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霞[1]2004年在《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中认为本论文的研究以科学技术论、管理学、经济学、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依托。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注重运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阐述与经验归纳的结合,(2)系统论方法的运用,(3)比较分析法,(4)数据分析法与图形分析法的结合。本论文重点研究了大学在“科学创新”系统和技术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概括介绍了本论文写作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法与分析图,明确了本论文研究的内容;第二章通过对国家创新体系若干概念的分析和理清,从而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后面叁、四、五章的论述打下基础,提供依据;第叁章通过大量数据,从投入产出方面,将中国科学院系统与大学相比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大学是科学创新系统的主力军,“国家知识创新过程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大学的参与;第四章指出1999年之前,企业的创新能力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存在不足,企业未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1999年之后企业正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是目前企业在担当创新的主体的重任上还存在着一些困难,指出大学通过通用技术研究的优势,给予企业以支持;第五章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对于它的研究应强调系统性,因此,本论文必须对大学在科技传播、应用系统中的情况作出说明。
李恒[2]2016年在《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区域差异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关键因素,知识和人才对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国家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技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地位,国家和区域的发展竞争越来越依赖于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发展的动力长期以来依赖要素驱动,在目前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需要大力发展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美国已经构建起完善的国家创新系统,拥有发达的高等教育和联邦资助研发机构体系,各创新主体间业已形成了良性的产学研交流合作机制,研究型大学日益成为引领美国知识创新体系发展的核心。本研究依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设研究”,通过对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研究,揭示大学在美国知识创新中的作用机制和耦合模式,为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的科教融合的知识创新体系提供借鉴。在系统梳理和评述国内外有关知识创新体系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分析阐明了大学在美国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学与其他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关系。以美国51个州作为研究单元,对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发展过程与趋势、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发展趋势、美国大学知识创新在国际上的地位,美国建立和发展多层次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拥有世界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大学研发总支出持续增长并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各国,美国高校在SCI&SSCI论文发表、PCT专利、博士学位授予方面也持续增长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接着定量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资源、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发展趋势与空间格局,发现这些指标的总量都在稳步增长,从空间格局上看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比较集中分布在美国东北及五大湖地区、加州和德克萨斯州,从格局演化来看,研究期内区域差异有缓慢缩小的趋势。再则,对美国大学运营的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与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发现大学运行的科研机构在美国科研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加,大学运营的科研机构促进了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优势互补,对区域知识创新和研究生培养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对美国主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与教学的融合关系进行了测度和分类,运用回归模型验证了大学科研对人才培养具有促进作用,大学教师是促进高校科教融合的最重要因素,通过科研提升教师的水平,然后通过教师的教学向学生传播最新的科学知识是实现科教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对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对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进行综合测度,分析了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水平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空间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发现,2000-2010年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水平持续提升,表现为创新环境的持续优化、知识创新投入的稳步增长和创新产出的不断增加。从区域层面来看,美国大学知识创新高水平阶段的州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湖)地区,包括太平洋沿岸地区、大西洋沿岸地区、五大湖沿岸地区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整体空间差异主要取决于九大区域内部差异的影响,人口压力和人才储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素质差异是造成美国大学知识创新区域差异变化的主要因素。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了大学对美国区域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美国大学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美国知识创新体系的发展：一是通过科研投入直接参与,二是通过人才培养和知识溢出改善区域的知识创新环境。