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1]2004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项目研究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出发，抓住城乡规划编制体系改革与政府管理职能转变这个结合点，以面向管理，有利实施，强化调控为目标，分析新形势、新环境、新体制对城乡规划编制的新要求，运用城乡规划的先进理念和理论，以及公共管理有关学科理论，借鉴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地区城市规划的成功经验，研究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创新，并在规划编制的操作层面上提出具体构想，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论文还从有利构建完善的城乡规划编制体系角度出发，提出对《城市规划法》及相关法规及规范的修改，以及城乡规划行政体系改革的建议。
黄文娟[2]2009年在《基于城乡统筹理论下的城乡总体规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乡一体化思想早在20世纪就已经提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隔离发展,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出现,城乡一体化思想逐渐受到重视。尤其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看,城乡关系要经历叁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乡村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资金和人力资源,这是乡村支援城市,城市的扩大再生产有赖于乡村生产剩余的支持;第二阶段,城市与乡村各自独立发展,这是城乡矛盾已现端倪且日趋扩大的阶段;第叁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活动开始超越城乡两个相对隔离的单元而相互渗透,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城乡界限模糊,城市与乡村融合的时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城乡一体化”。城乡总体规划作为整合法定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与村镇规划的特殊的城乡空间整合性规划类型,可以作为我国当前城乡一体化规划的突破口。传统的城市规划从一个封闭的用地范围无法解决城乡发展的各项用地,而体系规划又停留在宏观的指引和控制层面,无法从操作层面上落实用地。同时,各专项规划从各部门的技术角度出发,缺乏空间上的整体协调。论文通过对相关规划的对比研究,提出编制城乡总体规划的概念。城乡总体规划作为各项规划的统领,目的是落实城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业区划、环境保护规划等,协调城乡内各层级总体规划,整合文教卫体、旅游、交通、水、电、气等专业部门规划。论文主要从介绍城乡总体规划产生的大环境出发,并通过分析总结当前问题及其成因预设城乡总体规划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接着以国内外针对城乡规划问题和预设规划目标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事实来论证城乡统筹理论指导城乡总体规划的可行性、必要性,构建城乡总体规划的研究组织结构框架,主要包括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原理、编制层次结构、编制内容框架等方面。
高中岗[3]2007年在《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及其创新》文中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今后一段时间将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化将推动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面对这种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城市规划的制度和方法必须作出调整和改进，进行完善和创新，才有可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 论文针对我国城市建设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存在的问题，基于对我国城市规划工作无五十多年历程的系统回顾和分析总结，着重研究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市规划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及规划制度创新问题。通过比较研究和分析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制度建设的经验、方法和成果，基于制度及其创新的视角，借鉴制度经济学、公共行政学、行政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技术方法，从城市规划的地位作用、城市规划编制技术体系、城市规划行政管理、城市规划实施管理与监督、城市规划法规体系、城市规划政策手段、机构设置与人员构成等方面入手，进行理性的研究和梳理，探讨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城市规划制度，提出我国城市规划制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方向和架构模式，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整体框架，为城市规划工作的改革和完善提供参考。 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明确了新形势下中国城市规划工作所应持有的指导思想和整体思路，论文提出：要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城乡规划的综合协调和宏观调控能力，确立城市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整体思路；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地域空间规划体系，并以编制体系的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城市规划制度的创新步伐；尽快建立决策和执行相对分离的城市规划行政管理框架，逐步建立和推行以通则式控制为主导的开发管制制度，开展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工作，探索新的城市规划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法规体系建设，尽快出台《城乡规划法》并完善配套法规；要重视和加强城市规划的研究工作，加强规划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整体素质。 论文分十章(不包括绪论)，包含四个部分，构成了论文的整体框架和基本结构。 第一部分是关于制度及其创新问题的理论研究，为整个论文的研究视野和分析框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知识储备(第一章)。 第二部分是基础研究(第二～四章)，作为进一步展开论文核心内容的前提性和背景性研究，包括建国以来城市规划制度轨迹的回顾分析、城市规划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和动因分析、中外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对比分析。第叁部分是论文的核心内容(第五～九章)，在前面两大部分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提出了城市规划制度创新的若干个方面，包括城市规划编制技术制度的创新、城市规划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城市规划实施管理制度的创新、城市规划法制体系的创新、城市规划支撑体系的创新。 第四部分是进一步的思考和若干建议(第十章)，对城市规划的作用加以进一步的思考和认识，并提出关于推进城市规划制度创新的若干建议和意见。着眼于为城市规划的现实工作提供参照，将制度创新落实为若干结论性的建议和意见。
