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利文[1]2003年在《中国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及服务状况与变化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目前，我国已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开始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家庭幸福，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方向转移。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殖健康服务，对计划生育服务模式重新定位，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提供优质、综合的生殖健康服务。在“九五”期间通过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探索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因此九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以生育、节育为重点的生殖健康状况及其服务状况的变化、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成为研究的重要课题。 [研究目的]：总目的：评价近几年来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为我国进一步全面推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提供策略建议，促进全国生殖健康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目的：研究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特点及发展状况；研究孕产期保健服务变化及其面临的问题；研究人工流产及其服务状况的变化；研究避孕模式和避孕服务状况的变化趋向；研究我国西部地区生殖健康服务状况及其困境。[研究方法]：调查设计：在《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原有样本点采用相同的调查设计进行《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以分层、叁阶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方法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抽取337个县（市、区）。在每个县分别抽取3-4乡（镇、街道），每个乡抽取一个村（居）民小组；共抽取1041个村（居）民小组样本点。对样本点所有符合调查对象标准的15-49岁的育龄妇女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育龄妇女39586名，应答率为98.27%。调查内容包括育龄妇女的一般人口学特征、生育、节育状况、人工流产状况及其相关的生殖健康服务等八部分。调查时点为2001年6月30日，历时2周。研究在设计、实施、分析阶段均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分析策略：以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相结合的策略对生育、节育、人工流产及其服务状况的影响因素、变化状况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趋势性检验、相关性检验等方法对应变量的影响因素及变化状况初步分析；通过分层分析控制影响<WP=6>因素的作用，对应变量的变化进一步分析；通过拟合多因素模型对变化情况做更深入的分析。多因素模型包括：二分类反应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多分类有序反应变量的LOGISTIC模型，多分类无序反应变量的LOGIT（MNL）模型。本研究重点对两次调查前叁年的服务状况进行比较，以分析近年来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的变化、发展。统计分析软件为SAS 8.02。[研究结果]：1、 我国育龄妇女的低生育率水平稳定，呈略下降趋势。一般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由1993年的59.08‰降为2000年的40.61‰，农村、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下降明显；1993-2000年间中部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略有波动；城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左右。15-19岁育龄妇女生育率下降到较低水平，但西部地区仍有一定的高度。生育年龄在城镇有后移趋势。2、 出生性别比偏高，仍有攀升。两次调查比较，调查前四年平均出生性别比由124.50增加到126.69。农村、中部地区、汉族出生性别比较高。城镇、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出生性别比增加明显。孕产期保健服务状况在改善，但发展极不平衡。西部地区农村的孕产期保健服务急待提高。（1）与1997年调查前叁年相比，2001年调查前叁年育龄妇女的入院分娩率、由医生接生比例明显增加，在家中分娩的比例明显减少。但产前检查率没有明显变化，由家人接生的比例变化不明显。（2）农村妇女在家分娩比例明显降低，由1997年调查时的61.41%降为2001年调查时的40.78%；城乡孕产期保健服务不平衡现象在减弱。1998-2000年间，90%以上城镇妇女接受孕产期保健服务。76%农村妇女接受产前检查，在家分娩比例高出城镇7.4倍，约为41%，由家人接生的比例超过13%。（3）孕产期保健服务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和中部地区发展快，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发展相对较慢。1998-2000年间，西部地区妇女中，超过1/3不做产前检查，一半以上妇女在家分娩，约30%由家人接生，由医生接生者所占比例（42%）仅为东部地区的一半。西部地区以农村、少数民族、文化程度低的妇女孕产期保健最为薄弱。西部地区农村产前检查率远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在家分娩妇女一半以上由家人接生，约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6倍。（4）少数民族产前检查率（51%）明显低于汉族妇女（84%），在家分娩和由家人接生的比例明显高于汉族妇女。（5）随着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的增加育龄妇<WP=7>3、 女对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利用增加。文盲妇女、经济收入低的妇女产前检查率极低，在家分娩比例和由家人接生的比例非常高。4、 人工流产率下降，避孕失败致人工流产比例增加；城镇人工流产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在改善，农村变化不明显。（1）我国已婚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率呈现下降趋势。人工流产率由1997年调查时的28.02‰降为2001年调查时的18.15‰。（2）与1997年调查前叁年比较，2001年调查前叁年人工流产者中避孕失败比例增加，但人群中避孕失败率没有改变。（3）2001年调查前叁年
