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书额[1]2004年在《西北军（国民军）与红枪会》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20年代，红枪会在河南等地兴起。国民军二军入豫后，胡景翼的政策尚能使其与红枪会共处。继任者岳维峻的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红枪会在吴佩孚的挑拨下急速扩展，并导致了国民军二军在河南溃败。 冯玉祥在1927年遣西北军入豫之初，对红枪会持谨慎态度。冯的声誉及示好使红枪会对西北军寄予希望。两者维持了一种看似合作、实为相互利用的关系。西北军完全占领河南后，对红枪会既有怀柔改编又有镇压剿杀。西北军对天门会的镇压标志着红枪会的衰亡。 西北军(国民军)与红枪会的关系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之一。其对红枪会的政策基本是合理的，但也有军阀本质的体现。
吕书额[2]2007年在《论二次北伐中西北军与河南红枪会关系的演变》文中提出1927年春,冯玉祥率西北军出兵河南,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的二次北伐。当时,河南境内的红枪会正值鼎盛,对于省内时局的发展举足轻重。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情况下,西北军对红枪会采取了怀柔、利用的政策;红枪会对西北军亦持欢迎态度,并在冯玉祥应允其所提种种条件后,暂时接受了西北军的安抚。西北军与红枪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看似合作,实为相互利用。随着西北军对河南的完全占领,两者最终分道扬镳。西北军与红枪会之间关系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军阀势力与地方武装关系的共同性。
吕书额, 吴子明[3]2006年在《对武汉国民政府二次北伐中河南枪会的再认识》文中研究指明河南枪会在二次北伐中与直奉军阀的对抗,虽在客观上为北伐的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仍属自发性的斗争,而并非参加革命。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枪会的争取利用没有成功。枪会的基本属性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仍是受地主豪绅控制的农民自卫组织。
张仲秋[4]2009年在《北洋政府时期河南红枪会研究》文中认为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减弱,地方势力得以发展。各地匪患猖獗,河南成为“土匪的王国”。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政权而混战不已。在这些战争中,河南要么成为主要战场,要么作为军阀派征军需物资的主要地区。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各派军阀为了维持其庞大的部队,也不断向民众派捐派饷。兵匪不分,兵匪一家的局面更是给河南农民带来了很大的苦痛。民众赖以保护其利益、维护社会治安的各级政府却只知一味勒索、搜刮民脂民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抵御土匪、溃兵的骚扰,以及军阀和地方政府的横征暴敛,河南农村中小地主、地方绅士名流利用普通民众的迷信心理,纷纷组织红枪会,以达守望相助的目的。河南红枪会是农村民众为了保护其自身利益,维持农村社会秩序而组建的自卫组织。他们反对一切损害其利益、破坏农村社会秩序的力量。国民二军在豫时,胡景翼采取措施,力图与红枪会和平共处,二者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岳维峻因损害他们的利益而使双方矛盾冲突加剧,最终红枪会在国吴战争中帮助吴佩孚赶走了国民二军。吴佩孚也因损害农民利益、破坏农村秩序而成为河南红枪会斗争的对象。在北伐战争中,河南红枪会曾阻击奉军南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企图利用河南的红枪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但实用主义特征极强的河南红枪会反对任何外来干涉,所以这些努力并不成功。河南红枪会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基层组织的紧密性与全省组织的松散性并存;其二,活动中的迷信成分和合理成分并存;其叁,主要分布在铁路沿线地区;其四,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北洋政府时期,社会秩序混乱。河南红枪会作为农村自卫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基层政府成为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的基本力量。但它所显示的实用主义的特征,以及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缺乏长远的奋斗目标,注定了河南红枪会是没有前途的。
