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一[1]2012年在《中国古典意象史论》文中提出“意象”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的核心范畴之一,也是当下艺术批评中被广泛应用的术语之一,但学界对中国古典意象缺少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论证,用而不论其根源的现象普遍存在,或以为是西方舶入。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对中国古典意象予以系统的梳理和必要的说明。第一章主要说明了“意象”诞生之前的“意”与“象”的情况。“象”是一个哲学范畴,学界对于“象”如何从一个普通的指称动物的词语演变为一个哲学命题缺乏深入的研究。本章根据甲骨文、金文和出土文物,论证了“象”广泛存在于古中国的历史事实,以及先民与“象”在祭祀、艺术、田猎、休闲、战争、农业、占卜等生活及文化层面的具体关系。“象”在《尚书》中语义的扩大,为其转变为哲学命题奠定了语义基础。《老子》、《庄子》对“象”的哲学强化使得“象”最终在《系辞》中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命题,并辐射到音乐、医学等多个领域。在先秦奠定“贵意”传统是“尚象”传统的根源和补充,主要包括“言意之辨”、墨子的“天意论”、孟子的“以意逆志”论和管子的“专意”说。第二章主要讨论了“意象”的诞生和发展,即汉唐意象论。“意象”不诞生于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而是早在东汉,但究竟诞生于王充的《论衡·乱龙》,还是班固的《汉书·李广传》,难以定论。在此基础上辨析了“意象”与“形象”的关系,并第一次提出“体象”概念,分析了“意象”与“体象”的主要差异。刘勰对“意象”的使用并未上升到自觉的程度,笔者据刘勰之后至晚清的文献对刘勰“意象”的征引情况,说明了刘勰“意象”论影响不大的历史事实,并提出不应该将刘勰《文心雕龙》的历史影响等同于其“意象”论的历史影响的观点。“意象”在唐代主要在诗学和书论中使用,以书论为重点,尤其是张怀瓘的书法意象论在古典意象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章还讨论了唐代与“意象”密切相关的“气象”和“兴象”。第叁章主要讨论了“意象”自觉期,即宋元时期的意象论。宋代“意象”论的核心在于“贵意”,同时也是“贵意”论和“尚象”论大冲突和大调和的时代,因而在中国古典意象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意象”在宋代也发生了很多新变,主要表现在：第一,“意象”使用频率的大幅提高,其中包括史传、书、启、序、跋、记、赞、墓志铭、神道碑、官制、行状中的人物品评、风景描摹等。第二,“意象”使用领域的扩大,即从此前的诗学、书论扩大至绘画批评。宋代诗学和书论是“贵意”论的领地,宋代诗学的“贵意”论主要体现为“贵意”、“尚理”和“崇法”。南宋晚期,以严羽为代表的理论家对宋诗“贵意”论进行反思,并复倡“象”的作用。宋代书论在“贵意”的基础上标举“韵”。绘画批评则是“贵意”和“尚象”的对峙和互渗,主要表现为士人画与宫廷画理论的冲突和融合。本章对元代的意象论也予以了基本的说明。第四章主要讨论了“意象”成熟期,即明清时期的“意象”论。该阶段,“意象”论因其内容的丰富和理论建树,而成为中国古典意象史上的成熟期,主要有叁大总体特征和四大成熟表现。叁大总体特征：第一,“意象”在明清两代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艺术领域。第二,“意象”研究的重点转入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领域：诗学。第叁,“意象”在明清之时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其他重要范畴,如“兴象”、“气象”、“意境”、“境界”、“声韵”等,一起被研究者关注,改变了此前单一的运用情况。四大成熟表现：第一,对“意象”在审美鉴赏中继续推进。第二,对“意象”与审美创造的深入研究。第叁,对“意”、“象”关系的深刻论述。第四,对“意象俱泯”的理论表达。本章对李东阳、王廷相、何景明、王世贞、何良俊、胡应麟、陆时雍、康熙、乾隆、王夫之、叶燮、沈德潜、纪昀、方东树、潘德舆、杨际昌、费瀛、汤临初、刘熙载、曾国藩、李日华等人的“意象”论予以重点说明和深入论述。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深入研究了“象”的哲学化问题。“意象”是从“象”的系统中衍生出来的新范畴,学界一般溯源至《周易》和《老子》。但对“象”如何从一个普通的指称动物的词语演变为一个哲学命题没有深入的研究。本文根据甲骨文、金文和出土文物,论证了先民与“象”在生活及文化层面的具体关系,而最终成为了重要的哲学命题。第二、对“意象”出处及刘勰“意象”论历史影响的相关说明。