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SE, Djibrilla, Alhadji[1]2004年在《马里和中国城市化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城市现象，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城市化过程从不同的侧面看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或表现。所做的许多研究都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当然包括了马里和中国。就我来说，还没有做过这两个国家的对比研究。这就是本文选题“马里和中国城市化比较研究”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能够很好地理解城市化过程、城市化过程的结果(积极或消极的)以及它的未来发展状况。此研究的目的首先是对两国城市化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其共同点、差异性、大的趋势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途径。所以这篇文章可以分成五章，分别是城市化的动态和过程、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相联系的问题、城市化和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化发展趋势。 马里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为32％，低于非洲平均水平(34％)、西非(37％)以及中国(36％)、亚洲(35％)、东亚(37％)的水平，马里和中国及其所处的区域现在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正从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向城市人口占绝大多数转变。但是这些变化存在一些约束条件，因为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5％，而马里的城市化水平也将达到60％。 快速城市化在发展中国家十分普遍，尤其是马里和中国，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现状来看这是一个让人担心的现象。所以思考将来城市化的形式和水平就十分必要。除了这一特征以外，其他的一些方面却很少被关注，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很重要却被忽略了：如非正规部门、外商投资、城市管理部门等。 Jacqueline B．G．曾经说过“城市研究不断向外扩张，几乎包括了任何事物，尤其是城市规划。城市问题如此被强调以至乡村背景的演化多次都被看作是城市化一个简单的消极性普及化”。
雒占福[2]2009年在《基于精明增长的城市空间扩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各地城市正经历着空间规模迅速扩展与空间结构形态巨变的历史性过程,争做“国际化大都市”、向“巨型城市”迈进的“做大做强”成为各地发展的基本诉求,随之而来的是珍贵的耕地资源不断锐减、自然生态超负荷载运行、开发建设粗放低效益以及基础设施滞后等一系列困境问题。因此,如何在当前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选择合理的城市空间扩展策略既不影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又达到土地集约利用的目的显得尤为紧迫,也是当前政府与学术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城市空间扩展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与特征之一。在宏观上就是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展过程,在微观上就是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农业用地(耕地、草地、荒山、荒地、滩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城市空间扩展的实质上是城市在内外动力作用下非建设用地转化为各类建设用地的城市空间推进过程,包括空间要素的增殖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与转化,以及城市外在形态在平面和垂直方向上的伸展等内容。城市空间扩展总是面临扩展方向问题、扩展的经济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应该选择何种扩展模式、策略方法等具体问题,而目前的单学科研究又难以整合成统一的判断依据。在西方城市,面对战后的郊区化蔓延,基于紧凑、节约和集工具策略为一体的城市精明增长思潮正方兴未艾。精明增长是一项涵盖了多个层面的城市发展综合策略.为了解决城市蔓延,建立了基于市场特点的控制类、引导类与配套类综合策略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精明增长为城市空间扩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在国内外城市空间扩展与精明增长研究综述的基础上,通过精明增长视角,对城市空间扩展进行机制促动作用与目标促动作用的分析,揭示精明增长与城市空间扩展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精明增长的城市空间扩展理论框架,并以西部河谷型城市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精明增长的城市空间扩展策略。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于精明增长的城市空间扩展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土地资源有限,特别是耕地资源紧张、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经济急速增长条件下,选择集约紧凑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是现实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尽管我国的城市空间扩展现状与产生精明增长土壤的美国城市蔓延又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土地集约利用(精明增长的混合式开发、棕(灰)地开发),改变城市土地资源粗放低效益利用方面,在保护农田、开敞空间、生态景观等方面,在强化公交导向开发方面,在保护和改造传统邻里社区等方面不仅有共同的发展要求,而且在实践中显着成效得到了一致肯定。(2)精明增长的本质是调控城市扩展的综合性策略精明增长是一项涵盖了多个层面的城市发展综合策略,其综合性首先是区域、城市、街区或社区不同层次方案的综合,即广泛进行区域问题辨识,形成多个远景方案;将区域开放空间,填空区、重新发展区和新增长区,社区中心和走廊综合起来,作为基本目标;以多样性、步行平等、混合利用等原则将区域战略与社区建设统一起来,进行方案的比较分析。