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蓓[1]2003年在《宋代风水研究》文中指出宋代风水是中国风水史上发展的鼎盛时期，后世风水的理论、范畴乃至流派差不多都在宋得以确立。在对宋代风水于中国风水史上地位的简要勾勒基础上，本文拟通过对宋代民间风水状况、士大夫阶层对风水的态度和争论、皇室风水状况以及风水典籍的修撰情况，对宋代风水的全貌做一个初步的描述。以往对风水的研究和探讨，常易陷入科学与否、应验与否的二分法判断，本文尝试跳出这一传统研究模式，使用人类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对宋代风水进行心理和社会的功能解释，并通过对风水体系本身内部整合与外部调适的探讨，初步揭示宋代风水对后世的影响，包括其吉凶判断体系所形成的文化迫力对中国人深层意识结构的塑造作用。
杨柳[2]2005年在《风水思想与古代山水城市营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水城市是为了解决现代城市发展中日益严重的人地危机而提出的城市新概念，它充溢着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化精神和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这一内涵曾经在中国古代城市营建中得到充分体现，创造了千百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古代山水城市，在这些成功实践的背后，风水学说的具体指导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本文对风水理论进行了多学科、全方位的系统解读，详细剖析了它的思想源流、技术手段、精神力量以及它们对古代山水城市营建的具体影响，揭开了风水学说的神秘面纱，并对更新观念后的风水理论应用于现代山水城市建设，去解决生态伦理塑造、山水文化重振以及城市生态化、山水文化的技术方法等方面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全文共包括绪论及七大章节。 绪论阐述了“山水城市”的研究背景，界定了相关概念。从古代文人“居城市须有山林之乐”这一理想引出了山水城市思想古已有之的判断，通过风水人物活动对古代城市山水特性产生影响的史实列举，阐明了风水与古代山水城市间的深刻渊源，从而引出论文选题，并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评析，对相关古代文献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最后，对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构建了实施研究的框架图。 第一章，从风水概念入手，对风水理论进行了剖析，提出风水是术艺结合的古代山水之术，具有技术与艺术的双重特征，与山水诗画、山水文学及园林艺术上的相通和关照。同时，从哲学思辩的高度，剖析了风水理论中蕴含着的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和天道好还的持续发展观，提出风水学说是古代可持续发展环境观的论断，证实了风水理想与古代山水城市在思想上的原型关系。 第二章，以时间为线索，对风水学说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历程进行了一次正本清源的勾勒，理清了风水从择居本能到由经验科学、民俗艺术、方术迷信杂合成理论体系的历史脉络，通过对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及审美发展的背景分析，揭示了风水流变的内外动因，并对比研究了风水学说影响下的空间观念与营建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空间形式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风水理想对古代营建实践的内在影响。 第叁章，以类型学的方法对风水评价景观要素和格局的方法手段进行分类研究，归纳为经验性的技术评判、感性的美学评价和神秘的喝形选择叁大类型，叁者间以形象审美为主导、理性评价为辅助、喝形顿悟为参考，充分调动了身体感官和直觉功能，具有灵活变通、以和为贵的特点，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
