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情结

英国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情结

高伟光[1]2004年在《英国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情结》文中研究表明《英国浪漫主义的审美乌托邦情结》主要以乌托邦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蕴涵的一种为英国社会世俗化提供价值依持的精神倾向,并把这种精神倾向称为审美乌托邦。英国浪漫主义的审美乌托邦是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双重影响下诞生的,它继承了现代乌托邦传统中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精神,但它又克服了现代乌托邦不断要求“现实化”的弊端,在资本主义理性文明刚刚得以完成的时候,英国浪漫主义就在艺术审美领域与之形成激烈的对抗。它以个性化的审美态势始终持守着人的情感本质,维护着人性的终极价值,并以自己鲜明的美学主张和审美趣味为理性乌托邦的幻灭提供了新的价值追求。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从乌托邦到浪漫主义”试图从现代乌托邦的产生及其特点出发,深入探讨现代乌托邦与英国浪漫主义之间的内在转换机制,在此基础上初步辨析了审美乌托邦的含义,并介绍了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有机论:审美乌托邦的理论构建”主要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爆发的诗与科学的争论开始,探讨英国现代化初期诗与科学理性之间的尖锐对立,在这种对立和融合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构建起了以有机论为核心的美学理论,以此来取代机械论的美学体系。第叁部分“自然:人性的复归之路”主要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具体诗歌创作中探讨他们在面对现实政治的罪恶时作出的初始的审美反应,这就是走向自然之境,但走向自然不应理解为他们对现实的逃避,而应理解为对自己以有机体为特征的自然人性的复归。第四部分“体验:源自心灵的宗教”主要考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走向自然后的更深一层的人性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使他们意识到主体在自然中的存在,而且也体验到上帝在自然中的存在。于是,他们把传统基督教的上帝从彼岸世界召回到个体的心灵世界中,从而实现了传统宗教的现代化改造。第五部分“背叛与超越:回归永恒希腊”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返回到更为久远的古希腊传统中寻找具有永恒魅力的“美与自由”的世界,从而为英国的世俗化寻找到了更为悠久的人性根基。最后,在结语中,总结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上述美学主张和审美趣味都包含着浓厚人本主义色彩的审美乌托邦情结,并进而指出,这种本来是在艺术领域中的审美活动之所以叫做审美乌托邦,就是因为它是面对现实政治的黑暗所作出的审美反应,它本身就是能引起政治革命和现实行动的审美活动。英国浪漫主义者正是要通过审美状态的革命,来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目的。他们的这种审美举动,实际上成为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先声。

彭慧蕴[2]2012年在《浪漫主义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形态初探》文中研究指明18世纪浪漫主义的兴起是西方历史的分水岭,它以一种全新的现代意识开始全面对抗古典主义的陈轨,浪漫主义批判现实,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它的社会改革性使它批判并力图超越现实社会,对理想的城市空间形态进行构想和设计。在今天看来,浪漫主义的观点并未过时。最为重要的是,其思想体系本身最为核心的一点是它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和努力,对于改善当今城市与社会问题并实现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国民幸福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浪漫主义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形态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来探讨浪漫主义与城市空间形态设计的关系,从而对实现国民幸福的城市空间形态设计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参考视角和建议。本文共分为7个章节:第1章指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就我国当前城市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出现的问题明确了选题,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内容、目的和意义,最后拟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框架;第2章对本文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及思想进行综述,并提取出国民幸福指标体系下城市空间形态设计可作为性要素;第3章介绍了浪漫主义的内涵、形成机制、主要特征及影响,形成本文主要的理论基础;第4章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兴盛时期,以及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复兴时期两个阶段中,浪漫主义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和设计理念进行了总结,并提取出浪漫主义的基本设计理念以及浪漫主义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形态的基本特征;第5章是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浪漫主义和国民幸福指标体系的耦合分析,并总结出城市空间形态设计的思考意识、原则以及设计策略;第6章是基于浪漫主义的城市空间形态设计实际案例的研究;第7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本文的结论,并指出了本文的不足,以及对后续研究的可能方向进行了讨论。

