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辉[1]2004年在《政治经济的互动与中美关系》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在90年代的迅速发展，使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国际关系出现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这种新特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中日益显现，并于90年代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中美关系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意味着什么？这种新特征有何根源和动力，能否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长期性规律？对我们寻找稳定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基轴、扩大中美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有何意义？论文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有机互动的辨证统一的原理，适当地吸收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合理成分，围绕中国市场化与对外开放，侧重于分析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理论观点和研究结论：（1）．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巩固了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地位和作用的上升，出现了“强经济—强政治”有机互动的特征（论文创新之处），使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趋势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日益突出。政治经济有机互动的客观条件有两方面：一是国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经济全球化提升了经济在国家生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和政治意义，经济的政治功能扩大和强化，甚至转化为具有协调和控制国家全局利益关系的政治；二是经济全球化又是在一个由民族国家体系构成的国际社会中进行的。由于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残酷性，国家利用一切的政治手段为经济福利服务，使政治的实现人类福利增长的经济功能强化。政治与经济有机互动的本质和动力机制在于政治与经济具有对利益吸取的共同性，政治与经济互为手段与目标，互为因果，以实现国家利益组合的最优化；这种互动是通过市场与国家途径实现的。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这种市场化的政治反映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新的生产方式使国际社会由一个强权政治的社会逐渐进入到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相互依赖关系影响着国家利益、国家行为方式和国际关系；（2）．中美关系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不明显到９０年代的日益突出，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特征。这是“强经济—强政治”的有机互动作用于中美关系的具体外在表现。“强经济——强政治”有机互动能够作用于中美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叁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强经济—强政治” 的有机互动能够作用于中美关系起了客观的推动作用；二是中国政治目标“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市场化与对外开放，提升了经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为经济因素在中
陈丽颖[2]2017年在《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研究》文中提出国家间的信任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基于国际关系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国家决策者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国家间互信既是一种心理状态,也可以是一种对外政策。它从信任的概念而来,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说,系统的研究国家间互信的影响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复杂作用有助于丰富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要流派的微观基础;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说,这一研究有助于把握国家间关系的实质和规律,特别有助于中国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政策。本文主要从叁个维度展开国家间互信的理论研究:理性选择维度、情感心理维度和文化认同维度。本文用1967-1979年中美关系从对抗、孤立到缓和与合作的进程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验证这叁个维度在中美两国互信形成和维持的体现。国家间互信理论中的理性选择主要是指决策者通过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界定,分析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外在第叁方威胁因素,进行一系列的信号传递和反馈,以实现自身的目的。这一的维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信任研究的理性选择路径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首先,信任理论中的理性选择学派认为信任几乎等于合作。行为者通过对对方的能力和过往行为的评估,如果可以对对方产生积极预期,认为对方的行为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才会信任对方。其次,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是以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假设的,它认为国家必然追求权力和安全。其中,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间不存在信任,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某些条件下,国家间可以互信并且合作。然后,本文结合了信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得出结论:国家间通过多次的信号传递和反馈进行重复博弈,表达自己的意图,了解对方的意图,计算双方的相对实力,最后可以互相形成对对方行为的积极预期,也就是相互信任。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第二个维度是情感心理维度。这个维度里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方面,国家政策的决策者个人的性格特征和情感状态会影响其对其他国家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两个民族之间的情感链接程度也会影响国家之间的互信关系。信任理论中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和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心理研究共同成为国家间互信理论中情感心理研究路径的理论基础。从决策者的角度看,乐观、宽容、理想主义的决策者更容易对其他国家的产生积极预期。而决策者之间的良好的情感关系(对对方的尊重、体谅、欢迎等行为)有助于其产生信任对方国家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两个国家的民众之间有较好的互动历史,因而产生的友好的关系会有助于国家间互信的形成和维持。国家间互信的第叁个维度是文化认同维度。两国之间的国际信任水平受到民族主义文化和总体信任文化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而总体信任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国际信任水平一般也较高。国家间互信的文化维度更多体现在两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对互信关系的影响。两国的文化传统越接近,彼此间建立信任的可能性越大。文化因素对国家间互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会影响彼此行为关系中信号的传递方式和理解方式;二是文化活动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了解,有助于形成国家间互信。在案例分析部分,中国和美国在1967-1979年之间关系缓和的进程中贯穿了两国之间互信形成和维持的过程,体现了互信理论的叁个维度是有机统一、互相建构的。中美两国的缓和,是双方的决策者从国家的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对各自的实力和意图进行了计算,并认识到共同的第叁方威胁,通过不断的信号传递和反馈,建立了初步的互信。同时,双方在交往中不断增进情感关系,在决策者之间和民众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共同情感。在中美互信形成的过程中,双方在利益上的分歧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关系经历了停滞甚至倒退。最终,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审时度势,在交往中增加了了解,对彼此的关切也有更深的理解,形成一定的共同利益和情感纽带,并对文化差异能够求同存异。中美缓和进程在国家间互信的叁个维度的共同影响下,两国之间从试探开始,经历了波折,最终实现了关系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互信。国家间互信理论的叁个维度的关系如下:首先,这叁个维度不依赖于彼此而存在,但是国家间互信的产生至少需要其中的某一个因素。理性选择基础的互信是国家间在一定情境下,对彼此相对的力量和信号的交换产生的。情感心理基础上的互信是决策者和民众之间通过不断的互动交流,对彼此的品质产生积极的评价以及情感链接而产生的。文化互信是由于国家间在文化上的同质性产生的,信任文化的相似程度也有助于文化上的互信。其次,国家间互信的理性计算的信任是国家间互信的基础,情感上的互信可以帮助双方建构共同利益,也就是巩固理性基础上的信任。但是,国家间长期缺乏利益上的共同点,会损害情感上的链接。而文化上的互信可以显着的改变理性计算和信任的内在倾向,它可以产生一种范围更深、程度更广的互信。文化上的信任也有助于国家解读理性的信号传递,建构理性的信任。另外,文化上的互信也有助于情感上的认同,培育决策者和民众之间的情感信任。可以说,文化上的互信是最稳定和最坚固的一个维度。最后,国家间互信的叁个维度和互信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性计算基础上的信任最普遍,可以说一种初级信任,并不是很稳定,是情境型的。具有情感心理维度的国家间互信可以说是一种中等程度的互信,它需要一定的理性互信为基础,但又不完全依赖于理性计算而存在。具有文化维度的国家间互信是一种信任的较高程度,这种信任的稳定性也是最高的。所以,国家间的高层次互信需要同时具备理性共同利益、情感链接和文化认同这叁个维度。这种类型的互信中的叁个维度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
