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默颖[1]2004年在《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文中指出本研究以明朝与蒙古的双边政策和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体制为中心，探讨明蒙关系发展演变问题。 正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明朝对蒙政策和蒙古对明政策。文章以土木之变和俺答封贡为限，分为明前期、明中期和明后期叁个阶段进行论述。明前期明朝对蒙政策中论述了洪武时期的对蒙政策，包括统一全国战略下的军事攻伐和政治诱降政策，对峙局面下的北边防御政策，对降附蒙古人的安置政策；永乐时期对蒙政策，主要谈其封贡互市政策及对北边防御体系的调整；仁、宣以来对蒙政策主要是安抚和防御，即一方面继承永乐封贡政策以羁縻蒙古，另一方面进一步收缩北边军事防线，加强防卫。明中期明朝的蒙古政策日渐走向消极保守，转变为一种固守应付政策。明后期明朝对蒙古的政策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贡市和战守互相结合的政策；其二是宗教文化政策。 在论述明朝对蒙政策的同时，文章也相应探讨各个时期蒙古对明朝的政策。明前期北元君臣的对明政策中分别谈大汗和权臣对明朝的不同态度和政策：元朝灭亡后，北元君主始终与明采取敌对态度，政治上不承认明朝合法地位，而仍以正统自居；军事上不时南下，抗衡明军。蒙古贵族权臣比大汗有着更为灵活务实的态度，他们向明朝俯首，目的不外是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这在大汗权势衰微时便突出地表现出来。明中期蒙古的对明政策中包括也先之后至满都鲁汗的亦贡亦掠政策；达延汗继位后凭借强势要求平等往来的政策；俺答汗崛起后以和求和及以战迫和政策。明后期的政策主要体现在蒙古也制定了自己针对封贡的法令制度。 在明朝对蒙古的政策中，最重要且长久的是防御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产物就是九边防御体制，因此第二部分对九边防御体制进行研究。首先论述了九边的设立，考析了九边诸镇设立、称镇的过程和时间，并指出了边镇的设立与明蒙关系发展密切相关的情况；其次探讨了九边的官制，分武官、内臣、文官叁部分进行论述：武官主要谈“行伍官”系统，这一系统以总兵官为首，包括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把总等；内臣镇守系统，包括镇守、分守、守备、监枪诸内臣。文臣主要包括总督、巡抚、巡按和兵备；最后论述了九边防御体系，从新的角度出发，探讨长城防御工事的构成及其在防御蒙古中的作用，修筑过程及其影响，同时对九边军队的建制和组成以及数额、九边的军费的消费构成、供给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辨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唐丰姣[2]2010年在《洪武至宣德时期明朝对蒙古的经略》文中研究表明明朝代元后,元朝后裔退居沙漠,建廷岭北,与明朝对抗。在双方对峙局面形成过程中,关系历经变化：洪武朝,经历了由新旧皇朝之间的矛盾到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对峙的转变；建文、永乐时期,双方打破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建立并维系朝贡贸易关系；洪熙、宣德时期,在洪武和永乐两朝的余威下,双方的关系本着明朝的意志逐步规范化。明朝对蒙古的经略,既是双方关系变化的因,又是双方关系变化的果。本文以朝代为经,从洪武至宣德时期对蒙古政策的演变入手,分叁章探究了这些变化的前因后果。第一章建元前后,为了在群雄角逐中求生存和发展,以及取元而代之,朱元璋对蒙元的策略由回避逐渐发展到军事驱逐；明军攻取元都后,为解决朝代更替的遗留问题,朱元璋对退守漠北的元朝君臣实施了招抚策略。在建元过程中,朱元璋对蒙古的策略虽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但其实质仍是中国传统朝代更替的历史再现。随着新朝政权的稳固和华夏疆域的恢复,明朝与建廷岭北的元朝政权之间的关系,由朝代更替中新旧王朝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变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的对峙。在明朝强盛国力的支撑下,朱元璋对蒙古采取了积极的防御措施,规划并建立了明朝北边防御格局的雏形。第二章鉴于建文、洪熙二朝统治时间较短,且其对蒙古的政策对永乐和宣德二朝影响颇大,故而笔者将建文与永乐朝、洪熙与宣德朝对蒙古的经略分别合在一起进行叙述,以突显其间的承递变迁。建文帝即位之初,为了巩固皇权,实行削藩政策,洪武末期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尤其是北边的藩王镇守防御格局被破坏。