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宁宁[1]2004年在《心理时间的时空波动形态初探》文中提出本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心理时间在时间和空间纬度上的不稳定性，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一，心理时间在时间纬度上的波动特征，通过要求被试进行连续估计的系列实验来实现；其二，心理时间在空间纬度上的非稳态特征，通过要求被试复制不同形式光标运动的时间来实现。 实验操作和数据记录在电脑上由自制软件完成。32名被试参与并完成了全部实验。 连续估计实验自变量为有无反馈和不同长度的理论时距，因变量为被试连续生成理论时距的时间。研究结果发现，被试连续估计的反应是不稳定的，存在波动现象；反馈对被试估计的精度有非常大的影响，经过反馈后，被试的反应误差大幅度减少；被试对3秒和5秒时间段的估计，与对2.5秒和6秒时间段的估计之间存在差异，可能与熟悉度有关；男女被试反应的差异显着，女性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高估，但是男性被试反应结果的个体差异比女性明显。 时／空交互关系实验研究运动形状(包括弧度)、运动方向和运动时距叁个变量对被试时间估计的影响，实验中随机呈现149条运动刺激，要求被试分别复制运动时间。结果表明：基准线、弦线、弧线叁个形状变量没有表现出显着的差异，但是，弧线运动的时间估计结果更加接近于弦长运动；直线、弧线与未封闭圆环、方框之间有极其显着差异；理论时距变量具有明显的主效应，理论时距越大，被试的反应越准确，反应的离散程度越大；被试时间复制的结果在较熟悉的运动方向(由左到右、由上到下)和较生僻的运动方向(由右到左、由下到上)上有显着的不同，前两者的反应误差高于后两者，反应标准差低于后两者。
李蕾[2]2006年在《建筑与城市的本土观》文中认为论文从自然观、文化观以及城市观的角度对现代本土建筑进行全面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一种基于本土意义的现代建筑理论,特别是建构本土理论的现代人文模式,以寻求对现代本土建筑的性质、意义及发展方向的进行根本性阐释,并从哲学大众批判的角度分析了“本土精神”现代社会学意义及在当代全球语境中的特征。 以文明的本土性这一宏观背景为前提,本文分为叁个部分对现代本土建筑的理论体系与设计实践进行阐述和分析: 上篇“理论基础与历史轨迹”包括第1、2章。第1章“本土建筑的理论基础”主要从地理差异与地区文明的角度,对本土建筑作为特殊的人类人文景观进行探讨,包括建筑本土性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与同类概念之间的辨析,论述由相关学科(建筑地区学、建筑比较学、人文地理学、现象学存在论)所建立起的本土建筑的立论背景。并进一步对本论文的“本土性”进行时空特征的分析,确立了本土建筑研究的两个视角:建筑单体观与建筑人居观。第2章“本土建筑的发展历程”是具有历史回顾性与文献性的一章。历史线索部分在文化生态学的大视野下,综观东西方建筑文明的黎明与发展,注重每一个发展阶段所体现出的建筑缘地性的本土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现象所带来的异质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总结了几点关于传统聚落由建筑单体到聚落群体形成的一般性规律,揭示了本土建筑中所蕴涵的突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人文的重大意义,这一部分构成了现代建筑本土理论的历史蓝本。理论线索部分主要对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主义”与“批判的地区主义”理论思潮进行了历史发展的梳理,认为批判的地区主义建筑在本质上是对现代建筑与传统地区建筑进行了一体两面的分析与综合,其理论的进步意义在今天是显而易见的。本论文在对其发展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的同时,也成为对现代本土建筑进行再阐释的借鉴,第2章为本土建筑框架体系的理论确立正本清源。 中篇“理论体系与设计解析”部分,包括第3、4、5章,即进入本文的论述重点,与理论核心。第3章“本土建筑的自然观”,论述了建筑与自然互动机制的主要方面,后着重分析了适宜技术作为实现建筑本土自然体系的中间环节具有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既而提出了本土建筑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第4章“本土建筑的文化观”是本篇的重点。首先在确立本土建筑的基本文化体系的基础上,以文化的时空运动为主脉,探讨并演绎了建筑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主要针对我国)。继而认为本土建筑文化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进行整合是必要而可行的,时空整合的最终维度是现代性。为了拓展现代本土建筑创作多方面的文化形态,在本章本土建筑的文化美学表述部分,从建筑形式的语言性、艺术性、事件性叁个方面,深化了本土建筑丰富的现代人文内涵,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本土性就等同于“乡土论”、“形式论”的谬误,认为现代建筑的本土观念是完全能够适应现代人居需求的一种现代创作理念,是今后可持续建筑发展的重要人文趋向。本章最后讨论了本土建筑的社会价值重建问题,认为在现代快速城
边文娟[3]2015年在《基于新文脉主义的城市色彩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在社会经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风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城市色彩问题凸显,随着城市色彩规划的兴起,色彩污染逐步得到缓解,但由于研究视野的局限性使城市色彩研究进入了瓶颈期。当前城市色彩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从整体、全面的研究视角来整合提升理论成果与实践方法论,以促进城市色彩全方位、立体化,可持续发展,更加有效地指导城市色彩规划,从而致力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城市色彩是城市文脉系统中的子系统,也是城市文脉传承的显性因子,反映了城市文脉积淀的本质。