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浩[1]2015年在《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马恩经典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也总激发理论探索者在指导改造世界的同时,充满着对未来理想图景的思考。遵循此理念,笔者分为以下五部分展开全文：一是问题意识。主要围绕“国家权力介入基层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问题意识为核心,展开实证分析和学术对话。具体而言：为什么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经过近30年的发展,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居民自治能力依然低下?导致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的机制及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何破解中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现状,建构理想型的现代化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换句话说,整体性治理理论预设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下,通过整体性政府建立实现善治的可能。放置于中国时空下,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化水平与政府功能整合程度相互影响,两者存在同步进行趋势,并且社会组织化水平的第一推动力为公共行政部门。这项研究让我们可以解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区结构与公共行政体制是如何影响了治理理论在中国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利于在理论上反思治理理论应用本士的适用和限度。二是纵向历史维度分析。放置于中国城市社区历史的变迁角度来看,主要划分为总体性社会下的社区建设和分化性社会下社区建设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高度行政整合的社会几乎不存在社区居民自治体系发育的土壤。在后一个阶段,随着公域、私域、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社区居民自治在政策制度体系初步确立。其背后转型的动力源宏观上主要有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改善与社会职业群体分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叁个方面,微观上体现为以社区类型空问演变、流动人口社区分布以及特殊人群需求多元化等特征的社区分化。在此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的社区建设,短时间内使社区硬件设施以及人员组织体系迅速得以完善,然而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依然较为低下。叁是共时性比较分析。造成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困境的主因归结为社区结构的碎片化和政府功能的分散化。社区碎片化是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传统共同体瓦解的自然反应,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共理性精神的发育不良是社区碎片化难以进行自我疗伤的深层次逻辑。政府功能分散化是以功能性分工为原则的官僚科层体制自身的弊端造成,也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文化触手在当下社会的延伸。其中,社区碎片化与政府功能碎片化(分散化)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一方面碎片化的社区无力组织自我服务,只能依靠行政力量、行政资源与行政方式填补,另一方面功能分散化的政府分割了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造成社区行政化与负担不断加重。四是社区整合实践反思。依据西方社区建设经验来看,组织整合是未来中国碎片化社区修补的方向,也是建设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关键。在中国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现代社会组织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介入。源于欧美国家的公益创投活动,因能够迅速有效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而备受我国地方政府推崇。公益创投有孵化器与项目孵化两种主要模式,前者依托实体孵化机构和场所,进行系统培育,后者依靠项目与技术支持,化居民需求创意为微型社团,实施微型自治。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能够通过组织培育,整合破碎化的社区,优化政府部门资源和权力输出方式,并有使政府及其执行机构、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在公共资源分配及享用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权责对等的关系。五是未来发展图景与理论提升。整体性社区与碎片化社区相对,是对未来城市社区发展的畅想,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彼此依托、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社区公共生活的完整空间,是政府部门、社区和社会组织叁个治理主体间合作过程中,满足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实现自治能力提升的理想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状态。通过对公益创投反思,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笔者建构了社区治理“陀螺模型图”,它被赋予实现整体性社区的重任,主要内容包括公益服务项目整合机制、以平台发育与社会组织络整合机制、以社区自组织网络整合机制,以及叁者之间相互支持与协助的整合网络机制。六是结论,即社区居民自治空转是社区碎片化和政府功能分散化相互迭加的结果,整体性社区是社区居民自治的理想图景,他的实现是政府主动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网络体系建构,同步推动政府部门功能整合的过程。
罗英豪[2]2007年在《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社会建构论出发,探讨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内涵和有效路径。鉴于社会建构论的理论优势与不足,本研究借鉴东方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化综合思路和奉行“共赢”游戏的逻辑,采纳强调合作与沟通、赞美个性和肯定多样性的新型文化理念,在立足于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化中的有益理论,以社会建构论为主导理论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问题展开研究。本研究首先从过程的、动态的角度通过回顾中西社区理论和社区发展与建设的发展历程,在比较分析中得出对中国社区理论和社区建设的有益启示;在社会建构论视角下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社区发展和建设中中西社会特性差异的比较尤其是通过社区经济、政治参与、文化、社会结构—关系网络、精英效应的对照,探寻适合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可行方案,使现阶段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不断变化的社会大背景相一致。最终从社区经济与发展、政治参与、文化、多元主体互动与共赢、社区意识等的社会建构视角探讨了传统而又现代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合理路径。