学界一般认为“意象”出自《文心雕龙》,或上溯至东汉王充的《论衡·乱龙》。但东汉班固在《汉书·李广传》中同样使用了“意象”一词,而二书的成书年代孰先孰后无法确定,所以关于“意象”出处问题,暂无定论。本文持《文心雕龙》和刘勰“意象”论的历史影响不能等同的观点。在考察了自刘勰《文心雕龙》之后至晚清的“意象”语用材料,发现无一人对刘勰的“意象”论进行征引和讨论,得出刘勰“意象”论的历史影响并不大的结论。第叁、重点论述了宋明清叁代的意象论。本文通过对宋代“意象”语用材料的分析,得出了宋代意象论的重点不在艺术批评中的结论。宋代对“意象”运用的最多的是人物品评、景物描摹,在艺术批评中,绘画批评使用“意象”最多,其次是书法批评,诗学中的“意象”不多。本文总结了明清意象论的叁大特征和四大成熟表现,并对明清的李东阳、王廷相等人的意象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文献的基础上,否定了王夫之的“意象”论。第四、本文系统地辑录了大量的“意象”语用文献,许多文献首次纳入中国古典意象的研究,这为中国古典意象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弥补了以往“意象”文献不足的缺憾。
耿建[2]2017年在《意象的审美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围绕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意象”范畴展开论述,立足意象审美活动,剖析意象的审美结构。文章从“意象”的学界研究背景出发,梳理、发现本文的立论基点与论证空间,通过研究意义的阐述表明本文的研究价值与研究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意象”发展的理论规律,从表及里地一一探究了“意象”的基础结构、升华结构与圆融结构。并且通过梳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对于“意象”的范畴言说,择取“象”、“象外之象”与“融意之象”作为叁重结构的典型形态。在形态与结构的比较、综合研究中,透视“意象”的审美范畴演化全过程。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从国内、外两方面说明论文的研究背景,采取研究模式的归类方法从美学史、美学范畴、中西方比较研究分类列出国内研究的叁种主要研究方式及诗学体验与理论辨析的两种国外研究模式。根据“意象”的研究背景,文章提炼出“意象”的研究意义,充分论证文章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第二部分为“意象”的基础结构:“象”。文章从对“象”的表征梳理中考察“象”的中国古典思维模式。在“象”的现象表征阐述中,文章从自然审美中的天地之“象”出发,认识“象”的思维起点,又通过主体对于“象”的意识生发,折射“人心营构之象”。在“象”由“天”至“人”的形态转化中,析出“象”思维的特征所在。文章通过对“象”思维中的传统特征认识揭示“象”形态转化的内在原因。第叁部分为“意象”的升华结构:“象外之象”。本部分内容主要考察“象”的自我超越与自我突破,梳理由“象”至“象外”的范畴内涵迁移脉络。文章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逻辑,从“象内之象”出发,从“象内”引发对“象外”的整体审美观照,在“象内之象”与“象外之象”的比较中自然引出“象”成为“意象”过程中,人文之“意”对天地之“象”的精神塑造。第四部分为“意象”的圆融结构:“融意之象”。文章立足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圆融思维特色,以美学的圆融审视“意象”的圆融,从而分析“意象”的圆融结构:融意之象。该部分从总结“意象”的理论形成出发,重点考察“意象之意”如何“融”进“意象”之中。围绕“融”,该部分内容全面展现“意”与“象”之“融”的动态运动过程。同时,在后半部分采取运动的视角,将“融”的活动扩展至“境”范畴,体现“意象”结构的开放性与“意象”的范畴关系脉络。最后,结语部分总结前述文章内容,对“意象”审美结构进行层次明晰、系统整合、意义开放叁方面的特征阐述,完成本文对“意象”审美结构的整体论证。通过本文论述,文章在“意象”的历史言说中发现当代言说意义,旨在将“意象”置于审美活动中考察具体过程。在还原“意象”古典美学思想情景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美学的研究方法对“意象”的审美结构进行系统梳理,旨在考察“意象”的前世今生,探索“意象”审美的科学适宜语境,促进以“意象”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现代性转化。
