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玲[1]2006年在《动态生态足迹模型设计与在区域开发中的应用》文中认为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运用较为广泛的生态足迹理论，是从区域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对能源的消耗以及废弃物排放是否超过了区域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的角度，来研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但是目前的生态足迹分析法是一种基于静态指标的分析法。在计算生态足迹时，它假定人口、技术、物质消费水平都是不变的，因此生态足迹指标无法反映未来的可持续趋势。基于此，本论文提出了动态生态足迹模型，并对其计算方法加以设计，以修正生态足迹计算方法静态性的缺陷。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介绍国内外关于生态足迹理论的提出过程、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现状及实践进展；在总结现有生态足迹理论的基础上，确定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2)针对现有生态足迹理论指标静态性的缺陷，论文系统的建立了动态生态足迹模型，在建立动态生态足迹模型的过程中，引入了承载力、冲击力和反馈力的概念，并阐述了叁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的计算方法。同时体现了承载力、冲击力和反馈力在动态生态足迹模型中的重要作用。 (3)在系统的建立动态生态足迹模型的基础上，以大连金港区为例，将动态生态足迹模型应用到区域开发过程中。通过对金港区区域开发对生态足迹的影响预测分析，结果表明，随着金港区的进一步规划发展，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由于可利用土地面积的有限性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消费量的增加，生态承载力的增加幅度小于生态足迹的增加幅度，最终导致生态赤字的增大。为降低生态赤字、使区域开发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增加社会反馈力或降低冲击力的影响。 本研究首次系统地建立了动态生态足迹模型，增强了生态足迹模型的预测性，定量分析、评价以及预测研究对象在开发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变化，为区域的发展规划及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据，预测结论及有关对策对区域规划编制部门和区域管理部门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刘晶[2]2008年在《基于“能值—生态足迹”模型的吉林省生态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态安全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的前沿课题。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准确把握区域生态安全的现在与未来状况,是生态安全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论文以吉林省为研究区开展区域生态安全评价、预测与预警研究。通过采用本地生态足迹并恰当选用消费足迹与生产足迹,对传统生态足迹法进行改进,使其更适用于区域生态安全研究;运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吉林省1995-2005年的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长时间序列生态足迹研究弥补了传统生态足迹法静态的缺陷;通过计算人均生态赤字/盈余、生态压力指数以及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对区域的生态安全现状进行动态分析与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加权灰色模型对吉林省2008-2015年的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进行预测,对未来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动态预测、评价和预警,提出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对策。研究成果为保障吉林省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张风丽[3]2016年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新疆的产业结构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跃进的目标。然而在新疆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之际,资源环境制约的“瓶颈效应”越来越突出。现阶段,新疆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高,粗放型的产业发展方式给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能源效率低、环境承载力有限等资源环境矛盾较为突出,加之新疆地处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其生态环境系统具有独特的脆弱性,新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节能减排已成全球趋势,低碳生活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产业转型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环境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当前新疆已被确定为我国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点,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亚欧大陆桥”桥头堡的区位优势,国内外一些大企业正是看好了新疆巨大的发展潜力,纷纷向新疆转移相关产业,为此需要准备好承接转移的条件。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的内部挑战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外部环境,同时又迎来了对口援疆政策和“一带一路”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新疆产业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和迫在眉睫。产业转型是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的有效途径,也已成为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其转型成败的关键是其路径的设计与选择,这是决定新疆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新疆传统的资源型、污染型产业发展已不合时宜,不利于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在面临资源环境新问题、新挑战、新要求的形势下,选择出适合产业转型路径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资源配置理论、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协调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对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进行系统研究,由此提出转型路径。文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一是资源环境与产业转型的作用机理。