雷晓艳[3]2015年在《报道框架、国家形象与新闻生产：《华尔街日报》的涉华报道研究（1979-2013）》文中研究说明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家形象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范畴。过去关于美国媒体的中国形象研究,多侧重于从文本的角度探讨中国形象“是什么”,很少从“框架构成”的视角深入探悉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至于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形象的生成机制,更是凤毛麟角。本文以《华尔街日报》为研究对象,以框架理论和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抽取中美建交35年以来与中国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领域相同或相似的主题报道,探讨《华尔街日报》在四大议题上报道框架的差异以及由此建构的中国形象及其生成机制。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和理论基础,介绍中国形象和框架研究的现状,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第一章分析《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经济形象的建构。通过对中美经贸摩擦叁个个案报道框架的考察,发现中国经济形象经历了经济维度的认知、意识形态与国家行为维度的认知以及国家安全维度的认知叁个阶段。在经济维度认知时期,中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还不足以威胁美国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与国家行为维度的认知时期,中美经贸关系被极大地政治化了,非经济因素渗透进了经济交往领域中,中国经济形象开始出现负面观感；在国家安全维度的认知时期,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以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扩大,中国经济被认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之一,中国经济形象的负面感也随之加强。第二章探讨《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政治形象的建构。与经济形象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华尔街日报》在民主、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这叁个观察中国政治形象的维度上,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民主,中国存在对宗教自由的压制情况,中国公民的言论不自由,建构出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形象。随着人权等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逐渐边缘化,美国媒体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越来越淡化,但是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仍在长期存在,中国政治形象的负面性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消除。第叁章考察《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安全形象建构。在美台军售这个观察中国安全形象的维度上,“中国军事威胁论”是《华尔街日报》涉华报道的主基调。有关美台军售问题的五个个案中,中国军事力量增长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地位的威胁、对台湾民主社会的威胁论调交替出现,但美台军售问题始终能在维系中美关系的框架内解决。第四章阐述《华尔街日报》的中国领导人形象建构。国家领导人通常被视为一国外交形象的“名片”。通过对中国四代领导人、四次访美报道的报道框架的梳理,发现中国领导人形象发生了四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邓小平访美时期,中国领导人以“政治权威”、“务实”、“亲民”的形象出现,颠覆了美国人自1949年以来对中国领导人形象的负面看法；第二次发生在江泽民访美时期,中国领导人是“诚恳”、“亲和”的形象,但对人权议题的关注使得中国外交形象的负面因素开始呈现；第叁次发生在胡锦涛访美时期,中国和平崛起,中国领导人是“谨慎”、“务虚”、“个人化色彩降低”的形象；第四次发生在习近平访美时期,中国的领导人是积极、主动、自信,开始寻求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形象,中国外交形象的正面因素增加。第五章是《华尔街日报》中国形象的生成机制分析。运用新闻生产过程影响阶层模式分析了影响中国形象及其报道框架的个人因素、媒介组织层次因素、媒介组织外部因素、社会系统因素。《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本文最后得出结论：一、《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负面主导的多元复杂的综合体。在中美关系不同的议题领域、不同时期,中国形象的内涵及构成也不尽相同。同一个议题在不同的领域,其建构的中国形象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二、《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个体一媒介—社会多重复杂因素互动的产物。
宫若涵[4]2011年在《中美自由贸易的基础与障碍》文中研究说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和摩擦问题逐渐浮出水面,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贸易问题更成为两国关系向友好和深入合作发展的一个障碍。与此同时,政界和学界也出现了在中美两国间开展自由贸易的呼声,其方式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按照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区域一体化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可避免,而如果在贸易领域有着很高相互依存度的中美之间开展自由贸易,从长远上会给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利益。本文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两方面探讨中美开展自由贸易的基础与障碍。在经济因素的分析中,主要参考《澳大利亚——印度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联合研究》的框架,指出虽然两国经济具备较高互补性和依赖度,但仍有阻碍,如产业结构的竞争性、中国的高关税水平和服务市场的相对封闭,以及美国对部分产品的出口管制。在对政治因素的剖析中,指出虽然中美政治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由于国际体系的固有特点、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的冲突、以及政治文化的差异,两国的信任程度低。文章的结论是:由于特定经济原因和政治因素,两国在目前以及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具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政治因素起主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两国的贸易政策,而国家利益与战略则是最根本的政治因素。然而,这并不表明中美在未来也不能够推进自由贸易,而是要看当时两国是否克服了上述困难。
窦卫霖[5]2011年在《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官方话语具有表达政治观点、宣传政治理念、形成舆论导向、建构民众心理的重要作用。在外交事务中,官方话语是表达国家立场、改善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正确有效地解读别国的官方话语,是避免信息误读、误解和误判的前提,正确有效地使用本国的官方话语,是表达好国家意见或意志的前提。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理好中美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影响和决定两国关系的因素当然首先是国家利益,以及其他重要因素,比如意识形态、国际责任等等。但是消除误解、积极而有效的沟通对促进两国关系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可能举足轻重。话语是交际工具,话语的使用直接反应双边关系的敏感神经。在中美两国的跨文化官方交往的文献中,记载了许多因忽视对方文化背景、未能准确使用话语而造成误解甚至严重后果的例子。长期以来,中美问题的相关研究多数是外交学、国际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专属,很少有语言学研究者的介入。可喜的是,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政治话语、媒体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出现了运用批判话语分析研究政治话语的新潮。据文献查阅,国内语言学界在语篇批判话语分析方面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目前研究政治话语的学者主要来自两个领域:语言学和传播学。语言学者的研究往往局限于话语字词句的研究,对话语衍生意义的解释不足;传播学者的研究则过于强调传播的技巧和方式,忽视了话语本身。对中美官方话语的文化意义的比较和实证研究非常匮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2006)在语言类中指出:“从整体上看,相当一部分论文是转述性的,原创性不够;讨论翻译问题的所占比重过大,较少进行语言对比研究。今后应加强理论和语言事实两方面的研究,在语言比较研究,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十一五’期间,我国语言学界要密切关注国内外语言学研究的新进展和社会语言生活的新动向,在充分发掘和利用本国语言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学科理论建设;要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大力提倡学科融合和交叉学科研究。”本论文“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研究”就是根据这一指南精神,力图根据基本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原则,利用中美国官方话语资源,进行多维度的综合比较研究,希望通过这种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为拓展学术视野,弥补跨文化官方话语比较实证研究的不足,提高我国对外官方话语的效能起到推进作用。