杨发祥[2]2003年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文中认为计划生育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开展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代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思想、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计划生育思想及活动。 第二至第六章分阶段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时期。其中，1949-1953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缺失与提出阶段；1954-1957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与初步开展阶段；1958-1961年，计划生育步入发展的歧路阶段。第二阶段(1962-197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时期。1962-1965年，是计划生育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点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陷于停顿阶段。第叁阶段(1971-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时期。以[71]51号文件的发表为标志，中国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时期。1979-1984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政策调适阶段。1985-1991年，是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时期。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步入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调适，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中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及实际效果的地方差异，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之间、涉外婚姻与本土婚姻之间等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我国计划生育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流动人口上，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在本章中，还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包括“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中，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等。 第八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的社会变迁，包括计划生育对妇女、儿童、老人及家庭规模、功能和结构类型的影响，计划生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计划生育与城乡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型生育文化的生长等。 第九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与国际环境。 结语主要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律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趋势进行了战略性前瞻与预测。
赵冬秀[3]2016年在《我市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及服务状况与变化情况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对我市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及服务状况与变化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方法选取笔者所在市县地区符合标准的育龄妇女925例,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发放女性生殖健康知识及其服务状况的调查问卷,并与1997年我市人口及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我市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例、孕产期保健服务状况、人工流产情况、避孕知识及避孕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结果与1997年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相比,我市育龄妇女的生育率逐渐趋于稳定,但存在明显下降的趋势,两次调查结果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调查市县内的出生性别的比例出现明显偏高,不同地区、城镇与乡村、民族等育龄妇女中存在明显差异,且具有逐渐上升的趋势(P<0.05);育龄妇女在孕产期的保健服务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人工流产率出现下降、避孕率明显上升,育龄妇女对避孕方法的自主选择出现明显增高(P<0.05)。结论我市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及服务状况出现显着变化,维持稳定低生育水平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同时应该加强我市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状况的的改善、加强人工流产的服务力度,提高育龄妇女对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程度。