一方面,资源环境约束引致产业转型,另一方面,产业转型有助于缓解资源环境约束。二是新疆产业转型状况及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在分析了新疆资源环境状况与新疆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新疆产业转型总体状况与区域状况两方面入手,分析新疆产业转型的演变态势及特点、转型路径现状;最后分析了新疆产业转型面临的水资源、能源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约束。叁是新疆产业转型的资源环境效应测度。从叁方面进行研究,(1)运用生态足迹模型进行了新疆生态足迹的总量与各产业足迹比较分析;然后对新疆产业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测度;(2)测算新疆产业转型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水平的分析;(3)通过DEA模型测度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的效率;四是根据前述新疆产业转型状况的分析,对当前新疆产业转型路径的缺陷进行剖析并找出影响产业转型的障碍因素。五是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生态预警。运用综合指数模型对新疆产业转型的警度进行测度,并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分析预警,最后发布景兆指示,进行警素调控。六是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选择。根据新疆产业特点及对产业转型的战略定位和转型思路探讨,构建适合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探索式提出了基于不同产业类型、基于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和基于不同区域的产业转型路径。七是新疆资源环境约束的产业转型具体保障措施。从制度保障体系建设、环保监督机制、绿色低碳环保意识宣传及援疆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保障措施,为产业转型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新疆特有的资源禀赋,形成了资源型产业发展道路。新疆拥有丰富的农牧业、能源和矿产资源,围绕这些优势资源形成了一些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以资源开发为基础、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工业“重化”态势明显。第二,新疆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产业转型压力大。新疆产业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为主导逐渐向以资源依赖的工业为主导转型,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且利用效率较低,产业结构效益低下,产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新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不断削弱,生态环境所受的压力进一步增强。第叁,新疆产业转型的效率较低,且与资源环境的约束效应大于协调效应。新疆产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不够,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生态。由于脆弱敏感的生态环境,转型虽对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旧不能解决因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环保工作依然面临严峻的形势,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解决,生态保护任务艰巨,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性较差。第四,新疆产业转型路径“唯资源拉动型”突出,发展方式依旧粗放。新疆产业依旧依赖于规模扩张的速度型发展,呈现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低效率、产业链短的特点,产业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型的速度滞缓。新疆的资源消耗效应从时序变化特征来看,产业发展模式依旧是高碳型粗放式,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能源消耗加大、用水量递增是新疆产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且“叁废”的排放及循环经济发展的初级化导致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第五,新疆产业转型的生态安全度较低,建立预警系统对产业发展进行预警。目前新疆产业生态安全度处于巨警状态,未来五年内产业生态安全度有所缓解,但依旧处于巨警状态,也就是说目前的产业结构变动对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干扰与影响,随着新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为此根据预警系统找出警源、分析警情基础上发布警兆,以此对未来产业转型提出警示,确定产业转型的方向和目标,合理部署产业规划战略。第六,新疆区域差异大,产业间发展不均衡,产业转型选择不同的路径。根据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的原则和目标,坚持资源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抓住产业援疆、环保援疆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机遇,从不同的产业类型、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区域差异进行转型路径的选择,从而促使新疆产业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环境约束。
任燕[4]2008年在《基于生态足迹的山东省不同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文中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环境、能源、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上述问题,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寻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而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自提出以来,就成了各国科学家和政治家的研究热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化成为研究的关键和难点,它决定了具体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实现。生态足迹模型是一种定量化测度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以其概念形象、内涵丰富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而得到广泛应用。