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军[1]2003年在《农村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 探讨安徽省农村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安徽省5652名≥于60岁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横断面研究，应用标准化的生活质量相关量表和社会人口特征问卷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82.8％的农村老年人健康自评满意，其中男性84.8％，女性79.4％；年龄越高健康自评越差；主观生活满意度与生活质量综合评分呈正相关。13种常见慢性病患病率66.3％，2种以上慢性病患病率为41.6％，人均患有1.98种疾病，居前5位慢性病分别为高血压、慢性胃肠道疾病、骨关节病、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子女孝顺、经济收入、睡眠情况、慢性病、营养卫生状况、经济支配、娱乐活动、体力劳动、性别等为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无配偶、子女不孝顺、睡眠不良、患有慢性病、营养差、无经济支配权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偏差；而家庭年经济收入高、经常参加娱乐活动和体力劳动的老年人生活质量较好；女性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比男性差。逐步回归分析表明营养状况、慢性病、睡眠情况是预测生活质量的前3位变量。 结论 应大力普及健康教育，强化自我保健意识，加强慢性病的防治，积极发挥家庭和社会在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中的作用。
裴非[2]2017年在《睡眠与高血压代谢风险及靶器官损害相关性的流行病学及表观遗传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章午睡与社区人群不同高血压亚型代谢指标及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分析目的:初步探讨我国北方农村社区未经治疗的人群中午睡习惯与不同高血压亚型代谢因素及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方法:入选对象完成调查问卷、体格检查、血液生化检测以及心脏超声检查。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回归分析以及相关分析用于比较午睡与高血压亚型代谢指标以及靶器官损害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共有4780人纳入到本次研究分析,分为正常血压、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单纯舒张期高血压以及混合性高血压。男性SDH午睡组体重指数、甘油叁脂及总胆固醇均显着小于非午睡组,正常血压午睡组尿酸水平低于非午睡组,女性IDH午睡组体重指数及甘油叁酯均高于非午睡组。午睡习惯在男女各亚组中均未与肾功能障碍相关,老年女性高血压午睡习惯与左心室肥厚明确正相关。女性正常血压组午睡时间与体重指数正相关,女性IDH组甘油叁酯与午睡时间正相关。青年女性高血压中午睡时间与左心室肥厚负相关,男性总体高血压人群午睡时间与左心室肥厚正相关。女性SDH组午睡时间与肾功能障碍正相关。结论:午睡在我国北方农村是一种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生活习惯,不同性别、年龄以及高血压亚型间的午睡时间相似。午睡与男性SDH组及女性IDH代谢因素相关性较紧密。午睡与不同高血压亚型的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不一致。第二章睡眠质量及午睡的交互作用与住院高血压代谢指标及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研究目的:在住院高血压患者中分析睡眠质量(PSQI总分及7个亚成分得分)与代谢指标以及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对比午睡与不同睡眠质量组各代谢指标以及靶器官损害的关联性。方法:共计189人完成信息采集、体格检查、血生化检测、心脏彩超检查及冠脉造影检查并最终纳入研究,根据PSQI总分划分为男性睡眠障碍组(PSQI≥7)、男性非睡眠障碍组(PSQI﹤7),女性睡眠障碍组(PSQI≥7)及女性非睡眠障碍组(PSQI﹤7)。协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多元线性及二分类回归分析用于PSQI总分、各亚成分、午睡及午睡时长与年龄、代谢指标、肾小球滤过率、左心室质量指数及冠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研究结果:体重指数、空腹血糖、甘油叁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睡眠质量无显着相关。女性睡眠时间、睡眠效率与体重指数呈正相关,入睡时间与空腹血糖呈负相关。男女总体人群PSQI总分与肾小球滤过率无相关。女性催眠药物与左心室质量指数呈负相关。男女不同睡眠质量间的冠脉造影总体阳性率、前降支、回旋支以及右冠脉严重狭窄比率均无明显差异。男性无睡眠障碍组单支血管病变比率明显大于有睡眠障碍组。男性不同睡眠质量组体重指数、空腹血糖、甘油叁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与午睡习惯及午睡时间无相关。女性睡眠障碍组午睡人群甘油叁酯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高密度脂蛋白低于对照组,非睡眠障碍组午睡时间与空腹血糖及甘油叁酯水平呈正相关。男性不同睡眠质量组午睡与肾小球滤过率均无相关。女性非睡眠障碍组午睡与肾小球滤过率正相关。男性非睡眠障碍组午睡与左心室质量指数及冠脉严重病变血管总数负相关。结论睡眠质量差是住院高血压人群常见症状,女性高血压睡眠质量明显差于男性。男女睡眠质量及与代谢指标相关性不显着。PSQI总分与肾小球率过滤及左心室质量指数无相关性,男性冠脉严重受累血管数可能受睡眠质量影响。习惯性午睡可能会加重女性睡眠障碍代谢紊乱,午睡可能与无睡眠障碍人群靶器官损害的改善有关。第叁章高血压人群血栓调节蛋白基因启动子区DNA甲基化修饰及基因表达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研究目的:观察住院高血压人群中血栓调节蛋白(Thrombomodulin,TM)基因启动子区DNA甲基化及基因表达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方法:研究样本来自于第二章纳入人群。进一步按照PSQI总分筛选出的最终分组情况为男性睡眠质量差组22人,男性睡眠质量优组25人,女性睡眠质量差组23人,女性睡眠质量优组24人。TM蛋白基因启动子区DNA甲基化水平检测采取亚硫酸盐PCR测序法,Q-PCR实时荧光定量检测用于血TM基因m RNA水平检测,Western blot蛋白免疫印迹检测用于血TM蛋白水平测定。组间各Cp G位点甲基化水平、TM基因m RNA相对表达量以及TM蛋白相对水平组间对比均采用方差分析;组内甲基化水平与PSQI及代谢指标相关性采用线性回归分析;Bivariate相关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以及因子分析评估各组内各Cp G位点甲基化修饰程度间的相关性。结果:各组内PSQI各亚成分、代谢指标及中淋比与平均DNA甲基化水平无相关性。男性睡眠质量优组Cp G26号位点甲基化水平,女性睡眠质量优组Cp G8号、Cp G13号、Cp G19号及整体DNA甲基化水平高于睡眠质量差组。男性睡眠质量差组中第1、2、3、6、8、10、11、12、16、20和25号位点,睡眠质量优组第3号Cp G位点未检测到甲基化修饰。女性睡眠质量差组存在11个,而睡眠质量优组存在7个位点未检测到甲基化修饰。男女睡眠质量优组中各Cp G位点DNA甲基化水平相关度较高。男性Cp G位点19聚为一类,Cp G3、22、25、26位点聚为一类,Cp G14及Cp G15位点聚为一类,样本1123号(睡眠质量优组)及样本1142号(睡眠质量差组)各自为一类。女性Cp G19为一类,Cp G6及Cp G13为一类,Cp G14与Cp G15为一类,样本2114(睡眠质量优组)与2143(睡眠质量差组)为一类,样本2117、2106、2109、2121、2104、2112及2101(均来自于睡眠质量优组)为一类。男性睡眠质量差组主成分一包含Cp G7、23、24及9,主成分二包含Cp G14、15及5,主成分叁包含Cp G17及18,主成分四包含Cp G13和4,主成分五包含Cp G26;男性睡眠质量优组主成分一包含Cp G16、18、1、20、12、8、5、11、13、9、17、24、4、15、21、6、7、10、2以及14,主成分二则包含Cp G19及22,主成分叁只包含Cp G22。女性睡眠质量差组与睡眠质量优组主成分分别为6个及7个,每个主成分包含的Cp G位点数量为3至4个。男女睡眠质量差组m RNA相对表达量及TM蛋白水平均高于睡眠质量优组。结论:TM基因启动子区DNA甲基化水平总体上与代谢指标及中淋比无关。高血压人群不同睡眠质量组间的TM基因启动子区Cp G位点DNA甲基化水平,甲基化修饰分布范围及各位点DNA甲基化关联特点的明显差异可能与TM蛋白的基因表达调控明确相关。