裴泓波[4]2012年在《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促进及其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定人口及国情下必然的和历史的选择,计划生育服务是我国生殖健康服务领域的核心问题。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我国政府接受了国际社会关于生殖健康及其权利的概念。计划生育工作在服务领域和内容方面从单纯的控制人口转变为计划生育、人口与健康相结合,从简单的行政管理转向优质服务与科学管理相结合,系统地逐步认识并贯彻着从计划生育到生殖健康的服务实践。以妇女为中心的生殖健康在整个生殖健康领域占有突出地位。随着人类社会全面、快速的进步以及人们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保护和尊重妇女的生殖健康权利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在生殖健康工作领域、以至整个国家全面工作中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在生殖健康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争取、维护人类生殖健康权利的努力还在进程中,还需要更多的调查研究和反思。我国生殖健康服务实践以计划生育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已形成促进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实现的良好的支持环境。“以人为本”成为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成和完善人性化管理和服务机制的核心理念,全国范围内已普遍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在优质服务中推行的知情选择帮助了服务对象安全和有尊严地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生殖目标、改善了计划生育服务质量,并在这些努力中进一步赋权于中国妇女。然而,充分实现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个人权利、当前利益与国家的政策、长远利益之间,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协调的矛盾,而且随着我国社会持续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群众“求公平、求维权、求和谐”的愿望和需求更为迫切。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服务队伍的服务水平还比较低,服务理念还不够完善,尚不能全面、科学地理解和实践“以人为本”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服务人员对“服务对象在计划生育方面享有的基本权利”存在漠视或理解不够,贯彻落实“服务对象的权利”的意识和技能缺乏；同时,广大育龄妇女缺乏在计划生育方面享有的基本权利的认知、不能主动参与服务和维护自身权利。因此,要解决以上问题,迫切需要从服务对象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视角重新审视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需要政策层面的大力倡导和强化服务提供方依法行政的意识；提高计划生育服务人员的相关认识、服务意识和技能；需要进一步对广大群众、尤其是育龄妇女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相关的宣传、教育、倡导和综合咨询服务。[研究目的]探讨目前我国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实现状况、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方案,在试点地区对计划生育服务方和育龄妇女开展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维护与促进的干预活动,评价干预效果,从维护和促进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角度探索进一步深化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进路。[研究方法]本研究为流行病学社区干预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在中国的内蒙、重庆、广东、河南4个项目试点地区,各选择条件相似的两个县,随机分为干预县和对照县。选定的干预县在常规计划生育服务工作基础上,对育龄妇女实施基于社区的以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知识宣教和相应的综合咨询服务为主的综合干预方案；同时,对选定的干预县计划生育服务提供方(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实施贯彻服务对象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政策倡导和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知识宣教和对服务人员进行相关咨询服务技能培训为主的综合干预方案。干预期间选定的对照县开展常规计划生育服务工作。基线期分别在所选干预县和对照县的乡镇中随机各选一个乡镇作为调研现场,最后在抽到的乡镇内常住居民中抽取符合条件的已婚育龄妇女作为基线期研究对象；评估期分别在所选的干预县和对照县的其他(基线期未抽到的)乡镇中随机各选一个乡镇作为调研现场,在抽到的乡镇内常住居民中抽取符合条件的已婚育龄妇女作为评估期研究对象。通过对基线期与评估期的干预县和对照县研究对象两次调查的比较,评价干预对服务对象关于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知识、维权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同时评价干预对服务提供方计划生育/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知识、服务态度、贯彻落实服务对象权利的行为及技能的影响。最后进一步综合评价干预活动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总体影响。[研究结果]本研究无记名访谈研究对象519人,其中个人深入访谈计划生育管理人员17名；小组访谈计划生育服务人员473人；个人深入访谈已婚育龄妇女29人。结构式问卷调查计划生育服务人员306人,其中基线期干预组153人、对照组153人,并完成306人的评估期随访调查；结构式问卷调查育龄妇女7729人,其中基线期对照组1877人、干预组1879人,评估期对照组2009人、干预组1964人。1.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实现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计划生育管理人员、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和育龄妇女的访谈,目前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实现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如下：1)国家政策和法律层面为广大育龄妇女提供了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基本保障,计划生育管理人员普遍对此有所认识；2)管理人员对人口政策与权利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对落实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有不足之处,缺乏对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关注、日常工作对实现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缺乏明确的工作部署以及常规和有效的考核与评价；3)基层计生服务系统是贴近群众、向群众宣教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重要公共服务组织,“以人为本”的优质服务是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促进的基本途径；4)服务人员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注重“技术服务”,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