其次是多种策略工具与法律法规的综合,其策略性不仅是社区改造、道路改造、棕地开发、土地混合式使用等基础性策略,更是区域视角的交通规划、开敞空间保护策略,并合理选择法律、经济、行政等政策工具,并与这些策略结合起来综合地发挥作用。再次是管理者-规划者-民众的决策综合,通过建立主导作用的区域协调的政府管理组织与广泛性协调的民间组织与规划者一起进行综合决策。(3)精明增长是城市空间可持续扩展的向导精明增长对影响城市空间扩展的各因素具有积极的优化调整与合理组织作用,促进自然环境的合理改造、改善,有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生态化、知识化的优化升级,有助于集聚效应的促发,有助于综合交通技术的发展创新,更有利于规划调控措施的合理选择与综合运用,从而使得精明增长有助于促进城市空间的合理有序扩展。同时,精明增长更能促进城市空间扩展向着四大目标发展——繁荣城市经济、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保护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与节约资源(耕地、能源、水资源等),体现了集约紧凑思想、和谐综合思想、资源节约思想、多样性思想与承载有限的思想内涵。因此,精明增长具有判断城市空间扩展合理性作用,具有判断标尺的功能,具有促进城市空间扩展的可持续向导作用。(4)兰州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展模式亟需革新不论是市域建设用地空间扩展,还是市区建设用地空间扩展,都具有鲜明的河谷、交通引导的轴线带状模式。其中市区空间扩展模式更为具体而典型,经历了起初的轴线跳跃式扩展,形成带状组团模式,但发展到现在,却面临组团间具有隔离作用的开敞空间被蚕食开发的命运,从而使得组团间不断靠拢、融合,必将使几十年形成的适合河谷地域环境特点的城市组团结构模式被破坏,严重影响着兰州市区的可持续发展,特快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跳出河谷建立新区是必然的选择。因此,从市域建设用地扩展层面入手,基于精明增长策略,选择重点县城与城镇作为市域社会经济的发展重点区,建立城镇增长边界,保护河谷地带的农田、河流生态用地,从根本上改变市域河谷轴线蔓延模式。在市区建设用地扩展层面,按照河谷型环境条件,选择跳跃式近域组团扩展模式(北拓战略)不仅开发了荒地与未利用地,增加了土地供给,并相对地保护或者解救了具有生态安全意义的脆弱的狭长河谷生态系统,避免了河谷型扩展的路径依赖,而且避免城市空间跨度过大而带来老城区可能的衰退。(5)兰州市实践精明增长的重点是河谷区不论是兰州市域建设用地还是市区建设用地,其空间扩展结果都普遍对河谷区产生显着影响。兰州市域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河谷区,1996年的河谷区建设用地占50.8%,2005年达到56.6%。这种以河谷为主的轴线式建设用地扩展直接占用河谷区耕地、生态水域用地,影响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合理化,同时带来市域环境污染、灾害安全、交通等方面的压力过大、发展成本过高的问题。而市区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结果同样对河谷水域生态用地产生显着影响,不仅在河谷空间限制下,致使适宜河谷环境条件的组团结构受到重大胁迫,面临各组团的融合趋势,而且呈现沿河谷向外蔓延趋势,对城市边缘区开敞空间产生胁迫。因此,综合实施精明增长策略,推动兰州市河谷区的精明增长是解决未来兰州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的关键。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探求了精明增长对城市空间扩展的作用机理与内在的同一性通过精明增长策略对城市空间扩展机制的作用机理分析,表明精明增长策略不仅对城市空间的合理扩展有积极的优化调整作用——促进自然环境的合理改造、改善,有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生态化、知识化的优化升级,有助于集聚效应的促发,有助于综合交通技术的发展创新,更有利于规划调控措施的合理选择与综合运用,而且对城市扩展目标有积极的推进作用——繁荣城市经济、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保护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与节约资源(耕地、能源、水资源等)。因此,基于精明增长的城市空间扩展不仅体现了集约紧凑思想、和谐综合思想、资源节约思想、多样性思想与承载有限的共同的思想内涵,而且为城市空间扩展提供了新视角的研究思路,丰富了城市空间扩展的基本方法与策略工具,二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2)基于精明增长视角的国外城市空间扩展调控实践解析对于已经经历城市化快速阶段的城市空间扩展的调控实践考察,不仅有助于了解城市化快速阶段的空间扩展特征,而且有助于认识其调控的思想策略变化。因此,不论是美国精明增长的实践剖析,还是基于精明增长视角的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城市调控实践解析,对科学理解基于精明增长的城市空间扩展策略提供了实践基础,为以GDP为导向的、背离于我国基本国情、资源环境基础与城市化进程要求的我国城市空间扩展提供了借鉴契机,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借鉴的前提与借鉴的重点。(3)基于精明增长视角的兰州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展分析与评价兰州市位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较,其限制性因素多而发展差距大。因此,选择精明增长的城市空间扩展更有其紧迫性。论文基于市域与市区两个层面,通过GIS、SPSS等方法定量分析了其扩展过程特点与扩展机制,揭示了河谷型城市的空间扩展基本规律。并基于精明增长视角分析其扩展效应,形成河谷型城市空间扩展的基本趋势判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精明增长的河谷型城市空间扩展的策略性措施与政策性建议。
张媛[3]2013年在《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的非建设用地保护与利用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不断蔓延扩张造成非建设用地不断被侵蚀,城市基本生态安全面临着威胁。国内近几年非建设用地相关研究的涌现反映出人们对快速城市化所带来城市问题的反向思维。本文通过相关案例研究,分别从空间管制、空间结构规划、空间要素分类等角度来归纳研究非建设用地规划内容与方法,梳理其近年研究实践,以期发现非建设用地规划的主要问题与改善思路。与此同时在欧洲和北美发展迅速的绿色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新的概念和管理方式,结合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非建设用地规划创造了新的途径。本文对二者进行比较性研究,探索在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的非建设用地保护与利用策略,通过构建非建设用地保护与利用框架、划分保护级、建立景观类型对应下的控制要素体系来实现对非建设用地的有效控制。本研究主体可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性研究国内外非建设用地实践与理论,分析国内现有非建设用地规划方法与相关理论,揭示非建设用地规划与相关规划内容的普遍联系和存在的矛盾与缺陷,研究其在规划技术层面的解决策略。第二部分,通过对非建设用地规划和绿色基础设施在内容、理念理论、构建程序、空间要素以及分析方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探讨构建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的非建设用地保护与利用框架的可行性与科学性。第叁部分,探讨非建设用地保护与利用框架中包括内容组成、构建方法与步骤、分级控制方法以及控制要素等在内的非建设用地保护与利用策略内容。