所谓官方话语,是指国家领导人、官方文献或官方发言人发表的正式观点,代表政府和国家的立场,表达国家的意愿和意志。也就是说,官方话语是官方机构或官方人物在官方场合使用表达官方意愿的语言,是一种包含具体目的的、受制于一定政治文化的语言的具体使用。官方话语的英语翻译为governmental discourse。官方话语涉及面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话语等不同领域。话语和权力之间具有相互建构的关系,权力制造话语,反过来,话语巩固并再造权力。争夺话语方面的支配权是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实践的重要内容。进行这一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深入把握话语内在的文化意义,正确地理解他国官方话语的深层含义,成功地运用话语策略,促进国际交流,增强文化软实力。进行这一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官方话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更迅速准确地理解双方的官方话语、避免误解、加强沟通的有效性,提高沟通策略运用水平。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的形势下,深刻把握官方话语的文化内涵并成功地运用话语策略,恰当地使用话语工具,可以起到政治和军事力量起不到的作用。我国的对外传播还远远跟不上快速崛起的大国形象,中国的官方话语急需加强宣传力度和提高有效性。深入官方话语效能研究,巧妙运用话语策略,对提高我国官方话语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性和影响力,对提高我国官方话语的有效性和感染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官方话语是官方机构或官方人物在官方场合用来表达官方意愿的语言,所以在分析官方话语时不仅要考虑抽象的语言系统,而且要把重点转向实际运用的环境——语境。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是从文本的词汇、句法、语用、语篇等语言表面层面到语域、语境、意识形态等政治、社会、文化深层层面。学者们对语境的定义和种类有很多阐述,其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M.A.K. Halliday (1976)把情景语境与语言特征有机地联系起来,提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由语场(field)、语式(mode)和语旨(tenor)组成,认为与这叁者的特定值(particular value)相联系的语言特征可以构成一个语域(register)。“语域对应语篇语料不再具有语义上的对应性,而只是在语篇的题材、风格、使用场合、使用对象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苑春鸣,田海龙2001)从该意义上说,官方话语语篇便是语域或篇章类型的研究语料。英汉官方语篇所表达的具体意义不同,但在语篇的体裁方面具有一致性,如政治家的演讲、答记者问,政党的宣言、标语口号及宣传材料等,从而使得这两种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官方话语语篇之间存有极强的可比性。论文研究表明,中美官方话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本研究的重点是比较两者的差异。基于文献研究成果和观察,该论文的假设是:中美官方话语的差异会在语言各个层面得到反映,尤其是在词汇、语用和语篇层面。话语的不同表达方式潜移默化地构建不同的思想观念。中美官方话语在语言层面上的差异背后反映出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而且,中美官方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都会使用一些不同的话语语用策略,这同样也必定深受各自不同的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中美官方话语及其策略差异必定以服务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为前提;如果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价值观也将服从于国家利益。作者通过中美官方话语文本的比较分析力图回答以下问题:中美官方话语有哪些特征及其异同?中美官方话语在词汇、语义、语用和语篇方面表现出哪些语言差异?这些语言表面差异的背后反映出哪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美官方是如何运用话语策略建构观念并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不同的话语策略是否也受各自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从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启示以提高我国话语策略的有效性?本论文以中美官方话语为研究对象,研究主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论文研究的语料来源于国家政府首脑、高级官员、政府发言人或国会议员等在各类正式场合发表的讲话、声明、言论、签署的重要文件,两国政府各自或共同发表的文件、报告、公告、声明等。收集渠道包括政府文献、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网络、专题数据库等。所有语料均为公开发表的口头和书面文字资料、公开发布的声像资料。对语料进行比较分析时,以语域对应、语篇体裁一致性为原则,如国家首脑的演讲、发言人答记者问,官方文献、白皮书、政党的宣言、标语口号及宣传材料等。可见,中美官方话语所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表现形式和渠道多种多样,本论文只能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题材和体裁进行比较分析。从语言交际学的角度看,本研究限定在语言上的交流(verbal communication)之内,不包括非语言的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论文结构由七章组成。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说明中美官方话语文化比较及话语策略研究是如何提出的,界定相关概念,阐述该研究的对象、内容及研究方法,提出研究目的和意义,最后说明该论文章节结构。第二章通过文献综述阐述本研究的理论依据。由于中美官方话语比较研究的特征决定了本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所以作者以社会建构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以批判话语分析为方法论基础,注重比较研究和基于语料库的定量分析,将主要从建构主义的语言观、批判话语分析、比较语言学等方面综述相关的理论。第叁、四、五章为本论文的主体,分别对中美官方叁种主要体裁的话语进行比较分析,即最高领导人演讲话语、官方发言人话语、国家白皮书文件话语。每章比较分析的语料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适合分析的语料,根据不同体裁的文本特点侧重从词汇、语义、语用、篇章或修辞等的某些方面具体分析中美官方话语的差异,以及这些异同反映的文化特征差异。第叁章选择了中美最高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作为分析语料,此语体严肃、正式、庄重、规范,基本上都是事先精心准备好的正式文本。本章节的比较分析侧重从词汇的运用、引语的运用和句法语篇等方面进行,并从语言层面的差异挖掘领导人话语如何构建各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第四章的分析语料是官方发言人在答记者问题时的话语,对话性较强,分析重点放在语用层面,比较两国发言人在运用闪避策略、模糊限制语、委婉语等语用策略上的差异及其社会文化原因。第五章的中美官方文件话语分析选择了中美国防白皮书和人权白皮书,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的框架分析这些文本在主题词运用、分类描述以及语篇结构等方面的话语特征及其背后反映的意识形态。基于以上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分析,作者把关注点转向中国官方话语的对外宣传上,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环节是翻译问题。所以,第六章探讨官方话语翻译的有效性问题,从官方话语的特征对翻译的要求以及翻译的目的论出发阐述官方话语翻译要以翻译的有效性为最终目的,通过有关中国官方口号有效性的一项实证研究具体讨论中国官方话语对外翻译中妨碍有效性的因素,再以词汇翻译的文化内涵性为例说明文化因素在体现官方话语翻译的有效性中起着关键作用,并对提高中国官方话语对外翻译有效性的策略问题提出个人建议。第七章总结研究结论、启发及建议,提出要从关系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建设的高度重视官方话语的策略研究与运用,以提高我国官方话语的主导性和影响力。最后指出论文的局限以及今后进一步进行这项研究的前景。本研究的比较分析结果基本上验证了作者的假设,证明中美官方话语无论是国家领导人和发言人的口头话语还是国家文件的书面话语,也不论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不同话题内容,都表现出两国官方话语的一些特征和运用差异,都反映了中美官方话语一些从语言表面差异到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深层观念的差异。官方话语具有以下主要特征:官方话语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和意识形态性;官方话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性;官方话语具有严谨的规范性;话语策略的运用也是官方话语的显着特征。中美两国由于各自国际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中美官方话语的差异揭示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官方话语构建国家身份。官方话语是一个国家身份的象征。如中国人权白皮书与美国总统的人权宣言体现了两国在国家角色、思维习惯和地位上的明显差异。美国在人权问题的表述上体现出美国历史上的“美国超越论”,是“美国梦”理想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的延伸,也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国家角色的体现。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看法,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反对外国入侵的历史观,也是中国作为第叁世界中负责任大国反对霸权主义国家角色的集中体现。再如,通过对中美两国国防白皮书的文本分析和话语实践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国防白皮书是构建国家身份、对外宣传的一条重要渠道,其政治功能在于建立、维护和改变与其他国家的权势关系,并构建自己的国家身份。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努力构建热爱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国家形象和身份,美国则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全球战略利益的霸权国家。