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2021）在《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等3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文中研究说明（2021年5月27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2号《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等3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由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1年5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董鹏林[2]（2021）在《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民政协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唯一由界别组成的政治组织,其性质定位和功能优势都需要依托界别才能得以良好实现。界别是组成人民政协的基本单位,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在中国制度体系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制度意义。随着新时代国家治理复杂性的日益增长,基于界别组成的人民政协具有应对国家治理复杂性日益增长问题的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断赋予人民政协新定位新使命,开始深度挖掘人民政协界别制度所蕴含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步骤,提出了界别优化的问题,足见人民政协界别问题的重要性。既然人民政协界别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为什么其仍面临社会影响力偏弱,社会认同感不足等问题呢?其原因是复杂的。由此,从其生成演进的历史进程、理论渊源和实践经验、面临的问题与不足等方面来全方位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界别相关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界别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学术界在中共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撑的基础上,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对界别问题进行了丰富的深具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为实现界别进一步优化,推进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深化界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资源。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人民政协界别问题仍存在认识不清、论述不透,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制度比较方法等方法,对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历史演进、面临的不足与优化对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强调系统全面的同时也注重针对性,以此来加深社会对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价值和制度优势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论文在结构安排上主要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价值、国内外关于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等内容,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首先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如职业代表制、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人民政协以及界与界别等几个概念,为认识界别问题提供良好的理论视角;其次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产生的政治上的包容性、设置上的平等性、组织上的精英性与运行上的协商性等几方面特征。之后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有助于政治吸纳、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协调等方面的功能。这就对人民政协界别有了一个直观和整体的认识与印象。第三章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如统一战线思想、政党理论、人民政协思想与人民民主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如和同思想、中庸思想、仁政思想和天下为公思想等。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基于人民政协界别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的学术判断,将在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合群”思想作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开始萌发的起点。由此可分为,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2012）,快速发展阶段（2012至今）等四个阶段,这表明了界别制度的内生性。其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与酝酿而厚积薄发的演进过程,是中国人民的重大制度创造,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制度意义,同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第五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本章是由第四章衍生出来的,是对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深入分析,主要分析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也就是推动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力;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趋势与主要经验。以此为认识界别面临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奠定基础。第六章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不足与优化路径。主要论述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包括社会影响力不足、界别设置重叠交叉、界别委员身份认同感不强、界别履职实效性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优化界别的主要原则,要处理好一元与多元、吸纳性与代表性、扩大政治参与和实现政治稳定三个方面的张力,将这些张力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保证界别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提出界别优化的具体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调整与优化政协界别设置,改善界别委员结构与履职效果,建立健全界别履职常态化机制平台等几个方面优化策略。本文的创新观点有:一是提出人民政协界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制度成果,是对各类民主制度实践经验的集大成的结果。二是人民政协界别呈现出差序结构,具有政治社会化、政治吸纳与政治协调的功能。三是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是在统战逻辑、资政逻辑和社会逻辑等三重逻辑的互动共构之下实现的。总之,本文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工具来系统研究人民政协界别,丰富了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成果,为推进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了理论参考。
刘爽[3]（2020）在《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基于权力分割与互动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近40年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前行,以办学体制改革为重点不断成长。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过程和所处的阶段,既不同于欧洲政府烙印深刻的私立高等教育,也不同于美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市场化特征明显的私立高等教育,这决定了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问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由于受到各种利益的驱动,以及外部监管的不到位,出现了一系列法人治理结构不适的症状,亟待通过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实现学校决策权、行政权和监督权的适度分离与相互制衡,推动我国民办高校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大学治理日益复杂的现代趋势中,特别是国家大力倡导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文章以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为研究靶向和分析核心,根据研究的重点抽取出民办高校、治理结构等核心概念并加以解析,以述评的形式对业界和学界的研究做学术考察,藉由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将治理思维引入民办高校之中。论文以治理理论为指导,作为在理论层面对主体内容进行研究的方法论;以组织理论为参考,重点分析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补充,为提升民办高校治理问题与策略提供多维的视角。文章认为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是以能动主体的组织建设为核心,以相关制度的设计为表述的框架性安排。同时,硬性的结构会在民办高校内部孕育出无形的运行机制,共同作用于民办高校的发展。能动主体主要包括董事会、校长（校长班子）、党委、监事会、学术委员会等能够输出思想与意志的权力源。制度安排主要是指与主体建设和功能发挥相对应的制度设计。运行机制是法人治理活动中最抽象的客观存在,其实质是机构“运行方法与关系的总和”,运行机制主要涉及到权力输出与资源配置两块内容,调控着权力主体间管理、监督、制衡和保障的各种关系。文章根据法人治理结构的组成,主要从主体设置及对应的制度安排切入,佐以对相关机制的分析,逐渐厘清法人治理在结构化层面以权力和制度为突出存在的现实矛盾与困境。研究从私立高等教育发达程度与地理文化影响的角度选取美国、日本、台湾的私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作为重要参照对象进行梳理分析,以尝试从中获取可资借鉴的经验。文章最后提出了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策略组块主要从政府、学校、治理结构主体三个维度来思考。政府的政治意志是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安排的刚性指南,民办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外部政策始终是民办高校发展的风向标与土壤,它的每一项“思想”“原则”“规定”都决定着民办高校发展的步伐,甚至是存亡。民办高校自身治理结构的安排本质上就是权力、资源的配置。民办高校的资金来源、发展类型（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法人决策者、管理者及其他能动主体的“执业能力”综合了“人”的行政气质、思维品质与道德情怀,对完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生成组织治理文化起着潜在的基础性的作用。政府主要通过政策调节民办高校法人治理方向与治理环境,从而匡正治理结构。高校自身主要通过内部制度与机制设计破除权力集中的壁垒,平衡各种权力主体力量,实现权力互动,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结构主体中“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动性的发挥上,通过具体行动直接对法人治理结构做出或正向或负向的安排。
