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平[1]2013年在《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着眼于对美国政府当前区域战略进行研究，即通过对2009——2013年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进行透视、剖析，评估其战略影响寻找中国对策。本文力图将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放在全球格局巨变时代背景下，寻找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的特点，在美国对中、朝、韩、日、俄、蒙战略中寻找内在联系，提取共性内容，实现宏观、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笔者尝试从战略高度解析美国各项战略举措，客观、全面地评析美国区域战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力求做到理论深刻、论述准确。本文主体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的环境剖析。奥巴马政府肩负着调整美国内外战略，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历史重任。以致于它既无法割舍主导东北亚地区欲望，又不得不谨慎介入域内事务。经典地理政治学的叁大学说揭示了东北亚在亚太地区的特殊地位，对理解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困境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居于东北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日本、韩国对美国巩固在东北亚优势具有重要的依托作用。陆海交错的朝鲜半岛、东海、台湾海峡是东北亚地缘矛盾集中所在，朝韩、中日、台海两岸叁大矛盾则成为奥巴马政府控制太平洋两岸实力变化的有力砝码。而雄踞东北亚大陆纵深的中、俄则是制衡美国霸权构建的主要力量，两国战略实力的增加令美国如芒在背。总体而言，东北亚战略环境对美国既富于机遇又充满挑战，虽然在该地区构筑完全霸权秩序的难度有所增加，但美国对其他各方的战略优势并未动摇。第二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目标与实力分析。美国区域军事目标相对冗繁，囊括维持对中国海上优势、遏制朝鲜核威慑能力、淡化俄罗斯强化远东海上力量影响、如期完成部署调整、保证战略资源供给等内容。经济目标则更加简明，包括构建“开放”的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整合框架、捍卫美国对东北亚各国制造业优势。政治目标由巩固同盟体系、协调传统、新兴伙伴系统两部分构成。通观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目标，其指向性明确，可实现性较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国家实力独占鳌头，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一定程度削弱了美国的实力优势，其领域影响并不均衡。在军事领域，美国军事财政开支受到限制，但奥巴马政府区域军事财政资源保障并未动摇。在经济领域，美国国家经济实力基础牢固，区域经济战略受制于财政危机，可供调动的战略资源有限。在政治领域，经济危机影响微弱，美国区域政治战略资源充裕。综上所述，奥巴马政府实现区域战略的资源瓶颈尚未出现。第叁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内容解析。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也可以延续战略目标分类，从军事、经济、政治领域着手审视其战略措施。美军一方面通过部署调整维持东北亚地区前沿威慑，部队任务更为明确，进攻性更趋明显；另一方面利用技、战术创新，提高对中国压制能力。通过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奥巴马政府得以迅速打开区域经济整合局面，利用缔结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抢占东北亚地缘经济合作的主动地位，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扶植制造业复苏争取时间。面对东北亚岛屿争端同时激化的复杂局面，奥巴马政府采用不同介入立场，引导地区力量走向。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注重依托信息时代背景，利用与中俄社会直接沟通机遇强化对彼意识形态渗透，削弱两国制衡美国的战略实力。纵观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内容，其格局更加宏大、议题更为广泛、领域更趋全面、手段更为多样、内容承接更为连贯，对其战略效果实现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第四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对东北亚各国战略的多维透视。新时期美国对日战略集中于压制鸠山外交挑战，引导菅直人、野田佳彦内阁外交路线，捍卫“美主日从”基本关系框架。奥巴马政府对韩战略则侧重于诱导韩国参与规制中国的区域战略，曲意迎合李明博当局强硬北方政策，诱导韩国将中国崛起与朝韩关系恶化相联系，参与防范中国战略。由于中美关系影响广泛，奥巴马政府刻意将对华战略区分为全球、地区两大层次。在全球层次，美国维护与中国基本合作关系，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在地区层次，借助邻国对中国疑惧心理，加强联盟合作维持对华优势。对朝战略中，奥巴马政府打破美国对多边对话机制依赖，利用全球安全机制、地区军事联盟加大对朝鲜压力，同时注意避免压力过大导致朝鲜崩溃。奥巴马政府对各国战略思维内核在于“分而治之”，压制与拉拢并存，提高了各国合作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难度。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效能评估与中国的应对。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目标内正面效果居多，目标外负效果不足以抵消已取得成果，基本实现了预期效果。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效能有所提高，总体战略能耗获得较好控制。在战略影响方面，除在岛屿争端中偏袒日本遭到他国非议外，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获得域内多数国家肯定。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当局可能在既有区域战略基础上，在全球战略收缩与东北亚战略重点等矛盾之间微调，以期完善对东北亚地区战略。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的成功映射出中国崎岖的崛起之路，中国只有摆脱思维束缚，面向未来最大限度挖掘战略机遇期价值，以“自变”带动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改善，才能破解美国的规制之局。
