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反腐败政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政策,克罗地亚,腐败,效果,政府,寡头,刑法。
反腐败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莫洪宪,黄鹏[1]（2019）在《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转型背景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提出构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预防腐败。中国共产党自2000年以来,特别是十八大后,也明确把防止利益冲突作为科学有效地预防腐败的深化改革方式。在反腐败刑事政策语境中,必须从影响反腐败治理的基础性、长远性、根本性和全局性方面创新治理机制。在反腐败协同治理刑事政策下,应突破预防、教育、公众参与和国际合作等制度之间的壁垒,充分释放有效治理要素的潜能。因此应当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下建立健全反腐败协同治理法律规范体系,其中反腐败刑事政策预防侧改革的主要表现就是利益冲突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本文来源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6期）
宋友艳,刘凌轩[2]（2019）在《刑事政策视域下反腐败犯罪立法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从现有高腐败犯罪率的形势看,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总体上从严,基本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将反腐败斗争推向了全球合作。虽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是对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在反腐败犯罪立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要严密反腐败犯罪法网;另一方面,通过程序法的完善配合实体法的实施。只有不断地完善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推进腐败犯罪治理刑事政策不断发展,才能促使我国的反腐败工作顺利开展下去。(本文来源于《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4期）
冀嘉琛[3]（2019）在《反腐败视角下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科技全球化发展,科技创新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源泉,而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其健康发展对于一国经济平稳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企业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溢出可能会导致企业对自身创新活动的投入不足,使得市场出现失灵。因此在市场环境及机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为弥补市场机制缺失带来的缺陷,促进经济增长,各国政府都会采用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如财政补助、税收优惠等创新扶持政策来干预经济,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从而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但是,创新扶持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产出的作用效果也受到政策本身、企业内部及外部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企业创新扶持政策属于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政府在资源分配上享有较大的决定权,因此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就可能会产生寻租与腐败行为,导致政策的无效化。随着2012年十八大后反腐活动的开展和深化,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大大提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府创新激励资源在不同性质特征高新技术企业间的分配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动,这种变动会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便具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回顾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运用政府干预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寻租理论和资源禀赋理论,分析了企业创新活动过程中的政府干预行为动机与机制,企业寻租行为产生原因及其机制,以及反腐败运动在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影响企业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机制。其次,结合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政府创新扶持政策以及反腐败制度,分析了寻租腐败的可能性来源,以及反腐败运动是如何对创新扶持资源分配环节的寻租活动产生影响的。再次,本文选取了2010-2015年间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数据,使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检验了反腐败视角下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和作用,并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模型对政府科技补助和税收优惠对创新产出的关系进行内生性检验。最后,本文结合政策本身和企业内外部因素,进一步深入探讨反腐败对政府创新扶持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受政府创新扶持政策的正向影响,反腐败运动的开展有助于进一步加深这种正向促进效用。(2)创新扶持政策本身及高新技术企业内外部因素视角下,反腐败活动的深入开展对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本文来源于《电子科技大学》期刊2019-05-01）
苏珊娜·罗克桑迪奇·维德利奇卡,马塔·德拉齐维奇·普尔滕亚察,吴舟[4]（2018）在《克罗地亚过渡时期反腐败政策的发展与经济犯罪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克罗地亚私有化进程始于1991年并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私有化进程中,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成为社会转型中最为重要的犯罪类型。源于预防、制止和打击腐败犯罪、其他严重金融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政治意愿,相关法律规则在私有化进程中发生了改变。《克罗地亚刑法典》就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的立法受到德国刑法立法的影响,但又有其重要的转型特色,经济犯罪的法益定位以经济信用维护为中心加以全面构建。克罗地亚转型时期没收犯罪所得的数据统计,成为观测经济犯罪发案状况的重要窗口。(本文来源于《经济刑法》期刊2018年00期）
姜金良[5]（2018）在《乐观与谨慎:监察体制改革对反腐败刑事政策的影响——以《监察法》出台为视角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反腐败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控制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所采取的所有策略和措施。《监察法》出台标志着我国采取以法反腐的方式,并且形成以刑法为核心综合性惩治体系立法方式,契合反腐败的现实需要。在反腐败刑事政策执法上,按照反腐败"零容忍"政策,应注重执法的公平性,摆脱以往运动式执法、大要案方式的反腐政策,实现纪法衔接。在宏观的反腐败刑事政策上,在监察委员会改革立足于国家反腐、制度反腐的基础上,应转向国家—社会合作模式,形成制度反腐和社会反腐的合力;在微观刑事政策上,按照刑事一体化要求,在程序法上应确保《监察法》与刑事诉讼的衔接,注重监察权力与人权保障平衡,在刑法结构上对个罪设置进行调整,将容错机制作为渎职犯罪的阻却违法事由,监察委员会作为容错机制审查机构,因贪污贿赂犯罪的法益和发生机理不同,应分别设定定罪起点和量刑档次。(本文来源于《宁夏社会科学》期刊2018年05期）
岳经纶,胡项连[6]（2018）在《低保政策执行中的“标提量减”:基于反腐败力度视角的解释》一文中研究指出自低保制度建立后,低保平均保障标准逐年增加,低保覆盖率和低保人数却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降。本文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低保政策执行中的"标提量减"悖论。在社会政策扩张的大格局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低保人数和低保覆盖率的下降?从实践工作和学术研究既有的七种主要解释中,本文选取反腐败力度展开深入研究。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反腐败力度对低保人数和低保覆盖率有显着的负影响。田野调查发现,面对反腐败压力,民政人员的价值取向发生了从"避免公众找麻烦"到"避免审计部门问责"的变化,其行为也相应出现了从"多纳入"到"多退出"的转变。本文认为民政人员"向上负责"的行动逻辑导致了上述结果,完善低保制度的政策设计和建设一套有效的福利行政体制迫在眉睫。(本文来源于《中国行政管理》期刊2018年08期）
