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洁[1]2003年在《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在服务论文学观的规定下，建国后17年文学与政治发生着紧密的关系，这无疑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观念。但是，在17年的历史环境内，17文学究竟怎样与“政治”发生着关系，特别是实践地看，这里的“政治”又指向什么样的历史内容，则仍然是一个有待具体厘清的问题。 从实践的层面看，17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全面表现为与17年政治文化的关系。正是17年的政治文化，从物质制度、理论思想一直到心理层面全面参与规定着17年的文学实践。 广义的政治文化分叁个层面，一则为政治制度层面，一则为政治思想层面，再则为政治心理包括政治信仰、政治价值等层面。17年政治文化在这叁个层面全面地影响着新中国建国后17年的文学。因此，通过对这一影响历程的历史描述，无疑将会较充分有效地揭示17年文学的历史面目。 从物质制度上说，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工作者，其“组织化”问题无疑是17年文学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但这恰恰是当时的政治文化决定的结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上“一元化”领导的思想将行政领导和思想领导绝对统一了起来。这导致行政权力和思想权力的混淆。最终，党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领导关系变成了行政领导关系。尽管从政治上说，这很有效率，但由于行政权力的强烈自我意识，无疑导致了政治思想与文学关系的简单化，作为精神领域的文学的自身规律往往就被不自觉地忽略了。最终在行政权力的制度化看护下文学创作相对于政治思想而言本该具有的自由伸展余地也就不自觉地丧失了。 当然，简单的行政领导只能是一种外在的要求，就17年的思想观念来说，行政领导只是思想领导的表现手段。17年的政治思想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面目意识到自身的本质和历史责任的，在“政治挂帅”的基本认识中，它当然有着全面干预文学创作的充分思想理由。新中国17年的文学思潮和各种文学批判运动皆可以视为政治意识形态在排除异己实现自身的过程中所具体展现的历史环节。就创作方法而言，无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所谓“两结合”，其精神内涵同样首先是受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具体落实到建国后17年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实践中，在多数情况下，文学文本也就转化为一种政治修辞工具，从主题到风格全面时代政治化了，从而在“工具论”中丧失了自身的本体地位。 然而，一种物质制度和思想如果没有接受主体的心理支持它的作用必然是外在的，因而也是肤浅的。17年的组织制度和政治思想如此“在历史之中”发挥作用，当然还与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感情等密切相关。17年的作家作为新中国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等恰恰从不同方向表现出与新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现实的内在一致性。这是17年的作家主体在从事文学活动时全面接受政治领导的心理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其创作成果的文学文本的精神情感取向与作家自觉意识到的政治理想、政治价值就没有任何断裂之处，对于那个时代来说，真正具有典型意义的恰恰在于政治理性对这一断裂的清醒监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7年的文学实践表现出了深刻的历史辨证精神，使任何简单化的对错判断在真实的历史现实面前失之浅薄和幼稚。 本文就从以上这叁个方面考察了 17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希望藉以较充分全面地展示服务论文学观下的17年文学的真实面貌。
王洁, 朱晓进[2]2003年在《政治文化:审视“十七年文学”的新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论题:“十七年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答辩通过日期:2003年5月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对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而言,一直以来人们关注的是它与政治的关系。该论文认为,从实践的层面看,十七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事实上全面表现为与十七年政治文化的关系。这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忽略的。十七年的政治文化无疑构成了全面审视十七年文学的最佳历史视角,它将在最大限度内展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真实与历史全貌。
张广卫[3]2008年在《马雅可夫斯基与“十七年诗歌”》文中研究指明自1929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以来,他的诗歌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已经走过了近八十年的历程。在这近八十年的历程中,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工作几经沉浮。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时期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内地还出现了两次翻译、研究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作品的高潮。但在20世纪末期,随着欧美现代文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一些学者提出重写外国文学史的想法,企图将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优秀作家从文学史上一笔抹去,一时间纷争乍起,争论不休。经过学者们几年的研究、探讨,虽然文学界及公众给予马雅可夫斯基等以经典作家的地位,但是,我们从近年来对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作品翻译、研究的冷清现状中,不难看出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存在着盖棺定论的做法与偏见。