朱棣即位后,该格局进一步被打破。为了恢复和加强明朝对蒙古的防御能力,朱棣先后派遣重臣武将出镇北方,使明朝在北方的守边军权再次转移。在明朝内部忙于皇位争夺的同时,蒙古也分裂为鞑靼和瓦刺二部,争夺漠北。朱棣在“宾服四夷”传统思想的指导下,恩威兼用,建立并维系着与鞑靼、瓦刺之间的朝贡关系；经过朱棣的此番努力,明朝与蒙古的相处模式恢复了历史常态,既有兵戈相向,也有和平贸易。第叁章洪熙、宣德朝在洪武朝和永乐朝经略蒙古的基础上,虽然与鞑靼、瓦刺等蒙古部众继续维系朝贡关系,但是,逐步放弃了对蒙古军事上的征伐策略,以外交和经济策略为主,使得双方的朝贡关系基本朝着明朝的意志逐步规范化。同时,鉴于现状,对洪武末期形成的防御格局作出最终取舍,使明朝的防御体系基本定型。此时,蒙古内部渐趋统一,引发明朝与蒙古实力对比的变化,为二者之间关系的新走向埋下伏笔。
尚珩[3]2010年在《明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研究》文中指出自明朝建立后,北部边防问题始终是关乎着明廷盛衰的关键性问题,因此,明廷沿北部边境设置了一系列军镇,其中,大同镇的战略地位在“九边”中尤为重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以京师防御为中心的北边防御体系中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大同“北捍胡虏以控带幽燕,南总叁关以招徕晋魏,翼卫陵寝,屏捍神京,屹然甲九塞。”并且,随着明蒙实力的此消彼长而不断变化,逐渐成为明蒙对抗的主要地区。随着大同镇战略地位的逐渐上升,其防御设施也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逐渐完善,日益科学,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以长城为中心的防御体系。目前关于长城的研究,主要是平面的、静态的研究,如起止位置、走向、长度和途经地区等,缺乏对其修建背景和防御体系整体的、动态的、立体的研究；已有少量的关于某一防御体系的研究,主要是文献研究,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古田野调查的有力支持,缺乏将史料与现存遗迹相结合的研究。更主要的是缺乏对防御体系的“动态研究”。须知某一长城防御体系不是一下子建立起来的,它的修建经过了肇建、扩张、完善和最终形成诸多阶段。本文以洪武至万历期间的大同镇为时空背景,具体来说以“土木之变”和“俺答封贡”为限,分为前、中、后叁期论述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的发展变化,即：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经过了洪武的肇建；永乐年间形成基础框架；洪熙、宣德、正统的加强；景泰、天顺的初步发展；成化、弘治、正德的进一步发展,到嘉靖、隆庆的巅峰时期,最后到万历年间的最终形成,共7个阶段。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结合田野调查的收获,对其修建背景和防御体系进行整体的、动态的、立体的研究,以长城墙体和城堡的变迁和现存状况为线索,勾勒出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建设、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
谢鹏[4]2017年在《明蒙之间战争的时空分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为基本史料,再辅以其他相关史料及资料,具体统计从明朝建立至俺答封贡(1368—1570)200余年间明朝与蒙古之间战争的时空分布情况,然后作出相应的时空分布图表。据此系统论述了不同时期明蒙战争时空分布所呈现的某些特点,并对其进行原因分析。在时间分布上,土木之变前明蒙之间的战争由洪武永乐时期的明朝主动进攻开始转变为永乐之后的明朝由进攻转为防御。而随着明朝对蒙古态度的转变,蒙古扰边的次数开始逐渐增多,明朝的“北虏”问题开始形成。土木之变的发生对明蒙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明蒙之间的战争呈现高发态势,且绝大多数战争都是以蒙古的“侵扰”为主。景泰至正德年间,尤其是成化弘治年间,由于“套虏”问题的形成及影响,出现明蒙战争的第一个高峰。到了嘉靖时期,随着“套虏”问题的悬而未决及持续发酵再加上明朝对蒙古的长期拒贡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明蒙战争继续呈现高发态势,达到自明朝建立以来的一个巅峰。直到俺答封贡的达成,明蒙之间的战争才最终得以相对平息。在季节分布上,明朝主动进攻蒙古的时间一般遵循“春季准备或出战,夏季出战,赶在冬季之前撤回,以求尽量避免在冬季作战。”这一基本方略。而蒙古对明北边的“侵扰”时间上的选择则恰好与明相反,即大都会选择冬春之际或秋季扰明边。而蒙古对明朝小规模的扰边则往往不会受到季节上的过多约束,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在空间分布上,建国之初为了争夺对全中国的统治权,肃清中原地区的蒙古残余势力,明朝处于全面进攻的态势。明蒙之间的战争主要在长城以南的故元残余势力所在地区展开。将中原地区的故元残余势力清除之后,洪武中后期至永乐时期,为了彻底剿灭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明蒙之间的战争主要在长城以北的蒙古腹地展开。永乐之后明朝对蒙古由进攻转为防御,明蒙双方的攻守角色互换,明蒙之间的战争则大都围绕明代九边周边长城沿线展开,而重点又集中在京师周边的大同、宣府及蓟镇一带和河套周边的延绥、宁夏及甘肃一带。
