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俊[1]2004年在《“出”、“处”之间》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以孟子为切入点，明确先秦儒家对于“出”与“处”的主要态度和立场，确立其“内圣外王”的立足点。第二部分以庄子为切入点，论述了道家之“隐”不同于儒家之“处”的人生态度。主要通过儒家与道家的比较，来凸显儒家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第叁部分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的转型来比较“士”与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及相似点，明确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应作的抉择。
晏红[2]2003年在《认同与悖离——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文中研究表明考察当今学界有关中国现代文论的研究，其取得的成果是勿庸置疑的，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亦不容忽视。大体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六种模式：一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历程的全面描述与梳理，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就是此类模式的典范；二是以温儒敏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的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的理论论述所作的“景点”式分析；叁是以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的第叁编“中西诗学的影响研究”为代表的作为体系与范畴的比较诗学研究；四是以向天渊着《现代汉语诗学话语(1917—1937)》为代表的话语分析模式；五是以代迅着《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为代表的对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探讨；六是以余虹着《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为代表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分析模式。 尽管上述六种模式各有其独特性及取得的成就，但无论哪种模式都存在这样一种不足，即众多研究者大多是就理论言说理论，而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内在生成机制缺乏深入剖析。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上述研究主要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在内容层面上的描述与分析，以及对重要理论家和流派的批评思想与观念及其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的梳理与辨析，而对中国文论现代转换过程中传统文化精神的承继及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意义赋予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二、对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中话语主体的双重性转换缺乏应有 的关注与研究，从而忽略了特定语境中人的生存方式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为了对上述研究有所突破，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特别强调中国现代文论话生成的动态性与历史性。具体而言，动态性要求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异，而历史性则必然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也就是说本文将通过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语境的现代性重构，进而寻觅一条进入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内在生成机制的切实可行的通道。任何一种话语的生成均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发生密切的关联。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究其实质即是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换，那么它必定会成为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一个环节，不过，中国的现代性认同在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具有全球一体性的同时，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体现为一种“双向异质化”的特征。由此出发，本文的题目“认同与悻离”也便蕴含了本文的具体论域及研究重点。在这里，“认同”具有两层含义，即“自我身份的确立”与“对西方的认同学习”。前者强调对西方的认同与学习过程中因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承继而产生的对西方的停离；后者则强调在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中必然出现的对传统的悻离。在此意义上， “认同与悻离”便成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中的双重悻论，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关键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双重停论绝非口号或理论表述的文本停论，而是中国的整体现代性工程进行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对这种存在，本文将其指称为“民族化”。由此出发，“民族化”即成为本文写作的视角。不过，“民族化”在本文中不具有任何民族主义的意味，只表明一种对中国的现代性认同事实的客观描述，因此它只是一种纯粹描述性的称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族化”的“化”于动态过程描述的意义中，其最为关键的是隐含着话语主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主体性思考与选择。本文认为，民族化究其实质就是异质化，并且这种异质化是以在中国化与化中国（西化）的相互对立、缠绕中的扭行态势行进的，具体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及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西方文化的“归化”和西学冲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尽管长期以来民族化被当作是与西化相对立的一种力量，然而如果·我们抛开民族主义的情绪，便会发现二者在对立中又是相互包容的，即民族化体现为中国现代性认同中本上文化的客观存在及本位地位的强调，而西化则体现为一种民族化的现代性认同。辨明此，“认同与悻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种相互扭结的态势，这种态势所蕴含的其实就是动态性与历史性。再则，考察众多 2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论着，总体而言，比较诗学在中国现代文论研究领域，多体现为静态比较，而非动态的碰撞与交汇。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在以《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一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罗钢着）和（（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殷国明着）这种以历史性和动态性为特征的学术论着中，我们也几乎感受不到前辈学人的生命脉动。本文以为，从本质上而言，前人的学术探讨都凝聚着生命的赤诚与执着。从“家国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转换，进而到“个体自我”的追寻，乃至意识形态的偏至，生命的脉动都与之紧紧相随。因此，体制化生存中的当今学人在生命的禁铜与激情的丧失中，陷身于学科化的条块分割，以解剖死尸般的方式对激荡着生命激情的话语言说进行梳理辨析，实在是?