大学对美国知识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存在空间非平稳性,大学作用于美国知识创新的效果在州一级层面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总体格局是美国东部尤其是东北部地区高校对区域知识创新的影响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显着,中西部尤其是西部高原山区高校对区域知识创新的影响较小。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运用,实现了比经典回归模型更好的拟合效果,同时也体现了地理空间因素对回归模型所起到的作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则具有比空间滞后模型和最小二乘法模型更好的统计属性效果。空间滞后模型结果显示,美国特定区域的知识创新不仅受到本地区高校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周边地理临近地区大学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能体现出大学对美国各州知识创新产出影响的空间差异。构建指标体系测度了2000-2010年美国51个州的科技创新能力,通过空间分析揭示了美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特征。通过与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水平空间格局的比较,发现两者具有较高的空间耦合特征,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是美国大学知识创新水平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高高耦合的州。接下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计算了2000年和2010年美国51个州的大学知识创新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耦合协调度值,结果发现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与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很高。协调度模型的引入修正了低发展水平条件下高耦合的不合理现象,结果发现美国各州的协调耦合度值在研究期内都有所提升,说明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与区域创新系统的融合关系越来越好。将美国51个州的耦合关系分为四个耦合协调类型区,协调耦合较好的州主要分布在美国东部大西洋沿海地区、五大湖周边地区和美国西部太平洋沿海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经济发达,科研与教学高融合型研究型大学集中分布,产学研合作网络完善,高校与区域其他创新主体之间创新合作频繁。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系统的对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发展趋势和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创新性的构建了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综合测度指标体系,从大学的科研和教学两个方面选取指标,在指标权重的设定上突出了大学知识创新产出的权重,进一步拓展了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研究的方法体系。文章从地理学视角出发,运用了经济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的多种理论与方法,大量采用的GIS分析工具和地图表达,丰富了研究结果的变现方式。第二、运用分析模型对美国108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与教学关系进行测度并将其分为四种科教融合关系类型,发现科教融合水平较高的大学集中分布在美国的东北大西洋沿海地区。中北部五大湖地区和加州沿海地区的空间特征。对大学科研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大学科研因子对教育影响的作用机制。第叁、分析总结了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空间格局和演化规律,深化了对美国创新体系空间格局的认知。发现美国知识创新体系空间格局呈现倒叁角的空间特征,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空间结构特征与美国的GDP和人口空间分布个局有将强的空间相关性,由此可以推断出资金和人才是影响美国大学知识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第四、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运用,揭示了美国区域知识创新的发展不仅会受到本地区大学活动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邻近地区的大学溢出效应的影响,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能体现出高等教育水平对美国各州知识创新产出影响的空间差异,更好的说明了大学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知识创新溢出效应的空间异质性的问题。
张福磊[3]2015年在《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速推进,给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形成了挑战,而首当其冲的是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进行了权力调整和国家治理转型,国家将部分权力上移到国际组织,又将部分权力下移到城市和区域层面。同时国家还将部分权力外移给市场和社会,鼓励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合作治理。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治理转型相关联,城市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主要表现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全球城市化浪潮的出现、城市经济力量的兴起以及全球城市、城市区域和全球城市网络的涌现。而城市在国家政治和全球治理中主体意识的苏醒则是看不见的真正“城市革命”。城市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不仅获得自身治理中的更大自主权,而且开始将触角伸向国家统治的尺度和领域。城市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体地位,而且开始树立自身在多个治理层次中的主体地位,使得城市与国家关系的调整逐渐成为不同治理过程的关键。因而,研究和理解城市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对认识全球化下的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有着重要价值,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所在。本文以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化为研究对象,采用全球视角和理论研究,以城市和国家概念的界定为基础,建构一个全球化下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理论框架,然后通过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总体变化,并进一步在一个多层次理论框架下深入分析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在不同层次的治理中的具体过程,从而提取出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本质,最终指出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未来现实走向和可能的理论进路。