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源善[1]2003年在《当代泰国与印尼华人社会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泰国与印尼华人社会的发展及其异同。全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提出本文的问题、研究范围、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说明泰、印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第叁章分析鸦片战争以前泰、印华人社会的形成；第四章阐释鸦片战争至二战期间泰、印华人社会的发展；第五章阐述泰、印华人的政治形态，第六章探讨泰、印华人的经济活动，第七章讨论泰、印华人文化的接触、适应和变迁；第八章提出本文的结论以及将继续讨论的问题。 通过对泰国和印尼两国华人社会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泰、印两国华人把祖籍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原则、文化传统等移植到移居地，构成两国华人社会经济发展呈现许多共同的特征。如强烈的宗族观念、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等。由于泰、印两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两国华人发展道路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别导致社会文化系统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近代是否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经历不同导致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差别，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和泰国、印尼的国家关系的差异等，都对华人移民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特点的华人群体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发展经历和处境表现出种种不同。因此，对于同一来源的移民群体来说，它在不同国家中的社会发展、文化变迁、族群认同都无法脱离其居住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对泰国和印尼两国华人社会来说，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在起作用。首先，历史上泰国未曾遭受殖民统治，印尼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印尼叁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深深地影响华人和当地民族的关系，在荷兰长期的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当局有意地实行所谓“分而治之”政策，分裂被统治民族的团结。荷兰殖民者把当地人民分为叁种：第一、包括荷兰人在内的欧洲人；第二、东方外侨(人多数是华人)：第叁、土着，他们享有的权利不同。这种政策的结果导致华人更认同荷兰殖民势力，疏远土着。华人的地位比土着略高，华人经济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土着，在土着人的眼里华人属于剥削阶级，引起部分土着对华人的仇恨。其次，宗教信仰及其所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需要特别的重视。泰国人信仰佛教，印尼人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佛教比较宽容，伊斯兰教具有排他性。由于华人也信仰佛教，泰国的华人在信仰上没有太大的障碍，比较容易融入泰国的主流社会。反之，由于信仰的差异，印尼的华人比较难于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其叁，泰、印两国政府对华人的政策也有很大的不同，泰国王室人多实行优待和保护华人的政策，对泰族和华人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法律规定第叁代以后都属于泰族的范畴，促进了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印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为了保护土着人的利益，实施“原住民为一等公民”，“非原住民为二等公民”的政策，使得印尼土着和华人之间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王九龙[2]2016年在《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文中认为本文选取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国家为案例,分析战后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本文对东南亚排华的分析不再拘泥于个别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等。而是采用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分析架构,指出战后东南亚华人所面临的大的社会框架和历史背景。此种社会框架和历史背景就是东南亚原住民要建构自己的支配地位,并在种族支配主义的框架下建构新的民族国家。在这种框架中,排华是华人所面临的必然宿命。本文对于东南亚排华问题提出一个阐释逻辑,那就是东南亚各民族国家,为了自己族群的尊严和荣誉,和为了洗刷殖民地时代所遭受的屈辱,他们在战后纷纷要建立自己的种族支配地位。而此,也是东南亚各国排华的最大动因。原住民群体建构种族支配地位的愿望与华人在经济上尤其是私人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形成冲突,在这种情境下,华人必然遭到排斥。同时,战后东南亚各国采取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建构统一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本文认为,民族国家建构本身就是基于种族支配主义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多数群体或支配群体对少数群体的压迫、强制同化、排斥等政策。为此,本文也对民族国家建构的传统模式或西方模式之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质疑。马来西亚和印尼在战后均沿着西方传统的路径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要实现单一语言、单一文化、统一教育体系的建立。在此种情境之下,排华也是必然的主题,华人文化必然受到政府文化政策的压制。但是,东南亚华人的少数族群民族主义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在困境中对抗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国家式民族国家建构。同时,种族等级制在其中起着反抗同化的机制。本文还对原住民始终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原因和排华对华人社会的影响作了分析。