吴晶晶[5]2008年在《陕西高家堡古镇空间形态演进及其用地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陕西北部正处于我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南北交织地区,历来受到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在农牧文化冲突之时,这一带成为军事防御的前线,修筑了以长城为纽带的庞大防御体系,诸多的军事寨堡因之产生,这成为陕北地区古代城镇的鲜明特征。在和平时期,这一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原有城镇转变为蒙汉商贸交易的场所,城镇空间形态也会随之发展、完善,呈现出新的形态与风貌。与此同时,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农牧分界线都在不断变迁,南北移动,因而,每一个历史时期,其防御体系下的城镇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本论文从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出发,以明代创建的高家堡为研究对象,从军事防御和人的居住生活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探寻军事防御背景下,其人居环境的发生、发展、变迁的问题。以探讨高家堡人居环境空间形态的演进历程及其成熟时期的用地结构为本文的研究重点,总结了军事防御背景下人类聚居演进的基本特点及其所展示的本土的规划设计理念与方法。本文将高家堡人居环境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血缘聚落时期、创建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通过五个历史时期空间形态发展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总结了军事防御背景下形成的军事寨堡人居环境在形成因素、与自然关系、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聚落的变迁、聚落最终意义与目的等方面的特征和规律。通过对高家堡古镇用地结构定量研究和相关城镇的比较分析后,可以明确特殊外力影响下,形成的人居环境的用地特点,即当某外力对一个聚落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个外力与人类聚居的核心功能并没直接的关系时,在这个外力作用下形成的聚落,其人类聚居的核心功能的用地规模必须得到满足,而且这些功能的用地比例是有一个相对的范围。与此同时,对高家堡古镇人居环境规划实际上是一个军事防御下的人居环境的规划问题,是一个融军事防御、山水结构和文化信仰于一体的整体创造,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质。
张莉丽[6]2015年在《翁万达治边活动及治边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边疆辽阔,边疆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政治稳定和民族和谐,因而边疆问题和边疆治理一直是历朝历代所关注和重视的问题。翁万达作为嘉靖中期的重要边臣,参与了这一时期南北疆的许多重要事务,他的经历与当时的边疆形势密不可分。因此通过对翁万达治边活动的客观介绍和深入分析,为更加公允、公正评价翁万达治边思想及特点提供基础和依据。通过总结历史,对今天的边疆治理提供“以史为鉴”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通过以下六个部分对翁万达的治边活动和治边思想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翁万达所处的社会环境,即明中叶嘉靖朝政治、经济、边疆局势的介绍。翁万达治边活动和治边思想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翁万达的为宦为官的经历都与此有关。第二部分,翁万达生平简介,对翁万达早年的家学、师承、家乡人文环境、仕途履历的探究,这是了解翁万达治边活动和思想的基础。第叁部分,论述翁万达在南部边疆的治边活动。包括翁万达任广西征南副使时平定广西土官的叛乱,招抚安南莫登庸,肯定翁万达在安南之役中的贡献。