王独慎[3]2018年在《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的修身科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的癸卯学制(1904),民国成立以后,在壬子学制(1912)中继续保留,到1922年的壬戌学制颁布时被公民科取代。在近代史的整体框架下,修身科所处的时段(1904-1922)恰好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1895-1925)。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体系的变化与知识分子的思想革新密切相连。由思想革新所带来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冲突与转化也会透过课程的变迁反映出来。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教育的“修身”传统经由怎样的方式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力图通过对清末民初修身教育变迁过程的考察来探讨“修身”传统的现代转化路径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修身”蕴含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以“气”化的宇宙论和身体观为观念基础,强调“身心合一”的自我观,“体知”与“内证”的认识进路,德化与风教的群己关系。与“修身”意识相应的是传统社会的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得“德化风教”的微观教化效应得以扩展到更广大的场域,成为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因素。传统的“修身”教育的实践形式包括家庭中的蒙养教育与女性教育、正式的私塾与书院教育以及非组织性的游学与自我教育。修身作为一种内在精神追求,贯通在传统教育的整个体系当中。“经史之学”是其知识载体,科举考试为“修齐治平”提供了制度渠道,“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教化则是“修齐治平”的具体实践。近代的“修身”教育始于清末的文教转型。首先涉及的是教育制度和教学形式的变化,然后是观念的变迁。修身的学科建制是传统教育体制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教育学科体系、学校制度和现代教学法都得以建立。以私塾、学堂等民间教育形式为主的传统教育体系逐渐被现代的学校体系所取代。科学知识观和课程观念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的“整体课程”观。同时,课堂教授法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传统修身所注重的性情涵养与自我体践在学堂教授的方法下难以展开,导致修身科有知识化的倾向,降低了实效性。民国以后,随着经学向着现代学术的转化,现代“伦理学”取代了四书体系的“义理之学”成为道德教育的学理基础。与现代教育制度相伴而生的是现代教科书。教科书的编写结构反映了近代道德学说的变迁。教科书审定制也推动了以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民间教育力量的兴起。修身观念的转变反映在修身教科书内容上,可分为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上,传统的“修身养性”转变为社会常识的“习得”。这包括身心合一的气化身体观被现代卫生医疗学、生理学和科学心理学所拆解,卫生和医疗常识成为修身科主要的内容之一;以德性涵养为主的修养内容被大量的经济、政治常识所补充。在社会层面上,传统“修齐治平”的士大夫道德教化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培养平民人格为主的公共伦理和团体意识。这表现为:在群己关系上,儒家传统中作为修身工夫的“忠恕之道”逐渐演变为一般与人交往的美德;在家庭伦理上,与宗法相关的宗族伦理和礼仪方式逐渐消失,作为家庭美德的“孝悌”受到压缩;女性的平等观念和“德才”观念也有所变化,但并未脱离“贤妻良母”的伦理角色;在国家伦理上,现代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兴起。传统“天下”观念则衍化出两个方向相反的思想倾向,其一是与“礼仪中国”相关连的“天下”体系瓦解,一变而为列强竞争的“世界”;其二则是与“天下为公”相关的“大同”思想迅速地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结合在一起。前者表现为退守与忧患意识,后者表现为奋进与和平意识。清末民初修身教育的演变与社会文化转型密不可分。首先,近代学术文化由“经学时代”转向了“科学时代”,经学的衰微使得“修身”远离了成德传统中“性与天道”的形而上追求。经学那种强调整体性、关系性的思维方式被科学所分解,身心合一的观念被抛离。其次,随着社会结构从传统的宗法转向职业社会,公私领域分开,“修齐治平”也就断裂为个人领域的“人生问题”和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传统整体性的道德转变为“公德”-“私德”之分,对道德的关注从个人“德行”转向“义务”。与此同时,现代教育的功能也将重心从传统“成人”“成德”转向“民众培养”与人的“社会化”。在社会转型中,近代知识分子终究未能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形成一个社会重心。“士大夫”式的社会教化演变为现代“启蒙”,内在的“修身”体践转化为形形色色的运动实践。
