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白鸟库吉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白鸟库吉,顾颉刚,中国古代疆域,华夷体系
白鸟库吉论文文献综述
张文静[1]（2016）在《近代中日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疆域的考辨——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对中国古代疆域范围、形状,上古时代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华夷体系的形成等问题做了论述。白鸟库吉仅关注《禹贡》中出现的汉民族疆域范围,描绘出汉民族古代国家在亚欧大陆上的地位,这是对古代中国疆域形态的横向描绘。顾颉刚系统梳理出中国古代疆域变迁的过程,是对古代中国地理疆域的纵向考证。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状,白鸟库吉认为"南北长、东西短",顾颉认为"窄于南北而宽于东西"。白鸟库吉和顾颉刚都反对西方学界的"汉民族西来说",主张黄河流域是孕育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白鸟库吉主张严峻区分汉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顾颉刚重视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早期形成中的作用,主张华夷一体。(本文来源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6期）
张文静[2]（2016）在《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本文来源于《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5期）
N.哈斯巴根[3]（2016）在《白鸟库吉的“满洲”史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近代日本的"满洲"史研究史上,东京帝国大学的白鸟库吉是与京都帝国大学的内藤湖南齐名的泰斗式人物。然而,白鸟库吉与出身的内藤湖南不同的是,他是接受新式教育、掌握西方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的第一代学者,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其中在"满洲"史研究方面成绩突出,具有开创性意义。一白鸟库吉的经历与日本近代教育学术制度的嬗变密切相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年,日本参谋本部编纂课编纂《满洲地志》1卷。其后,日本军部也陆续编纂过几部有关"满洲"地区的地志,如(本文来源于《满学论丛【第六辑】》期刊2016-06-17）
章陆频[4]（2016）在《白鸟库吉中国古史观的形成及其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Shiratorikurakiti,1865-1942),一手创立了日本东洋史学,并为其发展倾注心力,其研究成果在今天依然是研究东洋史所无法替代的重要资料,在学术界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白鸟研究主要以文献考证为基础,并注重实地考证,传承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日本实证主义史学的先驱者。白鸟库吉的研究重点是以中国为核心展开的,其中在中国上古史这一部分,其提出了“南北二元对抗论”与“尧舜禹抹杀论”,并将文字学、天文学、神话学、地理学等各知识体系运用于自身研究,解读这两个观点有利于了解白鸟库吉的中国古史观。通览白鸟库吉一生的学术事业,其在中国上古史中的观点不仅在日本也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6-05-01）
张国安[5]（2016）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指谬——兼驳白鸟库吉“抹杀论”和内藤湖南“加上原则”(之二)》一文中研究指出"层累说""抹杀论"和"加上原则"是中日叁大史学巨擘关于华夏上古史相互映衬的重要理论,它们屡遭批驳却至今屹立不倒,长期被学界奉若圭臬。它们只是没有完成论证的假说,不仅违反逻辑学的一些基本准则,还存在着不少的逻辑谬误,仅仅具有想当然的或然性,是在各自选定资料范围内的偶然排列。从实质的历史角度考察,他们论证的史学逻辑也难以成立,根本不具有实际发生的历史可能性。作为"疑古思潮"理论基础的叁说既然如此荒谬,那么现在就到了"终结疑古"之时。(本文来源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2期）
张文静[6]（2015）在《评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抹杀论"与"古史辨"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在评判尧舜禹传说的价值时,都严格区分传说与史实,重视传说的历史性、宗教性价值,将传说视为考察民族宗教历史的重要依据,且都认为时间越晚,传说的体系越丰富。然而,在对待尧舜禹传说传递出的时代性与历史性信息以及传说背后反映出的宗教性和政治性特征上,二者的观点存在明显区别。对于《禹贡》是否存在地理学价值,二者亦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本文来源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5年04期）
张文静,周颂伦[7]（2015）在《“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文献学派的创立者,提出了着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他带领其弟子对中国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派的领袖,首倡民国"疑古"之风,后创办《禹贡》半月刊,掀起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二者的研究似乎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学术起源之"疑古"观念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本文以顾氏与白鸟氏对《禹贡》的考辩为出发点,比较二者"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辨析方法与观点倾向,试图探究二者在学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本文来源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5年03期）
