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琳[1]2012年在《场域—出场意义的形塑、传播与解码》文中研究指明出场学是关于场域研究的学说,指涉历史出场者所处的历史语境与思想符号之间辩证关系,囊括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哲学、行动哲学、道德哲学、竞争哲学等方面。我们须从出场意义的形塑、传播与解码的叁个过程及其重新出场与循环着手,才能对场域的“打开”方式和“反思”意识进行合理性透视。叁个“打开”方式和循环的“反思”意识带来了出场学场域对思与史的辩证关系的双重梳理,因而出场学场域摒弃了以往所有在场的形而上学观念缺陷,是交往实践视阂中的具有“正在生成”特征的,通过“不断出场”来秉持“永恒在场”的,在现实基础上对面向未来的生命律动与价值取向进行深入探索的历史建构论。出场学的意义论与方法论密切相关,在诸多方法论中,笔者选取认识论方法和现象学方法两种对立的却对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深远影响的方法论,对认识论的批判反思论与现象学的生命意义论进行了深入探索与分析,用扬弃的方法提取两种原本对立的方法论的精华,从而在广义认识论原理的方法论基础上对出场学场域论的轮廓进行架构。因此在两大场域的叁个“打开”过程中需以此两种基础方法论为红线,才能顺利打破学科壁垒,开启文史哲的场域对话,准确把握历史语境与符号思想的辩证关系。本论文共分为四篇来详述场域问题,前叁篇是对两种场域的叁个“打开”过程的分析,第一篇主要分析的是两种场域的形塑问题,选取了在符号学与历史哲学方面具有“正在生成”特色的形塑观念的两个代表人物：关于符号实践场域的形塑环节以早期罗兰·巴特为代表；关于历史实践场域的形塑环节以伽达默尔为代表,并说明他们还只是形塑过程,未到达历史建构的原因。其中也要意识到认识论方法与现象学方法在两大场域形塑过程中如何被运用的问题。此外,本篇还用出场学场域的视角对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进行分析,指出历史场域与符号场域的一种交叉关系。第二篇是关于场域传播-社会化过程的探索。由于历史建构包括了人们活动的真实舞台的全部内容的结构,因而场域传播-社会化不如说历史传承和横向传播两个向度。历史传承向度侧重历时空性,即时间传播；横向传播侧重共时空性,即空间传播。在时间传播-异化批判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在空间传播-异化批判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列斐伏尔。因此在此篇中选取鲍德里亚作为历史传承的切入点,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作为横向传播的切入点,结合认识论方法与现象学方法来对社会化与异化问题予以阐明。在第叁篇中,笔者对场域的解码环节进行梳理。笔者梳理了解释学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对象的变革,并梳理符号场域与历史场域解码的各自的意义论走向及其相互缠绕与相互交织性。为了厘清叙述脉络,笔者分别对符号场域的解码与历史场域的解码进行分析,指明解释学由于共同缺点——在场的形而上学性、内主观意识性、唯心史观等,以表明解释学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原因,其间仍要注意两大方法论在解码篇中起作用的方式。最后一篇以马克思与布尔迪厄的场域观为参照点,得出了出场学场域的十大要义,在前叁篇形塑、传播、解码的基础上厘清了出场学场域的深层意义。在此篇章中,我首先以出场学场域的视阂重新解读了马克思的五部具有代表性的着作；而后以微观社会学视角透视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场域理论；最后以微观补充宏观,在叁种场域观念的比较对话中将出场学场域十论提取出来。此十论也具有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的研究成果在于：填补了国内符号实践意义论与历史实践意义论研究的空白,在思与史的辩证关系上对实践的意义论与历史的建构论进行了系统性整理与探索；厘清了两种场域的交往实践的“打开”本质；阐明了广义认识论原理指导下正确地进入思与史的辩证循环的重要性；分析了场域“打开”的叁个阶段——形塑、传播、解码及其反思循环过程；区分了两种对立的方法论——认识论方法与现象学方法在两种不同场域和叁个“打开”阶段的不同作用；挖掘了在叁个“打开”过程中蕴藏着的出场意义的“显隐互转”、权力话语的“敞开”与“遮蔽”、社会道德炼金术等现象的发生机制所在；阐述了在叁个“打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学科,如符号学、语言学、历史(哲)学、解释学、社会学等,指明了这些学科走向马克思出场学的必然性；揭露了社会化过程中的意义发生机制及异化的原因所在；开启了文史哲的场域对话。
朱政[2]2014年在《法律适用的理论重构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法律适用的理论框架是法律方法论的基础性问题,而强调理论的实践性以及建构中国本土的法律方法体系,则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当下司法实践的经验考察之上。本文法律适用的理论建构是以大陆法系传统为背景,以中国司法实践为潜在参照物的。因而可以说,理论建构与实践考察紧密相关。在理论研究部分,采取了法律适用的“理念—模式—要素”的分析框架,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具体化的思路展开,亦即在讨论法律适用理念争论的基础上,分析法律适用模式的转型,并指出论辩推理模式的优越之处；进而,在论辩推理模式下,对法律适用的要素展开重构,而在这种理论模式下,它们能够得到合理的定位和很好的说明。具体说来,在法律适用的理念上,这里有两对暗含的矛盾,一是,严格裁判理念与自由裁判理念围绕“司法造法”(或者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争论；二是,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裁判理念内部存在的潜在张力——法哲学上,法的权威性与正确性之争；政治学上,立法权与司法权之争。从制定法传统出发,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裁判理念显然更值得追求。在法律适用的模式上,分别讨论了司法叁段论模式、哲学诠释学模式、叁段论推理下的自由裁量模式和论辩推理模式。相比较而言,论辩推理模式较之前叁种“经典”模式,具有更佳的理论优势,能够更好的贯彻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裁判理念。可以认为,论辩推理模式建立在“推理核”和“论辩层”之上,因而理性化程度更高,具有可验证和可评估的特性。其中,“推理核”主要关心法律推理的起点和基本结构形式；“论辩层”旨在以程序性的论辩规则为核心,明确参与者在其中应履行的论辩义务。在法律适用的要素上,一方面,法律适用模式的实质内容是法律发现、法律解释、事实认定、法律论证、利益衡量、漏洞补充等等相互重迭的“片段性决定”；另一方面,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存在方式,在不同的法律适用的理论模式中,又会呈现不同的格局。在论辩推理模式下,法律发现对应着法源多元论,其核心任务是法源的司法识别和规范冲突的解决；法律解释作为一种权威性论述,应作“减法”的课业——放弃对司法裁判的“正确性担保”,回归面对个案释放法律规范意义的“本色”；事实认定,应当明确关于事实的论辩是司法证明机理的核心内容,只有通过论辩、对话才能将碎片的证据拼接、还原为一副完整的事实“图景”；作为法律适用要素的法律论证,则主要是论题学取向的,是在具体问题上对实质性理由的展示和权衡。