许丽青[4]2010年在《钱钟书与英国文学》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题名为“钱钟书与英国文学”,主要还是一种“钱钟书研究”,并且区别于以往国内“钱钟书研究”的模式,试图在英国文学的背景和参照下对钱钟书的创作、学术和文人精神做一种新的相对全面一些的考察。钱钟书是40年代中国文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也是兼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位名家,其创作和学术成就早在上个世纪就引起学界的重视。钱钟书的创作、学术都呈现出一种中西学的兼收并蓄,原因在于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学者家庭,国学上亦有家学渊源；正是幼年的文学熏陶,使得他具备了更为敏感的文学感悟力和更为包容的接纳心态。林译小说所激起的兴趣,让钱钟书选择了英国文学作为自己在清华和牛津的专修学业,这六年的修习对于钱钟书的创作和学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钱钟书作为一个英国文学专业出身的学者角度而言,他与英国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研究他的创作与学术是不能撇开英国文学和西方其他国别文学的。本文分为七个部分,即序论、正文一至四章、结语和附录。各部分之间互相关联照应,但也各具体系性和自足性。本文篇章安排和各章主要内容大致如下：序论部分,一方面是对本论题相关研究成果和问题的综述,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对选题角度和方法论上的阐述。英国文学,对于钱钟书而言是一种可能的影响,更是一种有效的参照背景。本文第一章,有意将钱钟书的人生经历中有关英国文学研习的一段独立成章,目的即在于从钱钟书这段时间与英国文学的实际深入接触中去勘察他对英国文学的接收、消化和转化。此部分主要结合他所修习的相关课程、撰写的相关论文进行阐述。第二章,主要是针对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与英国文学的相关作品进行的一种比照分析。这部分涉及到的英国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钱钟书已有接触和阅读的,有一部分作品还是他深入细致分析过的。本章中的中英文学比照分析,主要从作品设置的空间格局、中心人物的群体特性、喜剧精神、对话艺术与修辞潜能五个层面展开。钱钟书在很多文学问题上常能找到一条贯通中西的通道,所以,第叁节则尝试对中英文学两种外源之于钱钟书的关系试做一种打通式的理解。第叁章主要探讨的是钱钟书的文学批评与英国文学批评的关系,他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对英国文学理论的一种更为直接的借鉴和参照关系。钱钟书一直很关注西方学界动态,对英国文学理论也有引介和评述,并且在实际的学术批评中也有借鉴英国文学理论,这主要以诗歌理论为主,又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20世纪I.A.瑞恰慈、T.S.艾略特的诗学理论为重点。第四章则跳开文学与学术文本层面的考察,回到钱钟书的现实人生,对他的文人精神做一种中英参照式的审视。首先是对中英文人精神传统的一种考察,其次的个案比较分析中主要选择了钱钟书关注比较多且与他个性气质比较接近的两位现代英国作家：A.L.赫胥黎和T.S.艾略特。
曾晓洁[5]2011年在《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演进研究》文中指出对于国家和个体而言,母语教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以往的汉语母语教育总是夹杂在语文教育当中,难以一窥全貌,为此,本论文对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演进情况进行了集中研究。本论文的叁个基本概念是“母语”、“母语教育”和“现代”。在分析既有分歧的基础上,我们立足于教育视角,将我国的“母语”厘定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样,“母语教育”这一概念也就得到了相应界定,不再与“语文教育”、“母语教学”、“汉语教育”产生混淆。关键词“现代”则主要取其与“传统”相对之意,所以下限一直延伸到现在,而在比较了社会母语教育和学校母语教育的各项标杆性事件之后,考虑到教材白话化在母语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进程中的突出地位,我们把上限定在了出现第一本白话性质教科书的1897年。作为一项史的研究,历史文献在整个写作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支撑作用。