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哲[1]2004年在《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及最优货币政策》文中认为“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简称FTPL )是最优货币政策理论领域的最新进展,这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与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反,它认为价格水平不是由货币政策来决定的,而是由财政政策决定的。这个理论说明,价格水平之所以由财政政策决定,则是因为非李嘉图政策的运用。非李嘉图政策的运用突出了财政政策对于价格水平的决定作用,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水平的波动减轻其负债和赤字的压力,产生变相的违约。本文首先对价格水平决定的传统理论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回顾,然后粗略地述评了货币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对于价格水平决定的不同观点。在此基础上,又对非李嘉图政策规则下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别在货币经济模型、非货币经济模型、长期利率模型、以及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了价格水平是如何决定的。在非李嘉图的政策规则下,政府通过钉住未来剩余的现值,将政府的收入(T)和支出(G)外生化,政府的赤字用发行的债券来融资,然后通过让市场价格水平的波动来调整政府的预算平衡。这个过程表明,政府的赤字越大,政府的负债越多,那么价格水平的上升空间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价格水平由财政政策决定的理论要求最优货币政策要钉住利息率,本文分别研究了在李嘉图规则和非李嘉图规则下,采用什么样的利率反馈规则能够实现价格水平的稳定和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在李嘉图规则下,只有在不完全竞争和价格水平粘性的情况下,最优的政策规则才有可能是消极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但要求这是一个同步性或者后顾性的利率反馈规则,在前瞻性利率反馈规则下结论并不成立。在灵活性价格水平模型中,这个结论同样不成立。在非李嘉图规则下,最优的货币政策是消极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结合,而且这个结论在后顾性和前瞻性的利率规则下也都是成立的。本文还建立了两个随机模型,表明即使在不确定的情况下,FTPL也是成立的。但是,实证分析的结论并不特别支持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主要论点,这也是这个理论的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
刘翠[2]2015年在《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98年我国房地产市场货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但随着房地产行业的不断发展,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房地产价格犹如坐上“火箭”般上涨,其上涨幅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的承受能力,成为了引发社会矛盾的突出问题。房地产价格的飞涨不仅成为了突出的社会问题,更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也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在公众眼中货币政策是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一剂良药,认为货币政策作为调控经济、稳定价格的重要手段,不仅应在物价稳定和产出稳定方面发挥作用,还应关注资产价格的稳定,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稳定。但是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措施来解决高企的房地产价格,但事实上效果却并不明显,房地产价格整体上涨的趋势并未受到遏制,房价超过居民的收入承受能力的现象依然存在,由高房价引起的社会问题依然突出。种种迹象表明现阶段所采用的货币政策无法有效解决高房价的问题,必须在现有货币政策体系中充分考虑房地产价格波动,进而对货币政策规则中的工具规则、目标规则做出相应的改变,来尽快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本文以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经济增长是否产生影响,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然后分析若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各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否变得更密切,即货币政策是否应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其反应程度如何?是直接干预还是间接关注?最后分析若货币政策应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后,目前的货币政策规则还是否合适?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是否需要做出修改与完善?何种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才是适合我国目前阶段具体国情的?在具体章节结构上,本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及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将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关系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全面的总结与梳理。第叁章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稳定,首先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偏高,然后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存在房地产价格偏高的原因从供给、需求两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就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消费、投资、经济增长领域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第四章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反应,首先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然后就房地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随后对货币政策是否应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给予判断,最后就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反应程度做出判断。第五章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工具规则选择,建立一个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OLS分析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反应系数进行估计,认为前瞻型混合规则是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最佳选择,随后以美国为例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国际经验进行介绍,最后对混合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第六章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目标规则选择,首先对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以及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需要增加金融稳定作为第五个目标,然后对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目标规则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并非我国现阶段的最优货币政策目标规则,最后对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未来实施情况进行再探讨。