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膺[1]2003年在《唐代女诗人的道教情怀与审美意向》文中研究表明唐代是我国道教最为鼎盛的时期，除武则天时期有过短暂的抑道挫折之外，唐统治者皆对道教大力提倡、倍加尊崇。从太宗到玄宗，统治者对道士一直恩宠有加，唐代道教遂臻于空前绝后的境地。与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提倡道教的举动相呼应，唐代社会形成了一股求道学仙、追求长生久视的社会风气和美学风气。这样的风气也影响了唐代女性从而使她们的心灵世界弥漫着迷蒙的道教情怀。 本文从唐代着名女诗人的诗歌着手，尽量去逼近、追踪唐代女性的道教情怀与审美意向，并从成因、基调、特征、呈现四个主要方面对唐代女性的道教情怀与审美意向予以了较为前沿的探求与分析。
颜文竹[2]2015年在《李冶、鱼玄机诗歌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代诗坛人才辈出,而在道教鼎盛发展和社会崇道之风的时代背景下,女冠诗人应运而生,尤以李冶、鱼玄机最为着名。她们两人集中了女冠、诗人、名媛叁种身份,并且有着相似的坎坷经历和大致相同的家庭出身、时代背景。她们凭其特殊的身份和智慧才情,与文人雅士广泛交游,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在唐代诗坛散发着奇光异彩。无论是诗歌思想的表达、题材的选用还是整体的艺术风格,两人的诗歌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同中有异。对待爱情,李冶和鱼玄机都是热烈追求,执着坚守,敢爱敢言,但鱼玄机表现得更加大胆、强烈;她们积极思索爱情的悲剧处境,并对封建社会里的世俗夫妻关系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同时,鱼玄机还表现出积极的反叛和抗争。在强大的男权面前,她们对待男性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试图摆脱男性的依附,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男性化书写姿态,女性独立意识十分明显。她们还能跳出传统“叁从四德”的围困,认识到女性自身独特的价值。不仅如此,鱼玄机的诗中还表现对政治的极大热情与“怀才不遇”的愤懑,与此相对照的是李冶对功名的淡泊。透过李冶与鱼玄机的作品,读者也能间接地窥见唐代道教的面貌。她们虽然不是虔诚的女道士,但是她们对道教意境的感悟却非常敏锐。受道教思想的熏染,她们诗作中无形间散发出的清虚的气质也是显而易见的。李冶和鱼玄机的诗歌成功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她们都擅长用典,甚至有些还是两人常用共用的典故;李冶、鱼玄机对格律也很精通,具体表现上,鱼玄机以熟练驾驭多种诗体出彩,而李冶对格律诗的对仗能够灵活变通,游刃自如。
丛小燕[3]2013年在《唐代女冠诗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鱼玄机、李冶、薛涛可以说是唐朝最富盛名的叁位女诗人，她们都生活在唐朝中晚唐时期，都有着风云变幻、坎坷无奈的人生遭遇，并且她们还具有相同的伦理身份——女冠。虽然她们千百年来，早已经深埋地底，化为草尖的清霜白露，诗歌成就也并没有辉煌到家喻户晓，但却为中国文学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本文试将这一特殊的女性群体放在比较宏阔的文化平台上，结合唐朝社会文化背景，诗人的身世经历以及具有代表性的诗歌，研究她们与传统闺阁女性诗人不一样的雅健诗歌风格。全文分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绪论从唐朝开放辉煌、崇尚诗歌的大背景环境出发，引出以鱼玄机、李冶、薛涛为代表的女冠群体，并且综述关于此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正文第二章主要从宗教形态、社会风尚、妇女地位提高这叁个方面交代了女冠群体兴盛的原因，为下文鱼玄机、李冶、薛涛卓越的诗歌成就做铺垫。第叁章主要论述了鱼玄机、李冶、薛涛女冠身份与她们诗歌显现雅健诗风存在着的联系，理清这一身份载体对诗歌风格产生的影响。接着分别论述叁位女诗人诗歌的雅健诗风，从诗人的人身经历出发，以不同的侧面，选取不同的诗歌分别具体论述了鱼玄机、李冶、薛涛叁位女诗人的雅健诗风，总体呈现率真、理性、雄浑的倾向。第四章从叁个方面说明了叁位女诗人的雅健诗风对唐诗宋词产生的影响，丰富了后世诗词创作的范围，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结语总结了她们的诗歌成就，对以男性为主体的封建社会文化提供了思想上、美学上的补充。