卫学芝[4]（2020）在《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法案起草通常是立法提案主体或立法机关委托的主体根据立法目的遵循一定程序草拟、拟定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作为立法的准备阶段,法案起草虽然并不纳入立法的正式程序之中,却始终发挥着必要的、基础性的作用,需要通过明确的制度进行规范,以避免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即政府部门借助法案起草方式将部门的权力与利益渗透到其要起草的法案内容。然而,目前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草案起草、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草案起草获得了一定的规范。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是我国当前适用的主要的法案起草模式。原因在于立法权与政府部门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使得行政机关积累了立法经验,并掌握了系统的立法技术,获得了立法过程中资源配备、部门协调、公开征求意见程序、调研论证、将法案推入立法议程、影响正式立法议程等优势,但这一起草模式始终无法避免行政机关的利益属性所带来的风险。对此,政府专职法制机构主持起草,以及建立法案起草的公开征求意见、部门协调、专家论证、第三方评估等制度,均是从多元化的利益视角出发,降低“部门利益倾向”风险的发生,从而实现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以《体育法》的法案起草过程为例,鉴于其专业性,必然需要体育行政部门的参与,却无法避免这些部门的利益倾向。所以,体育法案的起草既可以采用“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也可以采用“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这两种起草模式的采用都可以兼顾体育行业的专业性与体现民意的外在性与开放性。“人大主导立法”是通过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解决“部门利益倾向”的根本性措施。首先,“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应以人大主导法案起草为基础,不能仅仅依赖审议程序防范“部门利益倾向”的风险;其次,应明确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人大主导立法”的适格主体,在法规立项、起草环节便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再次,人大应区分部门的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并依据部门的具体管理事项,准许其参与法案起草;最终,通过选择适当的法案起草模式,推动高质量的立法进程。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强调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的中立性、丰富的立法经验和资源优势,但其行政职责宽泛和起草法规能力有限。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可通过直接参与起草或者提前介入的举措实现,包括委派人员参与起草小组、调研与论证,以及发出法规起草立项书面通知、问询、答复、中期检查或评估、建立双组长指导制等具体方式。人大主导立法下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能够排除部门对口起草引起“部门利益倾向”,只是,人大工作机构需要通过规范建制、制度、职责、权限,以及提升立法能力,方可实现其法案起草与其他工作职能的权衡协调。人大主导立法下的委托法案起草模式中受委托方可不受“部门利益”影响完成法案的起草,但是,受委托方可能存在立法意图理解不到位、立法调研不全面、立法论证不充分、立法技术不娴熟,起草的法案存在内容抄袭、制度设计理想化、操作性不足、特色性缺乏等问题。此模式下的人大主导立法体现为人大主导委托法案起草的全过程,规范化可委托起草项目的判断指标,以竞争性招标方式选择资质合格的受委托方,并建立公众参与和草案质量评估制度。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以起草小组为形式载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人员担任组长,统筹起草过程,从而实现“人大主导立法”。这一模式通过吸纳多元化的小组成员,防范部门利益,协调多方矛盾,达成节约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率的目标。只是,在实现过程中要注意法律制度的保障、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的完备,还要在能力方面对起草人员提高要求,提供其工作所必需的资源。
刘妤[5]（2020）在《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文中认为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是代议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代议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投票表决的方式直接关系到代表职能的有效运行和民意的充分表达。一直以来,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还是秘密性是宪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公开投票还是秘密投票更能促进民主?根据我国国情,人大及其常委会更适合采用公开投票还是秘密投票?怎样对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方式进行完善?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以政治领域的投票表决的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图表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投票表决公开性和秘密性背后的原理、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演变的过程、中外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的种类和特点、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现状及完善的方向,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一是选民投票更适合采用秘密投票,代议机关更适合采用公开投票。二是秘密投票在抗拒贿选、强迫方面更有优势,但也不是绝对的。公开投票在抗拒投票人自私情感方面更有优势。三是代议机关公开投票需要完善的议事公开制度、议员免责制度来支持,投票的公开和秘密性还受到社会大众思想理念的影响。当公开投票的条件不具备时,秘密表决胜过公开投票。为了证明以上观点,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论证:本文介绍了投票表决这一政治现象的发展演变,梳理了在选民投票领域和代议机关议事领域投票表决的不同特点。选民投票由早期的公开投票演变为秘密投票,代议机关的投票则正好相反,由秘密投票转变为公开投票。投票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的选择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偏好,二是对投票主要是权利还是责任的认识,三是能否抗拒外来非法投票压力的考量,四是能否克服投票人自身的自私情感的考量。选民投票着重保护投票自由和公民隐私,以秘密投票为主,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则以责任为优先考虑因素,以公开投票为主。代议制度运行的政治原理对代议机关投票方式有决定作用。代议制的有效运转在于议员如何通过代表机制实现对人民的代表。选民和议员的关系是代议机关议事公开、投票公开的决定因素。当代代议制国家,除了传统的立法行为,议员的服务行增多,代表和选民的关系也从传统的问责关系向多重关系转变,这一转变削弱了代议机关公开投票的必要性。现代政党政治的的发展,使得议员面临选民和党纪的双重压力,公开投票造成了向政党负责和向选民负责的冲突。英、美、法、日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特点有:一是以公开投票表决为主;二是针对争议不大的事项一般采用举手、呼喊等简单高效的表决方式;三是针对重大事项的决议,则采用正式的公开记名投票;四是投票表决的方式可以灵活转换。以四国为代表的代议制国家的代议机关大多采用公开表决,并且有较完善的议事公开制度和议员免责制度。本文立足梳理并完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方式。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秘密投票表决为主要形式。港澳台地区民意机关以公开投票为主要形式,并根据表决事项的性质选择表决方式。现阶段的秘密投票基本符合我国国情,但可以借鉴港澳台地区的作法进行公开投票类型化的尝试,对现有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表决方式作规范化、统一化规定,完善程序规则;用足现有制度优势,完善举手表决的程序,对秘密写票处进行规范;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公开制度。对制度的完善还需要达成的社会共识有:一是对选民投票和人大代表委员的投票表决进行区分,二是改变“秘密即民主,公开非民主”的观念,三是提高人大代表委员的责任意识。
潘科[6]（2020）在《漳河非法采砂治理研究》文中提出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控制性要素。河流是地球上水文循环的重要路径,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是泥沙、盐类和化学元素等进入湖泊、海洋的通道。漳河是我国华北地区海河流域漳卫南运河水系支流,是山西、河南、河北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水源地,担负着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的供水任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河北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特别以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经济部门对砂子等基础建筑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大,导致漳河河砂滥采乱采现象愈演愈烈。河道中砂石是缓冲河道水流、涵养水源以及保护堤防的重要屏障。长期采砂加剧了河水对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冲刷,在洪水期加大了堤防等防洪工程被冲毁的危险,对漳河两岸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从根源上彻底解决漳河非法采砂问题,从而保护漳河堤防安全和水源地地位,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漳河非法采砂产生的内在机制,指出漳河非法采砂是一种低效的砂石资源配置活动,受到市场经济价格机制调节,根源在于砂石供需关系中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本文运用治理理论,指出要综合运用市场和政府手段,从河砂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侧发力,化解漳河河砂供需关系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彻底解决漳河非法采砂问题。