在实践考察部分,从中国的司法实践出发,寻求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由现实可查的细节入手,逐步攀登,提高理论的“梯度”。这样做,一来,是为了增强理论的实践性,寻找与中国司法的结合点；二来,也是为建构中国本土法律方法体系,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案例研究作为一种法律方法的实证性研究,既是法律适用理论的实践准备,又是实践本身,更是对实践的反思；因而,是考察中国司法实践的有效方式。基于此,本文选择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近300件民事案例作为初步分析的对象,面向法律适用的要素——法源与法律发现的方法、事实认定的方法、法律解释的方法、法律论证的方法,展开具有一定深度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深化讨论：其一,对裁判文书载体(裁判理由)进行反思与重构。其二,案例研究虽然立基于细节的考察,但其重要的贡献则应当是形成司法实践的整体形象。从这个角度上说,官方所持的“法律观”具有明显的“形式化”倾向；另一方面,同时又可察觉到在具体个案中,法官具有后果取向的“实用主义”态度。这也提示我们,应重审当下中国司法的复杂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其叁,站在法治论和司法现代化的高度,对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展开反思。我们既要看到法律方法是司法现代化的技术之维,又需要认识到其本身的限度。因为,法律方法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能够维护法治的正常运行,却无法有力地推动法治进程,更谈不上“拯救法治”。进一步说,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调试法律适用的理念以及建构法律适用的理论模式,都必须建立在司法现实之上,亦即需要在理论建构与司法实践之间展开“反思平衡”,在增强司法回应社会的能力同时,提高司法本身的品格。
谭芳[3]2012年在《巴赫金理论视域下的外语对话课堂理论探究》文中认为进入新世纪，我国外语教与学的理论研究进入到发展创新的新阶段。虽然外语教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斐然，但是多数理论研究都是对学习者因素的关注，具体而言，即对学习策略、学习动机、自主学习等外语学习理论的建构与验证，却少有对中国外语教育的宏观理论的建构与探究。外语课堂是中国学生外语学习的最主要场所，对于外语课堂的宏观理论进行建构符合中国本土化外语教学的实际。理论是我们分析问题的起点，对于外语课堂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只有上升到理论的应然层面，才能使教育者与研究者对外语课堂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也才能使外语课堂实践更具指导性。因此，外语课堂教学的宏观理论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建构的。西方哲学的研究焦点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对于主体间性的对话教育提出诉求，巴赫金的语言符号理论成为二语研究领域备受推崇的对话理论之一。国外学者对巴赫金的理论与教育/教学展开了很多研究。作为二语习得对话研究传统的重要代表，巴赫金的理论也为二语研究者所重视。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之下，参考大量国外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文献，结合国内外语教育理论研究实际，拟对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探究：1.对话应用于课堂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2.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理论及实证依据；3.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理论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4.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取向。本研究首先通过对对话理论和课堂话语研究现状的综述，以“对话”的多维定义为切入点，指出已有研究存在着“对话”在理论与实证层面的定义不一致、对话与对话性的理解混同；相关研究缺乏整体系统的理论建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论证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必要性，并描述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研究设计与研究步骤。然后本研究对巴赫金对话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中的理论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反思，为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参数。在确定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理论依据与实证参数之后，对巴赫金与维果斯基的理论在“语言、文化、自我”叁个层面进行深入探析，从而为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哲学思想源泉。按照本研究提出的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研究步骤，对国内外的课堂话语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进而为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提供启示。在论证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哲学思想源泉，界定了其建构的理论依据与实证参数之后，对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构成要素进行阐释，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提出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五个(组)概念、四个简化命题、多个变量与一个假设，最终完成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建构。然而，任何理论建构均应具有与之匹配的方法论取向，所以本研究随后对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方法论展开讨论，根据国外理论建构与方法论的研究文献，本研究认为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研究方法论应采用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研究范式；提出其方法论取向的五个原则：层级性原则、多变量原则、开放性原则、差异性原则、二维原则；并认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特别是费尔克劳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与巴赫金的理论相匹配，有助于研究者对实然课堂对话进行研究。