因此基于以上发展困局以及实践需求,将城市色彩可持续发展做为研究重点,从文脉延续的角度,系统的研究城市色彩的传承与嬗变,通过引介新文脉主义,结合城市色彩理论、城市自组织,生态学等理论,提出以推动城市色彩基因再生为目标的“城市色脉”理念,并阐述其内涵外延、形成因素以及特性,将已有的城市色彩研究成果统筹到“色彩时空框架”内,整合城市时态、城市空间形态、城市文脉形态与城市色彩形态构成城市色脉网络体系,并借助“城市色脉切片”模型,剖析探究城市色脉演变的内在规律以及可持续发展机制,提出切实可行的城市色彩可持续发展策略,有利于深入挖掘城市色彩文化内涵,完善城市色彩体系,引导城市色彩研究从具象化走向抽象化,平面化走向立体化,碎片化走向全面化,使城市色彩发展更具整体性、有机性、时代性、前瞻性,从而健康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城市色脉时空全景化。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发现问题,首先通过分析城市色彩研究现状,结合国内外城市色彩演进动态,论述国内城市色彩已进入发展瓶颈期,并以城市文脉延续为突破点,从城市文脉与城市色彩的契合点切入,以城市色彩可持续发展为落脚点,为下一步理论建构提供研究基础。第二部分为剖析问题,通过引介新文脉主义理论,与城市色彩理论系统结合,构建城市色脉理论体系,并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特征属性、功能作用,核心价值等。第叁部分为解决问题,运用生物学中的切片概念建立城市色脉切片模型,从而研究城市色脉内在演变动力机制,基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城市色彩可持续发展策略以及城市色脉评价体系,以提高城市色脉理论的可操作性。第四部分为实例研究,运用城市色脉理论阐述天津市城市色彩演变过程,将理论结合实际,建立天津城市色彩基因库,并进行色彩筛选,针对天津城市特色提出错位发展、城市色彩阈限、城市色彩过滤等策略。
陈伟驹[4]2016年在《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与生计方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计方式的发展道路迥异于其它地区。对其作系统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岭南地区的独特性,同时也为认识史前人类生计方式演变的区域多样性和共同规律等普遍性问题提供启示。鉴于时空框架是研究生计方式及其演变规律的基础,本文先对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作系统梳理,再对划分出来的文化期/文化及其类型的生计方式进行研究,而后总结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生计方式的演变脉络,并将之与华北地区和长江流域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上述普遍性问题。在时空框架研究中,本文从多方面论证岭南史前考古学界普遍使用的骨骼14C数据(常规法)大多偏晚,而被普遍剔除不用的螺壳14C数据虽有偏差,却比较接近同一层位木炭14C数值的校正年代。据此,本文修正了诸多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的年代,并提出岭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有陶(北部)”和“无陶(南部)”两大区域类型以及广西河旁贝丘遗存不晚于距今七千年等新观点。此外,对各个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末期遗存的分期和断代方面也多有创新,如针对桂西区,识别出革新桥遗存是上承河旁贝丘遗存下接顶蛳山四期等遗存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期;针对珠叁角地区,指出西贡沙下遗址分期混乱、断代有误;针对环北部湾沿海地区,对鲤鱼墩遗址进行了重新断代;针对桂北地区、粤北地区、粤东地区和桂东-粤西地区,本文也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或批判某些观点的不合理之处、或给出更加精确的结论、或为某一种观点提供更多的材料证据。以上工作使本文获得早晚顺序相对正确的文化序列和年代相对单纯的文化期/文化,为探讨生计方式及其演变奠定了基础。在生计方式研究中,由于本文严格以时空框架为基础,并以较以往更加实证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即全面利用石器、动植物、古环境和生物考古等信息去论证某时期、文化或类型的生计方式,因此也收获不少新的认识,如提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可以区分出两种生计适应模式或类型,北部“有陶类型”人群由于地处更高的纬度,在末次盛冰期时期,面临更大的环境和资源压力,比南部“无陶类型”更加强调食物来源多样性、营养获取率和取食效率;新石器时代中期河旁贝丘遗存的生计方式虽然大体延续早期广谱性采集渔猎经济,但渔猎技术有所提升,且存在一个不断强化植物利用的趋势;咸头岭文化并非普遍认为的“以海洋资源为生”的族群,而是整体上以植物利用为主,并在最末期才开始利用牡蛎等海洋资源的文化;革新桥遗存不能笼统概括为渔猎采集,而是一支强化植物利用并兼顾渔猎的文化;石峡文化、晓锦文化等并非“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而是一种渔猎采集为主、水稻栽培为辅的经济形态。最后,本文整合时空框架和生计方式的研究成果,细化和深化了岭南新石器时代生计方式的演变脉络,即将以往的“采集狩猎→农业”或“采集狩猎→采集狩猎为主、农业为辅→农业为主”粗线条的二期或叁期论发展为五期说:新石器时代早期“广谱性采集渔猎初级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广谱性采集渔猎经济发展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植物强化利用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区域经济转型期”→新石器时代末期“水稻栽培普及和发展期”和“渔猎专业化期”。在比较研究部分,本文细化了距今2-1.2万年间人群生计分区现象,提出四个区域类型或四种模式:华北地区的虎头梁—下川模式,以细石叶遗存为代表;长江中游的十里岗—宋家垱模式,以石片石器和个别陶器为代表;岭南北部和岭北地区的仙人洞—玉蟾岩模式,以砾石石器组合、陶器等为代表;岭南南部地区的白莲洞—独石仔模式,只有简单的砾石石器组合。此外,从工具组合的角度说明以上各个地区在农业化过程发展道路的差异和时间差: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表现出谷物栽培、野生植物采集和渔猎并进的方式;同时期的后李文化、上山文化则经历一个以野生植物采集和研磨为主的生计阶段;彭头山—皂市下层文化未见野生植物研磨和粉食;同时期的岭南地区则仍然处于广谱性采集渔猎阶段。另外,还观察到大范围人类生计演进的共同规律:面对末次盛冰期资源压力的时候,南北方都采取了拓宽植物食物来源的策略;在农业化的过程中,大部分地区都经历过强化野生植物利用的阶段,表现在工具上就是研磨石器的大量出现;各区域人群在生计适应策略的差异性都是面对特定资源压力的产物。最后,对于常常分属于两种研究范式的时空框架和生计方式研究,本文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研究属于一种新的尝试,这为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时空框架和生计方式研究提供新观点的同时,也可能会为相关研究提供方法上的示例。将岭南地区的研究成果与华北和长江流域进行比较分析,所取得的观点对于宏观地认识中国史前人类生计方式演变的区域差异和共同特点也或将有启示意义。