谭剑辉, 丁智[3]2017年在《服装设计中的“意与象”的若干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越来越多的服装设计者将"意与象"融入到自己的设计领域中,目的在于丰富服装的内涵,实现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并为服装设计的未来健康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张林怡[4]2015年在《植物和象虫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的相关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全球面临着生物多样性的快速丧失,这引发了科学家对于其可能后果的关注。水平生物多样性指的是同一营养级物种、性状和遗传多样性；而垂直多样性是群落中营养级结构,即营养级数目。群落的水平生物多样性和垂直生物多样性都对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和发挥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水平生物多样性与垂直生物多样性的相互作用,也影响着群落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生态系统功能。植物和植食性昆虫作为陆生生态系统的主要生物类群,是不同营养级的典型代表。那么,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关系如何通过营养级的作用影响植食性昆虫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关系?本研究以植物与壳斗植物种子的寄生象虫作为不同营养级生物的研究对象,以线粒体基因COⅠ、COⅡ、微卫星(SSR)作为分子标记手段,在浙江省古田山自然保护区中,研究了植物物种多样性、石栎遗传多样性、象虫物种多样性和二斑栗实象遗传多样性两两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石栎的遗传多样性有显着负相关关系,具体体现为植物群落的均匀度与石栎的平均等位基因数有显着的负相关关系(r=0.516,p<0.05)。而壳斗科植物的物种多样性与石栎遗传多样性呈现正相关关系,具体体现在：a.石栎等位基因数的自然对数和辛普森指数(R2=0.402,p<0.05)、物种均匀度(R2=0.31,p<0.05)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与壳斗科物种丰富度有不显着的正相关关系(R2=0.155,p=0.118);b.石栎期望杂合度与壳斗科植物的各个多样性指标均呈不显着的相关关系。2)象虫的物种丰富度与二斑栗实象的遗传多样性无显着的相关关系。3)象虫物种丰富度与植物物种多样性、壳斗科多样性呈不显着的相关关系,与样方中直径大于1Ocm的壳斗科植物的物种丰富度无显着正相关关系,但与样方中直径大于10cm的壳斗科植物的辛普森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达到了临界显着的正相关关系(p<0.1)。4)象虫物种丰富度与石栎种群等位基因丰富度、期望杂合度均呈显着负相关(p<0.05)。5)二斑栗实象种群的等位基因丰富度与样方内胸径大于10cm的壳斗科植物的多度有临界显着的正相关关系(p<0.1),与优势度有显着正相关关系(p<0.05),与物种丰富度有临界显着正相关关系(p<0.1)。6)石栎的遗传多样性(等位基因丰富度、期望杂合度)与二斑栗实象的遗传多样性(等位基因丰富度、期望杂合度)无显着相关关系。关于石栎种群遗传距离和二斑栗实象种群遗传距离的Mantel检验也无显着相关性。以上研究在群落尺度上,完整的研究了植物和植食性昆虫两个营养级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相关关系,以后的研究可以对各个多样性的相互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机制性探究。
陈晨[5]2016年在《中国传统山水建筑景观意象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山水建筑景观历经千百年的历史积淀,成为传统文化与自然的共同作品,是中国建筑历史与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对具体环境的抽象认知形成的景观意象,融合构景意象思维与理念的共性文化特质,以及被感知评价的文化意义,是承载与传达传统景观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传统山水建筑景观意象研究,是传统景观文化发展与传承特征研究的重要途径,是在文化景观研究视域下,构建景观文化综合体评价体系不可缺少的内容。本文以传统山水建筑景观意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景观意象的构景与观景思维过程,以人与山水比拟成象的景观意识及景观意蕴感知构成景观“意”的研究层次;以融合传统文化特质的表象及多样衍化传意的物象构成景观“象”的研究层次;由此构建了景观意象研究体系。