而在观照历史文献之时,则主要采用一种社会学的眼光和比较的视角,先确定出现代以来母语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件,然后在分析前因后果的基础上对典型事件做出定性判断,并据此进一步对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历史进行整体分期。此外,笔者还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做了可能的穷尽归纳,将精确化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贯穿于本研究当中。全文除绪论外,包括七章和一个余论。第一章相当于全文的总论,讨论了母语教育的多重制约性和现代母语教育致力普及与螺旋提升的两个特点。从第二章开始直到第七章,每章集中写一个时期,分别是：开创期(1897～1928)、探索期(1929～1950)、突进期(1951～1965)、畸变期(1966～1977)、恢复期(1978～1989)、转型期(1990～)。每一章的写作,都分为叁节进行,第一节是各种相关背景的集中介绍与分析,第二节和第叁节分别讨论该期的社会母语教育和学校母语教育,具体讨论之时,主要围绕该期的典型事件或有特征性的变化展开述评。第二章“开创期”以民众化和科学化为思想主导,进行了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等书面语的改革和旨在统一标准语音的国语运动,白话文、官话、汉语知识在此影响下进入了学校教学,母语教育的测验与实验也出现了一个高潮,母语教学因此从传统走向了现代。称1929年到1950年为“探索期”,是因为此期母语教育确实在沿着开创期的精神继续前行,但由于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政权分治和战乱频仍的影响之下,母语教育在此期并没有得到质的提升。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以前的发展节奏,高度的使命感、民族自信力和《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的着名社论,合力带领母语教育进入了一个“突进期”。在拼音化思想基础上提出先行简化和全国推普,书写方式彻底改为横排左起,全力推进语法修辞教学,进行汉语独立设科实验,特别凸显语言工具观等,无不体现出一种志在快速提升全民母语能力与建设健康纯洁祖国语言的革命斗志。可惜,动荡的文革阻断了这一发展,此期的政治挂帅让学校母语教育基本退场,不仅不太涉及基本能力培养,就连起示范作用的语文教材语言也一片僵化俗化,社会用语也以火药味儿极浓的斗争化语言和“假大空”的话语模式为主导,母语教育进入了一个不进反退的“畸变期”。文革结束到1989年之间,母语教育的主要任务与功能就在全力复元至文革前的目标导向与教育水平,所以我们称之为“恢复期”。而进入90年代以后,人文思想开始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拨,语言规范观由此从匡正渐变为引导,网络语言成为不断发力的持续热点,在“语感中心说”以一种反“工具观”的姿态迅速崛起的同时,语法教学遭遇了近百年发展以后的“无用论”质疑,而口语教学也以名称更替的方式开始关怀话语主体的言说幸福。毫无疑问,经过百余年发展之后,汉语母语教育又进入了个新的“转型期”。基于以上对于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整体思考,余论部分提出了个理想母语能力模型,该模型由具有一定层级性的六个要素构成。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既没有平衡地发展各能力要素,也较少考虑各要素问的级性差异,是一种不太理想的母语教育。我们认为,关注母语能力的内部要素及其层级差异,有助于学校母语教育走向一条高效途径。
刘墨[6]2003年在《乾嘉学术的知识谱系》文中指出本文意在寻求17世纪至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的演变形态与线索。 在学术史视界中，清学可粗略分成叁段：早期的理学经学之争、中期的经学内部之辨、晚期的史学、诸子学与西学引进，构成了清学史的复杂多端——研究乾嘉学术不能忽视人物、着作或论题所产生的历史环境，跳脱环境或是错置时空都无法窥见该学术的真正意义。因为一种曾经居于主流的学术话语被另外一种学术话语所取代，往往取决于学术因素与众多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学术内部的主题变化固然可以导致新的学术意识与研究方法的诞生，而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样是考察学术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从研究取向的角度来看，章太炎的“外因说”强调了社会学的一面；注重实证的朴学与倾向心性义理探究的宋明理学在风貌上固判然有别，但梁启超的“反动说”似乎也割断了朴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延续性；钱穆的“不识宋学，则无以识近代”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提示了我们注意宋人以个人心性体验来展开义理之争，而清人则以经学考证展开义理之争。