曹迎春[5]2015年在《明长城宣大山西叁镇军事防御聚落体系宏观系统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明长城军事防御聚落体系是广泛分布于北方边疆的宏大人文地理景观,是边疆地区特殊人文活动与地理空间互动的产物。长城军事防御聚落体系隶属于聚落系统范畴,是具有军事防御和民政生产双重属性的特殊功能型聚落系统,是由长城本体、军事防御聚落体系以及各种附属设施构成的复杂、动态、有机的系统性整体。论文选择宣大山西叁镇长城军事防御聚落体系为研究对象,以非线性复杂科学——分形理论和系统理论为主要视角,基于长城历史资料、现代研究成果、调研资料以及试验数据,综合运用GIS空间地理信息分析、数学以及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多维度、多层次和定量化揭示明长城军事防御聚落体系的宏观系统关系。研究分为叁个层次:首先,在完整时空语境下,探索宣大山西叁镇军事防御聚落体系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系统分析叁镇聚落体系及其属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其次,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基于分形理论和系统理论,深入分析叁镇聚落体系所涉及的宏观核心子系统——交通系统、烽传系统、驿传系统、聚落等级规模结构体系、以及驻军等级规模结构体系——的复杂性系统关系及其空间结构形态;最后,综合子系统研究成果,探索性建立长城军事防御聚落体系描述性量化理论模型,以此初步探索其理论宏观系统关系。研究发现长城军事防御聚落体系,是在传统聚落体系演化模式和线性长城双重动力作用下,生成的聚落体系与线性长城耦合的复杂分形结构。军事防御聚落体系相关的聚落等级规模结构、驻军等级规模结构、交通网络系统以及空间结构,均具有明确、稳定的分形结构,且在不同方面叁镇对应维数值均接近,表明叁者在宏观层面遵循一致的生成规则和运行机制;基于此进一步严格界定长城军事防御聚落体系正式形成的标准及时间,并定量和定性描述聚落体系与线性长城耦合的系统关系和动力演化机制;基于理论模型,从宏观系统关系角度,初步探索军事防御聚落体系的主体性、长城的系统性价值、以及军事防御聚落体系与长城的系统关系和协同防御机制。分形结构是人类聚落体系适应复杂人地关系的经典优化模式,长城军事防御聚落体系通过多方面的分形自组织结构,解决了漫长防线与有限军事资源配置的矛盾;实现了驻军常规状态匀质分布向遇警应激状态非匀质集结的快速转换;建立了有限长城军事防御聚落体系与广泛民属聚落系统的多层次融合;完成了全天候必然性值守对蒙军随机偶然性攻击的系统防御。
沈玉仙[6]2010年在《从感知层面强化景观地形与人的互动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形是景观四大要素之中的首要素,不但是其他诸要素的依托基础和底界面,也是构成整个园林景观的骨架。我们在不断强调地形的骨架、工程、生态意义的同时,似乎忽略了人对于地形最为原始的反应,特别是在城市景观建设中,地形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得不到最大程度的挖掘。本文提出从人的感知角度出发,强化人与地形互动的观点。通过本文的研究,突出人与地形良性互动的关系,并希望设计师在实践项目中能够关注到中观和微观层次地形的潜力,最大化的调动人对于地形的知觉和情感反应。本文研究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综述国内外对于景观地形的感知以及与人互动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发展现状,阐述国内在此研究方面的不足,并提出本论文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和思路。第二部分由第二章和第叁章组成,概述景观地形感知的相关理论,并且详细阐释景观地形感知的内容,包括空间感知、时间感知和情感反应。第叁部分,提出促进人与景观地形的互动,才能更进一步强化地形感知的观点。本部分不仅分析这种互动对景观感知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提出这种互动是当代景观地形设计的发展趋势。人与地形的互动包括知觉互动、时空互动和深层互动。第四部分由第五章和第六章组成,通过优秀案例和作者自己的实践项目来研究人与地形良性互动的应用,以此为多样化的景观地形设计提供参考和启示。虽然本文提出加强地形的感知意义,但不是提倡片面与盲目的追求其感观效果。作者希望在现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满足地形各种功能意义的前提下,在与环境整体和谐的背景下,设计师可以开发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挖掘出地形与人最深层的关联性。
杨思声[7]2011年在《近代闽南侨乡外廊式建筑文化景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廊式建筑在近代闽南侨乡的发展”是一幅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近代地域建筑文化景观。对其深入研究有益于厘清中国近代建筑史学盲点,也将延展骑楼学研究的视域,还将丰富对我国南方亚热带建筑景观的认识,更能深化对闽南地域建筑景观特色的揭示。本课题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历史文化村镇典型建筑保护设计指引”的前期相关研究内容之一(项目编号：2008BAJ08B02),并得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编号：06QZR11),其研究成果将对近代闽南侨乡典型建筑——“外廊式类型建筑”文化景观保护工作的日后开展有一定的参考应用价值。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西方建筑类型学、地域建筑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说,在生物学知识的启发下,推演“建筑类型在地域环境中的适应性发展”理论(简称“类型的地域适应”理论),并在此理论指导下运用数理统计、图形测绘、图像比照、文献考古等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从总体上表明,基于历史的机缘以及有关人类的创造,外廊式建筑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在近代闽南侨乡环境下发生了地域适应性的“叁重尺度”的立体繁荣景象。