第七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对主要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提出相关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进行进一步的展望。与国内外的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房地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分析中,本文不仅运用DSGE模型就货币政策是否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进行分析,还运用VAR—MGARCH—EEKK模型就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具体反应程度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货币政策应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采取间接关注的手段。在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分析中,本文将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划分为货币供应量规则、利率规则和混合规则,将每种货币政策工具规则按照反应类型不同,又分别划分为前瞻型、当期型和后顾型,并利用OLS分析方法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反应系数进行估计,运用DSGE模型对基于房地产价格波动的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规则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福利损失分析,得出结论是前瞻型混合规则是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下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最优选择。在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的分析中,本文通过构建改进的IS-Philips曲线,将房地产价格波动作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关键变量纳入到理论模型中,试图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是否需要加入金融稳定这第五个目标进行分析,其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应加入金融稳定作为第五个目标。并利用敏感性分析方法,对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的最优选择进行分析,分析得出目前备受西方国家推崇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并非是当前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后的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的最优选择。
郭晔, 黄振[3]2012年在《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拓展与争议》文中研究说明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FTPL)认为通货膨胀不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一种财政现象,价格水平由政府预算约束在均衡处相等来决定。本文对这一价格水平决定的新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阐明了FTPL的新进展及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以此为该理论能更有效地运用于现实提供改进的思路。并且,为我国进一步稳定物价水平和平抑经济波动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和政策搭配方案。
邓立立[4]2004年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发展趋势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的数次金融危机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和传染性而令人震撼。值得注意的是，历次金融危机虽然起因和表现各异，但是其中都伴随着货币危机，都导致了相关国家汇率的剧烈波动和汇率制度的调整。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寻找解决问题出路的时候，各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有些国家抛弃了旧有的僵化汇率制度，转向自由浮动，而另外一些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区域货币合作谋求稳定的金融环境。于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选择和设计一种适合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汇率制度，增强抵御各种风险和经济冲击的能力，确保和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对我国而言，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选择适合国情的汇率制度是今后面临的关键问题。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汇率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汇率制度选择分析的理论框架、汇率制度选择的制约因素、当前各国汇率选择的经济背景、不同类型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现状与趋势，以及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及参与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注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综合运用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等多种方法，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的大量理论文献，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评析，并进一步引申和发展，阐述自己的观点。 全文共分七章，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背景进行描述。首先从历史的角度阐述汇率制度的演变，分析国际汇率制度演变的规律。然后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第二章建立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核心，对比分析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均衡、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国际收支失衡时的调节方式等。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资本完全流动时，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财政政策有效，浮动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好于财政政策。根据