依据这一研究思路,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从地域性概念入手界定全球化、城市和国家的基本概念,并进一步提炼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概念,从而形成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城市与国家关系是指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组织形式,城市和国家之间以权力为基础在制度调整、治理过程、政策选择及其自身转型中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关系结构。全球化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过程促动了城市和国家的尺度重构和地域重组,并使得全球化下的城市与国家关系逐渐向多个尺度扩散,并成为一种嵌入在多层次治理体系中,参与到多个尺度治理的过程中,并被多个尺度的社会政治力量所影响的主要结构关系。它主要嵌入到叁个治理层次和治理过程即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城市和国家之间的互动、矛盾、冲突、合作等活动主要展现在这叁个尺度的治理过程中。因此,多层次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理论框架既可以从城市与国家关系的视角审视全球化下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新变化和新调整,也可以从城市、国家与全球治理层面考察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变化。该部分构成了本文第一章。第二,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研究。从一个历史的视角梳理城市与国家关系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以及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新变化,并分析城市与国家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和逻辑。本文认为城市与国家关系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是一个矛盾性与一致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过程。城市与国家关系历史演进的两个总体趋势：一个是城市与国家之间从城市统治到国家统治的演进,另一个是城市与国家之间从高度分化到高度整合的演进。然而,在全球化下,城市自主权力的强化和自主意识的觉醒使得城市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从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体系中逃离出来。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从整合走向一定程度的分化,从国家统治走向了适度分治和共治。该部分构成了本文第二章。第叁,分别从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叁个治理层次分析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具体关系。主要包括第叁、四、五章。第叁章：城市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从城市治理过程中,分析城市及其权力如何嵌入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和审视国家制度调整对城市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国家治理转型和国家城市政策调整对城市的影响。本文认为,从制度层面来看,现代城市无不镶嵌于国家制度之中,其中国家基础制度从根本上规定了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全球化下的国家制度变迁不仅同时改变了国家和城市的各自角色和体制,而且也引发了城市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从治理层面来看,全球化下的国家治理体制调整推动了处于全球地方化过程中的城市转型,而国家治理的尺度重构则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尺度上收和下放加速了全球化城市区域的崛起。从政策层面来看,全球化下的国家城市政策依然是国家调整自身与城市关系的最直接工具,也是影响城市事务的重要力量,同时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治理和发展的要求。第四章：国家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从国家治理过程中,分析城市崛起对国家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探讨国家治理中的城市作用,并考察城市如何影响和支持着国家转型。本文认为,国家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也已经密不可分,存在冲突的一面却又相互依赖。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崛起为国家治理带来了风险和挑战,而基于城市权力和城市权利要求为民族国家形成了压力。城市又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空间和战略地域。城市不仅是国家经济的发动机和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而且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空间,为国家治理必要的社会基础,促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不仅如此,全球化下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的有效实现取决于国家治理体制转型和治理空间调整,而其实现又依赖于城市尺度的治理调整和空间重构。第五章：全球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从全球治理过程及其变化中,分析城市主体地位的提升,探讨城市相对于国家的优势和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式和影响,并接着分析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可替代性和国家的回应与调整。本文认为,在全球治理层面,城市与国家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同样是既存在冲突性,又相互依赖。民族国家不能隐去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性,而全球城市也无法完全取代民族国家的作用。对于国家而言,与其说全球治理的转型反映了主权国家的衰落,不如说是国家权力的回调和适应。主权国家一方面回缩部分权力以满足全球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国家继续扮演着规则提供者和秩序维护者的角色。①全球治理没有消除国家的自主性,反而突显了国家的自主性。对于全球城市而言,即便不能引领全球治理结构及其变迁,至少它们可以提供更有创意的、更符合可持续性和更适应人类进步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整合全球治理结构。与国家间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不同,城市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更多基于合作机制,能够为全球治理结构注入更多柔性和弹性的元素。最后,本文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未来。本文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关系,即城市与国家之间呈现的绝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和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而是矛盾冲突与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在这种辩证关系下,城市与国家关系未来将走向一种“尺度政治”。城市和国家在各自的治理被多尺度化的力量渗透和参与的同时,它们也参与到其他尺度的治理中,并与其他尺度力量展开相互博弈的过程。在城市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开始改变着城市治理、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面貌和结构,而且其自身也在这种多尺度的治理变革中被重新定义。“元理论”将是未来城市与国家关系研究的理论进路。城市与国家关系理论思考和研究是关涉到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元理论,有助于实现现有知识体系的更新或重建特别是推动城市政治和城市治理研究、拓展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研究的视野和促进全球治理理论的创新。