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晚明为解决义理之争而崛起的经学考证与乾嘉时期以经典为对象所展开的音韵训诂这一纯粹的考据学在本质上的区别；美国的艾尔曼则力图以“新文化史研究”的心态消解“现代化叙事”所带来的种种弊病。 本文通过对此一期间的官学、私学、藏书、出版、学术赞助人、学者型幕僚等多重因素的研究，力图清晰地展现从17世纪以后的儒学何以由注重道德伦理的完善转向经验性实证知识的系统研究。18世纪，在宋明儒家学者那里富有争议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问题再一次被重新考虑，新一代学者偏向了“道问学”一面，“博”本身就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并且在读书人中广泛地流行开来，其结果是突出其知识性而削弱它的实践性。本文也试图对众多的专门学科如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伙、注释、名物、典章、金石、职官、舆地、避讳、天文、历算、乐律等学做出学术史的描述与评价，从中提炼出乾嘉学人的学术意识、方法以及人文成就。 本文选取这一研究课题的意义还在于这样一种努力：学术史的研究应该侧重于考订形成某一阶段的学术史中的种种事实以区别于哲学史对于概念与术语的处理、区别于思想史对于意义与价值的处理。换言之，学术史的主要研究不应是哲学或思想的思辩，而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衡量其是非价值，也即是从知识增长(“学”)和方法论(“术”)的角度来描述某一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它无疑与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或经济史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我们也正好将要看到，17、18、19世纪的学者是如何在朝廷、书院、幕府与经济赞助人所组成的历史环境中穿梭的——这种变化真实地反映了学者的价值取向与知识系统的变化。 我相信，当我们令人信服地在借鉴了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等成果后，学术史的研究是如何增添其丰富性与真实性的，而思想史或哲学史也有可能在学术史所开拓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
许峰[7]2012年在《空间视野下的“现代”上海》文中认为开埠是上海现代性的开端,正是在开埠以后,菜(市)场、跑马场(跑马厅)、公园等传入到上海,而棚户区也是在此时逐渐出现。开埠后各种新型空间的生产,实际上表征着各种新型社会关系的生产。有形的菜场在租界、华界内逐一设立,带动了规范、秩序、市场、契约、卫生、人道、法治、公益等无形的西方现代理念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渗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起到规训、培养的作用,而国人接受菜市场的过程也就是国人逐渐接受“现代”城市生活规范的过程。跑马厅这一空间的开创,本意是西人出于自身锻炼与娱乐的需要,但在无形之中成为西方向中国展示现代体育文明发展成果的橱窗和传播现代体育精神的温床;而国人从四面八方围聚到跑马厅、追捧春秋大跑马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国人接受西方现代竞技体育意识熏陶,认同西方先进文化植入的过程。不过,跑马厅不仅仅是强身健体的体育竞技场,还是西人耀武扬威的处所,华洋之间政治角力的漩涡中心以及不折不扣的名利场。外滩公园、虹口花园、顾家宅公园、兆丰公园等西式公园相继落成并向外国侨民及一小部分高等华人开放,在潜移默化之中促成了上海市民公共意识的觉醒及现代民主精神的勃发。以申园、张园(味莼园)、愚园、徐园、半淞园等为代表的亦公亦私的经营性私园的出现,标志着上海的传统园林建筑从封闭的私家园林向开放的经营性私园过渡,标志着从“私有”到“公享”的转变。而作为翘楚的张园,集公园、游乐场、会展中心、名利场、风月场以及政治漩涡中心于一身,清末民初之际上海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张园身上得到充分地展现。开埠以后的上海吸引了大批来自苏北的社会中下层人士到此谋生。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江北贱民”与被遗弃的“下只角”,这是苏北人及其聚居地闸北在晚清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的形象,上海社会长期存在却在有意忽略、回避对于“苏北人”和“闸北”的地域歧视问题。实际上,苏北人自强不息,并非只是胸无点墨的“大老粗”,但是,对于闸北作为蛮荒之地及苏北籍产业工人作为化外之民的负面形象改造,一直要到2006年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落成才初见成效。大宁国际在闸北的落户,一方面是在改变着闸北在上海人心目中一直以来作为贫民窟、“下只角”的负面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这片一直以来是以劳动为美的工人区中播种下、催生出以休闲为美的中产阶级意识。中产阶级意识崛起在闸北,这一新型都市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上海正从传统的生产型社会逐步朝消费型、休闲型社会过渡。