由于学识和时间有限，文中浅显纰漏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谢一峰[4]2012年在《实态与想象：唐代女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之核心要旨,是对唐代女性入道实际情形之具体分析与有关唐代女冠的多文本解读。要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唐代的女冠所占唐代道士(包括男、女)比例究竟如何,又存在怎样的地域和时段差异?本文第一章即通过对长安、洛阳、敦煌的道观进行逐一梳理；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唐代长安女冠观数量与比例的变化情况和分布特点进行细密地分析；亦简要阐述了洛阳和敦煌女冠观的数量与比例和洛阳女冠观的分布情况。显而易见：唐代女冠观之数量与比例,不仅存在明显的时代差别,亦存在显着的地域差异。综合来看：唐代女冠观所占道观总数量之比例,大抵以两京地区为高,而在诸如敦煌一类的边陲郡县则较低；若从时间的纵向序列来看,则单以材料较为丰富的长安而论,唐代女冠观所占总道观数之比例似呈现出一不断提升之过程。此外,唐代公主入道乃是两京地区女冠观比例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章之要旨,不在于对唐代公主入道原因的平行罗列,而是试图通过史料的细密梳理和定量的图表分析,在真正明确唐代公主入道情况各个时期发展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唐代的政治背景、宗教形势、女性地位、公主政策等方面的诸多要素,进行一全面而立体之分析与解读。总体而论,唐代公主之入道,以睿宗为限,其先未有(除为避和亲早年入道其后又还俗出嫁的太平公主)而其后多闻,呈现出明显的前后两期,这一点,是与唐代公主政策乃至整个女性地位之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然睿宗以降公主之入道,又以睿宗、玄宗朝和武宗前后为两个高峰。此二高峰的出现,则是睿宗、玄宗、武宗朝前后唐代君主之个人信仰与宗教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除却记载唐代入道公主的正史、政书之外,有关唐代女冠的文本大抵还有如下叁类：墓志、小说与诗歌。本文第叁章旨在对此叁类材料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明晰这些材料的概况和基本特点,并对墓志、小说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感提供解释。可以看到,此两种材料虽在形式和侧重点上各有分殊,却都体现出一种宗教情怀和世俗元素的结合趋向。唐代女冠在求仙慕道的同时,不忘红尘,与世俗伦理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和谐。此外,对于唐代女冠诗人和男性女冠诗作的分析和解读,也为我们进一步明晰此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持。晚唐五代之后,随着入道公主数量的剧减与“在家守节”的流行,女冠的数量与比例有了极为明显的下降；女冠的社会声誉,也随着其逐渐沦为“叁姑六婆”中的“道婆”而显着下移。唐代的“女冠热”,已成过眼云烟,只有女冠们留下的诗句和典故,仍不时为人们所忆及,成为那个时代的女性所留给我们今天的历史记忆。
田晓膺[5]2004年在《唐代女性诗歌中的道教情怀初探》文中认为唐代是我国道教最为鼎盛、道教信仰最为虔诚的时期,在其叁百多年中,统治者对道教都大力提倡、倍加尊崇。与统治者大力提倡道教的举动相呼应,唐代社会形成了一股求道学仙、追求现世幸福、永恒生命和自由心境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同样也影响了唐代女性,从而使她们的诗歌和心灵世界弥漫着迷蒙的道教情怀。