周春山, 谢文海[4]2015年在《市场经济下城乡规划制度创新思考》文中指出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城乡规划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分析了市场经济的转型特点和城乡规划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同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从城乡规划决策制度(城乡规划编制和审批)、执行制度(城乡规划实施)、反馈制度(城乡规划监督检查)及保障制度(城乡规划法律制度)四个方面分析了城乡规划制度供给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城乡规划制度创新的建议与对策,以期对保证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有所提示。
高峰[5]2009年在《转型期城乡统筹背景下土地使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我国城乡土地背景的全面分析,深入探究了城乡土地使用问题产生的机理;在此基础上,以大量规划实践为基础,以相关规划理论为支撑,从规划编制、规划实施以及规划管理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希望建立一种既具有“城乡整体空间”的规划理念,又具有较强操作性,同时还能够与目前“转型期”特点相契合,与当前规划编制体系相衔接的城乡整体空间土地使用规划方法与策略。本文主要从转型期城乡土地使用问题的产生机理分析和转型期城乡统筹过程中土地使用策略及方法初探两方面加以研究论述。我国城乡土地背景是非常复杂的,既存在了城乡二元结构、土地资源紧张和耕地保护等传统难点,又面临着土地使用制度变革和规划编制管理转型等新兴难题。这造成了我国面临着城乡用地缺乏统筹、建设用地过度占用耕地、土地使用粗放浪费以及用地结构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为此,本文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对上述问题出现的机理进行讨论。从主观方面指出我国城乡土地使用问题存在两种误区;从客观方面则利用城乡发展内在动力机制与社会系统环境间所存在的内在关系研究城乡土地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借鉴“城乡统筹”这一综合发展理念,从两方面加以论述。一方面,通过对城乡统筹规划内容的深入分析,明确提出城乡统筹的核心和重点就是土地使用问题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对国外相关规划研究,明确城市规划必将在城乡统筹过程中“大有所为”。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借鉴相关理论研究和国外相关成功经验,深入探讨适合我国转型期背景的城乡空间整体规划理论。该理论是城乡规划理论的基础,并且只有具备城乡空间的整体认识,才能组织城乡规划的各种子理论和方法措施,才能为制定适合我国转型期城乡统筹过程中土地使用的策略与方法提供思想依据和理论支撑。综上所述,在经过背景展示、问题陈述、机制研究、理念引入、理论探讨之后,本文从规划对策和制度管理对策两个层面提出了“转型期城乡统筹过程中土地使用的策略及方法”。其中,规划对策涉及了规划编制应对策略、规划技术保障策略和方法;制度管理策略则包括了规划制度保障策略与法律措施。
周建军[6]2008年在《转型期中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转型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重要特征与标志,已深刻影响和融入我国经济社会众多领域。城市规划作为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刻影响的领域之一,毫无疑问,在主动迎接与接受经济社会转型深刻影响与推动的同时,必须主动加强与加快城市规划自身适应性改革与创新力度。本研究以转型期城市与城市规划新变革为切入点,在对现行城市规划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亟需改革创新职能要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中外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发展、特征及改革趋向的比较分析,借鉴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效率与公平、公共权力与利益、公共服务与管理”等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引入博奕理论中多方博弈(群博)原理,分析了转型期中国规划管理职能在多元利益博弈中的定位基准原则与方向,重点研究了转型期城市管理职能合理定位、流程再造、职能内容创新、职能体系建构及职能实施绩效评估等的新探索。论文提出了加快城市规划管理职能改革与创新的关键内容及努力方向,同时,研究中以典型城市规划管理职能创新实践为实证,更具说服力和现实操作性。通过上述研究,揭示了转型期多元利益博弈中规划管理职能构成与发展的新特质、新作用及新方向,建构了转型期我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综合体系。
黄仁平[7]2013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乡规划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是指导、调控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手段。搞好城乡规划,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效配置公共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市的规划工作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紧围绕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实际,以创新的思路,充分发挥好城乡规划在城乡建设和发展中的先导作用,促进贵州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不断前进。
熊娟[8]2010年在《城乡统筹背景下的重庆市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研究》文中提出城乡统筹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市发展“314”总体部署中的叁大定位之一。国家批准重庆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重庆市在各个方面均已展开了探寻适应城乡统筹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改革之路。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乡工作一体化,规划工作必须先行,规划编制体系在城乡规划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城乡规划是控制和引导城乡有序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据和手段。本文基于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从城乡一体化规划的角度着眼,剖析了重庆市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而梳理了国内外各城市先进经验,并针对性的分析了重庆市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相关影响因素,从而提出了重新构建该体系框架的设想,以期为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形势下的规划编制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阐述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城乡统筹和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相关概念,同时着重对重庆市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归纳总结出该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包括第叁章和第四章,首先对国内外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城乡规划编制体系进行剖析和探讨,希望能作为重庆市城乡规划编制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借鉴。其次探讨重庆市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该体系的作用力。第叁部分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基于各类影响因素及对国内外城市先进经验的借鉴,提出了构建涵盖“五个空间层级、两个系列和叁大阶段”的重庆市城乡规划编制体系新框架的设想,针对各阶段规划的作用和内容侧重点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并提出实施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保障策略。