引入多维综合比较定性与景观评价定量的方法,释析了景观意象的深层意识本源,以景观原型投射形成原型意象的思维中介,以物象和意蕴感知为文化编码与解码的关联过程,体现了景观意象的时空特性。从而系统阐释了景观意象的思维特质。运用卡尔·荣格的原型心理学与传统“象思维”的研究理论,侧重对传统山水建筑景观意象的意识结构与表象特征进行解读。通过对构景思想进行梳理构建景观意识结构,以景观构造的心理、需求与经验叁个层面对景观拟象意识进行必要阐释,并进一步详细分析了景观立象意识与成象意识的特性。从表象的模式化入手,提出了形成表象的两种共识景观原型;论述了分类表象的山水审美文化与传统核心文化中景观思维的传达与导向作用;具体分析了表象集成的典型原型意象与空间形态。从意识与表象两方面对景观意象的思维认知规律进行解析。从表象形态的物质呈现角度,对景观物象的空间衍化与势态表征进行分析,试图建立构景意象中意识、表象与物象的关联性研究体系。基于物象空间类型,借鉴凯文·林奇对城市意象的分析方法,结合典型景观实例采用认知意象图提取了景观物象的空间认知要素。采用空间句法理论与方法,解析认知要素的空间构形特质以及对应构景理念的逻辑关系。重点阐释了景观物象的空间类型与文化传意的双重表征,是由构景意象到观景意象的研究转换。从意蕴感知结构的层次内容、观景行为与认知心理叁个层面分别具体分析,提出了意蕴感知因子并作为观景意象的评价媒介。根据主客同构的意象评价体系,选取特定景观实例,采取实地问卷调查与软件分析的景观评价方法,量化分析感知因子的属性类别,以其相互影响关系构建观景意象的评价模型。论述了构景意象与观景意象在文化理念表征与感知的相互关系,体现传统山水建筑景观意象的文化传承与启示作用。总之,论文通过中国传统思维方法、西方心理学与景观评价学的交叉研究,从新的角度解读传统山水建筑景观意象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以景观的文化属性结合意象思维方式搭建了一个新的景观意象研究框架。并结合意识结构、表象特征、物象表征以及意蕴感知四个层面,从时间和空间、历史构建和当代感知的角度来解读传统山水建筑景观意象的文化传承特质,试图开辟景观文化价值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既是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深入,也是对文化景观研究的弥补与充实。
周国权[6]2002年在《论古典诗歌意与象的距离》文中研究说明意与象在古典诗歌的创作和欣赏中,存在着运动距离和心理距离。正是意与象的距离在创作中不同程度的实现,才使不同的古典诗歌呈现出不等级性和同一首古典诗歌呈现出多层次性。也正是意与象的距离在创作中的良好配置和同时实现,才使古典诗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古典诗歌意境的创造,恰是意与象各种距离和谐自然、恰到好处的统一。
顾海峰[7]2006年在《国内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学术争鸣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内语言学界在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问题上的争鸣主要集中在叁个方面:对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理解问题;语言符号象似性概念的界定问题;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在语言系统中的层面问题。在处理上述问题时,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语言符号;其次,应该分清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在语言不同层面上的关系,即讨论是在结构主义的语言系统内还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的;再次,应该辩证地看待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问题,既要看到前人研究成果的合理性,也要看到当今语言学研究的新进展;第四,语言符号任意观是在客观主义哲学背景下产生的,而语言符号象似观则是在体验哲学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对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的讨论不能抛开它们各自的哲学背景不谈。
