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清泉[1]2004年在《会计盈余质量：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会计盈余质量：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作为会计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会计盈余一直倍受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关注。然而，仅仅关注盈余的数量而忽视盈余的质量信息将严重削弱会计盈余的有用性。近年来，国内外连续发生的一系列财务欺诈案件使得会计盈余的质量问题日益突出。那么，到底什么是盈余质量？如何对盈余质量进行评价？影响盈余质量的因素有哪些？我国证券市场能否正确对盈余质量进行定价？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展开理论分析，并为盈余质量的价值相关性提供来自我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的主体部分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 作为本文的开篇，该章的主要内容是交代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目的以及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框架。 第二章 该章主要从盈余质量的量度和盈余质量的有用性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并为第四章的实证研究作好铺垫。 第叁章 对盈余质量的评价标准与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首先，以信息的投资决策有用观为基础，推导得出盈余质量的两个评价标准，分别为盈余的持续性和盈余与现金流量的关联度。然后，针对这两个标准，提出能用之于实践的评价盈余质量的两种方法：基于财务数据的直接评价法和基于股价反映的间接评价法。最后，本文认为公司风险、管理层的主观动机和应计制会计的固有特征是决定盈余质量的叁大因素。 第四章 重点研究盈余质量的价值相关性问题。首先，以非正常性应计利润为基础对盈余质量进行度量。在确定非正常性应计利润上，本文采取Dechow&Dichev 模型和基本 John 模型进行计量，由此相应地得到盈余质量的两个表证变量。然后，将盈余质量变量加入价格模型（费森—奥尔森模型），以中国材料行业上市公司 2001 年数据为例，考察盈余质量与股价之关联。结果发现，尽管我国的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识别净利润中的营业利润与“线下项目”成分，但在盈余质量（营业利润质量）的定价方面存在市场紊乱行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比较清晰地界定了盈余质量的评价标准，从而为盈余质量的具体评价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在盈余质量方面的认识不够深入，从而为中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提供了侧面证据。
修宗峰[2]2009年在《制度环境、制度变迁与决策有用性》文中提出决策有用观作为现行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是指“财务报告应该提供对现在的和可能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使用者做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和类似决策有用的信息”，虽然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众多，但投资者无疑是最主要的使用者。本文的决策有用性仅指财务会计信息对于证券市场股东的决策有用性，明确界定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本文的研究主题。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同时它又根植于中国转型经济中，新兴加转轨的双重性质导致中国证券市场的经济制度变迁具有频繁性和振荡性的重要特征，会计制度作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数次重大的变迁过程，如何评价和认识会计制度变迁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的经济后果历来为理论界、实务界以及监管机构所重视，深入地研究会计制度变迁的经济后果，对于评价证券市场的管制政策以及检验相关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一直强调制度对契约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并重视制度环境对制度运行效率产生的影响。中国转型经济与新兴资本市场中的制度变迁背景为检验这一命题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将“法与金融”学派的国别制度因素差异研究框架，运用至一国内地区间的制度环境差异对制度运行效率的影响，能够基本上克服国别资本市场运作机制以及证券市场有效性等因素不具有可比性的局限性，并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制度运行效率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一国内地区间的制度环境差异对会计制度运行效率的影响。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实际，从地区制度环境、制度变迁与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关系的研究视角出发，详细分析和检验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是否受到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的双重影响，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价值相关性与盈余信息含量的经验研究方法衡量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深入探讨会计制度变迁的经济后果，并运用行为心理学、经济学、财务学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对制度环境、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这一经验命题进行研究。对该命题的探究，不仅为会计制度变迁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提供新的科学证据和理论支持，而且对于理解和重视中国地区间制度环境对会计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评价会计规则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等制度变迁的经济后果，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共分为八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对论文进行一个简要介绍，具体包括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研究思路、研究主要内容以及研究改进与主要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文献评述，主要包括对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经验研究、制度环境与财务会计信息关系经验研究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述。第叁章对我国会计改革制度背景进行了较系统地分析，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将我国证券市场成立至今的会计改革划分为叁个主要时期。第四章研究制度环境、强制性会计制度变迁与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关系。该章研究会计制度主导时期的会计改革，从决策有用性经验模型出发，全面地考察了制度环境对会计制度变迁效果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地区制度环境诱致性变迁对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影响。该章通过选择会计制度稳定期间的样本公司，以控制会计制度变迁的影响，运用决策有用性经验模型考察了地区制度环境改善对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制度环境、股权分置改革与决策有用性的关系。该章通过决策有用性经验模型分别检验了股改进程、股改对价对决策有用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制度环境将如何作用于这一影响。第七章是制度环境、双重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决策有用性。该章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决策有用性经验模型出发，分别研究地区制度环境、股改对价、两者的耦合效应与会计准则变迁效果之间的关系。第八章为全文总结，包括研究结论与启示、研究局限性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强制性会计制度变迁如《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均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但影响方向并不一致，地区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强制性会计制度变迁的效果，投资者保护的“后果假说”与“替代假说”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2．地区制度环境的诱致性变迁对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随着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具有递增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研究我国证券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不能够忽视地区制度环境诱致性变迁的潜在影响。3．股权分置改革的股改进程与股改对价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地区制度环境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股权分置改革对决策有用性的影响程度，会计规则的内外部执行机制共同对决策有用性发挥作用。4．2007年新会计准则变迁效果受到制度环境、股改对价水平的独立或者耦合影响，具体表现为制度环境、股改对价影响会计制度变迁后的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公司治理溢价”理论、投资者保护“后果假说”与“替代假说”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研究的主要改进和创新体现在如下四大方面：第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从我国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明显差异的实际出发，率先通过运用市场化指数这一制度变量分析工具来评价会计制度变迁的经济后果，从而为会计制度变迁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这一命题提供新的科学证据和理论支持。第二，在研究框架中，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研究思路，在对制度环境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后，率先运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检验了中国地区制度环境的诱致性变迁对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影响，从而为深入理解为什么要加速改善地区制度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第叁，立足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本文率先将地区制度环境与股权分置改革相结合，检验两者共同作用于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经济后果，为研究会计规则内外部执行机制共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分析思路和检验方法。第四，立足于我国新会计准则变迁这一热点问题，本文首次将地区制度环境、股权分置改革与会计制度变迁相结合，检验叁者对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影响，丰富了股权分置改革的会计信息经济后果研究。
