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存[1]2003年在《公路经营中政企关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政企关系一般理论出发，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通过国有企业政企关系的理解，提出了在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下，我国国有企业政企关系的基本思路和科学定位；详细论述了公路经营企业的涵义、特征、组建动因及发展实践与面临的问题；阐述了我国现有公路经营企业管理模式，在对现有模式进行比较与利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公路经营企业管理模式的选择与运作；论述了现代企业制度对公路经营企业提出的规范，分析了公路经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并提出了完善的举措；理论结合实际，提出了规范和协调公路经营中政企关系的基本思路和相关政策建议。
梁锋[2]2005年在《公路特许经营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出台,必将促进我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公路特许经营制度作为项目融资方式的先导,成为依照《行政许可法》改革公路管理体制的突破口。本文在广泛了解国内外公路特许经营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经营性收费公路实施特许经营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着重研究了实施公路特许经营途径、程序和方法,并对特许经营核心文件——特许经营合同的构建设计了合同的基本框架;同时对公路特许经营的配套机制做了一定的研究,并提出一些进一步完善的设想。
郑延智[3]2005年在《我国收费公路吸收民间资本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中心围绕“收费公路要不要引入民间资本”、“如何引入民间资本”以及“引入民间资本后如何进行规范和管理”等叁个问题展开,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和产权理论,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收费公路吸收民间资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在分析我国收费公路吸收民间资本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影响民间资本进入公路领域的因素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我国公路吸收民间资本的模式选择与具体方式,并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民间资本准入、融资、激励、监管和保障机制的相关政策建议;在民间资本进入后的规范和管理问题上,本文提出通过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以及明确政府的行业管理职能等叁个方面构建了政府与民间投资者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在吸收民间资本进入收费公路领域过程中的作用。
韦韡[4]2007年在《政府管理地方高速公路的体制约束探析》文中研究表明高速公路是政府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的产物。其有别于普通公路的自然属性及一系列的基本特征，使高速公路的管理活动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和较为特殊的要求。高速公路作为准公共物品，担负着公共服务输出的职能和责任，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一部分；但同时高速公路又有一定的商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管理又有一定的市场化取向。这两种本质不同的属性同时存在高速公路管理之中，因而使高速公路管理成为政府组织行为与社会经济组织行为的统一，其管理体制的确定及管理体制内两种不同的属性对管理方式的要求正是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理论研究的重点。当前我国高速公路管理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体制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或不合理现象，从根本上说是对高速公路管理的特殊性、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构成与运作的有机协调性、评价比较的科学性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认识不一致所造成的。因此，本文旨在从探讨政府管理职能在高速公路领域的具体实现的角度，分析政府管理地方高速公路的内外关系，对完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曹伟[5]2013年在《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文中研究表明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不仅实现了温州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同样,今天的“温州困境”不仅是温州的困境,而且昭示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境。从全国来看,如何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推动人情社会向法治转变,保障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恰当作为,都是全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温州作为我国最早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地区,也最早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挑战,非常具有典型性。因此,破解“温州困境”的意义也就超越了温州发展的区域意义,或许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一样,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价值。本文借用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尝试提出政企耦合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运用该框架,本文对温州模式的兴起做了重新解读。在简要梳理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背景与条件、成就与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温州地方政府在温州模式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规制、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等方面。研究表明,温州地方政府在政治、市场、社会诸场域中与民营企业的较好耦合是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温州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起步时期的理性“无为”,在民营经济壮大时期的适当“有为”,迎合了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温州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政企耦合,而温州模式困境的根源在于政企耦合畸形化。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叁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温州政企耦合畸形化问题日益凸显。一是政企耦合外部环境的改变：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温州原有体制先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耦合状态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才和资本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温州。二是政企耦合内在基础的影响：人情社会是温州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影响政企耦合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人情社会为温州模式突破当时合法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人情社会却成为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钳制力量。叁是政企耦合主体行为的偏差：在各种条件变化之后,温州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实现重新定位和职能转变以构建新的政企耦合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法治建设缺失、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企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不力、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等方面。