张文静[8]（2015）在《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辨析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前者是近代日本东洋学派的创立者,后者是民国时期“古史辨”派的创始人；前者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后者提出“层累说”,均在当时中日学界引起轩然大波,讨论与争鸣持续不断。在当前的中日史学界,对比白鸟库吉和顾颉刚中国古史研究的相关研究已经出现,然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二者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渊源入手找寻二者的学术是否存在承继关系,罕有针对二者学术中的某个具体课题、具体观点的对比,也未出现专门围绕白鸟库吉和顾颉刚对《禹贡》的辨析方法、内容与结论的比较研究。本文以对《禹贡》的辨析为核心,通过对比二者对《禹贡》的成书年代、传说价值、地理学价值、《禹贡》“九州说”、“五服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对比二者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研究视角、方法、水平、深度上的异同,从而映射出近代日本学界和中国民国学界对待中国古史的不同倾向。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章剖析白鸟库吉与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白鸟库吉和顾颉刚的“疑古”思想都是对传统学术中占主导地位的“信古”思维的挑战。然而,白鸟库吉从西方史学方法和理念出发,彻底推翻明治之前“将传说视为信史”的观念,揭示出中国古史的传说性质,这是对中国古代史的彻底解构。顾颉刚在整体研读中国传统经史学者的疑古辨伪学术的基础上,重视《尚书》今古文之争和宋代、清代考据学敢于质疑与辨伪的学术成就,结合考古学、金石学成果,对中国古史展开学术研究,在考辨伪书、伪史的同时,完成重建中国古史的工作。这是在传统“朴学考据”学基础上对中国古史的解构与重新建构。本文的第二章主要辨析二者关于《禹贡》成书年代与价值的视角、观点与方法的异同。关于《禹贡》的成书年代,白鸟库吉认为“尧舜禹叁王”传说是同时产生的,因此《禹贡》的成书年代也应与上述时间完全一致,即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则认为禹的传说应当出现在尧舜的传说之前,而《禹贡》的成书年代又晚于传说产生的时期,即战国时代后期,秦统一之前。二者对于《禹贡》的地理学价值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白鸟库吉不仅彻底否定《禹贡》的地理学价值,更彻底抹杀《尚书》中夏书部分的地理学和史料学价值；顾颉刚则视《禹贡》为“我国地理学的宝典”。这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体现出二者在对待《禹贡》的基本立场上是完全相异的。本文的第叁章围绕二者对《禹贡》“九州说”的辨析展开。与白鸟库吉并未对《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问题作专门考证相对,顾颉刚对此问题作了专门考证；白鸟库吉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入手质疑“九州说”的真实性,顾颉刚从中原王朝不同历史时期的疆域变迁入手考证“九州说”的出现时间与演化过程；白鸟库吉以强调传统信仰的传说性质作为立论前提,主张彻底的“抹杀”；顾颉刚从中国传统史学的朴学考据出发,以证实《禹贡》“九州说”的真实性作为前提,主张谨慎地“辩证”；白鸟库吉认为《禹贡》“九州”并非真实存在,顾颉刚则认为《禹贡》“九州”是对战国时代地理疆域的实际划分。本文的第四章围绕二者对《禹贡》“五服制”与五岳的辨析展开。白鸟库吉和顾颉刚都认为在《禹贡》“五服说”中存在幻想成分。然而,白鸟库吉认为“五服”制度本不是对实际地理疆域的测量,顾颉刚则认为“五服”制在中国古代是实际存在的,只不过由于《禹贡》中对于“五服”相距里数的细致记述,使得其带上了幻想的色彩。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也都对《禹贡》“五岳”展开研究,白鸟库吉忽视《禹贡》中出现的丰富的山川地理信息,而是仅仅围绕天之五宫思想展开论证。顾颉刚则致力于考证《禹贡》“五岳”名称的由来与演变,进而梳理中国古史中山岳观念的形成过程。从《禹贡》“五服”和“五岳”制度出发,二者还对中国古代疆域形状特征作了概括：白鸟库吉认为“南北长、东西短”；顾颉刚则认为“窄于南北而宽于东西”。关于华夷体系,与白鸟库吉主张“华夷峻别”不同,顾颉刚突出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早期形成中的作用,主张“华夷一体”。从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辨析结论的具体差异中,我们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从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理论出发,在主张严格区分亚洲历史上诸多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的基础上,彻底推翻中国传统古史系统,从而得出以“抹杀论”为代表的崭新研究结论。这种研究结论与近代日本社会文化中正经历着的对中国古代文化由崇敬到贬低的认识上的转型相适应,并成为这种认识转型的助推剂。顾颉刚以中国传统史学的辨伪、考据为主要研究目标与方法,充分借鉴同时代学界在考古学、金石学以及地理历史学上的考证性研究成果,提出“层累说”,力求在推翻中国传统古史系统的同时,建立起新的中国古史体系。顾颉刚展开地理沿革史的研究时,曾经指出中国社会面临“强邻”抹煞事实,“国人亦多数典忘祖,随声附和”的现状,由此可以判定,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顾颉刚的地理沿革史研究也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本文来源于《东北师范大学》期刊2015-05-01）