金龙[3]2017年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企业通过提供会计信息以募集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运用会计信息中的盈余信息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数量、时间和不确定性进行评估,并借此作为其投资和信用决策的参考,这使得会计信息在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股东来说,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应具有与员工、客户和社区同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一系列会计欺诈丑闻的爆发使得企业受托财务责任的问题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同时也受到了政府、媒体乃至全社会的重点关注。人们在将其归咎于企业商业道德的败坏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公司治理的缺陷。如何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成为了学术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而随着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结构这两大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开始尝试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到公司治理机制中,并依托公司治理来保障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发挥治理作用,进而约束会计欺诈和盈余操纵行为,实现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当前,国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我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问题研究起步较晚,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受托财务责任结合起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效应进行研究尚鲜有闻及。此外,现阶段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质量治理效应的研究也均未能关注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首先对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和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回顾,明确了研究问题的视角。其次,分别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差异性角度,对上市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着重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动因视角,对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动因进行了讨论。再者,分别从可靠性、相关性、谨慎性、及时性这四个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角度,并结合相应的公司治理要素,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在对我国上市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现状与动因的分析发现,我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比例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于政府管制行业,各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得分总体上都能在各年度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大部分地区各年度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比例趋于平稳状态,各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得分总体上均能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强制披露类上市公司由于具有较高水平的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因此,其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是出于价值驱动的战略动因。在自愿披露类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上市公司均能够持续地承担社会责任,因而表现出了较高的社会责任意识,这说明自愿披露类上市公司也是出于价值驱动的战略动因而承担社会责任。(2)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关系,以及股权结构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可靠性交互影响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会计信息可靠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其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可靠性越强,为财务报告使用者判断会计信息可靠性提供经验证据。此外,股权结构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交互影响存在互补效应,为上市公司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提供指导和借鉴。(3)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关系,以及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会计信息相关性关系影响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会计信息相关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其所披露的会计信息相关性越强,为投资者判断会计信息的预测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此外,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倒U型调节作用,为上市公司制定管理层激励政策和选择社会责任战略提供指引。(4)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以及债务融资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稳健性交互影响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会计稳健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稳健的会计政策,为上市公司完善会计稳健性的治理机制提供指导和借鉴。此外,债务融资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稳健性的交互影响存在互补效应,为债权人保障资金的安全性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5)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关系,以及企业所属的地区法治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稳健性交互影响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年报披露及时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年报披露的时滞时间越短。此外,地区法治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交互影响存在互补效应,为相关政策制定部门推广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和强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意识提供了决策参考。综合上述企业社会责任对会计信息质量治理效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总结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政府应明确自身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和发展中的职责范围,采用引导为主,干预为辅的方式推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保障体系,建立起一套全面系统的监督和处罚机制,以保护真实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力度,为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树立模范的企业公民形象,进而逐步带动全社会所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应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到公司治理机制;优化股权结构,建立合理的股权制衡关系,强化股权结构治理,以充分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效应;在积极推行管理层激励机制的同时,还要对管理层激励计划的合理性进行更深入地思考,以确保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作用的实现;适当引入债务融资,发挥相机治理机制,以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
