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芹[1]2004年在《生态学视野中的深圳传媒环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媒环境是指以传媒为主体,传媒以外一切事务的总和。传媒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传媒的生存及发展。伴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脚步,传媒、大众传播活动及传媒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表现在信息传播总量增加、传播条件改善、传媒信息传播权利弱化、信息传播媒介多样化等各个方面。这种传媒业整体上发生的变化不容回避,亟需学界对传媒及传媒环境的重新审视。生态学可以为传媒环境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在生态学视野中思考传媒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特点和作用,讨论传媒系统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力图达到更理性、更科学地分析传媒生态环境结构和功能、探索传媒经营与管理有效手段的目的。按照传媒所处环境的性质,传媒环境可以区分为传媒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内环境(即传媒内生态)和传媒所处的社会环境(即传媒的外生态)。本文在内环境和外环境两个框架下,分类考察各要素对传媒的作用和影响,尽力寻求传媒环境的优化之路深圳传媒系统内部结构日趋完善,传媒内环境具有相当的优越性,但同样存在激烈残酷的竞争,影响和制约深圳传媒内生态的环境因子包括深圳传媒的体制与结构、观念定位以及传媒人才和技术。中国加入WTO, 特区色彩淡化,对深圳传媒外环境无疑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影响和制约深圳传媒的外生态的环境因子包括叁大类,即政治类、经济类和文化类。在呈现了整个深圳传媒环境特征,并对其进行S&W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上探讨了优化深圳传媒环境的策略,涉及到个体行为的调整、传媒种群的融和、传媒系统的和谐发展叁个层次。
郭小春[2]2017年在《媒介尺度论：媒介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理尺度与中国国际传播战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如何实现中国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一直是国家、学界、业界努力探索的一大领域和现实目标。本研究以媒介地理尺度为理论工具,以"一带一路"传播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新全球化时代语境下中国国际传播的新世界主义观念。围绕媒介尺度的本土性、全球性等表征的相依互动的竞合关系,研究提出一带一路传播、命运共同体传播等国际传播方式彰显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世界主义特色。通过主动的媒介尺度重构策略选择,中国国际传播迥异于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呈现出媒介尺度本土性和媒介尺度全球性合理互动和辩证统一,本土特色和全球视野交相辉映的命运共同体传播架构。研究从五个部分,七个章节展开。第一部分,绪论。围绕研究问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文献展开,明确研究的框架。第二部分,第二章。本章从尺度在不同学科中的意涵建构起尺度概念的多维考察之后,引出媒介尺度概念的立体理解。第叁部分由叁、四两章组成,第叁章考察媒介本土性的理论和实践,重点是讨论媒介本土性视野里国际传播中的地方主张、中国传播主张和亚洲传播主张呈现问题。第四章从西方中心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世界主义和文化麦当劳化话语的关联中探讨媒介尺度全球性内涵及表现。第四部分由第五、第六章组成。以"一带一路"传播为中心,探讨了小媒介尺度与大媒介尺度转换的过程,提出媒介尺度重构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策略,进而揭示了中国国际传播是结合了本土文化和世界眼光的全球化时代的新世界主义传播模式。最后一部分是结语,提出中国国际传播走在一条兼具本土特色和全球视野的发展之路上,自信地去传播中国。
矫雅楠[3]2016年在《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文中研究表明自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设立以来,孔子学院发展已进入第二个十年。目前500家孔子学院,10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建构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的孔子学院全球传播网络,以此为依托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也在不断深化。在完善教育功能的基础上,孔子学院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独特作用更加显着,成为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从传播的视角看,孔子学院的“平台”定位以及“桥梁”和“纽带”的角色阐释,说明孔子学院在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践行多元文化理念方面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建构了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化对话和文化共享的中间环境,成为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媒介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也是分析传播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它是一个话语意义而非实在意义的概念,在不同时代环境和现实语境下被不断协商、接纳、改造和实践。在大众传播勃兴的年代,媒介多被理解为传输信息的载体或技术工具。随着文化世界化和社会媒介化的深入,媒介形态发生剧烈变动,以往以技术为主导的阐释框架已不能完全涵盖媒介对人类社会的多重变革。在学术研究领域,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促使我们认识到,人文性是传播与媒介的固有属性,媒介构成了联接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开放空间,本身具有宽泛的所指和丰富的内涵。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为我们突破媒介研究视阈局限,摆脱思维惯性提供了新的思想园地,也预示了一种与社会现实和文化实践同步的学术突破的可能。