赵薇[9]（2014）在《白鸟库吉的中国观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白鸟库吉（1865-1942）是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毕生致力于日本东洋史学体系的构建，其研究成果至今仍为国内外东亚史、亚洲史研究者重视，学术影响深远。白鸟库吉的史学研究，以文献考证为基础，同时注重实际调查，研究成果大多同当时的社会活动相关联，这成就了他宏阔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上，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白鸟库吉开辟了日本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先河，并将语言学、地理学、民族学知识综合运用于史学研究，可谓推陈出新、独树一帜；通过为学术研究寻找政治依托及学术讨论等，白鸟库吉还组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学术团队，奠定了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发展的基础。学术研究，不可能脱离时代。白鸟库吉曾不止一次地表白自己的学问是“纯学术的”，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只从单个具体研究对象看来，其关于东洋史的研究是站在学术立场上的学术研究；但纵观白鸟库吉的整个学术生涯，深入剖析白鸟库吉的研究结论，将其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我们看到，他通过“学术”，彰显了近代日本的“国威”，其学术研究进程与日本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侵略步骤相吻合，从最初的对朝鲜史的研究，到“满洲”、中国，再到亚洲其他民族的研究，以及最后关于蒙古的研究无一不是追随、配合日本对朝鲜、“满洲”、中国乃至亚洲的侵略步伐。白鸟库吉的史学研究核心是围绕着中国展开的，本文以白鸟库吉学术研究开展的时间为序，全面讨论其中国观问题。主要以白鸟库吉的朝鲜史、“满洲”问题、“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设立、国体论、时局论、中国文化论以及蒙古史等作为研究对象，对白鸟库吉提出的“满洲中立地带论”、“尧舜禹抹杀论”、“中国文明停滞”论等问题进行细致分析，从中剥离出白鸟库吉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等问题的基本观点。此外，还将目光扩展到亚洲，从白鸟库吉对亚洲的研究态度、立场观点等来进一步挖掘其中国观的本质与内涵。由于以白鸟库吉为首的日本东洋史学家在确定“东洋”的范围时是把日本排除在外的，所以作为对比研究，本文还对白鸟库吉的“皇国史观”、“日本优越论”等问题做以细致分析，以进一步明确白鸟库吉的中国观、亚洲观的时代性及政治意义。本文在采用史料辨析、逻辑论证等基本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把白鸟库吉的整个学术生涯按照研究重点和倾向的不同分为叁个阶段，从白鸟库吉自身不同的研究重点与方向上定位白鸟库吉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和扩展。同时，在白鸟库吉的每个学术阶段中展开横向研究，分别关注不同时期的研究动机、学术背景、具体内容等，以明确白鸟库吉中国观的本质与内涵，并试图从更广阔的视角揭示隐藏在白鸟库吉中国观背后的日本东洋史学的学术倾向，探寻白鸟库吉中国观与战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中国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白鸟库吉关于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是站在学术立场上的学术研究，但研究带有浓厚的情意性倾向，首先，其中国观是带有浓厚情意倾向的中国观。其次，白鸟库吉关于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就是基于对中国资料、古迹等“有形”的文化攫掠与“疑古”、“抹杀”等“无形”的文化攻击基础之上，所以，其中国观是渗透文化侵略的中国观。再次，无论从白鸟库吉的学术研究路线、学术研究内容还是学术研究理论上来看，其中国观都起到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日本东洋史学是伴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而建立起来的，而白鸟库吉的学术不但在思想上配合了日本“大陆政策”的进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巩固日本政局，为日本对外侵略提供理论依据的作用。所以，其中国观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中国观。(本文来源于《东北师范大学》期刊2014-05-01）
赵薇[10]（2013）在《“尧舜禹抹杀论”与白鸟库吉的日本东洋史学》一文中研究指出白鸟库吉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对中国古史高度打压的姿态,催生了日本史学界在学术研究层面上对汉文化的反思,引发了人类学视角下对汉文化的讨论,带动了其后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与繁荣。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核心观点包括抹杀尧舜禹和推崇儒教,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还原到当时代日本东洋史学发生之初的文化背景中,通过考察对《尧典》记事真伪的讨论剥开"尧舜禹抹杀论"的实质内核,通过廓清"尧舜禹抹杀论"对甲骨学的无视之状明晰白鸟库吉所谓的"实证"史学方法,白鸟库吉对日本传统汉学研究态度与方法予以解构,对以日本为核心的东洋史学文化框架的建构。(本文来源于《北方论丛》期刊2013年01期）
白鸟库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白鸟库吉论文参考文献
[1].张文静.近代中日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疆域的考辨——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2].张文静.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3].N.哈斯巴根.白鸟库吉的“满洲”史研究[C].满学论丛【第六辑】.2016
[4].章陆频.白鸟库吉中国古史观的形成及其影响[D].华东师范大学.2016
[5].张国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指谬——兼驳白鸟库吉“抹杀论”和内藤湖南“加上原则”(之二)[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6].张文静.评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7].张文静,周颂伦.“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8].张文静.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辨析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5
[9].赵薇.白鸟库吉的中国观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4
[10].赵薇.“尧舜禹抹杀论”与白鸟库吉的日本东洋史学[J].北方论丛.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