巴信勇[2]2003年在《美国霸权的解析》文中研究指明霸权与霸权主义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在这方面，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了较为成熟与丰富的研究成果。 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下，霸权及霸权主义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作为后起的世界强国，美国借两次世界大战之机，迅速“窜升”到世界“霸主”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称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并推行霸权主义的历史。因此，研究和探讨美国霸权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从霸权及霸权主义理论入手，着重解析美国霸权及其霸权理念，以便在理论层面更为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美国霸权和霸权主义的本质，为正确的处理和解决中美关系问题提供某些建议。 论文分为叁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阐述了霸权理论的内涵及霸权兴衰的规律；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美国霸权的形成，表现形式和特征，以及美国霸权的衰落及本质；第叁部分提出了美国霸权的警示及在美国霸权条件下如何处理和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
金新[3]2014年在《东亚海洋安全秩序新演化析论》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东亚地区海洋安全形势持续动荡不安，海上摩擦、冲突与对抗频发。东亚海上争端的激烈化程度在当今全球范围内亦属罕见。在日渐趋紧的海洋安全环境下，中国海洋安全利益面临着严峻挑战。东亚海洋安全领域在深层次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当前这种不稳定态势？如何应对这种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深具学术意义和政策价值的。本文选择“安全秩序”这一研究视角切入，以系统理论方法考察当前东亚海洋安全秩序的新演化。此项研究着力解析海洋安全秩序这一复杂系统内在的规律性因素，厘清东亚海洋安全秩序的现时变化及其基本动因，并探讨中国的因应之策。第一章通过海洋安全秩序系统模型的构建与演化机理的解析，为东亚海洋安全秩序演化的研究提供一套基本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海洋安全秩序是由多种秩序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构成有机系统，包含主体要素、客体要素、结构性要素和价值要素四种构成要素。秩序的系统结构形态可从两个层面加以考察：一是秩序模式，二是秩序状态。在秩序模式层面，海洋安全秩序可分为霸权安全秩序、均势安全秩序、集体安全秩序、安全共同体秩序和等级秩序等五种类型。在秩序状态层面，海洋安全秩序可界定为高、中、低不同程度的有序与失衡。海洋安全秩序的演化，本质上是其系统结构形态的变化，包含秩序模式转型与秩序状态转化两个维度的意涵。具体的秩序演化进程，根据演化方向的不同，可分为秩序进化与秩序退化；根据演化速度的不同，可分为秩序渐变与秩序突变。海洋安全秩序演化的动因在于系统环境或要素的变化。海洋安全秩序的演化，主要是通过秩序自组织进程中的反馈机制实现的。第二章考察东亚海洋安全秩序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形态。东亚海洋安全秩序，生成于东亚区域体系之中，随着东亚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该秩序在历史上经历了叁次系统重构：一是16世纪初至20世纪初，从中国主导的等级秩序向列强主导的均势秩序的转型；二是20世纪30至40年代，从多极均势秩序模式向美苏争霸之下的两极均势秩序模式的转型；叁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两极均势秩序向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秩序的转型。21世纪初的东亚海洋安全秩序，从秩序模式上看，仍属美国单极主导的霸权安全秩序。但当前的秩序是一种包含着均势因素的不彻底的霸权秩序。从秩序状态上看，东亚海洋安全秩序处于低度有序层次。此外，东亚海洋安全秩序在系统向度还存在显着的缺陷：制度化程度较低。组织化程度高、行为规制力强的海洋安全制度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匮乏状态。这对海洋安全秩序的和谐与有序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第叁章审视和评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东亚海洋安全秩序新演化的总体态势。本章的研究从秩序新演化的表现、趋势和影响叁个层面展开。2010年以来，东亚海洋安全领域摩擦、冲突与对抗频发，整体安全形势动荡不稳。通过梳理2010年以来的海洋安全形势发展轨迹，可发现这种形势变化现象背后的本质因素——东亚海洋安全秩序在现阶段的新演化。当前秩序的新演化，在秩序状态层面是以失衡趋势为特征的秩序退化；在秩序模式层面是以海洋霸权体系嬗变为特征的秩序渐变。在可预见的未来，东亚海洋安全秩序仍将保持在相对失衡的状态，有序程度很难得到根本性地提高。东亚海洋安全秩序新演化的主要影响可从系统与单元两个层次加以考察。在系统层次上，它导致东亚海洋安全治理困境的强化；在单元层次上，它造成中国海洋安全战略面临新的困局。第四章探析东亚海洋安全秩序新演化的动因。当前东亚海洋安全秩序的新演化，与其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的变化具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对秩序演化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主要是系统边界之外与海洋安全秩序具有较高关联度的国际秩序范畴、海洋政治范畴和国际安全范畴等方面的现实状况。就当前东亚海洋安全秩序而言，这叁大范畴的现实变化主要表现为近年来东亚区域秩序的转型、国际海洋秩序的演进和地缘安全环境的嬗变。“东亚”、“海洋”与“安全”叁个维度上系统环境的变化，构成了当前东亚海洋安全秩序新演化的外部动因。系统环境的变化不仅会直接推动秩序的演化，还会推动秩序构成要素的变化，进而间接导致秩序的演化。秩序系统外部这叁方面的环境变化分别导致系统内部东亚海权格局的变动、海洋利益矛盾的深化和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的调整等要素变化。这些秩序要素的变化，构成了秩序新演化的内部动因。第五章探讨东亚海洋安全秩序新演化背景下中国的战略应对。东亚海洋安全秩序的新演化，塑造着中国新的海洋安全战略环境。为在秩序新演化进程中维护本国东亚海洋安全利益，中国须采取与新形势适应的区域海洋安全战略。本章在系统考察中国东亚海洋安全利益及其所面临现实威胁的基础上，探讨有效可行的中国的东亚海洋安全战略选择。中国的东亚海洋安全利益，可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基本需求到高级需求的模式逐级排列，实现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的排序和分层。以利益需求的层次区分为基础，可分别考察各层次利益在秩序新演化进程中面临的客观威胁。通过对海洋安全利益所面临威胁与挑战的研判和评估，可探讨实现利益有效护持的应对之策。秩序新演化背景下中国东亚海洋安全战略，应厘定近期和中长期的战略目标，坚持“有限海权”战略原则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与政策路径，推动东亚海洋安全秩序的优化，切实维护本国海洋安全利益。