王丹[3]2017年在《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社区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从我国基本国情、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角度出发,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最佳突破口应从社会结构中最基层的群众组织——社区着手,以社区为代表的基层组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元素。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理论指导,以当前沈阳市城市社区为载体,在国内外已有的城市社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除了采用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以外,还采用了实证分析法,即通过为期两年的实地走访和大量的问卷调查,与沈阳市委、市政府下发的相关规定、文案和报导相结合,对沈阳市的城市社区建设进行了深度的研究。首先,对社区建设的相关理论,如社区的含义、分类、功能和我国社区建设的四个主要模式进行了阐述,并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对社区建设的新要求;其次,对沈阳市社区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介绍了沈阳市社区建设的概况,总结了近些年社区建设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分析了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如社区自治能力较弱、居民参与率较低、社区服务功能发挥不充分、社区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最后,结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新要求和当前沈阳市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五项对策,分别为加强社区服务职能的建设、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建设、推进民主社区自治的建设、增强社区居民参与、加强社区环境的治理。尤其是在加强社区服务职能建设的具体措施中提出了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和搭建叁个服务平台的新观点。
刘晓丽[4]2015年在《大环境与微循环：中国社区公民的生成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由人联合体"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目标,它认为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在这个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中,"自由人"应当是基础的,由它组成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以自由、融合为特征的人类和谐社会。在目前社会中,社区居民的发展应当是自由而全面的,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这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治理中,居民还没有公民意识和公共参与能力,真正的社区共同体也没有完全形成。基于此,本文的理论关怀在于如何促进居民转变为公民,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治理的"四微机制"和"微治理"如何可能。十八届叁中全会上作出了明确决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高度的情形下,适时提出的充分尊重历史、重视民意的治国方略。在这个治理体系中,城市社区应当是社会实践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它更加全面的体现了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正如国外的着名学者吉登斯谈到的,"社区"是新兴政治的根本所在。本文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典型个案为实例,以社区治理中居民转变为公民的生成机制为研究对象,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治理的"四微机制"和"微治理"如何可能,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首先是它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治理理论的实现,解决城市社区治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次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认识过程,即"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它将促进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治理理论和自治理论的全面发展;再次是它将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本文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该部分作为论文研究的首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本篇论文研究的主题,并对研究提出理论假设,同时指出主要研究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并分析论文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等问题。第二部分是作为论文的核心部分,它包括论文的第二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该部分主要探讨社区治理的微循环何以可能和居民如何转变为公民。第二章,论文首先立足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治理模式的变迁历程,揭示社区治理的大背景,为后面四微机制的论述做好铺垫。第叁章,重点阐述社区治理主体面临的叁重困境、原因及其影响。政府困境、居委会困境和共同体困境是社区治理主体困境的主要表现。由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在社区治理中的定位不准,导致其"越位、错位与缺位"情况时有发生,从而导致社区居委会在组织的设置、自治章程的制定、人事决定以及工作制度、项目经费收支、项目运行方式、项目考核机制等方面趋于行政化。行政化色彩严重带来的后果是社区居委会负担重,具体表现为"七多"(承接的管理服务多、应对的检查考核多、完成的台账报表多、出具的证明盖章多、连接的信息网络多、承担的临时任务多、悬挂的各类牌子多)。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困境必然导致共同体困境,使社区有"形"无"实",使居民的公共精神难以形成,使社区的本质和目标不能实现。这叁重困境严重阻碍了居民参与,进而影响居民自治的推进和制约了社区建设的进程,使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和社区治理中公共空间难以形成,进而对党的执政基础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第四章,论文从调整政府和居委会权力结构入手,通过多重赋权增能,摆脱社区治理的叁重困境,促进社区居民向社区公民的转变。首先,需要进行行政赋权。政府可以通过叁事分流机制、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和公益创投机制等给社区居委会和居民进行行政赋权,即将社区自治权赋予社区居委会,将知晓权、行动权、决定权、监督权交给社区居民。其次,需要进行技术赋权。通过项目的形式,社区工作者先给社区社会组织技术赋权,将社团孵化流程运用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过程中,进而提高居民的自治能力。社区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他们将运用在能力培训中学到的社区治理的"六大技术和九种方法",以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培育出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以组织者、引导者、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到项目的实施中,但秉着"今天的介入是为了明天的退出"的理念,不再包办居民的各项事务。多重赋权的过程,其实也是增能的过程,让社区工作者增强专业能力,让社区居民在参与中增强自治能力,从而逐渐向社区公民的身份转变,这将有利于社区治理中多方主体格局的形成,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循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主张从本土的实践"土壤"中去发掘本土的理论"营养",然后用来解决本土的实际问题。以此理论为出发点和着眼点,本文在第五章进行了实证的分析。