第二,官方话语体现意识形态。官方话语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这是由官方话语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即是权力(power)的反映。语言行为一旦表示权力,即成为潜在的政治行为,自然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本研究表明,中美政治文化无论是来源还是基本要素都有着非常显着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双方持有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些差异自然也反映在中美两国的官方话语系统中。中美两国的官方话语都非常重视对本国文化的宣传和渗透。论文比较分析了中美领导人国际演讲中互文性现象的异同,研究结果发现两国领导人演讲中的互文引述从引语内容到引语来源都存在明显不同的倾向性,旨在为不同的政治目的服务。就引文的功能和目的而言,除特殊的几次演讲外,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其国际演讲中均更倾向于引述演讲者所代表国家人士(知名人士或普通百姓)的话语;在内容上,美国领导人侧重宣传“美国梦”思想,比如自由,平等,民主等等;而中国领导人的演讲中频繁引用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比如民为贵,民为本,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等。研究表明,在政治家国际演讲中的引文已全然不是单纯的引语,引语的选择是国家领导人传播本国思想意识的一种有效工具,他们利用互文来表达其所代表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旨在向世界宣传本国的核心思想。第叁、官方话语服从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但意识形态的适用也是有条件、有选择的。“双重标准”、“两种话语”就是这种选择性的表现。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意识形态就要服从国家利益。作者通过比较分析中美政府发言人的闪避策略的不同风格也发现,其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中国和美国一直是朝鲜核问题的利害相关国,在朝鲜半岛上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考虑。但由于在地理位置、历史渊源上的重大差别,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考虑既有重合之处,也有对立的方面。中国最关注的是保持朝鲜的稳定,不赞成美国通过武力威胁迫朝弃核的建议。所以中国政府发言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直接冲突,从而更多地采用闪避回答方式。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却是希望彻底根除朝鲜的核存在,并且希望无事生非,不惜使用武力。所以他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明显采取的是直接的挑战性的回答方式。总之,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个链条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核心或终极归宿点,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既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当然内容,也是外交政策制定、实施和修正的逻辑原点,自然反映在官方话语中。第四、官方话语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影响官方话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各国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等物质因素,而且还包括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宗教信仰以及政治文化等观念因素。在上述观念因素中,传统文化因素对官方话语的影响深厚。通过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演讲的比较分析发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演讲在语旨的正式程度、避免直接称呼程度和可理解程度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汉语语篇以正式程度、避免直接称呼程度高、可理解程度低为特征,而英语语篇则以正式程度、避免直接称呼程度高、可理解程度低为特征。这些不同层面上的差异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在避免直接称呼上的明显差距体现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不同文化。中美两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两国的对外政策和官方话语。第五、话语策略的运用是提高官方话语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中美两方为了实现特定的交际意图,都十分注重语用策略,往往有意采用各种语用策略来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尽管在采取的策略方式上有些差异,但总体而言,本研究中的官方语言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采用语用策略的政治修辞。官方语言常用的语用策略包括闪避回答问题、使用模糊限制语、使用模糊词语、采用隐喻、委婉语等修辞手段。中美官方话语在这些语用策略上都反映出不同程度的差异。第六、可接受性是提高官方话语翻译效能的重要条件。笔者利用在剑桥大学访学一年的机会,以中国官方口号翻译的有效性为例所做的一项实证调查研究说明,中国官方官方话语翻译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与在世界各国得到认可的程度。作者认为,官方话语翻译要考虑的特征,以能否用一种目的语读者可接受的方式有效地实现原文作者意识形态意义的传达为衡量翻译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官方话语的翻译要以其翻译的有效性为目的,掌握官方话语的文化内涵意义是提高翻译效能的重要条件,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是提高翻译效能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中国面临着如何重新向世界表述自己的挑战,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重视官方话语的策略运用,绝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或礼貌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研究我国官方话语的效果,构建恰当、得体而准确的官方话语,是一个关乎中国如何跟世界共处,中国在崛起之后如何和平应对新的世界形式的重大课题,要从关系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建设的高度重视官方话语的策略运用,向世界展示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和谐”的中国国家形象。近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研究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加强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也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但这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对滞后,跟不上国家对外宣传总体战略发展的需要。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几条原则:一要整体谋划,顶层设计。官方话语反映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观念态度的变化,反映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的姿态。官方话语的运用要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内外政策结合起来考虑。国际话语权其实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拥有了国际话语权谁就能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本国利益。作为当今发展中大国,中国应掌握在国际舞台上多一些的话语权,发出更大的中国官方声音,让世界更多地了解和理解真实的中国。我们要从整体上谋划,从顶层上设计,加强“我要说”的意识,提高“怎么说”的策略。我们需要研究话语中的身份以及相关政治行为的表象,关注话语意义缺失和理解差异问题。在定义自己身份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一些存在争议的历史问题的阐述或是对新理念的解释等,决策者需要充分考虑自己和其他国家间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在必要时我们需要对这些意义缺失或理解差异做一些必要的补充,使相关的表象更加完整。而对于国家间的相互表象,国家首脑、外交部、涉外媒体等官方语言的表述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领导人讲话、官方文件、官方报告的起草和发布方面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国外也是非常关注的。在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我们如何使用国际具有共识的价值观和容易理解的话语表达我们的主张和思想,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大的空间。二要系统协调,形成机制。我国领导人讲话、官方文件、官方报告的起草和发布有很完毕的系统,但在运用于国际交往、国际宣传方面,统一协调、整合资源方面显然有很多可以改善和加强对地方。我国官方话语在对外发布、对外宣传时,怎样组织、怎样翻译、怎样反馈、怎样改进,现在有不少部门关心,但系统整合、专门研究的部门不明确,责任不清晰。如对外大众传媒上的外文翻译虽然有中外专家审核,但经常出现不同的说法或表达不准确的地方,容易引起读者的迷惑。国家对官方话语翻译的有效性缺乏跟踪调查、不断论证改进的机制,虽然近年来国家各级社科研究中加大了对国外报道与国家形象以及对外宣传研究的资助,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对相关成果的技术转化与应用、统筹整合与深化等,显然存在需系统协调、形成机制的问题。为此,应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把官方话语的运用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予以加强;建立专门的协调部门,负责统筹考虑官方话语研究、使用、改进工作,负责行政、媒体、内外的协调;建立专门的信息反馈渠道,定期、定点、定对象了解国外受众对我国官方话语的认知和态度,提供系统改进建议。叁要关注细节,巧用策略。在交往过程中语言策略的运用与交往的成功有很大关系,官方话语尤其如此。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意图,政治家和新闻发言人都会很注意语言策略的运用。