程永辉[9]2016年在《市（县）域“多规合一”实质及其工作重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空间规划已成为国家或区域配置空间资源、优化土地开发格局的重要工具。但在我国目前的空间规划体系中,规划之间相互冲突的问题日渐突出。针对这一问题,广东、重庆等地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叁规合一”或“多规合一”探索工作。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推进市县“多规合一”工作,自此“多规合一”工作成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多规合一”的理论研究和地方实践侧重于“多规合一”工作的开展形式和重点内容等方面。关于“多规合一”实质的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性成果。此外,对“多规合一”工作在我国空间规划体系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存在争议,尚无统一的定论。因此,本文在对我国“多规”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按照“比对‘多规’差异—比对‘多规’冲突—分析造成‘多规’冲突根本原因—明确‘多规合一’实质”的思路,提出“多规合一”的实质是要协调“多规”在市(县)域层面的冲突,建立相互衔接的市(县)域空间规划体系的观点。然后,基于上述观点,对“多规合一”的可行协调途径进行了对比,得出目前“多规合一”的最佳协调途径,并以陕西省富平县为案例支撑,对“多规合一”的工作重点进行了论证。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各类规划的相互关系随着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核心议题不断调整,目前“多规”之间复杂、重迭、冲突的相互关系是各类规划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应对中国政治经济改革而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这也导致了目前“多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法规体系、行政体系、运作体系和编制体系四方面。(2)各类规划编制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针对相同区域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和空间资源配置方式,“多规”在空间资源上的争夺激烈,加之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多规”在目标和空间两方面冲突凸显。(3)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诸多问题是导致“多规”冲突的根本原因。我国规划体系的不顺畅主要表现在规划体系紊乱、协调机制缺位、法规体系不健全、实施管理不利和技术手段不统一等五个方面。(4)“多规”并行的空间规划体系符合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多规”之间存在差异有其必然性。期望通过“多规合一”彻底消除“多规”差异是难以实现的,“多规合一”的实质是消除“多规”在市(县)域层面的冲突,特别是要消除“多规”为实现各自发展目标而产生的资源配置上的冲突,保障“多规”内容的持续协调。(5)用“多规合一”代替所有规划,形成单一空间规划体系,或者将“多规合一”作为上位规划,统筹各类规划,亦或通过开展“多规合一”协调工作,协调规划冲突均是“多规合一”实现协调“多规”冲突的可行途径。其中作为上位规划,统筹各类规划是当前行政体制下的最佳的协调路径。(6)“多规合一”在协调“多规”冲突过程中的工作重点是要制定统一的发展战略,并以此统筹“多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通过功能分区、划定控制界线和空间布局一张图实现空间秩序的规范和统一。
叶浩军[10]2013年在《价值观转变下的广州城市规划（1978-2010）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总体规划一直是城市规划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政策文件和技术文件，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甚至是唯一的城市规划实施管理依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急剧变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城市规划实践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因为改革开放而引起的价值观转变，使得从国家经济制度到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城市规划制度，都发生了急剧和巨大的变化。这一因价值观转变而导致的城市规划实践变化，在中国城市规划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是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中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革命，价值体系被重新思考和构建。在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实践领域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命题。工业革命以前，城市规模和形态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衡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价值观体系和构成及其转变过程更加复杂，城市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将城市视为效率的机器而偏离了建设城市基本价值观的现象，迫使人们对由自己的经济活动而制造出来的城市进行全面的思考。其中也包括规划师不断思考和探索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城市规划方法。然而，尽管规划师和规划制度都因为专业教育而建立起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并在此指导下建立起多种理想的规划蓝图和目标，不过种种研究却已经表明，城市规划制度，只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城市规划实践，也只是城市建设实践中的一部分，现实中规划师也只是所有社会成员中的一个群体而已，因此，规划师职业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在现实中往往因为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并且受其他多种价值观及其变化影响而有所改变。