黄旺[8]2013年在《走向高级先验论与象的本体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以对康德以来的想象力问题的历史性考察为切入点的一项研究,它致力于借此阐明两大主题：作为先验想象之显现境域的“高级先验结构”和作为被显现者的“象的本体论”。自康德提出先验想象力,并把它当作心灵的隐秘的技艺以来,想象力就成为哲学中的一个基础范畴,胡塞尔通过内时间意识和被动综合的发生现象学研究,把先验想象力的研究推进到极为深入的层次,而海德格尔更是明确地把想象力当作存在论的基础,也即让存在物得以显现的境域。而对想象本体论的深入探究,又逐渐地使被显现者(存在)得到更进一步的揭示,我们把这个过程视作对“象”的揭示。我们把海德格尔所实现的想象的本体论转向(先验想象作为存在论的时间性境域)称之为从想象到象的第一次转向,而伽达默尔、利科、萨特、梅洛—庞蒂等人通过既继承海德格尔想象本体论的基本立场,又以既一致又有差别的方式对这种想象本体论展开批判,从而实现了从想象到象的第二次转向：它揭示了时间性中的被显现者不是透明的存在意义,而是不透明的“时间性中的象”。最后,我们以德勒兹和利奥塔为例,说明这个被显现者又如何进一步地被看作是“绝对差异的象”我们把整个想象力问题史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由内在矛盾所导致的趋向高级先验结构和象的本体论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进程由准备性阶段、第一次转向、第二次转向、第叁次转向和最后完成这五个环节组成。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对康德和胡塞尔的分析是这个逻辑进程的准备性环节,因为两人虽然对想象问题有极其丰富深刻的创见,但毕竟由于历史性局限而未真正把想象视作存在论基础。但同时这个作为开端的准备性环节又通向了终结：康德在第叁批判中对反思判断力和想象力的研究,已经使想象得到彻底的解放,从而在有限的范围内甚至接近了想象力的高级先验结构的成熟形态；而胡塞尔通过被动综合分析所通向的“对象性”及其“触发”,也已经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原初的象。第叁章是对海德格尔的想象本体论的分析,海德格尔第一次完成了想象力学说的决定性转向,即赋予先验想象力以本体论的基础性地位。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海德格尔通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性分析,把康德第一批判的想象的叁重综合和时间性图式学说,解释为一种存在论的境域,据此,整个形而上学作为有关存在物本身和整体的根本知识,乃是通过这个想象力的时间性境域才得以被给出的。在《存在与时间》中,这种想象结构的基础本体论,进一步被阐释为此在及其生存论建构。第四章阐明想象学说的第二次转向,即从透明的时间性及其意义到不透明的“时间性中的象”的转换,我们以利科和梅洛-庞蒂为例来说明这一步骤。对于利科来说,这个“时间性中的象”就是作为象征、隐喻的文本,即有待于“我思”去阐明的“我在”；对于梅洛—庞蒂来说,就是作为身体综合的身体图式这一显现场所中所被给予的原初知觉经验,这个知觉经验在后来被进一步阐释为作为可见者的视觉思想(感性世界的逻各斯)。第五章是对想象学说的第叁次转向,也即对“作为绝对差异的象”的分析,我们以德勒兹“感觉的暴力”和“思想—像”的概念为引导,进而通过利奥塔图形性(Figure)空间(或译为象的空间)的基本思想,阐明了“作为绝对差异的象”。于是,图形空间对应于绝对差异的象,指称空间对应于“时间性中的象”,而话语空间对应于时间性及其意义,它们分别构成土壤、树根、树干叁层次。第六章通过对经验想象的本体论位置的考察,将全文内容收束为对高级先验结构和象的本体论的系统表述：一方面,概述了作为想象力的高级先验结构的四重基本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对利科叁重模仿学说的批判性重构,把高级先验结构的历史性运作视作模型1(解塑形/绝对差异的象)、模型2(前塑形/时间性中的象)、模型3(塑形/时间性及意义)叁者的辩证交互作用。全文以对纯粹的逻各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纯粹的象(感觉—材料主义)的双重批判为分析的基本指导线索,这种批判的结果表明,没有纯粹的象,也没有纯粹的逻各斯,存在(象)和真理(逻各斯)总是彼此不可分割并辩证地相互作用着。通过高级先验论的形—象境域被给予我们的,就是包含着逻各斯与象的交互作用的“象的本体论”,它是逻各斯与象(存在与本质、“我在”与“我思”)之统摄与溢出的交互作用的无限历史性过程,本体论(ontology)同时既是逻各斯的本体论(即“是论”),又是象的本体论(即“存在论”)。这两者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范诚[9]2012年在《解读儿童画中的儿童审美心理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在通过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采用现象学、解释学和符号学的基本观点,运用质化研究方法,将3-6岁儿童在解读儿童画中的审美心理划分为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情感和审美理解四个基本部分。