本文从传播的视角切入,以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为理论来源,运用基于结构和平衡的方法论路径,在对媒介概念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论证孔子学院媒介属性,分析其媒介功能,并进一步探寻实现该功能,维护媒介定位的路径与方法。围绕“孔子学院是媒介”这一核心假设,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在媒介环境学范式下,应如何认识和理解媒介?(2)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性质?(3)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什么?(4)如何实现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5)在当前,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应如何维护?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共分7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理论基础和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2章,媒介概念分析。本章主要基于媒介环境学派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对媒介环境学范式下的媒介概念进行梳理和阐释。首先,通过对媒介一词的中外溯源,以及对媒介理论中“泛媒介”和“媒介环境”观点的梳理与评述,阐明媒介本具有相对宽泛的所指。其次,遵循从学术观点到研究范式的演进逻辑,重点论述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对“将媒介视为环境”的范式建构与补充,阐明媒介概念应是物质与组织构成的生态系统,同时涵盖技术性与人文性。最后,在整合理论,检视实践的基础上对媒介进行再认识,给出本文对媒介内涵的理解。第3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属性分析。本章首先基于孔子学院宗旨,从现实层面描述分析孔子学院的属性与功能,目标与拓展。指出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具有汉语教学,文化传播和教育文化交流等基本职能,并作为“综合性文化交流平台”功能逐渐复合。其次,将学理与实践对接,论证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属性。本文认为,孔子学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媒介功能,即具备教育、告知、解释、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基本功能,也作为“物质化的组织”符合普通媒介学对媒介属性与功能的相关论述。最后,从符号意义和实体特征两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作为媒介的外在呈现。在符号意义层面,基于对《人民日报》等4家报纸孔子学院报道的内容分析和词频统计,和对国外报道的简要梳理,指出孔子学院“纽带”、“桥梁”等符号意义均指向其媒介属性；在实体层面,基于孔子学院性质、宗旨、办学模式和发展策略的特殊性,指出孔子学院具有整体关涉跨文化交流,植根当地社会文化环境,双向作用于中外社会发展,注重人文交流与民间交往的媒介特征。第4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分析。本章首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内涵。本文认为,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功能系统：在静态上,是以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基础,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为主体,与政治、经济、生态等各领域结合产生相应功能为延伸的功能体系；在动态上,是以媒介机构、媒介平台和媒介环境为形态,以传递、转换和整合为功能核心,逐步推进的功能连续体。其次,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作用机制,提出需求-利益满足是其基本作用原理,利益框架建构与社会关系协调是基本作用方式。再次,根据媒介环境学相关理论,从感知环境、符号环境和社会环境叁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作用的层次。最后,从工具取向和社会取向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效果,并论述在不同价值取向下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第5章,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本章基于社会互动论和关系传播理论,首先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和内部条件,认为建构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时代诉求；媒介技术的文化本质与社会影响：地方性文化对自我格局的持续超越；中国重构大国形象的多元实践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坚持交流互动和人性化的传播理念,加强传播主体的培育,传播内容的建设,传播渠道的完善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内部条件。其次,提出实现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应以理念、价值和程序叁方面共识为原则。最后,在功能的实现路径上,着眼于建构与受众的信任关系,强化媒介地位的独立性,提出孔子学院应走专业化、差异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第6章,孔子学院媒介定位维护。遵循孔子学院媒介环境与整体社会环境互动融合的思路,本章基于媒介环境学的生态视野,从孔子学院的组织基础、技术支撑、生存空间和发展形态等方面探讨如何维护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首先,孔子学院应加强组织制度化建设,通过对组织规范、结构和行为的制度化,实现外部规范逐步被主体内化,主体在协调与共享中对规范进行调整和改善的双向互动。其次,加强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应用,通过运用互联网移动技术；建构数据网络；实现虚拟平台与实体平台的协同,发挥技术对媒介功能优化的推动作用。再次,深化本土策略,通过个体参与社区信息交流,组织上支持社区资源共享,情感上参与建构社区共识,进一步发挥媒介接近性与便用性的优势。最后,推进形态融合,通过培育文化共同体；运用市场机制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推动孔子学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第7章,回顾与总结。总结本文的主要观点、结论和创新点,提出研究展望。