安吉[4]2007年在《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指出在早期有关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争议不大。但是随着二元经济模型的出现，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所以，有关农业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研究逐渐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直到最近随着多元增长模型的出现，经济学重新开始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本文研究了农业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和SSA国家—经济发展的中的角色。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如何衡量发展中国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的方法，并且界定那些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掘农业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因素。本文中SSA包括以下国家：Benin，Burkina Faso，Congo，Gabon，Cameroon，Chad，Central Africa Republic，Togo，Mali，Senegal，Niger，Cote D'ivoire，Equatorial Guinea，and Bissau Guinea。中国和SSA地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角色转变，大体遵循统一的模式。在中国和SSA国家农业在GDP、劳动人数和贸易额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其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下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都没有摆脱这一发展趋势。然而，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一趋势存在差异。很多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农产品生产条件以及农业的多元化程度。这从这些国家的发展情况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农业在中国和SSA国家的国民经济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提供了主要的食物来源，以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就业。农业的发展和土地的利用是保证食物安全、反贫困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部门为世世代代的农村人口贡献了收入、提供了就业，并且是保障食物供给、减少农村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农业是工业生产的支柱，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它显着影响着整体的就业、收入、出口等，进而影响一国的GDP。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农业贡献了GDP的25—40％，容纳了全部劳动力的60—80％，占整个出口额的30—60％。此外，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型家庭中，收入的50—75％被用于食物消费。农业成了发展中国家努力推进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这部分源于农业在一个经济体中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显着地位。但是农业的这种双重功能也导致了在制定发展政策上的两难困境。在许多发展中的农业社会中，农业是一种生活方式。农业的快速发展在本质上是为了确保食物安全和减少贫困。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依然贡献着GDP的绝大部分，并且提供了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农业农国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做出显着的贡献。中国在1965—2002年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8％。中国的GDP增长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很好的纪录，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部门。然而，SSA国家农业增长速度还相当缓慢，半年2.1％的增长率跟中国相比而言存在很大差距。在中国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接近甚至超过年均4％。1978—2003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4％。尽管农业在这一时期的增长率(4.5％)相对于工业(11.6％)和第叁产业(10.3％)的增长而言是失败的，但是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其稳定的增长为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确保了中国改革的稳定推进。2003年，中国农业产出占GDP的份额降到了14.6％，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降到了49.1％。中国农业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养活了13亿国民。