而访谈法作为研究者与师生的一种对话，可以帮助研究者倾听师生主位声音，从而找出影响某种课堂实践的潜在因素与背后声音。本研究是针对外语课堂宏观理论建构的探索性研究，希望该理论研究不仅会对我国本土化外语课堂理论建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扩大国内学界对巴赫金对话理论与课堂话语的认识与研究，也希望本研究可以对外语课堂教学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黄德先[4]2010年在《文化途径翻译研究：争议与回应》文中研究说明自70年代开始,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重点不断地转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模式。它包括源起于以色列的多元系统论,图里以及低地国家学者所推动的描述翻译研究,源自德国的翻译目的与功能理论,各个殖民相关的语境中所形成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以及集中在加拿大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其中,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正式提出,成为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文化途径翻译研究革新了翻译观念,促成了翻译研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途径的翻译理论被大量引入我国翻译学界,一方面促成了我国当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翻译学界的无数争议。这些争议中,有人认为文化途径的翻译理论不适应汉外互译,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有人认为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偏离了翻译研究学科的本体,提出回归语言本体;有人认为文化途径的翻译理论给我们的翻译观念带来了混乱,危及翻译的实践。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到底对我国当前翻译观念带来了哪些改变?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对翻译研究学科有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追踪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谱系,尝试回应国内翻译学界对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各种争议,反思引进的文化途径的翻译理论对我国当前翻译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对翻译观念和翻译学科带来的冲击。本文由六大部分构成。“前言”介绍了研究问题的由来,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在中国的旅行过程,文化途径翻译研究所引发的各种争议,以及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步骤。第一章介绍了文化途径翻译研究产生的背景。对文化的关注是整个人文学科的一大趋势,文化研究随之兴起。翻译活动对象的改变,人们的翻译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鲁汶群体为主的文化途径的翻译学者催生了翻译研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第二章借助“事件化”的方法把文化途径翻译研究还原到其生成的语境,考察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谱系。把翻译研究学科自产生以来随研究重心转移而形成的不同途径的研究进行语境化的处理,重新考察了佐哈的多元系统论、图里及低地国家的描述翻译研究、德国翻译目的与功能理论、后殖民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着重强调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研究对翻译观念的革新,以及对翻译研究学科的推动作用。第叁章阐述了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对翻译观念的革新,所引发的争议,并对这些争议做出回应。文化途径的翻译研究扩展了传统的翻译概念,深化了翻译概念的内涵。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对传统翻译观念、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七个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从而革新了我们的翻译观念,也对我们的翻译学科认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革新后的翻译观念引入我国之后,对我们的翻译忠实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引发了很多争议。唯有区分开如何译与为何译的研究,形成求知与求用的学术分工,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才可能形成一个平衡的学术生态。第四章分析了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对翻译研究学科的影响,并对国内有关翻译学科的各种争议做出回应。翻译研究学科近40年的发展中,文化途径的翻译研究者不断地重构学科的蓝图,丰富学科的研究目标,重新定位学科的属性。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引入我国之后,促成了我国翻译研究学科的快速发展。对翻译的研究并不等同于或局限于对语言的研究,新一代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与文化途径的翻译研究互为补充,使回归语言本体的担心变得多余,这两种不同途径研究的结合往往会模糊各种研究的差异。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谱系表明在不同的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国别特色的研究。作为以“研究”为名称的翻译研究学科,突破了传统的学科观念。“结语”部分,本文提出由于缺乏对文化途径翻译理论的全面了解,导致了国内一些翻译学者对文化途径翻译理论的误解,从而引发了翻译观念之争。国内一些翻译学者有关翻译研究学科的各种争议,缺乏的是对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谱系分析,没有厘清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这叁者的共生关系。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对我们启发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些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把翻译置于不同的框架或语境中来理解。