朱培金[5]2013年在《扩展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分析当前国内外货币政策规则的设计、选择和操作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泰勒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对泰勒规则的扩展，利用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判断和经验证据。本文从泰勒规则总体特征、汇率管制下的泰勒规则、非线性的泰勒规则、在粘性信息框架内的泰勒规则、泰勒规则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以及具有太阳黑子冲击的泰勒规则等六个方面的分析，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一、鉴于泰勒规则作为货币政策规则所因具备的条件，我们研究了泰勒规则的八个总体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中国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泰勒规则并不具有稳定经济的能力，但是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正在增强，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参考。于此同时，加入货币供应量因素的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反映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有效性。二、在开放条件下动态宏观经济模型中引入具有管制的汇率因素，通过央行的损失函数获得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函数——泰勒规则，并对汇率管制对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计量分析，试图检验汇率对货币政策规则的效应。我们对最优泰勒规则进行拟合估计，结果表明，在汇率管制下，汇率传导机制对泰勒规则作用并不显着，利率主要还是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分析利率冲击对经济的影响，通过DSGE模拟分析得到，具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能有效地隔离国内外冲击，从而印证了泰勒规则中利率对汇率反应不足的现实。叁、研究对货币政策规则的非线性传导机制重视不足，央行可能会对目标变量的偏离具有不同的反应。我们通过在一般均衡框架中适当修改央行的损失函数或是在约束条件中引入非线性菲利普斯限制，考察非线性最优泰勒规则。同时利用对数平滑转换自回归(LSTAR)模型对非线性泰勒规则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我国泰勒规则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而且在非线性泰勒规则中，无论名义利率、货币供应量变动还是汇率变动作为非线性转换变量，利率对通货膨胀反应均不足，可能引发经济不稳定困境。中国泰勒规则有效性不足，说明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可能还存在诸多障碍。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我们重新开始审视货币政策规则在粘性信息条件下的作用效果。我们在包括产品、劳动和债券叁个均衡市场的粘性信息一般均衡(SIGE)框架下研究中国经济。通过引入厂商、劳动者和消费者叁种信息更新概率，并假设货币当局以利率规则作为操作工具，经过校准处理，并在SIGE(粘性信息一般均衡框架)模型下分析了各种冲击下的脉冲相应函数。研究得出，(1)生产率变化最为敏感；(2)货币政策松紧随着不同的冲击呈现不同状态；(3)劳动供给和产出(缺口)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影响是相似的，但是幅度大小不同；(4)产品价格和工资在各种因素冲击下影响不大；(5)各变量的波动主要来自总生产率冲击。五、研究泰勒规则对宏观经济系统稳定性均衡问题时，利率与非政策经济变量的长期关系并不是研究的焦点，它们的短期关系才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内，分别研究了泰勒规则和具有平滑效应泰勒规则对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问题，通过简单的脉冲反应图，发现具有平滑的泰勒规则在降低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外，还具有使经济变量回归稳态放缓的可能。并在DSGE中讨论了货币内生性问题，只要央行按照利率政策调控经济，并且经济是满足跨期最优的，那么货币供应量就具有内生性。同时适当增加其他经济扰动项，可以提高模型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六、为了研究中国泰勒规则对宏观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均衡，我们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均衡模型基础上引入太阳黑子冲击，运用贝叶斯统计推断方法估计DSGE模型，考察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均衡和不确定性均衡。通过引入货币政策冲击、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以及太阳黑子冲击，利用1996—2012年的数据，检验了我国泰勒规则的不确定性均衡。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泰勒规则具有不确定性，太阳黑子冲击能导致“自我实现”均衡，虽然太阳黑子冲击能对内生变量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对基本冲击的传导作用有限，因此，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主要还是受基本冲击的影响。
李晓芳[6]2006年在《我国转轨时期财税政策效应及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我国经济发展和财税政策实际情况为背景,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转轨时期财税政策的动态效应和我国动态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深层次的剖析,并以此为依据,对当前我国财税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主要沿着五个方向展开:一、绪论。介绍论文选题意义,并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税收调控的研究现状,并对我国近年来的税制改革和所采取的财税政策进行回顾,最后给出本文研究的目的及主要研究内容。二、确定我国最优的宏观税负水平,我国宏观税负并不大,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际宏观税负水平既低于使税收收入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也低于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叁、对我国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效应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途径进行计量分析,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四、根据经济理论,不同税种对宏观经济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我国的主要税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证实不同税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一致,本文认为分税种分析是有必要的。五、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进行计量检验。通过估计模型并计算得到我国税收收入的自动稳定功能的大小,以及我国财政态势。利用上述方法,估计模型并计算得到我国各个税种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大小,结论认为我国的增值税自动稳定功能最强。并运用回归模型分析我国的财政态势,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的财政态势不具有对称性,财政态势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是顺周期的,而在下降期是逆周期的。
