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美暖，文金福（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儒家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文化土壤，它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人文精神支持和文化归宿，同时其义利观也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我们应反对对儒家文化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弘扬儒家文化，从而为中国将来的发展构造一个良好的文化阵地。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化；文化虚无主义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多年古老文明的国家，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从其诞生至今，都深深地影响着国家发展的进程，构成中国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家园，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可利用的文化土壤，因此，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必定会以其内在的文化机制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塑造出别具一格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范式。
一、儒家文化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人文精神支持
现代化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的进程，是社会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整体性变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世文明。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更为深层次的应该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开展，是一个从表层到深层的渐进过程，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所以现代化不能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而应该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也就是说，现代化是张扬人文精神的现代化。现代化发源于西方，它是以工业化为起步的，随后带动着其他方面的总体性变迁。纵观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理性化就是要排斥人的感情因素的影响，建立一个具有浮士德精神的社会。所谓浮士德精神，是一种无限地追求知识和权力，力图用理性宰制世界的精神。这种精神以无止境地向外扩张征服为其特征，培根的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以及现代人无限地追求增长与进步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1]（P360-361）理性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刺激人们追求知识财富的欲望，通过理性精神的洗礼，还可以减少非理性精神对现代化发展的干扰。但是，理性精神的过度膨胀会导致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对物质的过分追求使人的形而上精神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最后剩下的是物化的现代化世界，这正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原因。
当代中国现代化是一个以科技力量、科学精神带动社会体制、社会结构变革的理性化过程。“理性化”意指解决现代化问题的某种科学精神或科学的工具和手段，同时它又渗透着价值标准，体现现代化过程主体对自身行为更高标准的关怀和价值实现。[2]也就中说，一方面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性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实现中国物质财富增加、破除传统偏见必不可少的手段；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更是人文精神得以张扬的现代化，否则现代化只是物质财富片面增长的畸形物。纵观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由于它们更多地注重物质层面的追求，从而导致了西方人精神的普遍失落。然而，西方现代化发展范式的失误则为我们走向更健康的现代化之路提供经验和教训。
所谓人文精神，在唐君毅看来，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部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3]（P2）儒家文化从春秋时期开始发展至今已有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构成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它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性和体悟。作为儒家文化开创之祖的孔子，他反对怪、力、乱、神，要求人们破除迷信，主张爱人以为“仁”。随后的孟子、董仲舒等儒家大师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仁”的思想，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人文精神，儒家人文精神概括地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人为中心，“仁”者就是“爱人”，是以屿心为本的“仁”；2.“为仁以为方”在于“能近取臂”，即谓为仁之方法在于推已以及人也。[4]（P61）从而构成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睦关系。3.追求人的内在天性，也就是无论人的行为是出于某种目的，其最终归宿都是落实到人这方面上来。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与西方的“浮士德式”理性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要营造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既要吸收西方的理性精神及其价值，更应避免理性精神过度膨胀所带来的弊端。儒家文化中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完全可以古为今用，以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来克服“浮士德式”理性精神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实现与理性精神相结合，从而共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二、儒家文化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文化归宿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各国先后迈进现代国家的行列，西方国家在先进的物质层面和文化霸权意识下确立了对全球的优先地位。古老的中华帝国进入近代在西方的“炮舰”政策下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不如。昔日老大帝国的自信与荣耀在西方强行进入之后丧失了自己的优越感。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输入，态度逐渐变迁，东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步步退让，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节节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咽喉去着刀！[5]（P15）在西方现代化的外部压力和强烈的示范效应之下，许多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抛弃过去那种“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态，放眼西方，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促使他们不得不以西方的发展为范本，主张用西方的先进文明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都说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即从物质层面到政治精神层面，但他们的种种努力却没有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1915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表明中国现代化除了在物质层面与政治层面对传统社会加以改造之外，还应着力于对文化层面的改造。
从早期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文学革命到发动国民人格的人性批判运动，表明作为本土文化的儒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否定性批判。由于百余年挫折的经历，更由于中国儒家文化现实的发展状况，使我们民族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很难重现历史上在吸收佛教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开放自信和雍容大度。[6]（P12）面对着激进派对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虑无主义态度，到了新文化运动后期，面对着现代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异已物和激进派对儒家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家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反省，在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之中崔生了文化保守主义。一战的爆发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更使得儒家文化在激烈的中西方文化比较下获得了重新焕发生机的机会，这也为中国现代化发展保留了必不可少的文化根基。
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沉积，构成了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中国固有的民族特征和心理因素。所以，这种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同在，中国现代化割不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7]（P319）现代化是一种普世文明，是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挡的潮流，但是由于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带有明显的西化特征，所以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很明显是以西方的现代化作为蓝本和标准的。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恰恰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偏见。文化虚无主义者在确立以西文化为中心的同时，认为作为本土的儒家文化缺乏“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因而无法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反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他们主张用西方先进文化来改造中国的儒家文化，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弥漫于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激情和对西文化的不信任感，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在肯定西方文化所取得进步的同时，要求对儒家文化传统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梳理，以求从儒家文化传统中找出国人几千年来具有永恒的安身立命的价值。旱期儒家学者梁漱溟、唐君毅、熊十力、牟宗三等大师，他们饱受西方文化的渲染，出于对民族文化的同情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之大任，丰厚的学识修养使得他们能够贯穿东西，从而使他们在东西文化比较中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在放弃以往“华夏中心观”的同时，对儒家文化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用新的学识阐释，希望在弥漫西化环境中的中国树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旗帜。