成功的话语策略对增强政治说服力、心理感染力和情绪煽动性会起到很大作用。而不注意话语策略则会降低宣传效果,甚至产生负面的后果。本研究中的官方语言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为为达到特定目的而采用语用策略的政治修辞。官方语言常用的语用策略除了本研究讨论的闪避回答问题;使用模糊限制语;使用模糊词语;采用委婉语、隐喻以外,还常出现操纵代词,采用矛盾说法;采用修辞性问句;采用反语、同义反复等修辞手段;采用预设;使用谚语以及避免提及所指对象等。为了提高我国官方话语翻译的有效性,需要注意叁个要点:把握本质、顾及全面、注意修饰。即翻译有效性的前提是准确地把握官方话语的本质,力争使官方话语的翻译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都能真实地传递我们想要表达的信息;在把握本质的前提下,考虑到译文读者所欠缺的语境知识,有时需要提供官方话语的隐含内容;为了更全面准确地传递官方话语的涵义,还应该注意目语的表达习惯和逻辑思维特点,选词要精确。这些语用策略和翻译策略都有助于提高中国官方话语的有效性、主导性和影响力。本研究研究成果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论文的部分研究内容先后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其中《对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话语分析》被《新华文摘》2009年第19期全文转载。作者多次在国内外相关研讨会上宣讲本研究的部分成果,如: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俄罗斯莫斯科管理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举办的国际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国内会议如浙江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以及天津商学院召开的多次当代中国话语研讨会、全国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等,笔者的大会发言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好评。最近清华大学为百年校庆由传媒学院召开的跨文化传播在京圆桌会议上,本研究得到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认为笔者从官方话语传播策略的角度研究当前对外传播的问题非常符合当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和激励提倡的研究导向,很有针对性,其研究成果对决策也很有作用。并多次诚恳邀请笔者能参与该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战略研究》(2010-2012),并担任子课题《政治话语及传播效果的案例分析》的研究,还建议将现阶段性成果以《成果要报》或《外宣研究与参考》等形式报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这些都是笔者现正在做的本研究的延续课题。
刘恩东[6]2008年在《中美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社会的宏观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随着近年来改革的不断深化,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的不断推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进入了关键时期,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同质性单一社会向异质性多元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重构成为转型时期最重要、最深刻的变化。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活跃在社会生活中,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善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利益集团数量最多的国家,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随处可见。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几乎渗透到所有的政治领域和政府部门,它们不仅对立法机关施加影响,也对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施加影响。分析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及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可以为深入探究利益集团对中国政府决策的影响途径及影响程度提供可资借鉴的指导性意见,为整合和引导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寻求适当的路径与措施,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主要对中美利益集团的概念和特征进行阐述和比较。在这一章中,试图通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及中国学者对利益集团概念的界定,分析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利益集团概念的共有内涵及外延。在此基础上,对中美两国的利益集团的不同特征进行阐述和比较,分析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发展阶段及历史传统对利益集团特征的影响,并着重总结社会转型期中国利益集团所具有的特征。第二章以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视角,审视在不同理论框架和理论视野中国家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两种理论视野中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国家机制与社会的运作角色的深入分析,寻找政府或国家机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联系的正确途径。作者认为,以美国利益集团为代表的多元主义政治参与模式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在综合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现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公民社会发育的现实基础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法团主义是现阶段中国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模式选择,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建设和民主政治的进程。第叁章主要通过对形成中美两国利益集团及利益表达制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政治文化进行分析比较,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挖掘中美两国利益集团行为倾向性的内在根源。本章在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特性及美国政治文化主要因素及特性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政治文化对中美两国利益集团利益表达行为的影响。作者的主要观点是,政治生活中各种制度和行为倾向性的背后都有来自政治文化的支持。总的说来,美国政治文化对于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塑造功能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它建构了利益集团的身份,使利益集团在某种政治文化氛围的引导和塑造中,形成了其内在的价值偏好。二是它为利益集团处理问题提供了意识模式,规范支配着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选择,决定着利益集团在美国特定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取向,使个体的政治角色与政治体系建立了一种具有规范化、理性化特征的社会联系。中国利益集团的行为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很大影响,在社会转型期,利益集团的行为又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与美国政治文化所塑造出的利益集团政治行为特征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别。论文第四、五、六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其中,第四章主要从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角度,对中美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对象、影响方式、地位与作用等方面进行比较。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社会转型期利益集团对中国政府决策兼具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意义。第五章主要从决策体制、影响对外决策的主要利益集团及利益集团影响对外决策的新趋势等几个方面对中美利益集团对政府对外决策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利益集团对两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了评价。在从利益集团影响对外政策的宪政体制背景、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利益集团、冷战后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新趋势等叁个方面进行理论阐述与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对美国利益集团影响外交决策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作者提出了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和作用仍较多地表现为“间接的和分散的”特征;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介入使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也成为民主政治过程;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利益集团使美国外交政策在特定时期体现出“私有化”的特征;应以动态性的观点来看待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等一些具有指导价值和借鉴意义的观点。