陈华[4]2006年在《生态学视野下的新闻舆论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闻舆论监督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一项重要功能在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新闻舆论监督的理论研究也正伴随着实践的步伐日趋丰富。综观中西方对“舆论监督”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西方注重从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舆论形成的社会心理动因和舆论问题的社会意义。我国的舆论监督研究则是在一个共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分两个层面进行研究。理论层面上，我国注重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性质、根本属性、基本原则及重要性进行定性的制约；操作层面上，我国则注重对新闻舆论监督的策略问题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探讨如何规避由现行体制的束缚和操作的不规范而带来的风险，而对新闻舆论监督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对舆论监督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鲜有系统性的研究。 文章正是从系统的社会生态整体出发，研究当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外在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新闻舆论监督如何与社会生态产生互动关系以及在建设和谐社会环境过程中新闻舆论监督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张力关系。 文章采用了大众传播学中一个全新的交叉视野——媒介生态学的视野来研究新闻舆论监督与社会生态的互动关系。文章首先比较了舆论研究中几个不同视野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上的异同，并对媒介生态学的学术视野特点及其在舆论监督研究上的独特优势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从现实的维度看，各媒体因为各自的物理性能和话语权力、地位的不同而在新闻舆论监督中所处地位也就各异。借助生态学的理论可以了解我国各媒体的舆论监督现状以及异质媒体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同时，借助媒介生态学的“人——自然——社会”和谐一致的观点，可为我们研究新闻传播活动提供新的视界，重新去思考媒介社会责任回归的重要性，进一步净化日益污染的传媒生态空间，最终引导整个社会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 其次，文章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法律环境等角度系统分析了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外生态环境，指出了当前我国舆论监督环境正日趋改进，各项制度也逐渐完备，但在体制和机制上仍存在诸多问题，舆论监督环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李坤[5]2018年在《媒介环境学派艺术传播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社会,艺术与传媒的关系日渐密切。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艺术传播学势在必行。其中,从经典传播学中寻觅与艺术传播相关的理论资源无疑是重要的研究思路之一。作为传播学叁大学派之一的媒介环境学派就有许多关于艺术传播问题的真知灼见。就媒介环境学派的传播学研究而言,艺术长期以来都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媒介环境学者把艺术也当作一种媒介,其传播研究中的许多论题、例证、乃至方法都与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涉及了美术、文学、音乐、摄影、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结合传播学研究通常对媒介环境学派研究框架的划分,其对艺术传播问题的探讨可以从静态与动态两种不同的视角予以分析。从静态分析的视角出发,媒介环境学派探讨了艺术的媒介讯息本质、艺术的媒介讯息环境与艺术的媒介讯息感知等维度的问题。就第一个维度而言,在“媒介即讯息”、“媒介即隐喻”等着名论断中,媒介环境学者更注重从媒介讯息的层面对艺术加以把握,探讨了诸如摄影、电影等艺术形式的讯息特征,并以传统艺术理论中“形式”与“内容”的划分为参照探讨了艺术“讯息”与“内容”的问题。就第二个维度而言,媒介环境学者认为艺术和任何一种媒介一样,其自身带有一套独特的传播“环境”,每一种艺术都在塑造一种全新的环境。与口语、文字-印刷、电子-数字这样的主导媒介环境相比,每种艺术形式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体媒介。作为具体媒介的艺术与其所处的主导媒介环境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主导媒介环境影响艺术的讯息模式,与此同时,艺术又反过来反映其所处的主导媒介环境。而与其他媒介所形成的环境相比,艺术媒介的独特性体现在它常常作为一种“反环境”而存在,因为艺术往往可以洞悉到当前环境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探测出媒介及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就第叁个维度而言,媒介环境学者对艺术的媒介讯息本质及其环境的探讨最终落脚于其效果对人类感知的影响上。沿袭“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思路,媒介环境学者探讨作为人之延伸的艺术对我们感知造成的影响。而从像“冷媒介”、“热媒介”这样的分类出发,不同的艺术形式也体现着不同的感知偏向。从动态分析的视角发出,媒介环境学派一方面探讨不同媒介时期与艺术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从宏观的媒介演进模式出发思索艺术发展的问题。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媒介环境学者探讨了不同媒介时期对艺术在具体呈现、传受关系和感知模式等方面的影响。例如,就艺术呈现而言,口语媒介和文字-印刷媒介具有不同的讯息特征,这对口语史诗艺术和文字-印刷环境下的叙事艺术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就传受关系而言,口语时期的艺术传受关系存在着鲜明的“交互性”或“参与性”特征,文字-印刷媒介的出现逐渐造成了艺术传播者与接受者在时空上的分离,电子-数字环境下的艺术家则再度重视起了受众参与的环节;就感知模式而言,由于口语、文字-印刷、电子-数字等媒介具有不同的感知偏向,因此其相应的艺术表达也会对我们“视觉”、“听觉”以及“触觉”等造成不同的影响。