主要是从互助类、治理类、志愿类社区社会组织的典型案例分析中,找出了公民生成的事实逻辑,即居民从自助到助人,再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在这个过程中使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公共精神得到提升,并锻炼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能力,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公共责任,并在以上条件成熟时,逐渐完成居民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变。第六章,论文从上文公民生成的事实逻辑中,进一步提炼出社区公民的生成机制——四微机制。社区治理的微循环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由微群体、微项目、微社团和微自治共同构成的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其中微群体是居民参与生成的主体,微项目是居民参与生成的载体,微社团是社区公民生成的组织基础,微自治是社区公民生成的目标,社区微治理在微循环的过程中得到发展。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尾部分,即第七章。本部分不仅总结了论文的基本结论,还对本文的理论关怀"如何促进居民转变为公民,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治理的'四微机制'和'微治理'如何可能"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笔者在论文分析论证后,得出了四个基本结论。首先是我国社区治理应重视内生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的构建和发展;其次是社区治理的新理念应该转变成新的社区工作模式,使社区、社工、社团形成"叁社互动"的机制;第叁是社区服务应以公民需求、参与为导向,建立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服务提供机制,提升社区服务的供给水平;四是社区治理过程的社会化。笔者还讨论了社区自治和居民自治何以可能的问题,认为:社区治理应该是多元主体参与协调的过程,尤其是公民参与治理;四微机制不仅是社区治理的微循环机制,行政管理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操作性机制也是通过四微机制(即微群体、微项目、微社团、微自治)实现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国家向社会放权和赋权是社会成长的关键条件。
于显洋, 任丹怡[5]2016年在《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的再思考——基于30年社区发展实践的回顾与反思》文中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经历了30余年的曲折发展历程,本文从社区研究的理论视角、范式与方法以及被普遍关注的四大问题,对以往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未来城市社区建设在保障政策的连续性与可持续性、构建完善服务体系的前提下,重点思考如何从"问题解决模式"及"按需服务"转变到化解矛盾及引领需求上,如此才能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
张长娟[6]2008年在《城市社区党建研究》文中认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是改革开放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城市社区党建已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对城市社区党建的重要性、内涵和特征、现状以及新时期加强城市社区党建的对策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第一部分:加强城市社区党建的重要性。这部分主要论述城市社区党建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问题;是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第二部分:城市社区党建的内涵和特征。这部分主要论析了城市社区党建的内涵和城市社区党建的特征。内涵方面,是在分析城市社区的提出及内涵的基础上,再分析城市社区党建的提出及内涵的;特征方面,主要从地域性、社会性、群众性、服务性四个层面探析了城市社区党建的特征。这是本文的难点。第叁部分:城市社区党建的现状。这部分主要从城市社区党建中取得的主要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两个方面探析了城市社区党建的现状。取得的主要成效方面,从确立了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建立起了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支部,明确了街道党工委和城市社区党组织的管理范围,在城市社区“两新”组织中建立起了党组织,一些制度和机制基本建立起来等五个层面概括了城市社区党建取得的主要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方面,从对城市社区党建重视不够及原因分析,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及原因分析,对党员管理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两新”组织中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发挥及原因分析等四个层面探析了城市社区党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这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第四部分:搞好城市社区党建的对策。这部分主要从进一步提高人们对城市社区党建的重视程度;不断完善城市社区党建组织机构的设置;切实提高城市社区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大力加强对城市社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析。对如何搞好城市社区党建提出了自己的拙见。这是本文的新意所在。
张卫静[7]2013年在《城乡一体化视域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一个地级城市为个案,分别从地级、镇级、村级叁个层次考察了城乡一体化视域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本文认为城乡关系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性与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城乡一体化是解决我国“叁农”问题的根本路径。对于农村发展来讲,能否获得与城市相等的发展机会与条件是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宏观的农村问题必须透过微观的农村社区得以解决。在梳理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历程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对农村社区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认为在农村社区建设中通过完善的多元参与、公共服务、资本整合机制的建立与健全,定能实现农村社区的建设目标,实现城乡之间的融合。对于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探讨是最可靠的方法。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历程,认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经历了封建社会时期的乡里制、保甲制；民国时期的保甲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队社制、村组制的多次变革后,开始实施的农村社区制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第叁次变革,是适应发展变化的国情做出重大战略选择。在对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次分析了我国实施农村社区建设的社会背景。本文认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是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宏观背景,我国实施的乡镇政府改革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中观背景,村民自治中存在的各种缺失问题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微观背景。在推动实施农村社区建设时,我国部分城市社区与农村已经先期进行了社区建设,已有的实践经验为我们全面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使我国农村社区在建设伊始就沿着科学、规范的道路进行。