在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决策体制的变化特点、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利益集团进行阐述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利益集团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如改革开放后,利益集团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一些机构成为影响对外决策的新利益行为主体;中国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非理性民族主义利益集团的制约和影响;网络在利益集团影响外交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等观点。最后,与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评价相对应,本章对利益集团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也进行了评价。作者提出了一些较具新意的观点。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决策体制的变化为利益集团影响外交政策创造了条件;目前利益集团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利益集团将会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目前利益集团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是间接的、有限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利益集团对中国外交决策造成了非理性的影响等观点。为增强论文的现实指导意义,进一步剖析利益集团对中美两国国内政策制定及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与作用,第六章主要以利益集团与美国知识产权政策、军工复合体与冷战后美国的对台政策、中国加入WTO过程中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为视角和主题,着重进行实证分析与研究,分别就美国知识产权利益集团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军工复合体对冷战后美国的对台政策的影响、国内利益集团对中国加入WTO过程中政府决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动态的政治过程微观分析的视角剖析了利益集团与中美两国政策制定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第七章通过对中美利益集团规制制度环境的比较,对我国利益集团规制的主要问题的分析及中美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比较分析后,作者提出,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不断加剧,如何确保利益集团的健康发展并加强对利益集团的规制问题,已经成为政府面临的紧迫课题。为此,作者提出了明确政府主导者和协调人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规制模式;对利益集团的规制与管理,逐步从政府选择模式向社会选择模式转变;进一步加强有关利益集团的立法,强化利益集团规制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完善的利益集团规制法律体系,为利益集团的监督与规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等建议。同时,作者还提出,作为社会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充分发挥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作用,也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探讨的重要内容。在结语部分,作者认为,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和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在社会转型期,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对此,我们应正视现实。如何趋利避害,发挥利益集团对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积极作用,减少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为此,在结语部分,作者提出了解决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与措施,如力避将利益集团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加强政府能力建设,建立并完善政府主导型的利益整合机制;进一步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在强化政府权威的同时,建构“良性互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使政府成为“融入社会的政府”;正视利益集团的客观存在及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功能作用,在对其加强监管的同时,给予利益集团来自政府的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以良好的社会价值观塑造利益集团及其成员的社会责任和公共精神等观点。
帅建林[7]2010年在《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问题。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中美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和政策建议等等,国内外研究颇丰。但长期以来,在实践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个案处理和应对。在学术界,专家学者们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现象、特征、成因以及应对措施和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本文认为,应该从更深层次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本治而标自愈”；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目标、路径和终极目的是为防止贸易摩擦和/或为已经发生的贸易摩擦构建富有弹性的协调处理机制,保持摩擦各方静态和动态的经济结构性互补,实现贸易共赢,从而确保中美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关于中美贸易摩擦治理问题,本文实现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过程治理”并重的思路转变,力争从源头上根本性地、实质性地减少和更有效地治理中美贸易摩擦。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并成就了中美贸易。建立在整体中美关系基础之上的中美贸易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催化剂和稳定器。中美两国巨大的市场及需求一直刺激着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中美贸易牢牢地巩固和强化了中美关系,且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然而,中美贸易关系本身就是中美贸易发展和贸易摩擦的矛盾统一体。中美贸易互动及其增长,产生了摩擦；而其快速互动及其持续增长,更使其摩擦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深沉,从单一摩擦到复合摩擦,从产品摩擦到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这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现存超强大国之间十分复杂的国家利益摩擦,中美贸易摩擦的裂度和裂变前兆促使我们必须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更广的视角、更深邃的思想境界去认识和探索它,并进行战略治理。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升级,从产品器物层面直指国家制度、经济安全等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层面,引起包括中美国家级元首、政府高层、利益集团、中美学术界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09年、2010年,中美两国政府高层就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频繁互访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触及两国核心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强硬捍卫以人民币汇率价格水平和汇率形成机制等宏观经济体制为特征的国家主权；美国国会和政府痛呼中美贸易摩擦伤及美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实际上,中美两国政府已经多次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国家治理程序,对包括中美贸易摩擦在内的诸多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严肃的、谨慎的、全面的沟通和战略治理。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基础。本文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从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思想维度,探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历程、特征、成因和根源,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战略和策略。从现实主义思想出发,文章探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及根源,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霸权均势战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和谐世界战略,并提出了中国的治理对策。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根源在于中美贸易失衡和中美经济结构失衡；政治根源在于中美国家利益的客观静态差异和冲突,以及两国为捍卫各自国家利益所赋予的国家意志和所采取的不同的国家战略；而,国家利益冲突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固有根源。文章指出,中美国家利益冲突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静态根源”。然而,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运动,触及到了中美国家利益,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因此,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国际经济摩擦,它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动态根源”。