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简称EF)模型通过引入生态生产性土地概念,实现了对各种自然资源的统一描述,通过引入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进一步实现了不同国家、区域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可加性和可比性,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来量化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而且生态足迹分析所需要的资料相对易获取、计算方法的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使得生态足迹分析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本文选取的研究区域是山东省,山东省各地区由于受自然条件、区位、原有经济技术条件以及区域政策倾斜等原因的影响,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生态压力状况不同,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面临的巨大压力也不同。本文在对山东省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首先依据区域划分原则,采用主导标志法将山东省划分为五个区域:鲁东低山丘陵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鲁西南平原区、鲁西北平原区和黄河叁角洲区;然后以生态足迹模型方法为基础,建立了山东省不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生态足迹EF、生态压力指数ETI(ecological tension index )、生态占用指数EOI (ecological occupancy index)、生态经济协调指数EECI (ecologic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index)和可持续发展指数SDI(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五类指标。应用建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了山东省不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结果表明山东省各区域均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鲁东低山丘陵区处于持续性很差的状态,鲁中南山地丘陵区、鲁西南平原区、鲁西北平原区和黄河叁角洲四区均处于持续性稍好的状态。在生态足迹计算过程中根据山东省实际情况,将产量因子加以调整,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其他评价指标;根据计算结果,进行了各区域生态足迹构成分析、横向分析、生态安全分析、经济发展程度分析、经济发展程度与生态环境协调性分析和可持续发展总体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各区域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本文综合考虑了生态安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与经济的协调性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包含生态压力指数、生态占用指数、生态经济协调指数和可持续发展指数在内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这种评价指标体系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叁者的和谐统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刘艳中[5]2008年在《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南阳市耕地保护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环境影响评价是可持续发展度量研究的中心环节,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于2003年的实施以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的提出,近年来,国内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逐渐增多。鉴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可能给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对规划开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成为环境影响评价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这对丰富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内容、从源头上减少规划可能给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科学制定土地利用规划目标和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展的一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作为当前国内外可持续度量研究热点的生态足迹模型,为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途径。而目前将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实践还很少,尚处于初期探讨阶段,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本文应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针对生态足迹模型自身的不足以及生态足迹模型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中的不足,建立了基于“地方公顷”的耕地生产性生态足迹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开展了南阳市耕地这个单一类型土地规划目标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评价的角度包括南阳市现行规划耕地战略目标实施的生态足迹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现行规划耕地战略目标预期生态成效实现的程度及实现的可能性分析、南阳市新一轮规划耕地保有量预测方案的择优评价分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论文完成之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送审稿)正准备报送国务院审批,而地方上的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仍进展缓慢,南阳市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期专题研究的成果未及将规划基期年由2004年调整至2006年。然而,本论文的重点是对耕地战略目标开展生态足迹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探讨,因此本研究仍以2004年为新一轮规划基期年,即以1997-2004年为现行规划的实施期,以2005-2020年为新一轮规划的影响期。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取到的主要成果如下:(1)针对生态足迹模型自身不足以及基于“世界公顷”的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中存在的计算精度较低,政策启示失真,假设太多的不足,建立了基于“地方公顷”的耕地生产性生态足迹模型。模型以耕地这个单一类型土地的规划目标为研究对象,所需假设条件较少,可剔除均衡因子转换,产量因子的取值是基于南阳市耕地平均产量计算而得,不采用传统生态足迹模型的产量因子取值,也不采用基于世界耕地平均产量的计算取值。模型中耕地生态承载力的取值以规划制定的耕地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的实施数据为基础计算而得。