萨日娜[3]2016年在《英俄浪漫主义诗歌中的鞑靼人形象》文中提出西方文学通常将东方元素定义为“遥远的、浪漫的、极富吸引力的”,尤其在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大动荡时期,文人思想家们通常将东方的一切与自身所处的环境作为相对立的“他者”概念进行想象与描述,以达到建立内心所积蓄情感得以宣泄的场域、对自我进行重新认识、思辨与批判的主要目的。本文以“鞑靼人”的形象在十九世纪英俄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书写为线索,整理并分析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历史与文化范畴的“鞑靼人”具体指什么?2、十九世纪英俄浪漫主义诗歌中是怎样描述“鞑靼人”的?为什么?3、“鞑靼人”的形象研究无论对于历史还是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从第一章起,主要根据历史材料串述“鞑靼”的起源、鞑靼与突厥及后来的蒙古之间的关系,从时间顺序来看,鞑靼与突厥基本属于同一时代生活在同一区域的北方游牧民族,公元前叁世纪直至十叁世纪成吉思汗时期的漫长时间里突厥与鞑靼各部落一直处于不断争霸格局,直到十叁世纪鞑靼人统一了北方草原为止,北方各民族均被鞑靼人招至麾下统一称为“鞑靼人”,并以这一称呼远征到了东欧。第二章主要以英国最伟大的叁位浪漫主义诗人即拜伦、雪莱和柯勒律治的作品为主探索了作品中出现的关于“鞑靼”的元素及形象。从拜伦的“东方故事诗”为出发点讨论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模糊概念;以分析雪莱的《伊斯兰的起义》看到当时西方人对鞑靼人的态度主要是陌生、排斥与恐惧的;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借鞑靼可汗之名描写了梦境中的“乌托邦”。据此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鞑靼人形象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与整理。第叁章主要以“俄国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诗歌作品为代表探讨俄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鞑靼人形象,以《高加索的俘虏》、《给卡尔梅克女郎》以及《给巴赫奇萨拉伊宫的喷泉》叁部重要诗歌为代表分析诗歌中的“鞑靼人”形象。第四章主要以形象学方法论为主总结浪漫主义诗歌中鞑靼人的形象特征,探微浪漫主义诗歌中将“鞑靼人”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实质,并得出通过对这一形象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追溯形成比较文学全球化语境的意义。

赵阿娟[4]2012年在《在虚构的世界里寻找幸福:论简·奥斯丁《劝导》中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情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简·奥斯丁(1775--1817)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在短短一生中,她仅仅创作了六部完整的小说:《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以及叁部未完成的故事和作品:《苏珊夫人》,《华生一家》和《桑迪顿》。尽管如此,两百多年来,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不厌其烦地从各个角度分析和研究她和她的作品,其中以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的研究尤为众多,因此上,她也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作品的最重要的先驱人物之一。而本文作者发现奥斯丁,作为一个处于浪漫主义时代的作家,也被印上了时代的印记---在她的作品,尤其是在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劝导》之中,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并且这些浪漫主义特征和她的乌托邦情结巧妙的结合在一起。该论文从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情结的角度出发,结合奥斯丁的个人经历,试图分析奥斯丁为什么会有一种“乌托邦情结”,以及她是如何在《劝导》这部作品之中将浪漫主义特征巧妙的和她的“乌托邦情结”交织在一起,为她的女主角找寻幸福,从而为她自己,以及像自己一样处于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寻找幸福的出路。该论文首先简要介绍作者以及小说《劝导》,并对简·奥斯丁和《劝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综述,陈述论文的中心论点,并交代论文的谋篇布局;其次主要介绍什么是浪漫主义和乌托邦,阐述了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以及对乌托邦情结的理解。并且通过对于奥斯丁和部分浪漫主义诗人的关联以及作者的一些主要生平经历的研究与分析,探讨奥斯丁将乌托邦情结和浪漫主义特征结合起来创作出《劝导》的可能性;然后又主要探究了《劝导》作品之中明显体现出的浪漫主义特征—自然、感伤情怀和想象,以及他们是如何与奥斯丁的乌托邦情结交织在一起的。从《劝导》之中人物主要活动场景的设置和描述以及自然意象的运用,可以看出,奥斯丁和很多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对于自然很敏感。简·奥斯丁对于自然有着自己的乌托邦式的解读,并且用得自于这种乌托邦式解读的理论原则来安排她的故事当中的人物命运。此外,整部作品之中流露着一种明显的浪漫主义的伤感的味道。奥斯丁又巧妙地运用了既属于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又是乌托邦的主要手段的“想象”“治愈”了作品之中的各种伤感,从而使《劝导》有一个如她一贯的作品一样的幸福的结局。紧接着论文作者又分析了奥斯丁的“乌托邦情结”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故事情节安排之间的关系。在《劝导》之中,奥斯丁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主角安妮,并且排除了一切干扰男女主角最终幸福团聚的因素,这样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都是源于作者的乌托邦情结以及她对于自然法则的乌托邦式的理解,同时也体现了浪漫主义以及乌托邦情结为作者的创作所产生的深刻的影响。论文最后得出结论,简·奥斯丁,作为一个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未能够在真实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幸福,从而将当时的浪漫主义特质和“乌托邦情结”巧妙的结合起来,创作出了《劝导》这样一部作品,以求在文学作品之中为自己以及同样处于18世纪的女性找到幸福和庇护。