显而易见,开埠以后上海都市文化的生发与嬗变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一条关于“现代性”的主线,即上海不断地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从乡土向摩登转型。但是这种过渡和转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观叁角地菜场、跑马厅、张园、蕃瓜弄和大宁国际这几处在上海赫赫有名的空间,尽管属性千差万别,但是它们的出现或者说生产却不约而同地折射出上海在开埠以后,中西杂糅、新旧交织、美丑并存、正负相随的独特城市风貌或者说是“地方性知识”。比如,菜场的产生既表现出强烈的世俗性又充满了浓厚的商业色彩,同时还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干预烙印。跑马厅既是强身健体的竞技场同时又是敲骨吸髓销金窟,并且还是华洋冲突的政治漩涡中心以及斗富炫异的名利场。而作为“全国人之聚点”的张园不仅和跑马厅一样身兼多职,而且更加是以一种亦私亦公、不伦不类的形态出现。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代行了公园的职能,而且甚至比那些“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侨民公园更富于平等、公共、契约等的现代精神,也更像是“公”园。至于蕃瓜弄和大宁国际就更耐人寻味了。偏偏是在“不夜城”中,在“霓虹灯”下,大片的棚户区一望无际,大批的苏北人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而那座金碧辉煌,以休闲为天职的大宁国际不仅不是坐落在南京路、淮海路等沪上知名的温柔富贵乡,反而是诞生在闸北这个上海有名的“下只角”和苏北人的聚居地,并且不偏不倚,就在大宁国际的正东面就是“上工新村”——上海产业工人的样板居住区。一个是中产阶级的乐土,一个是劳动者的家园;一个以休闲、娱乐为特征,一个以“劳动光荣”、“劳工神圣”为标志。无论是哪一处空间,无一不是矛盾重重、张力重重,正是在多重力量的相互碰撞、共同作用下,终于,上海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呈现出一种中西杂糅、新旧交织、美丑并存、正负相随的独特发展态势。尽管这条充满“上海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如此曲折,但主线依然十分清晰:随着菜场、跑马场、公园、生活中心等空间在上海的呱呱坠地,秩序意识、卫生观念、契约精神、公共意识、言论自由、体育精神、休闲观念等种种西方先进理念也逐渐植入、勃发,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着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其结果不仅是上海民众的物质生活日趋现代,更重要的是上海民众的思想观念和上海的城市氛围日趋现代。这四处空间的生产过程都殊途同归地反映出开埠以后的上海正不断地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从乡土向摩登转型。百年上海,百年中国。
仇昉[8]2008年在《近代狭邪小说艺术史论》文中研究表明近代狭邪小说特指从清咸丰年间逐渐兴盛起来的一种小说类型。它以妓优士绅为主人公,选取妓院、梨园为主要表现空间,“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采用章回体为其文体形式,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这批小说不仅数量众多,其独特的叙述风格与美学品质也在近代章回说部中独树一帜。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近代狭邪小说上承古代“世情”、“人情”小说的叙事传统,下启民初言情、社会小说的创作,在白话小说由古典向现代衍进的历史进程中,有承传递进之功。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先生首次从学理层面上给予狭邪小说明确地界定。此后,这一学术命题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然囿于题材的特殊性以及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制约,有关近代狭邪小说的艺术探索,一直是小说史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学界不仅重视程度不够,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几部重要的文本,另有相当部分作品乏人问津,对近代狭邪小说这一类型的整体把握尤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近代狭邪小说的具体文本,紧扣近代这一“新旧转关”的时代特征,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加以整体关照;努力揭示狭邪小说在近代急剧变革的历史时空中承传演变的具体情形,既注意它在历史纵向上的发展演进,也关注它在横向上对其它类型小说的吸收、借鉴;厘清近代狭邪小说自身的发展脉络,通过对其发展轨迹、各阶段具体表现的全面考察,着力探索促使其发展变革的内、外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这一小说类型的艺术特质。