拓展国内国际市场,推动乡村产业化发展;韩国在乡村发展上,采用的是“新村运动”,从乡村整体的角度,对乡村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另一方面,我国国内乡村振兴发展较典型案例,笔者选取了四个,分别为:浙江省桐乡市实现乡村振兴,探索三治融合路径;广东省惠州市探索法治乡村,助推乡村振兴;北京市顺义区“村规民约”制定促进乡村振兴;江西省乐安县“法通村”建设新模式保障乡村振兴。三个国家的乡村发展,和我国的乡村五大振兴是能够协调起来的,分析研究这些国家乡村发展模式,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借鉴。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在与我国国情结合,发展符合我国情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第四部分为法治与自治在乡村振兴中的路径耦合,遵循公平正义、秩序、和谐、善治原则。完善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与自治耦合,包含乡村振兴的五大方面:一是产业发展路径,在乡村特色农业产业、乡村生态休闲产业、乡村农产品电商业中因地制宜;二是人才培育路径,落实保障人才;三是文化振路径,以法治与自治推进供给;四是乡村法治与自治的保护生态路径;五是组织建设路径。五大振兴的每一分类都涉及乡村法治与乡村自治,乡村法治为主,自治为辅,二者互补,相互衔接,实现全面乡村振兴。
王星[6]（2021）在《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结合国内外发展形势和发展情况,作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判断。从现代化维度来看,新发展阶段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党的领导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在新发展阶段,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乡村内部的自我发展问题,也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因此,当前关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对于丰富和拓展对乡村治理理论的认识、提升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战略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乡村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建立多元主体协商、共同治理的体系,包含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社会组织及广大村民等主体,旨在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对乡村治理的探索从未停歇。在长期治理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利益分配、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等经验。在新发展阶段,强调基层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农民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提升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个别村党组织领导力不足、治理主体之间协同能力不足、村民自治能力弱化等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当前,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要继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和服务能力、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提升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村“两委”良性互动关系、提升社会组织协同治理能力;提升村民自治水平,发挥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的优势,提升协同治理效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创造良好环境,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治兵[7]（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宋才发[8]（2021）在《乡村振兴法治化的基本内涵及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即将颁布实施,使得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再次迎来大发展的新契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法治化,是对过去乡村发展布局和乡村发展思路的反思与超越,是在对乡村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刻剖析之后得出的科学认知。乡村振兴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性复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村民主体地位是乡村振兴的立足点,村民自治是维系乡村秩序的稳定器,大国工匠型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支柱,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村民委员会的职能与基层政府的职能发生混淆,二是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呈现行政性超强的发展态势,三是影响乡村振兴效果的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需要构建新型党组织、乡政府与村委会关系体系,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理性的乡村协商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路径为:健全村民自治的农民主体地位,创新新乡贤群体乡村治理体系,筑牢社会保障民生安全网体系,清单制度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铸造新型文明乡风辅助乡村振兴。
孙延青[9]（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鲁小亚[10]（2020）在《乡村治理中的原生自治与行政建制 ——关于豫中郭西村、郭东村建制变迁的调查与阐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从根本上说是对传统农民性的改造,以使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分散农民能够与现代社会连为一体,成为现代国家组织体系的成员。”行政建制是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载体,国家通过建立和调整基层行政建制将国家的意志输入乡村社会,将分散的乡村社会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中,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是必然的趋势,基于不同阶段政治目标的变化,国家也会在整合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不断调适自己的行为。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两个地域相近的自然村落,在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进程中经历了分分合合的建制变化,最终未能合并为一个建制村,由此引发笔者的思考:为什么地域相近的两个村庄合不起来?在此基础上,本文沿着村落底色基础上的基层行政建制变迁这一主线展开,由于“同处一地,源起两家”,在同一个地域内形成了两个具有不同血缘、地缘和传统的差异性自然村落,这种差异性又表现出清晰的村落认同边界和自治边界。中华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不断调整和变动基层建制,最终以自然村为基础恢复保甲制,没有打破村落原生自治形态而盲目地划定行政建制,实现了行政对村落的有限介入。1949年以后,国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等打破传统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村落社会结构,最终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介入,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极大强化。在这个时期,国家脱离村落的客观基础而进行行政建制,郭西村、郭东村也被国家强制整合为一个行政建制单位,这种外部性强制整合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形式上的改造,但是传统小农的内在心理和习惯并没有被整合到一起,被严格限制在公社体制内的两个村庄出现了“明合暗不合,名合实不合”的结果。