黄族胜[7]2008年在《全球经济失衡与美国宏观经济利益》文中提出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世界经济的不平衡都在迅速的加剧,很多学者认为现在的全球经济失衡是不可以持续的,应该进行调整,否则会产生危机。他们提出的调整方案也大致相同,不外乎紧缩的财政和扩张的货币政策,汇率贬值以及通过贸易政策促使其他国家进行调整。虽然经济学家们的讨论十分热烈,但是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并不是按照经济学家们建议的去做。尽管美国2002年到2004年美元汇率贬值幅度不小,但是美国并没有配合紧缩的财政政策。其政策组合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扩大。不仅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近期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形成的重要原因,如果详细的考察几个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时期,我们都可以得到类似结论。美国既然采用了扩大外部失衡的经济政策,我们可以推断美国必定能够从全球经济失衡中获得宏观经济利益。美国从全球经济失衡中到底获得了什么样的宏观经济利益呢?不同于其他学者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看法,本文认为并非美国金融行业的发达引起了全球经济失衡,而是反过来全球经济失衡推动了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以此为基础,我们得到美国从全球经济失衡中获得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利益即为金融行业的发展以及实体经济的增长。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全球经济失衡对美国金融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相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1980年代初期,美国采取了包括Q条例,利息平衡税等等金融管制措施,避免美元资产的流出,同时也给美国向国外提供金融服务形成了障碍。即使美国有经常账户赤字,其他国家对美元资产有需求,他们也无法推动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在19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为全球经济失衡推动美国金融行业以及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1990年以来,美国金融行业在外部需求的推动下,发展更为迅速。1990年以来美国证券市场指数的飙升,美国对外投资收益增加,新经济繁荣等等,都体现了美国金融行业的大发展。美国金融行业发展除了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分散风险等传统途径推动其经济增长外,还通过Nasdaq市场的繁荣和新经济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美国从全球经济失衡中获得的另外一个宏观经济利益是对通货膨胀更好的控制。失衡对美国国内价格水平控制的好处,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是宏观层面,第二是产业层面。宏观层面上,即使其他国家的盈余美元大量回流到美国,甚至出现了全球性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却并没有改变经常账户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美国货币供应量受经常账户影响的系数是正的,即赤字会减少货币供应,即使美国的系数值比其他国家要小。产业层面上,美国将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国外之后,净进口的不断增加,必然导致国内这两种行业的价格水平下降。本文把纺织行业以及汽车行业等作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代表,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因此,不论从宏观的层面上,还是微观的层面上,我们都可以认为失衡为美国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提供了便利。美国从贸易失衡中同时能够获得价格水平控制,金融行业乃至实体经济增长的好处,因此本文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最优规模的决定函数必定和其他国家有区别。根据全球经济失衡推动给美国带来的两个宏观经济利益,本文改写了以经常账户状况为重要变量的美国政府损失函数,并且对几个全球经济失衡加剧时期美国的最优经常账户的方向进行了讨论。得到的结论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几个时期,美国的经常账户最优值均为负值。当然,福利分析得到的政策建议,要成为现实中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的准则,还要引入一个假设,即实际的经济政策必须符合福利分析的结论,这样本文才能够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实际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而这又可以进一步归结为美国能够从全球失衡中获得重要宏观经济利益。本文把上述的结论,归纳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美国宏观经济利益假说。全球经济失衡的美国宏观经济利益假说,和其他几种全球经济失衡形成假说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它比其他假说更为深入的解释了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的美国宏观经济利益假说之下,美国从全球经济失衡中可能获得的宏观经济利益是失衡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只要美国能够从失衡中获取足够的宏观经济利益,凭借美国的经济规模以及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他就能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本国和外国的经济政策以及经常账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经济失衡要得到根本性的调整,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美国从失衡中获取的宏观经济利益变得很小,相对而言失衡形成的风险对他冲击较大,美国才会主动的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美国宏观经济利益假说对于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责任分配,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无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全球经济失衡加剧时期,还是本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失衡加剧时期,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分配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美国认为其他国家应该承担调整的责任,并采取种种措施对他们施压;经常账户的盈余国家则认为美国无视外部经济失衡而导致了全球失衡的加剧,因此美国应该调整更多的调整责任。