另外,传统的生态足迹模型是基于人类消费,用以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的,而本文建立的耕地生态足迹模型是基于耕地产出,用来评价南阳市耕地利用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后者比前者更能充分体现耕地资源环境系统的压力承受情况。(2)应用上述建立的模型,进行了南阳市现行规划实施期的耕地生态足迹时空分布分析和空间差异性分析,并与传统模型的评价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求证了改进模型的合理性。研究显示,1997-2004年南阳市的耕地生态足迹呈波动上升趋势,耕地生态承载力呈持续下降趋势,耕地生态供需不平衡的矛盾越显突出,耕地保护形势不容乐观。提高耕地生态承载力,增加有效耕地产出面积,是关系未来南阳市耕地环境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粮食作物生态足迹变化对耕地生态足迹变化的影响逐渐降低;南阳市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只可紧不可松;各县(市、区)的耕地生态足迹绝对差异性大,相对差异性小;耕地生态可持续利用程度在时间分布上呈下降趋势,而空间分布相对不均。通过与传统的生态足迹模型评价结果对比分析得出,改进模型提高了南阳市耕地生态足迹的计算精度,对南阳市耕地保护政策的启示更为合理,且与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因此认为,改进的模型更为合理,可进一步应用于南阳市现行规划的耕地战略目标预期生态成效实现程度及实现可能性的分析以及新一轮规划耕地保有量预测方案的择优评价中。(3)应用上述建立的模型,开展了南阳市现行规划制定的耕地保护战略目标的预期生态成效实现程度和实现可能性的分析。南阳市现行规划阶段年2000年的耕地规划目标生态成效基本实现,但2000-2004年,耕地利用生态可持续性降低较快。南阳市现行规划目标年2010年的耕地规划目标生态成效难以实现。到2010年,耕地规划目标生态赤字预测值比规划值增加2.87%,耕地生态承载力预测值比规划值降低4.40%,耕地生态可持续指数预测值比规划值降低3.21%。如果按照1997-2004年的耕地利用发展趋势,2010年的耕地规划目标的生态成效将无法实现,耕地生态保护形势严峻。(4)开展了影响南阳市耕地生态承载力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素分析,提出了耕地保护对策建议。运用相关分析和灰色关联度建模机理,得出了影响南阳市耕地生态承载力主要因素为耕地面积、耕地质量、种植结构、耕作制度和人口数量。1.耕地面积方面主要表现为:①耕地数量锐减,耕地保有量目标难以实现;②耕地保护不力,耕地增减指标难以实现;③建设用地内部空闲地较多,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待提高;④违法侵占耕地现象严重,耕地保护动态监测不及时。2.耕地质量方面主要表现为:①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片面强调数量平衡,而忽视质量平衡;②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分不合理,划劣不划优现象严重;③投入产出比低,生产效率不高;④水土流失严重,土壤污染程度增大。3.种植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危及粮食安全。4.耕作制度方面主要表现为:复种指数的提高增加了种植强度,却使土壤中过多的养份被移走。5.人口因素方面主要表现为:①人口数量持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持续降低;②城镇人口增长较快,城镇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挤占耕地生态空间。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南阳市新一轮规划耕地保护的对策建议。1.数量保护方面:①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②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相挂钩;③引导和规范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业结构调整补充耕地的数量;④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力度,实现耕地数量占补平衡有余;⑤建立耕地数量保护动态监测系统,加大违法侵占耕地的惩处力度。2.质量保护方面:①建立农地补造核检验收制度,实现补充耕地质量有提高;②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数量,合理提高基本农田地力;③开展耕地质量分等定级,实行城郊结合部农村土地用途管制;④改善耕地质量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3.种植结构优化方面:优化种植结构,提高粮食产量。4.耕作制度改进方面:改进种植制度,加大农田耕作技术投入,提高耕地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率。5.人口控制方面: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协调人地关系。(5)多方案开展了南阳市新一轮规划耕地保有量预测研究,通过建立的基于耕地保有量预测目标约束标准和耕地生态足迹约束的双重择优机制,确定了相对最优预测方案,并提出了南阳市新一轮规划的耕地保护保障措施。首先,建立了南阳市新一轮规划耕地保有量预测目标约束机制,并根据约束机制确定南阳市新一轮规划耕地保有量到2010年应不低于944086.50 hm~2,到2020年应不低于875587.50 hm~2。其次,应用基于预留法、基于粮食安全策略、基于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基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四种耕地保有量预测方案,预测了南阳市新一轮规划的耕地保有量。然后,对不同方案的预测结果进行目标约束筛选和基于耕地生态足迹分析的择优评价,从事前数量预防和事后生态约束的角度,确定基于预留法的耕地保有量预测方案为相对最优方案,即,南阳市新一轮规划阶段年2010年和目标年2020年的耕地保有量分别为956962.16 hm~2和941343.77 hm~2,若扣除生态退耕纲性指标,在规划期内,耕地面积将净增加3102.67 hm~2,可实现耕地总量平衡有余。最后,从耕地保护政策法制保障、组织保障、技术保障、制度保障和资金保障的角度,提出了南阳市新一轮规划耕地保护实施保障措施。(6)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处是:开展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耕地保有量分解方法研究;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涉及的各类土地利用战略目标的生态足迹评价;加强多情景下的生态足迹时间序列预测研究;开展耕地生态足迹目标约束机制的研究;开展基于成分法和投入产出分析法的耕地生态足迹评价研究;与其他环境影响评价方法、GIS技术相互结合开展土地利用规划及各类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徐美[6]2013年在《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文中指出开展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对推进湖南省土地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设绿色湖南、生态湖南、“两型社会”、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湖南省区域实际,基于生态学、土地科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遵循“基础理论研究——现状警情评价——警情预测——排警调控”的思路,构建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模型、预测模型和调控模拟模型,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与调控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1)系统梳理了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的内涵、理论、研究内容、结构和方法。