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撤消特别处理途径的实证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撤消特别处理途径的实证分析

雷淑芳[1]2004年在《我国上市公司撤消特别处理途径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由于我国上市资格的稀缺性,在我国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以后,企业内部、外部力量都会通过种种努力,帮助上市公司扭亏为盈,实现撤销特别处理。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特别处理后撤销的途径和效果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对有关财务困境、资产重组等研究理论进行回顾,充分说明国内外为了使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资源有效利用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其次,对我国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的特征进行描述,寻找使之被特别处理的原因;最后,对撤销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采取的途径进行分析,利用所选择的指标对撤销特别处理上市公司在不同控制变量下进行配对样本的T检验,以验证其撤销途径的效果的稳定性。分析发现:我国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主要靠加强主业或者变更主业来撤销特别处理。如果撤销特别处理是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当年或者以后,则关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运营能力的各项指标没有显着性差别,即企业的财务状况仍然能够保持稳定;而如果撤销T类处理是在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则销售利润率和对外担保比率有显着性差异,即企业的财务状况存在着波动性。

田欣冉[2]2013年在《中美退市制度及其比较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资源合理配置,经济发展,提高国民收入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公司运行质量的好坏对证券市场能否顺利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退市机制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证券市场繁荣的有力保障。退市机制建设的是否完善、运行状况都会长期影响一个国家上市公司的运行质量,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能否实现影响着整个市场的风险控制程度。长期以来,我国缺乏健全的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导致证券市场违法违规的情况越来越多,证券市场存在大量劣质公司,浪费社会稀缺资源,同时造成整个证券市场投机氛围浓重,影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在退出机制正式实施至今的近十年来,同国外成熟市场相比,我国退市标准和退市程序都有待完善。本文比较了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同美国的退市机制,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介绍美国成熟股市的退市。这部分阐述了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市场退市制度的发展,及各自的退市标准和退市流程,通过分析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市场退市公司的数量及所占比重来判断美国退市政策的实施效果。其次是研究中国沪、深股市的退市。本章节先介绍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退市程序和退市标准并且查找退市的数据来分析退市政策的实施效果。后一部分是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主要目的是分析我国被ST股票大部分都能通过撤销ST返回证券市场的现象,研究哪些主要因素有助于ST公司撤销ST,使这些公司能够成功摆脱退市的命运。通过实证分析来揭示退市制度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运用均值比较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上市公司股票成功撤消ST的影响因素。然后是中美制度比较与分析。分为批准权限、退市标准、实施效果叁个方面的比较。从而得出五个方面有关美国退市多的原因。文章最后一章为结论分析及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研究我国退市制度时,已有研究强调被特别处理的股票通过哪些方式最有可能撤消ST,本文则更关注在被特别处理的公司中,有哪些公司最有可能得到挽救而免于退市,即具备什么样性质和财务情况的ST公司首先被考虑撤消ST。

王凌[3]2003年在《对资产减值准备会计选择的叁种理论假设的检验——以上市公司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使资产减值会计成为当前各国会计制度规范的热点问题之一。人们期望通过会计上的规范来减少信息不对称,向投资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在我国,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财政部制定了一系列的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力求真实的反映企业资产的质量,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但是,从近几年的上市公司年报来看,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却成为上市公司选择会计政策,操纵盈余的工具。那么,上市公司在执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时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呢?这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我国资产减值准备会计选择的理论假设问题。研究分为理论、政策和实证叁个方面,重点对影响上市公司执行资产减值政策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从决策有用观和风险观的角度论述资产减值准备的理论基础,然后结合国内外有关会计选择权文献的研究,对资产减值准备的理论假设进行分析,得出影响企业选用资产减值政策的因素,这些因素将是我们实证研究的基础。在政策分析部分,我们运用会计准则来分析资产减值政策如何赋予企业会计选择权,以及会计准则赋予企业会计选择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实证研究部分,我们选取横向和纵向两个截面对上市公司选择执行资产减值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横向分析部分,首先建立了回归模型,该模型将契约论的叁大会计假设、证券市场监管政策、行业因素等作为自变量,选取《企业会计制度》开始执行的2001年度沪市A股符合样本条件的631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然后运用SPSS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最后结合我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作出解释。在纵向分析部分,我们针对”ST”政策,选取先被特别处理后撤销的20家公司与控制样本公司五年内执行资产减值政策的情况进行趋势和对比分析,结论与横向分析结果相互印证。样本数据来自于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编制的《上市公司2001年报数据大全》、中国证监会网站,部分信息参阅了上市公司咨询网和全景网络。最后,针对研究结果,对会计制度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等提出一些建议。