行政化的体制压抑了乡村社会的生机,抑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乡村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最终国家放松其在乡村社会的行政干预权力,并在新时期确立“乡政村治”体制。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改变,以尊重村落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在合村并组的改革浪潮下,重视农民意愿,给予村落更大的选择自主性,力图实现国家行政与村落自治的良性互动。本论文的研究结论是:在一定时期内,行政建制对村庄进行强制性整合,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外在形式上的简单整合,并没有实现内在的拢合,结果更多的是“整而不合”。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行政建制要依赖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原生自治。也就是说,国家在整合乡村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并不是盲目地进行行政介入,而是依赖和借助传统村庄的自治底色。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是个历史的过程,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要充分考虑到村落中历史文化因素的客观存在,不断探索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机整合形式。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基层行政建制的设置和调整,要尊重自然村落的历史传统,借助自然村落内生的社会资源,激发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努力寻求行政与自治的平衡和有机衔接,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二、村民自治后存在着“十四个怎么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村民自治后存在着“十四个怎么办”（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一项双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与理论 |
| （一）我国乡村治理机制概述 |
| （二）制度逻辑理论视角看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及其作用 |
| 1. 我国乡村治理中制度逻辑的多元性 |
| 2. 乡村治理中多种制度逻辑之间的关系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方法选择 |
| （二）案例选择 |
| （三）数据收集 |
| （四）数据分析 |
| 四、研究发现 |
| （一）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乡村治理的多种制度逻辑 |
| （二）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治理发展历程 |
| 1. 两个案例地治理发展历程中制度逻辑的相似点 |
| 2. 两个案例地治理发展历程中制度逻辑的差异 |
| 五、制度逻辑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体系演化及乡村振兴 |
| （一）乡村走向共同富裕治理体系中的原生制度逻辑与外来制度逻辑 |
| （二）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分析 |
| 六、讨论和结论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2）江西省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概述与理论基础 |
| 2.1 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 |
| 2.1.1 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准 |
| 2.1.2 “三治”融合治理及其目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2.2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 江西省Z乡治理能力现状 |
| 3.1 Z乡自治能力现状 |
| 3.1.1 Z乡干部队伍建设情况 |
| 3.1.2 Z乡村级党建情况 |
| 3.1.3 Z乡村级组织工作情况 |
| 3.2 Z乡德治能力现状 |
| 3.2.1 Z乡村规民约情况 |
| 3.2.2 Z乡文明实践情况 |
| 3.2.3 Z乡农村文化建设情况 |
| 3.3 Z乡法治能力现状 |
| 3.3.1 Z乡社会维稳情况 |
| 3.3.2 Z乡法律服务供给情况 |
| 3.3.3 Z乡村民对村级事务的监督情况 |
| 3.4 Z乡“三治”融合治理能力现状 |
| 4 Z乡治理能力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4.1 江西省Z乡治理能力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
| 4.1.1 在自治方面:主体培育与协同不足 |
| 4.1.2 在德治方面:约束力和带动力不足 |
| 4.1.3 在法治方面:机制运转和有效监督不足 |
| 4.1.4 “三治”融合作用未发挥实效 |
| 4.2 Z乡治理能力现状中存在问题的成因 |
| 4.2.1 在自治方面:主体定位与自我认识偏颇 |
| 4.2.2 在德治方面:功能发挥与文化引领缺失 |
| 4.2.3 在法治方面:法治宣传与服务供给缺位 |
| 4.2.4 Z乡“三治”融合机制不顺畅 |
| 5 推进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
| 5.1 提升Z乡自治能力 |
| 5.1.1 发挥村党组织领导作用 |
| 5.1.2 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 |
| 5.1.3 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 |
| 5.1.4 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 |
| 5.1.5 加大村级事务公开程度 |
| 5.2 提升Z乡德治能力 |
| 5.2.1 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 |
| 5.2.2 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 |
| 5.2.3 加强农村文化引领 |
| 5.2.4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5.3 提升Z乡法治能力 |
| 5.3.1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
| 5.3.2 加强平安乡村建设 |
| 5.3.3 健全矛盾化解机制 |
| 5.3.4 加强基层腐败惩治 |
| 5.3.5 加大农村法律服务供给 |
| 5.4 提升Z乡“三治”融合治理的能力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Z乡乡村治理现状调查(乡干部版) |
| 附录2 Z乡乡村治理现状调查(村干部版) |
| 附录3 Z乡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村民满意度调查 |
| 致谢 |
（3）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1 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
| 2.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 |
| 2.1.2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 |
| 2.1.3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
| 2.2 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2.1 文化与文明的阐述 |
| 2.2.2 乡风文明概念辨析 |
| 2.2.3 乡风文明建设阐释 |
| 2.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 |
| 2.3.1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 |
| 2.3.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 |
| 第3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1.1 文明进步的基础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 |
| 3.1.2 实现城乡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