刘杨晖[4]2016年在《管理层权力、高质量审计和盈余质量》文中研究指明现如今,伴随着"八项规定"的深入实施,反腐无疑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近些年来,我国的反腐浪潮呈现高强势态,其在范围、规模、深度以及制度探索等方面都前所未有。据有关媒体统计,2014年上半年,共有44名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被查,平均一星期就有两名管理人员落马。另一相关数据显示,到2015年1月为止,全国共查处1650件贪腐案件,有1406人遭到党纪、政纪处分,而在这其中高管腐败成为重灾区。观察者和学者认为,管理层权力结构不科学、权力架构不合理、职责不分明以及法定责任不到位而导致缺乏对权力有效制衡是滋生高管腐败的重要原因。这也正如19世纪历史学家、政治家Acton在与主教Bishop Mandell Creighton讨论教皇制度时所说的那样:"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为此,国家曾多次下达相关法规来约束官员和管理层行为,防止其权力肆意扩大。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3月16日答记者问时强调,简政放权必须一以贯之,要用减政府权力的"痛"来换得企业、群众办事的"爽"。由此可见,权力腐败是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权力腐败不仅包括公权力腐败,也包括私权力腐败,虽然两者都是指为获取私利而滥用权力的行为,但前者的主体为公务员、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后者包括私有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甚至是普通公司员工。而本文研究的管理层权力腐败的主体既包括公权力腐败中的国有企业管理层(总经理),也包括私权力腐败中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CEO或者总裁)。管理层特征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谓之深远,而作为管理层特征的一个重要维度,管理层权力理应与盈余质量密切相关。那么,管理层拥有的权力怎样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信息披露,最终影响企业的盈余质量?其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为了探求这些未解之谜,学术界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研究的内容也逐渐完善。遗憾的是,关于这方面,仍然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即,现有研究几乎都只考虑管理层权力和盈余质量某一方面的关系,例如,管理层权力与盈余操纵,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稳健性,鲜有发现管理层权力对盈余持续性和盈余价值相关性影响的研究,更难发现同时考察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多个维度的关系之整合研究。虽然盈余持续性和盈余价值相关性都属于盈余质量的范畴,但是其角度、特征和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并不同于其他盈余质量。进一步地,现有研究较少地结合管理层的性别和特殊经历或者外部监督机制来研究该问题,事实上,不一样的外部监督机制、不同性别或者有着不同经历的管理层,这两者的关系(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理应存在差异。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我国管理层权力问题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并为相关政策制定者、监管者、投资者以及企业自身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性建议。基于理论与现实的需要,本文拟结合中国独特的资本市场环境及制度背景,对管理层权力、高质量审计和盈余质量这一主题展开深入分析。首先,对管理层权力和盈余质量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了解所涉及文献的最新研究动态,并与本文的研究相对比,进而挖掘该主题研究的价值。其次,对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并对两者关系展开详细的理论分析。再次,选取2005年至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这里指CEO)为研究对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不同维度的盈余质量(盈余管理、盈余持续性、盈余价值相关性和盈余稳健性)予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得出最终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为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监管者提出相关的政策性建议。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关于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异常管理层权力(正常CPS与实际CPS的差值)作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CPS指CEO的薪酬除以排名前五的公司高管薪酬之和),建立回归方程,检验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异常管理层权力越大,盈余管理行为越明显;高质量审计(用审计师的行业专长来衡量)具有外部监督作用,在高质量审计的作用下,异常管理层权力对盈余质量的正向影响下降。(2)进一步地,一方面,女性管理层权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不明显;另一方面,如果管理层经历过大饥荒,其权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明显。此外,正常的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管理并无显着正相关关系。(3)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差分方程缓解内生性问题、替换不同的度量指标、替换不同的回归模型、考虑异方差问题以及不同方式净化样本,基本与主测试结果一致。第二,关于管理层权力与盈余持续性关系的研究。以异常管理层权力(正常CPS与实际CPS的差值)作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CPS指CEO的薪酬除以排名前五的公司高管薪酬之和),建立回归方程,检验管理层权力与盈余持续性的关系。研究发现:(1)异常管理层权力越大,持续性越弱;高质量审计(用审计师的行业专长来衡量)具有外部监督作用,在高质量审计的作用下,异常管理层权力对盈余持续性的负向影响下降。(2)进一步地,一方面,女性管理层权力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不明显;另一方面,如果管理层经历过大饥荒,其权力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也同样不明显。此外,正常的管理层权力对盈余持续性并无显着阻碍作用。(3)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差分方程缓解内生性问题、替换不同的度量指标、替换不同的回归模型、考虑异方差问题以及不同方式净化样本,基本与主测试结果一致。第叁,关于管理层权力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以异常管理层权力(正常CPS与实际CPS的差值)作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CPS指CEO的薪酬除以排名前五的公司高管薪酬之和),建立回归方程,检验管理层权力与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关系。研究发现:(1)盈余价值相关性随着管理层权力的增大而减弱;高质量审计(用审计师的行业专长来衡量)具有外部监督作用,在高质量审计的作用下,异常管理层权力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负向影响下降。(2)进一步地,一方面,女性管理层权力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不明显;另一方面,如果管理层经历过大饥荒,其权力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也同样不明显。此外,正常的管理层权力对盈余价值相关性并无阻碍作用。(3)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差分方程缓解内生性问题、替换不同的度量指标、替换不同的回归模型、考虑异方差问题以及不同方式净化样本,基本与主测试结果一致。第四,关于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以异常管理层权力(正常CPS与实际CPS的差值)作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CPS指CEO的薪酬除以排名前五的公司高管薪酬之和),建立回归方程,检验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稳健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异常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稳健性呈显着负相关;高质量审计(用审计师的行业专长来衡量)具有外部监督作用,在高质量审计的作用下,异常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稳健性的负向关系减弱。(2)进一步地,一方面,女性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稳健性的关系不显着;另一方面,如果管理层经历过大饥荒,其权力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也同样不明显。此外,正常的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稳健性并无阻碍作用。(3)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差分方程缓解内生性问题、替换不同的度量指标、替换不同的回归模型、考虑异方差问题以及不同方式净化样本,基本与主测试结果一致。概而言之,本文结合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环境及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和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高质量审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回归方程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盈余管理、盈余持续性、盈余价值相关性和盈余稳健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引入高质量审计、管理层性别和特殊经历,以期法规制定者、监管者和投资者更清晰地认识、理解和解读管理层特征及其行为所产生的信息含量。具体言之,本文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较为全面地研究了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现实中,权力腐败因其造成的巨大危害使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中衍生出的企业管理层权力问题自然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关心的议题。其中,企业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的关系不失为一个焦点中的焦点,然而,现有研究几乎都只考虑管理层权力和盈余质量某一方面的关系。例如,管理层权力和盈余操纵,管理层权力和盈余稳健性。鲜有发现其对盈余持续性和盈余价值相关性影响的研究,更难发现同时考察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多个维度的关系之整合研究。虽然盈余持续性和盈余价值相关性都属于盈余质量的范畴,但是其角度、特征和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并不同于其他盈余质量。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管理层权力影响盈余质量的新路径,拓展了相关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其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提供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高质量审计在管理层权力与盈余质量二者之间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挖掘出一个较易获取的抑制管理层权力危害的外部监督机制,为相关政策制定者、监管者和投资者决策提供了边际贡献,并丰富了该领域的文献研究。第二,将管理层权力与管理层个体之特殊经历相结合。早年的生活经历可能会对个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企业管理层也不例外,他们所拥有的特殊的个人经历很可能影响其价值观与信念,进而影响公司决策。已有文献分别从管理层的参军经历、管理层战争经历、管理层财务工作经历、管理层经济冲击经历和大萧条经历研究管理层经历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恰恰是有相当部分现有企业管理层所拥有的特殊经历,遗憾的是,企业管理层大饥荒之特殊经历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文献却相对匮乏,而考虑管理层特殊经历与其权力相结合的文献更是付之阙如。事实上,经历过较严重饥荒的人群,或许比之常人更加珍惜粮食和财富并更具储蓄和风险意识。延伸到企业决策中,具有大饥荒经历的管理层很可能会对潜在的突如其来的未知风险更具有预防心理,更倾向于做出相对保守的行为。本文研究了具有特殊经历的管理层,检验了拥有早期饥荒经历的管理层之权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之差别,为现有的管理层特征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出现的不一致结论提供了新的解释:有着相同特征的管理层所表现出的行为差异有可能是源于不同的重要生活经历。