人文服务”的内涵认识不足；5)服务人员对维护和促进群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有一定的服务意愿,对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知识和实现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认识不足,服务技能欠缺；6)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育龄妇女充分享有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重要制约因素,且来自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双方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性别意识对实现育龄妇女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有着重要的影响；7)育龄妇女对自身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认知不足、自我赋权和维权的意识及能力低是影响自身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实现的重要障碍；8)计划生育服务人员认为计生系统开展维护和促进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前叁位优势依次是“符合我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工作的发展方向、适宜可行”、“政府支持、有法律保障”、“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健全”；前叁位障碍依次是“政策与现实存在一定矛盾”、“传统社会文化等大环境中不利因素”、“资金投入不足”。9)计划生育服务人员认为计生系统开展维护和促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前叁位策略依次是“强化有利政策的执行”、“加强生殖健康权利宣教、形成社会文化氛围”、“把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咨询服务纳入规范的综合咨询”2.基线期育龄妇女定量研究结果本研究基线期调查符合条件的已婚育龄妇女3756人,25岁～40岁者居多(78.06%)；研究对象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42.71%)；研究对象的平均月收入一半以上在1000元以内(56.52%)；户籍性质以农村为多(59.11%)；以现有一个孩子者居多(52.37%)。对已生育孩子的2447名育龄妇女的孩子数量的多因素分析显示,35岁以上的已婚育龄妇女较35岁以下者生育孩子更多；城镇户口者相较农村户口者更倾向于少生育孩子；学历越高,孩子个数越少；与科技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公务员相比,从事农业者的孩子个数更多。避孕措施总使用率90.02%；宫内节育器、避孕套和结扎是前叁种最为常用的避孕措施,使用比例依次为：宫内节育器62.41%、避孕套20.47%和结扎14.11%；叁种合计使用构成达96.99%。多重对应分析结果显示有一个孩子者倾向用宫内节育器,有两个及以上孩子者倾向用输卵管结扎,城镇户籍可能与用避孕套有关联。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使用避孕措施者占到56.55%；其次为本人决定、占到31.03%。目前使用避孕措施与期望避孕措施之间具有一定的一致性(P<0.01,Kappa=0.49)。对所用避孕方法,使用避孕措施者中77.52%的对象表示了解其优点；有50.84%的对象表示了解其副作用。在2110名使用宫内节育器者,29.86%对具体类型不知晓。在3381名使用避孕措施者中,有16.50%的人对常见避孕药具付费方式不全知晓；有32.89%的对象表示有更换现用方法的愿望。育龄妇女均听说过法定计划生育权利,主要知晓来源为计生部门及计生服务人员,占到构成的58.97%。育龄妇女对我国法定的计划生育八项基本权利中,了解较好的前叁位依次为“依法生育的权利”、“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的权利”“获得避孕节育技术和生殖保健服务的权利”分别有3255人(86.66%)、3183人(84.74%)、3134人(83.44%),了解较差的为“获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信息和教育的权利”和“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分别有2271人(60.46%)和2240人(59.64%)。有2504人(66.67%)表示听说过“计划生育服务对象在计生服务过程中享有权利”的说法；其中,对计生服务过程中享有的十大权利中了解较好的前叁位依次为选择权(86.26%)、隐私权及保密权(81.95%)、知情权(80.39%)；了解最差的是安全权(41.29%)。有84.05%的对象认为有必要在计生系统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促进活动,52.85%的对象表示个人有接受宣教的需求。有74.36%的人听说过“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有67.17%的人知道当地开展的优质服务。有73.80%的人听说过“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有67.60%的人知道当地开展的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有63.23%的人听说过“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有52.93%的人知道当地开展的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2002名育龄妇女对最近一次接受过的避孕节育咨询服务过程总体满意者占72.38%；1442名育龄妇女对最近一次接受过的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过程总体满意者66.99%；最近一次接受过计划生育门诊服务的2913名育龄妇女表示对服务环境、服务态度、诊疗设备、技术水平、服务项目五个方面满意者分别占到71.88%,83.45%,80.64%,81.67%,74.53%。有73.30%的育龄妇女认为对服务人员应进行专业培训,有71.47%的育龄妇女认为取得专业资格认证的服务人员才可以被允许提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3.育龄妇女干预效果评价综合干预提高了育龄妇女对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知识的知晓率、改善了对我国法定计划生育权利、以及国际计生联提出的服务过程中享有的权利的了解情况。干预提高了育龄妇女对“全社会倡导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积极态度、提高了育龄妇女对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进一步宣教服务的个人需求。干预使更多的育龄妇女产生获得全面的知情选择服务、性与生殖健康权利(SRHR)综合服务的要求,以及对服务人员专业素质的要求。干预提高了育龄妇女寻求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服务的行为意愿。干预对使用短效可逆避孕方法的育龄妇女的避孕措施决定人尚没有影响、对研究对象安全套避孕使用率没有影响。4.