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媒介环境学者从媒介演进的总体模式出发探讨艺术发展的问题。媒介环境学者提出了艺术发展的媒介“生态模式”与“历时演进”两种学说,前者将艺术的变迁放置在“提升”、“过时”、“再现”、“逆转”的媒介四维生态之中,后者以媒介演进的“玩具-镜子-艺术”与“人性化趋势”等原理为参照思索艺术发展的线性演进过程,给了我们一种看待艺术发展的新思路。媒介环境学派的艺术传播研究与批判学派有所关联,但与经验学派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媒介环境学派的艺术传播思想不是幼稚的“媒介决定论”,而是一种思考艺术的“媒介本位”,也不同于经验学派的量化研究方法,媒介环境学派的艺术传播研究遵循宏观模式识别的方法论原则,其目的是为了站在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立场,探究艺术媒介的总体效应,并在多元人文主义的冲突和融合中体现其鲜明的人文学科立场。然而,正如许多理论一样,媒介环境学派的艺术传播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从研究思路上看,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影响力的过分的强调使其忽视了社会、文化中其他因素在艺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研究方法上看,媒介环境学派只重艺术媒介的长期效应研究,却忽视了对其中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等。媒介环境学派的艺术传播思想虽不完美,但其重要意义在于为当下艺术传播研究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指出了一条可行的、持续研究的思路,为我们理解当今纷繁复杂的艺术传播现象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指导。
赵丹[6]2016年在《媒介生态视域下都市报的发展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华西都市报》诞生以来,都市类报纸的生态环境就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借助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革新迅猛发展,各种新媒体层出不穷,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传统纸媒的媒介生态环境,极大转变了信息生产传播的流程和受众的信息消费行为。面对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都市类报纸首当其冲,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由“黄金十年”逐步进入“寒冬期”、“衰退期”。虽然都市报种群通过主流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等方式,对生态环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但也存在盲目跟风、思维守旧等不足。当前,我国都市报的发展情势可以概括为“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技术浪潮使得都市报读者群体被大量分流、广告利润空间被无情挤压、竞争态势由种内竞争转到种间竞争等；另一方面,技术也为都市报重塑社会角色、创新内容生产、整合盈利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基于上述都市报的转型实践和发展境况,本文以媒介生态学为理论框架,综合运用个案分析、对比研究、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都市类报纸的内外部生态环境进行分析和审视,进而具体论述都市报重构生态环境的四大策略：一、正视自身的角色变迁与困惑,并在政府市场、社会叁大牵引力下进行角色重构；二、内容上继续深耕理性和贴近性,同时合理运用“动新闻”增强吸引力;叁、丰富多元,以和谐服务和资源整合创新盈利模式；四、在人才队伍的建设上,注重平衡协调与引留结合。
李昊[7]2011年在《物象与意义—社会转型期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建构（1978-2008）》文中研究说明当代中国正处于“双重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不同时期价值观念的迭合和冲突造成了典型的价值失范现象，社会缺乏整体的价值规范与标准，无论是外在的“物象”，还是内在的“意义”都处于无序状态。新的价值标准亟待确立，明确精神走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城市公共空间以公共生活为价值本体，表达了空间与人的关联和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同样面临着“价值失范”和“价值建构”问题。本文从中国社会的现实背景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论背景入手开展研究。首先，明确当前中国所处社会转型期的基本现实，通过对“双重社会转型”背景、历史进程、特点和根本目标的梳理，探讨作为社会转型期典型特征——“价值失范”的发生机制和总体状况，并就中国社会“价值失范”的具体情况和特征进行分析。结合人类社会在思想意识上从“绝对意识到极限意识”的总体走向，在个体与类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协调、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地域与全球的共生的基础上探讨当代中国新的价值整合运动，提出以“重塑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进行价值建构的基本内涵。其次，从城市公共空间的本体——城市公共生活入手，分析作为公共生活核心内容的“公共性”在东西方语境下内涵差异以及中国式困境。从公共活动的发生原点探究公共生活的核心价值，揭示公共生活在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样态，构建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论研究框架。以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公共领域为主线梳理东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以消费社会视域下的公共生活为主线分析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的转型，以及中国近叁十年（1978-2008年）城市公共空间的基本建设状况；以日常生活视域下的公共交往为主线探讨城市公共空间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对当代（1978-2008年）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评述，探究造成城市公共空间“物象迷失”的深层原因。