第叁,考虑管理层权力在不同性别中的差异。女性管理层问题近廿余年来是学者和实务者关注的热点。在实务界,全球有众多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女性董事须达到一定的比例。例如:挪威在2003年提出法案要求到2008年达到40%,法国在2010年提出的法案中要求3年内达到20%,6年内达到40%,西班牙在2007年颁布法律要求到2015年达到40%。还有一些国家类似的法规还在商议中,例如:比利时、德国和新西兰等国家。而这种情况在我国亦复如是,据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在2012年3月8日的一份调查报告《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内地公司的女性管理层比例达到2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1%。而在学术界,女性管理层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已有文献分别从信息披露、融资、公司治理、风险承担、投资和公司业绩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女性管理层之权力,尤其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女性管理层之权力的研究还较为罕见,本文区分不同性别之管理层权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揭示了女性管理层权力影响盈余质量的内在机理,发掘了女性管理层之权力的信息含量,为管理层权力和盈余质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不仅丰富了管理层权力研究的相关文献,更是为女性管理层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边际贡献。
冯丽艳[5]2017年在《社会责任表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直以来,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的经济后果都是社会责任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综合类指标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关于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融资活动和信息披露活动等具体财务活动的影响,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问题研究的一个明显的新趋势。自叁鹿"毒奶粉"事件以来,我国频发的社会责任恶性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极大关注,政府监管部门也颁布实施了诸多的社会责任法规,旨在促进投资者和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那么,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下,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响应和承担是否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进而获取资本市场融资优势,并且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是监管层和企业自身较为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考虑到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是影响其权益融资资本成本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故本文选取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为视角,系统探讨了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并结合我国经济环境和资本市场特征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以期从风险和资本成本视角揭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的经济后果,拓展企业对承担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认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意识的提升,并且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以"社会责任表现——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权益资本成本"为主线,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是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定价的一个因素,存在社会责任风险溢价,并且,具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的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较低,因此,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考虑我国资本市场再融资环保核查制度法规的影响后发现,对于重污染行业企业来说,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其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效应更为显着;(2)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经营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环境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支持风险降低假说,并未发现支持风险增加假说的证据。此外,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快速下滑期间,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更好的抵御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经营风险的降低效应更为突出;(3)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信息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来看,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不仅会计信息质量比较高,而且更愿意披露较多的、质量较高的自愿性信息,企业信息风险较低,也就是说,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良好认知和积极践行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风险。此外,考虑我国资本市场再融资业绩门槛对企业信息披露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后发现,再融资意向并不会削弱或改变良好的社会责任认知和践行对信息风险的积极影响效应;(4)基于前叁个方面研究的结论,研究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影响权益资本成本关系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中介变量,能够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预期,从而获取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不过经营风险的中介传导效应相对信息风险来说更大一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针对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结论分歧,从社会责任优势学说和社会责任劣势学说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分析和厘清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2)基于我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的经验证据,也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补充和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优势学说;(3)首次采用中介变量检验方法,以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为路径,系统揭示和验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影响其权益资本成本的内在机制;(4)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拓展至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方面,基于我国资本市场揭示了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的积极影响作用。
周春梅[6]2009年在《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无论是股票的发行与上市、配股、抑或是终止上市的处理规定,都以盈余作为重要的判断指标。正因为如此,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自身优势对盈余信息进行操控的现象非常普遍。自1992年深圳原野舞弊案起,我国资本市场接连爆出滥用会计信息的各种危机事件,如琼民源、红光实业、郑百文、银广夏、ST嘉宝等。而号称拥有全世界最透明和最充分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美国也陆续出现了安然公司、施乐公司、世通公司、默克制药公司等一系列会计造假事件,这些事件使信息使用者对报告盈余(即名义盈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也促使理论界掀起了对盈余质量研究的浪潮。但是,目前盈余功用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如信息观、计价观和契约观主要侧重于对名义盈余的研究,并未深入挖掘盈余质量的有用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盈余功用理论需要做进一步的拓展:即应当从对名义盈余的研究转向对盈余质量的研究,把盈余质量的有用性研究从一般性的盈余功用理论的研究中独立出来。此外,盈余功用理论是在会计学领域提出的,其主要的目的在于回答“会计信息是否有用,有什么用”的问题,并没有对当前资本市场的一些热点问题做出回应,研究视角过于狭隘。实际上,盈余功用研究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如股票错误定价问题、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低下问题等。由此可见,在资本市场迅速扩容的同时,如何解决股票错误定价和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低下问题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对盈余功用理论的研究从会计学领域拓展到财务学领域,依托发展财务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一个一般性的盈余功用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从财务学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股票错误定价问题和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偏低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本文希望通过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研究,探索盈余质量的科学计算原理与方法,并考察现实背景下盈余质量的有用性,为我国上市公司科学发展与投资者理性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涵盖六个方面:盈余质量研究文献综述、盈余功用研究理论框架的构建、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测度、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与股票价格、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具体来说,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盈余质量研究文献综述。