童哲[4]2009年在《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均势外交》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对比冷战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美苏两极均势不复存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不再是针对苏联遏制共产主义,而是要建立起美国治下的亚太均势,防止地区性大国的崛起,维护其霸权地位。历史上,一些大国为维护本国利益而热衷于均势外交。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一直是均势外交的积极执行者。上世纪后半叶,美国建立起了绝对的霸权优势。尽管它的综合实力是世界最强,但是随着各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尤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的发展和壮大,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很大程度上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在其霸权领导下的各地区均势,以防止出现地区性大国挑战其霸权。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意义重大,利益关系复杂,因此更成为当今美国均势外交实施的重要场所。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小布什当政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其霸权均势的意图更是显而易见。亚太地区的安全主要依赖于中美日俄四个大国的平衡与互动。现在的俄罗斯暂时性处于衰落期,因此,美国亚太战略构造出来的亚太均势主要体现在中美日叁个大国的叁角关系当中。美日军事同盟是叁角关系的基点,两国通过同盟体现其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而美国又要抓住中国这一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其资本主义发展开拓市场,进而防止日本的过度发展,并防止其摆脱美国的控制;而中日两国也尽力合作,这不仅为两国经济发展提供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美国霸权的膨胀。中国在这个叁角关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战略选择,要有适合本国发展的外交策略,即:在发展本国综合实力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与各大国的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多边外交的力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均衡外交。本文分为五章,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主要讨论均势和亚太地区的概念;第叁章是文章重要部分,主要对新世纪美国亚太战略下的中美日叁角关系进行详细的论述,并以此为载体,深入讨论美国在亚太战略中,以均势原则处理与中日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并分析出中美日叁角关系的特点;第四章是关于美国亚太均势战略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以及美国亚太均势战略未来的走向;第五章,论述美国亚太均势战略对中国的安全的影响,以及应该做出的战略选择,从而为中国的发展获得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建言献策。
曲艺[5]2017年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迅速发展时期所出现的一个理论学派,是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新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类型,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之一。被誉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旨趣在于,它展开了对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现状和历史的总体性研究,反映了要求化解南北矛盾、超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世界和谐的人类理想和社会发展愿景。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沃勒斯坦奠定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理解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其中之一,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上此理论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修正,并且用折衷的形式对马克思与卢森堡关于资本累积理论、列宁与卢森堡剩余价值理论等进行了继承。此外,阿瑞吉和弗兰克等西方其他学者在探讨世界体系问题上也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探讨和独特的学术贡献。阿瑞吉在探究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发展动力问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实质,以及对反体系运动的理论认识,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体系的更迭,关于马克思学说有效性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弗兰克在世界体系的主要周期节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内源性动力问题上进行了独特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具体言之,本论文主要探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本论文阐述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涵义及其理论渊源问题。论文梳理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迈入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发展阶段,脱离了西方殖民主义掌握的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努力探索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们把主要精神放在了推动自己国家的社会变化迁移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家对此不断的开展了讨论。关于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率先由沃勒斯坦所提出来的,实际上,卢森堡的依附理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资本积累的理论等都是较早地探讨了这一概念。在卢森堡看来,世界体系其实就是世界的整体,其生存前提是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和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为基础的,由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并非通过自身内部的力量,而是主要依靠着非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原材料、市场及资本的积累多方面因素的支撑才能够得以实现的。虽然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率先由沃勒斯坦提出的,但却是沃勒斯坦赋予了这一概念比较明确的含义,沃勒斯坦提倡一定要由体系的整个部分或者总体准则上面开展察看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渊源问题上,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汲取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经济的角度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分析方法来阐述理解近代世界历史的变化迁移;其次,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世界体系理论与20世纪的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汲取了20世纪史学的新成果;再次,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耗散结构论的影响,吸收和借鉴了普里高津的社会物理学;最后,步入发展理论的新时期,世界体系理论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依附理论与对现代化理论的驳斥。