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清辉[1]2003年在《会计重要性判断的再认识》文中认为本论文的目的是针对实务上企业管理当局利用重要性原则影响财务报表公允表达的不当会计行为，以及会计审计人员执行重要性判断的偏差等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对策。本文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对重要性概念的本质、特征以及重要性判断的决策过程进行理论分析。 财务报表的使用者需要注册会计师提供独立公正的审计查核，以确信企业所编制的财务报表没有重大的错报或漏报。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服务并不保证财务报表完全没有错报或漏报，因而，注册会计师都要在审计报告中明确陈述“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并)合理确信财务报表无重大不实表达”。这项陈述表达了，提供财务报表的管理当局及提供审计服务的注册会计师，对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只给予合理的保证。所谓“合理保证”，简单地说，就是财务报表的提供及审计服务只保证重大会计事项的正确性及完整性。就此观点，重要性判断对财务报表能否公允表达的影响可见一斑。因而，早在1975年FASB成立之初就曾指出：“若要以精简清晰的形式、既经济又及时地提供财务信息，重要性的概念是极其重要的”。然而，这条划分有限责任的重要性界线应当如何确定，才能同时满足会计信息供需双方的需要，是研究重要性判断时的主要课题。因为划分不当形成的“期望落差”，可能给会计信息提供者带来法律责任。 本文的研究分析认为： 重要性概念的本质是主观模糊的个人感受，而会计重要性概念是以报表使用者主观的感受来定义的。因而，从运用重要性概念的会计审计人员(以下简称会审人员)的角度来看，重要性的概念有主观与客观之分，也有基本概念与派生概念之别。财务会计中财务报表的编制，以及审计中财务报表的查核，都需要运用重要性概念；但财务会计中重要性原则的运用，主要是用于过滤筛选不重要的会计数据，以节约信息生产成本，并增强报表的可理解性；而审计中重要性原则的运用，则是为了辨识重大会计信息，以控制审计风险，并有效率且有效果地完成审计任务。两个领域中的重要性存在着差别。此外，财务会计中重要性原则的运用，同时兼具积极作用及消极作用。在进行重要性判断时，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兼顾质量因素与数量因素，尤其是以往在实务里长期受忽略的质量因素，更值得特别强调。其次在判断时，应从整体报表的高度做全盘的分析考量。此外，本文还尝试提出了能够充分诠释重要性判断决策过程中质量因素和数量因素交互作用的理论，以及诠释重要性水平期望落差长期存在的理论。 全文共分六章。兹依本文结构依序说明各章主要内容: 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论述重要性判断的应用现况和问题，并说明本文的研究动机，接着肪列本文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二章“重要性档案的考察”。本章按照时间顺序，先后介绍并评论各权威机构和学者对重要性概念的提法，并以1973年FASB的成立划分早期与近期的研究文献。早期档案文献是将重要性概念局限在会计工作及编制财务报表时实施的重要性原则，以节约成本及重点报告。在现代会计资料数量暴增，而且又必须在时限内经济有效地提供易懂的财务报表的情况下，会计审计人员就必须更善于运用重要性原则。尤其是，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工作更是处处都必须仰赖重要性判断。接着，本章回顾中国大陆、美国、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法规或准则对重要性的规范。其中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针对实务中应用重要性原则的种种弊端，于1999年发布的SAB99《重要性》最具重要意义。 第叁章“SAB99对重要性的新看法及其对实务的新挑战”。SAB99公告中强调下列叁点要旨:第一，重要性的判断应当同时考虑数量因素和质量因素，尤其是目前在实务中被长期忽略的质量因素:其次，质量因素与数量因素的交互作用常使小金额项目或看似不重要的项目变成重大项目;第叁，企业管理当局有意安排的错漏报，无论金额的大小均应视为重大项目。然而，对上述SAB99的规定，大部分的商务律师都认为有矫枉过正的可能，并给会计实务界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接着，本章以美国安然能源公司破产案及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巧账案两个实际案例说明了SAB99的问题所在。同时，配合下列范例的解析来说明质量因素如何影响重要性的判断:(l)错漏报项目虽肇因于会计估计但导致净利润由盈变亏; (2)选择性调整不重要的错漏报;(3)分类错误但不影响净利润;(4)“或有损失”的披露及其披露的成本效益。最后，本章介绍及评价了实务上量化重要性水平初步判断数的若干通行方法。重要性概念在财务会计及审计应用中的快速演变，导致了理论研究的落后。因此以下各章将以比较分析、归纳推论的方法来考察重要性概念的本质内涵与概念外延。 第四章“重要性理论的比较分析研究”。本章的讨论以FASB及IASC对重要性的正式定义为标竿，并将其视为“基本定义或概念”和“原始概念”。这些理论上的定义，是以使用者的观点来定义的。然而，重要性概念的内涵本质是主观性的模糊概念。因而，理论上合乎逻辑的推论，在现实世界里往往受限于当时人类科技能力或心智能力以致于无法做到，从而不得?