本部分系统地回顾了盈余质量的相关文献,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第二部分,盈余功用研究理论框架的构建。虽然盈余功用理论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我们认为该理论还应该实现两个方面的拓展:一是应当突破会计学科的限制,将盈余功用理论拓展到发展财务学领域;二是应当从对名义盈余的研究转向对盈余质量的研究,把盈余质量的有用性研究从一般性的盈余功用理论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传统的盈余功用理论扩展为四种观点:资本配置观、契约观、信息观和计价观。相应地,盈余质量有用性研究也应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盈余质量的经济后果、盈余质量与股票价格。第叁部分,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测度。盈余质量测度的研究成果较多,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类:基于盈余信息质量特征的角度进行测度、基于财务报表的角度进行测度、基于资本市场的角度进行测度。通过对不同测度方法的比较,本部分立足于财务报表项目的构成及其钩稽关系,采用应计项目中包含的主观判断程度即操控性应计项目对盈余质量的高低进行测度,并据此对会计准则变迁过程中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了分析。此外,本部分还根据盈余质量的定义从盈余的真实性、盈余的可实现性以及盈余的可持续成长性叁个方面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具体情况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分析。第四部分,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与股票价格。根据信息观的相关思想,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是具有信号传递功能的,但事实是否如此呢?传统的研究并没有对此给予明确的回答。盈余信息的市场反应,实质上包含质和量两个方面,大多数有关盈余反应系数(简称ERC)的研究文献都是针对上市公司盈余的综合指标,将上市公司盈余的数量和质量分开以专门考察盈余质量市场反应的文献相对而言不多。本部分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考察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在控制净资产、无形资产、资本结构、公司规模等因素的前提下,本文实证分析发现盈余质量与股票价格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这一异常反应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明显的股票错误定价现象。在全流通时代,由于非流通股也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因而低盈余质量的上市公司其控股股东操纵盈余的动机更强。因此,相比较股权分置时代而言,上市公司股票错误定价问题在全流通时代表现将会更为突出。第五部分,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本部分把盈余质量信息的有用性从虚拟经济领域拓展到实体经济领域,对盈余质量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发现,盈余质量的改善一方面能直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则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间接促进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为了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一方面我们应当加强信息披露,壮大机构投资者和专业分析师队伍,强化盈余质量在会计信息披露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代理成本在盈余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显着的中介效应,我们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基于盈余数据设计的管理层报酬契约,将盈余质量(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签订管理层报酬契约的重要基础,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并最终提高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第六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本部分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针对我国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背景下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第一,对盈余质量概念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界定。在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展开分析之前,首先必须对什么是盈余质量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出于不同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式的考量,本文除了从规范角度对盈余质量进行定义,还从实证角度给出了盈余质量的定义。第二,完整构建了盈余功用研究的理论框架。传统的盈余功用理论主要考察名义盈余是否有用,对盈余质量有用性的研究明显不足,这为我们进行盈余功用研究的拓展提供了空间。本文将发展财务学的资本稀缺假定、会计目标、盈余功用以及盈余质量有用性有机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一般性的盈余功用研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从两个方面作了拓展:一是突破了会计学科的限制,将盈余功用理论拓展到发展财务学领域;二是从对名义盈余的研究转向对盈余质量的研究,把盈余质量的有用性研究从一般性的盈余功用理论的研究中独立出来。第叁,为新兴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信息是否有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得出了不同于成熟资本市场的结论。根据所构建的盈余功用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中盈余质量的有用性——盈余质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虽然盈余质量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但盈余质量与股票价格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资本市场对盈余质量的这一异常反应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股票错误定价问题。这一结论对与我国资本市场相类似的其他新兴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同样适用。第四,将盈余质量信息的有用性从虚拟经济领域拓展到实体经济领域。盈余质量的有用性不仅存在于虚拟的资本市场,还应当存在于实体经济层面。目前有关盈余有用性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盈余价值相关性”的研究上。Holthausen & Watts(2001)指出,虽然这些研究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是其所使用的模型都是相通的。从理论上看,“盈余价值相关性”的研究根源于各种证券定价模型(Beaver,2002)。本文认为,以证券定价模型作为通用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盈余功用理论发展的桎梏,盈余功用的实证检验至少应当有两个分支:一是检验盈余在股票定价方面是否有用,其通用模型是证券定价模型;二是检验盈余在引导资本配置方面是否有用,其通用模型是资本配置效率模型。第五,打破了学科边界,首次采用温忠麟等人(2004)在心理学领域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代理成本在盈余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在验证盈余质量和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时,几乎所有的研究文献都是采用单一模型进行计量。这种研究方法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当盈余质量的回归系数不显着时,我们倾向于得出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没有影响的结论,但是在存在中介效应的情况下这一结论并不成立。本文采用温忠麟等人(2004)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不仅使检验的第一类错误率和第二类错误率都比较小,而且还更为准确地把握了盈余质量影响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路径及作用机理。
韩少真[7]2016年在《会计信息与资本配置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权益资本、信贷资本和债券资本是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叁类资本的有效配置对于企业、投资者和经济体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叁十余年来,中国逐步建立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推动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依靠市场的力量进行资本配置。当前中国股票市场遭遇瓶颈,债券市场总体发展缓慢,信贷资本配置面临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资本配置效应不尽人意。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息问题和代理问题与中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交织在一起,使资本配置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会计信息经济业绩和制度环境两个领域的研究表明,会计信息具有影响资本配置的经济业绩,制度环境对资本配置也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会计信息影响资本配置的具体机制依然是一个“黑匣子”,缺乏实证方面的经验证据。考虑到财务会计制度和其他制度环境之间可能存在强大交互作用,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资本配置作用的影响也应当引起充分关注。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分析会计信息影响资本配置的微观机制,以及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资本配置作用的影响机理,对于破解资本配置困境、完善制度环境改革和会计信息供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1)首先,在会计信息经济业绩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代理理论,从资本配置中面临的信息问题和代理问题出发,提出会计信息资本配置作用的微观机制。(2)其次,结合中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利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制度环境影响会计信息资本配置作用的机理。