作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农村社区建设要实现管理有序的目标需要转变社会管理方式,建立政府、社会、民间组织、公民个人多元参与的格局。多元参与是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将社会治理理论的多元化参与引入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治理理论本土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目标与方向。传统的公共服务存在一系列的弊端,导致农民基本的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影响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的实现。随着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必然要求政府实现职能转变,由行政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充分发挥市场、社会的作用,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文明祥和的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在一定信任、规范、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传统的社会资本逐渐缺失,新的社会资本还未聚成。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进行资本整合,为实现文明祥和的农村社区建设目标提供保障。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进行的农村社区建设,多元参与的管理体制、服务均等的服务体制、资本整合的运行体制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也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目标走向。首先,多元参与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与逻辑起点。政治参与是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多元参与机制,才能具有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可能性。其次,服务均等是连接多元参与及资本整合的连接点,只有建立完善的服务体制,使农村居民具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会,才能在微观基础上实现农民、社区、国家之间稳固的联系。再次,农村社区建设最终要实现社会的文明与祥和,这就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整合各类资源,实现资本的集聚。通过以上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顺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基本成果,建立一个体现公平正义与善治的社会。总之,农村社区建设是在“新四化”同步发展中的社区建设,是解决我国转型性社会发展中所出现一系列问题的必然选择,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起点上的农村社区建设,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基础性工程。以上全部贯穿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是实现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建设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理顺了以城乡关系为核心的各类社会关系,创新了社会管理体系,维护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努力在社会建设进程中为实现城乡居民的“中国梦”而奋斗。
叶长丽[8]2013年在《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探究》文中提出城市社区,是现代城市人的居住家园和心灵归属港湾。城市社区文化,作为一个城市社区的灵魂,研究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具有深厚的现实意义和需求。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的基层细胞组织,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的需求水平越来越高。城市社区文化的和谐发展关乎着每一个城市社区的健康发展与稳定。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运行机制以及城市社区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为搞好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笔者采用的是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2002年至2011年共21个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个案进行梳理,以时间和地域两个变迁维度,划分为东部城市社区、中部城市社区和西部城市社区,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思想观念、管理运行机制、社区文化活动、社区文化的教育功能和社区的法律法规等建设问题逐一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思想观念、管理体制、社区文化活动、社区文化共同体和社区法律法规等方面分析了制约社区文化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个案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各种规章制度、运行管理机制、建设经费、人才队伍、基础设施等没有协调发展。各地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存在较大的差距和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东部城市社区文化发展比较好,西部城市社区文化发展不足,中部城市社区文化发展较迟缓。随着时间的变迁和地区的转换,政府和管理者的观念固化、参与主体老年化、社区文化建设经费不足和筹备渠道不完善、社区文化人才缺乏,以及社区文化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等问题表现出一致性,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为了使城市社区文化健康、协调发展,为了使城市社区居民找回社区里的人情味,笔者认为首先政府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社区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其次,健全与完善社区文化建设的体制与机制；第叁要充分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文化需求；第四应加强社区文化教育,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最后应建立健全社区的法律法规,实行依法治区。
吴常柏[9]2016年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城市逐渐变为欧美各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域,也使城市社区成为理论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焦点议题。世界各国也将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将治理理论充分运用到国内外、城乡及社区领域的管理中,积极倡导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间新型网络合作关系,以此来应对各国政府的失灵与市场的失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正在经历一场基层社会的深刻变革,社区已然成为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空间。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来看,都需要建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来承接政府和企业分离出来的社会基本职能,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和谐。在探讨和争论中,学术界又通常把主攻方向集聚在城市社区上,加之城市社区的复杂特性与尚未成熟的管理体系也使社区成为多方关注的“宠儿”。