在SSA，农业对GDP的贡献据估计为33％，然而，2002年时，许多国家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了，在同一时期，工业增长了一倍服务业增长之后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0％。例如在刚果，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低于10.0％，对国家出口的贡献少于1％。Gabon有着同样的趋势，农业占GDP的比重估计在4.5％。在象牙海岸，农业的比重比1985-1994年的30％降致1999年的27.4％。在经济学中，农业份额的下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大量存在，无论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间内还是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这一关系都是普遍存在的。农业份额的下降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的联系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论在亚洲、拉丁美洲还是非洲，发达国家或者贫穷国家，都是存在的。1980年，在大多数SSA国家和中国，农业在GDP中占了30％的以上。到1998年，除了刚果以外，没有一个国家的这个数字超过30％。农业在GDP中的份额急剧下降。一般来说，随着农业份额的下降，农业部门的规模随之减小，从而这个下降的速度也日趋减缓。这种趋势在所有这些国家都有清楚地展现。Chenery and Syrquin(1975)发展农业在GDP中份额的下降与发展的进城紧密联系。Chenery-Syrquin关系在整个世界，以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存在，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也是一样。但是中国和SSA国家的农业份额的下降趋势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慢，因为中国和SSA国家农业在GDP中的份额相对角度低。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以下途径：FAO数据库(2004)，世界银行(2004)，非洲发展银行，中国统计年鉴(2005)，以及历年中国农业年鉴。另外的数据来自政府部门和社会研究机构的网站。我们能过从FAO网站下载所需要的数据。本文利用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通过研究中国和部分SSA国家的农业对GDP的影响之后，我们分析了这些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关系。我们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在SSA国家，我们随机选择了叁个国家：喀麦隆、刚果和布基纳法索用于我们的聚类分析。模型估计的结果如下：回归分析表明，中国和SSA国家农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单纯GDP的更大。农业增长对国民经济产生正面影响，尤其在SSA国家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农业增长和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对称性的原因也因国而异。得出的结果显示在中国1％的农业增长率可推动非农业产业增长0.12％至0.15％(对几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来说)(尽管从数据上看零起点不同，但这些地区的平均值在数据上并无不同)。似乎也有反作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非农业产业增长1％，农业增长率则下降。在有些国家(如喀麦隆、刚果和布基纳法索)，非农业的增长似乎与农业增长并无联系。比较单个国家可看出巨大的不同。国家之间均存在多种不同种类成分，所有这些国家的情况都相似。除中国之外，所有这些国家的农业增长均能带动非农业产业的发展，跨产业的增长也有极高的弹性，且在所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这种联系要远高于地区跨产业平均增长率的0.12％。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连锁效应(特别是向前的)最强，且跨产业的增长弹性最大。喀麦隆的连锁效应位于中国和布基纳法索与刚果之间，且喀麦隆的跨产业增长弹性是该地区平均水平的两倍。布基纳法索和刚果的连锁效应均很弱，且跨产业增长弹性与该地区平均水平相当。此外，文章扩大了对农业的定义，使它包含食品加工行业。利用同样的细目分类的方法，其结果表明中国平均跨部门的增长弹性，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增加，从0.12(不含食品加工)至0.18(含加工)。以中国为例，有力的表明了如果农业下游产业包括在农业经济中，农业的正外部效应更加明显。与此相反，在SSA国家增加食品加工行业反而降低平均跨部门的增长弹性。这表明，在SSA国家，大部分与初级农业增长相关的非农业部门的增长，其中加工行业与农业的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食品加工行业在农业—非农业的联系中占有更大的比例。在中国，除了食品加工行业以外的加工工业与农业的前向联系要更远，这可能是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中国农业贡献了GDP的12％，作为一个基础部门，农业的稳定增长确保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变化为中国改革之后20多年实际GDP以9％的速度增长提供了保障，也为出口贸易以及投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一个独一无二的经验是，农业人口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村社区内部，也即大部分农民通过到乡镇企业从事工作，形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SSA国家农业贡献了GDP大约10％。根据统计数据，许多情况不容乐观，平均农业年均生产增长率在下降，农业对GDP的贡献在下降，但是考虑到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基本保持不变，这以趋势是不妙的。为了更好的发展，在SSA国家提供基础的设施，增强发展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好的政府管理、基础设施、政策改革、人力资源发展等，这些能够为农民提供好的发展环境，使得他们对经济发展做出共享。总而言之，农业必须成为SSA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结果阐明了在这些国家农业对农业有着显着的溢出效应。因为对初级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很低，以上结果暗示着农业的增长将导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随时间而下降。