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菲[1]2008年在《鲁迅杂文的文体特点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应对策略》文中研究指明鲁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以其创作成就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相对于其他现代作家而言,鲁迅的各类文章在中学阶段中收录比率最大、类型最丰富。就现阶段中学语文教学现状来看,鲁迅小说作品的教学倍受重视,而杂文教学却一直存在着主题先行的固定模式:在人们的误读下,鲁迅作为思想家、革命家的地位得到空前的肯定,而他在作品文体方面的不断创新却一直未能得到普遍的关注(尤其是在中学语文教学领域)。因而在杂文教学中容易出现过分重视其作品的主题、甚至政治内涵,忽视了分析与品位其作品本身文体特色的现象。据有关调查,这种片面的阅读及教学方式导致中学生离鲁迅越来越远。在他们的印象中,鲁迅就是那个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浑身长刺会骂人的鲁迅,没有意识到他还是不断创新的艺术大师。从长远看来,现有的鲁迅杂文教学不利于中学生对这样一位重要的现代作家及其作品的充分感悟、理解。本论文试从中学语文教学中鲁迅杂文教学的现状、成因入手,参照刘泰隆、刘青松、余希、韩立群等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分析鲁迅杂文的文体特点,努力寻找到一条解读鲁迅杂文的新途径:即从分析鲁迅杂文文体特点出发,在此基础上尝试多角度探究解读鲁迅杂文的文体特点和课堂文体教学的应对策略,努力使鲁迅杂文教学走出主观化单一解读的误区,使学生能够在教师的适当引导下走进鲁迅、了解鲁迅、热爱鲁迅。
张春龙[2]2003年在《论鲁迅杂文文体的创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杂文是鲁迅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准。借鉴文体学的研究成果，立足于杂文言说方式，结合文本创造中的心理、文化、历史等因素，同时考虑到汉语文学作品中“言”、“象”、“意”的关系，对鲁迅杂文文体的创造性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杂文文体的特点，加深对其思想性、艺术性的理解。 鲁迅杂文文体是在杂文的“言”、“象”、“意”创造中形成的，具有独特艺术审美性和思想深刻性的话语方式。其中，“言”、“象”、“意”叁者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是鲁迅杂文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 鲁迅杂文文体的创造性主要表现为，在对中国传统散文体裁进行现实批判性和艺术审美性改造的基础上，对构成杂文的“言”、“象”、“意”因素进行了创制与改造。 鲁迅杂文文体的创造性首先表现为“言”的创造性。“言”是鲁迅杂文的表层部分，包括词语、段落和篇章等因素，相当于索绪尔的“能指系统”。它不仅是构成“象”和“意”的材料和基础，而且是它们的表现结果。鲁迅杂文“言”的创造性主要体现为，利用“陌生化”策略激发语言的活力，创造出形象、新颖的语言形式，同时利用语言的隐喻性特征，挖掘篇章的深层内涵，最后用“反理论化”的表现方式将作家的思想和情感艺术地体现出来。 鲁迅杂文文体的创造性其次表现为“象”的创造性。“象”是鲁迅杂文“以言明象”、“以象尽意”中间桥梁，也是鲁迅杂文连接外在客观现实与内在心灵沉思的关键所在，是鲁迅杂文表现出形象性、情感性、隐喻性，委曲性，散发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魅力的直接源泉，是鲁迅杂文区别于“社会论文”、“文艺性政论”等论说文的重要原因。鲁迅杂文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主要是通过“人物相”和“社会相”的塑造表现出来。鲁迅杂文中的“象”具有具体生动性、高度概括性、艺术审美性和间接性的特点。 鲁迅杂文文体的创造性最后表现为“意”的创造性。“意”是鲁迅杂文的核心部分，是作家创作的归宿。它包括文本中作家表现出的思想和情意，相当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所指系统。“意”是“言”与“象”的基础和依托。鲁迅杂文中思想的深刻性和情感的感染性是通过作家独特的对思想和情感的选择、提炼，即“炼意”表现出来的。 通过这种创造，鲁迅杂文，一方面，“言”、“象”、“意”有着各自独立的地位和价值，给人“得言不忘象”、“得象不忘言”、“得意不忘象”的特殊感受，呈现出“言以象存”、“象以言立”、“意与象行”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它们合而为一，叁者相互融通，在彼此的渗透中，从整体上表现出鲁迅杂文独特的思想和情感魅力。 鲁迅直面社会人生，坚持启蒙理想，用自己的杂文创作，与一切话语霸权做着不懈的斗争，以自己的生命饯行了现代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其文体创造与文化选择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