在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中,边疆民族地区的社区也很有其典型性和特殊性,但是就目前对此类社区的研究成果来看,除官方和个别学者零星文章外,为数不多。所以,文章选择“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做为研究对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理论及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政治社会学为主线,综合运用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等分析工具,选取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文章所选取的“DZ社区”是一个复杂重点社区,该社区处在老城区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少数民族多,民族成份复杂,出租房屋多,未成年人多,基础设施薄弱,居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等特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文章对乌鲁木齐市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围绕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的主题和目标,聚焦城市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主要内容,深入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现状、困境和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构建“解困之道”。依照上述分析理路,文章具体涵盖如下主要内容：一是理论铺垫,主要聚焦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文章首先在具体阐述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宏观上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微观上具体细致地梳理了国内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以上两个维度作以简要的评述。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考查和界定了文章的叁个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和运行机制,具体指明了其在“边疆场域”中的主要内涵和目标指向：文章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治理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叁个理论分析工具,具体介绍了叁个理论的缘起、代表人物、主要观点以及其主要理论内涵在本文的适应性和主要指向,将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为文章主要内容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论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历史回顾,主要聚焦在第叁章中。在分析和梳理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演变历程中,主要包括叁个发展阶段,即单位制时期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元化体制、单位制解体时期城市街区治理体制的建构、后单位制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诉求等,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概括提炼出其叁个基本特点,即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治理内涵,主要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大意义、主要目标、主要类型及模式选择等内容；多民族成员的聚居的空间结构,主要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具体阐述了当前各民族居住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分布特点、分布区域等内容；街区呈现出压力型体制的主要特征,针对边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题和复杂的“维稳”形势,边疆城市社区治理中呈现出明显的压力型体制的基本特点,这一基本特点又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可传递性”和“放大性”。叁是实证分析,主要聚焦在第四章中。文章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具体考查了DZ社区的组织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的运行机制、片区管委会的运行机制、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社区社会团体的运行机制等；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主要考查和分析了居民参与的基本内涵、主要功能,并以具体案例为参照对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现状进行全程的扫描和分析；社区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四点内容,即社区贫困救助机制、社区就业援助机制、社区法律嵌入机制及社区经费收支机制等。在以上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提炼。四是制约因素,主要聚焦在第五章中。文章在结合上述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基础上,具体剖析了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叁点举要：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横向对比来看,与其他省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疆内纵向对比来看,南北疆经济发展差距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南疆经济水平落后明显。二是政治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治理内容聚焦性不强,围绕城市社区治理的主题和目标,政府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要不断聚焦治理内容；政策输入迭加效果未彰显,中央和地方密集的政策优惠,加快了新疆各领域的建设步伐,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问题,还需重新聚焦；非传统安全制约治理突出,当前影响和干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以“叁股势力”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坚决打击国内外“叁股势力”,及时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新疆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叁是民族宗教因素,主要包括文化习俗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习俗,都必须给以尊重和包容的心态加以引导和培育；非法宗教活动的抵御与打击,非法宗教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新疆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毒化了社会风气,为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与调适,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民族关系出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不断调适和聚焦。五是路径选择,主要聚焦在第六章中。边疆民族地区城市治理运行机制以“维护稳定”和“服务民生”为核心的目标体系,还需要从多方面内容进行丰富和发展；在坚持相关治理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边疆城市治理运行期间出现的具体问题和制约因素,文章从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叁个维度,尝试着构建如下几条基本路径：即调整社区治理的组织架构,拓展运行空间；加大社区治理的资源开发,拓宽支撑渠道；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范围,推进协商民主；激活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本,培育公共精神；调控城市社会心态的走向,筑牢稳定根基；健全社区治理的法治嵌入,加强保障力度；创新社区治理的技术支持,增强治理实效等内容。六是结语与展望,综合文章所述具体内容,再一次重申和明确边疆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的重大意义及现实面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点延伸思考：边疆民族地区“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相容关系、边疆民族地区“多元主体”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边疆民族地区“市民社会”与“社会参与”的动力支撑、边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与“治理绩效”的推进作用。