如果美国宏观经济利益假说成立,则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因为能够获得宏观经济利益)采取了扩大外部经济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美国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在福利分析的过程中,本文认为美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最优经常账户规模应该是负的,也就是有经常账户的赤字。美国实际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是同福利分析的结论一致呢?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本文发现美国确实并不在意外部经济失衡,其政策组合的目标是抵消国内受到的负面冲击,避免经济衰退以及失业的出现。特别是美国新世纪以来的汇率水平的降低,并不代表美国打算调整其外部经济失衡,相反,他是美国政策组合特别是扩张性货币政策,2001年美国负面冲击对投资者信心影响以及经常账户赤字扩大的必然结果。况且,美元汇率贬值时,一方面可以带来需求转移的效果,即美国居民将更多的收入用于购买本国产品;另外一方面,由于美国债务多是以美元计价,汇率贬值会使美国债务迅速缩水,降低国内债务的风险。所以美元贬值是美国调整内部失衡政策的必然产物。进一步的说,一旦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汇率贬值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见效,美国国内经济甚至趋于偏热时,美国2005年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17次加息。美国紧缩的货币政策,也使得美元汇率有小幅的升值。因此,这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在这段时期内,汇率降低并非为了调整外部失衡,其政策取向一直都是以内部失衡治理为中心。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许多学者都对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是没有将次贷危机同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所以分析起来缺乏深度。次贷危机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经常账户盈余国家不满足于低收益债券,开始追逐美国高收益金融资产后,美国国内的高收益金融产品供给能力无法满足其他国家需求所导致的金融泡沫。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改变了金融泡沫所赖以生存的金融环境,才最终酿成次贷危机。因此,次贷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同全球经济失衡息息相关的。次贷危机发生之后,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从全球经济失衡中获得的宏观经济利益,全球经济失衡可能并不能够再如1990年以来那样,产生大量对美国金融产品的需求,为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乃至实体经济的发展。于是美国能够从全球经济失衡中获得的宏观经济利益,将同其他国家的相差无几。美国政府损失函数分析的结果则是最优经常账户规模仍然是赤字。当然,美国必定会为了国内宏观经济改善,执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加剧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全球经济失衡。不过,如果未来美国发现扩大外部经济失衡已经不再给他们带来可观的宏观经济利益,会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取向,实行有利于美国外部经济平衡恢复的经济政策。美国经济利益驱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根本原因。这对盈余国家有两方面的重要含义:(1)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给盈余国家带来损失;(2)盈余国家的调整不可能根本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因为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会让盈余国家有损失,这就意味着盈余国家必须进行调整;盈余国家调整又不可能根本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选择调整的方式。因为不同的调整方式之下,盈余国家的损失以及风险并不相同,需要作出权衡。盈余国家的调整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独进行调整,一种是盈余国家联合进行调整。盈余国家进行单独调整时,往往会因为国际汇率制度等安排的缺陷,承担更多成本和风险。因此盈余国家需要进行联合调整,才可以避免风险和额外的成本。我们可以通过欧洲国家外汇储备币种构成的调整与东亚国家储备币种构成调整的滞后,来大致验证上述判断。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盈余国家应该采取联合调整的方式来应对全球经济失衡。
张成[8]2014年在《适应性学习与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研究》文中提出现代宏观经济是一个经济主体相互影响的系统,同时也是私人经济部门同中央银行相互影响的预期反馈体系。由于经济体系当中,从微观到宏观层面都经常发生着各种动态的变化,作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主体,调整消费或投资等行为决策常常会依据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期。货币政策为了实现其目标,必须考虑公众预期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动态特征。不同的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运行认知以及对于未来的经济走势做出的预期是各不相同的,观察和调整始终伴随经济主体的预期与决策过程,所以公众必定长期甚至终生处在动态的观察和学习过程中。适应性学习理论作为理性预期假定之外的另一种预期形成方式,被广泛运用于包括货币政策领域在内的宏观经济研究分析中。经济主体之间也更多地通过信息传递进行相互学习,学习理论在微观经济主体学习机制中以过程理性假设代替传统模型的实质理性假设,为最优货币政策分析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有助于货币政策效应更好地发挥,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当前,无论是货币政策理论研究或是操作实践中,货币政策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预期开展,而对适应性学习假定下的货币政策研究则相对不足,作为理性预期的适度背离和更贴近经济实际的预期形成方式,适应性学习假设下的公众是否学习及如何学习,通过适应性学习机制形成的通胀预期对通胀持久性的影响如何?面对以适应性学习作为预期形成机制的公众,我国的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和操作实践面临了如何选择及如何操作的问题。本文将从预期、学习及最优货币政策理论分析着手,从学习和预期形成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从适应性学习对通胀的影响角度分析货币政策的宏观基础,并以中国公众的适应性学习为假设,建立适应性学习下的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并构建适应性学习下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结合1996年～2013年的相关数据,就中国公众的适应性学习对通胀持久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认为我国短期通胀持久性主要是由公众适应性学习下的通胀预期导致,我国最优货币政策选择应实行稳健的前瞻性政策,积极应对通胀,同时应加强预期管理,稳定货币金融环境。随后,本文结合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和操作特征,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在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下对适应性学习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综合研究。