世界体系理论就是建立在上述四种思想渊源基础上而构建自己的理论基本框架的。第二,论文重点分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沃勒斯坦的理论,论文梳理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历史背景及产生的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沃勒斯坦通过游历加纳、法属阿尔及利亚以及西非海岸等国家,实地考察了解到了非洲的殖民主义的统治之现状,通过研究非洲殖民主义这样的现实切入点沃勒斯坦从马克思原着之中获取了灵感,达到了对世界体系的理论解析。沃勒斯坦认为,资本的主要的社会组织的形式便是其所谓的世界体系。当代的世界体系其实属于世界经济的体系,始于16世纪欧洲的世界体系逐渐扩展到了当代全球所有的地区与角落;沃勒斯坦认为变化中的世界体系会呈现出周期性结构,体系当中制度也在不断地进行创新。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需要采用历史性之态度去看待问题,去理解社会的体制变化;在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问题上,沃勒斯坦发展了叁个地带划分理论。关于叁个地带划分理论,沃勒斯坦深受法国年鉴派和拉美独立学派的影响,沃勒斯坦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和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对世界进行了划分,即核心—半边缘—边缘叁个地带的划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方面,沃勒斯坦预言世界体系最终将会解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未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人们所得利润都将会越来越少,另一个方面就是衰败的政治因素,可以说国家的作用愈来愈弱,社会当中人口数量激增,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人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充满了迷茫;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来以后,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呼应和反映很强烈。在世界体系的研究学者之中,最着名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弗兰克,弗兰克原本是属于依附理论之代表性的学者,而在沃勒斯坦创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他便转变为对世界体系进行研究。第叁,论文深入研究了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论文对阿瑞吉思想形成的背景与理论渊源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内容进行了探究和阐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发展动力的问题上,阿瑞吉主张,资本主义的金融扩张才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的内部动力,霸权基本上源于这种扩张体系的需求,倘若没有资本的扩张,霸权也就没有产生的可能;阿瑞吉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实质,就是实现所谓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自由的贸易体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之载体。若想对世界不平等的状况进行消除,首先必须要消灭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在对反体系运动的认识上,阿瑞吉提出,反体系的运动与阶级斗争是不同的,与民族的解放斗争也不相同。对于阶级斗争来说,它不但在现代的世界体系当中存在,并且成为日趋复杂的一种力量,反体系的运动就是要求建立一种平等的世界新秩序、新的世界体系;在当今的世界体系的演进中,处于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的崛起影响世界体系巨变的新生变量。阿瑞吉研究了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体系的更迭的关系。阿瑞吉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是其世界体系理论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阿瑞吉研究了世界体系演进过程中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尝试揭示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独特价值,做出了现代的世界体系极有可能会朝着中国崛起的道路前行的判断;关于马克思学说的现实有效性问题,阿瑞吉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着眼于马克思学说对生产场所的劳动过程和阶级冲突的解释效力,却忽视了对“隐蔽的生产场所”及阶级冲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阿瑞吉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思考实质上是最早的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探索。在资本主义问题上,阿瑞吉肯定了马克思所作的理论描述在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时仍然有一定的效力;阿瑞吉的世界主义视域是他研究世界体系结构的独特分析视角,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世界体系中的东亚纳贡体系的价值定位问题上,在他看来,东亚的纳贡体系存在远远要比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早,带动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阿瑞吉在受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启示之后,运用“长时段分析法”和“中心—边缘”结构模式来阐释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根源;阿瑞吉对市场经济的多样性进行了理论论证,阿瑞吉根据斯密市场经济理论原理对斯密以来的市场经济作出系统性考察,试图揭示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史的规律性。与沃勒斯坦相比较,阿瑞吉赋予世界体系分析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经济学维度上,这也是阿瑞吉世界体系分析的特质所在,阿瑞吉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有着复杂的社会内容的历史发展过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经济体系,但也是一个历史体系和社会体系。