吕靖[6]2014年在《唐代女性诗歌之女性意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唐代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和兴盛时期。在男性诗歌创作高涨和繁盛的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思想宗教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唐代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女性诗人,这些女诗人凭借其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方式,创作了一批体现唐代女性风格和时代特征的佳作。这些女性诗歌作品与《诗经》的富有原始性和汉魏六朝柔弱依附的女性创作不同,在诗歌题材和情感表达上都彰显了唐朝特有的女性意识和精神体验,实现了女性创作的时代发展和进步。本文以唐代女性诗歌为基础,通过作品的剖析以及与前朝女性诗歌的分析比较研究,挖掘唐朝女性诗歌创作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分析这种女性意识的突破性和局限性,主要分为叁章：第一章分析唐朝女性诗歌创作中女性意识觉醒和显现的社会背景,唐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兼容并包促进了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实现了她们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自由,推动了女性创作的兴盛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第二章详细剖析唐代女性诗歌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这一部分的分析分为叁部分,是唐代女性诗歌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进取性,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进取意识和追求欲望,包括积极入世,关注时事和政事,渴望展现自己的才华以及对真诚爱情和自主婚姻的热烈追求等方面。二是唐代女性诗歌创作中女性意识的突破性,主要表现为她们勇于反抗和突破自身受限于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和规制下的人生局限,以及相对于前朝女性诗歌创作而言,唐代女性诗歌在思想上尤其是女性意识方面有了新的开拓和突破。叁是唐代女性诗歌创作拟男倾向中的女性意识体现,主要表现为很多女性诗歌创作从谋篇布局到字句风格都充满男子之气,这种倾向的优劣虽然颇具争议,但这种诗歌创作上的模仿主要还是出于唐代女性对社会认同的迫切需要和展现自身才能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她们努力地突破自身性别上的局限、努力完善自身差异与不足的积极进取的女性意识之体现。第叁章分析了唐代女性诗歌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局限性。唐代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和自主精神虽然已经有所萌发,但实际上这些富有进取精神和抗争意识的作品在流传下来的几百首女性诗歌中所占比重很小,更多的唐代女性依然身陷于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圈厩中,重复着传统女性既定的命运。结语简要分析比较了唐朝女性创作与六朝的不同和差异,并指出唐代女性依然无法逃离封建社会的藩篱和束缚,唐代女性的女性意识虽然已经觉醒,并有了很大的表现,但只要封建男权制度和社会道德的压迫依然存在,她们的女性意识的完全展现就永远无法实现。
李裴[7]2009年在《论唐代女冠诗歌中的审美意识》文中指出以大唐开放的社会风气和道教贵柔守雌的传统为背景,唐代女冠创作诗歌的现象盛极一时。不少诗歌作品受这一时期审美风潮的影响,热衷于使用道家、道教的术语、典故,致力于表现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飘逸出尘的人生理想,体现出浓郁的道教美学情怀。
陈际斌[8]2013年在《唐传奇与唐代文风》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重点研究唐传奇与唐代文风的互动关系：其一,研究唐传奇与唐代文风之间有无影响,如果两者存在影响,是前者影响后者,还是后者影响前者,抑或相互影响。其二,研究互动方式,即研究唐传奇与唐代文风在思想倾向、题材内容、叙事动机、叙事地位、叙事艺术、叙事语言等不同层面上如何相互转化、相互渗透。其叁,研究互动过程的阶段性,唐传奇的发展分初盛中晚四期,不同时期的互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四,研究互动原因,本文主要从不同文体之间的差异与优势互补、唐传奇与唐代文风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传奇与诗文作者的交往等角度研究互动原因。其五,研究互动结果,互动促成了诗文与小说的相互渗透；促成了文学主流从诗文到小说的转向。