王姗姗[5]2017年在《翻译与游戏》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旨在对翻译过程进行一种理论研究,探究将伽达默尔(并非用于研究翻译的)游戏理论作为一种奠基理论植入翻译过程,建构一种基于"关系主体"模式的翻译游戏过程论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尝试在该理论模型下,建立翻译在一般意义上具有的现象学与辩证法原则。"关系主体"模式下的翻译过程实现了由"译者"决定"过程"到"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使翻译过程研究范式从基于"实证科学"思维之上的"译者主体"范式转型为基于"现象学-诠释学"思维之上的"关系主体"范式,向前推进了现有翻译过程理论研究范式。本论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翻译游戏过程论是在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游戏精神"引领下建构的一种处于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具有欧陆哲学色彩的翻译过程理论,它在叁个方面对前此翻译过程理论进行了变革:第一,关于翻译过程的主体。前此的翻译理论大都将翻译过程的主体理解为译者,翻译游戏过程论则以游戏"关系主体"取代"译者主体",即翻译游戏过程论所理解的主体是由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构成的"关系主体",也就是说,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在翻译过程中都是翻译意义能够实现出来的主导方,它们叁方形成一种博弈妥协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均以参与者的身份被卷入游戏之中,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走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主观操控的视域融合,由此导致翻译过程由"译者心理"决定"过程"到"关系主体"作用下的"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第二,关于翻译过程的核心。前此的翻译理论从语言或文化的单一视角出发解读翻译过程,在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性特征的游戏精神引领下,翻译游戏过程主要体现为在"关系"制约下博弈妥协式的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保留、舍弃与添加在语言(语词和句法)以及"伪文本"(节律、韵脚等非语言性)要素两个层面展开,所以翻译游戏过程涵盖翻目标语言核心与文化核心,兼顾科学性与人文性。第叁,关于翻译的目的。较之前此的翻译过程论,翻译游戏过程更加突出强调翻译之原初目的——面向目标语群体开显原本负载于陌生文本中的意义,通过将陌生经验转化为熟悉经验而使目标语群体扩大对生存意义的感知与理解,进而扩大人际间的理解与交流。由此揭示出翻译的本体论意义:翻译映射出人在差异对话中找寻平衡的居间生存状态,翻译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基于上述观点,本研究的整体结构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关联、且具有内在演进逻辑的分论题:第一章构成了本研究的第一论题。该论题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本论题得以展开的基点是对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进行效用检视。我们必须承认,伽达默尔持有一种"广义"翻译观,其翻译思想具有一定的效用指向和理论阈限。伽达默尔探讨翻译问题的目的在于:以"语际翻译"作为"理解"的特例,从而检视作为人之生存方式的意义理解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伽达默尔之追求"理解普遍性"的理论旨趣决定了他必然弱化语际翻译之"异质语言差异"问题,所以,伽达默尔的翻译思想缺乏关注"语言差异"及"差异语言转换"的问题意识,伽达默尔的"广义翻译观"具有特定的效用指向(指向普遍性的理解),从而致使其翻译思想形成了一定的理论阈限。其次,本论题继而找出用(伽达默尔不直接谈翻译问题的)"游戏理论"构建翻译过程的可能性——游戏中游戏者、游戏对象、观赏者的辩证精神完全可用于描述翻译过程中原文、译者和目标语读者博弈妥协"关系主体"下的语言游戏过程,并对翻译过程中"关系主体"游戏所关涉的核心观念——以间距为代表的时间性概念、文本概念等能否用于语际翻译研究——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初步回答了"能否在本体论意义上谈论翻译"这一问题,以便为后续研究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在证成伽达默尔游戏理可以被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后,本研究进入第二个论题,即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这一考察由论文的第二章担承。考察从两个层面展开:对游戏理论的前史考察和对游戏理论本身的阐释。游戏前史考察从"伽达默尔对前人游戏概念的理解"以及"游戏概念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两个侧度展开。其中,就辩证法向度来说,游戏精神离不可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影响。伽达默尔在吸纳了黑格尔辩证思想发展之关键动因——"他者"因素——的同时,摒弃了黑格尔对陈述语言的推崇,重新回到柏拉图早期的对话语言,找到了概念背后的问题结构,并以之为基础,构建本体论诠释学。就游戏概念的现象学限度说,海德格尔在游戏问题上对伽达默尔有着重要的综合性的影响。"关系先于理解者"的游戏正是对海德格尔"语言先于存在"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伽达默尔以海德格尔诗性语言为起点,超越黑格尔的逻辑概念,走向柏拉图对话语言,并以对话的"关系优先性"取代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优先性",构建了"关系主体"模式下的游戏理论。对游戏理论本身的探究是本论题的另一核心内容。伽达默尔对游戏问题的思考并非一蹴而就。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只谈论了艺术的游戏特征,在论及历史科学以及语言问题时,"游戏"字眼甚至很少出现。然而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伽达默尔愈发意识到他对游戏概念论述的不充分性,并指出游戏应该从艺术中延伸出去,艺术游戏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精神应该体现在历史科学的理解以及语言本身的结构之中,游戏概念理应贯穿伽达默尔诠释学体系始终且体现其诠释学基本精神。职是之故,本论题尝试对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详细谈论的艺术游戏概念,以及其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未能深入谈论的关于历史理解的对话游戏以及具有对话结构的语言游戏作出进一步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中谈论的游戏概念涵盖艺术、历史和语言叁个方面,包含艺术游戏、对话游戏、语言游戏。其中,艺术游戏又可根据"是否面向观众敞开"之特性分为竞争游戏和表演游戏。