计划生育服务人员的干预效果计生服务人员对我国公民法定计划生育权利和服务对象接受计划生育服务过程中的基本权项有较好的了解,综合干预进一步提高了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对服务对象的法定权利、服务过程中享有权利以及多项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认知。干预使计生服务人员提供SRHR综合咨询服务的技能有提高,但仍处较低水平。干预提高了服务人员提供SRHR宣教服务和咨询服务的意愿。计生服务人员对计生系统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促进的活动普遍有积极态度,干预后,有更多服务人员认为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促进有助于服务对象自主决策、有助于提高服务质量、有利于服务对象与服务人员关系融洽、有助于国家人口发展计划的实现。干预提高了服务人员对SRHR综合咨询服务技能培训的需求。评估期服务人员一致认为计生系统开展生殖健康权利维护和促进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和培训是重要策略。5.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促进对优质服务及其服务质量的影响计生系统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促进活动后,更多的育龄妇女对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促进的有了积极态度；同时育龄妇女对当地开展的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服务以及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的知晓有所提高、并对服务项目准确和全面的认识有所提高。权利促进活动对服务人员在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咨询服务和性与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过程中规范操作的实现有了积极影响；为育龄妇女获得更为满意的避孕节育服务结局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育龄妇女是否获得更为满意的门诊服务没有影响。权利促进活动使更多育龄妇女对自己现用避孕方法副作用有了了解、对宫内节育器类型和常见避孕药具付费方式有了全面知晓,权利促进活动对育龄妇女更换现用避孕方法的意愿没有影响。[结论]计生系统维护和促进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有障碍也有优势。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落实不充分。一方面提高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知识和意识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加强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对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认识、提高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人文服务”内涵的认识十分必要。集“宣教、倡导和咨询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干预对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认知水平、维权意识及相关的行为意愿产生了积极作用。集“培训、倡导和提供咨询服务”为一体的参与式综合干预提高了服务人员对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认识水平、改善了服务技能和意愿。从实现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角度深入推进优质服务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权利促进对妇女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及其服务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徐倩倩[5]2011年在《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及个人因素对农村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和生殖道感染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低生育水平状况下,提高避孕节育及其他生殖健康服务质量现已成为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关注的重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然而国内探究政策、经济、文化等宏观的社会因素对个体生殖健康状况及避孕节育现状影响的研究有限,尤其是将宏观的政策经济文化等因素与微观的个人数据相结合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少见。【目标】探索生育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以及家庭和个人特征等微观因素对我国农村育龄妇女避孕措施选用和生殖道感染的影响。【现场】陕西省灞桥区,河北省涿州市,重庆市长寿区,山东省临淄区,江苏省吴中区,吉林省柳河县,湖南省浏阳市,四川省大英县。【方法与内容】本论文研究资料来自两个方面,宏观水平的各省生育政策资料及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资料来源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微观水平的家庭及个体资料来源于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适宜技术选择行为及其变化的研究》课题的现场调查数据结果。该调查为流行病学现况调查,以“省、县、乡、村”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我国中等发达的9个省市进行抽样,对抽中的43个村/社区进行结构式问卷定量调查,调查样本点全部住户及户内20～49岁的育龄群众。调查内容包括住户基本信息、20～49岁育龄男女生殖健康状况及避孕节育适宜技术的使用和选择情况。问卷资料录入采用Epi-Data 3.1软件,数据分析使用SAS软件包及MLwiN2.22。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χ2检验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本文分析对象为其中20～49岁农村育龄妇女。【结果】本研究共计调查了10612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其中94.3%采取了避孕措施,主要避孕方法为IUD(69.1%)、绝育(22.3%)及避孕套(7.5%)。人均GDP水平较高、实行1孩政策为主、文盲率较低的地区,IUD及避孕套等可逆避孕方法使用比例较高,反之,绝育使用比例较高。相对于IUD使用者而言,家庭经济条件差、年龄在30岁以上、文化程度低、从事农业、有≥2次活产史的妇女更多的采用了绝育；相对于IUD使用者而言,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年龄在30岁以下、文化程度较高、从事非农业工作、尚无活产的妇女更多的采用了以避孕套为主的避孕方法。