围绕这一主题论点,全文展开以下叁大部分的研究：其一,背景研究部分。阐述了外廊式建筑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环境有不同的适应性表现,其繁荣景象的发生在世界范围内呈现不平衡的区域分布。文中特别提到基于殖民者行为而在近代全球殖民地环境下所产生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兴盛潮,并提出应关注在“殖民地外廊式建筑”兴盛潮之后所出现的“泛殖民地”外廊式建筑繁荣现象,研究者认为近代闽南侨乡外廊式建筑繁荣景象的产生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文中还分析了近代闽南侨乡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城乡建设环境的地域特征,认为它们为外廊式建筑类型在近代闽南侨乡的繁荣发展埋下了伏笔。其二,主体研究部分。创新性地在区域建筑景观、城镇街屋景观、建筑单体景观叁重尺度层面上,揭示了外廊式建筑类型在近代闽南侨乡环境下的地域适应性繁荣景象。在区域建筑景观尺度层面,本文论述了外廊式建筑的“地域适应性群体繁生景象”。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近代闽南侨乡区域建筑发展史就是一部外廊式建筑的地域演绎史。文中分析了群体繁生的四幅空间衍现图景,借鉴生物群落分析方法计算并认知了当地的外廊式建筑群体具有“较高的相对密度值”、“爆发式的增长速率”、“广泛的区域分布”等相关特性。文中还对出现此外廊式建筑群体繁生景象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并阐明它不仅与闽侨大众在南洋、广东、台湾等外域的见识有关,还和闽侨大众对“外廊的闽南本土气候适应性”以及“与闽南传统建筑灰空间的契合性”的认知有关。与此同时,文中根据法国学者勒庞的大众群体心理学原理分析后发现,闽侨大众非理性的“群体疯狂”也是产生外廊式建筑大量繁生的重要原因。在建筑单体景观尺度层面,受生物物种在复杂环境中发生“趋异适应”现象的类比启发,本文论述了“单体的地域适应性的多元表现景象”。剖析了多种外观造型风格如亚洲近代殖民地外廊样式、伊斯兰风格、欧洲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哥特风格、巴洛克、现代主义、古越遗风、中华汉族古典风格、闽南传统大厝风格、碉楼形式等在近代闽南侨乡外廊式单体建筑中的地域化表现;剖析了单体内部空间在沿袭闽南传统礼制布局以及采用异国型制布局方面的多样衍变；剖析了多种构筑技艺手段如地方红砖工艺、传统石作石雕、泥塑彩瓷工艺等在建筑单体中的特色表现。文中还对出现这种多元表现景象的背因进行了关注,并对五彩斑斓的外廊式建筑单体变幻景象所引发的浪漫情境加以解读。在城镇街屋景观尺度层面,阐论了“骑楼街屋”作为一种特殊的外廊式建筑集联体,它的大量出现表明外廊式建筑在近代闽南侨乡的繁荣有了“升华”。事实上在当地还存在着诸如“外廊式兄弟楼”、“外廊式长屋”等其他“非骑楼街屋类”的外廊式建筑集联体。本文还论述了骑楼街屋在近代闽南侨乡环境下的地域适应性衍生原因,并分析了其组群规划和单元建筑的适应性乡土化衍变特点,分析了它所具有的蕴含地域场所精神的街道美学感受。其叁,相关讨论部分。论析了近代闽南侨乡外廊式建筑繁荣景观与中国近代建筑史中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避暑地外廊式建筑、广东五邑侨乡外廊式建筑等的兴盛发展的历史关联和表现差异;论述了它作为南方亚热带近代建筑景观代表的典型特点,并将其与北方寒冷地带近代建筑景观进行了差异性比较；阐明了它是闽南近代地域建筑景观的一个重要特色切面;并借此讨论了近代骑楼学中的“骑楼街屋”与“非骑楼街屋类外廊式建筑”的同时性繁荣问题。此外,本文还顾望了近代闽南侨乡外廊式建筑文化景观在当代的遗产保护和现实变迁情况。
张涛[8]2015年在《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疫灾是与人类相伴始终的顶级自然灾害之一。深入研究历史时期疫灾流行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以为当前传染病防控提供历史参考,是当今时代的需要。本文以明代疫灾史料、气候变迁数据和自然灾害史料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及数理统计方法,研究明代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环境机理。明代疫灾,在王朝分布上,崇祯朝的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万历朝和嘉靖朝,灾情最轻的为建文和洪熙朝；在季节分布上,春季和夏季是疫灾高发季节,秋季是疫灾多发季节,冬季疫灾最少；在趋势周期上,整体呈上升趋势,每隔十年疫灾县数约增加9.5个,存在100年和50年两种尺度的波动周期,在100年尺度周期下,经历了约5个“轻-重”转换周期,在50年尺度周期下,经历了约8个“轻-重”转换周期；在省域分布上,明代疫灾呈现自东北向西南递减的总体趋势,疫灾较严重省份主要位于东北部地区,包括南直隶、北直隶、浙江等省,位于西南部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疫灾普遍较轻；在县域分布上,共有1009个县有疫灾发生,其中疫灾频度最高的为南直隶吴县,达到8.3%,其次为北直隶大兴和宛平县,均为7.94%,有542个县无疫灾发生,疫灾频度为0；在冷热点分布上,疫灾热点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叁个区域,冷点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叁个区域；明代共有10个特大疫灾年份,可以归纳为5个特大疫灾过程。明代全国气候冷暖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比较接近,呈显着负相关关系,气候温暖阶段疫灾县数显着减少,寒冷阶段则显着增加。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1.456x-0.577,全国温度距平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1.456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23%的疫灾县数变化。