张瑞[3]2014年在《朱熹风水思想的历史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有关南宋朱熹风水思想的一项系统研究。全文共五章二十节。第一章全面讨论了近60年海内外有关风水问题的相关着述。其中前四节的内容虽然是对一般风水着述的梳理与讨论,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宋代或朱熹的风水思想相关联；第五节则分叁个方面综述了与朱熹风水思想直接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二章、第叁章对朱熹阴宅风水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一,讨论了朱熹在阴宅风水问题上的“两难”与“悖论”：就知识理性而言,包括朱熹在内的精英阶层未必认同阴宅风水的迷信与蒙昧,但就忠孝人伦和道德情感而言,不讲求风水,其忠君、孝父的人伦情感却又无从寄托。朱熹以及中国传统儒学精英,大都在这种“悖论”与“两难”的语境中叙述着各自的风水话语；二,讨论了朱熹反对迷信阴宅风水,但更反对“孟浪不信”的理学立场,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流思想大师中,朱熹是唯一一位深入风水、熟知风水,却又力图跳出风水、提升风水的知识精英。而他在阴宅风水中的最大贡献就是以“诚敬”关联儒学与阴宅风水,进而完成了风水的理学化。第四章、第五章讨论了朱熹阳宅风水的基本架构,即由天地到山川、国都、城镇、聚落、住宅、宅内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大格局。指出朱熹风水思想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将风水从“阴宅风水”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风水”。“天地间好个风水”,是朱熹关于风水的创造性表达,标志着风水的重心从“祸福吉凶”转变为自然风水。
赵呜衿[4]2014年在《北宋《地理新书》中的五姓墓葬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风水术又称堪舆、地理、青乌术等，是我国古代论述和指导人们选择和处理住宅（阳宅）与坟地（阴宅）的位置、朝向、布局、营建、择日等一系列的主张和学说，是选择居住环境的一种术数。有宋一代，最重要的一种堪舆方法是五姓法。五姓法是一种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两宋，亡于元明的一种堪舆方法，其最为兴盛的时期应在北宋一代，在这一时期五姓法达到了其发展历史的顶峰。《地理新书》由北宋官府刻印的，记载五姓风水的堪舆书籍，对于五姓法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五姓法的内容包括墓葬法与宅法两种，其中最为重要的为墓葬法。本文以《地理新书》为中心，通过对于该书的记载的分析，对于北宋时期的五姓法的墓葬法进行详细的论述与研究。本文共有七章，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地理新书》与五姓法的基本介绍，说明了《地理新书》的编纂过程以及五姓法的起源与宋代之前的发展，这些内容可以做为本文的知识背景来理解。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其内容是关于五姓法墓葬法的内容，其中包括神将、地脉与水势的吉凶、选择法和葬法四个部分，从整体上对于五姓墓葬法进行了研究和论述。通过这一部分的论述，将五姓墓葬法的整体构架树立起来，将这四部分当成一个整体去进行论述，从而使得其内容更加完整。第叁部分是关于五姓墓葬法在宋代的应用以及其在风水术发展史中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其在与宋代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应用作了重点的研究，并对五姓法在风水术发展史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与评价。总之通过这叁部分的论述，能够对五姓法墓葬法进行一个完整的总结与研究，从而填补我国历史上风水思想史研究中对于该方法的缺漏。