李想[4]2012年在《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研究》文中认为二十多年来,我国亏损上市公司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阵容日渐庞大,而部分公司久亏不赢,巨亏不断,已成为证券市场难以治愈的顽疾,对此,管理层连出重手,连续亏损叁年暂停上市,证券市场也因此而相继出现了一批ST、PT公司,虽然如此,但我国上市公司只生不死的情况依旧存在,一方面说明我国证券市场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不够完善。本文就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进行研究,通过对比和实证分析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存在的问题,讨论完善退市制度的措施。本文主要有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部分,该部分包含了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以及国内外的文献综述,此外还介绍了论文的内容结构与研究的主要方法;第二章:阐述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理论基础,为下文的论述做铺垫;第叁章: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国际比较,通过我国内陆地区与美、日、港地区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比较,初步找出我国退市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对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绩效的实证分析,以ST公司撤销ST为例,在我国,通过撤销ST而重新回到证券市场的公司非常的多,甚至占到大部分,无可否认要想成功避免退市的风险,那么公司就必须具备能使撤销ST更容易的一些关键因素,此章节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揭示我国退市制度中广泛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第五章:通过前面分析的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魏华[5]2010年在《ST公司控制权转让的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司控制权是对公司全部经营活动构成影响的权力,它的转让,实质上是对控制权资源的重新配置。在评价其转让效率时,主要是通过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变化来体现。控制权转让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学者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得出相当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结论。由于我国控制权市场形成比较晚,控制权市场发展不完善,国内学者对于控制权转移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控制权转移理论,大多从实证的角度去验证控制权转移与经营绩效的关系。本文的理论部分回顾了国内外学者的在控制权转让效率方面研究,发现对于控制权转让是否有提高公司绩效,国内外学者并没得出一致的结论。在研究控制权转让的动因方面,不同学派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但由于控制权转让的复杂性,单个的动因理论很难对控制权转让作出全面的解释。ST公司作为我国特有的上市公司,体现了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其特殊的经营状况,使之成为我国控制权转让市场上的一大亮点,也是学界和企业界讨论的热点。本文的重点在于对ST公司控制权转让效率的实证分析,选取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和资产现状等财务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综合得分函数,分别计算ST公司控制权转让前两年、转让前一年、转让当年、转让后一年、转让后两年和转让后叁年的综合得分,比较综合得分,以判断ST公司控制权转让前后的业绩状况。本文的结论如下:(1)控制权转让前一年,ST公司的业绩最差,表明ST公司总是等到最差的时候才会选择控制权转让的方式去改善业绩;(2)控制权转让当年,业绩改善不明显,而控制权转让后一、两年内,ST公司的业绩有显着的提高,主要是因为资源的整合效应需要一定时间,转让后一两年才会体现;(3)转让后的第叁年,公司的业绩出现了一定的回落,表明ST公司控制权的转让较多的注重短期效率。总体来看,ST公司控制权转让是有效率的,但也存在部分ST公司控制的转让是缺乏效率的。最后,对造成我国ST公司控制权转让效率低下的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就如何提高ST公司控制权转让效率提出了相关建议。

薛松[6]2008年在《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现象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引了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为了遏制利润操纵行为财政部颁布了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禁止转回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新准则能否遏制利润操纵行为、要不要转回资产减值准备成为会计理论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我国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相对于国外来讲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主要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相对地,对于特殊行业的研究则较少,例如对政治敏感性行业一一农业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农业上市公司是代表我国现阶段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企业组织,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形式,希望本文的相关分析能填补此项空白。本文阐述了资产减值的相关理论,借助于理论、实证分析与案例分析等手段,分析了现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中的作用,揭示了农业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常用手法,对加强上市公司的监督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农业上市公司2005-2006年计提各种减值准备进行了总体分析,对2004-2006年扭亏农业上市公司亏损年度和扭亏年度计提减值准备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中农公司2001-2007年减值准备数据从计提和转回、对净利润的影响、形成原因等方面深入剖析,并进一步分析其计提和转回减值准备的明细项目。证明了农业上市公司在巨额亏损的年度计提巨额减值准备,加重当期亏损;在被ST处理的年度转回巨额减值准备,增大当期利润,实现扭亏为盈;盈亏持平的年度多转回减值准备,增加当期利润,避免当期亏损;计提和转回的对象主要是存货和应收账款,新准则“遏制利润操纵”的功能对农业上市公司影响甚微。因此,针对资产减值准则的相关规定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财政部门制定有关政策,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参考。

