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
摘要：成都作为汉藏文化文化交流的桥头堡，有几座在建立、传播格鲁派等藏传佛教佛学思想较为典型的寺庙：近慈寺、铁像寺、石经寺、昭觉寺等。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事的更替、道场的迁移、成都本地文化的影响等等使得格鲁派的黄密之风在成都的存在也多半是与当地寺庙的一种结合而已。但这也实质上反映了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印记。
关键词：藏传佛教；成都；传播
现近慈寺位于成都高新南区剑南大道北段1166号（元华路），与成都四中（石室天府中学）相邻，离原石羊场3里左右，现址为文革后所建，在原近慈寺马路斜对面（原近慈寺已毁）。而近年又在原近慈寺故址所在地建立了新近慈寺（近慈精舍）寺庙。铁像寺位于成都南郊高新南区境内，处于剑南大道（元华路）旁，离石羊场8里，在近慈寺南方5里左右。石经寺位于离龙泉街道18公里，离成都市区37公里的龙泉山上。昭觉寺位于成都北郊，位于成都成华区内，与动物园毗邻。
一、近慈寺
关于近慈寺之由来，据《成都市民族宗教志》、“近慈寺碑”、“近慈钟鼎刻记”记载，近慈寺所在地石羊场原属于四川省华阳县所辖，近慈寺则为“濯锦厢”故址。“濯锦厢”为一张姓人家所有，其妻吴氏。后因张氏病终，吴氏无人照料，而其独子又在年轻时出家为僧。于是张氏家族劝已出家的吴氏之子还俗回家侍奉慈母。但独子早已将自身交予佛门，而照料母亲亦不能由他人代办，遂将“濯锦厢”等家产一并变卖，以兴建寺院之用。由此，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寺庙得以建立。鉴于寺庙修建之情，遂以既能照料母亲，又能大力弘扬佛法之故而取名为“近慈寺”。寺庙在康熙四十年（1700年）由真悟和尚重修扩建，由此近慈寺终成为一大名刹。而同治年间，近慈寺住持慧思法师由于年迈，故将近慈寺交于文殊院管辖。文殊院法基、悟修法师于光绪三年对近慈寺予以重建，而近慈寺也成为了文殊院之下院。清末民初，军阀混战，近慈寺遭到破坏。
1951年的土地改革使得近慈寺牵连其中，1953年春，能海及弟子尊重人民意愿，于是其在近慈寺工作宣告结束。而土改后，近慈寺也未遭到破坏。但“文化大革命”却使得近慈寺遭到毁灭性打击，寺庙建筑被拆、佛像被砸、僧人被迫还俗。文革后，近慈寺已不见踪迹，在其故址上又先后修建了成都整流器厂与继电器厂。后经过成都市佛教协会与政府协商在近慈寺原址斜对面划拨一片空地以作建寺，1982年建成现在之近慈寺。近慈寺的重建依然按照能海所建寺庙之一脉风格，但是其规模已远不及以前，只有区区几亩之地。
由于成都整流器厂以及成都继电厂在21世纪初面临倒闭，加之成都城市化进程在南区的速度加快，工厂于2005年拆除。而经过政府批准，准予近慈寺在厂址所在地也就是原近慈寺所在故址重新修建寺庙，而寺庙已于2009年12月28日开工，现已完成了一座气势恢宏的藏汉结合之风格的大师殿，大殿共三层，主要为宗喀巴大师殿及藏经楼之用。宗喀巴大师殿内供奉宗喀巴（文殊）像及其弟子贾曹杰与克珠杰。而大殿旁边又修建了供僧人住宿之用的宿舍楼等。
二、铁像寺
铁像寺之由来，据《华阳县志》记载，明朝万历十八年（1590年），当地农民在掘地时掘得一尊铁铸的释加牟尼像，以此建寺供奉，遂以铁象命名曰：“铁像寺”。历史上铁像寺曾经过多次重修，以天启六年（1626年）和乾隆四年（1739年）的两次重修规模为大。而在抗战时期，宋庆龄在成都所办孤儿院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故而迁移疏散到郊区的铁像寺。而当时的铁像寺所住比丘则到近慈寺挂单，铁像寺则又成为了近慈寺之下院，抗战时则主要用作于孤儿院。
20世纪30、40年代，能海从西藏归来创建近慈寺讲经，期间多有女信众听其讲经，介于戒律，男女信众所居之地不能一起，且需隔足够距离。起初，能海女弟子隆莲等人只能居住于离近慈寺较近之飞龙桥茅草屋内，但也极为不方便。此既不能有像样之住所，也不能使女信众像男信众那样有固定道场研习佛法。由此，能海经过酌情考虑，遂命其女弟子隆莲与定静接管已逐渐不用作孤儿院之用的铁像寺并吩咐二人开辟女众金刚道场。在隆莲与定静的努力下，铁像寺于1949年秋开始传戒正学女戒，也使得铁像寺成为了能海所辟金刚道场中唯一的女众金刚道场。而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困难情况使得铁像寺一直未形成传法规模，之后又遇“文化大革命”，寺庙遭到不同程度毁坏，传法被迫停止。
三、石经寺
石经寺建成年代久远，原系为三国时赵云之家庙捐献后所建，当时名为：“灵音寺”。唐朝时，寺庙曾大建，因感恩皇恩浩荡之意，又名：“天成寺”。明代高僧楚山绍琦在天成寺期间，为禅宗“心性禅”之推广人，其在明代以后不仅于四川乃至于中国佛教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其不仅特立独行，推崇禅学，更是与当时的理学派朱熹等人的排佛论展开辩论，并赢得“荆璧禅师”封号。后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简州一名叫做宋思仁的官员赠送给天成寺一部石刻的《金刚经》，寺名便更为：“石经寺”，石刻《金刚经》也成为了镇寺之宝。一时间，石经寺成为了川西一大丛林，也成为了一座有名的禅宗寺院。
四、昭觉寺
昭觉寺在唐太宗时建立，初名为：“建元寺”，后在唐宣宗时更名为：“昭觉寺”。而昭觉寺之声名得益于宋朝禅宗临济宗圆悟克勤，其在昭觉寺曾两任住持，并将该寺建成当时四川汉区第一大寺院，现该寺为国内及日本等地所尊崇之禅宗临济宗祖庭。寺院曾在明末战乱中被毁，后又于清康熙年间由丈雪通醉重建，“文化大革命”期间，寺庙曾一度被改为北郊公园后被辟为与其一墙之隔的动物园之地。文革后，该寺在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与保护下发展繁荣，并与宝光寺、草堂寺誉为成都的“三大精兰”。
参考文献：
1、《名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1月
2、定智：《能海上师传》，方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
3、刘明渊：《忆能海法师》、《能海上师永怀录》，上海佛学书局，1997年第1版
4、《能海上师传》，上海佛学书局，2000年第1版
龙布扎西（1989.08.20——）：男，27岁，藏族，籍贯：甘肃省合作市，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2013级宗教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藏传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