杨宏云[3]2009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尼棉兰的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择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的华人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在于该市的华人社团和社团领袖。本人曾前往棉兰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了一些当地华人并整理了访谈录，收集了一些当地华人社团的第一手资料，它们构成了本文论述的重要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哈托政府对华人限制政策的逐渐放松，华人社团开始缓慢复兴。1998年苏哈托政府在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冲击下垮台，印尼开始了其民主化进程，华人社团重新获得发展机遇。那些此前即已实际存在的华人团体，为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不仅在名称，甚至在功能上都有了较大的改变和调整。那些此前尚不存在的团体，也以和传统社团全然不同的面目出现。笔者试图探讨的是，在历经长期的文化同化和社团禁锢之后，棉兰华人为什么要重建社团?在经历一系列的反华、排华打击，华人社团的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后，他们建立社团的目的和意义何在?这些重获生命力的社团，其结构与功能有什么变化?其领袖又具有何种特质?作为领袖的个人又有哪些类别?掩盖在纵横交错的社团网络下的领袖个人关系又是怎样的?棉兰华人社会、华人社团、社团领袖叁者的关系如何?与印尼其他地方相比，棉兰华人社团及其领袖有什么特点?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本文中得到回答。全文主要围绕社团与社团领袖两个中心，共分六章展开分析论述，然后在此基础上有所总结。第一章绪论，阐明了本文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采用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研究的意义，并对本文所使用的概念与术语进行了界定和说明。第二章学术史回顾，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史与学术动态进行了回顾，并予以简单的评论。第叁章概述印尼华人与棉兰华人的历史。第一节主要是对印尼华人历史脉络的分析。第二节是对本文所要研究的棉兰华人历史的概述，指出棉兰华人作为印尼华人的一部分，它的发展演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本节针对其个性亦即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第四章论述了棉兰华人社团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最初几年的发展演变历程，探讨了它们的结构与功能，指出了它们在结构、功能上的新特点，以此说明华人社团的与时俱进。第五章着重分析棉兰华人社团领袖的类型、所具有的历史与地域特征，以及领袖间的个人关系。本章采用“内关系”与“外关系”的概念，论述了社团领袖对一系列关系的建构与运用。第六章对棉兰华人社会、华人社团、社团领袖叁者的互动进行了阐释，其时间范围涵盖了历史与现实，并对未来作了预测。在全文总结的基础上，本章还对印尼华人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学术界尚未对印尼棉兰华人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一课题有所开拓和贡献。
SIRIWAN, WORRACHAIYUT（韦丽娟）[4]2012年在《泰国汉语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泰国汉语教育历史悠久,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坎坷。当前泰国汉语教育现状虽然快速发展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汉语教育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师资、教材、教学管理、学生及汉语教育环境宏观建设等方面,并且泰国各阶段教育都开设了汉语课程,却还没有制定测量学生汉语水平的系统,这也影响到了泰国汉语教育全局的发展。外语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工具,1975年中泰重新建交之后,泰国政府逐渐放宽控制华文学校的政策,1992年泰国教育部下发了外语教学及汉语教学的新政策,为了促进泰国汉语教育的发展,2005年泰国教育部推出一个重要政策《泰国促进汉语教学以提高国家竞争力战略规划(2006-2010年)》,该战略规划的目标是为了泰国各级各类学校每个阶段的学生都能接受良好的汉语教育,使其汉语水平达到优秀水平。该规划出台之后受到泰国汉语教育机构以及公民的普遍欢迎,各部门都鼓励工作人员积极学习汉语。本论文主体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论述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方法框架等内容。第二部分阐述了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教育政策及其对比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教育政策。第叁部分阐述了泰国汉语教育的演进与历程及其阐述泰国语言教育政策。第四部分主要论述泰国从古至今对汉语教育的相关政策。第五部分主要对泰国教育部《泰国促进汉语教学以提高国家竞争力战略规划(2006-2010年)》的政策分析。第六部分笔者结合调查问卷以及案例得出的结果,以反应泰国汉语教育政策实施的状况。第七部分,对泰国汉语教育的发展方向、发展价值、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思考及提出建议。研究泰国汉语教育政策状况,分析泰国汉语教育政策实施,归纳总结以及对比泰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汉语政策,有助于为泰国与中国汉语教育相关部门在将来发展汉语教育制定供参考,以制定更适合泰国汉语教育的政策与措施,另一方面也借鉴东南亚国家汉语教育的经验,促进泰国汉语教育发展。