胡宓[3]2012年在《社会联系、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情绪问题相关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情绪问题既包括符合DSM-IV诊断标准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也包括亚临床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本研究将与情绪问题密切相关的自杀行为也列入情绪问题的范畴。情绪问题造成的疾病负担较高：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导,抑郁障碍位居全球疾病负担的第四位,预计到2020年将升高至第二位；在我国,单相重性抑郁障碍占疾病总负担的6.9%,预期到2020年将达到7.3%；自杀是我国第五位的死亡原因；自杀率在老年人中形成最高峰,且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3-5倍；情绪问题还与躯体疾病相互作用,严重的影响着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情绪问题已成为了一项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良好的社会联系是情绪问题的保护因素。社会联系是指个体所具有的人际关系的集合,是社会支持的基础。社会联系通过提供归属感、关爱等基本心理需求、提供社会支持、提供社会影响、社会角色等,以维护和促进心理健康。而社会孤立、社会排斥这一社会联系缺乏的极端表现,是情绪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老年人由于配偶、朋友死亡、子女外出务工、自身活动范围缩小等原因,他们的社会联系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社会联系的下降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的巨大的冲击。社会联系与情绪问题的研究,由于采用健康自评问卷,社会联系概念存在分歧、且评估工具相对复杂,从而阻碍了该领域的进一步探索。目的本研究采用诊断工具SCID和自评问卷PHQ9、GAD7、自杀行为调查表对情绪问题进行评估,对农村老年人情绪问题进行全面的描述；本研究还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定义了社会联系的概念、确定其测量的方法,并深入探讨农村老年人社会联系现况,分析其对情绪问题的影响；本研究还探索了躯体疾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生活事件及社会联系对情绪问题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抑郁障碍患者的随访,了解了抑郁障碍患者的求助行为；最后,综合本研究的结果,提出通过提高社会联系,而降低情绪问题患病了的农村老年人社区干预模式。方法调查地点为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的浏阳市农村地区8个自然村。调查对象为年龄60岁以上,在当地居住超过半年的老年人群。使用诊断工具SCID和自评问卷PHQ9、GAD7、自杀行为调查表进行情绪问题评估；使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估量表和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评估情绪问题两类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联系的评估是以既往研究为基础,自行编制的由五个维度构成的社会联系评估工具；基线调查结束后一年,对调查时所诊断的重性抑郁障碍患者进行求医行为随访。结果本研究应调查941人,实际完成调查839人,应答率为89.16%。调查组与失访组在性别和年龄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839位完成调查的人中,男性448人(53.4%),年龄最大90岁,中位数年龄为68岁,QR=13,(P25=63,P75=76)。完成调查的839人中情绪问题现患率为17.0%(95%CI15.3%-20.4%)。其中,重性抑郁障碍的现患率为6.8%(95%CI5.1%-8.5%),抑郁症状现患率12.8%(95%CI10.5%-15.0%),焦虑症状现患率7.4%(95%CI5.6%-9.2%),1年内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发生率分别为5.6%(95%CI4.0%-7.2)和0.8%(95%CI0.2%-1.5%)。将人口学特征与情绪问题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情绪问题的发生随着个人年收入水平的增加而下降。社会联系包括配偶、子女、朋友、邻居和社会参与五个维度。分别以婚姻状况、是否与子女居住、好朋友个数、邻居关系程度和社会参与五个客观指标进行测量,客观真实的反应了社会联系现况。以社会支持作为社会联系评估工具的同时效度,两者呈现中度正相关(r=0.588)。社会联系作为整体与情绪问题密切相关。将情绪问题四类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联系、躯体疾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负性生活事件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四类因素对情绪问题均有影响。患躯体疾病(adjOR=2.203,95%CI：1.335-3.633)、较高的负性生活事件刺激(adjOR=6.564,95%CI：3.332-12.932)、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损害(adjOR=1.143,95%CI：1.090-1.198)都是情绪问题的危险因素；良好的社会联系(adjO2=0.743,95%CI：0.656-0.985)是情绪问题的保护因素。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联系对情绪问题的影响有交互作用,其交互作用超额危险度为6.502(95%CI1.221-11.783),交互作用指数为2.714(95%CI1.400-5.261)。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一年后随访发现,他们中无一人曾接受过专业帮助,且社会联系中无人识别该患者的情绪问题。结论1.本研究结果发现,浏阳市农村老年人情绪问题的现患率为17.0%(95%CI15.3%-20.4%)。其中,重性抑郁障碍现患率为6.8%(95%CI5.%1-8.5%),抑郁症状现患率为12.8%(95%CI10.5%-15.0%),焦虑症状现患率为7.4%(95%CI5.6%-9.2%),1年内自杀意念发生率为5.6%(95%CI4.0%-7.2%),1年内自杀未遂的发生率为0.8%(95%C10.2%-1.5%)。情绪问题发生率在个人年收入水平间分布有差异,在个人年收入低水平组显着高于的个人年收入高水平组。2.躯体疾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联系是情绪问题的独立影响因素。社会联系与负性生活事件对情绪问题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当高水平负性生活事件刺激与低水平社会联系同时存在时,患情绪问题的风险最大。3.本研究定义的社会联系由配偶、子女、亲友、邻居和社会参与五个维度组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联系评估方法,经调查分析发现能够客观地反映老年人样本社会联系的现状,且与情绪问题负相关,符合本研究的理论构想。4.一年随访时间内,在完成随访调查的38名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中,无一人就医。