第四部分,论述翁万达在北部边疆的治边活动,翁万达任宣大总督时为巩固北部边防所采取的一系列防御措施和力主民族和解的边防策略,并将翁万达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追溯同时代宣大总督的命运,揭示翁万达功业未竟的必然性。第五部分,讨论翁万达的以和安边、军事强边、以仁治边的治边思想,并概括这些思想的特点。第六部分,翁万达活动及治边思想的评价。主要探讨翁万达治边思想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可以说翁万达是一位有才识、有智慧的战略家。他的治边活动是翁万达将经世致用思想与现实结合起来的安邦靖边的具体实践。但是这一时期明朝衰落已然无法挽回,在皇权专制之下,翁万达也不过是嘉靖皇帝手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棋子。这不仅是翁万达的悲哀,也是历史和时代的悲哀。
张兵[7]2014年在《王象乾治理北疆活动及其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象乾是明代后期边疆防御与建设方面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年纪轻轻便取得乡试亚元的好成绩，进而又高中进士。进入官场后，王象乾不论是在地方上担任父母官，还是在北京的兵部衙门职司不同职位，亦或是在边疆防御蒙古部落，他都劳心劳力，勤勉任事，不断得到上级赏识和朝廷认可。万历中期，王象乾升为宣府巡抚，他长期以来在宣府前线采取对蒙古人恩威并施的措施，赢得了许多蒙古部落头目们的尊重，因此在镇守宣府七年时间里，边境相安无事。万历二十八年（1599年），王象乾接替回乡丁忧的李化龙总督川湖贵州军务、巡抚四川，处理明末叁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善后工作。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景象，王象乾组织力量重整生产，办理疆域纠纷，打击杨应龙党羽，使得贵州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万历后期和天启初年，王象乾两度出任蓟辽总督，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蓟镇和山海关的边防，为明王朝坚守东部疆域以及保护京城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耄耋之年，在崇祯皇帝的召唤下，再次出山担任宣大、山西总督，在款赏”西奴”，保障西部安全方面成效突出。王象乾历仕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四朝，在明后期的边政军事事务中，尤其是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与少数民族打交道方面作用突出。王象乾的待人处事风格、治边方略与变幻的时代之间关系值得深入探究。笔者希望在把握宏观背景的前提下，对王象乾北疆活动及其边政思想进行研究，以引起学术界对王象乾的关注，为今后能够更加全面研究和了解王象乾做出努力。本文将从四个大的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叙述王象乾所处时代明朝北部边疆变幻的局势；第二部分是对王象乾的家世和为官经历做一个较为详尽的介绍；第叁部分是对万历中后期至崇祯初年，王象乾四次镇守北疆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进行阐述；第四部分是对王象乾的边政策略变化及其原因展开分析。
魏慧芳[8]2017年在《明代宣府总兵职权变迁探究》文中研究说明宣府是明朝北部捍卫京师、防御蒙古南下的锁钥之地,是明代九边军事重镇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宣府总兵作为一镇的最高军政长官,肩负着边防安全的军事重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宣府总兵的设立经历了从临时派遣到长期镇守的过程,同时宣府总兵的职权也随之演变。永乐时期宣府设立临时总兵,有警率兵前来备御,事毕即归,没有与宣府建立稳定的联系,此时宣府总兵的职权处在萌芽时期。仁宣时期宣府镇守总兵出现,有了固定的镇戍区域,节制万全都司,掌握宣府军事和行政等方面的事权,是宣府总兵职权逐渐扩大的时期。随着宣府总兵职权不断地扩大,成为了总镇一方的最高军事将领。明朝统治者忌惮总兵会拥兵自重,威胁到皇帝集权统治,加之正统以来北部边患日益严重,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和防止总兵坐大,明朝对边疆的治理政策开始以分权制衡思想为指导,向以文制武策略转变。正统至嘉靖时期宣府总兵的职权渐次削弱,主要表现在明朝统治者相继派出镇守内官牵制总兵、巡抚削弱总兵、总督节制总兵,使宣府总兵从最高军事领导沦为督抚属下的普通武将。嘉靖以后宣府总兵的地位有所回升,但已不可同日而语。纵观明代,宣府总兵职权的变迁趋势:明前期不断扩大,明中期渐次削弱,明后期有所回升,但最终没有改变宣府总兵权轻位低的趋势。这与明朝统治者的政策转变有密切关系,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加强对边镇的控制,大力推行以文制武的策略。但在实行过程中,没有掌握好分权制衡的度,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边镇的文官、武将、内臣矛盾激化,军队战斗力下降,造成明后期北部军事防御出现严重危机。