这样,游戏可分为竞争游戏、表演游戏、对话游戏和语言游戏,它们之间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但在最根本意义上,它们都是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指涉人际理解的动态性过程。本论题将在厘清彼此关联与区分的基础上,对四种游戏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和界定。需要指出的是,此四类游戏与本研究下一论题"翻译游戏过程构建"有着密切联系:竞争游戏与对话游戏可用于构建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意义理解过程;向观众敞开意义的表演游戏则可用以构建翻译之语言转译过程;而具有辩证结构的语言游戏则是语言转译过程之可能性前提。依据上述对应关系,本研究进入到第叁个论题,也是本研究最为关键的核心论题——翻译游戏过程的构建。本论题包含第叁章和第四章内容。伽达默尔把翻译过程描述为一种"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笔者部分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过程的第一步骤(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无疑可以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游戏来表征。但如果把其第二步骤(语言转译的解释过程)仅仅用"对话"来表征,无疑忽视了 "异质语言转译"过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步骤故而可用"表演游戏"来表征则更为恰当。语言转译和表演都是"关系主体"下的辩证过程,均以向观众开放意义为目的;不同之处在于,表演需把文字语言转译成话语、情感等新媒介形式,而语言转换则需要把一种语言转译成另一种语言。于是,翻译发生过程应当被还原为游戏Spiel(game-play)的过程,翻译之表演游戏也是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的语言过程。如此一来,可以把以"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方式呈现出来的翻译的游戏过程解析为以下两个更为具体的过程:过程一:翻译过程之对话游戏——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翻译对话游戏的动态过程描述。第二,对话游戏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过程二:翻译过程之表演游戏——异质语言的转换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四个问题:第一,翻译之语言转换过程为何是一种"关系主体"模式下表演游戏。第二,表演游戏过程为何是一种意义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过程。第叁,从语言与文化二重视角,阐明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普适原则:a.保留原则:优先保留面向"事情本身"意义的现象学原则。b.舍弃原则:空间间距作用下,优先舍弃源语语词的震荡意义、句法结构、伪文本要素等。c.添加原则:添加符合目标语境特征的目标语语词的震荡意义、目标语句法结构以及伪文本要素等。第四,阐明上述保留、舍弃与添加过程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通过对翻译游戏过程的分析阐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翻译过程的两个步骤直接呈现了伽达默尔游戏(Spiel/game-play)叁重特征:首先,二步骤都是在"关系主体"引领下展开的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游戏过程。第二,整个过程是语言过程,在对语言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博弈中走向原文在目标语境中的意义再现。第叁,通过上述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语言过程,翻译实现了其"向目标语群体开显陌生文本意义,增进人际理解与交流"的原初目的。综上可知,翻译必然表现为"关系主体"引领下的博弈妥协的辩证过程。翻译游戏过程论必然要求重新定义译者、目标语读者的身份,必然要求重新诠释翻译所以可能的条件,必然要求重新解读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价值与意义。本研究的第四个论题(第五章)就是要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回答。在游戏视域下,译者是传递意义的表演者,是驻留在文本之中的意义纽带,是隐与显之间的文本要素。在翻译游戏视域下,目标语读者成为翻译过程的参与者,成为翻译由动态"过程"转换为封闭意义"构成物"的中介,成为影响翻译进程的"共在"者。在游戏视域下,翻译是一种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活动。虽然我们意欲追求翻译的准确性,但完全的翻译却始终不可能。尽管如此,异质语言之间的可译度却可以随着世界的敞开、人际交流的增加而不断加深。由是观之,翻译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正是翻译具有可译度的差异,才成就了翻译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从理解的角度看待翻译,只有使狭义翻译走向广义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的"不可译程度"才能降到最低,这便是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积极意义。在翻译游戏过程视域下,本研究最终走向对翻译本体论意义的再思考:翻译不仅是一种有关语言转译之技艺,翻译更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
胡航[6]2017年在《技术促进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国家对教育信息化的研究和实践给予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然其是否真的促进了学习者发展,学校教育并未完全给出积极的反馈。小学数学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构成,其学习品质受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广泛关注。研究围绕“技术促进深度学习”这一核心命题,以小学数学为载体,深入学科内部,探索技术促进学科教学的有效范式。据此,确定了研究问题:一是小学数学深度学习品质如何表征?二是技术如何促进小学数学深度学习?叁是技术促进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机理是什么?研究运用文献分析、准实验研究、实验研究、问卷与访谈等方法,经历了四个研究阶段:第1部分文献分析。确立了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等内容(绪论),厘清了CTCL研究范式、深度学习和小学数学教学的研究现状及其关系(第一章)。第2部分诊断性研究。运用已有量表,聚焦小学生数学学习策略和认知结构,开发了小学数学可视化诊断系统,对四城市小学生数学学习品质现状进行了评测,为实证研究提供了评估工具和方法(第二章)。第3部分实证研究。运用准实验和实验研究,在不同水平学校和不同年级中先后进行了3个课堂实验,每个实验均每天1学时,持续1个月。