杜俊奇[7]（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葛翔[8]（2020）在《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文中研究指明在这一轮司法改革过程中（2014年至今）,司法责任制是整个改革的核心,从宏观角度来看,司法责任制改革包含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管等改革内容。从规范层面来看,司法责任制又可分解为两个方面,即“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前者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审判独立问题,后者解决的是独立后如何监督、制约审判权的问题。司法责任制中所谓的“审判责任”,不是一项单一概念,而是包含了审判权、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权限划分,管理性责任和结果性责任、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等多重范畴的复合性概念。司法审判首先向自我负责,维护审判独立最主要的还是依赖于审判机关本身,审判机关内部应当形成一整套维护审判权独立公正行使的制度性保障。其次,审判权部分程度上要向代议机关负责,即使是西方国家代议机关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在程度上强和弱的区别。最后,审判权要向人民负责。五四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第78条之所以不参照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审判员独立”,可以从意识形态因素、现实司法状况和宪法规范体系解释三方面来分析。之所以强调法院审判独立,而不规定法官独立,体现了无产阶级国家观和法律阶级性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并非唯一因素,通过集体决策的进路保证司法质量,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伴随中国共产党全面夺取政权的胜利,代表国民党政权制度的“六法全书”体系被全面废除,由此造成国家层面法律规范的普遍缺失;于此同时,1952年至1953年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对旧司法人员的改造也在客观上从司法人员结构上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具体展开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五四宪法第78条的历史背景来看,政权更替、社会面尚未稳定等客观因素决定了审判工作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和工具属性,宪法规定“审判员独立审判”是不符合现实的。社会环境,法律的废除、司法人员的调整必然客观影响到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因此,确立法院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审判权,在法律不健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条件下,是保障审判质量的重要途径。革命根据地时期,司法的政策性强调法院是人民政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强调司法审判的人民性,必然会形成分散主义的特征,而要使得审判工作服从政策、服务中心工作、服从群众路线,就必须从组织样态上对司法审判进行必要的约束。在五四宪法制定之初,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活动原则,那么在审判机关中就主要表现为集体领导的体制。“人民法院能独立进行审判”而不是“审判员独立进行审判”,也就鲜明地体现了集体领导的含义。法院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民主方面而言,其在组织结构上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审判委员会制度,二是合议制。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审判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合议庭合议制度的扩大。院庭长领导负责制与审委会制度相结合,就体现了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一面。从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审判委员会是从行政机关演化而来的,本质上是党政合一、议行合一、司法和行政混同的产物。所以,法院整体行使审判权往往体现出深厚的行政色彩。在以五四宪法为制度框架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审判机关的责任只能体现为一种整体性的责任,而非个人责任。由五四宪法所确立的法院整体性的司法责任框架所导出的必然是法院组织内部科层制的运行特征。在法院整体性的责任归属模式和监督制约机制下,造成权责不明,审、判分离,司法决策不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司法审判进入改革时期,十八大以后,审判机关逐渐相对地独立于地方其他机关,尤其是独立于地方党政机构的改革方向愈发明显。“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论断,突出了审判机关的整体独立性。从狭义的司法权定义而言,所谓司法就是“在个案中‘说出法是什么’,也就是在个案中适用法律。”另一方面,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并非所有的权力活动都属于狭义司法权即审判权的范畴。所谓“中央事权的司法权”实际上指:一,从国家行政管理角度对审判机关人财物实施统一管理;二,审判权的普遍性和国家性。司法改革后,审判行政事权的统一管理有利于法院实现整体独立。审判权的国家性需要对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进行再认识,法院与人大的关系有别于政府与人大的关系,省以下法官人选的统一遴选并不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今后如果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相对统一的行使法官任免权可以更好的实现对审判的监督。法官独立也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独立主要指的是独立于行政机关,而并非独立于立法机关,司法独立最主要的仍然是指法官裁判的独立。改革之后,对现行《宪法》第131条的内涵解释,可以从这样几方面进行理解:法院独立审判不等同于法院整体行使审判权;审判独立原则包含法院独立审判和法官审判独立两方面;法官审判独立是审判活动规律的体现。由此,现行《宪法》第131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含义应当是这样的:即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等其他主体不能行使审判权;法官在审判中参与审判组织独立履行审判职责,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能干涉法院行使审判权和法官履行审判职责。而审委会讨论个案与审判独立原则及法定法官原则仍有距离。基于审判独立原则对审委会制度进行改革,可以取消基层法院审委会讨论个案法律问题的职能;审委会讨论个案法律问题是行使审判权,原则上应当适用诉讼程序;审委会是党对具体审判工作领导的连接点,因此其讨论个案的范围应当是有限的。从法院向人大负责角度来看,一方面,法院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形式空疏,并没有完全发挥人大在监督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人大听取法院报告后对相关决议予以否决,或是对法院审判个案进行质询等等,缺乏法律制度上的支持。法院组织和审判权的内容来源于法律。审判权必须依据法律行使,反过来意味着审判权受到法律的规制,也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制。基于这样的理由,全国人大作为法律的制定机关,法院因适用法律而向全国人大负有法律责任,同时间接地向人民整体负责,全国人大可以对法院个案审判实施法律监督;而地方人大是地方法院组成人员的选举任命机关,基于选举权而对地方法院实施工作监督,主要是对选举任命的组成人员实施监督,地方法院向地方人大负责只是部分体现了民主政治属性。人大的工作报告制度实际上来源于党的制度。是法院向人大作报告而并不是法院院长。法院向人大所作的报告反映的是审判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而不是审判本身,其直接体现为审判管理举措实施后的司法效能。人大对法院报告的否决,也只能体现为对法院相关审判管理权行使主体的审判管理工作的否定,而不可能直接指向审判本身。司法责任制框架下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监督和考评,则是一种内部责任制度。我国目前对审判管理的定位是案件管理与审判过程中人员管理的集合,其目的和功能有这样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通过案件的管理来完成对审判人员及其他主体行为的监督,另一维度是通过审判人力资源的调整和对行为的监督实现案件公正高效审理。在审判管理、司法行政管理事项上,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单个法院内部当然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审判管理的功能和目的是为了实现审判的公正和效率。审判流程管理是审判管理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是目前在流程管理中混同了管理权和监督权,由此对审判独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能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审判管理资源天然地向院庭长倾斜。二是,使得审判流程中的个案监督有可能凌驾于审判组织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之上。因此,审判独立原则下个案流程中的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应当分离。审判流程中的管理应当符合预定性和集体性要求。审判管理还包括对法官的考评和惩戒。对法官的考评应当立足于对法官的监督,而非对法官的管理。我国现行法官惩戒机制存在不足。从比较视野来看,域外法制强调惩戒程序的诉讼化审理,我国可以将考评委员会作为完善惩戒机制的切入点。司法公开体现了法院向公众负责。司法改革的立足点是提高司法公信力,其中的一项举措是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司法本身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并不存在一种特定的对应关系,社会公众对司法行为的观感往往有其固有的形成逻辑。司法作为法律实现的途径之一,它在实现法律的社会融合功能的同时,也需要当事人——参与司法的公众——尊重司法并在司法程序中合作。因此,司法审判能否为社会所信任,既取决于司法能否真正促进社会信任和社会合作,同时也受到社会信任和社会合作本身的影响。而当前社会对司法信任不足,一方面源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稳定成熟的社会关系尚未成熟;另一方面社会大众意识大多还未能接受公平合作、平等竞争的现代思维。同时,无限制的倡导通过媒体手段对司法过程进行全面的公开,也是涉诉舆论应对的误区。要转变舆论对司法的不当影响,一方面应当加强涉诉舆论应对的规范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强化司法中立,避免司法的道德主义倾向,并注重规则推导,弱化价值判断和经验判断。
张小宝[9]（2019）在《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将男女平等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以国家最高政策的形式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发展的一项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确立,从一项政府承诺发展为一个不断完善并日益丰富的运行体系,在推动我国男女平等事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战略高度,对如何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要求。因此,系统地梳理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进程,探索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策略,既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的题中之义。所以,本研究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的研究局限,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问题导向与策略建构相结合,从党和国家对男女平等认识的发展变化、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其体系的生成与建构及对男女平等突出问题的解决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从理论上廓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妇女问题”的社会属性、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变迁,揭示这些思想理论的核心构成、阶段性特征和新发展,以阐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探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伟大实践,重点回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律政策等方式推动男女平等与国家发展进步共赢的重要举措,揭示党运用法律政策推动男女平等的延续和发展。第三部分从国内妇女发展状况、国际社会推动妇女发展的潮流及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拓展三个层面分析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梳理1995年前后到2012年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在国家政策、法律和党的执政纲领层面的确立,呈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由一项国家承诺发展为一个内含组织机构、规划纲要、法律政策、监测评估在内的国策运行体系的过程,并以此期间中国妇女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研究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男女平等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研究在新时代妇情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新思想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同作用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相关机制、激发妇女主体潜力等方面的新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党和政府直面弱势妇女和农村妇女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难题,推动新时代中国男女平等事业不断走向深入。