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马雅可夫斯基在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时期在我国的传播高峰入手,分析产生这一时期马雅可夫斯基在传播、研究热潮的根源,总结马雅可夫斯基对建国后“十七年诗歌”的影响,从而发掘马雅可夫斯基研究的新方法和新价值。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充分利用所学诗歌传播学、译介学以及比较文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主要分叁部分对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在建国后十七年的传播热潮、影响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在中国内地传播的有效因素以及其诗歌对建国后“十七年诗歌”的影响进行阐述。论文在第一部分梳理了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在中国传播的八十年历程,并重点阐释了马雅可夫斯基在建国后十七年的传播的状况及特征;论文第二部分结合时代背景,仔细分析了外交政策、党的文艺政策、翻译出版制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人道主义精神等非文学因素对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传播的影响;论文第叁部分分别从诗歌风格、诗体以及诗论几个方面来阐述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对建国后“十七年诗歌”的影响。
黄健[4]2008年在《重构现代性:建国后十七年“国家文学”的意识聚焦——略论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形态》文中提出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意识的唯一标记,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价值指向。就建国后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言,"十七年文学"是在国家意志的规约下对现代性的价值重构。
陈宁[5]2011年在《一体与异质》文中认为“阶级论”的文学批评思维是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文学批评的主导模式。这一批评思维的产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契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阶级论”思维最终取代了“五四”“人的文学”的“非逻辑性”和“非纲领性”;但同时,“阶级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模式也具备一定的历史适用性、时效性等特点和局限。在对这一思维模式考察的基础上,本文从对“十七年”文学批评中异质理念的批判论争入手,分析“阶级论”思维对这一时期文学批评中异质理念的批判和整饬方式,进而呈现“十七年”文学批评和创作的最终走向,以揭示“阶级论”为主导的“十七年”文学批评思维的历史贡献、基本矛盾和教训启示。文章以文学批评的“阶级论”思维为主线,以它与“异质性”文学理念的具体关系为分析重点,深入探究“十七年”文学批判思维的内部逻辑,呈现“异质性”理念被批判、整合,最终走向被“阶级论”所同化的历史命运,以求展示出这一时段文学批评的复杂性、具体性和矛盾性。论文共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综述“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批判机制——“阶级论”批评思维形成的历史背景、必然性及历史局限性。以“人的文学”为例可知,“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批评充满了的“非逻辑性”和“非纲领性”,既不具备统一人心的严密的方法论基础和纲领性质,又没有真正可以付诸实践的物质土壤和人性要求;在当时艰难的民族解放道路中,现代文学批评的这一特点使得它必然被一种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文学批评纲领所代替,而“阶级论”的批评体系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但同时,“阶级论”的阐释体系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它的“唯阶级论”思想、阶级斗争为纲的线性历史观,以及强烈的排斥机制,都会给文学艺术的特殊性造成伤害。在历史车轮的惯性作用下,“阶级论”的批评机制延伸到了建国后,并迅速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导标准。第二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准绳——“阶级论”的阐释体系的具体内涵及表现方式。首先,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是“阶级论”的核心,这决定了文学批评必须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出发,看待和评价文学创作,其观点必须符合基本的无产阶级规范;其次,文学批评理念必须分清阶级界限,以确保革命立场的坚定性和纯洁性,这是“阶级论”的保障。这一特点使得阶级性成为作家进行创作的先行理念,进而成为文学的“基本属性”;再次,写新人物、英雄人物等阶级样板,是“阶级论”的文学使命。阶级样板的刻画直接关系到创作者如何体现自己的立场和信仰的问题,它渗透着创作者的政治倾向和阶级立场,是体现一个阶级的政治理想和先进性的必然选择;最后,工具论和武器论是“阶级论”的文学功能,这使得文学创作更多体现在为哪一个阶级服务上。以上这几点都是“阶级论”行使其批判和整饬作用的准绳和底限。第叁章主要论述了“十七年”时期溢出“阶级论”规约的“异质性”的文学理念,其中包括人性论、真实论、自由论叁大阐释体系。在“人性论”的阐释体系中,巴人、王淑明、徐懋庸等人宣扬“人类共性”的文学理念,因而模糊了人性的阶级界限;邵荃麟、胡风等人尊重人性的复杂性,因而干扰了革命阶级的纯洁性;陈伯吹、王愚等人的理念尊重人的个性和“这一个”的独特性,并执着于探索人类心灵的秘密,因而以个性掩盖了阶级共性;钱谷融以其人道主义的文学标尺排斥了阶级论的文学规范,严重遮蔽了文学批评的主流标准。在“真实论”的阐释体系中,秦兆阳、陈涌、冯雪峰、刘绍棠、黄秋耘等人倡导以作家主体直面客观真实和现实矛盾,从而使得“真实”获得了超阶级的属性;阿垅、李何林等人以“真实”作为评价标准,以求沟通并解决艺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却反而混淆了政治与艺术的主次地位,取消了“政治标准第一”的话语基础。在“自由论”的阐释体系中,胡风、蒋孔阳、冯雪峰等人重视作家的主观体验,从而摒弃了阶级性的先验立场;王西彦等人尊崇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天赋,却忽视了创作的阶级共性;胡风、石天河、黄药眠、王若望等人公开质疑先验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从而干扰了阶级论思维对创作立场的统一。