实验对学业成绩、学习策略、认知结构、眼动、ERP脑电、学习者注意力与学习者互赖关系等数据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具体如下:一是多变量探索性实验,确立了技术促进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第叁章);二是针对“学习内容”的验证性实验,其变量为“深度学习内容构成及其数字化资源表征”;叁是针对“学习方式”的验证性实验,其变量为“个性化-合作”学习(第四章)。第4部分范式构建与理论总结。通过实证研究,归纳了技术促进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操作范式(第五章),包括针对“学习内容”的“4S”学习内容构成、课程重构框架、S-DIP资源表征态、CRF资源开发模式;针对“学习方式”的PCL设计原型与PCL模型等;解析了深度学习发生过程与设计模型S-ACIG,析出技术促进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发生机理,明确了深度学习中的技术使能,形成了课堂深度学习的实践框架(第六章),并总结了整个研究的结论、成果、不足与下一步研究计划(结论与展望)。针对叁个研究问题,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认知(学业成绩等)、生理(眼动等)和情感(学习者互赖关系等)叁个层面共同表征深度学习;二是“4S”学习内容构成及其资源表征促进了知识的多样态呈现并与深度学习过程契合;“个性化-合作”学习方式促进学习者基于个性的社会化过程发生;叁是“分布式交互中数形转化”是技术促进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发生机理。研究中实验组在认知、生理和情感叁个层面都获得了较显着的发展;操作范式具有较强的可推广性,丰富了技术促进学科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刘辉[7]2003年在《语言与性别关系阐释理论的重构及其实证研究》文中提出社会的变革和女权运动的兴起使人们开始关注语言与性别的关系问题，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观点和理论，但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为后续研究留下了空间。 首先，以往研究所提出的有关语言与性别关系的理论主要有如下几种：缺陷理论，差别理论，支配理论，民族身份理论，以及礼貌理论等。这些理论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却不能有效而全面的对两者的关系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以适应这一要求。作者所提出的内外因结合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的因素：内部因素(社会化，性别模式，社会结构)，外部因素(生理，心理，认知)，以及结合性因素。这一理论体系从内外两个方面地对语言与性别的关系这一复杂而多变的话题做出了比较合理全面的解释，即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强调任一单方面的说法都是不可取的。 其次，在一般性别差异与语言使用的研究中，语言交流的理解层面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基于此点进行了有关男女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异的问卷调查研究，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包括：1．男女两性通常可以“听”到不同的表达方式；2．女性对于不同的表达方式比男性更加敏感：3．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是与性别有关的；4．其它包括社会阶层在内的因素对人们的语言理解的能力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另外本文也对新的交流途径——网络交流中语言与性别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对网络交流(网络聊天)语料的分析，作者验证了Herring(1994)的有关假设，即使在网络这样一个似乎没有阶层、性别差异的地方，男女两性还是表现出了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男性倾向于使用直接的、攻击性较强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女性则更喜欢使用比较间接、支持性的话语。这种现象说明交流方式的改变并不能改变人们固有的性别模式，包括其语言的使用。 最后，在性别歧视与语言使用部分，作者首先澄清了性别歧视这一概念，认为性别歧视其实是一个多层次。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然后，作者对具体的语料进行了分析，并将分析层次化，从词语到短语再到语篇，并在不同层次的分析中都提出了比较新的角度，如词语分析中的词源学研究缺陷问题，短语分析中的假设与推论、隐喻剖析，语篇中的及物性选择与焦点化研究等等。通过这些分析，作者指出，即使一些表面看来并不含有任何歧视意味的语言其本质都是具有性别歧视性的，主要的问题在于一些语言表达方式已经变得程式化，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从而不易察觉和反驳。 在篇末，作者认为，由于语言与性别处于互动的状态当中，语言与性别的关系问题还将继续下去，比如现在语言学界就比较关注中性化语言的发展和使用的问题，因此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将进行下去并向纵深方向发展。
旷战[8]2017年在《个体意库、身份建构与情感绑定》文中研究表明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基于自建口语语料库,结合教育社会学、话语分析、精神科医学等学科特点,主要运用个体化理论、合法化语码理论、评价理论等相关研究成果,探讨精神科医患会话场域实践中,医生如何调动个体意库中的社会符号资源,从而实现身份的拓扑性动态建构以及与患者的情感绑定。进入21世纪,系统功能语言学所面临的挑战是开发新的视角研究语义资源的使用,主要考察语篇变异与语言使用者变异;前者聚焦语义资源使用,后者关注个体运用语义资源协商建构身份。国内外学者从语言学的不同领域如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等对身份展开研究,都取得了各自学科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在理论视角、资源表征、机构话语以及关于知识、情感、权势的生产性在身份建构中的重要性等方面的研究仍亟待加强,未形成一个微观与宏观、分析与阐释融合起来的层级—功能分析模式等。以上不足是本研究的理论考虑,而伴随着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代的到来,医患矛盾和精神健康问题大量涌现是选择精神科医患话语研究的现实动力。作为特殊机构性话语,精神科医患会话具有不同于日常话语的个体意库资源、话语身份、话语策略、权势关系、语域特点、语类结构等。医生本身既是可靠的诊断工具,也是有效的治疗工具;发挥其诊断和治疗功效,无疑需要建构得体的社会身份与良好的医患关系来实现。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叁个方面的问题:(1)精神科医生个体意库资源所体现出的总体话语特征是什么?(2)精神科医生构建了哪些类型的具体身份,如何运用个体意库中的情感资源来实现与患者的情感绑定?(3)精神科医生建构身份所借助的社会符号资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文章从词汇语法、语篇语义、语域、语类四个层级对真实语境下的精神科医生话语进行描写、分析与阐释;将系统、语篇和语言使用者以及实现化、示例化、个体化叁者有机地结合,将语篇分析与功能分析融为一体。