第五部分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内在局限及国策运行的外部环境来理解和认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问题;然后,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探讨如何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配套措施、增强机构建设、优化国策实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总之,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不断发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正视不同时期中国男女平等的现实情况和妇女发展的现实需求,推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逐渐走向深入的历史图景。但是,面向新时代背景下“三个平等”的新观点给中国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正面临着内在机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环境的不完善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对此,党和政府应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更加科学化、现代化、系统化的方式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男女两性平等发展、妇女自身全面发展。
廖丽环[10]（2019）在《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索相结合”、“改革于法有据”重大理论判断,一方面,从高位推动的层面肯定了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为试点改革开辟了新的时代征程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严峻的现实挑战,这些新的发展态势以及新的现实问题因应了试点改革理论研究的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司法领域的试点改革是政策试点方法在司法领域的延伸性运用。它是指地方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或中央默认特定地区、期限以试点项目的形式展开具有特色的法律先行、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试验,而后通过暂行条例等规范的出台巩固地方试点经验,再经中央认可吸收到正式制度并向全国铺开的先行先试——由点到面的改革路径。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是由我国司法改革现状与基本特性、渐进政治的总体安排以及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共同决定的。同时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长期选择,是基于对有限理性与知识分立、调适的正确认知上所形成的司法改革方法。从当前试点改革运行的整体样态来看,“司法权为中央事权”是本轮试点改革的基础理论主张,并在此逻辑之上展开了央地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制度建构,通过借助小组机制、示范机制、指标管理机制以及传导机制作为盘活二者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机制。透过这一行动框架,可以得出本轮试点改革具有政策型倾向,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关系目标,以政策的主动反应作为其行动进路,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逻辑。但现阶段的政策型试点改革衍生了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问题,进一步加剧央地关系的结构性失衡以及试点改革的非制度化与非规范化,试点改革亟需加以修正。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应当致力于路径的规范化、成熟化与制度化,可以实验治理作为技术进阶,以法理型试点改革作为规范进路,从而建构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具体制度设想是确立不同梯度的主体构造、区分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推动改革体系深化、建立学习型推广、诊断性评估、问责性督导、科学性预测、权限分配等保障机制。
二、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等3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吉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作出修改 |
| 二、对?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
| 三、对?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
| 吉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 |
| 第一章总则 |
| 第二章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 |
| 第三章品种选育、审定、登记与植物新品种保护 |
| 第四章种子生产经营 |
| 第五章种子监督管理 |
| 第六章扶持措施 |
| 第七章法律责任 |
| 第八章附则 |
| 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 |
| 第一章总则 |
| 第二章生产、销售与维修 |
| 第三章质量保障 |
| 第四章推广与培训 |
| 第五章安全监理 |
| 第六章社会化服务 |
| 第七章扶持措施 |
| 第八章法律责任 |
| 第九章附则 |
| 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
| 第一章总则 |
| 第二章规划与设立 |
| 第三章生产与经营 |
| 第四章监督管理 |
| 第五章法律责任 |
| 第六章附则 |
（2）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价值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价值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 |
| 2.1 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 |
| 2.1.1 职业代表制 |
| 2.1.2 统一战线 |
| 2.1.3 人民政协 |
| 2.1.4 协商民主 |
| 2.1.5 界与界别 |
| 2.2 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 |
| 2.2.1 政治上的包容性 |
| 2.2.2 设置上的平等性 |
| 2.2.3 组织上的精英性 |
| 2.2.4 运行上的协商性 |
| 2.3 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 |
| 2.3.1 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 |
| 2.3.2 人民政协界别的主要功能 |
| 第3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 |
| 3.1.1 统一战线理论 |
| 3.1.2 政党理论 |
| 3.1.3 民主政治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 |
| 3.2.1 统一战线思想 |
| 3.2.2 人民政协思想 |
| 3.2.3 人民民主思想 |
| 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和同思想 |
| 3.3.2 中庸思想 |
| 3.3.3 仁政思想 |
| 3.3.4 天下为公思想 |
| 第4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 |
| 4.1 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 |
| 4.1.1 合群救国思想的兴起与各界联合的实践(1840-1910) |
| 4.1.2 政党中心主义的确立与职业代表制思想的传播(1911-1926) |
| 4.1.3 国共政争与职业代表制的制度实践(1927-1948) |
| 4.2 人民政协界别的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 |
| 4.2.1 “五一口号”的发布与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1948-1949) |
| 4.2.2 代行人大职权期间政协界别的设置与运行(1949-1954) |
| 4.2.3 人大召开后政协界别的曲折发展(1955-1966) |
| 4.3 人民政协界别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至2012) |
| 4.3.1 “阶级”话语的空间压缩和重塑 |
| 4.3.2 改革开放新时期各界别整合与发展 |
| 4.3.3 “界别”概念的提出与界别设置的不断调整 |
| 4.4 人民政协界别快速发展阶段(2012 至今) |
| 4.4.1 新时代大统战格局的提出及对界别发展的意义 |
| 4.4.2 专门协商机构的新定位与各界别的发展 |
| 4.4.3 政协界别优化问题提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日程 |
| 第5章 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 |
| 5.1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三重逻辑 |
| 5.1.1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统战逻辑 |
| 5.1.2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资政逻辑 |
| 5.1.3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社会逻辑 |
| 5.2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主要特征 |
| 5.2.1 宏观层面:政协界别基本结构的日趋完善 |
| 5.2.2 微观层面:政协界别调整策略的综合运用 |
| 5.3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基本经验 |
| 5.3.1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
| 5.3.2 坚持同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相适应 |
| 5.3.3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
| 第6章 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
| 6.1 当前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1.1 政协界别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不足 |
| 6.1.2 政协界别设置重叠交叉与涵盖面不足 |
| 6.1.3 政协界别委员的身份认同感不强 |
| 6.1.4 政协界别常态化履职机制不健全 |
| 6.2 人民政协界别优化的基本原则 |
| 6.2.1 处理好一元领导与多元合作间的张力 |
| 6.2.2 处理好政治吸纳与利益代表间的张力 |
| 6.2.3 处理好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间的张力 |
| 6.3 人民政协界别优化的主要路径 |
| 6.3.1 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 |
| 6.3.2 优化政协界别设置与界别委员结构 |
| 6.3.3 增强界别委员的身份认同感 |
| 6.3.4 建立健全界别常态化履职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基于权力分割与互动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概念辨析 |
| (一)民办高校 |
| (二)法人制度 |
| (三)民办高校法人 |
| (四)法人治理结构 |