毛华松[5]2015年在《城市文明演变下的宋代公共园林研究》文中指出公共园林是城市风景和城市生活的重要载体,研究公共园林的文化背景、目标功能、营建途径、审美范式等,对于补充完善中国传统人居环境建设的智慧经验,指导当前传统城市风景的保护与创新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而公共园林在宋代城市文明的演变下迎来鼎盛,并在地方官府主导下形成了显明的政治经济目标取向和空间体系化、功能兼容性、营建定式化的特点,且内涵与城市水利、社会教化、风水格局等共融的生态智慧经验,奠定并影响了元明清时期城市公共园林的基本建设特征。从20世纪90年逐渐兴起的公共园林历史研究,已普遍关注到宋代公共园林在数量、类型上的蓬发,但以典型城市、个案园林为主的研究现状,缺乏从系统层面把握宋代城市公共园林建设的整体特点及优秀经验,且在建设主体、建设目标以及特点等研究结论上有明显差异。因而,采用“文明演进概括——系统案例分析——阶段特征归纳”的技术路线,以城市文明演变为基础,通过文献资料的定性定量解读,建构宋代城市生活的文化图景,进而结合方志图文、园林遗迹中的系统案例来分析、归纳公共园林建设的智慧经验,有助于拓展以私家园林、皇家园林、寺观园林为主线的历史园林研究现状,对反映我国在风景园林建设方面的历史成就及提升当前城市风景的保护和建设,具有理论拓展和实践指导的积极意义。论文分基础研究、实证分析、理论归纳叁个层次展开。在基础研究方面,首先通过宋代文记、诗词及方志中的文献资料普查,融合文化地理、城市史、建筑史的交叉学科成果,采用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建构宋代城市的社会生活图景,概括城市文明演进的关键影响因子。并纵向对照上古、秦汉、隋唐以及明清时期公共园林发展概况,指出城市文明演变带来的市民化居民结构、街市制时空自由、娱乐性空间布局,促进了作为大众游赏地的公共园林普遍建设,并在官方的鼓励和推动下,成为城市重要的文化地理标识;其次通过园林文记、方志城建记载及历史舆图、考古资料、文化遗迹的图像学研究方法,结合相关建设目标的定性定量统计分析,指出宋代公共园林在保民生、成教化、兴风物方面的多元建设途径,提出基于民生经济发展的城市水利、交通设施、城防工程,基于社会教化的名贤纪念、放生池、射圃以及基于地方集体意识培育的风水裁成、城市八景、亭台楼榭等是公共园林建设重要的物质基础。在实证分析方面,根据公共园林在建设、管理、开放上的不同特点,结合宋代史料中对不同园林的历史称谓及归类记载,以园林的营建管理特征为实证的观察、分类方法,将城市公共园林分为湖山风景区、城市园圃、城市风景点叁大类,并结合大量案例定量分析各类园林在选址、建设管理、游赏组织上的特点。指出湖山风景区依托于宏观的山水自然风景,是用地权属、园林类型、建设方式最为复杂的公共园林,并因其宽宏的空间尺度及丰富的游赏活动形式,成为宋代及后世重要的城市开放空间;并根据景区不同的风景资源基础,又分为山林型风景区、湖泊型风景区、湖山型风景区等叁小类进行阐述。城市园圃建设于官方全额权属的用地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园林建设质量,常以封闭式的园圃建设方式,并在节庆时向大众开放,呈现“亦公亦私”的功能属性;并根据园圃选址、主题的不同,分为郡圃、别圃、纪念性园圃叁小类进行了分别阐述。城市风景点包括眺望揽胜型、日常生活型、尊礼崇教型叁小类,并结合相应的景观资源散布于城内外,虽在建设管理上呈现以官方主导、乡绅僧道参与的多元化状态,但也是两宋城市公共游赏记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归纳方面,在综合评价宋代城市公共园林在中国园林的发展阶段基础上,提出两宋城市公共园林显着的政治经济取向及建设体系化、兼容性、范式化等四个主要特点。概括了宋代城市公共园林在调和社会矛盾、普及主体政治追求、带动城市经济上的政治机器特点。归纳了公共园林与城市等级、功能分区、时节游赏上的体系化分布,并指出公共园林建设在用地权属、功能分区、游赏组织上的高度兼容性。同时强调在山水审美艺术渐趋成熟的宋代,公共园林的蓬发进一步推动了城市风景建设的范式化,成为西湖、八景、楼亭苑等风景范式成熟、定型的关键历史阶段,并持续影响后世甚至汉文化圈内的城市风景建设。论文具有以下创新见解:①提出宋代城市公共园林建设与城市产业发展、社会教化和风景体系建设上紧密相融的智慧经验;②补充完善了公共园林的定义和类型分析,首次指出公共园林是地方官府调和阶级矛盾、强化社会教化、培育集体记忆的综合性载体,并结合公共园林营建管理特征细化了其历史分类;③归纳整理了西湖、八景、楼亭苑等宋代城市公共园林、风景建设的典型范式及其相应建设要点、特征。