在中国、喀麦隆、刚果、布基纳法索这些国家，农业影响GDP，例如：在这些国家，农业都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对中国、刚果、布基纳法索来说是积极影响，而对喀麦隆来说是消极影响，负面影响来自全局经济条件的复苏，导致农业在经济中地位下降。在对这些国家的一段时间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关系是积极的，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是积极的。但是农业和GDP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是不同的。这种相关程度在中国比在其它SSA国家高，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并且通过经济改革措施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如下：增加政府在农业部门的投入，增加生产投入，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推广新的作物种子等。中国叁代领导人，在不同的时代都一直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并且对农业的生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都表现在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在SSA国家，尽管农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显着的，但是农业部门依然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这些国家并没有推行好的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使用回归方法对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分析图表说明国民经济中农业增长和非农业增长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存在重要的正向联系。在中国，喀麦隆，刚果和布基纳法索，这两个部门存在明确的正相关。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帮助两个部门独立增长。即使是采用多步骤的模型，也可以用相当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它。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主要不是由劳动力和资本的差异来解释的。另一个更主要的因素决定劳动力和资本使用的生产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作用尤其显着。中国的生产力一直快速发展而SSA国家却在退步。这种两部门的正相关可以首先通过农业部门基于各种机制下，直接的和间接的对非农业经济的助燃作用来解释。作为经济结构转变的部分，农业份额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从而农业部门的资源被释放出来用于更高生产效率的工业和服务部门。如果他们能够通过快速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释放，并且被非农业部门对生产要素的动态需求而吸引，这些资源的利用率将更高效，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模型显示，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联系也发生在进出口市场。在中国和SSA国家自我供给大部分粮食，因此农业部门对食品安全的总体水平起到重要作用。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许多工厂的产出取决于农业原料，并且国内供应起主宰作用，因为高额的运输原料成本，加工食品工业的高损耗率，以及要想维持高效的生产加工水平需要及时的供应。农业部门的增长和非农业部门的增长的联系可以用模型表示为叁个基本层次：地方和区域经济、国民经济和跨国经济。这些结果再次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农业下降趋势所造成的经济实力这个话题讨论的很少。传统的解释来自1961年Johnston and Mellor，用叁点原因解释了GDP中农业份额随着发展而降低的变化：(a)收入弹性少于农业总和；(b)农业扩张伴随恒定或减少的农业劳动力：(c)技术进步支持生产来自中国的政策经验，如果不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经济体系和结构上的差异，那么这些经验就有可能被误用。从中国学习到的政策经验是，没有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耕地经济中的结构差异会被引入歧途。此外，相关政策经验是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性，尤其是不同国家与耕地制度相联系的特性。缺少对区域和国家特定因素的考虑可能会导致过渡的笼统化。根据现有文献得出观点，SSA农业的低投资和低增长是由于政府通过价格、贸易机制增加农业税收所导致的。这些政策似乎不能解决SSA政府所面对的所有问题，即国民经济中多数自给农民的整合性问题，以及偏远地区生产条件的基础设施和技术不利影响。总之，SSA在产品、农业、林业方面正朝积极的方向前进，正在为农产品方面尽最大的努力。SSA正在为发展农业做全方位的努力，符合”农业发展为基础，带动其他产业发展”这个国民经济目标。
欧玛杜[5]2015年在《马里人口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中叶,马里有约500万居民,而这个数字在20世纪末增长到了1500万,在未来的二十一世纪,马里的人口似乎将要经历一个空前的膨胀。本文试图总结马里人口膨胀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人口增长的理论框架,将人口作为因变量,而社会经济作为独立变量,利用统计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马里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死亡率的降低使预期寿命增加,以及未来预期的生育率持续走高,使马里的人口将有可能在本世纪暴增,这会导致马里年龄结构年轻化,使人口金字塔底端变宽。本研究也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女人的教育程度、是否采取避孕等方面都会影响马里的总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发展趋势。