赵媛媛[4]2016年在《农村老年人自我忽视的评定、影响因素及其对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文中提出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老年自我忽视(elder self-neglect,ESN)评估量表,并评价农村老年自我忽视评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在农村老年人中调查自我忽视的流行状况,对自我忽视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相关性进行初步探讨;同时根据相关理论推测社会支持作为抑郁和老年自我忽视之间的中介变量,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调节变量,并检验其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方法1.农村老年自我忽视评估量表的研制与评价应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构建量表,选择公共卫生、老年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30名专家参加咨询,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开展2轮专家咨询,要求专家对各备选条目进行评价筛选。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20名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某乡镇的≥60岁的农村老年人,进行量表的项目分析和信效度评估,分管其中201名老年人的村医完成进行标准校标效度的老年自我忽视严重程度评估表(Assessment of Self-Neglect Severity,ASS),181名老年人的照顾者与其相应的老年人进行评估一致性测量。使用多种方法联合筛选进行项目分析,使用量表接受率、完成率、完成时间评估农村老年自我忽视评估量表的可接受性,使用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进行量表信度评价,使用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标准关联效度进行量表的效度评价。2.老年自我忽视影响因素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以乡镇为单位抽取当涂县某乡镇的农村≥60岁的老年人3182人。采取入户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健康状况、自我忽视、社会支持、日常生活能力、抑郁、焦虑、人格、认知功能。采用频率和频率分布描述计数资料的分布特征。量表得分如服从正态分布,选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分布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如不服从正态分布,选用中位数和第1、第3四分位数分布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法)对组间分布情况进行统计推断。对不符合参数检验条件的不同组间计量指标的比较采用K个独立样本kruskal-Wallis H非参数检验。老年自我忽视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中介效应的检验中,因变量老年自我忽视、自变量抑郁、中介变量社会支持按照评分标准设置为类别变量,中介效应的统计分析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调节效应的检验中,因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均为类别变量,调节效应的统计分析采取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偏回归系数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3.老年自我忽视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相关性的研究基于老年自我忽视影响因素的研究人群,选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分布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生活质量总分及各领域得分进行组间比较,采用Person相关分析计算生活质量的4个领域得分与连续性变量的相关系数,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计算生活质量的4个领域得分与自我忽视总分及5个维度得分的相关系数。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了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社会心理变量、躯体健康变量后,分别对老年自我忽视对生活质量各领域的影响进行多因素分析。采用Epi 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a=0.05。结果1.农村老年自我忽视评估量表的研制与评价参加2轮专家咨询的专家23人,来自9所城市,有较高的学科代表性和地区代表性。82.6%的专家在相关领域均工作超过10年,经验丰富,熟悉研究内容,且参与积极性高,2轮专家咨询的积极系数分别为76.7%、100%。2轮专家咨询的总体专家权威系数(Cr)分别为0.70、0.79,专家评定可靠性较好。协调系数(W)分别为0.292、0.303,χ2检验P<0.001,协调系数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经过2论专家咨询共筛选出6个因子和26个条目。经过项目分析最终应用量表由医疗保健、卫生、情感、安全、社会交往5个维度,共14个条目组成。量表的接受率、完成率均为100%,量表平均完成时间为8分钟。量表总分及各维度的Cronboch'sα、重测信度r值分别为0.623～0.779(P<0.001)、0.691～0.819(P<0.001)。因子分析共提取5个公因子,累积贡献率为68.23%。该量表与ASS相关系数为0.370(P<0.001);老年人与其照顾者得分的相关系数为0.587～0.747(P<0.001)。2.老年自我忽视影响因素研究根据评分标准,26.7%的老年人被认定为有自我忽视,11.1%的老年人没有自我忽视,62.2%的老年人被怀疑可能存在自我忽视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的证实。有自我忽视中占前叁位的依次为医疗保健自我忽视(31.0%)、情感自我忽视(19.0%)、卫生自我忽视(16.8%)。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患有自我忽视的危险性,有宗教信仰是无宗教信仰的1.310倍(95%CI:1.074～1.597);主诉很大劳动强度是很少劳动强度的2.506倍(95%CI:1.226～5.121);独居是非独居的1.385倍(95%CI:1.009～1.901);抑郁组是非抑郁组的3.004倍(95%CI:2.320～3.890);焦虑组是非焦虑组的1.359倍(95%CI:1.043～1.770);生活自理能力障碍组是正常组的3.263倍(95%CI:2.446～4.354),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组是正常组的1.552倍(95%CI:1.231～1.955);神经质中间组是情绪稳定组的1.338倍(95%CI:1.098～1.630);丧偶组是已婚组的0.681倍(95%CI:0.499～0.930);文盲是小学及以上组的0.665倍(95%CI:0.490～0.901);自评身体状况中等是自评身体状况中等以上的0.490倍(95%CI:0.382～0.627),自评身体状况中等以下是自评身体状况中等以上的0.634倍(95%CI:0.478～0.840);社会支持的总分越高,其老年自我忽视发生的危险性越低。社会支持在抑郁对总体老年自我忽视及其医疗、卫生、情感、安全维度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社会支持在抑郁与卫生自我忽视中的中介效应比例最高,为35.92%,其次是在情感自我忽视与抑郁中的中介效应比例为25.19%。丧偶以及独居在抑郁与老年自我忽视的调节效应显着,其它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在抑郁与老年自我忽视中不存在调节效应。3.老年自我忽视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相关性的研究自我忽视总分及其各个维度的分数均与生活质量的4个领域得分呈相关性(P<0.001)。分层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调整了其它变量后,报告较高自我忽视总分的老年人具有较低的生活质量的4个领域得分(P<0.001)。教育水平、自评经济状况、自评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抑郁和认知功能在回归模型中始终与生活质量4个领域得分呈相关性。结论本研究的发现对老年自我忽视有更深刻的认识,一方面充实和深化了理论,另一方面也为老年自我忽视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支持。1.