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探索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主张资本主义扩张体系的内动力为金融的扩张,霸权主要基于其扩张体系的需求,欣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世界体系论具有明显的新左派理论性质。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激进成分相对多些,革命色彩浓厚一些,反抗精神强烈一些。从这个意义上看,阿瑞吉算得上一位新左派人物,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属于新左派思想的代表。阿瑞吉研究世界体系的方法也是具有方法论意义,阿瑞吉所采用的研究的方法具有多重性质,包含了周期性的分析法、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矛盾和差异研究法、东西方对比的研究方法等。第四,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比较性研究。论文分析了弗兰克世界体系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本是依附论的主要创立者,其对依附论的完善有着很大的学术贡献。弗兰克的思想成长大概可以划为西方正统的发展理论、依附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与世界体系论四个时期,在不同的各个时期,他都有很多的作品诞生。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人类中心主义是弗兰克构建其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概念分析框架、问题研究的分析方法。弗兰克一直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石,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世界发展的源泉在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不是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所专有,而是在此之前就存在着;替代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弗兰克构建其世界体系论的新视域与新的分析方法。弗兰克认为,把人类作为中心而不是把欧洲作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可以给新的全球实践供应新的基础性知识,他摒弃了实体论者所秉持的文明与民族的想法,还运用结构主义方式解析不停变化的经济政治的情形。论文是在弗兰克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分析中来确认弗兰克在构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新贡献的。在对世界体系的内涵与特征方面的不同界定方面,沃勒斯坦认为,全球体系应该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与世界帝国两部分,二者都是把1500年作为其分水岭;而弗兰克世界体系仅是一个,1500年的前后并无质的差别,并且为连续的。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结构方面二人也存在差异性认识。由于对世界体系界定的标准有所不同,五百年的世界体系与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在其结构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沃勒斯坦主张不同地带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关系;弗兰克认为不同地带依附的关系并不是很明显;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周期节奏的不同看法,周期节奏与长期趋势反映出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动态的性质,其中的周期包含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与特长周期。与沃勒斯坦相比较而言,弗兰克对世界体系周期更为关注,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动态性主要表现在五百年的周期交替;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内源动力问题上,按照弗兰克的观点,世界体系发展的动力便是资本霸权与资本积累,而这并非资本主义扩张体系所独有的动力源。阿瑞吉主张,资本主义扩张体系的内动力为金融的扩张,霸权主要基于其扩张体系的需求,倘若金融的扩张不存在,是不可能产生霸权的。第五,论文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概括性的总体评价。论文分析了其理论价值和理论局限性。本文认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价值在于深化了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评。沃勒斯坦曾认为:“就我或者就任何人而言,这样的寻求不仅为学术性的还是政治性的,我一直认为这样寻求的政治性与学术性是同时存在的,不会是单独存在的。”阿瑞吉主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基本针对的是物质的扩张,理论主要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从表面看来,此种理论在当代的经济危机前似乎已经没有解释力了,但是从实际的情况去看,马克思危机的理论主要建立于马克思资本一般公式基础上,这就使马克思危机理论不但要对物质的扩张进行探讨,并且还需要对金融的扩张进行探讨;弗兰克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竭尽全力的神化与美化西方的道路与价值观念,且明显的把世界范围的依附性的积累说与两极分化认为是理所当然,把不公平的交易与资本主义的霸权行径看成是保护世界民主与和平秩序,这是十分荒谬的。第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修正和创新性构建了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突破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论里面的欧洲中心主义分析视域。沃勒斯坦解析了1945年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不同境遇的时候谈过,社会科学产生于现代世界体系,并且还是以欧洲作为中心;修改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探究方式里面的普遍主义。西方的社会科学探究崇向的是普遍主义,确信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一般有效的方式,也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放之四海都可以的方法。正如沃勒斯坦所解析的那样,不管是有规则的社会科学家的不是历史的时间逆转的方式里面还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性阶段方式里面,西方欧洲社会科学完全坚决的建议普遍主义;修改了关于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的文明论的思维模式。