洪丽君[4]2011年在《科技社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发展策略研究》文中提出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而科技社团的功能和机制与国家创新体系有着天然的联系。随着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逐步建立，科技社团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但是人们对科技社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具体功能和作用，并不是非常清晰，对科技社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够重视。本文从理论研究入手，结合科技社团的实际状况，对科技社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策略展开研究。首先，论文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得出目前对科技社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其次，系统地对科技社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科技社团的实际作用与现实处境。同时对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出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需求。第叁，将科技社团的功能与国家创新体系的需求进行耦合，总结了科技社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备的功能，明确了科技社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并深入分析了科技社团的功能优势及功能劣势。第四，在国家创新体系需求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科技社团的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福建省科技社团为例，进行实地调查。采用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对被调查科技社团进行评价，得出科技社团功能的存在问题并分析其原因。最后，针对科技社团的功能差距，提出完善科技社团功能的相关建议，并给出了提升科技社团作用的发展策略。另外，对科技社团发挥功能的外部保障条件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邹晓东[5]2003年在《研究型大学学科组织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造和人才培养对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出了新要求。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结构性调整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高校内部的学科建设和组织结构调整工作成为了新的战略发展期的重要课题。而当前在研究型大学中，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反映出对学科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影响到对学科本质的把握，需要进行系统的、结合管理科学和教育科学的深入研究来加以解决。 本文的逻辑框架是：基于学科的基本范畴，明确学科问题在整个国家科技和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组织和组织创新理论角度出发，提出学科组织创新和学科组织核心能力的重要概念，明确提出学科组织创新是研究型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本质。论文分析了学科组织要素，提出以提升学科组织核心能力为目的的学科组织创新理论模式，包括学科组织战略、结构和文化创新。并运用国内外知名研究型大学学科组织创新的案例实证研究、学科组织要素和学科组织创新的调查统计分析、学科组织创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构造等研究途径，深入研讨通过学科组织创新和学科组织要素建设以提升学科组织核心能力，促进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发展的根本途径。 第一章提出了全文的研究背景：知识经济时代中知识创造和人才培养对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新要求，以及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前在研究型大学中，学科建设发展和对学科问题的研究都存在较多问题，为此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途径。 第二章主要对有关学科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跨学科、大学学科组织结构的发展历程、组织、组织创新等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第叁章从组织理论的研究成果出发，把学科问题的研究集中到学科组织问题为主的研究，分析学科组织的内涵、构成要素，使本文的研究工作集中化。同时，本文创造性地将管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核心能力运用到学科组织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学科组织核心能力的概念并分析其内涵、要素和特征。在此基础上，基本明确了本文解决问题的途径。 第四章则基于组织和组织创新理论，针对学科组织核心能力提升的目标，着重对学科组织战略创新、学科组织结构创新、学科组织文化创新等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和论述，设计了有关的学科组织创新理论模式。 第五章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东京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浙江大学等国内外知名研究型大学的相关学科的学科组织创新为案例，对学科组织战略、结构和文化等方面的学科组织创新情况，以及学科组织流程、人员队伍、物质技术基础等方面的学科组织要素情况进行案例实证研究与分析，一方面对第叁章、第四章研究提出的学科组织要素、学科组织创新理论模式等进行论证，同时也对学科组织创新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第六章通过定量统计方法，分析学科组织要素之间的关系，总结学科建设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对学科组织创新和学科组织要素对学科组织核心能力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对前述的学科组织要素、学科组织创新理论模式等问题给予论证和支撑，以求对学科建设加以指导，使之按照有效的方式进行。 第七章运用复杂科学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分析了学科所具有的系统复杂性，论证了复杂科学理论适用于学科组织研究的可行性。运用复杂科学的协同学理论，解释学科组织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运用复杂性理论中的重要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了学科组织创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学科组织创新理论模式的相关部分进行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分析与运算，验证其对提升学科组织核心能力的有效性，.第八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本文的主要结论，并对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进行展望。 本文着力将教育科学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在学科组织问题的研究上有机结合，同时把握学科组织问题的系统特征，运用复杂科学及系统方法加以研究和分析，合理使用了系统动力学建模和统计分析方法，为将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和分析方法运用在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上，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作了努力尝试。