吴晓燕[2]2007年在《新会计准则下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再认识》文中研究说明会计职业判断内生于会计的不确定性,再详尽的会计准则也无法替代职业判断。其贯穿于会计工作的全过程,与会计信息的产生、使用、监督息息相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资本市场上风云变幻,无论是企业、监管者还是投资者想在波澜壮阔的经济大潮中求生存、求发展,就一刻也离不开职业判断。另一方面,会计改革不断深化,会计准则日趋国际化,使得会计职业判断在我国会计实务中已经无处不在。新准则的颁布,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最显着的特点是由规则导向转变为原则导向。新会计准则不再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而是给出确认和计量的判断标准,加大了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对会计人员的执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会计职业判断研究起步较晚,是我国会计研究领域的新课题,特别是新会计准则颁布后,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较大,使之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研究试图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其他学科内容,构建一个较完整的会计职业判断理论。同时,在熟练掌握新会计准则的前提下,对会计职业判断进行一个深层次的再认识,是一个极富实际意义的课题。新会计准则对会计职业判断提出了什么新要求,衡量职业判断能力的新标准是什么,如何保证实现这一标准,是本文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这一新标准的建立将有助于提高在新形势下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改善我国会计职业判断现状,使会计工作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展开: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对现有国内外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作出说明,从而为后文的分析打下基础。第二部分,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初步认识。会计中的不确定性是会计职业判断产生的内在原因,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对会计职业判断的认识从其内涵开始,其定义可总结为:会计人员在面临不确定的情况下,根据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惯例等会计标准,并运用自身知识和经验,充分考虑企业现实与未来的理财环境和经营特点,对经济交易和事项进行分析、判断、选择和决策。而会计职业判断能力是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反映,主要表现在职业道德、专业技能和实际操作技能。由此可得出,会计职业判断具有专业性,主观性,目标性,权衡性,受制约性的特点,并需以遵守职业道德为前提,以会计法规制度为限制,以公允反映为准则,以适用性为指导,适当考虑成本效益原则。第叁部分,会计职业判断的过程与结果分析。会计职业判断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环境因素,准则因素,人的因素,会计事项的特点等。这些因素的影响贯穿于整个职业判断过程,对职业判断的结果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本部分通过对南方证券的实际案例分析,说明在会计职业判断过程中,如果会计人员是基于不合法或不合理的目的下,得出的判断结果就是不切合实际的,会扭曲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第四部分,新会计准则中会计职业判断的具体运用。新会计准则下,会计职业判断在各具体准则中的运用较旧会计准则有很大的改变,本部分重点分析基本准则包括会计核算基本前提、会计核算原则和具体准则包括公允价值、资产减值、固定资产、或有事项、关联方关系及交易、借款费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中会计职业判断如何具体运用。第五部分,新会计准则下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再认识。本部分通过对新旧会计准则的比较,概括出新会计准则对会计职业判断提出的新要求,提出在新形势下对衡量和评价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判断能力水平应建立的新标准,最后为保证这些新标准的实现,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措施。本文的主要观点:1、总结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给会计职业判断带来新的变化。新会计准则讲究以原则为基础,不再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而是给出确认和计量的判断标准,允许会计人员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作出职业判断,增大了会计处理的选择空间,更多地强调会计职业判断。而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增大了,也加大了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风险。同时新准则的执行需要会计人员不断更新和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还要掌握与会计工作相关的外语、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技能,以增强分析判断能力。2、建立新会计准则下会计职业判断的新标准。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赋予职业道德更丰富的内容,衡量和评价职业道德水平的新标准为可总结为:熟悉法规,依法办事;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公允列报;专业胜任,改革创新;保守秘密。