程茂吉[6]2012年在《基于精明增长视角的南京城市增长评价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精明增长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规划界为应对城市郊区化过程中无序蔓延以及由此带来的土地资源环境问题而提出的城市规划和管理理论,并在城市增长管理实践中起到有效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步入加速发展时期,城市用地规模迅速扩张,粗放式城市化造成土地资源的破坏性增长、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品质下降,选择合理的城市增长策略,引导我国城市化健康有序发展显得尤为紧迫。目前国内对于精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引介较多,研究的深度也越来越深入,但多限于定性介绍和分析,缺乏对精明增长如何进行定量评价的学习借鉴。本论文在分析西方精明增长理论和实践基础上,选取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南京为案例,借鉴国内外经验架构了适合于我国特点的精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对南京等全国36个可以获得数据的省级城市15年来的精明增长的综合评价,揭示了影响城市精明增长的主要要素和内在机制,并根据南京城市增长的自然和历史分析,提出了优化南京城市增长的策略性措施建议。本文首先在研究综述和精明增长理论以及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1章、第2章、第3章),对其理论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和探索,将其研究的物质空间视角转向城市空间的高效利用和城市空间品质提升；接着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引导等方面历史地系统地梳理了南京城市空间增长的过程,并对影响城市空间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第4章)；借鉴国内外学者的己有研究成果和我国城市的现实情况,从城市增长强度、城市增长效益、城市增长和谐水平等叁个方面,构建了一个有实用性和针对性的城市精明增长的综合测评指标体系；然后以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为参照系,以定量方式分析南京在全国同类城市中精明增长状况和变化情况(第5章)；根据对南京自然条件的评价和城市发展趋势的分析,结合南京城市总体规划布局和精明增长综合评价,在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优化城镇布局结构、强化公交优先、落实公共管理政策等方面对南京市未来城市精明增长提出相应政策措施建议(第6章)。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精明增长是指导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理论；精明增长的本质是调控城市扩展的综合性策略；南京城市增长的方式和实施机制急需变革；南京城市增长的质量较高但波动性较大；南京优化城市增长的主要途径在于政策和体制创新。南京市位于人地关系较为紧张、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和城市发展与耕地保护、生态保护的矛盾较为尖锐,城市快速重构的过程中土地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凸显。因此,选择精明增长的城市发展策略更有其紧迫性。具体策略主要为：基于精明增长策略,重点选择都市区作为南京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重点,建立城镇增长边界,保护基本农田、生态用地；在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展层面,要按照丘陵江河密布的环境条件,选择跳跃式组团扩展模式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保护具有生态安全意义的生态空间和风景名胜资源。综合实施精明增长策略,推动南京都市区的精明增长是解决未来南京城市增长的关键。本论文的创新点：探求了精明增长对调控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适应性；架构了适合我国城市特点的精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适合我国特大城市特点的城市精明增长系统策略。精明增长策略不仅对城市空间的合理扩展有积极的优化调整作用,对整个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也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对以GDP为导向的、背离于我国基本国情、资源环境基础与城市化进程要求的我国城市增长提供了借鉴契机。基于精明增长视角的南京城市增长历史和环境视角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精明增长综合绩效的评价,定量分析了南京在全国同类城市中的城市增长集约化水平,并据此提出优化南京城市增长的政策建议。
杜茎深[7]2013年在《指标市场的引入及其对地价形成的影响》文中提出提高土地配置效率是中国转型发展实践对当代土地管理科学提出的重大课题。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对引入指标市场这一改革中的新生事物以及指标市场与地价关系认识上的模糊和滞后现象,本文应用国外发展权转移思想、理论和技术,提出叁个核心问题：(1)美国发展权市场结构、性质和一般运作模式是什么?如何刻画可交易发展权范式?(2)中国指标市场存在哪几种类型?其各自发展演变前景如何?中国指标市场的典型运作机制、价格决定与基本性质是什么?(3)引入指标市场对城市地价形成带来了哪些可能的影响?本文沿着“域外经验-理论提炼-中国应用”的技术路线,首先讨论了美国发展权市场的案例、特征和规律；然后总结刻画了可交易发展权范式的概念、特征与本质,并通过与中国建设用地指标之比较,确立了引入可交易发展权范式来解释、指导中国指标交易实践的理论可行性；接下来,在区分两类指标市场及其发展演变前景的基础上,以重庆地票交易为例,研究了中国指标市场的典型运作机制、价格形成与基本性质；最后,从定性描述和模型表达两个维度考察了引入指标市场对地价形成的影响。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美国发展权市场是一个人为创设的市场。TDR设计要素、分区规划规则、潜在住房和土地市场共同决定了发展权的供给和需求。因此,发展权价格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说,美国发展权市场通常表现为“强政府、弱市场”的特征,本质上是一个准市场。(2)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潮的“可交易发展权”已经取得了范式的资格,其特征与内容可概括为：引入市场机制；提高管制效率和质量；明确总量控制和个体份额；强调以损失补偿为中心；借助私人主体和资金实现管制目标；管理者和公众关系的改变。TDR的本质可以沿着叁个视角解析：基于产权束的TDR是土地所有权人依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原则将发展权从土地权利束中分离出来,并作为一项独立财产出售给他人；基于社会公平的TDR是政府解决规划困境和管制性征收问题的应对方案,是通过创设一项新的财产权利来间接补偿经济损失的一种非经济补偿手段；基于管制效率的TDR是科斯定理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的应用,是分区规划市场取向的实施机制和辅助工具。