在区域尺度上,华北地区气温与本区疫灾变化趋势相反,二者间呈显着负相关关系,并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其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631x,温度距平值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0.631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39.6%的疫灾变化；华东地区气温与本区疫灾变化趋势相反,呈低度负相关关系,并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二者间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429 x-0.001,温度距平值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0.429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15.4%的疫灾变化；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气温与各自区域疫灾变化趋势均相反,均呈微弱负相关关系,都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东部地区干湿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较为接近,二者间呈低度负相关关系,但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气候的干湿变化对疫灾轻重的影响不显着。在东部各区域上,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干湿变迁与疫灾变化均为微弱负相关关系,都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江南地区干湿变迁与疫灾变化为低度负相关关系,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疫灾与水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39。具体来说,二者增长趋势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1,波动周期性在总体上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13,疫灾与水灾灾情均呈现从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疫灾中心基本与水灾中心重合。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421x-20.961,十年水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421个,十年水灾县数可以解释33.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旱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61,疫灾较重时旱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一致性,均呈上升趋势,相关系数为0.998,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高度正相关关系,在周期分布上也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44。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57,即疫灾较重的区域旱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疫灾中心与旱灾中心基本重合。其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546x-18.230,十年旱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546个,十年旱灾县数可以解释74.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蝗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81,疫灾较重时蝗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一致性,相关系数为1,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相关关系,在周期分布上也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541。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55,即疫灾较重的区域蝗灾也相对较为严重,反之亦然,东北部地区蝗灾较严重的地区疫灾也较为严重,西部及南部地区疫灾和蝗灾都较轻。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705x+10.724,十年蝗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705个,十年蝗灾县数可以解释46.4%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震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43,震灾较重时疫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1,在周期分布上不具有显着的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的低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90,疫灾与震灾同时都较严重的地区包括北直隶北部京师地区、山西省中部太原府地区、南直隶东部应天府地区及陕西省西南部西安府地区等。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383x+6.354,十年震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383个,十年震灾县数可以解释29%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疫灾的环境机理可以理解为影响疫灾的环境要素、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理。气候冷暖变迁、水灾、旱灾、蝗灾、震灾等5种要素是对明代疫灾变化具有影响的主要自然环境要素。5种环境要素对疫灾变化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旱灾(74.1%)>蝗灾(46.4%)>水灾(33.1%)>震灾(29%)>气候冷暖变迁(23%)”。环境要素影响疫灾的作用机理,从本质上是通过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叁个环节施加影响而体现的,如果多种灾害同时迭加发生,就会造成严重疫灾。