通过“田野调查”,共收集80场有效医患会话,在此基础上转写成215,372汉字的小型语料库。接着,对该语料库相关参数进行赋码、标注、提取以及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如下:1.词汇语法资源、身份建构与情感绑定权力词汇属于典型性词汇语法资源。它涵盖精神分裂症症状与药物名称。阳性症状如幻觉与妄想出现频率较高,其中幻觉比例为56.1%,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典型症状,阴性症状出现比例较低;而抗精神病药物以第二代药物为主,如利培酮、氯氮平、丙戊酸镁等,前两者比例达49.3%。这些表征专门性知识语码的权力词汇在建构医生“内行”、“专家”、“权威”等“控制型”身份的同时,也体现出精神科医生个体意库中较强的知识语码潜势。称呼语资源中的零称呼语、亲属称呼语、职衔以及机构身份称呼语、机构称呼语占97.7%;姓名称呼语、通用称呼语、拟亲属称呼语占2.3%;变异式人称代词占3.7%。整体而言,医生话语正式程度较低,呈现出平等、轻松、亲切的谈话氛围,有助于与患者建立平等、亲近的人际关系。借助这些指称性情感资源,精神科医生建构了“熟人”、“同伴”、“关心者”、“帮助者”、“评价者”等“关系型”身份,较好地实现了医患之间的情感绑定。研究发现及物性系统资源中的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心理过程为识解医生经验的主要过程,也是医生建构身份的基础,叁种资源占及物性资源的比例为73.6%,它在体现出话语客观性、权威性、有说服力等特点的同时,也体现出医生“检查者”、“组织者”、“评价者”等身份特征。2.语篇语义资源、身份建构与情感绑定评价系统侧重“人”,协商系统侧关注“际”。协商系统主要借助语气资源实现,精神科医生话语中疑问、陈述、祈使、感叹四种语气资源所占比例分别为73.5%、25.3%、1.0%、0.2%,精神科医生对疑问句使用体现出“个体化”权力语法的特征。其中是非疑问句占60.2%、特指疑问句为38.1%、选择疑问句为1.7%。精神科医生所处的情景语境之一是面对各种精神障碍患者,通过对是非疑问句、特指疑问句等语气资源的灵活使用,精神科医生在封闭和开放语气系统之间把握着对话题与话轮的控制,显示出她作为“提问者”、“检查者”、“组织者”等身份特征。无标记陈述句占50.1%;有标记陈述句占49.9%,两者比例大致相同。通过陈述句资源,精神科医生建构的是“知者”、“权威”等身份,它表明医生在客观陈述事实以增强话语可信度的同时,也在弱缓解机构性话语语气,营造轻松、愉悦的谈话氛围。祈使句出现频次很少则体现医患之间的语旨特征——较为平等的权势关系。医生话语中感叹句表达平等、友好的气氛,缓解了患者的紧张情绪,体现出医生“积极评价者”的身份;句末语气词这些情感性资源的大量使用大都体现出委婉、平等、商榷的语气,体现出医生尝试弱化其权势身份的话语特征。医生话语中消极态度资源要远高于积极态度资源,前者占70.3%,后者为29.7%,以消极判断和鉴赏资源居多,建构出医生“检查者”、“诊断者”、“评价者”等身份特征。介入资源涵盖投射、情态、让步;投射中二声资源出现次数最高,达536次,占66.3%;情态资源以中低值道义型情态为主,占79.3%;让步资源有15种。通过对这些介入资源的使用,医生提升了话语的对话性、协商性,弱化了机构身份,拉近了与患者的情感距离,建构了“引导者”、“建议者”、“安慰者”等身份。级差资源以2455次高频出现,其中语势和聚焦资源分别占53.4%和46.6%。借助级差资源的强化或锐化,医生最大程度实现与患者的价值联盟与情感绑定。3.语域资源、身份建构与情感绑定语域包括语场、语旨、语式叁变量。语场主要体现出认知词汇密度在不同语类阶段的高低变化,如“精神科症状学”、“精神科病理学”、“精神科药物学”等知识语义域权威彰显的语场特点,也体现医生“知识权威”的身份特征。话轮长度、语篇长度等方面的差异体现医患之间较为平等的权势身份关系;而医生对修正、打断、回述等话语方式的调配再次体现其“权威”身份的主导地位;更体现医患互动的合作性、亲和性、生产性,“情势”大于“权势”,“知识权势”的生产性是实现医患情感绑定的保障。一致的语旨特点则体现医患之间“熟人”的身份关系。语式中情景式与隐喻式的语码转换是医患双方情感绑定的情感资源,是话语产生与识解的社会语境因素,体现了医生个体意库中较强的知者语码潜势。它拉近了双方之间的情感距离,建构了医生“老乡”、“关心者”、“引导者”等身份。4.语类资源、身份建构与情感绑定语类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典型性的分类方式,也是重要的社会符号资源和话语策略。借助个体意库中的语类资源如语类阶段、基本语类、语类成分,精神科医生建构了“宏观语类身份”。该身份并非某个单一的、具体的身份,而是基于宏观语类目的而建构的“一系列身份的集合”。它基于拓扑学视角,以知识语码与知者语码为参数,将精神科医生身份划分为知识型、控制型、互动型、关系型四种类型,并由“教育者”、“专家”、“权威”、“倾听者”、“保密者”、“老乡”、“同伴”、“安慰者”等一系列具体身份而示例化。类型学视角不能呈现这些建构身份所具有的家族相似性,而拓扑学则弥补了这一不足。我们将拓扑性身份定位为“一系列典型性的和边缘化的身份所形成的连续统”。它体现身份所具有的家族相似性、逻辑连通性和语类目的导向性等特点。这些建构精神科医生身份的个体意库语类资源在实现与患者价值联盟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医患之间的情感绑定。本文对精神科医生如何调动个体意库资源来实现身份拓扑动态建构以及与患者情感绑定进行考察、分析、阐释,提出了“宏观语类身份”的概念,拓展了身份建构个体化研究的资源表征,彰显了知识与情感在个体化身份建构中的积极作用,强调“权势”的生产性、创造性,这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的身份建构研究,也可以帮助精神科医生更好地调动个体意库资源来建构恰当的话语身份,实现与患者的情感绑定,提高诊疗效果,减少乃至消弭医患冲突。
郭爱妹[9]2004年在《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学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心理学理论与实践。本文试图从理论探索的高度，全面系统地研究和阐释女性主义心理学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建构，揭示女性主义对心理学分支学科的影响，以及女性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蕴涵，并在考察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纷争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心理学的意义与贡献作一个较为全面的、综合的评价，最后将它置于反主流文化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背景之上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作为心理学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视角，女性主义心理学是社会文化、哲学以及心理学等综合发展和影响的产物。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主要分为叁种研究取向：即经验论女性主义心理学、立场论女性主义心理学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心理学，它们在对科学心理学的批判与重构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它们对社会性别概念的不同诠释以及对女性主义心理科学的不同构想。