王海燕[3]2015年在《鲁迅的黑暗体验与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黑暗”是晚清民初的启蒙知识分子参照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语境中,鲁迅以其尖锐深刻而又丰富多元的黑暗书写而成为表达黑暗体验的代表性人物。无论由鲁迅自身的创作还是鲁迅研究历程来看,“黑暗”都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理解鲁迅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关键词。本文首先致力于概念的清理,将“黑暗”作为一个能集中揭示鲁迅人生、思想、审美观念与艺术个性的核心概念,从外在历史语境与作家内在主体精神两方面追溯黑暗体验的发生过程,厘清鲁迅的黑暗体验与时代共名既保持一致又有重要区别的多重内涵,深化对于鲁迅精神结构的认识。其次,从鲁迅相关创作的代表性主题、形象建构、反讽表达等方面建构一个鲁迅黑暗书写的专题研究系统,在民国的政治、文化、文学生态中,通过对代表作品的细读、对具体而又典型的文学现象的分析,探讨鲁迅的黑暗体验经由怎样的审美机制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常谈常新的重要内容,揭示鲁迅独特的精神气质、多维的精神走向与兼容并蓄的审美趣味。古代汉语中虽然己先后出现了单音词“暗”与双音词“黑暗”,但二者在词义上并不具有完全的通约性,“黑暗”仅指光线不足的自然现象。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黑暗中世纪”的命名与批判为参照,发现并赋予了“黑暗”社会学层面的批判内涵,并通过报刊的传播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流行词语之一,“从黑暗走向光明”凝聚着以西方启蒙运动为参照的民族想象。鲁迅既在与时代共名的社会学层面接受并频频使用着“黑暗”,但关注人的整体性这一出发点也使他更进一步探索了个体生命的内在黑暗体验,包括人内在的非理性世界与民俗文化中的鬼神与死亡想象。从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叁个层面凝练而成的“黑暗”对于鲁迅来说也因此成为一个比“启蒙”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不同时间观的难以兼容使鲁迅的黑暗体验呈现出难以克服的悖论。主题作为意义的沉淀,是体现在整个作品中对生活的深刻而又融贯统一的观点。“纪念”“复仇”“鬼神”是鲁迅黑暗书写中最具代表性的叁个主题。当革命被逐渐建构为一种与自由、解放、新生等内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时,鲁迅通过对逝去的革命者纪念的方式,揭示了革命进步与暴政的二重性,映照出不同政治场域中叁类革命知识分子的民国命运,其深沉的历史情怀与“隐心而结文”的纪念艺术具备了挑战权力场域的特殊功能。“复仇”主题寄寓着鲁迅对自身与传统之间无法摆脱的文化同质性的焦虑与克服,《铸剑》在熔铸中外复仇文学精神的基础上,象征性地书写了鲁迅心理人格中自我、本我、超我的内在隐秘与他对传统文化之创造机制与压抑机制的洞悉。“鬼神”崇拜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民间信仰,在现代启蒙史观的线性叙述结构中遭到了压制与否定,鲁迅在他一生的各种文体创作中始终不忘鬼神的存在,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学上的审美趣味,也关涉着他对晚清以降思想文化观念转换变迁以及对启蒙史观的别样思考。鲁迅黑暗书写的形象建构借助于意象、隐喻、象征等符号系统,将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予以艺术地提炼与变形,重新组合成一套具有多重意旨的话语,让读者在陌生的形象与体验中重新领悟自己的生存境遇。针对二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阵营第二次分化中出现的无数碎片化的黑暗,隐喻化的杂文书写成了鲁迅最得心应手的批判武器。“叭儿狗”“羊”“恶鸟”等动物性隐喻充分体现了其黑暗书写见微知着而又活泼锋利的特点。通过对厨川白村象征艺术理论的接受,在《野草》中鲁迅终于找到了与内在黑暗体验相匹配的艺术手段,使早期尝试过的“死火”等象征意象由单薄变得丰盈多义。“夜”作为黑暗体验形象化的特定意象,投射出鲁迅不同阶段思想变化的历程。反讽是鲁迅黑暗体验书写的主要修辞方式。现代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展现出的是叙事深层意义上两个命题的对话或对抗,并与修辞技术的关系日趋密切。鲁迅的第一篇创作自序《呐喊·自序》集中了构成其反讽的多种“元矛盾”：记忆与忘却、寂寞与呐喊、小说与文章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维新、正路与异路、为人与为己、隐藏与显现等一系列冲突。鲁迅杂文中的戏拟反讽与小说中由不可靠叙述制造的反讽既是极富开创性的现代修辞策略,也是他对黑暗体验的机智表达。鲁迅的黑暗书写在社会批评与自我解剖两方面都抵达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其强健的精神立场与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是他留给当代文学的丰厚遗产。这个大智大勇的写作者以他的“黑暗”照亮了无数渴望并追求光明的后来者。