自2002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直逼人民币汇率等中国宏观经济制度层面,以及美国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等中美两国国家利益。中美为捍卫各自的国家利益所采取的不同的国家战略,又强化和激化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在国家战略上的体现,换句话说,中美贸易的战略摩擦实际上就是两国国家战略的外部冲突,从而必将导致两国长期的战略摩擦、磨合和反复博弈。因此,国家利益的崇高性及其差异的客观存在注定了中美贸易将经历长期的战略磨合期。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旋律。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治理是驾驭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只有中美两国进行复合型相互依存关系下的战略协调,不断求得动态博弈均衡,并及时实施相应治理策略,才可使中美贸易摩擦在可控范围内运行,从而使中美贸易按照战略轨迹安全地、可持续地和良性地发展。根据新自由主义思想,“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理念为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经过30年历练的中美贸易构建了中美贸易市场,并成为中美两国经济的化身；而中美经济与中美政治互为依存,构成当今中美复合相互依存关系。这一复合依存关系制约着中美贸易行为及其摩擦,为双方通过对话和合作方式进行中美贸易摩擦治理奠定了基础和可能。依托新自由主义思想,本文深入解读了复合依存关系下的中美贸易摩擦的运行轨迹和边界,并提出,中美国家利益的合作,即,中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稳定器,也是进行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根本前提。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启示下,作者提炼了美国对中国所奉行的迁就接触战略,它也正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与此相对,作者进一步提出,内修外练战略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中国战略。影响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因素很多。但是,本文认为,文化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根本影响因素,它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战略和策略的根本约束条件。首先,文化价值观是界定国家利益的根本决定因素。其次,中美文化冲突、价值观差异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深层次,文化摩擦是中美贸易的最隐性摩擦。研究发现,中美贸易的文化摩擦有叁个特征：第一,文化产品摩擦；第二,以非文化产品贸易摩擦为摩擦介质的贸易行为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摩擦,即,一般产品贸易摩擦所指向的更深层次的文化摩擦；第叁,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是中美文化摩擦的焦点。建构主义认为,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其实就是一种观念的关系。如果国家间能够改变观念,无论权力关系如何,都可能建立新的良好关系。大国的崛起也需要和世界体系建立并反复确认其相互认同的关系,消除观念上的差异,协调与他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中美贸易的文化摩擦治理的根本,是共铸中美文化融合,构建中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具体地,美国霸权与责任同在,美方需矫正视角,调整观念。崛起中的中国也将调整思维,扩大其对崛起行为的认知,与美国共筑互信,构建国家认同。本文把中美贸易摩擦治理问题放在中美复合依存关系、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美自身经济体结构、美国霸权和中国崛起等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摩擦成因和治理角度,把中美贸易摩擦分为四类,即产品摩擦、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并针对性地提出叁大宏观战略治理思想,即市场战略、非市场战略和混合战略。即,针对产品摩擦和制度摩擦,采取市场战略和混合战略思想；针对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采取非市场战略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体系下,笔者分别提炼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叁大美国战略和叁大中国战略,以及相应的若干治理策略。论文提出并深入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霸权均势战略,迁就接触战略,国家出口战略。并针对这叁大战略,文章提出了与其相对应的中国对策。霸权均势战略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刚性”战略。它既是美国国家总体战略和根本战略,也是对华贸易根本战略；同时,该战略也是在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进行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首要战略。霸权均势战略对中美贸易行为、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治理规定了一个原则性的轨迹。因此,霸权均势战略,既是美国国家战略,也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战略。迁就接触战略似为“柔性”战略。它是作者在深入分析研究美国在中美贸易复合依存关系下对华系列战略之后所归纳、总结和提炼的一项美国对华的国家战略,也是对华重大贸易战略,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国家出口战略,是美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的对外贸易基本战略,也是当下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美国战略。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计划,提高了该战略的实施组织级别,其配套的诸如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等实施方案更透露出美国政府扭转其贸易失衡之动机、心愿和国家行动。与美国叁大战略相对应,文章深入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中国战略,并提出叁大战略：和谐世界战略,内修外练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内修外练战略”由内修战略和外练战略构成。内修战略,指内需主导战略,其战略目标是改变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外练战略,特指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内修外练战略的实质,就是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即扩消费、稳投资、换模式。市场多元化战略是中国长期的一项基本国家战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正在经历战略摩擦时期,中国加强市场多元化战略,建立和完善全球合理市场格局,调整其外贸结构,改变贸易增长模式,必将会有效治理中美贸易摩擦。这叁大战略应该是一个伞状性战略体系,和谐世界战略是统领全局的灵魂。和谐世界战略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和战略理论。中国和谐世界战略,与美国霸权均势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的战略图景,同时,也为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指明了战略方向。同样,文章在中国叁大战略背景下深入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若干具体策略。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把中美贸易摩擦分为四类：产品摩擦、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这更符合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和本质,从而为中美贸易摩擦治理勾画了目标,迈出了治理行动的重要第一步。第二,对贸易摩擦治理进行了科学界定,并赋予该概念合理的内涵,指出了贸易摩擦治理的常态性、全局性、战略性、策略性和防御性。这一首创性定义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目标、任务和使命并为治理行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贸易摩擦治理并非消除摩擦,而是持续的动态协调；贸易摩擦治理不是进行摩擦“末端应对”,而是进行“源头整治”、“源头协调”和“系统调和”。第叁,文化摩擦。论文研究指出,中美文化冲突、价值观差异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深层次,文化摩擦是中美贸易的最隐性摩擦。并指出了中美贸易的文化摩擦的叁个特征。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关键是构建中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第四,中美贸易摩擦治理模式：“333”战略模式+若干策略。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较全面系统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治理战略和策略,提出了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的叁大战略治理思想：市场战略、非市场战略和混合战略思想。在叁大战略治理思想指导下,作者分别提出了美国的叁大战略和中国的叁大战略。美国叁大战略是霸权均势战略、迁就接触战略和国家出口战略。中国的叁大战略是和谐世界战略、内修外练战略和多元化战略。并且,分别在中美叁大战略之下,提出并阐述了了若干治理策略。