(3)再次,在对比分析相关测量方法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以应计利润模型衡量会计信息质量,以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的知情交易概率衡量信息不对称,以市场化指数中的一、二级指标衡量市场化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环境等制度环境,并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基本状况对上述指标进行了评价。这些分析为后文会计信息在权益资本、信贷资本和债券资本中发挥资本配置作用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变量。(4)然后,分别以权益资本、信贷资本和债券资本为视角,对会计信息在叁类资本配置中的微观机制,以及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资本配置作用的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和公司债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5)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论,围绕扩大会计信息经济业绩、改善会计信息供给、完善制度环境、优化资本配置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启示。通过上述研究,主要发现以下结论：(1)会计信息既可以通过信息效应缓解信息问题,亦可以通过治理效应缓解代理问题,促进资本的优化配置。(2)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下,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的资本配置作用存在重要影响,其作用可能是“互补性”的,亦有可能是“替代性”的。(3)在权益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能够通过影响权益资本成本发挥资本配置作用。进一步,会计信息的权益资本配置作用在微观机制层面呈现信息效应大于治理效应的配置路径,与制度环境呈现“互补性”关系。(4)在信贷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能够通过影响平均债务成本发挥资本配置作用。进一步,会计信息的信贷资本配置作用在微观机制层面呈现治理效应大于信息效应的配置路径,与制度环境呈现“互补性”关系。而且,会计信息还可以通过影响债务可得性和债务期限结构发挥信贷资本配置作用。(5)在债券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能够通过影响债券资本成本发挥资本配置作用。进一步,会计信息的债券资本配置作用在微观机制层面呈现信息效应大于治理效应的配置路径,与制度环境呈现“替代性”关系。而且,会计信息还可以通过影响债券信用评级发挥债券资本配置作用。(6)会计信息在权益资本、信贷资本、债券资本配置中的作用既存在一定的共性,也有一定的差异。本文研究学术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基于会计信息经济业绩的相关文献,以资本配置中面临的信息问题和代理问题为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会计信息影响资本配置的微观机制。(2)基于中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结合权益资本、信贷资本和债券资本的市场属性,提出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资本配置作用的影响存在“互补性”或“替代性”关系。(3)综合权益资本、信贷资本和债券资本叁类重要的资本,理论分析了会计信息在叁类资本配置中的共性和差异,并提供了相应的差异化经验证据。(4)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利用知情交易概率反映信息不对称,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和自体抽样法,对会计信息影响资本配置的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进行分离,提供了会计信息在资本配置微观机制中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相对大小的新证据。
李琰[8]2017年在《媒体报道视角下审计质量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投融资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资金供给者通常要求得到更高的回报,以弥补监督成本和风险补偿,使得外部资金成本高于内部资金成本,导致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而融资约束又会导致企业的最佳投资规模发生扭曲。此外,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又容易造成管理层通过投资来最大化个人收益,导致企业发生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因此,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融资约束和投资失效的根源。独立审计和媒体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监管力量,在资本市场中分别发挥着信息鉴证和信息传播功能,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独立审计通过对会计信息进行鉴证并发表审计意见向市场传递信息,发挥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交易成本的功能(Busehman and Smith,2001;薄仙慧和吴联生,2011)。媒体具有收集信息和传播信息的重要功能,媒体报道可以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投资者、审计师、监管部门等各类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此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Dyck and Zingales,2004;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但是媒体和审计的作用机理存在差异,媒体报道时效性较差,属于短期效应,而审计可以持续性地对企业进行审查和监督,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属于长期效应(周开国等,2016;杨德明和赵璨,2012;Jensen and Meckling,1976;Watts and Zimmerman,1983)。现有文献单一地考察媒体报道、审计质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缺乏两者交互作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系统探讨了媒体报道是否会影响审计质量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权益融资和投资效率的作用效果,并结合我国经济环境和资本市场特征作了进一步分析,以期从媒体报道视角揭示审计质量产生的经济后果,拓展企业对审计质量经济后果的认识,为企业外部信息披露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做了一定的理论补充。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按照审计需求的基本理论,从代理理论和信息理论两个视角,分析了媒体报道与审计质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共同作用路径,然后结合"万福生科"的财务造假案件,分析我国资本市场中媒体监督机制和审计监督机制的效果,之后基于理论分析结果和案例研究的结论,将后文的实证检验分为叁个部分,分别是:第一,媒体报道视角下审计质量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作用路径;第二,媒体报道视角下审计质量对上市公司权益融资的作用路径;第叁,媒体报道视角下审计质量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路径。基于上述逻辑分析,本文做出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实证检验:第一,以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件的为例,研究媒体监督机制和审计监督机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审计师声誉及其所代表的审计质量在我国资本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会依据审计师声誉和审计质量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市场反应;第二,媒体所具有的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和提高信息可信程度的功能,可以对股价信息含量产生重大影响;第叁,媒体负面报道带来的负面市场反应属于短期反应,随着时间推移影响逐渐消失,而审计质量带来的负面反应属于长期反应且影响持久,说明媒体监督和审计监督带来的市场反应具有显着差异。第二,研究媒体报道和审计质量的交互作用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质量审计会促进企业的债务融资,即更容易获得债务融资、长期借款的比例更高、债务融资的成本更低;第二,媒体正面报道次数的增加会缓解上市公司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媒体负面报道次数的增加会加剧上市公司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第叁,当企业被媒体正面报道时,媒体正面报道次数的增加会强化高质量审计对企业债务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而当企业被媒体负面报道时,媒体负面报道次数的增加会弱化高质量审计对企业债务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进一步在综合考虑产权性质、政治关联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等影响后发现,在非国企、无政治关联及处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上市公司,不同媒体报道会对审计质量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关系产生不同影响更为显着。第叁,研究媒体报道和审计质量的交互作用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质量审计师的审计服务显着降低了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第二,不同媒体报道对审计质量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影响,当企业被媒体正面报道时,媒体正面报道次数的增加会强化高质量审计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而当企业被媒体负面报道时,媒体负面报道次数的增加会弱化高质量审计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进一步在综合考虑产权性质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影响后发现,在非国企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的上市公司,不同媒体报道会对审计质量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关系产生不同影响更为显着。第四,研究媒体报道和审计质量的交互作用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质量的审计有助于缓解我国上市公司低下的投资效率,可以抑制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但是总体上审计质量对过度投资的效用明显强于其对投资不足的效用;第二,媒体正面报道能够显着抑制企业投资不足,但是会增加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媒体负面报道并未起到显着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效果;第叁,媒体报道对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显示,媒体正面报道增强了高质量审计对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效果,而媒体负面报道削弱了高质量审计对抑制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效果。