周化嫒[5]2012年在《简评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乌托邦情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Hugo,1802—1885)是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最多的作家之一。根据雨果的作品改编的电影都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人道主义精神和乌托邦情绪,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对根据雨果浪漫主义小说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改编的同名电影进行分析,对其中蕴含的乌托邦情结进行品鉴。

陈武[6]2013年在《解读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乌托邦情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说《巴黎圣母院》是着名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代表作,小说改编成电影上演以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电影《巴黎圣母院》中时刻闪耀着作家雨果的浪漫主义精神,乌托邦情结和人文主义色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本文将选取根据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巴黎圣母院》为载体,对电影中的主要人物和乌托邦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的背景和乌托邦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进而对电影中所蕴含的乌托邦情结进行解读。

高文婧[7]2017年在《维勒贝克小说中的乌托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当今法国文坛的中流砥柱,作家米歇尔·雌勒贝克自第二部小说作品《基本粒子》开始声名鹊起,之后的每部作品都备受关注。他因最早的叁部小说作品(《斗争领域的延伸》、《基本粒子》、《平台》)而被视作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西方人情感与欲望灾难的预言家。随后,《一个岛的可能性》更加大胆地设想了克隆人世界的图景,被认作2005年龚古尔文学奖最大遗珠,仅以一票之差惜败。2010年,作家凭借《地图与疆域》摘得了龚古尔桂冠,弥补了先前《基本粒子》和《一个岛的可能性》与大奖失之交臂的遗憾。2015年,小说《臣服》一经出版便登上了畅销书榜首,因作品与恐怖主义当年在巴黎犯下的罪行具有一定的吻合度,作家获得了"人类命运的预言家"的头衔。毋庸置疑,维勒贝克在法国本土已家喻户晓,同时也是得到最普遍译介的当下法国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代法国文学的成就,常被拿来与勒·克莱齐奥、莫蒂亚诺、佩雷克等大家相提并论。本论文拟将维勒贝克的六部小说作品作为研究材料,以其中蕴含的多维度乌托邦主题为研究对象。论文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维勒贝克小说中乌托邦主题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后时代法国乃至世界文学中乌托邦研究的场域,因此具有积极的文学传承意义和建构价值。第二,对于维勒贝克小说中乌托邦主题的研究有益于揭示文学场域的社会学意涵,凸显作家的文学文本的现实意义。对维勒贝克小说中乌托邦主题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可以为作家正名,"写性"以及物理学、生物学"嫁接"的鲜明标签显然是流于浅表,远不能概括作家的写作意图与写作主旨,甚至可以说与作家作品的社会关注本质内核相去甚远。第叁,对维勒贝克小说中乌托邦主题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内的法国文学研究者把握法国当下文学发展的动向与趋势,有益于增强国内的法国文学研究的时效性。我们的研究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以乌(敌)托邦基本理念框架为依托,主要借助互文性的思路与方法,分析作家的乌托邦文学文本与诸位思想家、哲学家、作家文本的文本间性关系,发现与论述作家乌托邦思想的本质与内涵。我们的研究首先基于维勒贝克作品中确实存在乌托邦主题以及诸多互文关系这一前提。其次,在我们掌握的研究资料中,已有一些学者或从不同角度、或依不同方式提及过维勒贝克文本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支撑我们的研究。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陈述研究对象、研究意义,作家作品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整体结构。正文部分分为七个章节,每个章节均涉及维勒贝克作品中乌托邦主题的一个维度,逐渐深入作家乌托邦情结的内核,把握作家乌托邦写作的特质与倾向。第一章主要在追溯文学领域乌托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界定后时代乌托邦及其多维语境,给下文的进一步论证提供概念依托。第二章主要从维勒贝克的小说文本出发,归纳作家作品中反复涉及的当代西方社会主要弊端,这些弊端是促使其展开乌托邦思考的根本动力。正是在针砭时弊的基础之上,维勒贝克给出了自己的文学乌托邦解药。从第叁章开始,我们的研究主要立足于维勒贝克乌托邦思想与诸位乌托邦主义者(包括赫胥黎、叔本华、孔德、傅立叶、莫里斯等)勾勒的社会理想的文本间性,在第叁、四、五、六、七章中,分别从乌托邦文本常常涉足的科学技术、宗教、情欲、劳动与艺术的关系以及国家控制等维度出发,逐步揭示并详细论证维勒贝克作品中蕴含的多元(反)乌托邦主题。在结论部分,我们再次审视论文的互文性研究方法,对于维勒贝克小说中乌托邦思想做总结性论述。