郭雷庆[5]2017年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叁: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叁,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刘若楠[6]2016年在《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1997-2015）》文中指出本文试图解释的核心困惑是,东南亚国家为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普遍采取对冲战略而非制衡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作为典型的中小国家有着较为强烈的对冲倾向,即希望并行不悖地发展与邻近大国的安全关系,以缓解其安全依赖和独立自主两个目标之间的内在张力。不过,这种对冲倾向能否转化为政策实践则受到邻近大国安全竞争性质的显着影响。具体而言,在大国对抗性竞争时期,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对冲的战略空间,追随特定大国因此成为其普遍选择;在不存在大国安全竞争的时期,东南亚国家则普遍寻求弱化既有的安全依赖。而在大国包容性竞争时期,东南亚国家普遍具备对冲的战略空间,奉行对冲战略因此成为这些国家的普遍趋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呈现出典型的包容性特征,东南亚国家因此获得了较为充裕的对冲战略空间,对冲战略随之成为这些国家的普遍选择。研究表明,中美包容性竞争主要源于中国崛起进程中面临着较为突出的安全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源于美国的综合实力优势,更来自于美国的东亚安全保护体系。通过提供安全保护,美国赢得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等盟友和安全伙伴对其主导地位的认可和支持。为缓解美国安全保护体系的压力,中国一方面尽力维持中美战略关系稳定,另一方面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深化与东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从而塑造了中美包容性安全竞争的局面。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和安抚战略取得进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包容性竞争态势局部有所弱化。一方面,美国强化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存在,并随之促使其部分安全保护伙伴奉行更为对抗性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中国为缓解压力在部分安全议题上采取了更为进取的政策。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局部弱化使得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空间有所缩小,对冲随之出现了分化。菲律宾和越南的对冲战略空间被显着压缩,菲律宾甚至转向制衡战略;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采取更为谨慎地平衡战略。而此前没有受到中美安全竞争影响的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等国也开始因与一方接近而受到另一方的压力。不过,在美国实力优势较为突出及其安全保护体系得以延续的背景下,中美包容性竞争整体转向对抗性竞争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东南亚国家的普遍对冲倾向将能够得以延续。为塑造更为有利的地区安全环境,中国有必要在东亚主要安全问题上保持总体克制,同时恰当选择进取时机和对象。
王爱平[7]2007年在《宗教仪式与文化传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依据从印尼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文献资料以及口述、实物、音像等资料,考察近年愈益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而国内相当缺乏研究的印尼孔教,并探讨海外华人的宗教仪式传统与文化传承机制。全文共九章,约20万字。印尼孔教源于中国的儒教,是土生华人特有的宗教形式与文化认同标志。中国儒教在印尼的传播,最初主要是通过华人的家庭教育和庙堂、宗祠的祭祀以及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1900年成立的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明确地定义孔教为一种宗教,指出孔教是华人文化中最主要的成分,并确立了孔教的基本教义。这是印尼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较具规模的孔教组织,同时也是印尼华人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20世纪中叶,印尼从西方殖民地转变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印尼华人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或“华族”“华裔”身份的重大转变。印尼孔教也历经磨难,终于发展成为印尼的六大法定宗教之一,即国家认可的“Agama”(宗教)。印尼孔教的艰难发展历程,集中体现了20世纪海外华人的历史命运。印尼孔教具有较完备的的组织体系,并有专门的教职人员,实行教职级别制度。中国儒学的“四书”和“五经”是孔教的主要经典,“天”是孔教至高无上的的上帝,孔子是孔教的“圣人”和“先知",“八诚箴规”是孔教的基本教规。此外,印尼孔教还有一整套包括礼敬、祭祀、宣道、人生礼仪等多种仪规,构成了内容十分丰富而又规范、完整的的礼仪体系,具有“制度型宗教”的显着特征。印尼孔教一直使用孔圣诞历法,每个星期都要举行礼拜宣道仪式,每逢重大节日也要举行集体祭拜仪式,全年祭祀时间大部分是中国的传统岁时节日,其主要祭拜对象是天、孔子、神明和祖先。孔教的人生礼仪除了通常的出生、婚姻和丧葬仪式等,还根据孔子自述的人生成长阶段,规定了应履行的“修学成长仪式”。孔教徒出任公职时必须举行孔教宣誓仪式,在国家颁布的纪念节日也要举行礼拜仪式,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尼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印尼孔教的信徒主要是中下层土生华人,他们通过孔教的教义、教规与仪式传统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坚持自己的华人身份,保存华人的民族特性。孔教仪式以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为主体,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基础,形成了包括象征体系和身体操演的综合性实践记忆,为印尼土生华人的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途径和有效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印尼孔教是中国儒教的印尼化或本土化,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特殊发展形式。印尼孔教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印尼华人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过程。