| (五)权力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高校治理的研究 |
| (二)关于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内涵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的相关研究 |
| (四)关于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策略的相关研究 |
| (五)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 |
| 第二章 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一)治理理论的一般表述 |
| (二)治理理论的内涵特性 |
| (三)治理理论在民办高校运行中应用的适切性 |
| 二、组织理论 |
| (一)科学组织理论代表性观点及其适切性 |
| (二)行为科学组织理论代表性观点及其适切性 |
| (三)丛林阶段组织理论代表性观点及其适切性 |
| (四)当代组织理论代表性观点及其适切性 |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形成 |
| (二)利益相关者的划分方法 |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的适切性 |
| 第三章 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现状 |
| 一、决策机构——董事会的民本化 |
| (一)民办高校董事会的由来 |
| (二)民办高校董事会的组成与职能 |
| (三)民办高校董事会的制度规定 |
| 二、行政管理机构——校长班子的民办化 |
| (一)民办高校校长的遴选 |
| (二)民办高校校长的制度规定 |
| 三、学术评议机构——学术委员会的建制迁转 |
| (一)民办高校学术委员会的产生 |
| (二)民办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功能 |
| 四、监督机构——监事会的主体培育 |
| (一)民办高校监事会的来源 |
| (二)民办高校监事会的存在与构成 |
| 五、政治保障机构——党委的空间拓展 |
| (一)民办高校党委的定位与功能 |
| (二)民办高校党委的制度安排 |
| 第四章 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剖析 |
| 一、法人治理主体权力配置失衡 |
| (一)董事会权力一支独大 |
| (二)“党、政、监、学”权力集体式微 |
| (三)师生权力严重缺位 |
| 二、法人治理制度设计乏力 |
| (一)董事会相关制度过于松散 |
| (二)党建相关制度尚不完善 |
| (三)“校、监、学”相关制度缺乏特色 |
| 第五章 域外私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经验参考 |
| 一、美国私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泛化均权型 |
| (一)美国私立大学的董事会 |
| (二)美国私立大学的校长 |
| (三)美国私立大学的教授委员会 |
| (四)美国私立大学的学生组织 |
| 二、日本私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政府控权性 |
| (一)日本私立大学的理事会 |
| (二)日本私立大学的监事会 |
| (三)日本私立大学的评议会 |
| (四)日本私立大学的校长 |
| (五)日本私立大学的教授会 |
| 三、台湾私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专业分权型 |
| (一)台湾私立大学的董事会 |
| (二)台湾私立大学的监察人 |
| (三)台湾私立大学的校长 |
| (四)台湾私立大学的校务会 |
| (五)台湾私立大学的师生组织 |
| 第六章 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路径优化 |
| 一、从缺位到归位:政府的责任担当 |
| (一)完善民办高校法人分类管理政策体系 |
| (二)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权利 |
| (三)扩大办学自主权,激发高校治理活力 |
| 二、权力分割与互动:民办高校的制度与机制设计 |
| (一)规范治理主体的权力运行 |
| (二)建构“多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框架 |
| (三)完善公益性“市场运行”机制 |
| 三、角色调适与身份认同:“主体人”的资质修为 |
| (一)董事长:治理格局与公益情怀 |
| (二)校长:运营思维与多维意识 |
| (三)党委书记:政治意识与权力格局 |
| (四)监事会主席:制衡能力与专业素质 |
| (五)学术委员会主席:学术权威与学术能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部分相关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本课题的研究背景 |
| (二)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
|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一) “人大主导立法”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二) “法案起草”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三、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方法 |
| (二) 比较研究方法 |
| (三)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 四、本课题研究的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之省思 |
| 一、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重要地位 |
| 二、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优势 |
| (一) 立法经验的优势 |
| (二) 立法技术的优势 |
| (三) 立法过程影响力的优势 |
| 三、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风险 |
| 四、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化建议 |
| (一) 建立由政府专职法制机构主持起草法案的制度 |
| (二) 建立法案起草过程中的公开征求意见制度 |
| (三) 建立法案起草的部门协调制度 |
| (四) 建立法案起草的专家论证制度 |
| (五) 建立第三方的法案起草评估制度 |
| 五、行政主导型的部门对口起草体育法案的实证考察 |
| (一) 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下的部门对口起草《体育法》 |
| (二) 部门对口法案起草模式在体育法案起草中的优势 |
| (三) 部门对口法案起草模式在体育法案起草中的风险 |
| (四) 优化我国现行体育法案起草模式的目标 |
| (五) 优化我国现行体育法案起草模式的思路 |
| 第二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的选择理论 |
| 一、人大主导立法与人大主导法案起草 |
| 二、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建立在人大主导法案起草的基础之上 |
| (一) 两者间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不成立 |
| (二) 人大不需要主导法案起草的迷惑性 |
| (三) 人大主导法案起草是人大主导立法的前提与基础理念的确立 |
| 三、人大主导立法下的部门和部门利益 |
| (一) 立法中的正当部门利益与不正当部门利益 |
| (二) 涉及部门事项的法案起草中不可或缺的部门参与 |
| 四、人大主导立法下法案起草的四种模式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三) 委托法案起草模式 |
| (四)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 |
| 第三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一、我国政府专职法制机构及其起草职责的变迁过程 |
| (一) 我国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的历史变迁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起草职责的法律依据 |
| 二、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的两种类型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自行起草法案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组织的联合起草 |
| 三、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人大主导立法作用的实现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实现人大主导立法的理解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确立人大主导立法的法律依据 |
| (三)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方式 |
| (四) “可以”与“应当”: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起草法案 |
| 四、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范围 |
| 第四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一、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提出 |
| 二、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下的人大工作机构范围 |
| 三、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范围 |
| 四、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困境 |
| (一) 人大工作机构建置不规范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缺少制度的统一规范 |
| (三) 人大工作机构职责缺少制度规范 |
| (四) 人大工作机构的职责权限不明晰 |
| (五) 人大工作机构组成人员结构不合理 |
| (六) 人大工作机构人员欠缺立法素质 |
| 五、完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建议 |
| (一) 建置完善的人大工作机构 |
| (二) 明晰人大工作机构的工作职责及权限范围 |
| (三) 强化对人大工作机构的制度规范 |
| (四) 合理配置人大工作机构的人员结构 |
| (五) 加强人大工作机构立法能力建设 |
| 第五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委托法案起草模式 |
| 一、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确立 |
| 二、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势 |
| 三、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运作机制 |
| (一) 确定需要起草的地方性法规项目 |
| (二) 选择法案起草主体 |
| (三) 签订委托协议 |
| 四、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风险 |
| (一) 抄袭与重复现象严重 |
| (二) 制度设计偏重理想化 |
| (三) 操作性不足 |
| (四) 特色性缺乏 |
| 五、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化建议 |
| (一) 人大要主导委托法案起草的全过程 |
| (二) 精选委托起草的立法项目 |
| (三) 尽量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 |
| (四) 选择适格的受委托方 |
| (五) 建立法案起草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
| (六) 建立法案质量的评估制度 |
| 第六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 |
| 一、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提出 |
| 二、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实践探索 |
| 三、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势 |
| (一) 对修正的《立法法》第53条的准确理解 |
| (二)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目的的实现 |
| (三)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协调与效率优势 |
| 四、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条件 |
| (一) 法律制度的保障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的完备 |
| (三) 工作人员立法能力的具备 |
