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静雪[1]2004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成都形象》文中研究说明成都是我国西南重镇，它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同时它也不断的被文人所描述，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丰富的成都形象，当然这些成都形象的形成是深深植根于巴蜀独特的文化之中的。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巴蜀文化偏离于正统儒家文化发展的轨道，而表现出一种不受拘束，强调个性独立的精神，使巴蜀人特别是女性散发这独特的个性魅力，从而在文学作品中形成泼辣、大胆、坚忍不拔、反叛礼教传统的个性鲜明的“辣妹子”形象。巴蜀自古名人辈出，文人“出蜀”和“入蜀”的传统，带来的是文化双向的交流和影响，并且这样的一种传统使巴蜀文人和在巴蜀停留过的文人能有双重的角度去审视巴蜀文化，去对巴蜀文化保持自己清醒的认识和深沉的思考，而创造出享誉于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独特的巴蜀意象。并且巴蜀文化一直有休闲、消遣的特质，它既有正面作用，也能产生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它负面的效应甚至会扩大，阻碍文化的进步和更新，也激起进步作家对它深入的批判和否定。同时对成都描述的文学也是伴随着成都城市的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因此成都文学形象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成都城市发展历史的浓缩，是成都城市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历史。 进入现代以来，由于都市文明的发展和外来文明的冲击，现代文学产生，并用它自己特殊的方式记述和反映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迁。成都作为中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氛围的城市，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和时代的变迁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当中，出现了四部典型的描写成都的文学作品:李劫人的小说《死水微澜》、何其芳的诗歌《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慕容雪村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和深爱金莲的网络小说《成都粉子》，这四部作品由于时代和社会的不同，城市发展阶段的差异，作家经历和个人体验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了叁类姿态各异的成都形象:《死水微澜》中描述的是一个洋溢浓郁风俗气息和地域个性、充满新旧矛盾变动暗流的成都;《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则揭示出一个安逸、堕落与“睡着”的成都;两部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和《成都粉子》则体现的是一个伦理放逐、欲望放纵、“找不到北”的国际化大都市。通过对这叁种成都形象的分析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成都形象的流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巨变，反映了成都城市文明发展的轨迹，暗示着巴蜀文化内部的擅变，也体现着创作主体价值取向的变迁。通过对这些变迁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楚的认识到当代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能够使我们对当代文化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现在人们精神信仰的不断丧失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因此对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成都文学形象的考察和分析，也就具有了审美和文化的双重意义。 本文拟分为叁部分: 第一章分析成都形象形成的巴蜀文化语境。 第二章对四位作者的具体作品即《死水微澜》(李劫人着)、《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何其芳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慕容雪村)、《成都粉子》(深爱金莲)所塑造的成都意象进行具体分析。拟从作品广阔的时代背景、成都的人事、作品及作家的价值取向等叁个方面展开。 第叁章探讨成都形象流变的特征及意义。关键词:成都形象巴蜀文化休闲特质川妹子流变
陈学芬[2]2013年在《自我与他者：当代美华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文中认为广义的美华文学不仅包括美国华文文学，还包括美国华裔用英文创作的文学。这样，就形成了叁大作家群：台湾旅美作家群、大陆新移民作家群和美国华裔作家群。把这叁大作家群一起纳入研究范围，研究其移民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和美国形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叁大作家群展开比较的学理依据。作家作品的同源性、类同性及异质性与变异性决定了他们的可比性。二是目前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由于学科细分，美国华文文学与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分属不同的学科，两者很少放在一起对比研究。目前的形象学研究大多侧重于中国形象，只有少量的美国形象，缺少中美形象的比较、汇总。移民小说中美形象的研究有助于弥补学界在这方面的不足，中国形象的研究有助于参与到学界当前的前沿性话题中去。从文学文化层面探索移民问题和中美政治关系，对中美文学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以比较文学形象学和主题学为主，辅以拉康镜像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等。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通过对异质文明、文化语境下产生的移民小说的研究，分析形形色色的中美形象的特征和建构过程，并分析中美形象的成因，试图发现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美华作家言说中国和美国的特点。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采用广义上的美华文学的定义，把叁大作家群一起纳入研究范围，对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同时展开论述，梳理了中国形象和美国形象的流变并做了原因探析。