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的理论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承载力理论、突变理论、系统论、生态幅理论和耐受性定律、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人地关系理论、控制论等；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部分,即明确警义、分析警情、探索警源、预报警度和排除警患,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采取“明确警义→分析警情→探索警源→预报警度→排警调控”的流程；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的系统结构包括信息收集与整理系统、预警分析系统、预报系统和调控系统；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的方法有黑色预警法、绿色预警法、黄色预警法、红色预警法、白色预警法,调控的方法可以借鉴生态安全领域的有关方法,包括情景分析法、决策支持法、模式调控法、控制论方法等。(2)剖析了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并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2010年湖南省土地资源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2010年湖南省土地资源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低于其人均生态足迹,土地生态出现赤字,土地资源处于不安全状态,有必要进行预警及调控研究,以明确其警情状况。(3)基于PSR模型框架,从压力、状态、响应叁方面选取指标建立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从时、空两个维度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1996-201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呈下降态势,由“高警”(橙灯)下降到“中警”(黄灯),但总体上下降幅度有限,土地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其中,压力系统的预警指数呈波动状上升态势,警度由“高警”(橙灯)上升到“重警”(红灯)；状态系统的预警指数呈略微上升态势,警度基本处于“中警”(黄灯)状态；响应系统的预警指数呈迅速下降态势,警度由“重警”(红灯)直线下降至“轻警”(蓝灯)。②从生态安全警情空间格局看,201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基本呈“中部警情高,四周警情低”的格局。在各子系统上,2010年,压力系统呈“湘中和湘北警情高,湘东、湘南、湘西南和湘西北警情居中,湘西警情偏低”的格局；状态系统呈“湘西南警情低,其他地区警情高”的格局；响应系统呈“湘北和湘东警情相对较轻,湘南和湘西南警情居中,湘西地区警情相对较重”的格局。在预警指数演变态势上,1996-2010年的15年间,怀化、湘西州呈逆向演化态势,其他市州呈正向演化态势。在警度格局演变状况上,则由1996年“西部警情低,其他地区警情高”的格局演化成2010年的“中部警情高,其他地区警情低”的格局。(4)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13个指标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十地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机制包括社会经济机制、产业结构机制和自然机制。其中社会经济机制是影响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机制和最深层次原因；产业结构机制为第二影响因子；自然机制为第叁影响因子。(5)在现状警情评价的基础上,运用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模型(RBF),基于Matlab7.10.0应用软件编写程序,对2011-202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演变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①RBF模型有较高的模拟精度,能较好地拟合2011-202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演变趋势。②在各子系统的警情演变趋势上,2011-202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压力系统的预警指数将逐步波动上升,到2020年将接近0.63,处于“重警”(红灯)状态；状态系统的预警指数也将略微波动上升,到2020年基本处于0.41-0.42之间,虽仍为“中警”(黄灯),但变化形势不容乐观；响应系统的预警指数将进一步下降,越来越趋近“轻警”(蓝灯)状态的下限。③总体而言,若不发生大的变故,2011-202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指数将基本维持1996-2010年的变化趋势,波动中略有下降,基本处于0.46-0.49之间,继续维持“中警”(黄灯)水平。(6)基于情景分析法,设置人口调控情景、土地生态环境保护情景、社会经济发展提升情景、统筹协调情景四个情景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调控问题进行模拟,结果表明：四种情景下,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但人口调控情景、土地生态环境保护情景、社会经济发展提升情景下,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指数下降幅度有限,均无法达到警度降低的目的；统筹协调情景下土地生态安全警情得到缓和,到2020年将下降至“轻警”状态,说明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态势的缓和,需要压力、状态、响应系统的统筹管理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统筹调控。(7)从调控模式(包括总体调控模式及城市地区、城乡结合部、水土流失地区、矿区、湖区等典型地区的调控模式)、区域调控(包括长株潭低山丘陵土地生态功能区、湘北平原湖泊土地生态功能区、湘西山地山原土地生态功能区、湘中℡湘西南山地丘岗土地生态功能区、湘南山地丘陵土地生态功能区五个功能区)、土地利用结构调控(基于灰色多目标线性规划法,运用WinQSB应用软件,制定湖南省土地利用结构调控方案)、调控措施和策略等方面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调控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的有效调控与管理提供参考。
熊鹰[7]2008年在《湖南省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空间,其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人地矛盾加剧,资源过度消耗,由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及其所引发的环境灾害和生态灾难对区域发展、国家安全、社会进步的威胁越来越大,生态安全问题因此得到全球范围内的高度重视。生态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区域安全的重要内容,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生态安全问题由此成为理论与实际都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湖南省位于中国中部,地理坐标介于108°47′～114°13′E,24°39′～30°08′N之间,国土面积21.18万km2,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21%,人口6732.1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18%。