孙丽娜[6]2016年在《“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美国高校的发展模式同样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开放组织的高校,需要与外界环境进行必要的资源交换以维系自身的持续发展,这一点在美国高校的发展过程中尤为明显,尤其是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资源交换贯穿了美国创业型大学整个的发展进程。因此,以资源依赖为视角来研究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模式有着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美国创业型大学的成型较早,发展较快,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本文选择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模式作为研究对象,从引发美国创业型大学崛起的环境动荡、美国创业型大学在应对环境资源短缺的积极作为以及与环境中关键资源交换对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本研究以组织理论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通过资源依赖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在面临经济危机、制度调整等环境变迁时的发展策略,文章着重解析了变革之下的大学发展模式,分别从宏观及微观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全面的阐释。全文由绪论和四章正文及结束语组成。绪论对研究的缘起、研究的问题、研究的现状、研究的方法以及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研究价值等方面作出阐述,同时,对于本文所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也作出了界定。第一章主要论述资源依赖理论之于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的适切性。本章首先对资源依赖理论进行了论述,然后对应用资源依赖理论框架研究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的适切性作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环境动荡与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崛起。本章梳理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崛起的历史轨迹,从资源依赖的视角系统分析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崛起的环境。知识经济的来临、国家发展对创新体系保障的需求,加之联邦政府的自由经济政策,使高校的公共拨款急剧减少,另外美国的制度体系的保障,同样在本章作为创业型大学形成、发展的环境要素进行重点解析。第叁章着重探讨环境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美国创业型大学的积极作为。首先,大学通过与企业合作的形式争取更多的研发资金以缓解联邦联邦拨款的危机。另外,大学创立了各种研究中心将校内的学术成果产业化、市场化。此外,大学鼓励教师走向市场、大力开展创业教育等举措都体现了创业型大学面对环境变迁的积极应对。第四章分析了美国创业型大学与环境中关键资源进行交换对自身的影响。首先是大学职能的转变,其次,应对资源依赖使大学内部组织出现调整,包括组织管理、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最后,创业型大学组织内基本构成要素也发生了改变,大学创业对教师、对学生个体以及知识产出的模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语部分在将全文内容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的几项重要结论。研究表明,美国创业型大学在面临环境动荡、发展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通过积极主动地与外界资源进行互动,完全可以实现自身稳定的发展,这为面临同样困境的大学树立了信心和榜样。
刘奇耀[7]2014年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治逻辑》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旨在从功能与规范双重视角审视并描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下简称治安综治或者综治)与法治的内在关联,长期以来,治安综治往往被当作一种司法政策,在有些学者看来它有违背法治之嫌。在现实层面,治安综治确有抵牾法治的诸多表现,由此强化了综治与法治分离甚至对立的认识。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综治制度如何生成,主要发挥哪些功能,呈现何种实践逻辑,尤其是它与法治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构成了本研究的主要侧重和框架。本研究从实践逻辑出发,描绘“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在历史文献、规范文本和实证材料的梳理基础上,通过描述、解说、评价来回答延续30多年的治安综治制度的实然性与应然性。区分治安综治的功效与功能问题是理论研究的必要进路。在法学上,功效是以实用主义为面向的效果评价,并非制度逻辑本身所能彰显。于功效视角,治安综治为国家转型和社会变迁提供了效果显着的秩序保障,但也呈现出实用主义路径上的效能递减甚至失效。而作为规范主义进路的功能视角,则强调事物内涵的必然性,即制度内在的功能预期,它开发了理论空间。治安综治的核心理念是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和依法治理,是中国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治理方式的一种体现,既具备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也反映着中国共产党执政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内涵,同时也顺应了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潮流。在治安综治的制度形成、进展、转型和发展中,与行政管理体制、政法体制密切关联,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治安综治的制度确立是对1980年代“严打”政策的反思与超越,使得刑事政策由国家权力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转变。同时,治安综治在逐渐深化社会治理理念的过程中不断弥补以市场化竞争为核心的法治建构的不足。但从制度规范层面,30多年的治安综治以执政党的组织化调控为主要特点,而政法系统的权力运行制度与压力型问责制度使综治的法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治安综治的法治逻辑在于,综治与法治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不同面向。