评价一个会计人员是否具备良好的职业判断专业能力,是否能够对复杂的会计业务做出合理而公允的判断,主要标准为:首先,会计人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能与时俱进,能结合现实特征;其次,会计人员应对与会计工作有密切关系的相关学科如财政、经济、税收、金融、管理、法律等相关知识相当熟悉;再次,会计人员应精通一门外语,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和了解数据库及网络开发维护等一系列新技术、新知识。最后,会计人员应具有更新知识的能力,较强的实践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3、提出保证实现会计职业判断新标准的措施。首先,需构建良好的支撑环境,健全职业判断的内外约束机制,健全法律诉讼机制;其次,需不断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从会计职业道德的教育、评价、监督等一整套的施行机制保证其贯彻、推行;再次,需提高专业技能,重视会计基础理论的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观念,不断的更新知识结构,加强实践训练,提高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文的主要贡献:1、选题具有实际意义。本文在新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对会计职业判断进行深层次的再认识,对提高在新形势下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改善我国会计职业判断现状,使会计工作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实际意义。2、结合新形势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再认识。本文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从初步认识,到新准则下的具体运用分析,到再认识,较系统的总结分析会计职业判断的理论,对实务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吴美静[3]2009年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下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再认识》文中指出会计职业判断是一种能力,它是在会计专业知识基础上的一种判断,贯穿于会计工作的始终,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会计准则体系给予会计人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对会计职业判断对会计事项的妥善处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对新会计准则体系下的会计职业判断进行再认识,进一步明确会计从业人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提高自己的会计职业判断能力。
吴春雷[4]2016年在《基于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企业综合报告研究》文中提出目前,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全球焦点,引发了企业对外报告的变革。但是,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分离相应地导致了企业对外报告呈现各自分离的状态,即独立的年报(以财务报告为主要内容)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不利于有关价值创造的沟通,所以,国际会计界提出一种旨在整合各类报告的“综合报告”,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也于2013年12月正式发布了《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已有文献丰富了可持续性与企业报告的相关研究,但仍有两个重要的科学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综合报告的理论依据问题,即构建综合报告的价值主线是什么?二是综合报告的构建问题,即在上述价值主线下,采用什么样的整合方法来构建综合报告?本文按照“理论基础——理论拓展——理论落脚点”的逻辑思路,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并重新审视了会计本质理论,进一步研究了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的企业综合报告的整合方法,继而设计了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框架,力图建立一个以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的、以会计本质为起点的、内在一致的综合报告理论体系。通过研究上述内容,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综合报告的整合思想和可持续性价值主线并非偶然,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可持续性科学理论之中,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可持续性科学的概念、研究论题和可持续性定量评估方法中。另一方面,以往关于会计本质的各种观点是相互渗透的,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是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应该在可持续发展视阈下有所推进,从而为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构建综合报告提供理论起点。第二,没有企业可持续性的整合理论就没有综合报告的整合方法和框架。本文提出的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是一种以价值为导向,以机会成本思想和资本效率方法为手段,以经济资本、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全部资本价值贡献的评估为基础,对企业可持续性价值给予整合性度量的货币化评价方法。该方法适合任何形式的经济资本、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输入模型的资本的数量不限于是否货币化计量；它以整合价值的方式,从市场层面上解决了评价一个企业是否可持续地使用了资源这一问题。这一理论表明企业不可能通过最大化一种资本而忽视其他资本来创造可持续性价值。总体看,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符合可持续性整合的统一、贡献和平等原则。