《中国公路学报》编辑部[9]2016年在《中国交通工程学术研究综述·2016》文中提出为了促进中国交通工程学科的发展,从交通流理论、交通规划、道路交通安全、交通控制与智能交通系统、交通管理、交通设计、交通服务设施与机电设施、地面公共交通、城市停车交通、交通大数据、交通评价11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交通工程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热点前沿、存在问题、具体对策及发展前景。交通流理论方面综述了交通流基本图模型、微观交通流理论及仿真、中观交通流理论及仿真、宏观交通流理论、网络交通流理论;交通规划方面综述了交通与土地利用、交通与可持续发展、交通出行行为特征、交通调查方法、交通需求预测等;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综述了交通安全规划、设施安全、交通安全管理、交通行为、车辆主动安全、交通安全技术标准与规范等;交通控制与智能交通系统方面综述了交通信号控制、通道控制、交通控制与交通分配、车路协同系统、智能车辆系统等;交通管理方面综述了交通执法与秩序管理、交通系统管理、交通需求管理、非常态交通管理;交通设计方面综述了交通网络设计、节点交通设计、城市路段交通设计、公共汽车交通设计、交通语言设计等;地面公共交通方面综述了公交行业监管与服务评价、公交线网规划与优化、公交运营管理及智能化技术、新型公交系统;城市停车交通方面综述了停车需求、停车设施规划与设计、停车管理与政策、停车智能化与信息化;交通大数据方面综述了手机数据、公交IC卡、GPS轨迹及车牌识别、社交媒体数据在交通系统分析,特别是在个体出行行为特征中的研究;交通评价方面分析了交通建设项目社会经济影响评价、交通影响评价。
杨舒[10]2017年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中国进入“新时期”这一历史阶段以来,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还是艺术文化形态,均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而电影作为艺术产品的一个分支,其叙事层面的变革亦在新时期之后,呈现出从单一的传统叙事,到叙事的多样化呈现,再到多样化的叙事与传统叙事并存,最后回归传统化叙事的态势。本文综合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的发展历程、大陆导演的代别谱系、以及代表作品的叙事特点,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大陆电影的发展历程划分为70年代末——80年初期、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90年代后期——2001年,2002年至今四个阶段,以六章的布局,分别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大陆电影所显现出的叙事类型和叙事本体进行了特点梳理、成因分析和前景展望。论文包括八个部分,其各部分具体内容概括如下:导论部分主要论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本论文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大陆电影叙事作为研究对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新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在中国大陆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开启了中国大陆电影叙事的新视野;另一方面,“电影叙事”在电影这一艺术表现形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决定着一部电影作品的成败得失。此后,本论文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并对相关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创新点进行了概要说明。第一章系统梳理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大陆电影叙事类型,用整合归类和细分亚类别两种方式对传统叙事类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划分,以与传统电影叙事在内容和目标受众群体上的区别,定义了新兴电影叙事类型,并将之细分为“小妞”电影叙事和ip电影叙事。明确的电影叙事类型划分,为后续章节的叙事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以电影叙事形式的核心组成部分——叙事视点、叙事模式和叙事介质为切入点,在对叁者的核心概念进行阐述之后,以之为理论依据,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的代表作品予以逐部分析,指出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叙事视点层面,虽仍在沿用“隐形”或“显形”的全知全能叙事,但早在新时期之初,中国电影的叙事视点,便已呈现出挣脱传统模式,向多元视点转化的趋势,同时对限知限能视点的叙事能力愈发的重视;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叙事模式层面,指出其叙事模式的运用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遵从经典叙事形态,注重在充满戏剧性的激烈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第二阶段,融入现代叙事形态特点,一方面秉承经典叙事形态中所注重的故事要具备可读性的传统,一方面又试图抛弃所讲述的故事本身,而力图通过故事的外壳填充片中人物的情感,继而传达电影创作者的个人情怀;第叁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经典叙事形态的漠视,呈现现代叙事形态与后现代叙事形态并存的状况,一方面,秉承现代叙事形态的电影创作者,不断通过对自我表达的坚持而创作充满哲理内涵和思想寓意的电影作品,另一方面,则是秉承后现代叙事形态的电影创作者,对现有电影叙事手法不断突破,既有对自我电影艺术认知的个性化表述,又有迎合一般电影受众需求、走商业化娱乐电影路线的趋势;第四阶段,回归传统的经典叙事形态,但与最初的传统叙事形态相比,其矛盾冲突与戏剧化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突出人物,而是着意于表现一个可读性极强的、能够对一般电影受众产生极大吸引力的有趣故事;在中国大陆电影叙事的介质层面,指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大陆电影完成了电影叙事介质在电视剧化和数字化方面的多重跨界。