全文共十叁章,前加绪论,后加附表。第一至第叁章论初期唐传奇与唐代文风。第一章论述传奇初兴和文风生成的背景；第二章论述初期传奇与诗文的风尚之异,主要是比较初期传奇与体现文风的诗文特别是最有可比性的叙事文的文体特征差异；比较二者在思想倾向、题材内容、叙事动机、叙事地位、叙事艺术、叙事语言和描写语言等不同层面上的差异,其目的是分析不同文体之间的优势互补。第叁章论述初期传奇与诗文文风的互动。文风影响传奇：其一,诗文之儒家主导思想确立了传奇的人间化性质、道德底线和阶段定位。其二,“唐初八史”之编纂使得重史文风盛行,并为传奇所借鉴,使传奇的史传体叙事框架得以确立。其叁,文风之文质并重与传奇的阶段定位相适应。一方面,此期文质并重,骈文、赋特别是诗等辞章因素向传、记渗透,此期传奇已经处于初期。另一方面,此期文质并重,又反对片面讲究文采,反对南朝绮艳文风,此期赋和骈文受到正统诗文作家、史学家、古文先驱者排斥,初期传奇的辞章化程度远不如盛期。体现文风的诗文也会受到传奇影响。其一,史传采用传闻材料,运用小说笔法,如“唐初八史”之《晋书》可能受王度《古镜记》之影响。其二,碑传也多体现小说因素,碑传文特别是僧人、道士碑传多存异闻。第四至第六章论盛期唐传奇与唐代文风。第四章论述传奇鼎盛与文风生成的背景；第五章论述盛期传奇与诗文的风尚之异；第六章论述盛期传奇与诗文文风的互动。盛期传奇与文风的互动表现出以下特点。其一,贞元文风尚荡直接导致了单篇传奇的兴盛。贞元文风尚荡表现在思想内容上不受儒家思想束缚；在艺术上文笔放纵而不受拘束。这种文风会导致佛道、神怪、艳情、豪侠传奇的兴盛,并且艺术水平特别高。其二,元和文风尚怪,是受到传奇的影响,表现在：传奇“作意好‘奇’”之创作动机渗透到诗文中,险怪诗派追求怪奇；传奇吸收多种文体之优长的写法,必然会启发韩孟诗派打破文体界线,以散句、赋句入诗。其叁,写实文风兴起对传奇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思想上,写实文风促进了唐传奇的人间化倾向。在艺术上,写实文风促成了传奇纪传体叙事形式的成熟,传奇采用易于让人相信的纪传体框架写虚构的内容。其四,叙事文风兴起有利于唐传奇的兴盛。因为唐传奇本质上就是一种叙事文体。第七至第九章论中期唐传奇与唐代文风。第七章论述传奇中兴与文风生成的背景；第八章论述中期传奇与诗文的风尚之异；第九章论述中期传奇与诗文文风的互动。中期传奇与文风互动,表现出下列特点。其一,单篇传奇文开始衰落,传奇集兴起,这与晚唐文风的衰退和审美趣味的转变有关。其二,爱情传奇的衰退与杜牧对元稹、白居易淫艳诗风的批评相一致。其叁,托神鬼影射现实,寄托政治情怀或人生感悟的传奇与旨意隐晦的文风一致。大和至大中年间出现了旨意隐晦的文风。如李商隐诗歌艺术和李玫《纂异记》风格一致。其四,诗文抒情性开始向传奇渗透。传奇由娱乐转向抒情,表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受到诗文的情绪化影响,传奇开始情绪化。二是与咏怀诗一样,唐传奇也抒发怀才不遇的情怀,如李商隐《李长吉小传》、罗隐《中元传》、李复言《续玄怪录》之《李俊》都是自抒怀抱之作。叁是受到政治抒情诗、咏史诗等影响,出现政治抒情的传奇集：李玫《纂异记》。其五,变文对传奇叙事情节有影响。变文对唐传奇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语言通俗上,还在叙事情节的曲折和人物的道术色彩上。第十至第十二章论晚期唐传奇与唐代文风。第十章论述传奇衰落与文风生成的背景；第十一章论述晚期传奇与诗文的风尚之异；第十二章论述晚期传奇与诗文文风的互动。晚期传奇与文风的互动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此期过分强调真实、议论的文风促使传奇衰落和笔记小说兴起。其二,受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小品文之影响,此时小说如《潇湘录》、《大唐奇事记》托神怪褒忠骂奸,亦表现为：以讽刺时弊为主,叙事情节极为简单,使用散体语言。其叁,此时指陈时弊的文风促使传奇关注大事,成历史、讽刺、公案小说之滥觞。第十叁章论述唐传奇文体及互动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纵向比较初盛中晚期唐传奇的文体特征、互动的阶段性特征。总之,唐传奇与体现唐代文风的诗文,特别是最有可比性的叙事古文之间存在系列差别；传奇与诗文特别是叙事文等不同文体之间可以互动；传奇与诗文也会在同一文体内部发生转化,推动着叙事文和小说的演进,推动着抒情文学向叙事文学的转化,在此转化过程中,叙事对象由以帝王将相为主转变到以下层民众为主、语言也由骈体或骈散兼行转向以散体为主。