实际上，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儒家思想，经过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冲击和国内的虚无主义态度的否定，已显得千苍百孔。虽然当代儒学大师杜维明先生也曾预言过儒家文化必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一支，但是客观诚心地讲，只要不存在西文化优越论的前提下，世人用共同的文明价值信念来肯定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异性，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历史性、永恒性，那么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儒家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以本国的文化作为根基的，脱离了本国的文化，那么发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代化作为一种舶来品，它在中国的出现、发展仅有百余年的时间。也正是由于它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异物”，所以自从它传入到中国就经历了从拒绝到怀疑再到被动接受最后到主动迎合的过程，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对现代化态度的转变。如果说现代化在西方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以强大的示范效应折射到世界各个角落，是与西方文化有着紧密联系的话，或者说西方现代化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其成长根基，那么，作为舶来之物的现代化，它传入到中国直到被接受，确实是伴随着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偏见来审视中国传统社会，以近代以来的文化虑无主义对待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就反映了这一点。应当说，作为一种普世文明，中国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以洗涮百年之辱、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必然的选择。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以西方文化为根基，以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撑的现代化，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全面胜利就意示着另辟蹊径，走上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它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一种无奈选择。
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现代化发展在近、现代的抉择，我们会发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任意宰割，许多有志之士希望走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以图国家繁荣、昌盛。但是面对着国内外的种种压力，他们的种种理想和尝试最终流于形式。这恰恰证明了离开本土文化根基建立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作为一种异已文化，它不可能是原汁原味地保持着西方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西方文化发展路向的不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只有经过中国化才能在中国本土获得生存的空间。如果说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全面胜利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点，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领导地位的确立则表明作为中国儒家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获得了新质的补充。因为作为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他们出生、生活在中国大地之上，经受过儒家文化的洗礼，因而他们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晚年追求的建设大同社会理想就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随后的中国化历程，说明了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只有实现了本土化才能获得生存的空间，同时也为本土文化的发展补充了新质。
中国与西方现代化发展之路的分殊，是以各自的文化发展路向不同为根本的。西方现代化发展是以西方文化作为根基，以资本主义理性精神为价值导向，崇尚个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西方现代化发展追求的最终目标。在中国则不同，自儒家的出现及随后在中国文化上占据主流地位，儒家思想在数千年发展期间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实现人的安身立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平生活之路，达到“大同”，可以说是儒家学者追求的最终目标。如果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之路是作为一种必然选择，那么在这种必然之中肯定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底，这种文化根底就是儒家文化。所以，中国走出一条与西方现代化发展不同道路是与各自的文化分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儒家文化的义利观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价值基础
现代化的兴起是以西方工业革命为开端的，工业革命实现的不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更是人们价值方式的转变，而资本主义理性精神则构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发展的价值原则，这一切都是为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从而形成了近代社会以来的各种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效率主义思潮。的确，现代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是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至上的原则。但是经济的现代化并不代表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无论在方式还是在手段上，都以合法性、合理性原则为前提的，经济上的求利是以资本主义理性为指导的。按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西方现代化的形成，即西方经济的迅速增长，得力于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得力于勤俭、节制、储蓄、敬业、诚信等人类优良的道德品质。[1]（P364）虽然韦伯对西方经济现代化的分析有所偏颇，但也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在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是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原则，即它是符合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
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在外部压力和外部示范效应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没有西方所谓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价值指导，但是作为本土文化的儒家却包含着合理的义利观，它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基础。首先，儒家并不是反对谋利的，但反对那种“小人喻于利”的行为，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其次，儒家学者认为义和利并非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从孔子的“既庶矣”，“富之”；“既富矣”到“教之”，再到孟子的无政，都是以注重人民生活的经济方面入手，强调义和利是统一的。可见，儒家学者并不是一味地排斥功利主义，而是主张物质价值尺度与道德价值尺度相辅相成的义利观。如果说韦伯在比较和探讨西方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强调资本主义理性精神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西方现代化的产生正是在精神和物质都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基础。虽然历史上中国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缺乏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条件下无法启动。作为中国精神园地的儒家文化，它所包含的义利观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理性精神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价值导向的作用。
四、结论：走出文化虚无主义的幽谷
现代化的出现在西方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西方各国在这几百年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所取得的成就比以往任何时期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多、要大，它显示了现代化的巨大创造力。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西方以其文化的优势姿态傲视各国文化，从而给别国产生巨大的文化压力。近代以来的中国也无可避免地遭受这一境地，所以近代以来在中国所产生的文化虚无主义就是对西方文化优胜论的一种退缩。应当说，文化虚无主义主张在中国全盘西化，否定中国儒家文化的作用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反而会挫掉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特色及其前程。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根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基础和文化动力，它所包含的精隋，非但不是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恰恰相反，它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有别于西方，走上“康庄”大道的有力保证。近代以来的文化虚无主义不仅无法认清儒家文化的积极一面，而且还会给中国现代化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要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对儒家文化的复兴，重新确立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导地位，反对西方文化优胜论和文化霸权，从而为中国将来的发展构造一个良好的文化阵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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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教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作者简介：廖美暖（1982-），女，广西百色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5级研究生；
作者简介：文金福（1983-），男，广西平南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5级研究生。
作者单位：廖美暖（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联系电话：13557233540）
文金福（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联系电话：13457681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