并就儿童解读儿童画中的审美心理特点得出了以下结论：儿童偏重于对形象要素的审美感知,并具有多感官性的审美感知。儿童通过审美感知,指引审美想象、情感和理解活动的展开；通过审美直觉,洞悉审美对象的情感和气氛。儿童偏重于对整体画面展开审美想象,易于通过想象融入情境。在审美过程中,儿童基于自身经验展开审美想象,并不自觉地对自己的生活产生联想。儿童偏重于对整体画面审美情感的表达,并善于对画面移情,通过审美情感的抒发,儿童获得审美愉悦。儿童审美感受还与审美偏爱紧密相关。儿童偏重于对形象要素的审美理解,通过审美理解,儿童获得眼前之“象”与“象”外之意的统一,这种审美理解是感性直觉与理性认知的统一。最后,本研究针对3-6岁儿童审美心理的特点提出了一些相关教育建议,以促进儿童审美心理健康发展。
潘思远[10]2017年在《“意”与“象”在旅游形象标志中的应用研究》文中指出旅游形象的整体塑造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旅游形象标志设计在我国的各省市地区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本文从特点、构成、定位等方面对旅游形象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阐述了旅游形象标志对于区域旅游文化发展、创造区域旅游品牌等方面的重要意义。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国内的旅游形象标志在设计上存在许多的问题,例如极高的相似性、缺乏创意等,有些设计则存在传递信息不准确,缺乏视觉美感等问题。为了提高区域旅游形象标志的感召力,对旅游地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同时又让游客能通过旅游形象标志增加对旅游景区文化底蕴的了解,本文从“意象”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意”与“象”在旅游形象标志中的应用。意象是来源于心理学的词汇,主要指人脑对事物的外形以及大小等客观信息进行加工后所产生的的描述。“意象”是“意”与“象”的统一,“意”是一种情感的融入,而“象”则是实际存在的事物,两者的统一是指主观感情融入到所看到的事物,而形成的审美感觉。它是主观与客观的完美结合,也是一种内外表里统一的状态。意象就是寓"意"于"象",其实就是将主观的情感融入客观存在的具体的物体中。设计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意”与“象”相结合的复杂过程。本文先阐述中国的旅游形象标志设计发展的现实状况,然后以“艺境太行”旅游写生基地为例,从意象理论出发,延伸出旅游意象基本内涵,从旅游意象角度对旅游形象标志所包含的意、象功能和设计理念等方面进行分析。同时本文立足于“意”、“象”在区域旅游形象标志设计中的应用,通过对“艺境太行”旅游写生基地意象设计的分析,研究认为“意”与“象”互动应成为旅游形象标志设计的基本理念。最后,希望本文对意象理论的应用研究能够为今后的区域旅游形象标志的设计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典意象史论[D]. 赵天一. 西南大学. 2012
[2]. 意象的审美结构研究[D]. 耿建. 西北大学. 2017
[3]. 服装设计中的“意与象”的若干探讨[J]. 谭剑辉, 丁智. 黑龙江纺织. 2017
[4]. 植物和象虫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的相关关系研究[D]. 张林怡.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5]. 中国传统山水建筑景观意象研究[D]. 陈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
[6]. 论古典诗歌意与象的距离[J]. 周国权.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7]. 国内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学术争鸣述评[J]. 顾海峰.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
[8]. 走向高级先验论与象的本体论[D]. 黄旺. 武汉大学. 2013
[9]. 解读儿童画中的儿童审美心理研究[D]. 范诚.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10]. “意”与“象”在旅游形象标志中的应用研究[D]. 潘思远. 湖北工业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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