因地处长江中游,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对维系整个长江中下游水系生态平衡,促进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该省地处全国3条易灾带的中部地带,为江南自然致灾强度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特殊的区位条件决定了生态环境的敏感性、脆弱性。近年来,湖南经济发展呈快速增长态势,但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生态灾害频发,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制约湖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目前关于湖南省生态安全的研究还较缺乏,因此对该区域进行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研究,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迫在眉睫。开展生态安全研究对准确、科学地选择湖南生态建设的策略,把握区域生态安全的变化并及时做出控制和治理措施,以及实现区域与长江中游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理论上,也丰富了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的定量分析方法,完善和充实了该领域的理论体系。本研究利用调查数据和有关统计资料,对湖南省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从土地利用与土地退化、植被状况及动态变化、水资源状况、湿地生态环境状况、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污染状况等方面进行了现状研究,从中分析了影响湖南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为开展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研究提供背景支持。为了探究区域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占用状况,应用生态足迹方法,对湖南省1996～2004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定量测度,将湖南省资源利用的动态特征融入到生态足迹模型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结果显示,湖南省人均生态足迹由1996年的1.2441hm2增加至2004年的1.6377hm2,人均生态承载力则由0.4819hm2减少为0.4556hm2,生态赤字由此出现,并呈现不断扩大之势。表明区域生态系统处于人类过度开发利用的压力之下,并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范围,生态环境处于不可持续状况,自然生态系统受胁迫并处于不安全状态。通过建立预测模型对未来10年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进行预测分析,湖南省生态赤字将呈扩大趋势。反映该区对生态系统的胁迫和压力不断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及生态安全形势严峻。为此,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变资源依赖型的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是当务之急。为研究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变化,运用GIS和遥感技术,提取得到湖南省土地利用动态数据,以此为基础,应用Constanza提出的评价模型,参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服务价值系数,评估分析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1996年和2004年湖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分别为32417.67×107元和31997.93×107元,期间减少了419.74×107元。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大量减少,林地、建设用地面有所增加。其中,大量生态价值系统较高的耕地、水域转化为生态价值系数较低的建设用地是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减少的主要原因。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显着减少,表明这段时期区域人类活动,特别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土地利用方式变化造成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损害,从而威胁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基础。在对生态环境现状分析、生态承载力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研究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结合区域环境特点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建立了由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灾害、环境污染、经济社会条件四部分共28项指标组成的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德尔斐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确保确定权重的有效性。同时,在评价区域生态安全状况时,建立了生态安全程度划分标准,明确区域生态安全的程度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安全度的综合体现,并将生态安全度分为5个等级,分别对应于安全、较安全、预警、较不安全、不安全五种状态。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建立研究的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采用多级加权求和的方法,构建综合评价复合模型,以区域县(市)级行政区作为生态安全评价的基本单元,从自然环境、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灾害、社会经济四个层面上,实现区域生态安全的定量化评价,并应用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对区域内生态安全的地域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值大致呈正态分布,但区域整体安全程度不高,处于第叁(预警)、第四(较不安全)、第五等级(不安全)区的面积占到了全省面积的64.8%。生态安全状况形势严峻,须引起高度警觉与重视。生态安全度最好的区域是湘东区,其次是湘南地区;生态安全最差区域位于湘西区以及湘北洞庭湖区,其次是湘西南区。生态安全的总体空间格局,表现为东部地区好于西部地区,生态安全程度大体从东向西、西北逐渐降低,但局部区域有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洞庭湖平原地区,无论是自然环境条件还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都位居较好之列,但生态安全状况大多数为预警,部分为较不安全、不安全。其原因在于生态灾害影响大、环境污染强度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上的优势。从生态安全的空间格局特征可看出,自然条件决定了生态安全分布的大体趋势,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灾害状况和环境污染同样对生态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成为决定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态安全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和对区域生态安全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国家《生态功能区划暂行技术规程》进行了湖南省生态功能区的划分。共分为4个生态功能区以及11个生态功能亚区。4个生态功能区分别为洞庭湖平原丘陵生态功能区、湘东-湘中丘陵山地生态功能区、湘南山地丘陵生态功能区、武陵山-雪峰山山地生态功能区。然后根据生态安全评价的结果和已有的资料对不同功能区存在的生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今后各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与发展方向。