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症状报告率为31.13%,至少同时出现2种症状的报告率为22.23%,3种及以上症状报告率为10.4%。来自人均GDP水平较低、每万人口医生数较少的地区,家庭经济条件差、饮用井水、厨房使用烟囱排烟、使用自家茅厕、共用盆浴洗澡、文化水平低、务农、怀孕次数多、活产个数多、避孕知识得分低、使用绝育或不避孕、曾有人流史的农村已婚妇女是RTI高危人群。[结论]宏观的生育政策及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对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措施选择存在显着影响,农村避孕方法选择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服务模式需作相应调整。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患病率高,生殖道感染受社会经济文化医疗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制定RTI干预措施要从多角度加以考虑。
刘晓霞[6]2016年在《平凉市叁县区育龄妇女健康现状调查》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本研究选择平凉市的崆峒区、华亭县、庄浪县叁县区的育龄妇女为调查对象。目的是分析平凉市育龄妇女健康现状和健康需求;了解平凉市育龄妇女的生育现状以及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分析影响妇女健康主要的因素;从而为我市妇女卫生决策提供依据。方法根据平凉市实际情况,以县区经济条件、城乡、交通情况等特征进行分层抽样,随机抽取了崆峒区、华亭县、庄浪县叁县区作为调查地点,崆峒区代表城市,华亭县和庄浪县代表乡村,每个县区按经济情况分为好、中、差抽了叁个乡(镇),每乡(镇)随机抽3个自然村(社区),每个村(社区)随机调查50人。以抽样点15~49岁育龄妇女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1378个育龄妇女。结果本文调查结果显示:叁县区育龄妇女小学文化程度者为(42.31%),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73%;育龄妇女的职业主要是农民(93.83%);民族主要以汉族为主(86.87%);婚姻以已婚为主(99.56%);户口主要是农村户口(70.46%)。1378例育龄妇女慢性病患病率51.51%,其中接受治疗的比例为71.97%,叁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育龄妇女的两周患病率77.21%,叁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周患病后,接受治疗的比例71.80%,叁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接受妇科检查率73.03%,叁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妇科疾病检出患病率51.61%,叁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妇科疾病接受治疗率73.32%,叁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375例已婚或丧偶妇女中,没有怀孕的25例(1.81%),怀孕一次的299例(21.70%),怀孕两次的640例(46.44%),怀孕叁次的237例(17.20%),怀孕四次的135例(9.80%),怀孕五次及五次以上的39例(2.83%),怀孕次数的构成比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怀孕的1350例妇女中,生育情况和怀孕情况基本一致,但是怀孕3次及3次以上,生育的次数少于怀孕次,有可能是流产所致。叁县区生育次数的构成比经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文调查怀孕妇女产前建卡的比例为54.07%,叁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文调查接受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比例为89.19%,叁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文调查的艾滋病总体知晓率为62.26%,华亭县总体知晓率65.15%,崆峒区总体知晓率58.24%,庄浪县总体知晓率63.99%,叁县区的差异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平凉市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而慢性病和两周患病率较高,但就诊率不高,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育龄妇女的年龄、户口类型、在外务工、健康状况、到达医疗机构的方便程度等是就诊的影响因素;妇女接受妇科检查的比较低,育龄妇女妇科疾病接受治疗率较低,妇女文化程度是影响妇女妇科病就诊的主要影响因素,调查的妇女中大多数均怀孕两次,生育两孩,怀孕妇女产前建卡比例较低;育龄妇女对艾滋病知晓率不高。
热伊麦·穆太力普[7]2017年在《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家庭发展能力与妇女生存质量相关性调查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通过对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家庭基本情况、家庭人口素质、家庭居住条件、关注媒体状况、家庭功能、家庭生活压力事件、家庭养老情况、接受公共服务情况以及妇女(家庭女主事者)生存质量进行定量调查和当前家庭存在问题进行定性调查,了解维吾尔族农村家庭发展能力现状及与妇女生存质量的关系,从而为提升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家庭发展能力和妇女生存质量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方便抽样的方法,于2015年7月~2015年10月对南疆、北疆、东疆18个乡村维吾尔族603户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家庭人口素质、家庭居住条件、关注媒体状况、家庭功能量表、家庭生活压力事件、家庭养老情况、接受公共服务情况、妇女生存质量量表。定量资料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影响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家庭发展能力和妇女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等,多因素分析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家庭发展能力指数与妇女生存质量的关系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定性资料采用内容归类法整理资料,主体框架分析法归类分析资料,运用排列图筛选关键因素、重要因素和一般因素。结果:1)定量研究结果:(1)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家庭发展能力方面显示处于中等及以上的家庭所占的比例为85.2%;而家庭发展能力高低次序为东疆>北疆>南疆。