农村老年自我忽视评估量表的研制与评价应用专家咨询法制定的农村老年自我忽视评估量表初始版,具有较好的可靠性、代表性和权威性。通过项目分析后筛选的农村老年自我忽视评估量表具有较好的可行性、信度和效度,可以应用于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自我忽视状况的测量。2.老年自我忽视影响因素研究老年自我忽视在中国农村已经存在并且可能正在逐步增加。自我忽视与多种因素有关,日常生活能力受损是增加老年自我忽视风险的首要影响因素,其次是抑郁。对日常生活能力受损以及抑郁的干预应该会是干预老年自我忽视的有效的策略。应该重点关注丧偶和独居的具有抑郁症状的农村老年人,并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社会支持对于抑郁影响老年自我忽视有显着的部分中介效应,表明抑郁会直接影响老年自我忽视,而且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3.老年自我忽视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相关性的研究自我忽视是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独立危险因素。自我忽视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水平不容乐观,应考虑分配更多的资源去帮助和干预此部分人群。
李春艳[5]2014年在《郴州市老年人伤害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郴州市老年人伤害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开展老年伤害的预防与控制工作提供依据。1.探讨城区老年人虐待、年龄歧视、意外伤害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2.探讨农村老年人自杀意念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1.研究对象及抽样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法,通过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选取郴州市城区和农村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2.调查内容及工具(1)运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简明健康调查问卷(SF-36)、老年人虐待调查表、年龄歧视主观感受量表及意外伤害问卷,调查了解城区老年人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受虐待、年龄歧视及意外伤害的现状。(2)运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评定量表Ⅱ (HPLP-Ⅱ)、慢性病问卷、孤独量表(UCLA-LS)、老年人抑郁量表(GDS-15)和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调查了解农村老年人慢性病患病情况、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孤独、抑郁及自杀意念水平。3.统计分析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一般统计分析,采用Amos7.0统计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分析。结果：1.城区老年人调查主要结果如下：(1)调查对象社会支持总分为(39.061±8.081)分,主观支持得分为(22.132±5.401)分,客观支持得分为(9.123±3.114)分,支持利用度得分为(7.708±1.942)分。(2)调查对象生活质量总分为(517.12±137.35)分,生理功能(PF)得分为(71.741±21.998)分,生理职能(RP)得分为(52.168±40.859)分,躯体疼痛(BP)得分为(64.201±20.196)分,总健康(GH)得分为(61.477±23.106)分,生命力(VT)得分为(66.685±16.235)分,社会功能(SF)得分为(67.222±21.009)分,情感职能(RE)得分为(63.301±37.224)分,精神健康(MH)得分为(70.381±15.508)分。(3)调查对象虐待的总发生率为35.6%,各种类型虐待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情感虐待19.9%,疏于照顾16.9%,身体虐待6.5%,经济剥削1.5%。经卡方检验,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方式、生活来源、家庭人均月收入、生活照料人员、生活自理能力、社会支持水平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老年人虐待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OR=1.346.5％CI:1.028-1.762)、非在婚状态(OR=1-377.5％CI:1.093-1.735)、家庭人均月收入低(OR=0.847.5％CI:0.765.0.938)、生活自理能力缺陷(OR=1.810、5％CI:1.315-2.493)、过去一年里健康状况变差(OR=1.511.5％CI:1.264-1.805)和社会支持程度低(OR=0.355.5％CI:0.246.0.514)。经Speaman相关分析,老年人虐待与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间呈显着负相关(P<0.001)。(4)调查对象年龄歧视的主观感受量表得分为(3.00±0.59)分,经卡方检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家庭人均月收入、生活照顾人员、生活自理程度、社会支持水平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Pearson相关分析,年龄歧视主观感受量表得分与生活质量和社会支持水平呈显着正相关(P<0.001),提示受到的年龄歧视程度越高,调查对象生活质量和社会支持水平越低。(5)调查对象意外伤害发生率为25.5%,意外伤害发生率排序前5名依次是跌倒18.7%、烧烫伤3.0%、锐器伤1.4%、挤压碰撞伤1.0%和动物伤害0.6%。经卡方检验,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婚姻状况、生活主要来源、家庭人均月收入、生活自理程度意外伤害发生率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10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老年意外伤害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OR=1.498.5％CI:1.110-2.022)、高龄(OR=1.145.5％CI:1.028-1.274)、文化程度低(OR=0.799、5％CI:0.685.0.932)、家庭人均收入低(OR=0.880.5％CI:0.784.0.989)、在过去一年中健康状况变差(OR=1.608.5％CI:1.322.1.955)和受到身体虐待(OR=2.986,5％CI:1.755-5.083)。(6)经Speaman相关分析,意外伤害与年龄歧视主观感受量表得分间呈显着负相关(P<0.001),与总虐待、身体虐待和情感虐待间呈显着正相关(P<0.001)。(7)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导致身心伤害不良事件有直接(负向)效应(β=-0.02,P<0.001),导致身心伤害不良事件对生活质量有直接(负向)效应(β=-341.34,P<0.001),社会支持可通过导致身心伤害不良事件对生活质量有间接(正向)效应(β=-0.02*-341.34=6.827,P<0.001)。2.农村老年人调查主要结果如下：(1)调查对象自杀意念自评量表总分为(9.36±4.08)分,其中绝望因子得分为(3.77+2.57)分,乐观因子得分为(2.00±1.26)分,睡眠因子为(2.42±1.20)分,叁因子得分为(9.36±4.08)分,掩饰因子得分为(1.15±0.88)分。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26.01%,不同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家庭经济状况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调查对象慢性病患病率为81.07%,孤独感量表得分为(42.450±8.615)分,抑郁量表得分为(5.590±3.363)分。