徐向[7]2015年在《中国电力上市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些年来,特别是从安然(Enron)及世界通讯(World Com)等大型企业爆发财务危机之后,理论和实务界对现代企业如何改善公司治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强化公司治理”已被公认为企业对抗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方。公司治理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它是对公司进行有效监管和控制体系和机制的最顶层设计。股东会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以及经理层治理,是公司治理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近年来已经成为理论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的公司治理有着一些独有的特点,而对于电力企业来说特点就更为显着。电力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同时,作为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的电力企业,其本身具有国有企业的一般特性。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新世纪以来,电力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电力企业管理运行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践中,我国电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依然存在着一些重要缺陷,主要体现在:“一股独大”情况突出,股权高度集中,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大股东,极其容易形成“利益输送”以及干预上市公司日常决策等行为,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董事会构成不合理,董事不够勤勉尽责;监事会监督作用发挥不够,监事会形同虚设情况比较普遍等。我国电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先天性缺陷和后天改革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电力市场的发展。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垄断行业中仍由国有资本继续进行控股经营的,要进行以政企分离、政资分开和特许经营等为主要内容的改革。201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事关我国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该意见同时提出,电力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通过改革,建立健全电力行业政企分离、公平竞争和价格合理以及有效监督的市场体制,努力降低电力成本、理顺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打破垄断、有序放开竞争性业务,实现供应多元化,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安全可靠性,促进公平竞争、促进节能环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国务院转批发展改革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意见的通知》对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社会各界对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推进改革的社会诉求和共识都在增加,具备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扎实的工作基础。本文认为,电力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而建立完备的法人治理结构,是重启和有效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实质推进混合所有制,优化电力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推动电力上市公司董事会规范化运行;明确我国电力上市公司监事会角色定位;通过管理层持股,为电力人力和技术资本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本论文从公司治理一般理论内涵入手,对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运用回归分析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结合国内外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四大维度,对我国电力上市公司的治理现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我国电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的具体逻辑路线是:根据中国电力企业所面临的形势以及电力企业目前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电力企业股份制改造后的法人治理问题不容忽视,从而提出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提出问题后,本文在第二章、第叁章对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支撑、国际主要国家电力企业概况及我国电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历史演进、我国电力企业面临的环境和挑战等基础性问题做了分析,运用金融经济数据库,以我国电力上市公司的治理数据为基础分别对法人治理结构的四个客体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有关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每一章的研究我国电力企业面临的环境和挑战金融经济数据库,以我国电力上市公司的治理数据为基础分别对法人治理结构的四个客体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有关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每一章的研究都遵循一个基本思路:即先将有关基本理论问题阐释清楚,然后找出我国电力企业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接着对国内外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最后再用数据包络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定量方法,利用电力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理论假设、选择变量、模型建立、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步骤,尽量得出具体的、量化的、可操作性的措施建议。通过第8章的外部治理研究,使得整个博士论文构成一个逻辑完整的综合治理逻辑框架整体。在论文的最后一章即第九章,从国资委、发改委和财政部层面,提出了尽快推动电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此作为电力体制改革重启的突破口等相关对策建议。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结合我国电力企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电力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深入考察,通过深入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国家能源局等单位调查研究,拟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一些研究创新:(1)在理论上,系统构建电力企业法人“综合治理及共同治理”新框架。从法人治理结构进行研究的理论创新看,本文从电力企业内部治理入手,基于综合治理的整体视角,沿着从内部到外部治理的研究逻辑,对电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所有组成部分进行系统分析和实证研究,克服其他以往研究零敲碎打、见线不见面的研究缺陷,对于构建、丰富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对电力这样一个特殊行业的法人治理理论进行有益尝试。从推进我国电力改革实践看,本文从实践调研到实证分析,能够为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层面尽快重启和实质推动电力企业改革提供许多量化的、可执行的决策支持。本文尽量选择从一些可以量化的角度去考察电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现状、问题、最优化区间等,克服了以往研究过分强调形式的构建、忽视了实践操作等重大缺陷。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通过国资委视角规范“叁会四权”设置、尽快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电力企业产权多元化进程、完善电力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以法人治理机制为突破口重启电力体制改革等对策建议,能够为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能源局等部门共同重启和推动我国已经“僵死”的电力体制改革,提供政策参考。(2)在研究方法创新上,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和运用"DEA-OSL两阶段模型”,探索出一套研究电力企业法人治理水平的可量化、可操作的方法。本文对电力上市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关联方交易、电力企业低效投资与无效投资现象、监事会成员专业背景要求、外部监事最优占比、经理层股权激励优化等具体问题的进行深入研究和定量研究并得出结论。这些结论不仅有可能为我国已经上市的电力企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供参考依据,也为那些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和正在谋求上市的电力企业提供决策依据。具体而言,本文第四~七章分别对我国电力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监事会结构和经理层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探索这些公司治理维度与电力企业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对于股东会和董事会来说,结合电力企业的特点,我们首先需要找出股东会的决策是否客观、合理且有效,我们运用DEA模型测算样本企业的投资效率,可以找出电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投资冗余,是否存在无效投资和低效投资。如果电力企业确实存在无效投资或者低效投资,接下来我们运用OSL模型找出造成其无效投资和低效投资的原因;对于监事会和经理层来说,我们首先需要运用DEA模型测算样本企业的经营效率,分析电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效率低下的现象。在上述基础之上,运用OSL模型找出导致电力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具体影响因素。