在法治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综治应社会安全需求保障而起,是法治在社会治安上追求善治的体现,但在制度实践中,由于思维和体制惯性,综治在民主、权力、组织和制度等要素整合中是从过低的制度化走向较高制度化的一个过程。当综治的治安善治追求与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高度结合起来,它将最终融入现代法治,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本研究在肯定综治制度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安综治法治化建构的基本思路,以此完善治安综治体系,即根据结构功能主义原理,在重塑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整体结构中提供内生型秩序保障的社会条件以及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有机结构的价值系统与社会共识；在治安综治制度革新中凸出法治元素和法治化方向,实现从维护政治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向以公共安全与社会和谐为核心诉求的社会善治为根本目标的转变、以共治为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治理原则,通过执政党依法进行综治决策、政法职能转型和机构重组、治安行政模式转变和行政法转型、强化社会治安自治等重要制度的合宪性调整,实现综治的法治化建构,使得治安综治的制度功能发挥得更加全面、协调和有效。文章分为七部分,除了绪论,第一至叁章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描述与解说治安综治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制度；第四章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解说和评价治安综治的制度逻辑及其正当性,并实证分析现行制度设计的问题；第五章则是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从规范主义视角阐述了治安综治制度法治化建构的基本思路。绪论部分阐述的是研究缘起,从综治与法治的现象观察出发,提出了研究的问题,旨在探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法治的内在关联。从目前来看,综治研究总体上是游离于公法之外的,如果将法学作为种自给自足的学科来理解的话,综治在公法研究上易于出现将其从制度上予以否定或者从立法上予以确认的倾向,但问题在于,这种方式并不能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综治制度的实践逻辑以及与法治的真正关系,因此单纯地运用公法理论和方法无法完成对这一制度实践的解释,还需要借助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来完成。绪论对该命题的既有理论成果作了系统梳理,使研究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并说明了研究方法与思路、可能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社会治安概念的源起与变迁”。在中国语境中,社会治安具有复杂多义性,其内涵及价值取向的变迁是考察治安综治制度的前提和基础。笔者就社会治安的古代词义、近代转向和新中国的公安概念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治安及相关概念进行了分类,及其与西方治安观及新治理概念的比较分析。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时代走向相互分离的二元时代,清晰区分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并在稳定、安全、治安和权利等概念相互关联中形成新的认识是本章的核心。第二章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制度演进”。本章通过对综治制度形成前社会治理制度演进状态的梳理,对比分析30多年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制度的形成、进展、转型与发展,描述和解说了“综治制度是怎样形成的”的制度变迁逻辑。本章认为,制度变迁的逻辑并不等于逻辑的制度理性论证,治安综治的逻辑起点必然基于现实社会安全的需要,唯此,综治才能展开其在法治中的善治面向,并看到由过低制度化走向较高制度化的法治过程与状态。第叁章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体制框架”。本章从治安综治的职能体系、组织体系和权责体系叁个方面分析了治安综治的体制框架,初步回答了综治职能的特点、综治主体、权限、责任、综治机构性质及与政法委的关系等。组织、权力和制度是综治的重要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配置关系既是综治变迁的制度依附,也是对静态体制进行问题透视的重要视角。第四章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制度的正当性及其实证分析”。本章结合实证分析对综治制度进行了正当性评价,通过实地调研、参考既有调研素材、考察综治事件等实证方法深入分析治安综治的基层现象与权力运行背后的制度结构,分析了综治的社会功效和法治功能及其存在的问题,为综治制度创新和法治化构建提供实践论证和基础。第五章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治化建构”。本章阐述了治安综治法治化建构的价值共识、模式特征、基本原则以及重大制度的合宪性调整。本章认为,公平正义是价值共识；“善治、共治与法治”是模式特征；以公共安全和社会和谐为核心诉求、社会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平衡和恪守正当法律程序是基本原则；重大制度的合宪性调整主要包括执政党依法进行综治决策、政法职能转型和机构重组、治安行政模式转变和行政法转型、强化社会治安自治等。文章的结语总结并重申了综治的法治逻辑,即综治是法治的善治面向。
王志强[8]2012年在《研究型大学与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文中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的创新系统中,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了各国构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关键要素。与其他组织相比,研究型大学具有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研究型大学在创新性人才培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社会机构所无法替代的；其次,研究型大学所具有的智力集聚效应更能够吸引政府的研究项目,这些科研项目的成果反过来又进一步提升了研究型大学的创新能力；第叁,研究型大学还通过各种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发明及其技术转移和专利许可、与产业界之间的合作研究等方式不断加强与国家创新系统中其他要素间的关联。研究型大学由于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承担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因而天然地成为了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一个主体。特别是在20世纪中期之后,研究型大学以更为复杂的方式参与到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中——研究型大学不仅是国家创新系统中作为基础研究提供者的学术界的代表,而且通过与产业界的互动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日益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地位、发挥的功能、产生的影响等进行考察,分析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各主体的职能与相互关系,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美国国家创新系统动态的形成过程,以及研究型大学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更好地为一个国家／区域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服务。