| (四) 立法资源的配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几则典型案例引发的思考:代议机关应该采用哪种表决方式?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投票表决的历史发展——公开性和秘密性的演变 |
| 第一节 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一、雅典民主的初尝试——以抽签为主 |
| 二、雅典民主的初尝试——投票选举 |
| 三、雅典民主投票的不利影响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选民投票方式由公开到秘密的演变——以英国为典型 |
| 一、英国选民投票方式的变迁 |
| 二、英国议会改革中关于选民投票方式的辩论 |
| 三、英国选民投票方式变迁的启发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投票表决方式由秘密演变为公开——以美国为典型 |
| 一、美国国会的秘密会议制度 |
| 二、1970美国国会改革逐步实现了由秘密到公开的转变 |
| 第二章 代议机关的表决方式与代议制度 |
| 第一节 代议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当代特点 |
| 一、代议制度的定义和历史发展 |
| 二、代议制度运行的特点 |
| 第二节 议员-选民关系与表决方式 |
| 一、密尔的思考——“专职代表说”还是“使节说” |
| 二、现代民主社会议员-选民关系的理论学说 |
| 三、议员-选民关系决定了代议制是责任政治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及适用依据——以英、美、法、日为典型 |
| 第一节 英、美、法、日四国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 |
| 一、英国议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二、美国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三、法国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四、日本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二节 公开还是秘密——代议机关适用投票表决方式的考量 |
| 一、公开表决符合代议制责任政治的要求 |
| 二、缺乏公开表决的条件时秘密投票更合适 |
| 三、适用表决方式的具体考量 |
| 第三节 代议机关公开投票表决的条件 |
| 一、议事公开制度 |
| 二、议员免责权 |
| 三、选民的理性判断 |
| 第四章 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一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历史演进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多种表决方式并存 |
| 二、1954年确立了无记名投票、举手表决方式为主的表决方式 |
| 三、“文革”特殊时期人大制度遭到破坏 |
| 四、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确立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制度 |
| 第二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的方式 |
| 一、举手表决 |
| 二、投票(无记名投票) |
| 三、电子表决器表决 |
| 四、我国港澳台地区立法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三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特点及问题 |
| 一、以秘密性投票表决为原则 |
| 二、尚不具备普遍性公开投票的社会共识和环境 |
| 三、推崇秘密投票表决的原因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方式的设想 |
| 第一节 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方式的法律制度 |
| 一、由法律固定表决方式 |
| 二、完善举手表决的程序 |
| 三、完善秘密写票处的程序 |
| 第二节 党员人大代表委员投票的党纪和法律的衔接 |
| 一、党内法规没有对党员人大代表委员的投票纪律作针对性的、明确的规定 |
| 二、现行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不利于党纪和法律的衔接 |
| 三、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类型化 |
| 第三节 正确认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行为 |
| 一、客观对待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 |
| 二、提高人大代表委员的责任意识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及译着类 |
| 二、编着类 |
| 三、杂志类 |
| 四、学位论文类 |
| 五、网站类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漳河非法采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国内研究现状 |
| 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 研究内容、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思路 |
| 3 技术路线 |
| (四) 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 |
| 1 研究方法 |
| 2 创新与不足 |
| 二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 概念界定 |
| 1 砂石及采砂 |
| 2 采砂管理和采砂治理 |
| 3 非法采砂 |
| (二) 理论基础 |
| 1 治理理论 |
| 2 公共物品理论 |
| 三 漳河非法采砂治理现状 |
| (一) 漳河砂资源状况 |
| 1 漳河概况 |
| 2 采砂情况 |
| (二) 漳河非法采砂治理情况 |
| 1 采砂危害 |
| 2 治理情况 |
| 四 漳河非法采砂治理存在问题及原因 |
| (一) 漳河非法采砂治理现存问题 |
| 1 非采现象难以杜绝 |
| 2 采砂管理理念落后 |
| 3 采砂执法力量薄弱 |
| 4 采砂管制滋生腐败 |
| (二) 原因分析 |
| 1 市场需求催生非采 |
| 2 忽视市场公民作用 |
| 3 采砂治理投入不足 |
| 4 政府监管引发寻租 |
| 五 漳河非法采砂治理对策 |
| (一) 稳定砂石供需关系 |
| 1 推进砂石需求侧改革 |
| 2 推进砂石供给侧改革 |
| (二) 引入采砂治理理念 |
| 1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
| 2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
| 3 两种制度绩效比较 |
| 4 充分发挥公共作用 |
| (三) 加大采砂治理投入 |
| 1 安排采砂治理水政执法专项经费 |
| 2 安排采砂治理水政执法专项编制 |
| 3 安排采砂治理水政执法专项设备 |
| (四) 加强渉砂腐败监督 |
| 1 发挥党内监督作用 |
| 2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
| 3 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
| 4 发挥法律监督作用 |
| 六 结论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对决策层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文献的解读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若干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与构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阐释 |
| (一)“公职人员”的概念 |
| (二)“党外”的概念 |
| 二、党外公职人员来源与构成 |
| (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党外公职人员”的来源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分类构成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 |
| 一、党外公职人员培养选拔政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任用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任用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任用政策 |
| (三)进入21世纪后的任用政策 |
| (四)新时代选拔任用的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管理 |
| (一)对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引导 |
| (二)优化党外干部管理结构。 |
| (三)选好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 |
| (四)选好选准主委。 |
| 四、党外公职人员从政优势 |
| (一)政治优势 |
| (二)智力资源优势 |
| (三)利益表达优势 |
| (四)社会活动优势 |
| 五、党外公职人员不同时期在体制内的作用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时期 |
| 六、党外公职人员使用现状 |
| (一)中央越来越重视,阵营越来越壮大 |
| (二)实职正职比例增大,切实保障有职有权 |
| 七、制约党外公职人员培养使用的因素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内容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二、社会公众与媒体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三、民主党派对担任公职的党内成员内部监督 |
| 四、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概述与成效分析 |
| 一、内部监督内容 |
| 二、内部监督实践 |
| 三、内部监督成效 |
| 四、在内部监督中对腐败问题的处置 |
| 五、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 |
| 一、制度基础 |
| (一)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 |
| 二、法理依据 |
| (一)根本法依据 |
| (二)专门法依据 |
| (三)行业法依据 |
| (四)有关法规依据 |
| 第六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意义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补充 |
| 三、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 |
| 四、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要求 |
| 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国家监察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监督雏形显现 |
| 二、建国初期,监督方针确立 |
| 三、整风反右时期,监督出现挫折 |
| 四、“文革”时期,监督遭受破坏 |
| 五、改革开放时期,监督恢复完善 |
| 六、“十八大”后,监督成熟定型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成效 |
| 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
| 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 |
| 三、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不够清晰,监督观念亟待提高 |
| (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监督体系亟待完善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特殊性给监督带来的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界别分布具有特殊性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 |
| (三)党外公职人员任职情况具有特殊性 |
| (四)党外公职人员廉政意识具有特殊性 |
| (五)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倾向具有特殊性 |
| (六)政治参与呈现多元化、差异性 |
| 三、特殊领域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难点 |
| (一)宗教界 |
| (二)工商联 |
| (三)村委会 |
| 第三章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与特点分析 |