孙凌宇[8]2012年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研究》文中指出传统资源型企业的成长方式是依靠掠夺性地获取自然资源,这种典型的线性发展方式,一方面导致资源日益减少,甚至最终枯竭,另一方面导致环境污染加剧,从而造成了资源不节约、环境不友好的局面,也造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过大。因此改变资源型企业成长发展的传统模式,促使资源型企业走向绿色转型成长之路,已经成为了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资源型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成长并没有一个具有普适的成功模式可供借鉴,学术界规范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也极少,本研究在尝试在理论探讨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并确定了理论研究的思考框架。首先,由于资源型企业的特殊性——生产过程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性,因此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不能单独依靠一个企业来完成,而是要与上下游企业形成一个类似生物界“食物链”的生态型产业链,使得他们之间能够进行副产品交换和能量的梯级利用。这样,资源型企业在资源集聚区就形成了一个企业生态网络。生态网络能够为资源型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提供平台,网络内各种关系的联结以及知识、信息的共享能够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借鉴网络能力和动态能力的相关理论,本研究确定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对其实现绿色转型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绿色转型能力实质上是资源型企业在生态网络中动态能力。它能够帮助资源型企业更加有效地进行战略规划、动态调整生态网络中的关系、重新整合生态网络中的资源以及进行绿色创新,对资源型企业的转型成长具有很大的作用。最后,与其他类型的企业不同,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的绩效不仅要考虑自身的竞争优势及财务盈利,还要考虑社会责任,即降低资源浪费,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因此,资源型企业在转型成长过程要在“绿色化”方面下功夫,依靠生态网络中的协同效应提高资源环境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商业绩效。本文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过程及结论如下：在对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的形成进行研究时,本文通过简化处理,利用数学模型对“资源——上游企业——下游企业”之间的竞争平衡状态进行了探讨,确定资源储量与资源型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关系决定了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的范围和网络中资源型企业的密度；此后,本研究对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模型的结果表明,在生态网络中,资源型上下游企业通常会采取合作的策略,这样更容易提高资源型企业的资源环境绩效,而横向的同类资源型企业则倾向于竞争,这样能够提高资源型企业的效率并保持竞争优势；由于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过程中,资源环境绩效是必须考虑的,因此本文对资源型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方式进行了基于微分博弈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完全合作是不可能且也不可行的,因此,他们主要通过企业间的协商进行合作。在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形成之后,绿色转型能力就有了发挥功能的平台。本研究在企业动态能力和网络理论的启迪下,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进行了专题研究,确定了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的四个构成维度,即战略洞察能力、网络协调能力、管理控制能力和绿色创新能力,并开发了含有24个题项的测度量表,并通过了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对其效度和信度的检验。本研究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与绿色转型成长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合对典型资源型企业的实地调研结果,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确定了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的维度构成,也确定了中介变量(网络协同效应绩效)和调节变量(生态网络的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实证表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的各个维度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绩效都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网络协同效应在除绿色创新能力之外的叁个能力维度与绿色转型成长绩效之间有显着的中介作用,刚性和柔性两种生态网络类型的调节作用明显。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必须有相匹配的管理模式,本研究通过对资源型企业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及特性、内涵及原则的探讨,提炼总结出了资源型企业生态管理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的生态管理模式,为资源型产业顺利实施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最后,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对本文的理论阐述和实证结果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柴达木地区的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的过程与本文理论和实证结论相吻合。