本文的统计分析展示了这一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价值。第叁,可持续性价值方法的提出将企业价值观拓展为可持续性价值最大化,可持续性在企业内部的整合发生在从治理系统、战略和商业模式到绩效评价和报告的各种层面,并导致对会计本质认识的深化。在可持续性视阈下,会计在本质上是组织主体采用专门方法,通过计量投入的经济资本、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这些资本所创造的价值,进而确定主体可持续性价值的一种工具。会计的作用表现为计量企业的可持续性价值,并且通过提供企业对可持续发展贡献的相关信息,提高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会计的目标是确定特定主体的可持续性价值,会计本质的核心是对可持续性价值的计量,也对可持续性价值信息的真实性和整合性提出了要求。会计计量的结果需要以报告的形式向利益相关者传达可持续性价值相关信息。从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展到综合报告是历史性演化过程,是会计本质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综合报告与其他报告间既有区别也有继承关系。第四,综合报告的实质是披露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的工具,所以应该以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整合局部报告信息、整合关键绩效指标信息、整合商业模式和战略信息。按照信息连通性水平,分为弱式整合、一般式整合和强式整合叁种方法整合局部报告信息形成综合报告,其中强势整合方法是实质意义上的整合。按照可持续性价值主线,将经济、环境和社会叁个基本方面与“竞争对手和最佳实践”、“价值链”、“创新和知识”、“内部流程”四个维度相结合,嵌入财务资本、制造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环境资本以及社会关系资本,来构建整合的绩效衡量理论框架。构建商业模式和战略的整合模型,采用整合的叁阶段方法,在综合报告中突出强调商业模式和战略系统的高度动态化特征。第五,我国企业报告具备了迈向可持续性综合报告的可行性,应该借鉴国际经验、运用上述整合方法,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以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的企业综合报告框架。国际案例启示是：综合报告的编制和披露应该以可持续性价值的创造能力为逻辑主线,以整合性思维为前提条件,以信息连通性为灵魂,以整合的商业模式及其战略为核心,以关键绩效指标体系为反映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的定量信息源。本文构建的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框架由目标、信息质量特征、编制原则、内容要素构成。我国企业综合报告的目标是完整地解释企业如何创造可持续性价值,为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信息质量特征主要有决策相关性、信息连通性、重要性、简洁性、一致性和可比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应该遵循可持续性价值导向、利益相关者导向和决策有用导向叁项原则；以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综合报告内容包括外部环境和企业概述、企业战略、商业模式、公司治理、风险和机遇、企业绩效和未来展望等。本文的价值贡献在于：提出了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深化了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并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设计了综合报告信息的整合方法,继而构建了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框架,从而拓展了相关理论,也为实践提供参考。
姚刚[5]2012年在《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研究：一种新的内部控制审计观及其实现》文中指出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美国安然、世通等破产舞弊事件的发生,投资者和监管部门把上述事件归罪于内部控制的失效,从而导致了美国《2002年上市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又称萨班斯法案)的出台。该法案要求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报告内部控制的情况,同时聘请外部审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至此,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在美国正式确立,也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化浪潮。2008年5月,我国财政部、审计署、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标志着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确立。2010年4月《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正式发布,明确自2011年起,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中实施,并于2012年起在上海深圳A股主板的所有上市公司中实施,要求审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由此,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正式开始实施。然而,在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确立和实施过程中,审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存有较大的争论。这些争论既包括审计技术方法、缺陷评估标准、以及怎样开展整合审计等实务操作层面,也包括内部控制审计的理论层面,如内部控制审计对象是企业内部控制本身还是管理层关于内部控制的认定,审计范围是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还是全面内部控制,是时点内部控制还是期间内部控制等。