沃勒斯坦指出,这样的文明理论里面存在的优越感不是单独而存的,它早已渗入了西方社会科学创建的用来解析问题的含义里面,并且表现在那些用来权衡那些含义标准之中;修改了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理论的思维模式,沃勒斯坦指出,20世纪原来的老左派所提的阶段理论大部分是针对西方进步理论展开的一种驳斥,此类说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的变异主张,原因是马克思在最初时就严肃的批评了欧洲的中心主义的进步理论;第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整合了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年鉴学派以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最后,论文分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鲜明的理论局限,虽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本身仍然存在理论的困境与分裂的因素。理论局限性主要表现叁个方面:第一,没有最终突破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窠臼,虽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与借鉴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对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现状与制度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尤其是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为研究欧洲问题提出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框架。但是由于其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理解产生偏差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片面化认识,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等同,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性进行等同,最终使现代的世界体系生成与发展依然是依照中心国家当中的资产阶级愿望去塑造。所以,他并没有跳出欧洲的中心主义之窠臼,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被蒙蔽的欧洲中心主义,依旧处在欧洲中心主义笼罩的阴影下,且最后在历史体系之构建方面陷入到欧洲中心主义困境当中却不能自拔。第二,历史观中的虚无主义与消极悲观主义,因其忽略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创建基础的了解,最后导致了关于将来社会主义世界秩序的规划上面很大程度上不遵守真实,抽象虚无好似海市蜃楼,并且再次陷进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窘况;第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模糊的乌托邦理论特质,过分地强调了世界体系的链条相同性,忽略了此链条当中薄弱的环节,进而在某种程度中忽视了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思想,这极有可能把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重新抛入到新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从总体上来看,以沃勒斯坦为代表所创建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其独特之视角,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展开了深刻的论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预示着社会发展的理论学说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期。沃勒斯坦创建的世界体系理论宏伟的框架、博大精深的理论,阿瑞吉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以及弗兰克5000年世界体系理论均吸引了很多理论学家的重视。
李永强[6]2016年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中国角色研究》文中提出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存在与持续,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及其以后的东北亚地区区域政治与地区安全所相关事务中最为重要且关键的构成部分之一。结合2010年以来国际、地区局势的持续变化,结合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进程进行分析、论证,是开展关于中国角色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相关作用研究的起点所在。针对中国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参与的现实,尤其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积极推进,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进程中的中国角色审读,需要考虑从理论到现实,从过往到未来,从中国到其他国家的全面分析。结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比分析,结合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现实与未来趋势的分析,本项研究提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进程中所展现相应角色的建议。以中国角色视角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所的现状与效应进行关注、分析、研究与论证,对于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本身的研究与对中国外交的研究皆具有相应的意义。鉴于研究本身与东北亚地区安全事务的现实之间存在相对复杂的关系与变量,需要在对中国角色关注与分析中更为慎重、更为全面与更为深入。进而,在论及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中国角色的基本定位与升级时,需要明确中国领导者与参与者兼具的认知并推动中国角色的提升。
靳亮[7]2013年在《美国制度霸权探析》文中指出美国自一战之后开始着手新式霸权——制度霸权的构建，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体系基本成型。苏联解体以后，世界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更是加紧其战略的调整以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美国制度霸权在世界各大政治、经济、军事组织中的作用或直接或间接。本文将试图以国际制度有效性的视角对美国制度霸权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系进行分析；半个多世纪以来，北约作为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工具，如何保持其有效性，成为美国制度霸权的代言人。文章第一部分介绍关于制度霸权及有效性的相关研究，制度霸权与权势霸权相对应，强调制度在霸权建立和维护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国家实力是制度建立的基础。有效的国际制度应包括叁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一、有效的制度必须能为制度参与者提供普遍的利益，二、有效的国际制度必须是健全的和稳定的，叁、当内部和外部局势发生变化时国际制度能作出及时有效的调整。论文第二部分就美国在北约建立过程中地位和作用进行阐释。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奠定了其世界大国的地位，西欧各国不得不面对现实，按照美国的意愿与美国合作。