本论文的导言部分对创新的词源、定义及与之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两百年来世界社会与经济结构变迁过程的简要回顾,探寻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中,创新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此外,导言部分还将具体阐述此研究的缘起、假设、方法与框架。第一章主要是归纳了创新理论的研究源起和研究现状。创新作为一种现象历史悠久,但针对此现象的理论研究却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就是在这短短的一百年中,创新理论逐渐得到了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并发展成为一门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因此,第一章将重点分析创新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发展变化,这其中包括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创新概念的扩展、创新分类、创新测度、创新系统理论等内容。第二章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对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将划分为如下叁个阶段：国家创新系统的雏形(20世纪初-战后)、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20世纪中叶-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创新系统的变革及未来趋势(20世纪90年代至今)。本章的最后部分将对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参与者、关系与网络进行分析。在勾勒出了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过程之后,第叁章的内容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对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中作用的分析。何谓研究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在过去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又被赋予了哪些新的使命和功能?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对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又起到了何种推动作用?这种“创新源泉”的地位又是如何确立的?这都是本章所试图回答的问题。此外,笔者还将通过一些代表性成果的分析来论证研究型大学的创新活动与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将重点探讨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是如何与跨学科、多元化、网络化的创新系统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创新行动者之间合作规模的扩大与合作形式的多样化。本章还将利用“叁螺旋模型”的概念来解释美国国家创新系统内不同机构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增加。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创新集群中体现出了要素之间的关联以区域创新网络形式存在的特征。大学不仅与企业发生互动,同时也与政府机构、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发生了互动。大学的衍生企业、以大学为主体形成的研究区、大学作为创新型企业的孵化器等活动进一步构成了充满动态性、开放式、协作式的创新网络,从而使美国的国家创新系统具备了某种,生态特征并发展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第五章将采用微观分析的方法,选取美国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学——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作为研究案例,对该校的技术转移机构、跨学科研究中心以及大学-产业合作组织等进行研究。第六章的内容将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诞生之初就具备的竞争性本质入手,追寻以竞争和创新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烙印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历程中所留下的印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进程充满了各种思想的、组织的、制度的变革,这些变革恰恰体现出了创新所具备的“创造性毁灭”的特征。此外,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地位的确立也得益于其与产业部门、政府机构、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学习——动态的、开放的、网络结构的创新系统就是在这样一种“共生演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陈德静[9]2004年在《基于科技创新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体系构成了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主体与基础。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最新成果、科技创新理论、高等教育及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理论为指导，采用实证分析等方法，从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互动关系的视角，分析借鉴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本文首先从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联系出发，分析研究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揭示了社会发展呼唤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呼唤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基本规律及两者互为动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凸现了科技创新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强烈呼唤。 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本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于制度创新，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及科技工作的改革与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构建高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及运行机制，构建高等教育体系立交桥，对高等学校进行合理分层及实行分层管理分类指导，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构建高等学校内部用人与分配上的竞争与激励机制，构建高等学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构建高等学校质量保证与控制体系，构建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体系和有效的运行机制等重点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归纳形成了五点基本结论和十点政策建议。