以上叁类阐释体系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了阶级论思维的正常运作,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批判。第四章阐述了部分批评家为抵制“极左”思维,进而对阶级论理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弥补与调和。这些调和主要汲取了各种“异质性”因素中的有益成分,但却无法从根本上缓和“一体”与“异质”之间的根本矛盾。在阶级论与人性论的整合中,萧殷、张光年、林默涵等人对阶级性与人物个性进行了不同方面的整合,李希凡对阶级性和人情进行了整合,但这些调和方式都使得人性成为阶级性的附庸;在阶级论与真实论的整合中,唐弢等人主张实现生活真实、感情真实与正确思想的渗透交织;钟惦棐等人主张依据主题思想来选择艺术上所需要的真实;茅盾等人主张以阶级倾向性来判定特定主题下的历史真实性,但这些“真实性”的理念却必须在先验立场的约束下成立;在阶级论与自由论的整合中,丁玲等人倡导到群众中去落户,在阶级生活中培养创作体验;侯金镜倡导在共同的政治标准下,对不同作家作具体的分析,以实现统一世界观之下选材的自由,但这些创作自由必须控制在创作的阶级规范内。第五章论述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也即是“阶级论”纯化自身并最终走向极端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种种“异质性”因素对“阶级论”思维的绝对转化。在人性论向阶级论的转化中,阶级论通过不断的批判整合,最终实现了对人性进行严格的阶级划分,纯化人性并凸出人的阶级标志;在真实论向阶级论的转化中,现实生活被绝对的阶级立场所控制,这突出表现在现实主义的“新旧”之分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映现实上;在自由论向阶级论的转化中,“写重大题材”获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创作个性也归于阶级性。在这种转化的历程中,阶级论实现了自身的纯粹化,却在绝对排斥“异质”的过程中孕育了颠覆自身的因素。最终,文革文学批评实现了阶级论的纯粹化,它使得“人”的塑造样板化并凝固为一种两极模式;同时,它也实现了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完全一致,阶级立场与作家创作立场的绝对一致。总的来说,“阶级论”思维主导了“十七年”文学批评和批判的总体模式,它的存在有利也有弊。结语总结了“阶级论”在实现文学创作中无产阶级理想与信仰的统一、凝聚阶级力量的历史贡献;同时阐述了阶级论的文学规范与文学创作情感的普遍性丰富性、现实生活多面性、作家创作体验个人性等方面的基本矛盾;论文最后总结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历史教训,即文学批评的主导机制应符合基本的艺术创作规律和现实发展的规律,同时,文学批评秩序与批判性机制应时时警醒自身的局限性与遮蔽性,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会时时更新血液,焕发自身的活力。
师静[6]2017年在《1949-1999年中国书籍封面的字体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1949-1999年中国大陆书籍封面的字体为研究对象。文章考察了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1976-1999)叁个历史阶段中,政治、文化、技术等社会因素与书籍及字体设计的联系,重点研究分析了这叁个时期书籍封面的字体类型、表现形式与设计方法,以及这些历史经验为书籍及字体设计提供的当代借鉴。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阐述了字体设计的概念,论文的选题来源与依据、研究意义与价值、国内外文献综述、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第二章阐述了1949—1966年书籍出版及书籍设计概况,分析了这一时期字体在书籍封面的应用,以及政策、印刷、封面其他元素对字体设计的影响;第叁章阐述了1966—1976年间“文革”对书籍出版及书籍设计的影响,分析了“文革”中书籍封面的字体设计状况及特点,以及印刷技术对字体设计的影响;第四章阐述了1976—1999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书籍出版及书籍设计概况,分析了这一时期书籍封面的多元化字体设计,以及西方艺术风格、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对字体设计的影响;第五章梳理总结了建国后五十年书籍封面字体设计的变化与风格特点,封面字体设计方法的变化,以及对当代中国字体设计的思考。本文认为,建国后五十年间,书籍封面字体设计从注重功能的理性化设计逐步转向注重风格和艺术表现的视觉化设计,字体作为视觉元素的潜能得到了进一步开发与释放。汉字构形所具有的空间性、视觉性特点为字体设计提供了空间及多种可能性。
陈宗俊[7]2014年在《“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的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文学”的“一体化”是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的主要特征,同样也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特征。但是这种特征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就有多种考察的可能。“新诗选本”和“人民诗歌”这二者的关系就是其中较合理的解释方式之一。本论文“人民诗歌”做两个层面上的理解:形式上的“工农兵诗歌”和实际上的“党的诗歌”。前者是表,后者是里,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它是此时期官方诗歌的主要形态。实现“政治—文学”的“一体化”是这种“人民诗歌”的最终目的。“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间存在复杂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十七年”新诗选本是“人民诗歌”有力地体现。“十七年”新诗选本的“出笼”,集中、深刻地反映着“人民诗歌”的内涵,包括新诗选本的生产、诗人身份的确认、经典选本的打造、选本批评的方式等方面;另一方面,是否是“人民诗歌”,也是评价“十七年”新诗选本价值的核心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新诗选本就会受到褒扬和鼓励,反之就会受到批评与诋毁。在“一体化”的政治和文学语境下,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二者间又存在多种声音纠缠的可能,折射出“一体化”背景下“十七年”诗歌面貌的复杂性。总之,在“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十七年”新诗以“选本”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对新诗“一体化”的某种“想象”:“人民诗歌”是“新的”而非“旧的”、“人民的”而非“资产阶级”的诗歌。