郑继强[9]2018年在《明蓟镇对兀良哈叁卫的抚赏研究》文中指出蓟镇属明九边之一,是拱卫京师的门户。特别是“庚戌之变”后,蓟镇更是一跃成为“九边首镇”。兀良哈叁卫是活跃于明蓟镇以北的以蒙古人为主体的叁个羁縻卫。为了羁縻叁卫和安定北疆,明廷允许兀良哈叁卫依时朝贡和在边境互市,并对兀良哈叁卫进行抚赏。兀良哈叁卫每年从蓟镇喜峰口等关进入明境朝贡。由于蓟镇和兀良哈叁卫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蓟镇对兀良哈叁卫的抚赏是明代北部边疆防御的重要一环。永乐至崇祯年间,蓟镇对兀良哈叁卫的抚赏费总体上呈增长的发展趋势。这与蒙古部落和兀良哈叁卫关系变迁、蓟镇所面临的巨大边防压力以及明朝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密不可分的。随着蓟镇对兀良哈叁卫的抚赏费不断增长,蓟镇抚赏费来源由最初的景忠山香客银扩展到山海关商税银、草场租银、备冬舍余、内臣房地租银、赃罚收入、明廷下拨给蓟镇的抚赏银、煤课、利息、军士月粮、樵采的收入、居庸关税、各路军士灰价银等十几种。蓟镇抚赏费来源由完全依靠蓟镇筹措抚赏费向蓟镇筹措抚赏费与明廷下拨的抚赏银共同构成蓟镇抚赏费转变,且愈到明后期愈依赖于明廷下拨的抚赏费。蓟镇对兀良哈叁卫的抚赏关口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喜峰口是蓟镇对叁卫最初且最重要的抚赏关口。随着蓟镇与叁卫关系的变化,最晚至嘉靖二十八(1549),蓟镇对叁卫的抚赏关口数量增多。蓟镇各个关口有着相对固定的抚赏对象。蓟镇抚赏叁卫的物品经历了“始只用盐米,后加牲帛,又筵席”的过程。蓟镇抚赏叁卫的物品包括金衣、匹布、猪、牛、羊、酒、米、盐、铁锅、铁铧、卓、席、驴、饼、佛经、金币等物。蓟镇抚赏叁卫物品在一些时期也存在着质量低劣等问题。这一问题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过解决,但长久来看却未能根除,不利于蓟镇与叁卫的关系发展。总体而言,蓟镇的抚赏物品弥补了叁卫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不足,丰富了叁卫的经济文化生活。蓟镇存在革除抚赏和恢复抚赏事宜。蓟镇革除叁卫抚赏主要是因为叁卫对蓟镇的进犯以及叁卫某一部落阻止其他叁卫部落向明朝贡等,而蓟镇恢复叁卫抚赏主要是在叁卫首领或其亲属代叁卫首领向蓟镇谢罪并献纳之前虏去的汉人和进犯蓟镇的叁卫首犯。随着明朝国力的下降,嘉靖年间及以后,叁卫进犯蓟镇的次数增多,规模扩大,相应地蓟镇革除叁卫抚赏和叁卫请求蓟镇恢复抚赏的次数增多,且蓟镇以革除抚赏作为惩罚叁卫入犯的手段已不再那么强硬,蓟镇革除叁卫抚赏以惩罚叁卫的入犯更是不再那么有效。蓟镇对兀良哈叁卫的抚赏不仅是明廷对蒙古政策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明代北边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以蓟镇对叁卫的抚赏为线索,我们可以考察蓟镇和叁卫这两大区域的互动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也可以透过这一视角审视明朝的边疆政策和北边防御体系。
赵阳阳[10]2017年在《明代固原镇研究》文中指出明建国以后,为抵御北方蒙古的进攻,先后在北部边疆地区设置九个军事防守区,称为“九边重镇”。明九边地区屯驻重兵,防御蒙古,关乎一国国运,与明代兴衰存亡关系密切,是朝廷重点经营地区。固原镇本陕西镇,是为明代九边之一。战略地位重要,“东顾榆林,西顾甘肃,与宁夏为唇齿”,承担着防蒙抚番双重任务。自成化年间叁边总制设在固原,固原逐渐成为整个西北地区军事指挥中心,固原镇的“联属”与“总制”作用更加突出。在巩固明朝西北边防及维护明朝的边疆稳定上起到重要作用。明代九边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传统和重点领域,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军制、战争、民族关系为主题的政治、军事方面,在社会经济研究中也所涉及如军屯、盐法等。但以某一镇为单独研究对象的成果比较少见,尤其是固原镇,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边镇设立虽然是军事斗争的产物,但边镇的研究却是一个系统性课题。除了军事领域,它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社会等多个研究领域,包含沿革变化、军队数量、职官领导、防御工事、军需装备、后勤供应、特殊群体、文化教育等多个子课题。