刘长华[9]2012年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中”与“西”、“新”与“旧”之间的辩诘与梳理就是其中常谈常新的话题。且在面对这些话题时,人们基本上立足于新诗与旧诗在外在形态上的比对,即拘泥于中国新诗在语言表达、形式建构等方面与中国古典诗词曲赋是相近还是相远。近些来,“中国新诗有无传统”之争是学界热点,是过去话题的深度推进。“中国新诗有无传统”不仅关乎中国新诗其百年心路历程的总体价值衡估,还左右着它在未来道路上的精神走向。予其以深度性的把握是必要和及时的。遗憾的是论争双方的研讨立足点也是蹈袭过往的。传统文化不能代表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灵魂,表征着民族精神。诗、词、曲、赋等体式存有差别的文学样态,能被古典诗歌同一体系所统摄,其根本点应在于文化传统。之于中国新诗而言,也就是须从“器”的思维层面即传统诗歌中跳逸出来,而更要深入到“道”即民族精神的高度中去追本溯源、正本清流。基于中国新诗传统的研究现状,本文就拟从民族精神这个角度来探讨“新诗有无传统”。“独特性”、“恒定性”是“民族精神”的要义特质。“民族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历史积淀,“民族精神”的“源初性”生命形态是与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互为表里,神话、传说是管窥“民族精神”的最佳窗口。这已是定论。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新诗存在传统,其中心任务就落在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上。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就是以考量出相应诗歌正由于民族神话、传说的意象及相关意象的存在,尽管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却能使自身保持和显露出民族个性的历史。在本文看来,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所置加的民族性影响为全方位、深层次的,呈体系化的,可以从发生论、流变论、价值论、诗学论、文类(体裁)论、作家论、艺术论、影响论等层面予以一一展开考察。民族神话、传说意象在中国新诗中蓬勃涌现,大约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五四”时期中国神话学理论的自觉。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茅盾、谢六逸、林惠祥、黄石等人引介了西方神话学理论,其中就涉及到了他们对诗歌与神话之间关系的认识；其次,“混沌”秩序与“启蒙”想象。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混沌”时局,同时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启蒙”角色,使得人们很容易产生比附神话的心理；第叁,文艺现代性的出场使命和内蕴意向。诗歌与神话之间的联姻是文艺现代化的内趋性诉求；最后,庄骚精神的历史“复活”和现代诠释。“庄骚”精神就是与巫楚文化、与神话、传说相关联。而“庄骚”精神又是深得中国知识分子雅好的思想资源之一。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的结合就是一种“用典实践”,但渗透期间的不是“用典思想”,而是拥有了时代特征。这表现为：第一,用典思想归化为先锋精神。之所以称其先锋,就因为相关诗歌在内蕴气质上“反俗”,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以及融合了西方诗学；第二,文化意识对历史意识的覆盖。中国新诗用典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中不再是历史意识的凸显,而是与民族性、共时性的视域相联,表现为一种文化意蕴；第叁,崇高之质兼容优雅之文。旧诗学中的用典就是优雅之文的表现,不太与崇高之质交集。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却是崇高之质与优雅之文相兼容,它们以“强力”、“英雄”、“道义”为审美的同时又不以情节取胜,在语言策略上不与工具白话相类,与楚文化有着交集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对相关诗作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影响。价值取向主要是建构在主体与他人、与世界、与神、与自我之间关系处理的四个维度上。