最后，针对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失范”，以“意义重塑”为主脉，对城市公共空间价值建构的内涵、机制、策略进行深入的分析。论文主要有以下叁个创新点：第一，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内涵进行全面的探究，从政治哲学、社会学等方面入手，挖掘其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内涵与价值，提出认识的基本框架，并以此为线索梳理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当代转型和基本特征。第二，全面梳理1978-2008改革开放叁十年来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基本状况，建立评述框架，就城市公共空间在功能使用、社会伦理和审美取向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为今后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建设提供参考。第叁，汲取当代社会的整体价值走向，结合转型期社会价值建构的基本途径，提出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价值建构的内涵、机制、策略，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张冠文[8]2013年在《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文中指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不仅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定义了媒体与社会,而且也以其开放性、大众化、交互性、匿名性、时空跨越性与技术上的低门槛等优势,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方式,从而引起社会主导媒介的兴衰更替,对社会的媒介环境以及生存演化于其中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人与互联网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互联网交往打破了以精英为主导的传统媒介交往方式,重构着社会的权力构成、文化构成、人们的社会认同感及生存方式,并且随着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其影响力更为深远。然而,人们一方面享受着互联网所带来的高效、便捷和自身价值实现的快乐,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一方面也深受网络交往中出现各种问题的困扰。互联网交往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与它所开创的数字化生存优势一样令人瞩目。因此,如何解析互联网交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及人与互联网的复杂关系,探讨互联网交往形态的塑造和演化机制,寻求更好地发挥互联网作用的策略,成为构建和谐的人与媒介关系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同构”为隐喻阐释了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机制及人与互联网复杂而密切的关系。首先对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在与其他媒介理论的对比分析中,揭示了媒介环境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并创新性地阐释了媒介环境学在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四个方面主张。其次,根据媒介环境学的理论,但没有囿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充分借鉴其他媒介研究的成果,以技术文化史的视角,从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四个维度,对互联网交往中出现的诸多文化现象、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阐释了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机制,指出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与互联网同构的过程。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环境,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人发明了互联网,互联网延伸了人的神经系统,成为人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感知社会变化的探测器,改变了人的交往和生存方式,重构了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互联网在人的交往和使用中不断演化,人不断对互联网进行修改,使之越来越适合人的需要。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构成了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动力机制,它们互相推动,互相制约,成为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体。第一章主要把互联网交往形态置于人类媒介交往的历史中进行考察,系统分析了人类语言媒介交往、文字媒介交往、印刷媒介交往、电子媒介交往各个时期的特征与意义。阐述了国际和国内互联网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并对中国和美国互联网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对比,从交往的角度提出了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分期。把互联网交往形态分为即时性交往和延时性交往两大类,分别就它们的演变历史、社会影响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指出互联网交往是人类有史以来交往方式的质的飞跃,人发明了互联网,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社会,人又在互联网交往中不断塑造着互联网的未来。第二章首先把技术研究置于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考察,对媒介环境学的技术观进行了分析,指出以往对媒介环境的诸多研究给它冠以“硬技术决定论”的帽子是对媒介环境学技术观的误读,指出媒介环境学的技术观是和谐的技术文化观。