(3)调查对象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总分为(112.048±18.714)分,健康责任得分为15.764±3.538)分,营养得分为(20.281±4.227)分,压力管理得分为(20.314±4.307)分,运动锻炼得分为(16.008±4.777)分,人际间支持得分为(20.560±4.273)分,自我实现得分为(18.930±4.859)分。不同性别、年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得分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家庭经济状况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包括：非在婚状态(OR=1.842.5％CI:1.274-2.663)、独居(OR=1.800.5％CI:1.197-2.708)、没有子女住在同一城市或同一村(OR=1.843.5％CI:1.159-2.931)、邻居关系差(OR=0.647.5％CI:0.523-0.802)、子女探视频率低(OR=1.267.5％CI:1.066-1.507)、患有多种慢性病(OR=1.347.5％CI:1.166-1.555)、患有肿瘤疾病(OR=8.513.5％CI:2.993-24.212),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不佳(OR=0.576.5％CI:0.395.0.840)、严重孤独(OR=1.758.5％CI:1.285-2.405)、抑郁(OR=6.451.5％CI:4.362-9.541)、(5)经Speaman相关分析,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慢性病、孤独、抑郁与自杀意念之间均呈显着负相关(P<0.001)。(6)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显示,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对自杀意念有直接(负向)效应(β=-1.88,P<0.001),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对身心疾病有直接(负向)效应(β=-0.41,P<0.001),身心疾病对自杀意念有直接(负向)效应(β=0.63,P<0.001),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可通过身心疾病对自杀意念有间接(负向)效应(β=0.41*0.63=0.26,P<0.001)。结论：1.郴州市城区老年人虐待的总发生率为35.6%,老年人虐待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非在婚状态、家庭人均月收入低、生活自理能力缺陷、过去一年里健康状况变差和社会支持程度低,老年人虐待与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间呈显着负相关。2.郴州市城区老年人年龄歧视处于一般水平,老年人年龄歧视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家庭经济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支持程度差等,老年人受到年龄歧视程度越低,生活质量和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受到年龄歧视程度越高,虐待发生率越高。3.郴州市城区老年人意外伤害发生率为25.5%,老年意外伤害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高龄、低文化程度、离婚／丧偶或未婚、无子女住在同一城市或同一村、家庭人均月收入低、在过去一年中健康状况变差和受到身体虐待等,老年人意外伤害与虐待和年龄歧视水平呈显着正相关。4.社会支持通过导致身心伤害不良事件(虐待、年龄歧视、意外伤害)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有间接(正向)效应。5.郴州市农村老年人自杀意念发生率为26.01%,自杀意念危险因素包括女性、高龄、非在婚状况、独居、文化程度低、家庭经济状况差、患有多种慢性病、患有肿瘤疾病、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不佳、严重孤独、抑郁等。6.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慢性病、孤独、抑郁及自杀意念间呈显着负相关。7.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对自杀意念有直接(负向)效应,同时通过身心疾病对自杀意念有间接(负向)效应。
陆珊珊[6]2016年在《安徽省某农村地区老年人生活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了解安徽省某农村地区老年人生活质量水平;分析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因素,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本次研究选择安徽省当涂县某乡镇为研究现场,以年龄≧60岁并且居住1年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包括一般情况调查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简表(WHOQOL-BREF)、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焦虑自评量表(SAS)、Brink老年抑郁量表(GDS-15)。所有数据采用Epi 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输入数据,使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调查对象中,60~70岁1572人(49.4%),71~80岁1314人(41.3%),81岁以上296人(9.3%);其中男性1320人(41.5%),女性1862(58.5%)人;婚姻状况,有配偶2263人(71.1%),无配偶919人(28.9%);文化程度:文盲2442人(76.7%),小学377人(11.8%),初中及以上程度363人(11.4%);居住情况:独居695人(21.8%),非独居2487人(78.2%)。该地区男性老年人生理领域(PHYS)明显优于女性老年人;生活质量各领域得分,随年龄段的上升而下降;文化程度在四个领域平均得分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活质量随文化程度上升而增高;独居老年人在生活质量的总分及环境领域(SOCIL)差于非独居老年人;社会支持得分越高的老年人生活质量越好;有焦虑、抑郁情绪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低于无焦虑、抑郁情绪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自评身体状况越好以及自评经济状况约好的的老年人生活质量越高;老年人生活质量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而下降,且在生理领域(PHYS)、心理领域(PSYCH)、社会关系领域(SOCIL)以及环境领域(ENVIR)的差均有统计学意义;老年人生活质量随疼痛感的增强而呈下降趋势;除环境领域(ENVIR)外,有残疾的老年人生活质量低于无残疾的老年人。结论安徽省当涂县某乡镇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总体比同省池州市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较低;影响该地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焦虑、抑郁、自评身体状况、自评经济状况、疼痛感、残疾以及劳动强度。