尤其是2011年以来,有学者指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为不能独立存在的系统寻找独立存在理由的尴尬境地,更有学者质疑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定位的合理性。基于此,本文认为需要回到审计理论的起点,对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做出理论解释,进而回答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内部控制审计目标及其实现机制等基本理论问题。对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研究,将有助于解开当前内部控制审计理论和实务中的各种疑问,系统地构建内部控制审计理论框架,并指导内部控制审计方法论的形成和审计准则规范体系的建设,从而促进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健康发展。这是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所在!基于上述背景和选题,本文是对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其目的是揭示内部控制审计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内部控制审计观,进而研究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及其实现机制,即解决“为什么”和“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对内部控制审计实务操作层面的研究,即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审计是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物,内部控制审计也不例外。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委托代理关系的变迁出发,考察内部控制审计产生的动因；从传统委托代理机制的失灵与修复出发,揭示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本质及其合理性；通过对内部控制及其目标的再认识,明确内部控制审计目标的具体含义,进而确立内部控制审计目标的实现机制,并结合内部控制审计的特殊性提出完善配套措施的建议。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内部控制审计观,即内部控制审计是传统委托代理监督机制的创新,是对委托代理过程的监督。传统委托代理激励机制是通过经营者参与企业剩余收益的分享来实现的,因而相应的监督机制只需要对剩余收益进行核实,即对委托代理结果进行监督,开展财务报表审计。当委托代理关系中各方利益取向发生异化时,仅仅依靠对委托代理结果的监督就不能起到对委托代理关系的监督作用,出现了传统委托代理监督机制的失灵,因此需要对委托代理监督机制进行创新,在对委托代理结果进行监督的基础上,增加对委托代理过程的监督,即开展内部控制审计。第二,传统委托代理监督机制的失灵来自于委托代理各方利益取向的异化,而这种异化来自于经济制度的创新。从委托方来看,现代金融制度创新,如公司股份制,资产证券化等,使得委托代理关系多极化和委托方多元化。委托代理关系多极化使得处于中间层的受托方同时又是委托方,利益取向变得模糊,而委托方多元化则使得委托方之间利益不完全一致,大股东可能剥削小股东而获利。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如有限责任公司制和保护性破产制度的引入,使得大股东可能通过剥削债权人,为获利而破产。从受托方来看,激励制度的创新,如股票期权制度的引入,使得受托方不再仅仅依赖于剩余收益的分享,而更多地依赖于股票收益。上述委托双方利益取向的异化,造成了传统委托代理监督机制的失灵。第叁,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是鉴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发表意见。对内部控制及其目标的理解将决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定义,从而决定内部控制审计目标。本文从委托代理关系出发,结合企业契约理论关于企业契约不完备的观点,提出了内部控制的契约观,指出内部控制是企业不完全契约的补充。从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企业内部控制包括：以所有者为中心的对经营者的控制和以经营者为中心的对各级管理者、员工的控制。按照内部控制契约观,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是降低交易费用,即保证康芒斯所称的第二类交易的效率,使其在企业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第四,内部控制审计目标的实现机制包括叁个部分：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内部控制有效性价值判断标准的确定、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与审计结论的形成、内部控制审计配套保证措施的完善。本文按照内部控制契约观提出了内部控制降低交易费用的叁种测度,即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层面、表现形式和运行机制测度；按照评价学原理,提出了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定性和定量评价路径,并结合内部控制降低交易费用目标提出了缺陷评估的步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部控制审计结论形成的原则；考虑内部控制审计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审计成本效率和审计报告法律责任的特殊性,提出了完善相关配套保证措施的建议。
杨荣美[6]2002年在《对审计重要性的再认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重要性”一词在会计学或审计学中被含糊地使用。关键在于对重要性这个基本概念有着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探讨。重要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审计概念，他贯穿于现代审计的全过程，是决定审计工作中检查范围、程度的直接依据。它是随着审计方法现代化而产生的
蔡艳艳[7]2000年在《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关系的再认识》文中指出目前,很多审计教材中都指出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然而重要性原则在审计理论与实务中涉及到多种重要性水平。对重要性、重要性原则及多种重要性水平不加区分,笼统认为重要性与审计风险存在反向关系,似乎有些欠妥,且易在学习和工作中产生误解。本文试对有