根据媒介环境学的技术观,结合互联网交往中的现象和具体案例,对技术作为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直接动力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分别从互联网技术对人类交往环境的塑造、对交往时间和人空间的拓展、对交往场景的重构几个方面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对交往环境的改变。从互联网技术对个体行为模式的影响、对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构,阐述了技术发展对互联网交往模式的影响,从而指出互联网交往的本质是对人类交往方式的拓展与回归。互联网正在成为社会的主导媒介,其技术特征将决定社会的特征。因此,技术是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直接动因,技术创造了新的交往形态,拓展了人们交往的时空,技术改变了人类交往的情境,重组了社会组织方式和人类文化生产的方式。第叁章阐述了文化对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深刻影响。文化研究是媒介环境学的重点内容,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观及格伯纳的文化指标研究的对比分析中，阐释了媒介环境学的文化观：文化技术共生论。媒介环境学把技术作为文化划分的标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技术扩散的速度和方向,人在媒介交往中不断创造着新的文化形态。技术与文化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它们互融共生,相互塑造。从文化是人们互联网交往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文化对互联网交往的符号环境的塑造、文化对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方向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了文化对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影响。从互联网交往对文化生产方式的重塑、互联网交往对文化形态的重构、互联网交往对人文化身份重构叁个方面,阐述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存在,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对社会文化的重塑,并对“江南style”在全球爆红的文化景观进行了分析,指出互联网交往的后现代亚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挑战,正重构着社会文化的形态。文化对技术的发展就像传送带,有时起加速作用,有时起延缓作用。第四章指出需要是互联网交往形态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对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论和传播学家卡茨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分析,指出这些理论的重要价值和局限性。关于需要的阐述是媒介环境学论及较少的内容,学术界也几乎没有人提及,这也是媒介环境学备受责难的地方,人们也常由此而认为它是技术决定论的主张。其实不然,本文运用媒介环境学多位学者的着述,阐释了媒介环境学的需要观,指出媒介环境学研究中一直都贯穿着需要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媒介发展最终目标的思想。只是这些思想不如它关于技术和文化研究的思想阐述得更充分。需要不仅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是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动力,需要决定了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人性化趋势,人们在互联网交往过程中的“使用与满足”推动着交往形态的演化。第五章阐述了制度是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控制力量。在世界媒介发展历史上,媒介制度发展与改革一直伴随媒介发展的始终,在对历史上各种媒介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释了媒介环境学的制度观。制度研究也是媒介环境学相对薄弱的地方,学术界也很少对媒介环境学的制度观进行评说。实际上,媒介环境学关于制度的思想是一个隐含的、点到而没有细究的话题,常常淹没在关于技术和文化的经典语句之中。从有限的着述中仍然可以看出媒介环境学对制度控制的重视、希冀和批判,希望通过制度修改技术的发展方向,塑造良好的秩序,但又要保持新媒介的活力。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制度是媒介环境运行的规则,始终与技术共同作用,推动社会的发展,建立与媒介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媒介人性化发展的前提。本章结合互联网发展历程中的制度变迁,从互联网交往对制度的遵守与僭越、制度对互联网交往的制约与缺失、互联网交往的乱象推动制度创新叁个方面论述了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是在与制度博弈的过程中进行的。结语部分首先用“同构”作为隐喻,揭示人与互联网依存共生的发展态势与过程：人们基于自身需要,发明创造了互联网,互联网成为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并在人们交往中不断被修改和完善，同时，人的存在方式也被互联网改变，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是人与互联网同构的过程，人与互联网越来越成了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体。其次，根据麦克卢汉媒介演化的四定律、莱文森媒介演化的补偿性理论和人性化趋势理论，阐释了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对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作用机制，指出互联网交往形态呈现出互联网越来越人性化，人越来越互联网化生存的发展趋势，由此提出了互联网交往形态演化的模式。第叁，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不是一个自动化完成的过程，互联网交往乱象的治理应从技术、文化、人的需要和媒介制度入手。建立多个因素协调发挥作用的合理机制，是建构良好的交往秩序、促进人与互联网和谐发展的关键。