中国农地非农化管制框架中的建设用地指标与可交易发展权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存在相似之处,引入可交易发展权范式来解释指导中国业已存在的指标交易实践具有理论可行性和实践迫切性。(3)中国指标市场可以划分为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与个人或企业参与的交易两大类型。其中,前者只是中国转型发展特定阶段的一个历史片段。为此,选取重庆地票交易作为中国指标市场的典型案例,发现机制设计核心是如何将农村已利用、物化的指标还原并分离为未利用、可交易的指标,尔后藉由政府交易平台配置给城市使用。地票价格受到政府设立交易基准价格、控制交易总量、打包零散指标、决定交易时间和方式、设定具体用途等方式调节,同时也受到市场供需规律支配。经测算,地票价格理论上应在288.9万元/hm2至459.75万元/hm2之间浮动。但地票实际成交均价接近生产价格,由此推断其定价策略侧重于复垦成本填补,为土地综合整治大规模展开后的社会资本找到退出机制。由于地票市场对信息收集、加工和处理存在明显滞后性,不具备价格发现功能,是准市场。(4)以“地票市场-土地市场”相分离为特征的土地双层市场结构形成的根源是地票落地与土地出让制度的衔接。重庆市政府设计的优先划地权是两个市场的对接点,开发商可以藉此在土地市场获得事实上的优先地位,从而创造出对地票的旺盛需求。理论上,两个市场之间存在政府统购统销、先买票后买地、先买地后买票和自由市场等四种互动模式。由于指标配置“双轨制”的存在,客观上起到了细分土地市场的作用。考虑到各细分市场指标来源渠道和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的差异,引入地票市场对各细分市场的供需及地价形成的影响各不相同。通过四象限模型的讨论,发现票价与地价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具体存在土地需求拉动型、土地供给推动型、地票需求推动型和地票供给拉动型等四种类型。(5)通过对理想世界、存在建设用地总量管制和引入指标市场叁种不同情形的均衡地价进行比较,发现地价之高低取决于开发商数量和建设用地指标价格,且引入指标市场的均衡地价与建设用地指标价格之间存在“跷跷板”效应。逐一放松假设条件,可以发现,引入指标市场可能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的卖方垄断地位；极大的增加了市场结构的复杂性和土地要素的交易费用,在交易费用由买方承担情形下,均衡地租水平会存在一定程度降低；并在城乡二元土地市场结构的情形下总体上降低了城市地价水平,但对各细分市场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还发现政府压低地票价格的基本动因是为了实现土地财政收入最大化。
李娜[8]2008年在《马里城市化理念及其发展》文中研究表明马里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但经过近年来不懈的努力,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并有着自己独特的城市发展理念
李恒[9]2007年在《美国区划发展历史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是对美国区划发展历史的探讨。主要内容包括叁部分:第一部分(第3章)主要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传统区划的产生以及区划在美国的迅速普及;第二部分(第4章)主要探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美国区划的新发展:新的区划控制思想、新的区划控制指标以及新的区划类型和区划技术;最后,第叁部分(第5章)系统的回顾美国区划90多年的发展历史,总结其发展趋势,提出对中国控制性详细规划发展的相关建议。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美国城市变得日趋密集,并由此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在经过一系列尝试后,美国人最终意识到,只有对私人土地利用进行公共管理才能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1916年,德国模式的对私人土地进行综合管理的区划被引入美国纽约市,并成为区划条例。随后,在1923标准州区划授权法案以及1926欧几里德村区划合法判例的推动下,传统区划迅速在美国普及。20世纪20年代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的社会、经济、技术、政策以及美国人意识上的新的发展变化,对区划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传统区划在实施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其技术架构上的局限,急需得到完善;另外,美国现代法律对于公众利益定义的扩展也极大的扩展了区划的立法基础;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二战以后的区划的新发展:新的区划控制指标以及新的区划类型和技术不断出现。美国地方政府的现行区划已经成为一种以传统区划为基础,综合多种区划指标及区划技术的混合型区划。美国区划在其9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反映着美国社会、经济、技术、政策以及人们意识上的发展变化和要求。因此,美国区划的控制思想、控制技术以及控制指标都有其特殊的背景,盲目的照抄照搬是不现实的。对中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来说,主要是要了解并理解美国区划对控制性实施规划的“定义”以及美国在应对20世纪美国城市化进程和私人交通增长——这些是中国正在或将要经历的发展过程——所带来的城市问题时所采取的措施、经验和教训,以期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变得更加合理、有效。
李利平[10]2010年在《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公务员数量、“公务员占人口的比例”问题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推动了6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上也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难以改变公众对这一问题已经形成的某种既定看法,即历次机构改革的成效不大,主要是由于在人员精简上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科学地确定中国公务员数量的基本需要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在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公务员的规模配置能否满足管理基本需要的问题。通过对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家公务员规模总量、内部结构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各个国家在公务员规模总量安排方面存在某些规律性,大多数国家在通常的情况下,“公务员占人口的比例”一般不低于1%,甚至在政府财力允许和具有管理服务需求的情况下超过2%、3%。