王闽,侯晓红[7]（2017）在《反腐败降低了政府扶持创新政策效果了吗?》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持续推进的中国反腐败为制度背景,探究反腐败在政府扶持企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并使用制造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扶持发挥了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作用,反腐败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扶持创新政策的效应。分组讨论发现,反腐败在促进政府扶持企业创新时具有异质性,其对政府扶持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力度大于国有企业。本文结论表明反腐败是企业创新的加速器,驳斥了反腐败导致懒政的错误观点。(本文来源于《科学决策》期刊2017年11期）
聂辉华,李琛[8]（2017）在《进入管制、腐败与反腐败政策》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行业进入管制的混合寡头模型,研究政府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最优反腐败政策。我们发现:(1)当腐败成本很低且政府对就业重视程度较小时,政府最优政策是治标(打击腐败但保留进入管制);(2)当政府对就业重视程度非常大时,不论腐败成本高低,政府最优政策都是治本(去除管制);(3)当政府对就业重视程度较大且腐败成本较低,或政府对就业重视程度较小且腐败成本较高时,保持现状是最优选择;(4)治标政策导致社会总产量最低、价格最高,治本政策导致社会总产量最高、价格最低,保持现状政策的结果处于两者之间。本文结论对于当前反腐败政策和简政放权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本文来源于《世界经济》期刊2017年08期）
张晗[9]（2017）在《当前我国反腐败政策的效果及优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反腐败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反腐败的成效显着,赢得社会各界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查处腐败的步伐,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建立健全一系列党内法规,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腐败蔓延的态势。从政策目标观察,通过科学的严密预防和不间断的严厉惩治,我国当前反腐败的目的已基本实现,最大程度达到了“不腐”的状态,廉政程度得到了明显提高。从本质上分析,公共政策的目标是与政治目的一致的。表面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目的是要解决特定的公共问题,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实际上,公共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公共权力运行的表现,亦即政权的运行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颁布实施而得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看,反腐败政策所要解决的不仅只是腐败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通过反腐败来保障权力的高效运行。通常,政治权力的有效运行至少有两个基本的条件,即廉政和勤政。没有勤政的廉政是毫无意义的,而没有廉政规范的勤政是混乱的,也是没有效率可言的,二者不可或缺。从现实观察分析,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理解差异导致了政策执行的偏差,政策执行难以达到政策预设目标,这是现实中“反腐仍有腐”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只强调“廉”的目标而缺乏应有的科学的配套政策,在实现廉政的同时也出现了“怠政”的现象,“不敢做不能做就什么都不做”。可以说,没有勤政的廉政也不能促进党的政权有效运行。换言之,如何将廉政与勤政二者有机统和,既能实现最大程度遏制腐败的目的又能促进风清气正的有序的勤政,将公共政策的目标与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统一起来就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本文以西蒙“层级目标体系”、布坎南“政府失败说”以及奎德“公共分析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从核心概念入手,界定清楚腐败的公共政策问题属性,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败的形式和政策演变进行了梳理,对现有反腐败政策取得的成效进行分析,并据此指出:我国现在的反腐败政策效果十分显着,然而由于政策本身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反腐败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待更进一步的优化,使之达到既保持现有的“廉”也要达到政权运行的“勤”。本文从理论方面对反腐败政策的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反腐败政策优化的实质是对于现行政策的再决策,因此在此过程中需要对优化的目的、条件和内容进行正确把握。在最后一部分,本文针对提升我国反腐败政策效率、促进廉勤并举的研究目的在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优化外部环境、提高执行能力和构建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来源于《云南大学》期刊2017-05-01）
赵红军,杜其航,胡敏[10]（2016）在《丹麦反腐败制度体系、政策和行为准则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党存在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如何"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探索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才使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问题上,抓住了根本,形成了共识。"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制度建设。如何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如何使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硬约束"?这是我们当下需要认真探索的重大问题。本刊再次刊发一组丹麦廉政建设的文章,意在我们应既坚定理想又虚心学习中外一切利于民族强盛的经验,包括国外较成熟的廉政经验,以提升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本文来源于《学习与探索》期刊2016年12期）
反腐败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从现有高腐败犯罪率的形势看,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总体上从严,基本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将反腐败斗争推向了全球合作。虽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是对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在反腐败犯罪立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要严密反腐败犯罪法网;另一方面,通过程序法的完善配合实体法的实施。只有不断地完善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推进腐败犯罪治理刑事政策不断发展,才能促使我国的反腐败工作顺利开展下去。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反腐败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1].莫洪宪,黄鹏.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转型背景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2].宋友艳,刘凌轩.刑事政策视域下反腐败犯罪立法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
[3].冀嘉琛.反腐败视角下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19
[4].苏珊娜·罗克桑迪奇·维德利奇卡,马塔·德拉齐维奇·普尔滕亚察,吴舟.克罗地亚过渡时期反腐败政策的发展与经济犯罪研究[J].经济刑法.2018
[5].姜金良.乐观与谨慎:监察体制改革对反腐败刑事政策的影响——以《监察法》出台为视角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8
[6].岳经纶,胡项连.低保政策执行中的“标提量减”:基于反腐败力度视角的解释[J].中国行政管理.2018
[7].王闽,侯晓红.反腐败降低了政府扶持创新政策效果了吗?[J].科学决策.2017
[8].聂辉华,李琛.进入管制、腐败与反腐败政策[J].世界经济.2017
[9].张晗.当前我国反腐败政策的效果及优化研究[D].云南大学.2017
[10].赵红军,杜其航,胡敏.丹麦反腐败制度体系、政策和行为准则对中国的启示[J].学习与探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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