宋俊芳[8]2003年在《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角度出发，对叁十年间（1972～2002年）的中美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旨在揭示中美经贸与政治关系之间内在的、辩证的互动关系，以便加深对错终复杂的中美关系的认识，更好地预测与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并且更积极、主动地管理和培植中美关系的未来，避免犯不必要的过错。本论文的研究逻辑是，从中美经贸与中美政治关系的史实出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总结出中美经贸与政治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中美关系走向的模型设计即和论点。然后，分别从影响经贸关系的政治因素和影响政治关系的经贸因素两个方面对模型设计进行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确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是：中美经贸和政治关系将以良性互动的关系向前继续发展。为维护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本论文进一步提出大力开展对美经济外交的建议。本论文主要回答以下四方面的问题：(一)中美经贸与政治关系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二)如果存在，那么中美经贸与政治关系在过去的30年里又是如何互动发展的？(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互动关系？中美两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战略是如何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四)中美经贸与政治互动关系的前景如何？有哪些可以预见的困难及有待改进的空间？为达到预期目标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本论文的框架有五章构成，分别为：第一章－－导论：提出论题的由来以及要回答的问题等，并且对与本课题有关的现有研究进行概括性的考察，从而确定本论文所能作的贡献。接下来对本研究所涉及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作简要阐述。第二章－－中美经贸与中美政治关系互动发展的历史考察：从经贸与政治关系互动的角度，将中美关系分为六个历史时期进行动态考察，并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假设与模型。假设中美经贸与政治关系之间的互动作用力是可以衡量的，从而可以对不同时期经贸与政治之间相互作用的值进行比较，设定“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为中美关系坐标图中的两个变量，根据这两个变量在六个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作用的值，确定坐标图中的六个点，连接这六个点则演示出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模型：即中美关系发展曲线。曲线的走向表现为沿着以斜率小于45度中心线的方向延伸，这表明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将是：中美经贸和政治关系将继续以良性互动的关系
简涛洁[9]2010年在《冷战后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文中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使人类社会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从而加速了文化与外交的结合,促成了文化外交的兴起和发展。文化外交对民族国家塑造国家形象、保证国家安全、追求现实利益都有积极作用。然而,如果文化外交推行不当,它也可能对民族国家产生不利影响。长期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娴熟地使用文化外交争取国家利益,是和美国的政治思想传统、对外交往经验,以及各行为体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是它推行文化外交政策的主要思想基础；美国长期推行的输出民主、海外传教、文化交流等活动,为它设计和实施文化外交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官方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为它的文化外交繁荣创造了条件。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注重在世界上输出其价值观和制度、扩大其文化产品出口。从纵向看,冷战后的美国文化外交实践可分为老布什时期、克林顿时期、小布什时期叁个阶段。从横向看,冷战后的美国文化外交实践可区分为对发达国家的文化外交、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外交两大类型。冷战后的美国文化外交政策主要为它维护霸权地位、建构“理想世界秩序”的目标服务。文化交流也是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一直是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方向。美国积极推行对华文化外交政策,不仅能够服务于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还能够帮助美国应对中国发展给世界新秩序带来的挑战。所以,文化外交成为影响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文化外交政策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途径影响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这种影响,并通过文化外交处理好中美关系。
龚柏松[10]2004年在《论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文中指出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政治在不断走向多极化的同时，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一超多强”的巨无霸的地位日益显现，美国对外的国际战略格外引人注目，我们有必要对影响美国的国际战略的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特别是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对外政策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研究，尤其是要对这种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客观的分析，这样我们才能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及其在对外政策中的功能。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辨识，本人认为意识形态应指一定的社会和阶级集团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社会制度的安排，人类生活方式一种系统化思想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反映了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价值取向。并指明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叁大功能，即指导对外行为、合理化、社会整合功能。 第二部分分析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主要通过对美意识形态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运用的历史考察分析美国意识形态因素的特点：即扩张性、顽固性、多元化的统一以及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并剖析了影响美国意识形态的两个因素，即国家利益和政治文化。国家利益“民主化”的界定已经决定着美意识形态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美国“清白无罪”、“乐善好施”、“例外论”独特的政治文化对美加强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份量起了巨大的促动作用。 第叁部分在分析美国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基础上，指明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美国意识形态划定了复杂的美国对外政策进行运作的范围。美国意识形态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并进一步指明了美国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即意识形态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理念，是美推行对外政策的手段，是美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第四部分分析了美国意识形态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通过分析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因素的差异，着重分析美国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两国关系的四个方面的体现，对华战略定位、对华经济关系、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馨黯氯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美国意识形态因素的消极影响是制约中美关系向深层次发展的主要因素，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极大的脆弱性。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探索如何正确处理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问题，从而为我掌握外交斗争的节奏，争取斗争的主动权，制定有效对美政策提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政治经济的互动与中美关系[D]. 李艳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2]. 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研究[D]. 陈丽颖. 南京大学. 2017
[3]. 报道框架、国家形象与新闻生产：《华尔街日报》的涉华报道研究（1979-2013）[D]. 雷晓艳.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4]. 中美自由贸易的基础与障碍[D]. 宫若涵. 外交学院. 2011
[5]. 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研究[D]. 窦卫霖.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6]. 中美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的比较研究[D]. 刘恩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7]. 中美贸易摩擦治理研究[D]. 帅建林.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8]. 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宋俊芳. 复旦大学. 2003
[9]. 冷战后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D]. 简涛洁. 复旦大学. 2010
[10]. 论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D]. 龚柏松.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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