杨晓红[6]2010年在《宋代风水民俗信仰的兴盛及原因探析》文中提出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独具特色且蕴含丰富意象的民俗文化,在广大民众千百年来的社会生活中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风水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更具有其存在的土壤,成为一种较之以前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信奉风水术的人不仅数量多而且遍及各个阶层,出现了许多专门的风水术士,风水理论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宋代风水民俗信仰的成因比较复杂,但宋代社会流动增大,人们对未来命运的无从把握,应是促使宋代风水兴盛的主要原因。
毛华松, 张杨珽[7]2016年在《宋代城市楼阁营建思想及其空间布局研究》文中提出"城市楼阁"是中国城市历史风景营建中具有重要标识性的公共景观符号之一,蕴含着山水风景、礼制教化及社会价值等多元建设机制。而当下忽视城市楼阁形成机制的片段化、破碎化保护与建设,割裂了其在城市历史风景中的文脉延续,是关系到传统城市风景保护与重塑的紧迫问题。对此,本文以《全宋文》中官方主导建设的251个城市楼阁文记为对象,指出城市楼阁是宋代城市风景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围绕楼阁营建目标的词频统计,提取出礼制型、教化型和观景型3类楼阁,分析了礼制择中、风水形胜、城墙城门及园林附属4类楼阁空间布局方式,从而理清了城市楼阁的空间布局和内在形成机制的耦合关系,为城市历史风景的保护与重塑提供基础性资料。
赵嗣胤[8]2011年在《南宋临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学界唐宋变革论的重要环节之一即是唐宋城市发生的重大变化。“背海立国”体现了南宋朝的特殊性。宋廷南渡,定临安为行在所,面临着国家礼制、法律规范与都城生活的全面秩序重建。本文从礼法视角出发,重点考察南宋临安的礼仪空间、皇帝行幸、垣墙界限和城市生活的时间分配,由此探讨皇帝、士大夫和都人的行为与互动,联系政治角力、风水文化、生活风尚,分析作为观念、制度的礼法与实际的礼仪活动、城市生活之间存在的紧张、调适和妥协,并将临安放置于城市史整体脉络中,探求两宋与元明间呈示的情形。城墙与城门是城市的重要“边界”,对认知临安都城具有关键意义。临安墙垣划分出“内”与“外”,“法”与“非法”,然而门禁之制不断遭受冲击,加之夜禁制度的转变与城市夜间生活的兴盛,导致城门按时启闭的失序,这使得城墙与城门沦为象征性的界限,也就瓦解了其限隔作用。另一方面,人们以城墙作为辨识“礼”与“非礼”的边界,朝廷在南宋早期常常摇摆于礼义规定和实际地情之间,这使临安礼仪空间中心在城墙内外发生多次迁移,形成南宋临安礼仪布局的一大特色。择地定都过程里,在军事和地理要素之外,风水文化成为了一项重要论述资源,城市先兆、谶语与风水相联系,赋予城市兴衰以新的阐释意义。礼仪空间的营建直接关系到皇帝的出行。南宋皇帝行幸围绕都城展开,是一个动态而完整的过程。本文对明堂大祀与出驾祈雨的细致梳理,揭示出礼仪活动包含的复杂性,即礼仪空间具有固定的组合及意义、整备道路时所面临的拆迁与建屋拉锯的难题,而那些夭折或颇受争议的行幸则反映出“君”与“臣”的进退关系。御街在礼仪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都人形成了临安城市生活里一股巨大而活跃的力量,他们是皇帝礼仪的见证者,并且还成为舆情传播者。城市不再只是研究的对象,城市包括城市生活成为我们理解社会、文化和世界的途径之一。礼法视角的古代都城探视,将拓展和加深我们自身对于城市及城市生活的认知,从而展现出一幅更加丰富生动、逼近真实的城市图景。
刘圆圆[9]2012年在《广西传统园林风水研究》文中指出风水作为我国的一种风俗文化,既有科学内涵,也存在迷信的成分。本文在认同这个观点的前提下对广西传统园林风水进行研究,目的是总结古人在造园活动中风水运用的积极经验,从而古为今用,为当代广西园林建设提供有益帮助。首先,本文从我国风水思想的发展历史、基本理论、流派以及本身的科学内涵着手,通过对我国风水和园林的关系的研究,得出起源早于园林的风水,以一种宜居环境理论伴随着我国传统园林的产生和发展,对我国传统园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园林审美意境、选址和布局、各种造园要素的营造以及造景手法上,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补救作用。其次,由于地域上的差异,影响广西传统园林风水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以及经济条件等具有自己的显着特色。