| 3.1.3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重视乡村文化建设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攸关国计民生根本性问题 |
| 3.2.2 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
| 3.2.3 净化社会风气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 |
| 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以农为本思想 |
| 3.3.2 道德教化思想 |
| 3.3.3 “和合”思想 |
| 3.3.4 乡村运动思想 |
| 3.3.5 乡村改造思想 |
| 3.4 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 |
| 3.4.1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思想 |
| 3.4.2 重塑乡村伦理精神思想 |
| 3.4.3 提升乡村生活风貌思想 |
| 第4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 |
| 4.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
| 4.1.1 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
| 4.1.2 切实立足乡村文明 |
| 4.1.3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
| 4.1.4 坚持整体协调发展 |
| 4.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2.1 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 |
| 4.2.2 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
| 4.2.3 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
| 4.2.4 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 |
| 4.2.5 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 |
| 4.3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功能 |
| 4.3.1 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
| 4.3.2 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 |
| 4.3.3 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 |
| 4.3.4 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
| 4.3.5 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 |
| 第5章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 |
| 5.1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
| 5.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3 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4 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2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特色 |
| 5.2.1 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
| 5.2.2 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 |
| 5.2.3 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 |
| 5.3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 |
| 5.3.1 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 |
| 5.3.2 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 |
| 5.3.3 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 |
| 5.3.4 要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 |
| 5.3.5 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
| 第6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 |
| 6.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 |
| 6.1.1 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 |
| 6.1.2 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 |
| 6.1.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 |
| 6.1.4 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 |
| 6.1.5 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 |
| 6.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 |
| 6.2.1 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 |
| 6.2.2 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 |
| 6.2.3 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 |
| 6.2.4 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 |
| 6.2.5 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 |
| 6.3 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 |
| 6.3.1 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 |
| 6.3.2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 |
| 6.3.3 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 |
| 6.3.4 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 |
| 6.3.5 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
| 第7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
| 7.1 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 |
| 7.1.1 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
| 7.1.2 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 |
| 7.1.3 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 |
| 7.2 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 |
| 7.2.1 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 |
| 7.2.2 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 |
| 7.2.3 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 |
| 7.3 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 |
| 7.3.1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 |
| 7.3.2 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
| 7.3.3 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 |
| 7.4 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 |
| 7.4.1 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 |