美国为了建立自己的全球霸权，以北约为推手，以大国合作的方式将西欧纳入其霸权体系，开始自己的霸权之路。论文第叁部分介绍北约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机制。为了保证北约的有效运行，北约建立起职能齐全的文职机构、军事机构以及一系列非官方机构，并配以相应的运行机制；虽然北约机制尽可能的体现公平的原则，但北约毕竟是在美国强大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北约运作过程中无不体现美国元素。论文第四部分从北约战略调整、机构改革、北约东扩叁方面进一步阐释北约为了保证其有效性，加紧内部调整以适应内部结构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北约在美国制度霸权的建立和维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美国制度霸权的缩影，北约的活力亦能反应美国制度霸权的活力，虽然在某个阶段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颓势，但是建立在绝对硬实力基础上的，以健全、灵活机制为辅助的北约及美国霸权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许宁[8]2010年在《科技革命对多边主义的多维建构效应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多边主义是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发展最重要时代性特征之一,而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全球生产力变革从源头上来说构成国际体系演进的根本动力,本文的写作初衷就是试图阐明国际关系发展动力的源泉与其时代特征之间的多维逻辑关联。为此,论文在对科技革命的国际政治效能,以及多边主义的内在逻辑机理与方法论路径进行细密解析与对接的基础上,在体系格局下的单元行为偏好、同特定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相对应的政府角色职能,以及“财富——权力”关系位移所引发的,以全球市场为依托的资本结构性权力兴起等叁重逻辑桥梁所搭建起的理论空间中,运用理性选择、社会合法性建构、历史路径依赖与节点变异等分析工具,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对科技革命同多边主义间的多维关联展开探讨。文章论证了科技革命在重构国家间博弈形态、塑造政府观念认知及行为取向、转换国际政治权力内涵与运行方式的过程中,对于当代多边机制的影响机理与作用力度;阐明了多边机制在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多重社会政治效应推动下于短期内的变化特征及长远发展趋势。论文在结尾指出,虽然从为科技革命的深化发展所带动的全球社会力量崛起这一现实判断,“新多边主义”概念的提出具备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并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某种趋势,但当前“数字鸿沟”所造成的全球社会力量的失衡、分裂、变异决定了“新多边主义”由学理向现实演进过程上的艰辛与曲折。
张建[9]2017年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群体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本论文以冷战时期的两组战略思想家,即20世纪40-50年代的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6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与缓和战略—的互动为核心,论述他们战略思想的形成以及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对他们的核心战略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进行分析。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为此制定针对苏联的对外战略。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庞杂,但"遏制"与"缓和"在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也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首倡"遏制"战略,保罗·尼采推动"全面遏制",虽然凯南和尼采推动的遏制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凯南倡导的遏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的作用,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更加注重军事的力量,但这无碍战后初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围绕"遏制"展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基辛格主导推行"缓和"战略,布热津斯基继而以"全面缓和"战略来指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从根本上说,"缓和"战略仍是遏制战略的延续和扩展,缓和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遏制。基辛格注重以合作达致缓和以形成均势,但由于"缓和"政策推行愈加困难,布热津斯基则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地缘"战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量。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护持美国霸权利益为基础,并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美国中心论",但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的战略思想无疑也是冷战的重要遗产,对认知冷战的源起、发展、深化和终结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目的不在于为战略思想家群体"画像",主旨在于考察比较有代表性的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冷战时期他们在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乔治·凯南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长期对苏联问题的关注以及作为外交官在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任职经历,这使他形成了一套对苏联政策的现实观感和理论依据,这也正是凯南的"苏联战略观"的基础源泉。从凯南的战略思想形成可以看出,战略素养一方面来源于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长期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分析。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不仅成为当时杜鲁门政府的首要对外战略,也为美国对苏战略提供了理论和舆论支持,而且在具体实践上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后期凯南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对他推动的遏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另一方面批评美国政府对遏制战略的执行偏离了他理论设计的初衷,这也反映了凯南顽固的个人性格。