需指出的是,“十七年”新诗选本只是推动这种“人民诗歌”形成的重要载体之一,不能无限夸大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人民诗歌”也存在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刘志华[8]2007年在《“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七年文学批评”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在整个十七年文学进程中扮演着创新“革命文艺理念”、整合中外文学资源、确立文学新秩序等方面的关键角色，其目标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学新秩序，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文艺。时代的政治风云和文坛风云在它的身上都有着直接的体现，它与文学“外部的”(政治体制、文艺政策等)和文学“内部的”(包括创作、理论、接受、编辑出版等)的关系的复杂性，可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全部复杂性的一个缩影。“会议报告”、《文艺报》、《人民同报》社论构成了“十七年文学批评”可供感知的外部环境。作为特定时代的并且具有自身完整形态的“十七年文学批评”，实际经历了发生、发展、异变直至异化的曲折变化过程。它在自身理性和具体形态的实践塑形过程中，对“五四”至30年代现代文艺理念的吸纳与扬弃、对解放区“革命文艺”实践性体系的张扬与革新、以及对执政党文艺政策核心理念的持久影响，都发挥了重要的且独特的作用。“十七年文学批评”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包括作家、作品和文艺思潮)的巨大作用和它充任的时代意识形态对文艺实施监管职责的复杂性，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独特”审美面貌的生成与变异。“十七年”文学时期重要批评家所呈现的批评类型及其这些类型之间的有限的差异性，更是从具体实践层面上表征了文学批评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功能方式和价值诉求。“文艺斗争”、“党性”、“人性人情”、“民族形式”、“典型”等一些关键词的形成与具体含义的不断改写，也记录了中国当代文学复杂变迁的微妙症候。这些都是我们探查把握“十七年文学批评”真实面貌及其历史价值的重要方面。
史姝昕[9]2018年在《建国后施蛰存散文创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施蛰存的散文创作从192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在八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施蛰存共创作了六百余篇散文作品,其散文创作历时长、数量多、内容丰富,其中不乏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散文佳作,总体来说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本文以建国后的施蛰存散文为研究对象,考察建国后施蛰存散文创作的转型问题,讨论其散文转型的具体表现和原因,并对其转型进行反思。第一章主要论述建国后施蛰存散文创作转型的具体表现。认为建国后施蛰存的散文创作应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建国初期的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散文、“百花时代”逐渐走向自由鸣放的散文、六十年代向内心回归的散文、新时期充满言说热情的散文,经历了从肯定与认同到批判与鸣放、从鸣放向内心回归、从向内心回归到自由言说这叁次转型。第二章主要讨论建国后施蛰存散文创作转型的原因。认为这种转型是施蛰存在时代浪潮中的选择,政治环境和言说空间的变化深刻制约着作家的创作选择。同时,施蛰存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审美取向也影响着转型的发展,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对趣味、真实标准的坚持是其转型的内在动因。另外,施蛰存的海派文化精神和棉花一样充满韧性的文化品格是其转型更深层的推动力量。第叁章主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观照建国后施蛰存散文创作的转型问题,探讨和反思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对其转型的制约和支配,以及在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散文创作转型过程中,施蛰存对自由主义立场和独立精神的坚持。
周小兰[10]2016年在《“红色经典”新论》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时期,近年来颇受关注。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十七年文学”深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影响,在“工农兵的文艺”和“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政治化思想和“政治性标准第一,艺术性标准第二”的文艺创作标准的影响之下,革命英雄叙事小说的创作进入繁盛期,出现了大量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代表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创作成就。历史的复杂和跌宕起伏使这些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典型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受批判,并被更加“革命”的文艺形式——“革命样板戏”所代替。80年代初,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得这些具有传奇而又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再次成为焦点,当年盛极一时的“经典”夹杂着再思考开始复苏。总之,“红色经典”的起起落落伴随着文学与政治及其他因素之间的融合与冲突,贯穿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本文立足于“红色经典”的文本分析,参考各个时期的文学史论述,试图探究作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成就的“红色经典”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以及“红色经典”的沉浮背后的影响因素及其价值意义,从而确立其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位置。