在此背景下,对广西传统园林风水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结合现有的传统园林分类方法以及广西传统园林的特点,对广西传统园林进行分类。第叁,选出广西传统园林每种类型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通过古今文献的查阅,了解每个案例的历史背景,收集相关的园林风水资料；再运用风水的实践方法,即“寻龙、觅水、察砂、点穴”方法,并结合测量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对每个案例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绘出园林风水选址图,并对传统园林风水运用进行详细分析。最后,总结广西传统园林风水特点：广西传统园林的选址体现“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形法派风水的“四神兽”模式对广西传统园林的影响；广西独特的自然山水条件对传统园林风水的影响；风水对广西传统园林的造园艺术的影响；广西传统园林风水小品民族特色。在得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归纳广西传统园林风水对居住区环境、旅游风景区、新农村建设等广西现代园林建设的启示,并对今后广西园林风水的发展提出展望。
刘晨晨[10]2010年在《中国风水与环境艺术》文中研究说明中国风水是中国建筑环境选址、规划、设计、营造中的基本依据、规范和指导思想。其作用范围与营建目标与环境艺术具有同源性与相似性。从“艺术”角度研究风水,正是要通过研究古代先人择居方式所产生的效果,发掘其择居方法的艺术性价值,来确立现代环境艺术的发展定位。使环境艺术建构具备传承性、现实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从而试图建立具备中国气质的环境艺术范式,并对环境艺术设计有所指导。文章设置绪论、结论及叁块主章节。第一块、风水探源。环境艺术的基础就是对环境本体的认知,对于古代、今天、未来都是一致的。而环境本体包括自然背景、社会背景以及文化意识背景。叁者之间相辅相成,不仅是环境艺术的平台,同时也是环境艺术所体现的内容物。第二块、风水与环境艺术营建。风水并不止于古代。但古代的环境设计能够更为纯粹的反映出风水生成流变、发展规律以及内核设计思想的的作用机制。提出风水设计思路的共生性。也就是环境与人共生,聚落与自然共生,建筑群落与城市空间共生,建筑与院落共生,装饰图纹与图底共生、是一个实与虚、阴与阳的共生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城市营建体系,建筑环境营建体系和装饰系统的研究。第叁块、环境艺术建构。按照风水的认知模式和核心设计思路进行环境艺术的建构。提出环境艺术建构思路、明确环境艺术概念与内涵、解读环境艺术设计依据、剖析环境艺术设计思路。从而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环境艺术范式和美术学发展定位。结论部分,明确研究中心观点。总结了从风水到环境艺术的必然规律,并提出环境艺术的作用机制、美术学特征与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 宋代风水研究[D]. 周蓓. 上海师范大学. 2003
[2]. 风水思想与古代山水城市营建研究[D]. 杨柳. 重庆大学. 2005
[3]. 朱熹风水思想的历史学研究[D]. 张瑞. 山东大学. 2014
[4]. 北宋《地理新书》中的五姓墓葬法研究[D]. 赵呜衿. 河北大学. 2014
[5]. 城市文明演变下的宋代公共园林研究[D]. 毛华松. 重庆大学. 2015
[6]. 宋代风水民俗信仰的兴盛及原因探析[J]. 杨晓红. 西夏研究. 2010
[7]. 宋代城市楼阁营建思想及其空间布局研究[J]. 毛华松, 张杨珽.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6
[8]. 南宋临安研究[D]. 赵嗣胤. 复旦大学. 2011
[9]. 广西传统园林风水研究[D]. 刘圆圆. 广西大学. 2012
[10]. 中国风水与环境艺术[D]. 刘晨晨. 西安美术学院.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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