徐静[9]2016年在《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张家界旅游生态补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旅游业随着经济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体系日趋完善。但是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许多资源环境问题。本文采用“提出问题→理论分析→现状描述→构建机制→保障措施”的思路。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阅读和整理,寻找论文问题的切入点,以生态补偿理论和生态足迹模型为基础,首先分析我国生态补偿理论发展现状,然后确定旅游生态足迹模型,通过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对张家界旅游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张家界旅游开发中存在以下问题：(1)生态赤字严重。本文通过旅游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张家界生态盈亏,发现张家界生态足迹超过其生态承载力,即生态赤字,说明张家界旅游发展快速发展同时,旅游环境与旅游资源保护规划并没跟上其发展速度。通过灰色预测模型预测发现2012-2022年生态赤字呈逐年上升趋势。如果张家界旅游不采取一定措施,未来张家界资源环境可能遭受破坏。(2)张家界旅游发展忽视其产生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针对张家界旅游生态补偿中的问题,本文重新构建了张家界旅游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了其框架,明确主客体、制定补偿标准,补偿运行系统,补偿监督机制。最后提出张家界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五大保障措施为：(1)建立、健全张家界旅游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2)建立保障张家界旅游生态补偿的运行机构。(3)吸取国外生态补偿实践的宝贵经验。(4)建立生态补偿开放式信息传递平台。(5)创建有利于生态旅游的发展格局
胡志东[10]2007年在《资源型乡镇生态安全评估及生态化发展模式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镇地区面临经济高速增长的迫切要求。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资源型乡镇，对资源的开发强度不断提高，资源的丰度降低、储备变少，相伴而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趋严重，威胁到了乡镇的居民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资源型乡镇生态安全状况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紧迫。但迄今为止，以资源型乡镇为对象的生态安全及发展模式研究十分缺乏。因此，本论文选择了资源型乡镇生态安全这一急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以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为例，试图解决和回答以下一些问题：①什么叫资源型乡镇?资源型乡镇的生态安全存在哪些问题?②适合资源型乡镇生态安全评估的方法有哪些?怎样开展对资源型乡镇的生态安全评估?③什么是生态化发展?生态化发展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标准以及与生态安全的关系是什么?④资源型乡镇生态化发展的原则、框架和一般模式是什么?需要哪些措施来保证生态化发展模式的实施?依循以上思路，在研究过程中，首先进行了理论探讨、经验分析和总结，然后采用生态足迹和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设计了应用于资源型乡镇生态安全评估的分析模型，并结合对研究区的实地调查，采用1988、2001、2006叁期同一月份的TM(ETM)、SPOT5以及1988-2005年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GIS、SPSS、FRAGSTATS、EXCEL等分析工具，得出如下结论：(1)资源型乡镇是指矿产、森林资源丰富，且资源型产业对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并居于主导地位的乡镇，根据其发展情况，将其划分为初期开发型、成熟开发型、衰退转轨型、生态开发型等4种类型。提出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既是资源型乡镇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导致其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地面形变、生态灾害的根源，并分析了资源型乡镇生态安全的诸多隐患及日益恶化的趋势。(2)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乡镇生态安全评估具有科学、简明、直观、易接受等诸多优势，但需要考虑资源型产业的生态足迹需求。为此，设计了资源型产业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结果表明，大冶镇资源型产业活动的生态压力是人口平均生态压力的10.1倍；在1988-2005的18年中，大冶镇总的生态压力增加了5001％。(3)景观生态分析法是评估乡镇生态安全的有效方法。提出区域生态系统的每种景观类型都具有干扰与脆弱的双重属性，二者是构成景观类型生态风险的重要因素。区域生态安全的变化综合决定于不同景观类型生态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据此，设计了景观类型生态风险的计算模型，在对大冶镇1988-2006年间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应用该模型计算并分析了相应年份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及其变化。结果显示，19年中区域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提高了19％。(4)提出生态化发展是生态安全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证，并从生态对策、生态产业、生态社会叁个领域，阐述了资源型乡镇实施生态化发展战略的总框架，结合大冶镇实际，提出划分4个生态功能区、构建3种生态化发展模式、采取2项保障措施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动态生态足迹模型设计与在区域开发中的应用[D]. 王丽玲. 大连理工大学. 2006
[2]. 基于“能值—生态足迹”模型的吉林省生态安全研究[D]. 刘晶. 吉林大学. 2008
[3]. 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研究[D]. 张风丽. 石河子大学. 2016
[4]. 基于生态足迹的山东省不同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D]. 任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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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D]. 徐美.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7]. 湖南省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研究[D]. 熊鹰. 湖南大学. 2008
[8].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研究[D]. 孙凌宇. 中南大学. 2012
[9].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张家界旅游生态补偿研究[D]. 徐静. 湖南农业大学. 2016
[10]. 资源型乡镇生态安全评估及生态化发展模式的研究[D]. 胡志东. 北京林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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