吕建荣[10]2007年在《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历史与现状》文中提出19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现代科学技术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势强力介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资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动力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此背景下，以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驱动力量的创新型国家应运而生，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已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具有知识密集和人才密集特点的高等学校，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肯定占有重要地位。但目前有关中国高校科研历史的研究，比较零散；有关创新型国家的研究，未见关于其理论渊源的探析；有关高等学校在创新型国家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大多只涉及到研究型大学，对非研究型大学特别是数量众多的地方高等学校，鲜有涉及。因此，梳理中国高校科学研究的历史，探究创新型国家的理论来源，全面理解高校在创新型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果有：第一，通过西方高等学校职能观的演变历史，分析了大学传统的叁种职能产生的过程，指出创新是现代大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第四种职能。通过对我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职能发展历史的特殊进程的分析，指出我国高校虽然在辛亥革命后就已具有科学研究职能，但长期以来一直以单一的教学功能为主，在改革开放以后高等学校迅速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在科教兴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创新职能全部出现，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通过对知识经济、国家创新体系、创新型国家等若干理论发展脉络的历史分析，理清了创新型国家理论的历史渊源，指出创新型国家理论来源于美国竞争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的国家优势钻石体系、国家经济竞争四阶段理论和经济发展驱动理论，创新型国家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关于如何放大科技创新要素作用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通过构建创新型国家理论结构，给出了创新型国家的定义，介绍了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第叁，构建了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从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等几个方面，系统分析了我国高等学校的科技创新能力。指出高等学校创新基础具有基数大、人力多、发展快的特点；科技创新投入具有经费增长快、项目增加多的特点；科技创新产出具有产量大、进步快的特点。为研究高等学校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定位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四，讨论了高等学校在科技人力、研发课题、研发机构、学科交叉方面的创新优势，论证了高等学校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原始创新的主力军、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指出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存在影响我国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两大问题：即地方大学的创新潜力未被重视；人才培养质量有所下滑。就高等学校人才培养问题讨论了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因素；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以及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与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出通识教育基础上宽泛的专业教育是今后我国高等学校主要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第五，根据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对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93.81％的地方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了地方高等学校在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以陕西为例，分析了陕西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及省属高校在其中的作用。对增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出四大对策：合理定位、服务地方、办出特色、吸引人才。对创新型国家建设中高等教育的宏观政策制定，提出叁大策略：与国家区域开发战略同步推进地方高等教育的创新；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创立地方高校、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创新机制；创新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系统。
参考文献：
[1]. 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D]. 陈红霞. 天津大学. 2004
[2]. 美国大学知识创新体系的区域差异及溢出效应研究[D]. 李恒.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研究[D]. 张福磊. 山东大学. 2015
[4]. 科技社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发展策略研究[D]. 洪丽君. 福州大学. 2011
[5]. 研究型大学学科组织创新研究[D]. 邹晓东. 浙江大学. 2003
[6]. “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研究[D]. 孙丽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7].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治逻辑[D]. 刘奇耀. 山东大学. 2014
[8]. 研究型大学与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D]. 王志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9]. 基于科技创新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研究[D]. 陈德静. 河海大学. 2004
[10]. 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历史与现状[D]. 吕建荣. 西北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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