叶晓滨[9]2010年在《大众传媒与城市形象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大众传媒对城市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作为主要研究问题,通过对城市形象的多元知识考查、传媒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未来趋势的分析,考察了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社会媒介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城市化浪潮冲击下,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转型时期,大众传媒与城市形象构建和传播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和相互制约关系。这项研究企图对于如何有效的进行大众传媒的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进行管理和开发利用提供有效的思路和理论思考。本论文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导入了多元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对全球化、城市化和中国转型期背景下城市形象与大众媒体再现传播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和分析。本论文的主要内容：(1)提出论文的核心问题、研究意义,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理论综述的基础上,确立本项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2)深入研究城市形象的内涵、形成与功能,及其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关系,深入分析城市形象再现中的传媒角色和功能。(3)解构城市形象相关议题的新闻传播实践,对媒介对于城市形象的不同再现维度进行分析、归纳与概括。(4)分析了在大众传媒进行城市形象传播的两种情境下,即大众传媒自主性城市形象构建和传播以及大众传媒政府付费性城市形象构建和传播的策略和方式进行了论证和研究。论文总体上认为大众传媒的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和结构,既要对于大众传媒的自主性内容报道中无意构建和传播的城市形象进行监控、引导和管理,也要善于开发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城市的构建和传播,只要进行这两大角度的整合传播,才能实现大众传媒构建传播城市形象的最优化。
张建[10]2006年在《都市休闲空间的整合与调控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都市居民闲暇时间总体上在增多，休闲对现实城市生活越来越重要。休闲问题关系到城市产业发展、居民生活质量与城市空间布局等多个方面。综观国内外休闲研究现状，都市休闲空间管治问题研究尚显薄弱。城市管理既包含政府层面的调控手段，也包括非政府参与的城市“管治”(Goverance)。本文的休闲空间整合与调控属于城市管治研究的范畴。城市管治理论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城市休闲空间管治研究尤显紧迫：一方面，城市休闲空间的系统整合、重构是转型时期我国城市研究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近年城市的飞速发展、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学术界对我国都市休闲空间整合与调控实践作理论上的响应。本文拟对休闲空间的整合与调控作理论和实证探索。本文分为七章来展开本课题的论述。 在第一章，主要论述论题的来源与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并检索有关文献，分析目前国内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进展，对休闲研究作简要述评，进而提出笔者解决研究课题的方案。 第二章，提出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笔者将有关理论基础分为时间维度的理论基础、空间维度的理论基础、主体维度的理论基础。其中，时间维度方面，生命时间哲学、时间经济学、时间地理学和城市时问距离理论是研究城市休闲时间有关的重要理论。城市空间分析方法和城市空间解析方法是城市休闲空间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在主体维度方面，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休闲行为方式是城市休闲空间研究必然涉及的问题。在以上时间、空间和主体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用PRED协调发展理论，提出城市休闲空间调控有关理论。 第叁章，主要分析大都市休闲系统的构成。大都市休闲系统主要涉及到主体系统、空间系统和时间系统。在大都市休闲主体及主体行为方面，本文研究了大都市居民生活结构，在研究居民休闲行为的同时，讨论提出了休闲的概念并予以界定。在大都市休闲时间的系统分析方面，主要归纳了目前人对时间的认识论，对社会范畴的时间予以界定，并重点分析了闲暇时间问题。都市休闲空间系统的分析主要包括对空间的认识观，对社会空间、城市空间、城市生活空间、城市休闲空间等方面予以研究。本章还研究了休闲产业的内容、休闲产业发展的基础，对都市休闲产业与休闲产品作了解剖。都市休闲系统是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 第四章，从纵向和横向角度解剖我国都市休闲空间的演进规律和现实形态。从纵向研究角度，本文从东西方城市发展史中，研究了中外城市休闲空间发展的过程，总结了都市休闲空间历史演进规律。古为今用，本章从历史脉络中归纳出现实转型时期城市休闲空间重构的机制。从横向研究角度，本文主要论述现代都市休闲空间的形态特征。笔者采用归纳法，提出现代都市休闲空间的形态主要包括：基于生活起居功能的同心圆型休闲空间；基于居民休闲需求强度的都市区休
参考文献：
[1]. 生态学视野中的深圳传媒环境研究[D]. 覃芹.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2]. 媒介尺度论：媒介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理尺度与中国国际传播战略[D]. 郭小春. 浙江大学. 2017
[3]. 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D]. 矫雅楠. 山东大学. 2016
[4]. 生态学视野下的新闻舆论监督研究[D]. 陈华. 安徽大学. 2006
[5]. 媒介环境学派艺术传播思想研究[D]. 李坤. 东南大学. 2018
[6]. 媒介生态视域下都市报的发展策略研究[D]. 赵丹.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7]. 物象与意义—社会转型期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建构（1978-2008）[D]. 李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1
[8]. 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D]. 张冠文. 山东大学. 2013
[9]. 大众传媒与城市形象传播研究[D]. 叶晓滨. 武汉大学. 2010
[10]. 都市休闲空间的整合与调控研究[D].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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