基于对百年来近代狭邪小说研究的回顾、总结(详见附录二),本文修正了鲁迅先生关于狭邪小说历史发展“溢美”、“近真”、“溢恶”叁段论的观点,认为近代狭邪小说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详见附录一),并据此将论文的总体结构分成“近代前期狭邪小说艺术论”与“海派狭邪小说艺术论”两大部分,共九章。“近代前期狭邪小说艺术论”部分共计四章,重点着眼于近代前期狭邪小说艺术特征的探讨。以问题为先导,围绕近代狭邪小说之所以生成的精神和物质因素,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对于前期狭邪小说创作的影响,狭邪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模式、主旨提炼等方面呈现出的艺术特征,列出专题加以研讨。第一章近代狭邪小说生成论。就文学传统而言,中国文学中悠久传承的青楼书写为近代狭邪小说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艺术积淀,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历代文人雅士与青楼名妓之间的爱恨嗔痴、缠绵离散,不仅为相关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说家操作这一题材时的文化心态;在此创作心理机制的主导下,产生的一系列青楼题材作品,又将狎妓冶游这一风月意象点染得更加夺目。近代娼妓业的畸形繁荣和时人日炽日盛的狎游之风,为近代狭邪小说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使得狭邪题材成为近代小说创作的一时之选。第二章近代前期狭邪小说创作论。参照才子佳人小说的文学实绩,细致分析前期狭邪小说的创作,两者在诸多方面款曲互通。首先,面临仕途不遂、人生失落的相似境遇,狭邪小说作家借助青楼风月的演述,重复着先辈以文学创作抒泄个人牢愁感慨,弥缝现实缺憾的思路。其次,叙事模式的选择上,才子佳人小说以“一见钟情——小人拨乱——团圆结局”为特征的情节结构,同样鲜明地呈现于近代前期狭邪小说中。出于个人自寓以及杜绝狭邪小说由情向淫过渡的可能,在才子、妓女形象的塑造中,小说家极尽“溢美”之能事。他们有意打造“才、情、色、德”无一不备的完美女性,借力于佳人形象的发明,确证自我存在的价值。第叁章《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本章选取分层叙述、园林叙事与“谈情”书写这叁个角度,将《红楼梦》与近代前期狭邪小说进行了有意识地对比。前期狭邪小说作家不仅在叙事艺术上汲取了《红楼梦》的丰厚营养,在创作风格上,后者也给予了他们诸多有益的启示。不过,前期狭邪小说对《红楼梦》的模仿,离析出其中丰厚的哲思蕴义,将世俗的欲望、想象植入其间,“摹形而遗神”。第四章近代前期狭邪小说散点透视。主要讨论前期狭邪小说中的谪仙结构和《海上尘天影》的叙事建构两个问题。前期狭邪小说中,鲜明地呈示出以“罪谪——历炼——回归”为特征的“谪仙”结构,它在情节演绎、人物塑造与创作者主观情志的表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谪仙结构与狭邪小说“联姻”后,小说的类型属性与作家的创作心态也扭转了传统谪仙结构的原有模式。在《海上尘天影》的叙事中,贯穿着创作主体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强烈诉求。身处新旧时代的转捩点,作者难掩心中的失落,借助“红楼想象”缅怀逝去的优游岁月,冀此抵消人生价值的消殒所导致的内心失处;疮痍满目的现实情势、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又激发起小说家的民族自尊,继而引发师法泰西,富国强民的紧迫感。两种不乏抵牾、商榷之处的创作意图,最终在“中体西用”的层面上达成共识。“海派狭邪小说艺术论”部分共五章。结合近代上海城市崛起的历史背景,重点考察了新兴城市与海派狭邪小说创作之间的互动关联,狭邪小说风格转变的内、外因素,《海上花列传》叙事的现代性特质,海派狭邪小说的认识价值,狭邪小说在形象塑造、叙事艺术等方面呈现出的阶段性艺术特征。第五章城市与小说:海派狭邪小说的生成。上海城市的崛起与海派狭邪小说的生成具有紧密的、因果式的内在联系。上海城市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实体性存在进入创作者的视野,都市空间与都市思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们的艺术创作;小说家也尝试着借助文字的力量,将自己的都市感受和体验记录在案,冀望进一步探勘都市的内里实质。两者互为生发、彼此关联。《风月梦》作为海派狭邪小说的先声,具有突出的文本示范意义。它首度揭开了青楼风月的迷人画皮,暴露出妓院娼肆的阴暗。叙事上,小说家的目光不仅仅停留于道德批判的层面,给人物的自我演绎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立足现实人生,邗上蒙人成功地探索出一条狭邪小说创作的别样路径。无论是从创作的外部环境、素材来源还是文本的生产、传播与销售渠道,近代上海都为海派狭邪小说的萌生,提供了适宜的沃土。