| 7.4.2 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 |
| 7.4.3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 |
| 7.5 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 |
| 7.5.1 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 |
| 7.5.2 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 |
| 7.5.3 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4）乡村治理结构中村民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研究 ——以连南瑶族自治县S行政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问题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综述小结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乡村治理结构 |
| 二、村民委员会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二、资源依赖理论 |
| 三、双因素理论 |
| 第二章 村民委员会运行机制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S村村委会的运行机制概况 |
| 一、村庄地理、经济、人口和文化概况 |
| 二、村委会的运行结构和资源配置情况 |
| 三、村委会与其他乡村治理主体的互动情况 |
| 第二节 “四个民主”的运行现状 |
| 一、民主选举机制 |
| 二、民主决策机制 |
| 三、民主管理机制 |
| 四、民主监督机制 |
| 第三节 S村村委会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制度实施上难以有效落实 |
| 二、资源利用上自给程度较低 |
| 三、成员工作上积极性欠缺 |
| 四、外部环境上政务影响村务 |
| 第三章 村民委员会运行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工作制度和法律建设尚不完善 |
| 一、制度建设套用模板缺乏创新 |
| 二、法律对村委的职责界定模糊 |
| 第二节 资源供给难以匹配工作需求 |
| 一、村庄集体经济力量薄弱 |
| 二、自治规模超出村委能力 |
| 第三节 考核机制和人才储备不完善 |
| 一、监督考核机制缺乏激励作用 |
| 二、人才流失造成发展后劲不足 |
| 第四节 行政体制影响和公共服务职能弱化 |
| 一、压力型行政体制的影响固化 |
| 二、村委会公共服务职能弱化 |
| 第四章 完善村民委员会运行机制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顶层设计同时推动精细化治理 |
| 一、立足村庄实际创新工作制度和方法 |
| 二、健全村委会职责界定的相关法律 |
| 第二节 挖掘乡村特色资源以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
| 一、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快资源流动 |
| 二、联合乡村社会力量发展集体经济 |
| 第三节 完善村委考核监督并加强人才储备 |
| 一、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落实考核培训工作 |
| 二、政策资源上向农村倾斜吸引人才 |
| 第四节 加快转变政府角色并培育乡村本土力量 |
| 一、厘清政府与村委关系,推动政府转变角色 |
| 二、激活村级组织活力,构建多中心治理格局 |
| 结语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表 |
（5）乡村振兴下乡村法治与自治的路径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乡村振兴下法治与自治概述 |
| (一)乡村振兴概述 |
| 1.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 |
| 2.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 |
| 3.乡村振兴的实施效果 |
| (二)乡村法治与自治的概述 |
| 1.乡村法治含义 |
| 2.乡村法治的特征 |
| 3.乡村自治的含义 |
| 4.乡村自治的特征 |
| 5.法治与自治在乡村振兴中的表现 |
| (三)乡村法治和自治在乡村振兴中的体现 |
| 1.乡村法治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 |
| (1)乡村法治是健全乡村振兴体系的应有之义 |
| (2)实现乡村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的“五治融合”功能 |
| (3)乡村法治对乡村振兴的推动和保障功能 |
| 2.乡村自治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 |
| 二、乡村振兴下法治与自治现代化表现形式分析 |
| (一)乡村法治的现代化表现形式 |
| 1.法律的基础秩序地位 |
| 2.民众的法律意识提升 |
| 3.村规民约的法形式 |
| (二)乡村法治的特殊性 |
| (三)乡村自治的现代化表现形式 |
| 1.乡村自治主体的村民委员会,体现组织振兴 |
| 2.乡村网格化制度建设,体现产业振兴 |
| 3.村规民约新发展,体现生态振兴 |
| (四)乡村自治的特殊性 |
| 三、中外基层乡村振兴经验借鉴 |
| (一)国外基层乡村振兴经验借鉴 |
| 1.美国“乡村改进”:城乡共生型模式经验借鉴 |
| 2.日本“一村一品”模式振兴乡村经验借鉴 |
| 3.韩国“新村运动”模式振兴乡村经验借鉴 |
| 4.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乡村振兴经验总结 |
| (二)我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经验借鉴 |
| 1.浙江省桐乡市三治融合新探索,实现乡村振兴 |
| 2.广东省惠州市探索法治乡村,助推乡村振兴 |
| 3.北京市顺义区“村规民约”制定促进乡村振兴 |
| 4.江西省乐安县“法通村”建设新模式保障乡村振兴 |
| 5.国内乡村振兴典型案例经验总结 |
| 四、法治与自治在乡村振兴中的路径耦合 |
| (一)法治与自治在乡村振兴中适用的原则 |
| 1.公平正义原则 |
| 2.秩序原则 |
| 3.和谐原则 |
| 4.善治原则 |
| (二)完善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与自治耦合 |
| 1.产业发展路径 |
| 2.培育人才路径 |
| 3.文化振兴路径 |
| 4.保护生态路径 |
| 5.组织建设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3.2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概述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新发展阶段 |
| 2.1.2 治理与乡村治理 |
| 2.1.3 乡村治理现代化 |
| 2.2 新发展阶段推进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治理主体 |
| 2.2.1 基层党组织 |
| 2.2.2 乡镇政府 |
| 2.2.3 村委会 |
| 2.2.4 社会力量 |
| 2.2.5 广大村民 |
| 2.3 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治理理念 |
| 2.3.2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
| 2.3.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治理理念 |
| 2.3.4 西方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历史演进及治理经验 |
| 3.1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历史演进 |
| 3.1.1 .摸索部分农村有效治理阶段(1921-1949) |
| 3.1.2 乡村治理初步探索阶段(1949-1978) |
| 3.1.3 乡村治理逐步展开阶段(1978-2002) |
| 3.1.4 乡村治理稳步推进阶段(2002-2012) |
| 3.1.5 乡村治理深化拓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经验 |
| 3.2.1 坚持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
| 3.2.2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 |
| 3.2.3 坚持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利益分配 |
| 3.2.4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 |
| 第四章 新发展阶段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遇和制约因素 |
| 4.1 新发展阶段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遇 |
| 4.1.1 更加强调基层党组织的全面领导 |