岳伟[7]2016年在《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患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的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明确2014年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患病率,总结中国40岁及以上脑卒中人群的人口学特征和高血压、糖尿病、房颤、血脂异常、吸烟、明显超重或肥胖、运动缺乏、脑卒中家族史阳性等8种危险因素的伴随特点。探讨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的脑卒中危险分层和脑卒中高危人群的基本情况、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中主要脑卒中危险因素的检出率。比较2011-2014年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患病和脑卒中危险因素检出率的变化趋势。对天津市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患病率和脑卒中人群特点进行分析,并与全国数据进行对比。尽可能明确我国中老年人群的脑卒中患病特点,以及与主要脑卒中危险因素的伴随关系,更多揭示脑卒中流行规律,为脑卒中防控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持。方法:以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公益性专项“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为依托。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了133家市县共计256个城乡社区筛查点,对选定城乡社区40岁及以上区常住居民进行筛查。在整理清洗后,共有726451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样本库进入后续分析研究。采用横断面观察法,对样本库人群的一般资料、人口学信息、既往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获得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患病情况及其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资料,并实现了工程数据的科学化应用。结果:(1)以2014年中国城乡社区整群抽样结果分析,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的脑卒中粗患病率为2.45%,标化患病率为2.11%。男性脑卒中患病率高于女性。(2)中国东北地区人群脑卒中患病率最高,华北其次,华南和西南地区脑卒中患病率最低。总体上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患病率呈现“北高南低”的趋势。(3)以六省市资料为代表,2011年到2014年40岁及以上人群的脑卒中患病率呈逐年递增趋势。(4)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中脑卒中高危人群占15.32%,中危人群占13.80%。低危人群占70.88%。(5)中国40岁及以上脑卒中人群的主要伴随危险因素中高血压最常见,伴随比例为71.76%;其次血脂异常,伴随比例为52.87%;第叁位为明显超重或肥胖(35.37%)和缺乏运动(34.05%)。以下依次为脑卒中家族史(29.69%)、吸烟(26.74%)、糖尿病(21.02%)、房颤(9.99%)。(6)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主要脑卒中危险因素的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血脂异常、高血压、明显超重或肥胖、缺乏运动、吸烟、糖尿病、脑卒中家族史、房颤。(7)中国40岁及以上男性人群检出率最高的前叁位脑卒中危险因素为吸烟、血脂异常、高血压;女性人群检出率最高是血脂异常、高血压、明显超重或肥胖。中年人群主要是血脂异常、明显超重或肥胖、运动缺乏;老年人群则为高血压、血脂异常、运动缺乏。城市人群主要是血脂异常、高血压、运动缺乏;农村人群则是血脂异常、高血压、明显超重或肥胖。(8)以六省市资料为代表,2011年到2014年40岁及以上人群的高血压、房颤、脑卒中家族史阳性的检出率呈现总体下降趋势,而血脂异常、糖尿病、明显超重或肥胖的检出率呈持续升高趋势,运动缺乏的检出率相对稳定。(9)中国40岁及以上脑卒中家族史阳性人群中脑卒中患病率11.38%,房颤人群脑卒中患病率9.48%,糖尿病人群脑卒中患病率8.06%,高血压人群脑卒中患病率7.99%,运动缺乏人群脑卒中患病率4.52%,明显超重或肥胖人群脑卒中患病率4.26%,血脂异常人群脑卒中患病率4.23%,吸烟人群脑卒中患病率4.11%。(10)2012-2014年天津市40岁及以上常住人群的脑卒中粗患病率为2.86%。2014年度天津市40岁及以上常住人群脑卒中标化患病率为2.65%。(11)天津市40岁及以上脑卒中人群中高血压、吸烟、糖尿病、血脂异常、明显超重或肥胖、缺乏运动、脑卒中家族史阳性等因素的检出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以吸烟、缺乏运动、明显超重或肥胖更为显着。(12)天津市40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吸烟、糖尿病、运动缺乏、明显超重或肥胖、脑卒中家族史阳性的检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血脂异常和房颤的检出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结论:1、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患病率处于高水平,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2、中国脑卒中呈现年轻化特点,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可能是我国脑卒中社会负担严重的原因之一。3、脑卒中人群的危险因素高伴随率、一般人群的危险因素高检出率提示中国脑卒中高发的重要原因与从上游危险因素控制不良相关,我国脑卒中防控应注意关口前移。4、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和危险因素分布,有明显的地域差别,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特点。5、天津市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患病率在全国处于高水平,并逐年增长,天津市脑卒中形式严峻。6、天津市多项脑卒中危险因素在人群检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脑卒中人群危险伊苏控制不理想,脑卒中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问题较为严重。
肖婷[8]2018年在《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本研究旨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大力推进积极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下,以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体为切入点,对中国老年群体的主体——农村老年人群体的健康状况进行大样本、全面、系统的调查、分析,研究该省农村老年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慢性病患病等现况,探讨影响该群体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危险因素,全面掌握农村老年人群健康状况,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对农村老年人群生命质量的影响。为各级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完善农村老年人健康政策、为农村老年人群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建立中国特色的老年人群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针对性制定农村养老对策、改善养老环境、建立防病治病机制等提供实证依据,为建立健全老年人群健康评价体系,探索科学有效的健康促进与健康干预策略途径,切实提升农村老年人群健康水平及生命质量提供理论支撑。方法:采用现况研究方法,分层随机整群抽取陕西省24个行政村共3307名农村老年人,以一般状况调查表、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慢性病患病问卷、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DL)和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等为调查工具,综合评估陕西省农村老年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状况。采用Epidata3.0软件包建立数据库,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利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和Tobit回归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取检验水准为双侧0.05,即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现状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健康效应值得分为0.90±0.15,自评健康EQVAS得分为74.08±15.30。