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绪论首先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动机进行了简要叙述。其次,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红色经典”进行概念界定和阐释,明确本文的论证对象和范围。接着对涉及本论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而归纳出本论题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进行简要概括,明确本文的现实意义及其研究价值。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红色经典”小说创作背后的文艺政策,进而追溯到1942年的《讲话》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并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基本都是政治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接着对“红色经典”文本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解读当时的文学史发现,这一批革命历史叙事作品从一开始就受到较高的评价。不仅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革命美学的崇高解读,甚至对作品缺点的评价也是根据其对政治的影响力的缺乏来进行批判的。总之,“十七年文学”的主要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唯政治,唯生活,唯现实主义,这是对《讲话》及其后来历代文代会确立的文艺政策的形象解读。第二章,梳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批判现象,“红色经典”相关作品受到了重创。《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纲领文件,贯穿着整个文革期间的文化大批判运动。以“黑八论”为代表的“文艺黑线”论是批判“红色经典”的重要依据,包括小说、电影等文体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这是“红色经典”的革命历史叙事与“文化革命”下的历史叙事相冲突的结果。包括创作主题、文艺界领导、文艺创作队伍等要素在内的“红色经典”都因不符合《纪要》的“文化革命”的要求而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革命”的红卫兵诗歌、“革命样板戏”等文艺样式。此时,以手抄本小说、白洋淀诗歌为代表的“地下文学”也在繁荣发展,既承接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又为新时期文学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第叁章,论述新时期文学之初的文学解冻现象,并对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叙事的重新发现进行论述及原因分析。伴随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而来的是大量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这为国内的学者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资源。在新的文学视域下,文艺界开始疏离政治,转而以人道主义、人性等角度重新思考并塑造了新的革命历史,创作了新历史小说。最后将《红高粱》、《灵旗》、《迷舟》、《大年》等新历史小说与“红色经典”作品进行比较,从而窥视革命历史叙事在新时期的新面貌。第四章,主要对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现象进行探究。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发展下形成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提供了契机。在新的传媒形式的普及下出现了“红色经典”的改编热现象,这是市场、政治、革命与历史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现象。消费主义意识与政治、审美意识的统一使得“红色经典”在当下呈现出了新价值,在充斥金钱、消遣、娱乐等文化虚无主义观的当下,重温“红色经典”有利于重新树立爱国、奉献等较为正面的社会价值观。这是“红色经典”在当下的影视剧改编的重要意义,在改编中出所出现的一些冲突与问题同样需要进行调和与规训。在结语部分,指出“红色经典”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在历次的跌宕起伏中总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红色经典”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并提出余音: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影响文学的发展,文学如何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坚持自身的发展和美学规律呢?
参考文献：
[1].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研究[D]. 王洁.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2]. 政治文化:审视“十七年文学”的新视角[J]. 王洁, 朱晓进.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3
[3]. 马雅可夫斯基与“十七年诗歌”[D]. 张广卫. 西南大学. 2008
[4]. 重构现代性:建国后十七年“国家文学”的意识聚焦——略论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形态[J]. 黄健. 广东社会科学. 2008
[5]. 一体与异质[D]. 陈宁.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6]. 1949-1999年中国书籍封面的字体研究[D]. 师静. 北京印刷学院. 2017
[7]. “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的构建[D]. 陈宗俊.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8]. “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D]. 刘志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9]. 建国后施蛰存散文创作转型研究[D]. 史姝昕. 江苏师范大学. 2018
[10]. “红色经典”新论[D]. 周小兰. 苏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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