李凤琴[10]2012年在《从权威控制到体制吸纳：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研究》文中提出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现行的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中寻求突破,以回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在中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被划分为一个个单位,在以单位为主、街居为辅的城市基层制度安排下,中国城市社区形成了条块分割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安排。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原有的社区公共服务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以单位为人身依附获取福利(公共服务)的体制终将被变革的时代所淘汰。随着社区服务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如何整合社区资源,实施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革故鼎新,以提高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满足城市社区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已经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社区公共服务效能低下,社区居民公共服务短缺、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没有分开、社区公共服务政府投资不足,社会筹资渠道不畅等问题突出。如何变革这种状况,改革和创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和机制,已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注的焦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面临全面的转型。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为何转变以及如何转变的问题。据此,本论文以社区作为公共服务拓展的战略性空间,以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变革作为研究主线,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以及典型案例的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体制机制等问题进行探索。在吸收社区公共服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运用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区分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了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吸纳模式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探讨社区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控制整合色彩较浓的权威控制型服务模式,接着从宏观、微观、和现实叁个方面考察了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的背景和动力。其次,着重探索了体制吸纳何以成为再造社区公共服务的逻辑,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社区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体制吸纳的机制(社区公共服务的复合生产)、体制吸纳的本质、体制吸纳原则与方式、体制吸纳的优越性以及作为载体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再次,通过对不同类型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吸纳的差异以及两个实践中的体制吸纳服务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体制吸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问题。最后,针对体制吸纳服务模式存在的困境,提出了优化体制吸纳服务型模式的建议,即体制的重塑、机制完善和具体路径的设计。体制重塑上重点变革社区管理体制;不断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的多元参与机制、需求表达机制、资金投入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具体路径上,从培育社区民间组织、社工队伍建设和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叁个方面来设计。通过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城市社会转型推动着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推动着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变;体制吸纳是一种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方式;社区公共服务的复合生产是公共服务再生产的有效机制;公共服务中的伙伴关系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现实路径。最后,对未来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以及提出论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D]. 尹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2]. 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研究[D]. 罗英豪. 西北师范大学. 2007
[3].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社区建设研究[D]. 王丹. 沈阳工业大学. 2017
[4]. 大环境与微循环：中国社区公民的生成机制研究[D]. 刘晓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的再思考——基于30年社区发展实践的回顾与反思[J]. 于显洋, 任丹怡. 教学与研究. 2016
[6]. 城市社区党建研究[D]. 张长娟. 西南大学. 2008
[7]. 城乡一体化视域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D]. 张卫静. 山东大学. 2013
[8]. 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探究[D]. 叶长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9]. 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D]. 吴常柏.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10]. 从权威控制到体制吸纳：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研究[D]. 李凤琴. 南京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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