龙瑞翠[8]2009年在《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交融式”宗教范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歌作为英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个性化的美学观、充满想象力的文学内涵、理想化的政治理念吸引着国内外一代又一代的批评者。但我们对研究文献的追溯却发现,虽然宗教作为诗人创作的重要源泉,而且他们那蕴含着宗教之光的作品还是19世纪初英国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但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宗教观却一直备受评论者的冷落:国内学者很少关注他们的宗教观,纵有关注者,其观点也非常粗糙;而国外学者虽然或有关注他们宗教观的,但却很少有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评判的,且虽然观点众多,莫衷一是,既有一定道理,又带有片面性。因此为了更好地厘清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的思想发展脉络,理解、把握他们的诗歌作品,本论文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库恩的“范式”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建构一种“宗教范式”的研究策略对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宗教范式进行研究,因为一方面宗教是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源泉,对其宗教观进行深入探讨必然对理解诗人其人其作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以范式的形式对他们的宗教观进行研究也可以使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创作思想的来源、表现状态得以更清晰、深刻地呈现出来。具体而言,本论文由五个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调研,并提出本论文的中心论题及预期目标。第一章确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本论文的基本指导思想,以库恩“范式”哲学思想为方法论基础,建构“宗教范式”这一研究策略。然后在这一研究策略指导下,论文第二章对影响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宗教观形成的社会历史尤其是思想史进行综述,探讨西方两大传统宗教范式(南方宗教范式、北方宗教范式)的嬗变,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共同分享、并受之制约的“交融式”宗教范式形成的原因及其表征。紧接着在第叁、四、五章,论文以拜伦、雪莱和济慈等诗人为典型范例进一步阐释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交融式”宗教范式的成因与表征,以努力做到对整体与部分都进行关照。结语部分对论文进行总结,并评价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交融式”宗教范式的价值与不足。由此通过对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宗教观进行跨学科研究,本论文期望能加深对这些诗人言行思动、诗作散文的理解,从文学的角度更好地把握19世纪初之英国历史与文化。同时通过建构“宗教范式”并以之为研究策略对第二代浪漫主义诗歌进行多视角研究,期望能拓宽、拓深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同时通过此一研究,本论文也期望能为浪漫主义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有效、有力的借鉴案例,以促进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系统整合,使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建立在更科学、全面、具体的基础之上。