在改革开放的叁十多年里，由于价值观转变，我们国家颁布了城市规划法，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体制迈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在这个价值观转变过程中，广州成为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了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有了城市规划管理的政府规章以及后来的城市规划地方法规，广州率先编制了全国第一个战略规划，地铁的开通使广州人的出行方式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在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价值观转变中，广州不仅是最早实践的大城市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了许多具有超前探索性意义的贡献，相应地，在城市规划领域上也开展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实践，既有主动适应并促进城市空间有序拓展的成功，也有被动受制于快速发展经济思潮下的失败，因而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全文试图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全面认识城市规划在引导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和对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检讨的基础上，以价值观为核心，以城市规划实践和城市建设的历史为线索，从对制度性的原因入手，通过规划立法、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和实施等四个方面，对这段时期广州不同阶段城市规划实践和城市形态的演进过程进行讨论和分析，划分出各阶段的特点及主要的动力要素和内在原因，揭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期城市发展的现实与城市总体规划的理想之间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探索和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实施机制和作用、内容以及与其他法定规划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出城市规划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和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所产生关系的必然性。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内容为对国内外城市规划特别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理论进行综述，并结合价值的视角提出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第二章首先回顾了1949-1978年历史阶段广州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践情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1978-1988年之间城市规划制度的恢复和启动时期城市规划的实践，重点讨论了一元价值观体系下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基于改革开放的实验性实践案例，讨论了广州城市规划从立法、规划编制和机构改革、规划实施等各方面的实践，以及城市规划制度试图对城市建设影响的关系，归纳出规划制度变革启动期的特征。第叁章研究了1989-1997年在国家从法律层面对多元价值存在的承认开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的早期，由于市场力对效率的追求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城市规划制度建设相对于高速经济发展和快速城市化的滞后和偏离，尽管地方城市在规划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划内容对市场经济的适应，但在客观上还是形成了城市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冲突，带来了城市规划实践的种种问题。第四章研究了1998-2010年广州市政府对城市发展的理念进行了新的理性思考下，重新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的主导和影响的决定性地位，城市规划制度上也进行了梳理并强化了规划编制的工作。重点讨论了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城市空间的拓展，对城市规划制度变革的新探索及战略规划编制，城市政府依据战略规划和基础产业政策有序推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讨论了国家一系列新的城市规划制度设计下，广州逐步引入城市规划与社会对话的机制，开展了针对面向社会和公众参与的科学规划、依法规划和阳光规划探索，并将公众参与纳入法制建设的范畴。第五章进行了理论性的总结，指出目前中国仍然是一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多元价值观社会现实共存、政策和法律管治共存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实践经历了一个公平——效率——公平的螺旋式发展过程。提出了在此格局下城市规划制度中依然没有解决的对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的存在问题和需继续研究的方向。论文的创新点：第一个创新点是方法上以价值观为研究基础，分析了广州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规划实践和国家价值观转变的关系。研究城市规划多会关注其自身应有的价值观，同时也会关注其在城市发展动力的相互影响及作用过程中某个方面的实际情形及结果，但是基于价值观和价值观的转变系统研究一个具体城市的城市规划实践，是一种方法上的尝试和创新。应用这种方法可以更清楚和客观地判断城市规划实践中成功与失败的根本原因。本文内容上有两个创新点。第一个是目前研究城市规划实践的成果已经很多，涉及城市规划系统的各个方面。但既有成果多从城市规划系统中的某个方面研究和讨论居多，将城市规划系统各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综合研究和讨论并判断城市规划的有效性尚没有。本文依据城市规划实践涉及的要素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关系并以此作为城市规划实践评价体系，并提出“价值性工具”和“工具价值性”概念，是一种内容上的新尝试。内容上第二个创新点是以一个城市为案例，纵向剖析研究其城市规划实践的发展及演变过程，并依据其价值观表达的特点进行了基本的断代，归纳出不同时期城市规划实践的主要特征，是另一个内容上新的尝试。
参考文献：
[1]. 市场经济体制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创新研究[D]. 陈平.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4
[2]. 基于城乡统筹理论下的城乡总体规划研究[D]. 黄文娟. 重庆大学. 2009
[3]. 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及其创新[D]. 高中岗. 同济大学. 2007
[4]. 市场经济下城乡规划制度创新思考[J]. 周春山, 谢文海. 规划师. 2015
[5]. 转型期城乡统筹背景下土地使用问题研究[D]. 高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9
[6]. 转型期中国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研究[D]. 周建军. 同济大学. 2008
[7]. 市场经济体制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创新研究[J]. 黄仁平. 中华民居(下旬刊). 2013
[8].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重庆市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研究[D]. 熊娟. 重庆大学. 2010
[9]. 市（县）域“多规合一”实质及其工作重点研究[D]. 程永辉. 西北大学. 2016
[10]. 价值观转变下的广州城市规划（1978-2010）实践[D]. 叶浩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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