健康描述系统中,老年人出现问题维度的构成比由高到低依次为:疼痛/不适维度(27.15%),行动能力维度(15.95%),焦虑/抑郁维度(13.43%),日常活动维度(13.15%)和自我照顾维度(10.55%)。EQVAS得分中,71-80分组的老年人占31.30%,≤60分的老年人占25.28%。仅6.92%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在90分以上。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慢性病患病率为68.70%。常见慢性病患病率前五位分别为:高血压(27.67%)、关节疾病(22.59%)、冠心病(15.72%)、胃肠疾病(10.00%)、耳聋(7.81%)。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分为16.20±4.79。日常活动完全正常为65.80%,存在轻度障碍者占21.23%,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依赖者占12.97%。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睡眠质量得分为6.37±4.16,睡眠障碍发生率为32.93%。2.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影响因素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健康效应值受地域(陕北Β=0.034,陕南Β=0.027,P<0.001)、规律锻炼(Β=0.021,P<0.001)、子女孝顺(Β=0.015,P=0.003)、精神获得帮助有困难(Β=-0.02,P=0.009)、体重正常(Β=0.005,P=0.015)、应激或急性病(Β=-0.040,P<0.001)、食欲正常(Β=0.020,P<0.001)、饮酒(Β=0.018,P=0.019)、跌倒(Β=-0.021,P<0.001)、慢性病(Β=0.008,P<0.001)、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依赖(Β=-0.118,P<0.001)、睡眠障碍(Β=-0.032,P<0.001)的影响;自评健康受到地域(陕北Β=3.639,陕南Β=-6.942,P<0.001)、年龄(Β=-0.123,P=0.003)、居住方式(与子女同住Β=1.969,P=0.010)、经济负担(经济负担一般Β=-2.019,P=0.045)规律锻炼(Β=1.668,P=0.001)、子女孝顺(Β=4.813,P=0.007)、饮茶(Β=1.409,P=0.022)、跌倒(Β=-1.855,P=0.036)、慢性病(一种Β=-2.499,P<0.001;两种Β=-4.756,P<0.001;叁种及以上Β=-6.794,P<0.001)、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轻度依赖Β=-3.713,P<0.001;重度依赖Β=-13.009,P<0.001)和睡眠障碍(Β=-4.418,P<0.001)的影响。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保护性因素包括:与子女同住、无经济负担、子女孝顺、规律锻炼、饮茶、适当饮酒等;危险因素为:陕南地区、跌倒、慢性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损、睡眠障碍、应激等。结论:1.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不容乐观,女性较男性突出。生理方面,疼痛不适是其首要健康问题,此外躯体功能较差,慢性病高发,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依赖率高,睡眠障碍率高等问题严峻;心理方面,存在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社会支持方面,表现为社会功能低下,社交范围较窄等。2.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相关行为、患病和意外事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睡眠质量等。避免或降低可控危险因素的风险,扩大保护性因素影响,对提高整体农村老年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具有重要意义。3.建议通过全方位加强老年人文化与健康素养、提升健康价值与行为的认知实践,改进与完善农村老年人群卫生医疗保障机制,积极有效探索“医护养结合”的农村养老模式,建立防治健一体的农村老年群体卫生服务体系等,切实提升西部农村老年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促进健康中国战略的稳步实现。
卢怡帆[9]2014年在《中国农村老年人群抑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指出,在几乎每一个国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速度比任何其他年龄组都要快。我国老龄人口规模居于世界之首,同时也是全球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和威胁比其他国家要更为严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全球性的疾病负担的评估报告的预测,到2020年,在所有疾病中,抑郁症将成为第二位的高负担与失能疾病。老年人群作为弱势群体,与一般人群相比,其更容易出现健康问题,特别是精神情绪方面的问题。抑郁症是老年人群中非常常见而且非常重要的精神疾病障碍之一,对于老年人群的心身健康有着严重的损害。研究目的通过我国农村老年人抑郁情况及其分布情况的研究,了解农村老年人群抑郁状况及其在不同特征人群中的分布,探讨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基于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可行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及策略、措施的建议。研究方法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分析农村老年人群抑郁情绪及其影响因素。对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抑郁情绪及其分布情况等迓仃统计描述。米用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群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果1.农村老年人群抑郁均分为10.1271±6.29459,其中,男性9.1463±5.94945,女性11.04654±6.46907。女性抑郁比例大于男性,高年龄组抑郁比例大于低年龄组,中西部地区抑郁比例大于东部地区,未受教育的抑郁比例大于其他文化程度组,独居者抑郁比例大于非独居者,丧偶组抑郁比例大于未婚、在婚和离婚组。2.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是否独居、所在地区、是否吸烟、是否饮酒、睡眠时间、健康自评状况、四周患病情况、近一年是否住院、慢性病患病情况、身体不适(疼痛)情况、自评听力水平、自评记忆力水平、闲暇(社交)活动、日常生活能力(ADL)功能丧失情况、家庭收入水平、生活满意度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3.