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大背景下,即使是在现阶段,将此比例定位在1%左右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中国公务员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基本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简单的“臃肿”问题,过分强调精简反而模糊了实际存在的核心问题,即公务员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和功能性难题。人员配置结构不合理,导致了政府内部普遍存在“人浮于事”和“人手不足”并存的现象,制约了政府的执行力、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下一步机构改革,应不断地调整机构编制改革的思路,将其与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来对待,统筹规划改革进程,在人员问题上,用“结构调整”和“改善功能”替代“突出精简”作为主要目标,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服务型政府已经被确定为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职能开始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机构和编制改革必然要主动适应这一新要求。面对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张,服务型政府要求有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但也要切实考虑当前的各类制约条件。在短期内还是要坚持“适度从紧”的原则,严格控制公务员总量,争取时间解决结构性和功能性难题,不断提高政府运行质量和全面提升公务员素质,为今后的“增量改革”预留一定空间；从长期趋势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催生了大量的要求扩大公务员规模的因素,要科学地确定公务员数量配置的依据,适度地扩张,在改革中不断探索破解长期面临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与满足事业发展需要之间矛盾的具体办法,推动机构编制工作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本文共7个部分。第一章是对其他国家(地区)“公务员占人口比例”的经验观察,梳理了四类国家(地区)公务员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分布的特点,并做了横向比较,试图找出在公务员配置上的一般性。第二章是在得出经验观察结论的基础上,对公务员规模表现出的长期扩张趋势进行了理论分析,试图找出导致公务员规模扩张的因素,为分析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公务员规模调整的方向寻找理论依据。第叁章以日本作为个案,分析了日本公务员的总量和内部结构配置,验证经验观察结论和理论分析。第四章是对当前中国公务员规模总量、变化趋势和内部结构分布的分析,并且以湖北省随州市作为个案,梳理了公务员规模问题上实际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中国公务员规模的问题关键在于结构和功能的结论。第五章是对中国公务员规模影响因素的探讨,也就是探究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公务员数量的配置,本文使用实证方法对影响中国省级政区公务员规模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公务员规模配置受到了人口、政区数量、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也表明,公务员规模问题的未来调整要重点考虑这些因素。第六章在对中国公务员规模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务员规模调整和改革的基本思路,即既要考虑现实的制约性因素,更要考虑一些前瞻性的因素,坚持“适度从紧”和“适度扩张”相结合、“规模控制”和“结构调整”相结合、“总体从紧”和“局部扩张”相结合、“数量管理”和“结构管理”相结合。第七章是中国公务员规模调整和改革的具体对策,包括主要的对策和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提供了一些具体解决公务员规模问题的办法,供相关部门决策参考。总之,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的调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针对当前的突出问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准确把握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机构编制改革的逻辑关系,以更加积极、更加长远的心态来统筹规划改革,逐步实现公务员规模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马里和中国城市化比较研究[D]. CISSE, Djibrilla, Alhadji.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基于精明增长的城市空间扩展研究[D]. 雒占福. 西北师范大学. 2009
[3]. 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的非建设用地保护与利用策略研究[D]. 张媛. 华中农业大学. 2013
[4]. 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安吉. 浙江大学. 2007
[5]. 马里人口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欧玛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5
[6]. 基于精明增长视角的南京城市增长评价及优化研究[D]. 程茂吉.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7]. 指标市场的引入及其对地价形成的影响[D]. 杜茎深. 浙江大学. 2013
[8]. 马里城市化理念及其发展[J]. 李娜. 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 2008
[9]. 美国区划发展历史研究[D]. 李恒. 清华大学. 2007
[10]. 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研究[D]. 李利平. 南开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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