（二）文学/文化研究。通过对叁大作家群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的比较，深入剖析其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下面简要介绍叁大作家群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首先，台湾旅美作家的浮萍悲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旅美作家主要有白先勇、聂华苓、于梨华、陈若曦、施叔青、丛苏等，他们的移民小说有个共同点：表现了流浪的中国人的悲凉心态。小说中的人物从台湾自我放逐到美国，就像浮萍一样在美国的汪洋大海里随风摆荡，无法落地生根，于是出现了“无根的一代”，浪子，边缘人，摆荡的人，带枷的自由人等中国移民形象。他们有着身份的焦虑，在美国被边缘化，常常寻根。美国人很少出现在小说中，小说中的美国人常常是负面形象。异族婚恋常常以失败告终，象征了中美融合的失利。总体来说，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美国是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中国是精神家园，而美国是生存之地；遥远的中国因中国游子的想象而变得富有诗意，而美国对移民来说则是文化沙漠。所以会有这样二元对立的中美形象，是因为文化认同危机。怀着美国梦却不能很快适应当地文化，顺利融入美国，由此产生失望、孤独、困惑、迷惘等消极心态，笔下的美国形象也呈现灰暗的色调。而文化认同危机与他们的身世有关。这些作家在早年从大陆放逐台湾，成人后又再次放逐到异域，这种经历让他们对故国充满哀思，对美国有寄居之感。浪子的形象是自身的写照。当时美国的移民政策、民族政策等影响了美国社会对移民的态度，也影响了移民对美国的看法及中美形象的形成。其次，大陆新移民作家的美国镜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新移民作家查建英、严歌苓、周励、曹桂林等，写下一系列有关新移民美国经验叙述的小说。除了继承前一阶段关于移民漂泊异域的悲苦的描述，还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塑造了朝气蓬勃的新移民形象。如查建英的“假洋鬼子”们，严歌苓的自尊自强的中国女留学生，周励、曹桂林和薛海翔等的华商形象。新移民不再纠缠于故国哀思，无根寻根等，而是生存至上，落地生根，保持族群的独立，对民族融合表现淡漠。与前一阶段华文文学相比，这一时期反映异族交往的小说增多，美国人戏份增加，美国形象多呈中性或正面形象，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这时的中国处于“文革”前后，而美国富强、民主、文明，为新移民的成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中美形象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时代大环境的改变，中美友好交往，美国的民族政策、移民政策日趋宽容，种族歧视程度减轻，美国对中国移民持友善态度，这影响了作家对中美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是大陆新移民作家没有台湾旅美作家的早年放逐经历，但经历了“文革”的摧残，在改革开放的鼓动下，到美国寻梦。虽然也免不了文化冲突，但没有台湾旅美作家所遭遇到的文化冲突剧烈。作为注视者的作家有的对美国持狂热态度，如周励；但更多的作家等则持亲善的态度，如查建英、严歌苓。第叁，美国华裔作家的身份认同。黄玉雪、谭恩美、汤亭亭、任璧莲等的小说反映了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第一代与后代之间的代际冲突问题，华裔的成长主题。代际冲突中的华人第一代大多勤劳善良，固守中国文化传统，有封建迷信思想和重男轻女观念等，而华裔美国人则处于中美文化的夹缝间，但以美国文化为主，他们与父辈的冲突大多是文化冲突。华裔美国人的成长过程就是美国化的过程，他们最终都变成了典型的美国佬。这里的中国要么处于近代社会，经济落后，战争频仍，民不聊生，虽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封建思想桎梏着人们，父权制思想压迫女性；要么是红色新中国，共产党迫害有产者，不讲人道，专制独裁。美国虽然有种族歧视，但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国富民强。所以会有不同于华文作家笔下的中美形象，一方面与华裔美国作家的身份认同有关。他们虽然在种族上是中国人，但在文化身份上早已变成了美国人，有些作家有妖魔化中国的趋向。另一方面，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的信息不通，真实的中国不为美国所了解。华裔作家根据道听途说所描述的中国，必然与真实的中国有很大出入。总体而言，华裔美国作家书写想象中的中国，认同现实中的美国。以上叁大作家群有一些共同的母题，也有各自偏爱的母题。母题的变奏表现了不同的时代主题，产生了相似而又不同的中美形象。中美形象有它的恒定性和变异性。恒定是因为他者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变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时代环境、作家的身份认同、写作语言、期待视野与审美情趣等合力作用的结果。大陆新移民文学继承、发展了台湾旅美文学。台湾旅美作家还在继续创作，显示了新的审美风格。这两大作家群逐渐合流，成为新世纪的美国华文文学作家群，与美国华裔英文作家群比肩而立。目前来看，他们的小说创作还有很大区别。但可以设想，在美国定居多年以后的移民作家即使仍然用中文创作，也会与华裔作家的英文小说接近。因为多年的美国文化熏陶会影响作者的创作思维，使中文创作带上美国文化的痕迹，成为中美文化合流的产物。总之，美国不是天堂，而中国也不是地狱。那些或天堂或地狱的异国形象都是作家艺术的想象，是中国移民或华裔美国人欲望与恐惧的梦乡。
董延武[3]2014年在《1930年代的大学新诗教学》文中指出1930年代的新诗教学在新文学进驻大学课堂后也开展起来,本文选取了193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四部讲义,即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沈从文的《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苏雪林的《中国二叁十年代作家》以及废名的《谈新诗》为研究对象,对1930年代的大学新诗讲义和新诗教学进行考察。本文分叁章,第一章是对新诗进入大学课堂的背景进行描述,展现了新文学课程的设置,以及新诗也成为大学新文学课程之一部分的艰难历程。第二章从新诗讲义的编撰、内容选择、风格方面对朱自清等四人的新诗讲义进行梳理和比较,从而呈现出1930年代大学新诗讲义的基本风格和面貌。同时,也为新诗讲义在当代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借鉴。第叁章以朱自清等四人的讲义为基础,考察1930年代的大学课堂新诗教学,并生发对当下大学课堂新诗教学的思考。