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美满,家庭成员自述健康状况良好,较高的文化水平,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家庭居条件较好,住房无困难,家庭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好,关注媒体及内容较丰富,与老年人共同居住,公共卫生服务利用率较高等均为是家庭发展能力的保护因素。(2)生存质量调查显示87.89%的农村维吾尔族妇女生存质量处于良好的状态;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越美满、家庭成员关系越好、家庭成员自述健康状况越好、丈夫文化程度越高、家庭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越好、家庭成员接受相关公共卫生服务状况越高妇女生存质量越好,家庭经济状况越差妇女生存质量越差。(3)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家庭发展能力与妇女生存质量呈现弱相关(R=0.157,P<0.05),农村家庭发展能力较差,则该家庭女主事者生存质量呈下降的趋势。2)定性研究结果:(1)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家庭主要存在问题主次因素显示,经济、医疗、住房、就业问题均为关键因素,家庭养老为重要因素,家中关系、农业及畜牧业、教育问题、交通问题均为一般因素。(2)新疆农村地区维吾尔家庭希望社会提供帮助的相关需求主次因素显示,教育、经济、医疗均为关键因素,就业问题为重要因素,养老问题、交通问题、住房问题、农业及畜牧业均为一般因素。结论: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家庭发展能力处于中等偏上状态,妇女生存质量处于良好的状态,其各因子影响因素较多。通过提高农村家庭人口素质、改善家庭经济,提高公共服务利用率,加大对重病患者的救治和帮扶,改变农村居民在经济发展的认识水平,纠正思想上存在的惰性和发展的短见,加强子女教育扶持,从而提升农村地区家庭发展能力。与此同时,进一步协助妇女经济独立,提高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关心她们生理健康的同时关注心理健康状况,针对性指导并定期进行健康教育,从而提高妇女生存质量。
陈晓芳[8]2007年在《四川省农村地区汉族和彝族已婚妇女生殖健康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评价并比较汉族和彝族已婚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探讨汉族和彝族已婚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方法学参考。方法：利用CIDA“中国农村妇女社会工作人力资源建设”的子课题“四川省农村妇女健康知识和行为调查”样本，比较汉族和彝族妇女生殖健康状况；拟合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汉族和彝族妇女生殖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结果：汉族妇女过去一年生殖道感染率(45.42％)高于彝族(31.2％)。汉族妇女人工流产率(40.84％)高于彝族(16.00％)。汉族和彝族妇女生殖健康的结构模型不同，影响汉族妇女生殖健康的主要因素有：卫生知识掌握程度和妇女社会地位。汉族妇女对卫生知识掌握程度越高，生殖健康状况越好；妇女的社会地位越高，其生殖健康状况越好。影响彝族妇女生殖健康的主要因素有：卫生习惯、围产期保健和妇女社会经济地位。彝族妇女的卫生习惯越好，生殖健康状况越好；妇女围产期保健做得越好，妇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生殖健康状况越好。结论：汉族妇女和彝族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存在着差别。影响两个民族妇女生殖健康的因素存在着不同。加强对两个民族妇女的健康教育，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做好围产期保健，将有利于改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
彭伟斌[9]2015年在《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近20年来,有关人口政策的总结与反思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而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议则使人口政策更加瞩目。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中国客观上要求人口结构和数量向适度、合理的方向发展,人口政策的演进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此背景下,开展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和评估生育政策的选择与走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本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全文共分八章来展开。引言部分论述了本文选题的五大背景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对国内外有关人口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述评,将国内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观点划分为“严控紧缩”、“量化宽松”、“鼓励扩张”和“自主抉择”等四大学派；第二章交代了叁组重要概念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及创新之处：鉴于印度是全球第一个由强制性计划生育向自愿性家庭计划转型的国家,第叁章从国际视角先对印度国家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作了个案诠释和经验分析,从该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中突出了制定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第四章基于人口事件的细节罗列论述了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历史过程并进行了相应的阶段,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特征归纳为四大特征；第五章分析了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将两省地方性人口政策的演进粗略划分为七个不同阶段,并从政策调整时间、政策内容及实施细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第六章借助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年鉴资料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生育水平、人口分布等方面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其历史变动做了详细对比,显示了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极低的总和生育率和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第七章运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江浙两省196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性因素对两省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区别仍起作用但效果极微,导致生育率水平差异的根本性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第八章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对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总量、出生人口、人口结构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展望,预测结果显示,生育政策调整不会形成大规模出生堆积,单独两孩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江浙两省人口趋向负增长的发展态势,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口的结构性危机。