海派狭邪小说在上海城市崛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产生以及之后的迅速流布,宣告了一个依靠媒体生存的文学时代业已来临。第六章《海上花列传》:世情说部的海派叙事。通过对韩邦庆及其父执辈文献的发掘,深化了我们对作者以及松江府娄县韩氏家族的认识。《海上花列传》创作的真实意图,在于建立一种全新的人生书写模式,以平实自然的笔触铺陈现实的日常生活,借以转释普遍人生的真实面目。《海上花列传》的文学实践,从人物形象到美学趣味,极大地更新了狭邪小说这一文类。由都市生活所生发的都市经验、感觉、体验以及由之而来的形式意味,深刻地影响到作者及其叙述方式,他通过破碎、并置等叙事技巧对故事情节加以综合处理,从而营造出小说新颖的时空形式。一笠园叙事作为创作者传统与现代视野互动交织的产物,一方面归因于作者追慕文人传统的内心冲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者不蹈前人窠臼的自主创新意识。籍助于“海上大观园”生成幻灭的演述,具现了作家对时代清醒、审慎的认知与思索。第七章海派狭邪小说人物形象论。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形象的“溢恶”化书写,是狭邪小说在社会化和文学化这两条主轴下相互作用的产物。近代上海娼妓业泛滥,崇尚物质实利的思潮涌动,妓女全然扭转钟情秉义的传统,拜金趋利,情色交易,这为作家的“溢恶”化书写提供了现实范本。传统“女祸”观念的私心作祟,以市场为轴心的文学生产机制,会通大众的媚俗趋附,更使得妓女形象在“溢恶”道路上渐行渐远。《九尾龟》中,章秋谷这一“才子+流氓”式的人物,不无时代指针的意义。他生动地展现了新旧社会转型时期,都市市民大众杂糅的伦理观念和个性诉求,形象地传递出新兴的社会意识和世俗价值理念。上述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海派狭邪小说作家日益市民化的讯息。第八章另类的都市乡土小说:海派狭邪小说认识价值论。从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海派狭邪中充满了对当时世态杂象的刻画,不无历史存影的文献意义。通过对小说中人物行为举止的研判,亦可觉察到在急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海上洋场社会的文化心理及伦理观念等,隐藏在时代暗流下的蠢蠢欲动。第九章海派狭邪小说叙事特征论。为了突出小说劝诫教化的叙事主旨,海派狭邪小说作家们模拟“说书场”的叙述格局,用“说书人”来充当小说的叙述者,主导小说的发展进程。海派狭邪小说对叙事聚焦的运用,兼有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叁种类型,分别对应于叙述者不同的要求。这其中,传统的零聚焦叙事仍占据主导地位。在《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中,外叙事聚焦的运用,极大程度地提升了小说叙事艺术的品质,也在叙事操作的层面上,为作家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提供了技术保障。
陈壁生, 高小强, 丁纪, 曾海军, 廖恒[9]2012年在《《经学的新开展》及相关讨论》文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壁生副教授于辛卯十一月十九至廿四日来川讲学一周。其间,共举行学术讲座两场、学术讨论会叁场。廿一日上午讨论会,四川大学哲学系师生参加者近四十人,壁生教授做《经学的新开展》主旨发言;廿二日上、下午各一场讨论会,儒家哲学方向师友二十余人参与。今录叁场讨论会基本内容于兹,分为上、中、下叁篇:上篇壁生教授《经学的新开展》;中篇围绕《经学的新开展》所进行的讨论,由研究生吴丹、万春晓记录整理;下篇为儒家哲学方向师友讨论,以上午讨论会内容为主,由研究生薛莲、王江月、李婉祯、李毅记录整理。
参考文献：
[1]. “出”、“处”之间[D]. 潘俊.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认同与悖离——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D]. 晏红. 四川大学. 2003
[3]. 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D]. 王独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4]. 钱钟书与英国文学[D]. 许丽青. 复旦大学. 2010
[5]. 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演进研究[D]. 曾晓洁.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6]. 乾嘉学术的知识谱系[D]. 刘墨.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7]. 空间视野下的“现代”上海[D]. 许峰. 上海大学. 2012
[8]. 近代狭邪小说艺术史论[D]. 仇昉. 扬州大学. 2008
[9]. 《经学的新开展》及相关讨论[J]. 陈壁生, 高小强, 丁纪, 曾海军, 廖恒. 切磋集系列.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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