袁瑒（Sylvia, Y.Yuan）[8]2012年在《中国之后何处去？》文中认为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现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的议题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然而,尚未有学者对“中国因素”在新老传教运动交替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加以深度梳理与剖析。本论文选用了“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China Inland Mission-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缩写CIM-OMF)这一国际传教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超越纯组织学进路、描述性个案研究的旧套,结合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差传学和史学的研究成果与分析方法,通过对该“老中国通”传教组织之转型与发展的解析研究,展示宗教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新潜能。通过这一中阶命题的个案分析,本论文意在结合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差传学思潮与国际关系现象,展现西方传统居重的基督教如何在影响了中国的同时,也被中国影响和改造,而基于“中国经验”的传教活动如何对国际传教运动产生催化和制约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张力。笔者选用全球化理论家罗兰·罗伯茨顿(Roland Robertson)所提出的“全球地域化”(Glocalisation)之概念来演绎中国基督教在整个国际体系中所占之地位与影响,而CIM-OMF的案例研究正可用以展示全球范围内“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基督教之普传)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各国各族教会的本土化)”两大交叉并行的过程,并弥补国内目前的相关研究停滞与理论建构的空洞。本论文第一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内地会”(CIM)从中国大陆全体撤离及更名“海外基督使团”(OMF)的过程；第二部分论述了CIM-OMF在亚洲各国和各地区(包括港、台、新、马、泰、菲、日、印尼、印支、韩)的地理性发展；第叁部分论述了CIM-OMF离开中国后非地理性的延续与发展,从传教手段(分文宣、媒体、医疗、神学教育四部分)、传教对象(分学生、城市、华侨、移民四部分)、传教士团队(分亚裔、女性、短宣、专业人士四部分)、传教理念(分财政原则、叁自理念、跨宗派主义、两元模式四部分)四大方面一一展开；第四部分论述了CIM-OMF在“全球地域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全球范畴内的影响力。
谢杭锋[9]2016年在《当代海外潮人社团研究》文中提出海外潮团是海外华人社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随着新移民的增多,潮团的分布已从东南亚扩展到世界各地。当代潮团的发展呈现传统社团与新兴社团并行发展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海外潮团除了继续在联谊乡亲、团结互助、传承文化等方面在海外潮人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之外,还在促进与当地社会的交流,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海外潮团发展历程的研究,尤其是通过研究传统潮团在新时期的变化和发展,探析潮团在当地社会所起的作用,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潮人新移民在欧美澳等地所建立的社团与东南亚传统潮人社团之间的关联,比较不同地区潮团的特点,重点阐述当代潮团发挥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发展历程的探究来分析潮人社团在新时期的整合形式。
周堃[10]2016年在《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7-18世纪是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第一次大潮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文化在当地传播的重要时期。因为闽籍华侨在17-18世纪东南亚移民潮中所占比例最大,故闽籍华侨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7-18世纪,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传播至东南亚,这使得东南亚的语言当中出现许多汉语借词,尤其是闽南方言借词,丰富了当地语言。中国文学作品经华侨及土生华人的翻译和传播,深深影响着当地文学的创作及发展。其中,闽侨翻译家及作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中国冶炼、制糖、印刷术、水稻耕作方法等生产技术的传播极大地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中医药的传播大大提高了当地的医疗水平。同一时期,美洲的番薯等物种传入东南亚后经华侨带入中国,对中国的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华侨将中国的佛教以及妈祖、保生大帝、关帝等民间信仰传播至东南亚,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融入了东南亚的一些文化特色。而华侨逢年过节或酬神的一些风俗也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由于17-18世纪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都是居世界领先,去往东南亚的华侨将中国文化传入当地,但他们并非刻意传之,而是融入当地后潜移默化地传播。这不仅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及东南亚文化的发展。这是发展当代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时需要注意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参考文献：
[1]. 当代泰国与印尼华人社会比较研究[D]. 洪源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D]. 王九龙. 暨南大学. 2016
[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尼棉兰的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D]. 杨宏云. 厦门大学. 2009
[4]. 泰国汉语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D]. SIRIWAN, WORRACHAIYUT（韦丽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5].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
[6]. 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1997-2015）[D]. 刘若楠. 清华大学. 2016
[7]. 宗教仪式与文化传承[D]. 王爱平. 厦门大学. 2007
[8]. 中国之后何处去？[D]. 袁瑒（Sylvia, Y.Yuan）. 复旦大学. 2012
[9]. 当代海外潮人社团研究[D]. 谢杭锋. 暨南大学. 2016
[10]. 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D]. 周堃. 广西民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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