具体而言,基于传统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放松理性预期假设,为主体预期的形成引入适应性学习理论,通过模型分析求解适应性学习下的简单单参数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同时基于传统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对适应性学习下的灵活通胀目标制进行分析。同时,鉴于学习理论在最优货币政策中的应用在国内还属较前沿的研究领域,本文也对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对适应性学习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分析文献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正文共分七章,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是本文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提出理性预期理论在最优货币政策研究中的不足,以及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问题,以及本文将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第2章是本文的文献综述,对学习理论的发展历程,以及适应性学习在最优货币政策研究中的应用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及评述。指出适应性学习在通胀波动与持续方面的解释,为预期管理提供更贴近真实经济的解释以及为中央银行最优货币政策研究提供的全新视角。第3章较为系统地对预期与学习理论进行了分析,介绍评述了主要的预期理论及其发展历程；并从博弈学习理论出发,将经济主体的学习分为个体学习和社会学习,并简要回顾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发展历程,为后续章节开展适应性学习,通货膨胀及最优货币政策研究进行铺垫。第4章中较为完整地对适应性学下的预期形成机制进行了数理推导和求解,并对主流的叁种学习算法进行详细地分析推导和求解,最后对适应性学习机制和学习算法进行了评述和总结第5章在适应性学习的假设之下,建立中国公众的预期形成方程及对应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并采用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对适应性学习假设下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以及公众的预期形成机制进行了综合实证分析。第6章将根据适应性学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进行研究。首先回顾了我国转型期特有的货币政策框架、操作特征及通胀治理。随后基于第5章的研究结论,在货币政策分析的传统框架下构建学习经济系统,先后分析了理性预期和适应性学习下的简单单参数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以及适应性学习下的灵活通胀目标规则,对适应性学习下的我国稳健性和前瞻性最优货币政策进行了分析；第7章是本文的结论、政策建议,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研究展望本文主要结论如下：(一)预期被广泛地纳入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分析中的学习理论可以分为个体学习和社会学习理论,适应性学习理论作为预期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对理性预期的合理偏离,是更贴近经济现实的预期形成机制。(二)适应性学习被广泛地引入了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前瞻性宏观经济分析。适应性学习机制的引入,使公众能够形成较为合理的通货膨胀预期,减缓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通过货币政策规则设计使得私人部门的预期在长期中向理性预期收敛,以及适应性学习下经济向理性预期均衡(REE,下同)收敛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性,是适应性学习在货币政策研究的两个重要的方向。(叁)适应性学习下的预期更新是靠主体获得新的信息后重新估计参数进而更新预期实现的,适应性学习叁种流行的参数更新方法(学习算法)主要是递归最小二乘学习,随机梯度学习和固定收益学习。适应性学习的动态过程不仅依赖于学习算法,而且也依赖于初始条件。初始值的设置对于模型参量的学习算法而言十分重要。(四)适应性学习机制下,不同收益参数值对应的的预期特征及其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回归结果对比发现,我国短期通胀持久性主要受适应性学习下的公众预期影响。我国公众的适应性学习机制更符合递归最小二乘学习特征,即最近的通胀预期对当期的通胀影响最大,公众更多根据从最近的预测误差来修正预期,而不是建立在对经济结构的认识基础之上来修正预期。(五)转型期这个特殊阶段中国货币政策可以逐渐由相机抉择向更加注重利率工具的货币政策规则转变,以实现价格稳定的同时促进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尤其是在适应性学习机制下,积极地反通胀,并与公众进行通胀目标的有效交流,有助于锚定公众的通胀预期,避免经济滑入滞涨。而对于适应性学习下的灵活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应确保参数的正确选择满足确定性和稳定性条件,并考虑收敛速度,以促使经济的均衡结果收敛于理性预期均衡或对均衡的偏离最小,进而增进社会福利,降低制度转变的成本。此外,决策者对公众教育的加强,有助于公众提高预期水平,建立正确的预期,有利于经济实现向理性预期均衡的收敛。本文主要的可能创新在于：(一)鉴于适应性学习及相关研究的前沿性,首次针对学习理论及其微观基础理论,以及适应性学习在最优货币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为主线,从经济主体的适应性学习机制更新预期,到最优货币政策分析和操作,较为系统地梳理分析了学习、预期及最优货币政策相关的理论和研究,充实和完善了相关研究的文献。(二)在适应性学习的研究视角下,提出包含通胀惯性、房地产价格指数、广义货币M2增长率及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增长率为影响因素的通胀预期形成方程,基于影响因素的观测数据及适应性学习机制,通过固定收益学习算法和递归最小二乘学习算法计算得出适应性学习下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数据。并对我国公众的学习机制与特征进行分析。结合相关宏观数据,对适应性学习下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实证检验。(叁)将适应性学习应用于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与操作实践问题研究。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基于传统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提出适应性学习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从理论分析上为稳健性和前瞻性的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了新的诠释,指出适应性学习下的政策操作,除了以积极治理通货膨胀锚定公众预期外,同时还应注重通胀目标交流及公众预期的引导,避免经济滑入滞胀。而适应性学习下的灵活通胀目标制应确保理性预期均衡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及收敛速度,并加强公众教育,以更好实现我国货币政策目标。