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或“神”呈现“德性化”,这在中国新诗中就表现为个人意志在同构中集体化；“化生”神话解释了主体与世界、与自然的“同一性”,这在中国新诗中就转化成生命于现世中的“生生”；中国神话、传说处理“人”与“神”之间关系时,表述的是“人之神化”,相关新诗中的人性便是诗性与神性的分流；中国神话、传说中对主体自我的认同,可用“神之无所不能”予以涵盖,相关的新诗就渗透着“有我”意识或参与精神。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对相应的西方诗学存在过滤。中国神话、传说中“游”意识的存在因而使得中国浪漫主义诗学中的“神思”精神是非本体性的；西方象征主义的“契合”论在中国神话、传说意象的透析之下表征的是“生命共感”思维；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格意志属于克制压抑型因而使得生命诗学在中国新诗中脱离了生理属性,而更多地表现出“人文性”的意向；祖先崇拜代一元主神崇拜是中国神话、传说的特质,中国现代神秘主义诗学因而表现出“去宗教性”。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诗歌在中国古典时期就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体式类型。由于中国神话、传说意象的媒介,这些体式类型得以直接或间接的继承。首先,“游仙”题材在新诗中颇为常见；第二,中国新诗中的“剧诗”看似很“新”,但由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渗透,它很大程度上就是“神仙道化剧”演化而来；第叁、由于“新月派”倡导人文精神,他们藉助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传达了“敬天崇道”精神意向,相应的诗歌就表现出“青词”化倾向。“共时”现象的出现离不开一些代表性诗人的个案实践。他们的实践存在差别与个性。郭沫若是在膜拜以“女娲”为原型的东方创始女神之上,体验到了诗的“创造”本质,一反前人对诗之本质的认识同时,又是在民族文化中找了归宿；闻一多是在信仰、幻美、强力融合之上复活“楚辞”,他相应的诗歌就是新“楚辞”,从而于中赋予他对中国新诗的本质某种认识；朱湘则认为中国神话、传说是最优美的,可以拯救人性,另一方面他又认定从民族神话、传说中可以“称述华族民性的各相”,两者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民族神话、传说是中国的“载神道”诗歌；冯至从民族神话、传说发现了中国新诗的“思”,《十四行集》中明显了留下了前期长篇叙事诗的精神痕迹；唐湜从地方的“风土故事”中构建了中国狂欢化诗学与牧歌；“寻根派”诗人则从中国远古神话中发掘了生命的神性,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一个弱点便是漠视生命,而中国神话、传说与西方相比,尊重感性生命是它的突出特质,因而“寻根派”将民族神话、传说视为神圣生命的歌唱。中国神话、传说意象对相应诗歌的艺术影响十分明显。第一,相关的新诗和古典诗歌一样非常重视意象,这种重视并不是受到美国“意象”派的影响,而是中国神话、传说本身就含有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第二,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不少存在着叙述化的倾向,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散文化的倾向,因为中国神话是呈现出的“混沌思维”,追求“意”与“境”的统一；第叁、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一直表现出“纯诗化”的意向,但这种“纯”是建立在“不纯”的基础之上,因为中国神话、传说意象本身是讲究现世之感的。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与神话、传说之间的历史距离更为亲近,因而相关诗作一方面是有着回应意义,另一方面又是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这种回应与启示归落到民族性诗学建构上,就表现为：地域性是参与民族性诗学建构的渠道；宗教意识是民族性诗学尝试的方向；综合性思维是民族性诗学的还乡之路。综上所述,本文虽然只是从一个方面、一种途径来印证中国新诗的民族性,但由于民族神话、传说在文化属性上非同小可,其本质上就是从民族精神、生命体验、思维方式等视角探讨和厘清了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无；与之相伴相行的是,虽然所择取的研究对象只是部分性的,但亦具有了一般性、普遍性的意义。因此,本文的结论是中国新诗存在传统,但这个传统既不在古典诗歌,也不在于中国新诗本身,而在于文化传统之中。并由此得出几个认识：第一,从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诗歌中返观到了部分中华民族精神；第二,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中的“上帝”意象在不少情况下并不具有基督教意义；第叁、新诗的本体论须以中国新诗传统为背景,但两者又是有着明确区分；第四、一个创作上的启示便是中国新诗在价值取向上应主动、积极地靠近民族精神。