| 4.1.2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
| 4.1.3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 |
| 4.1.4 农民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提升 |
| 4.2 新发展阶段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
| 4.2.1 少数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弱化 |
| 4.2.2 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协同能力不足 |
| 4.2.3 村民自治能力弱化 |
| 第五章 新发展阶段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对策 |
| 5.1 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 |
| 5.1.1 提升政治领导力 |
| 5.1.2 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队伍建设 |
| 5.1.3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 |
| 5.2 提升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能力 |
| 5.2.1 提升乡镇政府服务能力 |
| 5.2.2 建立村“两委”良性互动关系 |
| 5.2.3 提升乡村社会组织协同能力 |
| 5.3 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
| 5.3.1 提升村民自治能力 |
| 5.3.2 重塑乡村社会公共文化 |
| 5.3.3 健全村民自治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论文、科研及获奖情况 |
（7）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
|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
| (三)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
| (四)关于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 |
| (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业关系的研究 |
| (六)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1章 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
| 1.1 指导思想 |
| 1.1.1 乡村振兴战略 |
| 1.1.2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当代中国民族理论 |
| 1.2.2 乡村旅游理论 |
| 1.2.3 产业融合理论 |
| 1.2.4 乡村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理论 |
| 1.2.5 中国当代产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基本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 |
| 2.1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概况 |
| 2.1.1 羌族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 2.1.3 历史文化概况 |
| 2.1.4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基本情况 |
| 2.2.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数量和所属行政区划 |
| 2.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风貌、地理分布 |
| 2.2.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经济概况 |
| 2.2.4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社会概况 |
| 2.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其重要性分析 |
| 2.3.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及其发展 |
| 2.3.2 灾后旅游业振兴及其问题 |
| 2.3.3 单一区域性扶贫、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及其问题 |
| 2.3.4 部分羌族村寨面临的现实问题 |
| 2.3.5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分析 |
| 2.4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 |
| 2.4.1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
| 2.4.2 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 |
| 2.4.3 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2.4.4 合村并乡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
| 2.4.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
| 2.4.6 全域旅游推进与村寨旅游发展 |
| 2.4.7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的成绩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3.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与条件 |
| 3.1.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分类 |
| 3.1.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 |
| 3.1.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条件 |
| 3.2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历程 |
| 3.2.1 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中后期) |
| 3.2.2 初步发展阶段(1998 年—2008 年) |
| 3.2.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 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
| 3.3.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数量 |
| 3.3.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供给能力及旅游收入 |
| 3.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 |
| 4.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1.1 科学性原则 |
| 4.1.2 系统性原则 |
| 4.1.3 可比性原则 |
| 4.1.4 可行性原则 |
| 4.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 4.3.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个案研究 |
| 5.1 老人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1.1 老人村概况 |
| 5.1.2 老人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1.3 老人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1.4 老人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2 桃坪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2.1 桃坪村概况 |
| 5.2.2 桃坪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2.3 桃坪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2.4 桃坪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3 坪头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3.1 坪头村概况 |