| 一、不同层级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特点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共同点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不同点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共同点 |
| (一)个人私欲恶性膨胀 |
| (二)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不同点 |
| (一)内外监督不力 |
| (二)外部环境影响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意义与成效 |
| 第一节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意义 |
| 一、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 |
| (一)为反腐彻底性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
| (二)为反腐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证 |
| (三)为反腐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机制保证 |
| 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 |
| (一)强化了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领导 |
| (二)实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全面覆盖 |
| (三)法定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权力来源 |
| (四)创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方法路径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尚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 |
| (一)提升政治站位,以大作为彰显监督的权威性 |
| (二)遵循五条原则,以科学性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
| 第二节 监察法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和惩治的效用 |
| 一、监察法对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的积极意义 |
| (一)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
| (二)实现了监察范围的全覆盖 |
| (三)界定了监察职能和监察权限 |
| (四)创新了以“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两指”措施 |
| (五)强化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
| 二、监察法对于预防和惩治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特殊作用 |
| (一)统领推进作用 |
| (二)警示威慑作用 |
| (三)法治保障作用 |
| 三、监察法尚需进一步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与惩处的操作性 |
| 第五章 加强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立体监督 |
| 四、坚持务实管用 |
| 五、坚持理论创新 |
| 六、坚持用权公开 |
| 第二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路径 |
| 一、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 |
| 二、加强廉政宣传教育 |
| 三、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
|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
| 五、加强党派本体内部监督 |
| 六、加强反腐统筹协调 |
| 七、加强社会舆论制约 |
| 第三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
| 一、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机制 |
| 二、专项巡察监督机制 |
| 三、谈心谈话机制 |
| 四、失察责任追究机制 |
| 五、廉政诫勉机制 |
| 六、重要情况报告与通报机制 |
| 七、法治制约权力机制 |
| 八、自律约束权力机制 |
| 第四节 对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对村委会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学习宣传监察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强大法律震慑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关紧“不能腐”的权力制约制度笼子 |
| (三)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营造“不想腐”的廉政勤政氛围 |
| 二、对宗教界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依法进行政治监督,精准贯彻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 |
| (二)依法进行财务监督,对宗教界财务实行规范化管理 |
| (三)依法进行组织监督,确保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高素质宗教界代表人士手中 |
| (四)依法进行思想监督,增进宗教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 三、对工商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私企腐败监督,填补党和国家反腐综治体系空白点 |
| (二)精准做好考察评价,把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入口关节点 |
|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聚焦严控政商交往活动廉政风险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数据表格 |
| 附录二 关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关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专题调研提纲 |
| 附录四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 后记 |
（8）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改革开放后司法改革的政策梳理 |
| 三、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四、对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五、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我国宪法上审判独立条款的历史成因 |
| 第一节 五四宪法第78条的成因 |
| 一、形成第78条的意识形态因素 |
| 二、形成第78条的现实因素 |
| 三、形成第78条的规范因素 |
| 第二节 五四宪法框架下司法责任归属机制的表现与弊端 |
| 一、对司法的监督制约路径和司法责任的整体属性 |
| 二、整体性司法责任框架下的科层制特征 |
| 三、法院整体责任归属和监督制约机制所带来的问题 |
| 第二章 司法改革中的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一节 司法改革后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整体独立 |
| 一、司改政策文件中的“司法权”指的是什么? |
| 二、司法权的国家性与同质性 |
| 三、司法改革政策对审判机关整体独立的影响 |
| 第二节 司法改革中的法官审判独立 |
| 一、十八大以来法官审判独立的规范发展 |
| 二、从规范和实践两方面重新解释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三节 审判委员会与审判独立原则的调和 |
| 一、审委会讨论个案与审判独立原则及法定法官原则仍有距离 |
| 二、审委会制度与审判独立原则的调适 |
| 三、审委会制度是党对具体审判工作领导的连接点 |
| 第三章 司法责任制实施后法院如何对人大负责 |
| 第一节 人大监督审判权的简要历史梳理 |
| 一、人大监督审判权的历史侧重 |
| 二、《监督法》制定过程中对审判权监督规定的变化 |
| 三、人大对审判权监督的现实问题 |
| 第二节 从审判独立原则出发重新认识法院向人大负责的问题 |
| 一、法院“依照法律”审判的规范意义 |
| 二、法律最高性决定了人大监督法院的二元性 |
| 第三节 重新定义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制度 |
| 一、其他机关向人大报告工作的一般功能 |
| 二、法院工作报告的内在机理分析 |
| 第四章 司法责任制实施后审判管理如何服从于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一节 审判与对审判的管理 |
| 一、审判管理的类型概括 |
| 二、审判管理的体系 |
| 第二节 审判流程管理如何服从于审判独立原则 |
| 一、我国审判流程管理的意旨 |
| 二、审判独立原则下个案流程中的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应当分离 |
| 第三节 审判独立原则与法官考评和惩戒 |
| 一、法官为什么考评及考评什么? |
| 二、法官的内部监督与惩戒 |
| 第五章 法院如何向公众负责:走出司法公开的误区 |
| 第一节 从司法机制来看司法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关系 |
| 一、司法公信力要素中的悖论 |
| 二、司法机制隐含社会信任决定司法信任 |
| 第二节 舆论裁判的背后:社会信任不足的成因和涉诉舆论治理的误区 |
| 一、社会组织结构的激进变化 |
| 二、社会意识结构的惰性演进 |
| 三、庭审公开反映出的舆论应对之误区 |
| 第三节 双管齐下:从涉诉舆论应对和强化审判中立入手 |
| 一、建立涉诉舆论的应对规则 |
| 二、强化司法中立性 |
| 结论 |
| 附表一:美国部分州、属地法官考评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和目标 |
| (一)国内关于男女平等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 |
| (三)国外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 |
| (一)私有制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
| (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 |
| (三)妇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
| 二、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 |
| (一)“四权”是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总根源 |
| (二)在革命斗争中求解放,在参与生产中求平等 |
| (三)劳动妇女是争取男女平等的主体力量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 |
| (一)邓小平男女平等观 |
| (二)江泽民男女平等观 |
| (三)胡锦涛男女平等观 |
| (四)习近平男女平等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孕育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初步探索 |
| (一)动员妇女参政议政,争取男女政治权利平等 |
| (二)打破封建土地制度,争取男女经济权利平等 |
| (三)实行婚姻制度改革,争取妇女婚姻自由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全面探索 |
| (一)男女平等成为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 |
| (二)颁布《婚姻法》构建新型婚姻家庭关系 |
| (三)保障妇女参加普选和民主建政 |
| (四)强调同工同酬与保护妇女劳动权益 |
| 三、改革开放初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全新探索 |
| (一)修改《婚姻法》,应对新时期婚姻新问题 |
| (二)直面妇女参政低谷,切实维护妇女参政权利 |
| (三)促进妇女公平就业,深化妇女劳动权益保障 |
| (四)出台《妇女权益保障法》,推动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及逐步完善 |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和确立 |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 |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建构 |
