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英[1]2004年在《韩愈、郑道传排佛论之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无论是在中国儒学史还是在朝鲜—韩国儒学史上，排佛论都算不上是主流思想。但是它在两国儒学的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韩愈的排佛论吹响了大陆儒学复兴的号角，拉开了宋明理学产生的序幕；而郑道传的排佛论则使儒学即朱子学制度化，成为李氏朝鲜的官方意识形态。 本文从韩愈和郑道传的排佛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对二者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二者有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站在儒家的立场，对佛教社会危害性予以批判，在各自国家的儒学发展史上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等等。但是，我们决不能仅仅依据这些相似之处就忽视了二者存在的巨大差异，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韩愈和郑道传排佛论的目的不同，理论深度不同，所获得的评价也不同。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郑道传为代表的排佛论绝不是韩愈排佛论在海东的翻版和余续。如果说韩愈是排佛论的倡导者，那么郑道传就是排佛论的实践者。
李相楠[2]2015年在《论郑道传与朝鲜王朝初期的教育》文中研究指明郑道传是朝鲜王朝开国的一等功勋,政治的奠基人,又是王朝政治的牺牲品。其改革维新思想构成了朝鲜王朝初期的经世学风；批佛理论使高丽佛教从国教的宝座上滑落下来；政治思想奠定了朝鲜王朝礼制社会秩序的基础。本文在论述其生平及着作的基础上,围绕《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和《叁峰集》等史料,一方面通过认识论、伦理道德论和儒教国家论来阐述郑道传的教育观；另一方面通过选拨制度和学校制度来阐述郑道传在朝鲜王朝初期所进行的教育活动,进而总结出他的教育观及其教育活动在推进当时教育政策的建立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全文将分几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和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并提出笔者的研究方法。第二章阐述高丽末期、朝鲜王朝初期的社会状况及郑道传的生平。丽末鲜初是韩国(朝鲜)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期。它不仅从政治上实现了王朝的更替和革新,而且在思想上建立起了一个以儒教为基础的新国家。作为开国的一等功勋,郑道传集政治、财政、兵权于一身,其革新思想对朝鲜王朝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叁章主要阐述郑道传的教育观。他认为人的气质可以改变故而实行教育,加之世人为“同气者”而建立学校；其实行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们通过自己的意志以控制内心的欲望,依据道德自觉性以发掘内心之义理；其实行教育的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为蓝本,普及仁、义、礼、智和亲、义、别、序、信的伦理道德理念。在士中选拔官吏,任用“真儒者”为官,建设一个井然有序、以民为本、具有伦理道德性的“礼”制社会,即“儒教理想社会”。第四章主要阐述郑道传的教育活动。通过选拔制度和学校制度两个方面对之进行考查。在选拔制度方面,运营以经学为中心的科举制度、废除私兵和成立武科、根绝座主门生及实行吏科；在学校制度方面,强化成均馆教育以及设立乡校。郑道传的教育观和其所进行的教育活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第五章为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
吴京厚[3]2006年在《高丽末朝鲜初儒佛论争——以郑道传的排佛论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旨在检讨高丽末朝鲜初儒教和佛教间进行的思想论争,围绕当时政治社会变动的背景,集中分析了在朝鲜建国中作出贡献的具有代表性的儒学者郑道传的排佛论。他的排佛论以居敬和穷理为基础,具有体系性和客观性,更有为现实改革和朝鲜建国服务的功利性。在高丽末朝鲜初思想史上既有它的意义,也有思想局限性。
尹丝淳, 洪军[4]2010年在《叁峰郑道传斥佛论的哲学涵义》文中指出郑道传不仅是与李成桂合作发动易姓革命开创五百年朝鲜王朝的杰出政治家,而且还是积极排佛崇儒开启朝鲜朝独尊儒学时代的着名哲学家。他终结了之前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奉行的实质上的"儒佛并行"的思想格局,实现了儒学官学化。郑道传力主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这与建立在补偿心理基础之上的佛教的他律性伦理意识相区别。叁峰的理论属于坚持"所当然"之原理的自律性、自觉性为特色的伦理学说。否定佛教他律性伦理意识,提出自律性伦理说便是叁峰斥佛说含有的哲学意义。在这意义上,叁峰不仅是成就易姓革命的政治家,而且还是在韩国哲学史上留下深远影响的哲学家。
参考文献：
[1]. 韩愈、郑道传排佛论之比较研究[D]. 敖英. 延边大学. 2004
[2]. 论郑道传与朝鲜王朝初期的教育[D]. 李相楠. 延边大学. 2015
[3]. 高丽末朝鲜初儒佛论争——以郑道传的排佛论为中心[J]. 吴京厚.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
[4]. 叁峰郑道传斥佛论的哲学涵义[J]. 尹丝淳, 洪军. 韩国研究论丛.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