何凯[8]2014年在《基于合同能源管理运作的节能服务公司财务风险预警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在我国受到迅速推广,我国涌现出越来越多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节能服务公司。截至2013年5月,国家认可的“正规军”行列的节能服务公司已达3210家,这一数字连同在2012年底创下了1650亿产值,标志着国内节能服务产业规模的壮大。我国政府为了促进和保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在我国的发展,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等各个方面做出了贡献。然而,在产业壮大的同时,节能服务公司所面临的是节能服务市场竞争的无序,加上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有着其自身的缺陷,导致节能服务公司尤其面临着筹资、投资、资金回收、收益分配及现金流量等财务风险问题。因此,如何适应环境的变化,提高抗风险能力就成为摆在节能服务公司面前的一个现实而又严峻的问题。为此,探究对基于合同能源管理运作的节能服务公司财务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首先本文阐明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合同能源管理的机制发展和节能服务公司风险研究,以及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财务风险的理论和实证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其次,根据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特点与节能服务公司自身特点对引发其财务风险的成因进行分析。最后,结合成因分析和前人关于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的实证研究经验,选取了22家ST上市节能服务公司与28家非ST上市节能服务公司作为研究配对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与logistic回归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并对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分析、总结以及提出相关建议。

任惠光[9]2007年在《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司财务危机预警,不论是在学术界或是实务界都一直备受关注。在实务上,除了银行业者对于贷款者的信用风险管理之外,另外如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POOR'S)等金融分析机构对于受评企业的信用等级归类,都必须关注受评企业公司财务危机预警。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通过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进行投资,上市公司如果出现财务危机而投资者不能及时掌握相关信息,预警危机的发生,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2001年,沪深两市的A股全年跌幅曾经达20%和30%,两市A股的总流通市值由2000年末的15506亿元,缩水至2001年末的12454亿元(扣除新股之后),即经过2001年的下跌,沪深两市的A股总流通市值损失了3000多亿元。然而截至2007年8月,我国沪深两市的总市值已经突破23万亿,股民总数超过1.1亿户,沪市日成交金额接近1600亿。上证指数突破5000之后,仍然持续上扬。虽然,国家也在不断的通过上调准备金率,发行特别国债来进行调控,降低市场过热风险;但所有的证券市场参与者,此时更应清醒地认识到股市永远存在风险,除了要记取历史教训对投资对象的选择要慎重外,更需要一个能够有效规避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风险的预警机制。近年来,上市公司因财务危机导致经营陷入困境而被列为ST或~*ST公司的例子屡见不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上市公司经营者决策失误,管理失控,外部环境恶化等。但任何财务危机都有一个逐步显现、不断恶化的过程。及时准确预警财务危机状况的发生,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是十分必要的。经营者能够在财务危机出现的萌芽阶段及早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失败;投资者在得到上市公司的财务危机预警后及时处理现有投资,避免更大损失;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这种预警,帮助做出贷款决策并进行贷款控制;相关企业可以在这种预警的帮助下做出信用决策并对应收账款进行有效管理;准备借"壳"或买"壳"上市的公司可以根据预警信息,找到合适的重组目标公司;注册会计师则利用这种预警信息确定其审计程序,判断该上市公司的前景。因此,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将上市公司财务危机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系统,探讨财务危机预警的前提和基础,分析财务危机发生的成因,为证券市场参与者构建跨期财务危机预警综合模型。本研究由六章组成。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在该章节中将主要关注选题的依据与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并表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最后介绍论文结构安排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文献回顾与评述,以时间为主线,回顾论文相关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财务危机的成因(财务与非财务)、代理问题与公司治理、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相关的实证研究以及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的比较与评述。