罗霄[5]2012年在《抗日战争时期红枪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间秘密会门作为一支神秘的力量活跃于中国大地,它门类众多,组织庞大,是日本侵略者、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叁大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在众多会门之中,遍布华北、东北的红枪会组织,影响尤其重要。红枪会出现于北洋军阀开始混战的20世纪初期,它以华北平原为中心逐渐展开,于1940年代末期结束。尽管在战前这一运动虽然曾一度从社会表面消失了踪影,但事实上它的活动却从未间断过,其“传统”被改变了方式,一直潜伏在民间,随着1937年7月战争的爆发,红枪会以保卫战火中的村庄为目的,以民众武装自卫组织的形式重新抛头露面,成为华北战场中八路军、日军以及伪军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与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一致防匪患,抗兵祸不同的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红枪会组织发生了重大的分化：既有坚决抗日的,也有亲日乃至投日；面对国内两大政治、军事政治力量,红枪会同样必须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这既是其本性使然,也与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及日本侵略者的相关策略有着密切的联系。
王文玉[6]2004年在《20世纪20年代河南红枪会述论》文中研究说明红枪会在河南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家自卫作用 ,但由于其领导权掌握在地主士绅手中 ,故其性质是地主阶级的。红枪会实用主义的特征 ,使其既为各派军政势力拉拢的对象 ,也为各派军政势力的异己力量。共产党对其的引导与改造 ,一定程度上也是不成功的。红枪会的产生与发展 ,是中国军阀割据政治在基层农村社会的表现。
曹元强[7]2010年在《民国时期冀南地区会道门研究》文中认为东汉末年以来,秘密社会作为反政府的力量长期存在,虽经历代统治者采取严厉镇压措施,但是始终难以将其根绝。清末民初,秘密社会逐渐发生蜕变,民间秘密教门发展为会道门。民国时期,由于国家的控制力减弱,会道门得到了大发展,有的在社会上公开活动,成为社会公益团体或慈善团体；有的则拥有武装力量,成为民间地方政治势力的统治者,对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冀南位于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地区。由于政府控制力比较薄弱,造成了冀南、鲁西、豫北等地的匪患严重,秘密教门活动频繁。冀南的秘密教门历史悠久,是明清时期多种秘密教门的发源地或活动地,并多次爆发反政府的武装起义。民国时期,战乱不断,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比较薄弱,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面对严重的匪患,冀南地方士绅组织民团来防御土匪,而民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会道门武装发展而来,成为他们维护乡村统治的有力工具。本文以民国时期的会道门为例,按照民国时期的四个阶段,来展示在不同时期冀南地区会道门的发展情况。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土匪蜂起,会道门武装的最初活动主要是抵御土匪。国民军北伐时,由于奉系军阀的横征暴敛,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会道门发动了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军阀的活动,对国民大革命起了支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会道门的反政府活动日益减少,主要活动表现为是新式会道门的慈善活动。抗战时期,由于日军的入侵,社会再次失控,会道门第二次兴起,几乎各县各村都有会道门组织,形成了强大的民间武装力量。共产党、国民党、日伪军对会道门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不同的政治势力的角逐面前,会道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有的成为日寇的侵略工具,有的成为国民党的反共工具,有的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为抗日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会道门基本投向国民党,与中共为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但是在共产党的打击下,会道门势力随着国民党的日渐败退而趋于衰落。建国后,由于利益的不同和会道门对新生政权的危害性,中共政权对冀南会道门进行了彻底的取缔。
参考文献：
[1]. 西北军（国民军）与红枪会[D]. 吕书额. 河北大学. 2004
[2]. 论二次北伐中西北军与河南红枪会关系的演变[J]. 吕书额.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对武汉国民政府二次北伐中河南枪会的再认识[J]. 吕书额, 吴子明.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06
[4]. 北洋政府时期河南红枪会研究[D]. 张仲秋. 郑州大学. 2009
[5]. 抗日战争时期红枪会研究[D]. 罗霄.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6]. 20世纪20年代河南红枪会述论[J]. 王文玉. 兰州学刊. 2004
[7]. 民国时期冀南地区会道门研究[D]. 曹元强. 山东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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