吴然[10]2016年在《四川盆地山水城市营造的文化传统与景观理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基于山水城市理论,以山水城市营造的文化传统和景观理法为研究对象,以四川盆地为研究范围,选择成都、都江堰、乐山、宜宾、泸州、自贡、重庆、阆中八个具有地域和文化双重代表性的典型山水城市为研究实例,旨在通过对盆地山水城市营造环境基础的梳理,探索四川盆地山水文化传统的形成及特征,总结山水城市景观的构成要素与空间、意境结构,并基于此要素和结构深入研究山水城市景观的具体营造理法,同时探讨其与山水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论文通过对四川盆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观念文化环境叁方面的论述,梳理了山水城市营造的环境基础,进而从原始崇拜、古代科技、哲学思想、礼乐制度、宗教信仰、风水理论、文化艺术及地域民俗八个方面,分析了四川盆地山水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总结出“天人合一”的文化特征以及四个具体的特征体现。论文进一步通过实地调研与相关历史文献的结合考证,从城市山水格局、风景名胜、园林与标志性景观建筑、城市“八景”四个方面对四川盆地八个典型山水城市的景观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研究,进而提出了山水城市景观的构成要素)(“山水要素”、“城市要素”与“景观要素”)以及景观的空间与意境结构。基于此要素和结构,论文深入分析总结了四川盆地山水城市景观的具体营造理法。其中“山水要素”理法为城市山水格局的营造,包括“察山水之势”、“定山水之序”、“立山水之局”、“塑山水之境”四个方面；“城市要素”理法为城市景观风貌的营造,包括“边界”、“轴线”、“骨架”、“群域”、“基底”、“城市意境”六个方面；“景观要素”理法为城市景观单元的营造,包括“标志性景观建筑”、“园林”、“风景名胜”、“景观意境”四个方面。论文以抽象归纳类型、总结提炼特征、追溯文化根源、分析构建理法等研究方法,结合典型山水城市景观的具体实例,分析论证了四川盆地山水城市景观营造与山水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以及具体的理法体现,进而得出“信仰凝聚”、“自然和谐”、“人文内蕴”、“景境交融”的四个理法特征。本文的研究首次构建了以四川盆地为代表的山水城市景观理法的理论研究框架,探讨了将多元文化与景观相关联的研究方法,弥补了四川盆地城市景观的相关理论空白,完善了山水城市景观的理论研究体系,创新了山水城市景观的理论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唐代女诗人的道教情怀与审美意向[D]. 田晓膺. 四川大学. 2003
[2]. 李冶、鱼玄机诗歌比较研究[D]. 颜文竹. 湘潭大学. 2015
[3]. 唐代女冠诗风研究[D]. 丛小燕. 重庆师范大学. 2013
[4]. 实态与想象：唐代女冠研究[D]. 谢一峰. 浙江大学. 2012
[5]. 唐代女性诗歌中的道教情怀初探[J]. 田晓膺.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6]. 唐代女性诗歌之女性意识研究[D]. 吕靖. 安徽大学. 2014
[7]. 论唐代女冠诗歌中的审美意识[J]. 李裴.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
[8]. 唐传奇与唐代文风[D]. 陈际斌. 武汉大学. 2013
[9].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D]. 刘长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10]. 四川盆地山水城市营造的文化传统与景观理法研究[D]. 吴然. 北京林业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