故本文选取极具特色的固原镇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区域,将上述项目统筹起来作为研究主要内容,通过对史料的搜集、考证、分析,力求将一镇的全貌及发展动态展示给读者。本文共七章,加上绪论和结语、附录共十个部分。绪论首先说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对象及意义,然后对相关学术史进行回顾,继而对所用史料、选题依据、研究方法、主要内容等进行说明。第一章对明代固原镇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本文认为目前学界存在的固原镇乃弘治年间新设之镇说法有待商榷,考证这个说法是由《明史·兵志》的一小处史料的改动而造成的。固原镇并非新设之镇,其前身为陕西镇,从陕西镇到固原镇演变的过程其实就是固原等地从腹地变为边地这一内地边防化的历史进程。然后对固原镇辖区进行探讨,其变化主要集中在庆阳、河洮岷、松山叁处。之后又对固原镇在明代边防中地位进行探讨。第二章对固原镇边患进行考述。固原镇作为明朝北边防务链条上一个重要环节,北有蒙古,西临诸番,土达居于内,这叁种势力是固原镇最主要的边患来源,尤以前两个威胁为主。有明一代,固原镇一直受到蒙古和诸番不同程度的冲击。第叁章对固原镇军队进行考察。省镇营兵制度下,边镇军队构成主要包括标军、营兵、守城兵、了侦兵等。首先论述固原镇下各个兵种,然后考证固原镇军队、马匹数量。从有限的记载来看,明代固原镇军、马数量变化较大,军队少则一两万,多则七八万,马匹数量也从一万余到叁万余变化不等。有关固原军、马数量记载稀少且紊乱,前后矛盾地方很多,使用的时候需注意。目前还不能很好处理这些数据上的矛盾,只能考证大致数量,推测其发展变化趋势。不同时期的军、马数量变化,一定程度反映出明代北疆军事紧张与缓和、征战与和平局势的变迁。之后对固原镇军、马来源的几个主要途径进行探讨。第四章对固原镇的职官体系进行考察。省镇营兵制下,固原镇军队分属不同的领导系统,如“总督—巡抚—兵备道”的文官系统和“总兵—参将—守备”的武将系统,此外还有巡按御史、镇守内臣等组成的监察系统。本章重点对陕西叁边总督、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职官进行研究,并指出不同时期各自的地位与权力变化情况。第五章考察固原镇长城防御体系的构建。主要复原、介绍固原镇的六段边墙、数十座城堡以及众多墩台的修筑过程。叁者相互配合,相互连接,互为表里,从而构筑一道东西延绵千里,纵深数十里的长城防御体系。并对这一防御体系进行简短评论,认为守边墙消极摆边不如守城堡、墩台进行纵深防御。第六章考察固原镇军队装备与粮饷供应。主要从兵器、战马、战车、军服四方面论述军队装备情况,然后具体介绍固原镇军队粮饷供应四个主要途径屯田、民运、开中、京运各自发展的情况,并通过细致审慎的分析探讨,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并简要介绍这四项供应方式在不同时期所占地位与作用。第七章初步考察固原镇文化教育情况。通过对固原镇下府州县、卫所儒学及地方社学、武学等多种教育方式考察,探讨固原镇总体上的文化教育状况。总体上,固原镇文化教育成就优于甘肃、宁夏、延绥叁镇,但劣于东部辽东、蓟等镇。结语部分是对明代固原镇诸多方面进行总结,展现明代固原一镇的全貌。并揭示某些方面的历史动因,以为今天固原地区发展提供一些历史借鉴。附录部分统计了明代固原镇的战争情况资料及历任陕西叁边总督、巡抚、镇守总兵的基本情况。
参考文献：
[1]. 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D]. 于默颖. 内蒙古大学. 2004
[2]. 洪武至宣德时期明朝对蒙古的经略[D]. 唐丰姣.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3]. 明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研究[D]. 尚珩. 山西大学. 2010
[4]. 明蒙之间战争的时空分布研究[D]. 谢鹏.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5]. 陕西高家堡古镇空间形态演进及其用地结构研究[D]. 吴晶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8
[6]. 翁万达治边活动及治边思想研究[D]. 张莉丽. 中南民族大学. 2015
[7]. 王象乾治理北疆活动及其策略研究[D]. 张兵. 中南民族大学. 2014
[8]. 明代宣府总兵职权变迁探究[D]. 魏慧芳.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
[9]. 明蓟镇对兀良哈叁卫的抚赏研究[D]. 郑继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8
[10]. 明代固原镇研究[D]. 赵阳阳.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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