考虑到江浙两省所呈现的超低生育率及“政策遇冷”现象,本文认为应尽快实施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应努力实现叁个重要转换：即从计划经济指令型的人口政策向市场经济引导型的人口政策转换；从显性的人口政策向隐性的人口政策转换；从直接干预型的人口政策向间接参与型的人口政策转换。
谢晓东[10]2011年在《河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目的了解河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政府部门制定有关促进生殖健康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河北省范围内,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了966名符合条件的20～49周岁农村已婚育龄女性为调查对象,用自拟的调查表统一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有年龄、民族、学历、职业、婚姻、和家庭年收入,生殖健康概括为生育调节、妇女保健、生殖道感染、生殖健康服务。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对其进行入户面访,问卷由调查员亲自填写,所有资料应用EXCEL软件录入数据和校验,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处理,影响因素分析分别采用χ2检验、logistic分析方法,检验水准为0.05。结果1人口学特征:调查对象涉及到年龄、学历、职业、和家庭年收入等。其中,年龄以30～39岁组人数最多,平均年龄(33.85+6.85)岁。职业农民占大多数,文化程度初中和高中以上为主,以高中为多;婚姻初婚的占90%,家庭年收入普遍较低。2生育调节情况:河北省育龄妇女的避孕节育知识知晓率不高,其中知道4种以上、3种、2种和1种避孕方法的妇女比例依次为:32%、53.2%、79.5%、和100.0%。已婚育龄妇女大多采取了避孕措施,以“女性绝育(含宫内节育器)”和“避孕套”为主,在避孕方法选择上仅有20.97%能够自己决定,其余的79.03%的妇女是由计划生育人员建议或政策规定,对于所用避孕方法满意为34.5%。人工流产方面:36.3%的育龄妇女曾经做过人工流产(包括药物流产)或引产,其中,做过2次及2次以上人流的女性占14.9%;人工流产的主要原因“违反生育计划政策”和“避孕失败造成意外怀孕”,为主,占到了总数的76%。3妇幼保健情况:本次调查已婚育龄妇女中,怀孕活产率为78.3%,她们中只有620人接受过产前检查。而她们初次分娩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乡卫生院、其它综合医院和计生服务站,占到了总数的77%。4生殖道感染:有47.3%的人在近一年参加过定期妇科检查,其中有439人查出患有各种妇科疾病,所患妇科疾病主要为:月经不调、阴道炎、慢性盆腔炎、妇科肿瘤等为主,有60%的人选择去医院治疗。在性病、艾滋病知晓情况方面;90%左右调查对象都听说过,但对性病、艾滋病症状、传播途径及预防方法等方面的知识水平掌握都很低。5生殖健康服务状况:占调查总数37.7%已婚育龄妇女最希望所了解生殖健康知识是“性心理、性生理”,48.5%人最希望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渠道为“广播、电视”。在遇到生殖健康问题首先会选择“专业水准高”的“专科医院”。6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分析:以农村已婚育龄妇女是否患有妇科病为因变量,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结果:初婚年龄、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为已婚育龄妇女患妇科病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1河北省农村育龄妇女整体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掌握水平较低,患病就诊意识差,生殖健康服务利用行为有待进一步改善。2初婚年龄、避孕措施、流产史是影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妇科病的主要因素。3针对农村育龄妇女的薄弱环节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提高避孕有效率,减少人工流产率,提倡晚婚晚育,改善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 中国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及服务状况与变化的研究[D]. 方利文. 复旦大学. 2003
[2]. 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 杨发祥. 浙江大学. 2003
[3]. 我市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及服务状况与变化情况分析[J]. 赵冬秀. 中国医药科学. 2016
[4]. 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促进及其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质量的影响研究[D]. 裴泓波. 复旦大学. 2012
[5]. 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及个人因素对农村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和生殖道感染的影响[D]. 徐倩倩. 复旦大学. 2011
[6]. 平凉市叁县区育龄妇女健康现状调查[D]. 刘晓霞. 兰州大学. 2016
[7]. 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家庭发展能力与妇女生存质量相关性调查研究[D]. 热伊麦·穆太力普. 新疆医科大学. 2017
[8]. 四川省农村地区汉族和彝族已婚妇女生殖健康及影响因素研究[D]. 陈晓芳. 四川大学. 2007
[9]. 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D]. 彭伟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
[10]. 河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D]. 谢晓东. 河北联合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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