目前，女性主义已经渗透到心理学的所有领域，尤其是对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实验／认知心理学等分支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对“价值中立”说的冲击、社会性别批判范式的形成、对二元对立的消解以及促进心理学研究多元化等方面，对于心理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虽然女性主义心理学本身存在着本质论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以及关于女性主义方法论的论争，但它所涉及的研究议题、研究结果、独特的视角以及理论建构的纲领已经极大地丰富了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女性主义心理学对于心理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与意义。在文章的最后，在对处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夹缝中的女性主义心理学进行剖析的基础上，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心理学将成为未来女性主义心理学的主流范式，未来的女性主义心理学还应着力提高其学科地位，积极地进行学科间的对话，努力促进心理学的变革与发展。
魏萍[10]2012年在《西方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取向新进展研究》文中认为随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运动的悄然升温,在西方心理学中又崛起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盛行着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人本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心理学等思潮,进入90年代以来又兴起了不少新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流派,如实证主义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等分支取向,蔚成了西方理论心理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心理学分支流派不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新的论证和阐释,而且展示出了不少新的时代精神、文化特征和价值观的转换。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不仅在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为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心理学领域也有着重要影响。研究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新进展、新成就,对于丰富国内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回应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批判性既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发展的立足点,也是心理学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反思性出发点。从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到女权马克思主义、实证马克思主义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等的新马克思主义,无不高扬批判的旗帜。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从宏观批判走向微观批判,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工业社会制度的现实批判,走向了科学批判、技术批判、道德批判、艺术批判和精神心理批判,这是20世纪西方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当前西方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取向研究出现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研究较之于传统有了许多新的开掘。其所关注的元素与概念较之于传统的元素与概念出现了下移的趋势,即不再只研究大的宏观叙事问题,而且也更关注微观具体层面,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更贴近心理学的话语系统。当今国外心理学研究的各流派中所涌现出的马克思主义新取向,进一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要素的影响力及其对心理学科发展的积极贡献,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活力和科学创新精神。但同时,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取向研究也遇到了巨大的阻抗力量。当前,如何认识心理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在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指引下推动心理学的发展,是我们中国心理学界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 场域—出场意义的形塑、传播与解码[D]. 孙琳. 苏州大学. 2012
[2]. 法律适用的理论重构与中国实践[D]. 朱政.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3]. 巴赫金理论视域下的外语对话课堂理论探究[D]. 谭芳.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4]. 文化途径翻译研究：争议与回应[D]. 黄德先.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5]. 翻译与游戏[D]. 王姗姗. 山东大学. 2017
[6]. 技术促进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实证研究[D]. 胡航.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7]. 语言与性别关系阐释理论的重构及其实证研究[D]. 刘辉.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8]. 个体意库、身份建构与情感绑定[D]. 旷战. 西南大学. 2017
[9]. 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研究[D]. 郭爱妹.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10]. 西方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取向新进展研究[D]. 魏萍.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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