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种因素对抑郁情绪的影响,结果显示,性别、地区、是否独居、是否吸烟、身体有无疼痛、睡眠时间、四周有无患病、ADL是否丧失、是否患慢病、有无社交活动、自评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自评记忆力情况、自评听力状况对农村老年人群抑郁症状的发生均有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OR=1.628)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中国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相比,中部(OR=1.366)和西部(OR=1.481)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独居农村老年人相比,非独居(OR=0.802)农村老年人更不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不吸烟的农村老年人相比,吸烟(OR=0.827)的农村老年人更不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身体有疼痛农村老年人相比,身体没有疼痛(OR=0.398)农村老年人更不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睡眠时间0-4小时的农村老年人相比,睡眠时间4-6小时(OR=0.710)、6-8小时(OR=0.394)和>8小时(OR=0.321)的农村老年人更不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四周内患病的农村老年人相比,四周内未患病(OR=0.693)的农村老年人更不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ADL未丧失的农村老年人相比,已丧失ADL(OR=1.923)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未患慢病的农村老年人相比,患慢病(OR=1.387)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无社交活动的农村老年人相比,有社交活动的农村老年人(OR=0.844)更不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自评健康很好的农村老年人相比,自评健康很不好的(OR=1.991)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听力极好的农村老年人相比,听力很好(OR=1.865)、好(OR=1.679)、一般(OI-2.377)、不好的(OR=2.287)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记忆力极好的农村老年人相比,记忆力很好(OR=1.321)、好(OR=3.228)、一般(OR=1.489)、不好(OR=2.624)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与对生活极其满意的农村老年人相比,对生活比较满意(OR=1.855)、不太满意(OR=4.809)、一点也不满意(OR=11.931)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结论及建议为预防和控制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及其对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影响,政府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老年精神卫生保健服务和保障体系,加大对养老服务业的财政扶持力度,重点关注社会弱势老年群体,加强对乡村医生的培训与教育；社会层面：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广泛动员社会开展敬老、爱老的社会活动,为农村老年人创造更多运动设施条件和活动场所；家庭层面：充分发挥家庭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作用,子女不仅要在物质方面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更应注重精神关爱；老年人自身：老年人应自觉了解心理卫生保健知识,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加强人际交往与沟通,养成规律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增进身心健康。
潘欣欣[10]2016年在《社区汉族老年抑郁症现患情况及相关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目的:调查乌鲁木齐市社区60岁以上汉族老年抑郁症的患病情况,分析老年抑郁症发生的可能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针对老年人的卫生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从乌鲁木齐市分层随机整群抽取两个行政区共计8个社区的汉族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流行病学方法,应用老年精神状况量表(Geriatric Mental State Sc hedule,GMS),由统一培训的6名调查员对老年人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并运用GMS配套的计算机诊断系统(the Automated Geriatric Examination for computer as sisted Taxonommy,AGECAT)对调查的老年人群进行病例诊断,最终由精神科医生进行临床诊断。在此基础上对可能影响老年抑郁症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在课题设计、调查、数据录入叁个阶段采用相应的质量控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混杂因素对研究准确性的影响作用。结果:1.本次共计调查801名乌鲁木齐市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老年抑郁症患病率为5.6%,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为2.3%,其中女性老年抑郁患病率为7.8%,男性老年抑郁患病率为3.0%,男性、女性老年抑郁患病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性别、宗教信仰等进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共有8个变量与老年抑郁的发生相关,其中有宗教信仰(OR=11.961,95%CI=1.633-27.624)、负性事件数量(OR=10.389,95%CI=1.805-29.786)、自评健康状况差(OR=21.270,95%CI=1.687-48.234)、癌症(OR=14.111,95%CI=4.636-36.164)、视力受损(OR=8.309,95%CI=4.314-18.324)为老年抑郁的危险因素,而性别(OR=0.105,95%CI=0.013-0.867)、健康改变(OR=0.030,95%CI=0.002-0.450)、自评乐观(OR=0.105,95%CI=0.018-0.603)为保护因素。结论:1.乌鲁木齐市汉族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较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乐观2.老年抑郁发生的影响因素较多,其中有宗教信仰、负性事件数量、自评健康状况差、癌症、视力受损是老年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而性别(男性)、健康改变和自评乐观为保护因素。
参考文献：
[1]. 农村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D]. 张秀军. 安徽医科大学. 2003
[2]. 睡眠与高血压代谢风险及靶器官损害相关性的流行病学及表观遗传学研究[D]. 裴非. 吉林大学. 2017
[3]. 社会联系、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情绪问题相关研究[D]. 胡宓. 中南大学. 2012
[4]. 农村老年人自我忽视的评定、影响因素及其对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D]. 赵媛媛. 安徽医科大学. 2016
[5]. 郴州市老年人伤害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春艳. 中南大学. 2014
[6]. 安徽省某农村地区老年人生活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陆珊珊. 安徽医科大学. 2016
[7]. 中国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患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的调查研究[D]. 岳伟. 天津医科大学. 2016
[8]. 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群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D]. 肖婷.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2018
[9]. 中国农村老年人群抑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卢怡帆. 山东大学. 2014
[10]. 社区汉族老年抑郁症现患情况及相关因素研究[D]. 潘欣欣. 新疆医科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