保罗·尼采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和二战后期在参与处理战争事务过程中的经验,金融行业和参与战争事务为他参与外交决策提供了现实基础。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并从理论框架上提供支撑。保罗·尼采对遏制战略思想的深化是乔治·凯南遏制战略思维的延续,但在遏制战略的实施范围、实施手段、实施方式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和调整,是对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的完善。如果说凯南推动的遏制是局部和选择性的战略,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是具体和全面性的战略。尼采将"苏联威胁观"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以"最坏情况"来渲染威胁的紧迫性,把提升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强硬回击苏联的主要方式来构建美国战略框架招来国内不少批评,但直到冷战结束后尼采才解释NSC68号文件的背景和过程,体现了尼采谨慎和低调的性格。基辛格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对欧洲传统"均势"思想的学术研究,他从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挖掘外交哲学思想,并应用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经营和处理上。基辛格推动的"缓和"战略外交实践的基础在于容忍不对称,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在一个领域的不足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得到补偿。缓和战略在缓和美国与苏联关系、在越南逐步撤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都基本上达到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基辛格良好的学术素养使他在将战略思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显现出他对权力与均势的平衡,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宏大问题的把握,这正是"基辛格主义"的要义。但"尼克松-基辛格"的秘密外交方式受到指责,加之国内政党斗争,"缓和"战略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紧张"。布热津斯基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基辛格类似,也主要源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分析和继承发展。布热津斯基以地缘战略思想指导美国外交战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布热津斯基先是在外交实践中推行"全面缓和"政策,继而推动地缘战略外交实践,在实现中美建交、加强同苏联竞争、扩大美国在欧亚大陆利益等方面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布热津斯基的思想虽然深邃,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却是其中的不足。本文在梳理冷战时期两组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动基础上,总结了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教育背景、学术训练、适当平台、个人抱负、局势认知、体制作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战略思想家与其国家安全战略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由于战略思想的丰富与外交实践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局限。因此,美国不仅需要能从美国视角而且也需要能从世界视野看问题的领袖人物和战略思想家。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战略思想家是大国崛起过程和成为世界主导型国家后的重要战略资产。在国家大战略的理论构建、舆论造势、系统设计、方向选择、政策调整等过程中,除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思想、意志和决策,以核心知识分子为标志的战略思想家群体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其战略思想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应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精致设计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贡献举足轻重,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发展、转变、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还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推动都需要战略型、安全型、发展型的多元战略思想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都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世界价值的战略思想和具备历史担当的思想大家,在此意义上,美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家们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刘雨辰[10]2017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叁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叁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叁,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叁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1]. 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D]. 吕平. 吉林大学. 2013
[2]. 美国霸权的解析[D]. 巴信勇.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3]. 东亚海洋安全秩序新演化析论[D]. 金新. 吉林大学. 2014
[4]. 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均势外交[D]. 童哲. 中南大学. 2009
[5].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D]. 曲艺. 吉林大学. 2017
[6]. 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中国角色研究[D]. 李永强. 吉林大学. 2016
[7]. 美国制度霸权探析[D]. 靳亮. 吉林大学. 2013
[8]. 科技革命对多边主义的多维建构效应探析[D]. 许宁. 吉林大学. 2010
[9]. 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0]. 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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