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1]2004年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众文化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众文化中体现出来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本文试图分析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交叉互动关系，并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进行全面的剖析，倡导一种适度健康的消费主义。全文共五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通过分析大众文化与几种文化的关系，对大众文化作一界定，并指出本文的理论任务、分析框架和基本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变奏曲。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海外大众文化的引进和模仿、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初步形成、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这叁个阶段。通过大众文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文化意义、市场意义和意识形态性意义。 第叁部分：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性分析。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迅速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并存的局面。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的分化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文化判断标准的失范，使得大众文化在生产、流通与消费各个领域，程度不同地均表现出“文化失范”的态势；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催生了大众文化在功能、结构、运行模式和自我意识的现代化转型；文化生产规律的改变，为大众文化产品、及其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传媒的控制，使得消费主义这种意识插上了传媒的翅膀，对大众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文化及其消费主义的影响，对大众产生了相互对立的张力：消费既可以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又可以践踏大众的生活；世俗的生活既是美好的又是丑恶的；大众在提倡个性的大众文化中实现了自我，又失去了真我。 第四部分：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建设。在意识层面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要与时俱进，与适度的健康的消费主义协调发展；在文化层面上，要正确发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作用；在载体层面上，要健康发展大众文化产业。 第五部分：结束语。大众文化从发生、发展到变化的种种现象表明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结果，它是具有两面性的，对大众是福，抑或是祸，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孙帮寨[2]2010年在《意识形态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变革》文中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和概念工具,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以新的内涵,并运用这个概念描述了社会总体的结构,根据唯物史观的方法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为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体现为一定社会人们所具有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主体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确立离不开意识形态,人类共同体的维系、传承和发展更是离不开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这种作用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而实现的。意识形态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共同体的维系离不开意识形态和教育。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一方面以暴力形式的国家机器迫使人们服从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又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去说服和影响,使人们认同自己的统治,而思想政治教育所起的作用就体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从唯物史观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就是观念形态的社会存在,是对人们生存的社会条件的反映,就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才成为现代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基于人的理性的觉醒而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其功能在于为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服务。而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以后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摆脱压迫和奴役,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包括了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的理性形式和作为“社会心理”的意识的感性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作用、途径都与意识形态的形式、功能、机制密切相关。唯物史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核心。只有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所涉及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主体的人和社会环境的辨证关系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条件等重大理论问题。因而,只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核心,才能构建起符合实际的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属性、传统属性、实践属性和阶级属性,这是由意识形态的特征决定的。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和凝聚功能、反思和维护功能、主体建构功能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功能的体现。传统习俗的影响、社会舆论的作用、家庭环境的熏陶、学校体系的规训、社会风尚的习染等意识形态的机制同时也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而这些机制也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途径。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和意识形态的演进紧密结合在一起,主要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几个不同的时期内,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形式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它们都随着意识形态的演进而变化,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意识形态也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为了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正在发生转向,这些这种转向主要包括:从封闭向开放、由排他向包容、由控制向引领以及由灌输向渗透转向。当代社会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兴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意识形态也通过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意识形态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树立新的教育理念,以适应这种变化发展。这些新理念包括以人为本与全面发展、人文关怀和心理和谐、文化传承和理论创新以及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随着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向和新理念的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理路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主要包括理论资源的开发和思想观念的转换;社会和谐的实现与核心价值的确立;主体个性的张扬与社会共识的凝聚;话语体系的转换和教育途径的拓展教育方法的改进和教育模式的优化等。
胡海波[3]2010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社会生活整体的重要构件,因而作为对人类社会生活整体发展一般规律理论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必然包含文化观。深入挖掘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不仅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中这个长期被遮蔽的重要视野再现出来的需要,更是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不可省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围绕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的前提性问题。进行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必须确立本研究的逻辑基点、回答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何以存在及得以存在的历史必然这些前提性问题。一、本研究的逻辑基点。当前,文化概念有几百种之多,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对文化这样一个歧义纷呈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是决定着文化观研究的基本方向及其所可能达到的深度。在中西文化基本涵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使用情况的省察基础上,我们认为,各种文化的内在本质在于它的精神性,一种文化一旦失去了它的精神特性,也就失去了它的“文化”意义;同时,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观念形态的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文化”和“和谐文化”都指称的是狭义的精神文化,“文治教化”也一直是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因此,我们把狭义的精神文化确定为本研究的逻辑基点。二、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以社会生活整体、动态的生产实践和静态的社会结构等叁个不同的层级结构建构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化观方面主要运用了经验的方法、从后思索法、科学抽象法、整体性的方法等研究方法和现实的历史叙述、辩证的方法两种叙述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共同确证着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存在。叁、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得以确立的社会历史前提。由生产力与交往形式辩证运动所引发的社会的巨大变革所引发的在现实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层面上实际地发生着的思想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冲突与裂变,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英法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等理论资源,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政治实践与理论批判活动的深入等使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得以产生成为历史必然。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发展轨迹。马克思恩格斯经历了一个由理性历史决定论的信奉者到新的文化观的开创者的转变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也经历了一个孕育、形成、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一、从《博士论文》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段时期是马克思文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博士论文》承袭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它所反应出来的文化观是黑格尔基本立场的同时又具有鲜明青年黑格尔派理论色彩的以自我意识为本体的理性主义文化观。