总的来说,媒体报道和审计质量的交互作用对抑制企业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更显着。进一步在综合考虑产权性质影响后发现,一方面,媒体负面报道增强了高质量审计对国有企业形成的监督约束作用,能够较好地抑制其过度投资的效率损失问题,另一方面,媒体正面报道增强了高质量审计对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效率损失的抑制。本研究的创新性和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叁个方面:第一,本文结合了独立审计和财经媒体这两种外部监督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二者交互作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拓宽了现有审计质量文献的研究视野,实现了从外部监督机制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视角的创新。一方面,现有研究绝大多数是从单一角度出发,孤立地考察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审计质量衡量指标,或者孤立地考察媒体报道的公司治理作用,但是鉴于资本市场对企业审计质量及企业相关的媒体报道是进行综合解读的,现有研究较少研究独立审计和媒体报道的交互作用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整个国家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宏观资源配置,较少考虑当分配主体是个别企业时的微观资源配置,而本文的研究落脚点是微观资源配置效率。本文通过构建整体分析框架,系统地考察外部监督机制对微观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第二,本文细分了不同性质媒体报道对审计质量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影响的作用机理。现有研究主要是考察媒体报道的总量或者媒体负面报道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却忽略了媒体正面报道的激励作用。本文发现媒体正面报道发挥着"帮助之手"的作用,可以强化高质量审计对企业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的促进作用;而媒体负面报道发挥着"惩罚之手"的作用,会削弱高质量审计对企业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投资效率而言,媒体正面报道增强了高质量审计对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效果,而媒体负面报道削弱了高质量审计对抑制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效果。第叁,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媒体揭露财务造假引起的市场反应和审计失败即低质量审计引起的市场反应,并比较媒体报道和审计作用机制的差异。本文发现媒体报道具有信息含量,但是时效性较差,属于短期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影响逐渐消失;而审计是减少公司代理成本和提高公司价值的一种制度安排,时效性较强,属于长期效应。审计和媒体报道同时表现为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改善公司治理的两种不同的外部监督机制,本文的结果为这两种机制的差异性提供了新的解释。
贾瑞芳[9]2008年在《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稳健性角度》文中研究表明在近十多年来的会计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中,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会计信息作为投资者决策参考的重要指标,不仅成为证券监管的手段,而且也是会计准则制定者精心打造的对象。会计稳健性是财务报告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惯例,已成为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之一。本文正是以稳健性作为切入点,试图探讨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基于这一思路,本文以2006年和2007年中国深、沪证券交易所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运用单变量指标分析、模型回归以及事件研究叁种方法,从两个方面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存在以及变化:(1)我国上市公司2006年和2007年是否存在会计稳健性;(2)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有什么影响。2006年和2007年是我国新会计准则开始实施的前后年,那么在这两年,上市公司的会计数字是否也会表现出稳健性呢?表现出的稳健性是否存在不同,即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是否会对会计盈余的稳健性产生影响呢?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2006年和2007年的会计盈余均具有稳健性。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在确认“好消息”和“坏消息”时存在不对称性,会计盈余反映“坏消息”快于反映“好消息”;(2)单独从新会计准则的影响来看,新会计准则的实施降低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
杨坤[10]2017年在《分析师关注、审计治理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文中研究说明会计信息透明度是在特定制度和环境下,上市公司采用信息披露策略的体现,是公司综合权衡信息披露收益和披露成本的产物。会计信息透明度是反映会计信息质量优劣的综合指标,表现为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数量和质量,综合反映了公司治理、经营状况、控制人动机及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护投资者利益。影响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因素包括宏观因素、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公司特征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鲜有文献关注不同影响因素间潜在的交互影响。证券分析师和审计师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在抑制盈余管理、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方面的治理效应已被相关的文献证实。本文结合中国转型经济的特点,研究审计师和分析师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作用机理,分析师对审计信息的利用和反馈方式,验证分析师关注对审计治理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分为叁个模块: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制度背景、实证检验。在文献综述部分,首先介绍了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含义、度量方法,然后从宏观因素、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公司特征四个角度论述了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并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增加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企业价值等方面阐述了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经济后果。分析师和审计师是影响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两种外部治理机制。分析师是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分析师参与市场的过程,实质是对信息进行搜集、加工、传播的全方位介入。分析师关注通过约束机制、施压机制、配合机制影响盈余管理,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审计需求的产生,是因为审计能够改善会计信息质量,通过信号传递有效配置财务资源,审计的本质功效是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性,增进财务信息价值。与论述分析师关注的治理效应类似,本文从盈余管理和会计信息透明度两个维度阐述审计师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治理效应。分析师和审计师在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方面的治理效应已被证实,分析师跟进、分析师盈余预测和投资评级等信息是否被审计师关注,从而影响审计师行为呢?审计报告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鉴证,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行为进行全方位解读时,是否关注审计意见、审计费用、审计师变更等信息呢?本文从分析师关注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审计质量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两个维度,论述了分析师和审计师这两种外部治理机制的相互影响。梳理文献发现,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度量缺乏明确的标准,对会计信息透明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从某一个角度展开,割裂了各因素之间的关联,难以区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鲜有文献考察分析师关注对审计治理的调节效应,这成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从内部激励和外部压力的角度,运用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分析会计信息透明度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会计信息透明度是内部激励和外部压力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结果。分析师和审计师作为影响透明度的外部压力,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分析师的治理效应,运用代理理论、信息理论、保险理论阐述了独立审计的治理效应。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研究,不能忽视中国转型经济的特点。在制度背景分析中,本文采用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度量会计信息透明度,分析了2001-2015年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现状,并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和审计意见两个维度,分析了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发展历程。总体而言,会计信息透明度呈上升趋势,近几年上市公司违规次数明显增多,非标审计意见的比例所有下降,说明会计信息透明度是一个动态指标,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外部监管和强制披露能够保证公司维持一定的透明度,内部激励才能促使公司自愿披露更多信息,提高长期透明度。