陈婷[9]2017年在《通货膨胀目标制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面临深度调整的时期,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未来一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面临困境。如何选择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以缓解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货币政策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以控制通货膨胀率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重新被热议。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利用一个明确的通胀量化目标将价格稳定作为主要政策目标的一个政策框架,其追求通过赋予货币当局操作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从而使货币当局能够以透明的方式引导政策并能对其行为和结果向政治当局和社会公众负责。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由四个关键属性进行概括,即政策独立性、明确的通胀目标、问责制和透明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价格水平财政决定理论(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FTPL)开始在学界兴起,该理论认为,价格水平是由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共同决定的,而非由任一方单方面决定。只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下,价格水平才能稳定在理性预期内,保证物价水平和产出水平在合理范围内波动。在上述背景下,实证方面,本文引入相关模型,利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目标制有效性进行验证,首先选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组和对照组,然后利用实证模型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接着,本文引入面板回归分析模型,在原有实证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债务因素,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考虑财政政策因素的情况下验证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有效性。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有效,即通货膨胀目标制使得目标国相对于非目标国拥有更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二,在考虑财政政策的因素下,通货膨胀目标制依然可以降低相关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证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有效性。本文针对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给出的具体政策建议如下:一是设立过渡期间,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步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二是不断完善实施条件,努力构筑符合政策施行的环境;叁是尝试运用核心通货膨胀指标。
杨照东[10]2004年在《货币一体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一国货币政策会通过国内与国际资本市场联系快速波及和影响到其他国家, 相关国家货币非合作所导致的“以邻为壑”的低效甚至逆效的政策结果将会产生净的整体福利损失。在这一背景下, 货币一体化成为相关国家谋求共赢结局的新的制度创新。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 从宏观视角来论述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问题, 其基本思路是货币一体化使欧洲货币联盟宏观经济政策主体与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形成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成员国分散的财政政策相结合的非对称性政策结构。由于欧元区目前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 各成员国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的差异对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行使构成巨大挑战;由于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政府关于通胀、产出等政策目标偏好的差异,加之联盟内各成员国财政膨胀的投机主义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必然会产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之间的制度溢出;由于作为 “冲击隔离栅栏”的内部汇率机制的取消和资源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成员国间财政政策地区溢出效应得到极度放大,财政政策冲突与免费搭便车现象大大增加。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在经典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内,运用博弈理论的规范与实证研究方法,分析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博弈均衡过程,探讨在现有游戏规则下避免货币区内制度外溢性和地区外溢性、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途径和方法,以及应对货币区内各种经济冲击、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最优配置问题。本篇论文共分为七章。第1章 导论, 作者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理论文献、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等作出相关说明;第2章 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货币政策协调,作者在探讨经济一体化成因基础上详细刻画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依存与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为设定本文逻辑起点打下基础,即在各国货币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加深条件下,如何通过政策协调解决货币政策低效或逆效问题,从而为货币一体化形成动因提供理论阐释。第3章 货币一体化与共同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分析,在共同中央银行多数投票决策机制下,作者论述了面对成员国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偏好存在差异的事实,共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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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扩展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D]. 朱培金. 吉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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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球经济失衡与美国宏观经济利益[D]. 黄族胜. 中国人民大学. 2008
[8]. 适应性学习与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研究[D]. 张成.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9]. 通货膨胀目标制有效性研究[D]. 陈婷. 山东大学. 2017
[10]. 货币一体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D]. 杨照东.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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