吴兵[8]2005年在《审计重要性及审计风险再认识》文中指出审计重要性和审计风险是审计理论与实务中非常重要和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如何正确认识这两者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两者关系的基础上试图从企业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再认识,认为应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考虑审计重要性及审计风险。
吕润花[9]2011年在《新准则下会计重要性原则的应用》文中提出重要性是审计的重要概念,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中有广泛的运用。在企业会计准则中引用了审计中关于重要性的概念,是基本准则规范体系的核心概念。在会计核算中,重要性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李彬[10]2010年在《合作网络视角下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科层制企业集团开始网络化变革,但随着而来的集团网络环境的复杂性使得集团内部信息不对称、组织关系僵化失效等治理问题愈发严重,母子公司间缺乏有机联系,专业化分工与协调性较差,进而导致许多企业集团竞争力不强,难以发挥协同效应。因此,在网络环境下,母公司如何有效地管控子公司成为新的治理难题,而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和决策依据,已成为企业集团提升管控水平、发挥组织优势的关键之一。因此,在合作网络视角下研究母子公司业绩评价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是,目前关于业绩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企业,少数关于企业集团业绩评价的研究成果要么是针对集团整体业绩的分析,要么仅是单纯地将子公司等同于普通单一企业进行评价,在一定程度忽视了企业集团子公司业绩的特有属性,无论是评价指标,还是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方面均没有显着差异。尤其是随着网络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子公司业绩结构不再简单地仅仅局限于常规的财务业绩与非财务业绩,企业集团网络中的组织间关系会对子公司业绩产生显着影响,财务与非财务业绩仅是这种复杂关系影响下的现实产物与经济产物,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已难以准确衡量子公司的价值贡献和未来发展趋势,更难以满足业绩评价作为预测工具满足母公司后续决策的需求,这不仅限制了企业集团管理控制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也使得母子公司业绩评价难以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地应用与检验,不利于业绩评价系统在集团治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选择合作网络视角对企业集团母子公司业绩评价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对目前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现状及问题的分析,结合不断发展的国内外业绩评价理论和方法,寻求在新型网络环境中母公司能够有效评价子公司业绩的有效方案,以充分发挥业绩评价系统该有的作用和功能,提升企业集团综合治理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概括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方面：第一,系统分析企业集团的网络属性,结合其演进路径概括主要特征,为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的构建提供合理的组织基础。随着技术的完善与竞争的加剧,企业集团化、集团网络化已成为现代组织发展变革的趋势之一,网络组织以其特有的竞争优势得以广泛应用,企业集团也开始了从传统层级制向网络化的转变,这种转变更是契合了企业集团本身的组织特性,如天生的强异质性、普遍的信任合作机制、大量的内部交易等等,这种吻合也从侧面进一步加快了企业集团的网络化进程,并使其呈现出新的不同的组织特征,如合作的普遍性、关系的重要性等等。这种变革对企业集团管理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母子公司业绩评价作为管控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和决策信息来源,为了适应这种新型组织环境,创新也就成为必然。第二,在合作网络视角下从业绩本质出发,重新界定并建立完整的子公司业绩结构。本研究根据企业集团网络组织特性以及组织间关系、人力资源等相关理论,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中主流的“结构—关系”维度,对子公司业绩构成进行梳理,按动因及本质特征的不同将其分为结构业绩和关系业绩。其中,结构业绩涵盖了传统的财务业绩与非财务业绩,强调业绩个体性、结果性的一面；关系业绩则是为了重点衡量组织中复杂多样的关系对业绩的影响而设置的,强调业绩关联性、行为性的一面,二者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子公司综合业绩。此外,重点分析了子公司关系业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式：企业集团组织效应之所以存在并发挥作用就是因为组织间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资源是影响业绩的关键动因;关系业绩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各种各样的内部交易,也包括各种财务上难以衡量的其他合作行为。通过此分析,以强化对这种新型业绩的认识,为评价系统的构建奠定基础。第叁,系统总结影响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的权变因素,将其归纳为企业集团外部层、企业集团层以及子公司层等叁个层面,并完整分析各要素的影响机理；以此为基础,结合企业集团网络组织特性及其对评价系统的内在要求,按照一定的原则与程序,构建全新的合作网络视角下的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包括评价主客体、评价目标、评价指标等七大要素,并重点分析了评价目标和评价标准：在平衡记分卡目标体系的基础上加入了“创新”与“合作”目标,将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的多元化目标体系分为普遍性目标和特殊性目标两类,并通过“合作”这一关键桥梁搭建了两者间的关系；对于评价标准,不仅明确了母子公司业绩评价标准设置的基本原则,如一致性、可操作性、激励性等,同时还就目前叁种典型的评价标准—历史标准、行业标准及预算标准进行了对比,确定了预算标准第一选择的地位。