政企耦合的构建需要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政企耦合畸形化是导致产业集体外迁的主要原因。而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产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不断地构建新的政企耦合形态。古镇地方政府在政企耦合构建中的有效作为,为当地产业发展突破高水平均衡陷阱起到了关键作用。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和拓展讨论显示,政企耦合的形成需要多重力量的推动,既需要政府自身的自觉和远见,也需要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压力和促进。从政企耦合的理想形态来看,地方政府既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而保证不对企业的正当权利进行侵犯,也需要积极地作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徐贵川[6]2007年在《亚行贷款公路项目业主组织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从国内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公路项目的总体情况、以及引发的组织管理问题出发，从理论上介绍了高速公路经济特性、生产制度及其产权制度，及由此引发的高速公路业主组织选择，分析了高速公路业主组织管理的深层次理论原因。文章介绍并回顾了云南公路项目业主组织管理体制的叁个阶段：一路段一公司；叁个区域公司；一省一公司发展阶段，全面分析了项目业主组织面临的十个方面项目干系人等内外环境，阐述了亚行业主组织管理上的国际化差异和亚行面向结果的管理带来的外在要求，指出业主组织面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国内程序和国际规则的许多挑战，业主组织经历叁个发展阶段、行使叁类职能和承担五个具体主体；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上总结和分析了项目业主组织特性和类型定位，指出业主组织有七种组织形式和内容，存在政企不分、职能交叉、“壳核分离”等问题和弊端。根据国家政策背景和国内外业主组织的管理经验和发展趋势，根据高速公路有关经济和组织理论指引，提出了全面和具体对策建议。首先，认真研究和把握项目业主组织管理和发展战略、以整合公司多种职能和多重角色，要以建立科学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业主组织管理发展的根本战略，同时设定和管理业主组织分阶段的重点发展战略和综合性目标；其次，在明确战略和方向之后，紧紧抓住组织管理发展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就是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企分权，培育政企隔离带，理顺政企关系包括政府管部门与业主组织的出资人和行业管理关系、合同契约关系；再次，在具体层面上真正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完善业主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业主组织自身积极推进企业重组和资本重组，以便引进战略投资者，科学定位政企关系；最后，把握国外的组织管理未来发展趋势，利用新思路和新技术进行组织创新，尤其利用信息化和智能高速公路系统的发展，在业主组织管理重重困境中创新破局，用技术创造力来推进组织管理科学变革和发展。
杨首定[7]2014年在《专项政策过程中的政企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政企关系的调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转型时期的政企关系调整已经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仍然需要优化政府与企业的互动结构。因此，加大对政企关系的实际运行情况的考察，无疑会使政企关系的研究更加有的放矢。从政策过程角度描述政企关系变迁，结合制度结构考察政企关系变迁背后的影响因素，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X县家电下乡政策实施过程为主要考察对象，并以公路“村村通”专项政策为比较考察对象，来分析政企关系，尝试回答的学术命题是：政府与企业在政策过程中如何实现互动，影响政企互动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在政策过程中优化政企关系。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对相关案例中政企关系变迁轨迹的考察发现：制度结构和政策过程设计，是影响政企关系的两个重要因素。制度结构和政策过程的耦合程度左右政企关系的变迁轨迹。对于政企互动中的不足之处，应当综合建构制度结构和优化政策过程等方面因素来统筹考虑。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引言部分首先指明了政企关系研究的背景以及研究的意义；接着，对中西方政企关系的研究结果进行梳理，并做出简短评价；最后，对本研究的思路、结构和方法等进行介绍。第一部分主要是从制度结构方面考察政企关系所处的宏观环境。一是从国家结构和党政关系、政府间关系、财政制度等方面考察了政企关系所处的政治制度环境；二是从建立明晰的现代化企业产权制度着手，对企业产权改革，政治组织与企业管理精英的联系上考察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对政企关系的影响。第二部分则是从政策过程的角度考察政企关系变迁轨迹。本研究以家电下乡政策为例，首先对政策制定环节的政企关系进行考察，认为政策制定权和执行权的分离是造成政企互动不畅的逻辑起点；然后从多个案例中提取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方式变化的共性，并穿插对政策监督和反馈环节的考察；最后，简述政策终结环节的政企关系。第叁部分旨在通过案例比较研究，发掘政策过程中影响政企互动关系的主要变量，以及探索制度结构和政策过程的相容程度与政企互动之间的联系。首先，通过政策模式比较、激励机制比较、“关系”文化影响比较，结果表明政企关系变迁轨迹是制度结构与政策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次，我们从制度结构层面考察基础制度在政策过程中对政企关系的作用，进一步论证了政企关系变迁轨迹的内在逻辑是制度结构的耦合程度的作用过程。第四部分是探索如何构建良性的政企互动关系，也是对本文前两部分的分析结果的回应。本研究从制度结构和优化政策过程两方面入手，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健全法制体系、完善财税制度以及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等实现政府“有限”与企业“效率”；运用多种决策模式综合、平衡内外激励机制、加强廉政建设等手段来实现对政企关系的过程优化。总结与反思部分是对本研究结论的概括和我们对研究不足的反思。政企关系是制度结构与政策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变迁过程的渐进性决定了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改善政企关系。
李妮[8]2012年在《我国道路运输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自组建设立以来，承担了综合运输体系中运输量完成最大、从业人员最多、通达深度最大的监管任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运输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益突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道路运输诸多矛盾极为突出，如钓鱼执法、出租车罢车事件、雪灾等，致使道路运输“瓶颈”现象严重。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税费改革的实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和城乡道路运输一体化发展等都对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提出了新要求，道路运输行政管理工作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职能面临重新调整和性质需要重新定位，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迫切需要系统地研究并提出解决的途径。从公共管理的视角看，本文认为道路运输的诸多问题，是在道路运输治理方面行政管理职能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还存在许多认识上的盲点，在职能配置和实现机制方面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表现为职能、机构、功能叁者的有机结合。其中，组织结构取决于职能，表现为行政效能。首先要定职能，根据职能确定机构，最后确定编制。也就是说，政府的一切活动的前提是行政管理职能，法定职能赋予其行政权力，机构是职能运行的载体，功能是职能运行好坏的体现。因而，对道路运输行政管理职能转变进行研究，是解决道路运输突出矛盾的出路。目前国内外关于道路运输行政管理职能转变问题的研究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比较分散，研究视角比较狭窄，主要是从道路运输体制内部进行改革，是从交通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没有上升到政府管理的公共管理学科理论高度，是传统行政体制改革在道路运输行业中的简单、肤浅运用，不能跳出交通看交通，不能体现国内外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的最新发展，不能体现国内外政府改革的理论高度、深度及改革的前瞻性、系统性。