第叁章通过电影叙事时空向度的突围和电影叙事意义的突破两个层面,论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叙事内质的转移。在叙事时空层面,提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大陆电影叙事在其叙事时间的把握上呈现出的变化在于,第一阶段:中规中矩的在符合一般大众欣赏习惯的本文时间限定内对本事时间进行合理的线性规划,对时间畸变的电影化处理均以时间畸变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服务为核心原则;第二阶段:以电影创作者的个人艺术理念为指导思想在本文时间内对本事时间进行谋篇布局,必要时打破对本事时间的线性叙事顺序,对时间畸变的电影化处理往往以为抒发人物感情表达导演艺术理念为基本原则,讲究时间畸变为情绪和情感服务;第叁阶段:在沿袭第二阶段所显现出的叙事特点的同时,重新将一般电影受众的观影习惯作为考虑对象,纳入到本文时间的规划过程之内,逐渐回归到符合一般电影受众审美习惯的传统的以线性表达为主的叙事策略当中,对时间畸变的电影化处理从初期的完全以电影创作者的主观艺术认知为考量对象,带有为革新而革新的、甚至是炫技色彩的处理方式,到重拾以迎合一般电影受众、纯粹为故事本身发展服务的传统处理方式;第四阶段:回归传统电影叙事中对叙事时间表现手法的要求,对时间畸变的电影化处理几乎完全以迎合一般电影受众观影要求为根本原则,在对本文时间内的本事时间进行线性布局的同时,往往利用时间畸变着重展现带有奇观性质的视觉画面。在叙事空间的把握上呈现出的变化在于:第一阶段:在以不过多夹带情感色彩的客观的镜头表达方式下,展现一般电影受众所熟悉的画面内容物亦即物理空间,并以此传达建立在物理空间之上的社会空间关系,并在对两者进行相互迭加之后,揭示电影作品所暗含的试图与观众建立共鸣关系的心灵空间;第二阶段:多以电影创作者的主观感受为镜头语言表达的出发点,对电影创作者主观意念中所想象的物理空间进行物质画面上的再现,且几乎不考虑一般电影受众对电影画面内容物的原有形态的审美习惯,对社会空间的建立略显弱化,注重影片本身的心灵空间的构建,但并不追求与一般电影受众形成共鸣。第叁阶段:同样以电影创作者的主观感受为出发点表现其主观意念中所想要表达的物理空间形象和社会空间关系,力图通过叙事空间中所展现出的情绪状态与情感意图与观众之间建立有共鸣感的心灵空间;第四阶段:物理空间的表达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画面内容物的形象还是画面质感,都体现着高概念电影独有的极富视觉享受或视觉冲击力的特点,对于影片本身的高层次的心灵空间的构建已经弱化甚至隐退,但强调对一般电影受众形成心理触动。在叙事意义层面,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导演的代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情怀意向加以阐释,提出导演作为一部电影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在影片中所体现出的个人情怀,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电影的人文高度,而当一部电影具备了一定的人文高度时,才会是一部能够真正使人触动、发人深省的电影佳作,而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电影叙事行为本身才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因此,当同一导演在不同电影作品中实现了对叙事意义的突破之后,该导演的作品必然将会上升一个高度。虽然新时期以来能在叙事意义方面不断实现自我突破的中国大陆导演为数较少,但从越来越多的具备人文情怀的电影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导演们在追求作品叙事意义方面做出的努力,加之一般电影受众对电影思想意识层面的审美要求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中国大陆导演必然会越来越快的实现电影作品之叙事意义的提高与突破。第四章在对中国大陆电影之常规或者说传统的叙事行为进行分析、阐释的基础上,对自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叙事类型中拓展出的独立电影叙事进行了界定,根据其叙事特点将其分为精英独立电影叙事和大众独立电影叙事,并通过对两者的分析研究,指出作为中国大陆电影叙事中的新环节的独立电影叙事,极大的提升了中国大陆电影创作的想象力和创新性,极大的丰富了中国大陆电影的具体表现形式,极大的拓展了中国大陆电影的受众群体,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大陆独立电影存在的质量和题材内容方面的缺陷以及应对办法。第五章以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所显现出的叙事特征为事实依据,以对高概念电影核心理念“主题简单明确、视觉冲击强烈、以市场利润为根本目的”以及衍生出的“一句话故事、明星阵容加盟、巨额宣传投资”叁项要求的阐释,和对中美高概念电影在叙事主题特征上一繁杂一简约、在电影化叙事手段上一滞后一先进、对市场把控力上一粗陋一精准的对比分析为理论依据,提出中国大陆电影在未来几年内,极大可能的会将高概念叙事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并将高概念电影叙事的发展分为以视听感受为叙事核心的“奇观”高概念叙事、以触动一般电影受众某种情结心理为叙事核心的“情结”高概念叙事、以精彩故事为叙事核心、以“奇观”和“情结”为叙事辅助的“故事”高概念叙事和以在具备了“奇观”、“情结”、“故事”高概念电影特点的同时,亦在思想性上崭露头角的“情怀”高概念叙事四种叙事类型,提出好莱坞高概念电影已经达到“情怀”高概念叙事阶段,而中国的高概念电影叙事目前虽然仍停留在“奇观”高概念叙事与“情结”高概念叙事时期,但从高概念叙事阶段论之“票房市场决定影片成败”的核心理念来看,中国的高概念电影叙事必然会在叁到五年之内达到“故事”高概念叙事阶段,但想要达到“情怀”高概念叙事的水平恐怕还需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发展时期。第六章以分析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叙事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的成因为主要内容。