第四,根据子公司业绩结构的划分,在严格的理论基础和原则的指导下,采用合理的开发程序,构建科学完整的母子公司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将合作网络视角下的母子公司业绩评价指标分为结构业绩评价指标(具体分为财务业绩和非财务业绩评价指标)和关系业绩评价指标。其中,财务业绩评价指标的构建分别从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及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进行,非财务业绩评价指标主要反映子公司的市场与顾客、学习与成长、组织与流程以及知识与创新等四个方面；关系业绩作为关系资源的直接体现,在评价时按照关系属性分别设置评价指标,其中交易型关系业绩的评价较为简单和直接,由交易价格的公允与否来决定如何调整,非交易型关系业绩的评价是重点也是难点,采用主观评价法从合作范围、合作程度及合作稳定性等叁个方面来进行。第五,通过实地访谈及问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一方面实证分析权变因素对结构业绩指标采用程度和重视程度以及对关系业绩的影响,另一方面进一步检验本研究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价值相关性。一般说来,子公司结构业绩指标的采用程度和重视程度以及关系业绩值均与子公司的战略重要性、规模、竞争程度、生命周期及内部关系成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子公司结构业绩评价指标(包括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两类二级指标)的采用程度越高、涉及利益相关方越多,子公司业绩就越好；子公司关系业绩(包括合作范围、合作程度及合作稳定性等二级指标)与其综合业绩成正相关关系。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在合作网络这一新型组织背景下,重构了子公司的业绩结构,这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企业集团的业绩属性,也有助于建立更具针对性的评价系统,以更好地发挥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调配资源、优化提升的功能。具体来讲,根据企业集团网络组织的基本特性以及业绩的本质概念,将子公司业绩由传统的“财务—非财务”类升级为“结构—关系”类,以充分反映合作网络视角下子公司业绩的新形态,也为构建新的评价系统和评价指标体系奠定基础。传统业绩评价仅仅局限于财务业绩和非财务业绩两方面,网络化企业集团中的子公司业绩动因与表现更为复杂,不仅仅局限于财务与非财务两个方面,由于集团网络组织间关系的重要性和多变性,使其成为子公司业绩的关键因素,会极大地影响子公司的业绩结果,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全面地评价子公司业绩实现情况,也为了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母公司管控系统的需要,本研究将子公司业绩分为“结构业绩—关系业绩”这两大类,其中结构业绩具体又分为财务业绩和非财务业绩,关系业绩主要包括交易型和非交易型两种。第二,在系统分析企业集团网络组织特性及子公司业绩结构基础上,构建了全新的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在主要评价要素方面,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拓展和创新,如多元化评价目标体系的建立,在传统的平衡记分卡式目标体系的基础上引入了“合作”目标,并将其分为共性和个性两类；特别是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不仅融合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等多维指标,更是创新性地将关系业绩评价指标包含在评价系统中,构建了新型的“结构—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来讲,财务业绩指标包括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及发展能力等四个方面：非财务业绩指标包括市场与顾客、学习与成长、组织与流程及知识与创新等四个方面；交易型关系业绩则要根据内部交易价格的公允程度来选择适当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非交易型关系业绩则需要从子公司的合作范围、合作程度以及合作稳定性等叁个方面进行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的内涵,使评价工作更加全面完整,评价结果更加公正、可接受。第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访谈和问卷调研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实证检验了一系列研究结论,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一步地对相关问题予以论证和强化。具体而言,本研究一方面实证分析了主要权变因素对结构业绩指标(包括采用程度和重视程度)与关系业绩指标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则重点分析了本研究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价值相关性,以明确其有效性,为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的自评提供支持,服务于该系统的后续改进和优化,以保证其持续高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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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准则下会计重要性原则的应用[J]. 吕润花. 冶金财会. 2011
[10]. 合作网络视角下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研究[D]. 李彬. 山东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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