对这些讲义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近距离地考察1930年代大学课堂的新诗教学情况,为1930年代的新诗教学研究提供另一维度的发现和成果,而且也能为我们当下的大学课堂新诗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武兆雨[4]2016年在《《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文中研究说明文学期刊以组织和选择的方式生成并记录着一个时期主流的文学面貌,当代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当代文学思潮的发生及当代生产机制的运行均与文学期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复杂的关联性中,当代文学期刊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为当代文学制度的考察提供了有效性样本,因此从文学期刊角度考察文学史复杂面貌,从文学期刊发展状态来观照文学的发展事实和发展态势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必要性工作。本文以《当代》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当代》创刊至今的发展历程,考察《当代》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构建,通过《当代》文学生产过程透视当代文学生产制度,整体性观照《当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对当代文学的考察。第一章通过史实、史料对《当代》的文化品格作以论述。在社会转折时期的文艺新生中,《当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社共建下诞生,其创刊号做出了“反映当代生活、实行百花齐放”的整体定位,并确立了《当代》杂志“文学种类齐全、长篇纪实突出”的基本格局。通过对创刊号的考察,确认《当代》“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立场的话语资源为革命现实主义,杂志意图在未来发展中构建广阔的现实主义风格,其整体性的现实主义追求使之在实践中显示出以深邃的历史意识为指导,清醒地认识和理解现实关系的变化,准确体察和把握社会生活,真实地揭示各种社会矛盾的整体倾向。第二章具体考察了《当代》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的互文性关系,杂志在对思潮的选择与舍弃间形成整体面貌,突显个体风格。《当代》在实践中比较重视的文学思潮包括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九十年代的官场文学和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贯穿叁个时代和叁种潮流的内在线索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显现出《当代》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杂志对先锋文学、现代派文学、新状态等的忽略源自以上潮流与《当代》宏阔、雄浑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差异。《当代》所构建的不仅仅是各成一派的文学潮流,它也丰富了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脉。第叁章通过文本分析辨明《当代》叁十余年发展历程中的现实主义流变。首先,《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从类型化的典型性到经验化的真实性的变化,从八十年代初期作品中对典型人物的极度突出并明晰分类,到九十年代弱化类型化的典型并将赋予主要人物以道德和文化意义,再发展到新世纪出现多个人物形象并置,强调人物日常经验的真实性,又注入超越日常经验的宏大精神意义。其次,在结构形式上,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以二元对立的形式为主流,当现实主义文学不断自我更新,新的文学结构模式在摸索中逐渐产生,多元共生的结构在新世纪以后成为最基本的内部形式,这种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生的过渡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品结构的大致流向。最后,在艺术技巧上,由最初借鉴西方创作技巧到日渐融合。第四章论述《当代》的文学生产机制。首先,通过编辑理念、主要编辑、稿件处理等考察《当代》在生产活动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以及《当代》在这种“限度”下对文学自身“意义”的最大化追求。其次,通过《当代》与文学奖及《当代》与文学批评甄辨文学评介主体力量的转化。最后,分析《当代》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社共生的出版机制。第五章分析《当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所作出的理性探索。在生产理念上改变以作者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在生产实践上,与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学进行互动。探索刊企合作、畅销书等市场化运营机制。《当代》在文学期刊衰退的整体背景下保证自负盈亏,并在市场化的实践中坚守了直面人生、关注现实的主体风格。第六章讨论现实主义对《当代》的启示与反思。一方面,《当代》的编辑实践在现实主义边界中左右彷徨,时而探索广阔丰富的现实主义,时而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杂志受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固守和困囿大于探索广阔现实主义而产生的失误,传统现实主义追求使《当代》选发的作品显示出一种片面要求宏观覆盖性的倾向,消解了复杂的审美差异,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倾斜使其受到与之强势共谋的责难。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赋予杂志以庄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之在混动纷繁的市场经济大潮和迅速的科技力量革新中葆有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1].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成都形象[D]. 胡静雪. 西南师范大学. 2004
[2]. 自我与他者：当代美华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D]. 陈学芬. 河南大学. 2013
[3]. 1930年代的大学新诗教学[D]. 董延武. 首都师范大学. 2014
[4]. 《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D]. 武兆雨.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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