本章分为两个章节,第一节通过对不同代别的导演在电影叙事风貌上表现出的民族化叙事风格、诗化叙事风格、个性化叙事风格和以迎合一般电影受众为目的而形成的,更为通俗化戏剧化的传统叙事风格,以及这些不同叙事风格的成因的分析,论述了导演作为电影作品叙事风貌形成的内在主观因素,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叙事阶段性特点的形成所造成的影响,并列举不同代别导演的代表人物在其电影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叙事特点加以论证;第二节通过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叙事策略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政治方针与经济政策以及一般电影受众对观影行为的心理诉求的变化进行分析,论证了这些作为电影作品叙事风貌形成的外在客观因素,对整个新时期这一历史阶段中,整体的电影叙事的影响意义。在政治经济因素这一节里,提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大陆电影叙事在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之所以以传统叙事策略为主要表现手法,是由于此阶段的电影作品往往被赋予教化色彩、承担“喉舌”任务,因此,叙事的通俗易懂且极具可读性才能最大范围的吸引观众,也才能完成宣教任务;在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由于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一方面,电影人终于找到释放个人电影艺术才能的宣泄口,将全部精力用于对个人电影叙事认知的表达,忽视了一般电影受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诉求,另一方面,电视成为电影强大的竞争对手,使得被电影创作者忽略了的一般电影受众将目光全部投向电视节目,从而使这个阶段呈现出电影人与电影受众相互背离的态势,那么受一般电影受众所喜爱的传统叙事自然就不被电影人所欢迎,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叙事策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传统叙事策略被边缘化,而多样化的叙事手法则百花齐放;在其发展的第叁个阶段,由于受到市场化政策与经济发展急速加快的影响,90年代后期到2002年间的中国大陆电影创作者们,也渐渐将目光转向电影的商业属性上来,于是,这个阶段的电影叙事呈现两种态势,一种是沿袭此前的个人艺术化的电影叙事策略,另一种则呈现出向市场妥协的姿态,开始运用商业电影的叙事手法来结构故事,也就是在经典叙事形态下用戏剧式线性结构来讲述故事,并且在叙事时空的展现上显得中规中矩,符合一般观众的电影欣赏习惯,可以说是在一定意义上重拾了传统电影叙事策略的表现手法;在其发展的第四个阶段,随着文化产业政策的提出和国民经济水平的极速增长,以及持续引进的“十部大片”的票房刺激,中国大陆电影终于为了获取广阔的票房利润而彻底妥协于一般电影受众的欣赏习惯,将经典叙事形态与戏剧式线性结构作为几乎所有院线影片的叙事标准,叙事时空的运用和选择也以彻底讨好观众为目的,彻头彻尾的回归到了传统电影叙事应用之路上来。在受众因素这一节中,本文指出了中国大陆一般电影受众的观影行为以及心理诉求,自新时期以来发生的变化,以及对电影创作者选取叙事策略的影响意义。在新时期初期,一般电影受众观看电影是为了在放松休闲的同时与影片思想内容形成心理共鸣,继而达到陶冶情操的目的,因此也就要求电影作品在叙事手法上必须具备通俗易懂的特点,在叙事内容上暗含带有宣教色彩的思想意义;到了新时期中期,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使得人们的业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随着电视和互联网进入千家万户,又使得人们汲取精神养料的途径变得多种多样,观看电影不但退居到了一个纯粹的休闲活动的位置,也退居成为休闲活动的备选项之一,而观众的流失自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电影创作者放松了对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的要求,继而使带有商业性质的院线电影也成为革新叙事手法的实验对象,形成了一系列全新的却是相对小众的电影叙事策略;到了90年代末,一般电影受众已经将观看电影定义为纯娱乐化的活动,继而也就使得电影步入提供纯娱乐享受的高概念叙事时代,回归了适用于高概念叙事的传统的电影叙事的表现手法。结语部分提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大陆电影叙事,在其艺术表现方面虽然呈现出回环发展的态势,但其一直在回环往复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并且其终会通过尽快达到制作精良、表演精湛、具备高度可读性故事与深刻思想表现内涵的“情怀”高概念电影叙事阶段,使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大陆电影叙事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叙事维度。
参考文献：
[1]. 心理时间的时空波动形态初探[D]. 曹宁宁.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建筑与城市的本土观[D]. 李蕾. 同济大学. 2006
[3]. 基于新文脉主义的城市色彩可持续发展研究[D]. 边文娟. 天津大学. 2015
[4]. 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与生计方式研究[D]. 陈伟驹. 吉林大学. 2016
[5]. 明长城宣大山西叁镇军事防御聚落体系宏观系统关系研究[D]. 曹迎春. 天津大学. 2015
[6]. 从感知层面强化景观地形与人的互动性研究[D]. 沈玉仙. 华南理工大学. 2010
[7]. 近代闽南侨乡外廊式建筑文化景观研究[D]. 杨思声. 华南理工大学. 2011
[8]. 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D]. 张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9]. 中国交通工程学术研究综述·2016[J]. 《中国公路学报》编辑部. 中国公路学报. 2016
[10]. 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叙事研究[D]. 杨舒. 山东师范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