在实证检验部分,重点研究叁个问题:第一、审计师变更、异常审计费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公司规避不利审计意见的动机,本文考察公司上期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后发生审计师变更、支付异常审计费用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验证具有机会主义动机的公司,通过变更审计师或支付异常审计费用是否会削弱审计师的独立性,进而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发现,公司上期被签发非标审计意见且本期变更审计师,其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区分审计师变更类型发现,审计师同级变更能够传递审计师独立性削弱、会计信息透明度下降等负面信息,预警信号更强烈。上期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且正向异常审计费用较高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负向异常审计费用可能反映了客户对审计师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上期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且支付了负向异常审计费用的公司,并未观察到会计信息透明度显着降低的现象,这可能是审计市场竞争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与审计师之间确实存在“审计合谋”,被签发非标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倾向通过变更审计师、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改善审计意见,上市公司的这种行为损害了审计师的独立性,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本文验证审计师变更、异常审计费用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负面影响,为投资者和监管层识别审计合谋、甄别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新的视角。监管层应关注上市公司与审计师合谋导致审计监督失效的问题,特别是审计师同级变更或正向异常审计费用较高的公司,审计合谋的动机更强烈,监管层应重点加强对这类行为的监控。投资者解读会计信息时,应关注审计师变更、异常审计费用等“警示”信息,特别是上期签发非标审计意见,发生审计师同级变更或支付正向异常审计费用较高的公司,公司与审计师可能存在“审计合谋”现象,这类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会计信息质量较差。第二、分析师如何解读审计师变更传递的信号。审计师变更的原因是复杂的,难以把握的。会计分歧、财务困境、审计意见购买、降低成本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审计师变更。分析师是参与公司外部治理的重要力量,是联系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重要信息纽带。现阶段对分析师作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投资决策、市场效率、盈余管理等方面,鲜有文献研究分析师如何解读审计师变更传递的信号。研究发现,发生审计师变更的公司,分析师关注度显着下降。结合公司特征分析发现,重要客户、上市时间长及国有企业变更审计师,分析师关注度显着下降;一般客户、上市时间短及民营企业变更审计师,未观察到分析师关注度显着下降。分析师为何对变更审计师的公司减少关注呢?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期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且本期发生了审计师的变更的公司,分析师担心公司存在审计意见购买的动机,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显着。区分审计师变更类型发现,分析师对审计师降级、同级、升级变更会区别对待,认为前期被签发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发生审计师同级变更潜在的风险更高,审计意见购买的动机更强烈。这说明分析师在留意审计师变更行为时,会结合公司特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解读和分析。一旦觉察到公司与审计师存在审计合谋的风险,会通过放弃跟踪的方式向资本市场传递风险信息,提醒投资者关注这类公司发生了审计师变更行为,应谨慎投资。对存在潜在风险和异常的公司,分析师放弃跟踪有助于提高盈余预测和投资评级的准确性,维护分析师的声誉和行业地位;监管层可以利用分析师放弃跟踪释放的信号,及时发现异常,介入调查。审计合谋行为比较隐蔽,难以识别,上期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且发生审计师变更的公司,存在审计合谋的倾向。分析师能够对审计师变更行为做出合理反应,说明分析师不仅能够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更能够发挥公司治理效应,对上市公司的异常行为进行监督和反馈。投资者可以通过分析师关注度的变化,解读分析师传递的信号。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公司,发展潜力较大,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公司,发展前景不佳或投资风险较大,投资者可以有选择地进行投资。分析师关注度显着减少的公司,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强巡查和监管,促使公司披露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降低投资者的风险。第叁、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角度验证了分析师关注对审计治理的调节效应。审计师是资本市场持续有效的外部监督力量,是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治理机制。审计质量的高低会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分析师跟进有助于降低审计费用,分析师能够识别审计合谋的风险,通过放弃跟踪的方式向资本市场示警。现有文献孤立地考察了审计师和分析师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尽管审计师和分析师发挥治理效应的作用机理不尽相同,不同的外部治理机制并非独立运作,而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公司信息披露、经营决策等产生治理效应,某种治理机制作用发挥,受其他机制的影响,两种治理机制可能存在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本文研究分析师关注、审计师变更、异常审计费用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分析师关注能够发挥外部治理效应,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从审计师变更、异常审计费用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不仅能够发挥监督治理效应,而且能够发挥调节效应,抑制审计师变更、异常审计费用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审计师对重要客户的经济依赖可能损害其独立性,根据客户重要性划分重要客户和一般客户分样本研究,发现对重要客户,审计师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执业比较谨慎,并未观察到审计师变更、异常审计费用降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现象。对一般客户,尽管可能存在审计师与客户的合谋现象,但分析师关注能够发挥较强的外部监督作用,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公司,即使发生了审计师变更或者支付了较高的异常审计费用,会计信息透明度依然较高。区分异常审计费用的方向发现,正向异常审计费用降低了会计透明度,分析师关注能够发挥调节效应,削弱正向异常审计费用与会计透明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未观察到负向异常审计费用显着降低了会计透明度,因此对负向异常审计费用分析师关注的调节效应不明显。研究结论表明,审计师和分析师作为两种不同的外部治理机制,尽管作用机理不同,但两者相互制衡、相互影响,能够提高外部治理效应。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改革发展时期,基于企业信息披露的IPO注册制改革正处于试运行阶段,由于资本市场管理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公司内部治理与内部控制体制欠完善,中介机构在执业过程中的存在诚信问题,部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信息披露延后或不完整。大力发展分析师行业,鼓励分析师建立行业专长,有利于加强外部监管力度、规范资本市场,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本文以会计信息透明度为核心,以审计师变更、异常审计费用、分析师关注为主线,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讨审计师变更、异常审计费用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辨析审计师变更与分析师关注之间的关系,将分析师关注作为调节变量,论证审计师治理效应削弱的情况下,分析师关注的调节效应是否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本文从叁个方面进行了创新:首先,从审计师变更、异常审计费用角度验证审计师独立性削弱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公司规避不利审计意见的动机,本文考察公司上期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后发生审计师变更、支付异常审计费用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验证具有机会主义动机的公司通过变更审计师或支付异常审计费用与审计师“合谋”,这类行为削弱了审计师的独立性,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其次,从分析师的角度解读审计师变更传递的信号。会计分歧、财务困境、审计意见购买、降低审计费用、寻求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审计师变更。监管层和投资者担心,审计师变更的原因并非如上市公司公告的那样“理由正当”。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如何看待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这一现象呢?鲜有文献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从分析师的角度研究审计师变更行为,为资本市场解读审计师变更现象提供了直观有效的途径,为证实分析师的监督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最后,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角度验证了分析师关注对审计治理的调节效应。本文将审计师和分析师这两种外部治理机制结合,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越高,审计师变更和异常审计费用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负向影响越弱。从客户重要性角度,发现分析师关注的调节效应仅对一般客户比较显着,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证实了审计师对重要客户保持了职业谨慎,独立性较高。本文从会计信息透明度角度验证了分析师关注对审计治理的调节效应,为资本市场解读审计师变更、异常审计费用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证实审计师和分析师的监督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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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稳健性角度[D]. 贾瑞芳. 中山大学. 2008
[10]. 分析师关注、审计治理与会计信息透明度[D]. 杨坤. 中央财经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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