第叁章是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叁部分内容,即财务危机公司操作型定义、研究样本选取与描述以及变量操作性定义。第四章是统计模型的构建与研究假说的设立,首先仅考虑财务变量建立模型,然后逐步依次加入公司治理变量、总体经济变量和经营效率变量,最终建立综合指标模型。在模型构建之后,则在前人研究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设立一系列的研究假说,作为下文实证的出发点。第五章是实证结果与分析,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叙述性统计与分析,剔除不合理的资料;然后将378个样本2002年-2005年跨期数据分别代入第四章所构建包含不同层面变量的预警模型,利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Logit模型和类神经网络模型分别运行数据,并进行拟合优度与假说的检测及实证,比较各个模型的数据与实证结果,确定并构建出本研究中最优的跨期财务危机预警综合模型。最后以此模型对2006年A股上市公司1379个全样本数据(剔除金融保险业和数据不全的公司)进行财务危机公司预测,得到全样本第0-10%百分段即可预测出53.03%的ST公司,而全样本的前50%百分段就可涵盖90.15%的ST公司。第六章是结论与后续研究设想,在本章中,将对整个论文加以总结。对得出的研究结论加以汇总、整合;结合实际找出论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局限;并为后来的研究展望及设想提供中肯的意见。

曾峥[10]2005年在《《暂行规定》对上市公司非公允关联方交易的影响》文中指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关联方交易在各国的公司运作中都广泛存在。我国上市公司由于大部分是由原有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成,上市公司与控股公司及其所属公司之间普遍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关系及其关联交易,利用关联交易来调节上市公司的业绩已是不争的事实。《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等一系列会计法规的颁布是否能够有效地约束上市公司的非公允关联方交易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 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在第一部分引言中,介绍了本文的选题原因及动机;在第二、叁、四部分主要讨论了非公允关联方交易产生的原因,并详细分析我国会计法规《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分别在哪些方面约束了非公允关联方交易,并在此基础上搜集整理上市公司年报中的资料分析上述会计法规分别在哪些方面影响了非公允关联方交易及其影响程度如何。最后讨论在《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会计处理暂行规定》颁布以后,非公允关联方交易新的发展趋势及其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政策法规的建议。 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2000年和2003年的年报资料的分析,认为在《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会计处理暂行规定》颁布前后,年报对关联方交易的披露情况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只有在《暂行规定》中特别申明的规定,如非正常商品的出售按账面价值确认收入,关联方之间资金占用情况等,在2003年的披露情况会更为详尽一些。仍有许多业务可以避开《暂行规定》的要求调节利润,并且《暂行规定》着力于规定如何作,在对“作”的结果如何进行详细的披露言之甚少,这对外部监管和审计也是不利的,因此本文提出应当对《暂行规定》这一规定予以改善,以便于更有效的防止非公允的关联方交易。

参考文献:

[1]. 我国上市公司撤消特别处理途径的实证分析[D]. 雷淑芳. 浙江大学. 2004

[2]. 中美退市制度及其比较与分析[D]. 田欣冉.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3]. 对资产减值准备会计选择的叁种理论假设的检验——以上市公司为例[D]. 王凌. 浙江大学. 2003

[4]. 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研究[D]. 李想. 四川师范大学. 2012

[5]. ST公司控制权转让的效率研究[D]. 魏华. 湘潭大学. 2010

[6].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D]. 薛松. 山东农业大学. 2008

[7]. 中国电力上市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研究[D]. 徐向.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8]. 基于合同能源管理运作的节能服务公司财务风险预警研究[D]. 何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4

[9]. 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D]. 任惠光. 山东大学. 2007

[10]. 《暂行规定》对上市公司非公允关联方交易的影响[D]. 曾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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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撤消特别处理途径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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