| 5.3.2 坪头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 5.3.3 坪头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3.4 坪头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4 三村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5.4.1 整体评价 |
| 5.4.2 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经验 |
| 6.1.1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村寨旅游发展 |
| 6.1.2 差异化的村寨旅游发展策略 |
| 6.1.3 村寨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综合贡献效应 |
| 6.1.4 不同类型的村寨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存在差异 |
| 6.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问题探析 |
| 6.2.1 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 |
| 6.2.2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 |
| 6.2.3 旅游管理机制不完善 |
| 6.2.4 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 |
| 6.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3.1 人力资本欠缺 |
| 6.3.2 土地资源制约 |
| 6.3.3 资金制约 |
| 6.3.4 自然灾害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 6.3.5 产权制度不完善 |
| 6.3.6 村寨原子化 |
| 6.4 乡村振兴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4.1 村寨旅游发展思维转向 |
| 6.4.2 探讨村寨旅游赋权及村民受益方案 |
| 6.4.3 激发村寨旅游内生发展活力——多元化参与 |
| 6.4.4 村民再组织与村寨旅游秩序的重塑 |
| 6.4.5 加强旅游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
| 6.4.6 争取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五:访谈纪要 |
| 附录六: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9）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乡村治理中的原生自治与行政建制 ——关于豫中郭西村、郭东村建制变迁的调查与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和问题意识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自治与行政 |
| (二) 国家与社会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自治 |
| (二) 行政建制 |
| 四、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 五、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同处一地,源起两家 |
| 一、区域概况和历史沿革 |
| (一) 自然地理 |
| (二) 历史沿革 |
| 二、村落的形成与边界 |
| (一) 源于郭姓 |
| (二) 村落边界 |
| 三、姓氏结构与家族关系 |
| (一) 姓氏结构 |
| (二) 家族关系 |
| 第三章 村落底色: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村落自治 |
| 一、以家庭为单位的自我管理 |
| (一) 家庭财产管理 |
| (二) 内部分工管理 |
| (三) 生产经营管理 |
| (四) 家庭伦理教化 |
| 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治理 |
| (一) 秩序的维护:社首的职责 |
| (二) 冲突和竞争:长老的制衡 |
| (三) 互助与帮扶:亲属的依赖 |
| 三、以村落为单位的公共产品供给 |
| (一) 祈雨:无村界的文化活动 |
| (二) 安全防卫:村际合作的力量 |
| (三) 庙会:有认同边界的竞争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有限介入的保甲建制 |
| 一、打破分离:国家权力下沉 |
| (一) 取代设置区乡二级行政体制 |
| (二) 以自然村为基础编制保甲 |
| (三) 内外作用下的保甲人员 |
| 二、自然村落对国家统治能力的消解 |
| (一) 税役的瞒上护下:传统力量的抵制 |
| (二) 躲避摊派的分家析产:无奈的选择 |
| (三) 征兵中的逃跑:弱者的生存策略 |
| 三、国家权力与村庄惯习:村民的认知 |
| (一) 官事官管,村事村理 |
| (二) “官爷”不抵“老爷”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控制下的人民公社体制 |
| 一、打破村落社会结构的土地改革 |
| (一) 平均地权:村落单位的强化 |
| (二) 重组基层与村庄再造 |
| 二、瓦解家户生产的合作化运动和国家建制 |
| (一) 互助组、初级社与村组建制的虚化 |
| (二) 高级社与“村社合一 |
| (三) 频繁变动的基层建制 |
| 三、超越自然村边界的政社合一体制 |
| (一) “明合暗不合,名合实不合” |
| (二) “一大二公”下的越大越好 |
| 四、行政建制调整与集体析分 |
| (一) 体制下放与社、队规模调整 |
| (二) 集体产权的重新划分 |
| (三) 社队体制下的经营管理 |
| 五、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放权下的“乡政村治”体制 |
| 一、“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 |
| (一) 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变化 |
| (二) 乡村治理关系的重塑 |
| (三) 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威的博弈 |
| 二、村落之间的分化与交往 |
| (一) 自主性增强下的两村分化 |
| (二) 传统底色对村落关联的影响 |
| 三、“合村并组”浪潮中两村的行政规划与自主选择 |
| (一) 并村成社:政府推动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
| (二) 自治增长:两村社区建设中的自行探索 |
| 四、“分”与“合”:村庄未来道路的走向 |
| (一) 合而不和:行政推动下合并的现状 |
| (二) 公共精神:现代村庄融合的条件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整而不合:国家建构下原生自治与行政建制 |
| 二、政治领土共同体依赖历史文化共同体: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机理 |
| 三、自治与行政:对当下基层治理的启示与思考 |
| 四、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村民自治后存在着“十四个怎么办”（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一项双案例研究[J]. 徐凤增,袭威,徐月华. 管理世界, 2021
- [2]江西省Z乡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D]. 陈梦男.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3]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D]. 刘欢. 吉林大学, 2021(01)
- [4]乡村治理结构中村民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研究 ——以连南瑶族自治县S行政村为例[D]. 陈俊成.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1(02)
- [5]乡村振兴下乡村法治与自治的路径探究[D]. 郭苏莹.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6]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D]. 王星.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7]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8]乡村振兴法治化的基本内涵及路径选择[J]. 宋才发.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
- [9]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10]乡村治理中的原生自治与行政建制 ——关于豫中郭西村、郭东村建制变迁的调查与阐释[D]. 鲁小亚.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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