| (一)明确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组织体系 |
| (二)制定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纲要规划体系 |
| (三)构筑保障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执行的法律政策体系 |
| (四)建立科学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监测评估体系 |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对妇女发展的初步推进 |
| (一)多措并举保障妇女就业创业 |
| (二)齐抓共管积极推动妇女参政 |
| (三)多部门联合共促妇女成长成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发展 |
| 一、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新机遇 |
| (一)新时代妇女发展的新样态 |
| (二)习近平男女平等的新思想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
| 二、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新进展 |
| (一)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体系的突破性成果 |
| (二)妇女发展纲要规划凸显妇女的主体地位 |
| (三)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 三、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对妇女发展问题的新突破 |
|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
| (二)助力贫困妇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
| (三)促进农村妇女平等参与村民自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妇女发展问题凸显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法律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执行力度亟需加强 |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受阻的原因分析 |
| (一)地方政府对男女平等的重视程度有限 |
| (二)相关机构的权威性与协调性不足 |
| (三)性别平等文化环境尚未形成 |
| 三、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
| (一)完善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法律政策 |
| (二)健全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配套措施 |
| (三)增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机构建设 |
| (四)营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文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进路 |
| 第一章 “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内部观察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问题缘起 |
| 一、政策试点的方法论传统与具体实践 |
| 二、政策试点在司法改革领域的延伸运用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 |
| 一、探索型法制催生了试点改革路径 |
| 二、政策优位于法律的法制过渡性选择 |
| 三、司法的受制性强化了司法改革的试错色彩 |
| 四、司法改革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加剧改革的试验步伐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发展阶段 |
| 一、试点改革的低度活跃期: 1978—2002 |
| 二、试点改革的中度活跃期: 2003-2012 |
| 三、试点改革的高度活跃期: 2013-至今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基本性质 |
| 一、试点改革的总体特征 |
| 二、试点改革的形式特征 |
| 三、试点改革的路径特征 |
| 第五节 试点改革的基本立场 |
| 一、试点改革的基本限度 |
| 二、试点改革的路径意义 |
| 第二章 “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外部考量与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政治考量: 服从渐进政治改革 |
| 一、西方渐进政治的决策模式 |
| 二、我国渐进政治的发展及改革目标 |
| 三、渐进政治改革下的司法试点改革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的制度考量: 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
| 一、制度变迁的局部性与渐进性 |
| 二、制度变迁的成本计算 |
| 三、通过试点降低司法制度变迁成本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理性支撑: 批判理性与实践不及 |
| 一、批判理性: 否定唯理主义与虚无理性 |
| 二、实践不及: 质疑计划思维 |
| 三、理性论对司法试点改革的启示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知识依据: 知识的分工与调试 |
| 一、知识的存在状态: 无知与分立 |
| 二、知识的获取方式: 默会知识的实践性 |
| 三、知识的进化过程: 试错与调试 |
| 四、知识论对司法改革试点的启示 |
| 第三章 试点改革的运行概貌 |
| 第一节 试点改革的行动框架 |
| 一、前期准备阶段 |
| 二、先行先试阶段 |
| 三、扩点总结 |
| 第二节 试点改革的规范类型 |
| 一、两类重要主体的规范梳理 |
| 二、原则性规范 |
| 三、指导性规范 |
| 四、执行性规范 |
| 第三节 试点改革的项目配置 |
| 一、尚未推进项目和难以推进项目 |
| 二、外源性应激项目与内源性需求项目 |
| 三、试点项目立法吸收的整体成效 |
| 第四节 试点改革的空间分布 |
| 一、总体试点的地区分布 |
| 二、单项试点的地区分布 |
| 第五节 试点改革的目标体系 |
| 一、纵向上的政策目标体系：总体目标VS框架目标VS任务目标 |
| 二、横向上的政策目标群：单一型VS复合型 |
| 三.政策目标分级对试点改革实效的影响 |
| 第四章 基于司法权为中央事权的政策型试点改革 |
| 第一节 司法权的属性判断: 中央事权的基本主张 |
| 一、中央事权的判断标准与具体内容 |
| 二、司法权为中央事权的规范表达与正当理据 |
| 第二节 中央事权的行动逻辑: 基于委托一代理关系的试点改革 |
| 一、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基本构成要件 |
| 二、委托一代理关系在试点改革的情境演化 |
| 第三节 委托一代理关系的特殊运作机制 |
| 一、解决改革主体内部组织关系的小组机制 |
| 二、解决试点单位与非试点单位关系的示范机制 |
| 三、解决技术管理与信息反馈关系的指标机制 |
| 四、解决内部与外部制度扩点的传导机制 |
| 第四节 司法权为中央事权对试点改革的政策型导向与表征 |
| 一、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组织目标 |
| 二、以政策反应的主动性作为其行动进路 |
| 三、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目标 |
| 第五章 当代政策型试点改革的问题诊断 |
| 第一节 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 综合配套改革与主体改革 |
| 一、综合配套改革与主体改革的体系关系 |
| 二、综合配套改革的现存问题 |
| 第二节 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 过度依赖顶层设计 |
| 一、计划作为顶层政策推动的主要调整手段 |
| 二、固化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 |
| 三、强制型与供给主导型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 |
| 第三节 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 路径依赖与试点异化 |
| 一、地方改革缺乏自我激励的成长 |
| 二、强化地方路径依赖与制度同化的效应 |
| 三、引发技术指标恶性竞争的机会主义与效果导向主义 |
| 四、衍生地方司法机关的应声虫行为 |
| 第四节 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 空间的压缩与垄断 |
| 一、社会主体参与试点改革的空间极为有限 |
| 二、社会主体的参与身份和地域具有高度垄断性 |
| 第六章 法理型试点改革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二阶修正 |
| 第一节 政策型试点改革的技术进阶: 实验治理 |
| 一、治理技术的革新: 作为新兴治理范式的实验治理 |
| 二、实验治理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精进: 异质关系与决策开放 |
| 三、实验治理在中国司法试点改革样本: 本土化实践与不足 |
| 第二节 政策型试点改革的制度规范: 法理型试点改革 |
| 一、法理型试点改革的理论渊源: 法理型支配的法治特性 |
| 二、法理型支配与司法试点改革的历史关联:解构与重构 |
| 三、法理型支配对司法改革的当代重塑: 法理型试点改革 |
| 第三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鼎故革新: 匡正与耦合 |
| 一、法理型试点改革对政策型试点改革的匡正 |
| 二、法理型试点改革与实验治理的二象耦合 |
| 第四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主体梯度: 国家—地方—社会的三重建构 |
| 一、主体构造的前提: 国家、地方与社会的关系再定位 |
| 二、主体构造的核心: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与分类 |
| 三、主体构造的具象: 参与主体的阶梯层次 |
| 第五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决策优化: 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的区分 |
| 一、直接决策法律拰制化的现实国情: 改革于法有据 |
| 二、法律推制化的现实途径: 授权改革的法定化 |
| 三、边际决策的自主协商化 |
| 第六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体系深化: 综合配套改革的功能定位 |
| 一、综合配套改革对主体改革的四种功能 |
| 二、综合配套改革的改进方向: 突出核心功能 |
| 第七节 法理型试点改革的机制保障 |
| 一、学习型的制度推广机制 |
| 二、实质诊断的评估机制 |
| 三、问责性的督查机制 |
| 四、科学性的预测机制 |
| 五、合理的权限分配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等3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J].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吉林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1(15)
- [2]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D]. 董鹏林. 吉林大学, 2021(01)
- [3]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基于权力分割与互动的视角[D]. 刘爽. 吉林大学, 2020(03)
- [4]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D]. 卫学芝. 山东大学, 2020(08)
- [5]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D]. 刘妤.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漳河非法采砂治理研究[D]. 潘科.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20(01)
-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8]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D]. 葛翔.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8)
- [9]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D]. 张小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D]. 廖丽环. 厦门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