本文的研究围绕道路运输行政管理职能转变这一主题，本论文首先在对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职能转变治理理论，根据我国正处于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背景要求，提出了我国道路运输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政治-经济-社会”叁维职能理论框架，以此理论框架为论文主线，奠定了以后各章的研究框架。在“政治-经济-社会”叁维职能理论框架下，通过对我国道路运输市场结构、政府管制理论模型和道路运输产业属性叁方面进行分析，针对其分散竞争型市场结构的市场缺陷、社会性管制的缺位、强外部性和公益性等现状，提出了我国道路运输行政管理职能的定位。在对我国道路运输职能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然后在基于职能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基于职能的道路运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构建和实证研究，对我国道路运输行政管理职能现状进行了定量分析，找出了我国道路运输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存在问题，通过对我国道路运输目前行政管理职能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我国道路运输要实现道路运输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改革道路运输政府管理模式，由道路运输政府单极治理模式向市场、公众、企业和政府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构建了我国道路运输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新模式，并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进行了道路运输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具体分析，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曹锐[9]2015年在《基于政企关系的地方国有控股企业成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后,当前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同时,伴随着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表现出空前的活力。目前,以国有资产参股和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已然成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的良性成长已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我国的经济模式虽然早已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依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大量资源特别是关键资源的配置。这其中政府即负责管理国家和社会,又主导国家经济的增长,实施宏观调控。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已然成为企业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处理好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是任何一个要求大力发展企业的必修之课。而相比较其他企业而言国有控股企业在经营政企关系方面有其独有的优势,因为企业本身流淌着政府的“血液”,从而双方很容易达到利益上的一致性,通过与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关系。然而在政企关系的作用下政府这是否扮演者促进企业在良性的环境下发展,使企业健康成长的角色呢?关于政企关系对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象多为无国有资产成分的民营企业,且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如谭劲松、郑国坚(2004)以“科龙”和“美的”为例关于产权安排、治理机制、政企关系与企业效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负效应；而张敏、黄继成(2009)政治关联、多元化与企业风险的研究发现,较其它企业具有良好政企关系的企业经营风险更小等等。为此,本文通过对湖北省武汉市一个具体的国有控股企业作为案例进行实地调研,将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并通过对案例公司的发展历程、经营现状以及其它各方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导致公司的发展非市场化因素过重的问题；因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公司内部监督管理体系不完善,经营者缺乏有效激励和约束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公司的核心业务缺乏竞争力,综合盈利能力不强,公司负债过重。然后本文通过从经营者、企业本身以及政府叁个层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依据分析的结果,也从这叁个层面给出相应的措施与建议。本文创新在于以政企关系为切入点来研究地方国有控股企业的成长问题,考虑企业在地方政府的保护政策下是否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通过以具体的公司为案例,分析政企关系在地方国有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原因,并以案例分析为思路从特殊到一般的给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苏金玲[10]2004年在《公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路国有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于公路行业,对公路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公路国有资产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管理公路国有资产是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而管理效果是否明显、管理目标能否实现,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选择和确立。因此,公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公路国有资产的管理乃至整个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我国现行的公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着诸多弊端,这些弊端仅仅靠现行体制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因此,必须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 本文谨遵十六大报告的改革精神,首先从公路国有资产的特性入手,分析了公路国有资产与一般性国有资产的不同之处,为公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特殊安排奠定基础;其次,阐述我国现行公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并对其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再次,针对现行体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出资人代表问题,采用对比分析法对出资人代表作出选择和确定;最后,在前面章节的基础上,结合十六大报告的精神,构建出新型的公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 公路经营中政企关系问题研究[D]. 魏永存. 长安大学. 2003
[2]. 公路特许经营问题研究[D]. 梁锋. 长安大学. 2005
[3]. 我国收费公路吸收民间资本问题研究[D]. 郑延智. 长安大学. 2005
[4]. 政府管理地方高速公路的体制约束探析[D]. 韦韡. 广西大学. 2007
[5]. 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D]. 曹伟. 浙江大学. 2013
[6]. 亚行贷款公路项目业主组织管理研究[D]. 徐贵川. 昆明理工大学. 2007
[7]. 专项政策过程中的政企关系研究[D]. 杨首定. 西南政法大学. 2014
[8]. 我国道路运输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研究[D]. 李妮. 长安大学. 2012
[9]. 基于政企关系的地方国有控股企业成长问题研究[D]. 曹锐.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10]. 公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苏金玲. 长安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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