曲兵林[9]2005年在《T·S·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及“秩序意识”》文中研究指明T·S·艾略特(Thomas Sterns Eliot ,1888——1965),作为现代英美诗歌的先驱、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影响巨大的现代派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在诸多方面取得的卓越建树,都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与欣赏。艾略特极具现代性的诗歌创作令人耳目一新,而他的诗学理论也是别具一格,艾略特的诗学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本概念和创作规范,在其背后更多地蕴涵着艾略特深刻的社会意识和时代意识:从“非个性化”到“秩序意识”,艾略特将其诗学批评引入到社会文化批评领域,并试图通过其“非个性化”背后的“秩序意识”为他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立法”。本文的论述围绕艾略特诗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非个性化”而展开,但论文并未仅仅着眼于对这一概念的纯粹文本意义进行分析,也不是仅局限于分析这一概念在艾略特具体诗歌作品中的应用,而是进一步分析了“非个性化”与艾略特“秩序意识”之间内在的文本上的关联以及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关联。一般认为,“非个性化” 理论只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诗歌应该服从于传统;二是诗人创作应尽量回避“个性”。这种概括无疑只是一种针对文学创作方法的纯粹的文本意义——当然,其中也明显地蕴涵着艾略特的“秩序意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非个性化”理论与“秩序意识”的紧密关联使得它的意义不应仅限于此,它还应该具有针对社会文化的意义,通过艾略特“秩序意识”这一平台,使得“非个性化”与他的社会文化批评发生了对应关系。因为对于艾略特而言,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或许都不是其最终目的——或者最重要的目的,而其最终目的应该是一种社会目的,即如何实现现代性语境下社会秩序的重构——这种努力,在艾略特那里始于其文本创作向“传统”的归附,止于以皈依基督教信仰为核心地对永恒价值的追求。论文首先分析了艾略特提出“非个性化”以及寻求“秩序意识”的“契机”。从现实时代环境而言,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世界,不管从西方人的生存环境,还是从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来看,它所充斥的混乱、分裂和堕落,无疑给人们尤其是诗人的心灵以极大的冲击,在个人无法把握自我的时候,最好的解决之途也许就是转向外在,寻找一种依赖。此外,艾略特的家庭宗教背景及其所受大学教育也对他的“非个性化”产生重大影响。除此之外,论文重点分析了浪漫主义对艾略特诗学“非个性化”的影响。一方面浪漫主义创作特征中固有的“自由”与“个人化”在二十世纪初推向情感滥觞的极致而为时代需要和艾略特主张所摒弃;另一方面,浪漫主义者所具有的个体宗教感受与对“上帝”的审美化认识使得宗教不再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这必然与世纪初因缺乏宗教信仰而急需重建信仰的西方世界,与艾略特希望通过重构基督教信仰以拯救西方世界形成冲突,而这无疑也是一种“个性化”与“非个性化”之间的对立。其次,论文通过分析“非个性化”与“传统”和“基督教”信仰的关联来论述艾略特“非个性化”的现实意义在于其现代语境下“重构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一方面,艾略特眼中的传统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文本概念。不管是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还是文本批评中,他的“非个性化”都强调了将“个人”纳入到“传统”之中,艾略特在这里重点强调的是“非个性化”与“秩序意识”的文本意义,是这种“非个性化”的实践与“文学秩序”的重构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艾略特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文学批评家,还是一个社会文化批评者,因而这使得“非个性化”可以在“秩序意识”的平台上突破其文本意义,而上升到社会现实意义中来。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个人放弃混乱而堕落的自我,重新皈依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之中,通过不断地自我忏悔而接近救赎的曙光,艾略特的“社会秩序意识”便可以因此而重新确立。因而,艾略特不仅仅在诗歌创作中一再表达着这种选择,在社会文化批评中强调着这种恢复与皈依的重要意义,而且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分析了基督教社会理念对二十世纪初西方世界的价值。无疑,艾略特的“秩序意识”在这里转化成了对一种“永恒价值”的企盼和追求。如果说“非个性化”是艾略特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那“秩序意识”则是艾略特整个生命中的一个关键词,而这两个关键词在艾略特身上是密不可分的,从“非个性化”到“秩序意识”,我们既可以完整地理解作为诗人的艾略特,又可以完整地理解作为社会批评者的艾略特。

李志斌[10]2001年在《欧洲文学的乌托邦情结》文中研究表明在欧洲文学史上 ,许多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过乌托邦思想 ,从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剧本《鸟》开始 ,后来又历经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巴尔扎克、哈代、车尔尼雪夫斯基、乔治·桑和雨果等欧洲作家的创作 ,欧洲文学的乌托邦情结得以生成与拓展。本文着重对乌托邦思想在欧洲文学中的发展历程与表现形式进行了考察与审视

参考文献:

[1]. 英国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情结[D]. 高伟光. 北京师范大学. 2004

[2]. 浪漫主义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形态初探[D]. 彭慧蕴. 重庆大学. 2012

[3]. 英俄浪漫主义诗歌中的鞑靼人形象[D]. 萨日娜. 天津师范大学. 2016

[4]. 在虚构的世界里寻找幸福:论简·奥斯丁《劝导》中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情结[D]. 赵阿娟. 安徽大学. 2012

[5]. 简评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乌托邦情结[J]. 周化嫒. 电影文学. 2012

[6]. 解读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乌托邦情结[J]. 陈武. 电影文学. 2013

[7]. 维勒贝克小说中的乌托邦研究[D]. 高文婧.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8]. 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交融式”宗教范式研究[D]. 龙瑞翠.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9]. T·S·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及“秩序意识”[D]. 曲兵林. 中国人民大学. 2005

[10]. 欧洲文学的乌托邦情结[J]. 李志斌. 外国文学研究.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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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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