然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遇到了“物质利益”的难事,动摇了他曾经的观念史逻辑的理性决定论信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的理念产生出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国家。这标志着一个唯物地理解文化理论的方向被开辟出来了。二、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时期,实现了对文化史观的扬弃,从而确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唯物史观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文化史观“主词和宾词之间关系”的颠倒,从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实践本质出发,阐明了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社会实践过程,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理论基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对自己早期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清算,和以往的文化史观实现了最为彻底的决裂;而且把“现实的个人”看作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并从意识的起源和发展的角度论证了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依赖关系,确立了文化唯物论的基本诠释原则。《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正式形成。《共产党宣言》不但以经典的形式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一般原理,同时又对世界历史境遇下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见,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叁、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文化观。《资本论》不仅阐明了社会有机体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生产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深刻剖析,科学地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立论基础。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不仅阐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多样文化发展的内在一致性,而且对社会结构系统尚未分化的史前社会人类文化发展状况在更高层次上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阐发,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强调,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是交互作用的,并在论述人们怎样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提出了“意志合力”思想,进一步确认了文化因素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第叁章,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以社会生活的不同的层级结构创立了具有一定理论体系严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一、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理论基础与解释原则。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及其劳动实践出发,阐明了文化由以生发的内在根据,确认了人们的观念文化不过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观念表达和精神体现,从而确立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文化唯物论的理论基础。在此理论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他们文化观的终极性解释原则和过程性解释原则。他们把精神文化确定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明确了观念文化的发展最终要受经济基础发展的制约、“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始终是文化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因素的终极性解释原则。同时,他们又对文化的发展进程做了过程性的辩证解释。他们认为,社会精神文化并不是消极地受动于经济因素,而是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并能动地作用于经济因素甚至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整体性视域下的精神文化生产。社会整体性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社会整体性精神贯穿于唯物史观的始终并以方法论的形式表征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以社会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科学地阐明了精神文化生产的内涵,在社会整体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阐明了精神文化生产发展的规律性,在各要素交互作用和历史性联系原则下阐发了精神文化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预见了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化趋势,从而科学地阐释了精神文化生产思想。叁、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历史正当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把社会精神文化当作服务于本阶级统治的工具,使社会精神文化以“阶级维护意识”和“观念上层建筑”的面目呈现出来,这就是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但他们对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精神文化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否定上,他们认为,任何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精神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存在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在一定历史时期都起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历史正当性。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历史正当性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精神文化现象的全面理解。四、科学文化——一种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敏锐地发现了科学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们把科学文化作用的性质定位于一种精神生产力和革命力量,阐明了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力应用于物质生产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并对科学文化的资本主义应用展开了无情的批判,指明了只有推翻奴役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科学文化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其巨大的价值。第四章,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社会价值。就历史价值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各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无论是列宁的文化理论,还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精神文明、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都能够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众探寻到基本的理论依据,它们的基本精神和实质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内部观点各异,但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力求从文化领域中找到战胜资本主义的突破点,从而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继承关系。就现实价值而言,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转型的现实境遇凸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现实语境。从总体上看,丰富的思想资源使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一直是我们在当代境遇下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理论宝库;内化于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为文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合理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在当代诸多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具有强大的理论优势。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对我们当下文化理论研究和文化建设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毕嘉耘[4]2007年在《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主体研究》文中指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国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理论资源基础上，根据他们对工人阶级和青少年亚文化以及诸多大众文化文本的提炼、分析和解读而得出的一种实践性很强的理论。该学派从对“文化”的重新建构开始，形成了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并对大众文化采取宽容理解态度的理论特点。本文从对伯明翰学派理论架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来源分析入手，着重论证了伯明翰学派关于“大众”在大众文化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思想，在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非大众性批判的比较中，看到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从“批判”到“理解”的转向。采取对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主体理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剖析，不仅对该西方理论有较为全面的理解，而且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舒高磊[5]2019年在《美国媒体变革与价值观传播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媒体变革为其价值观传播带来新挑战,全媒体融合发展成为价值观传播的新样态,宣传视角观照基层成为价值观传播新趋向,信息主题设计成为价值观传播新视角。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分析美国价值观传播,发现其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和资本属性。但美国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传播提供借鉴——站准基点,明确媒体的政治宣传和公共服务定位;把握规律,助推大众传媒转型和全媒体融合;完善制度,引导媒体行业与社会舆论健康向上;优化输出,创新价值观传播的内容表达和形式包装。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性研究[D]. 王亚南.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意识形态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变革[D]. 孙帮寨. 中国矿业大学. 2010
[3].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D]. 胡海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4]. 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主体研究[D]. 毕嘉耘. 黑龙江大学. 2007
[5]. 美国媒体变革与价值观传播的思考[J]. 舒高磊. 中国国情国力.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