魏耀武[4]2015年在《鲁迅旧体诗及其当代传承研究》文中指出鲁迅创作的旧体诗数量虽然不多,但在他生前和身后都产生了复杂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建国以后,鲁迅的旧体诗一直在被出版、抄录、诵读、注解、阐释和研究,这是一个稍作梳理就能发现的一个文学与文化现象。文学文本的连续出版、不断解读、反复阐释是文学作品接受的重要维度,通常也是其发生创作影响的条件和契机。循着这一思路,深入考察被文学史所遮蔽、拒绝、忽视的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旧体诗在创作的维度上同样也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本文从考察鲁迅旧体诗的诗体特征入手,梳理分析了鲁迅旧体诗在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的传承。本文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上篇主要界定相关概念,论述“鲁体”这一范畴提出的依据与意义,以及“鲁体”的基本特征。中篇主要以“鲁迅弟子”萧军、胡风、聂绀弩为研究个案,梳理“鲁体”在1950-70年代旧体诗词创作中的传承,探究他们对“鲁体”创作接受的不同侧面及其原因。下篇主要以新“二流堂”群体、“岭南诗人”群体以及杂文家群体的旧体诗词创作为研究个案,梳理“鲁体”在1980年代以来旧体诗词创作中的传承。上篇由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组成。第一章在梳理中西文体理论的基础上,评述国内外学界对“文体”的几种界定方式,确定本文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文体”这一范畴,简要论述文体与诗体之间的关系,进而阐释“鲁体”提出的历史依据,文本依据与研究意义。第二章认为,草木意象、长夜意象群体及其所蕴含的孤独意识,杂文化的诗歌语体与论辩式的章法结构,风景的社会隐喻性与内在的批判精神,是“鲁体”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结合相关史料,对此进行了详尽论述。第叁章将“鲁体”置放于中国诗歌传统中进行审视,考镜“鲁体”与文学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并简要概述了“鲁体”在当代的传承与变异的历史。中篇由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组成。第四章以萧军早期的旧体诗词作为参照,论述“鲁体”传承发生的历史背景、主体原因,考察萧军1950-70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中对“鲁体”的接受。对“鲁体”意象、诗语的借用,对鲁体孤独意识的承传,是萧军旧体诗词接受“鲁体”的主要面向。第五章主要梳理胡风旧体诗词创作中“鲁体”的承传,胡风步韵鲁诗、连环对诗体的内在形式,以及诗中强烈的孤独意识,是他承传“鲁体”的文本表征。第六章论述了“鲁体”自嘲对聂绀弩最具特色的“劳动诗”的发生学意义,“聂体”的形式特征与“鲁体”的承传关系,“聂体”的孤独意识对“鲁体”的承传与变异。任何一种传承都不是被动的接受,任何一种接受都是受制于接受主体先在视界的选择性接受。“鲁体”在萧军、胡风、聂绀弩旧体诗词创作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复杂接受形态,体现了不同接受主体与时代语境、鲁体传统乃至鲁迅传统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下篇由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组成。第七章论述了以荒芜、黄苗子、杨宪益为代表的新“二流堂”群体的诗词创作对“鲁体”的传承。第八章主要考察以李汝伦、熊鉴、何永沂为代表的“岭南诗人”群体的诗词创作对“鲁体”的接受。第九章侧重于梳理以邵燕祥、陈四益为代表的杂文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与“鲁体”之间的承传关系。这叁个群体对“鲁体”的创作接受表现了较大的共性,他们的诗词创作主要传承了“鲁体”杂文化诗歌的面向,在话语体式、结构方式与批判精神方面继承和发扬了“鲁体”的特色。鲁迅旧体诗的接受史存在于读者的阅读接受、批评家的阐释接受和作者的创作接受之中。由于在一定历史时期旧体诗创作的私人性、表意的间接性等原因,与鲁迅旧体诗阐释接受史的单质形态相比,创作维度的接受史显得更为复杂多元,这深刻体现了主体、语境、文体等诸多因素之间复杂隐秘的互动关系。
董炳月[5]2018年在《1933年:杂文的政治与修辞——论《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周边》文中认为瞿秋白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出版于1933年7月。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在潜伏生活中编选鲁迅杂文,并进而建构"政治鲁迅",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特殊事件。《鲁迅杂感选集》出版这一年,瞿秋白执笔的十二篇杂文经鲁迅修改、署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被收入鲁迅的杂文集。这些杂文表达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阐述的思想观念,标志着阶级性、政治性的"非个人作者"的诞生,而鲁迅则通过这些杂文将阶级观念、集体主义精神内化于自我之中。以《鲁迅杂感选集》与十二篇合作杂文为基础,鲁迅与瞿秋白建立起体系化的杂文文体观。
李小亚[6]2008年在《现代杂文文体研究》文中提出现代杂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种新兴文体,它以陈独秀开创的“随感录”为始,经过了中国杂文作家的努力,在鲁迅那里得到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库中的一个瑰宝。目前,杂文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本文选择了现代杂文这个范围,在文体的框架内,以陈独秀、鲁迅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他们在文体创造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本文根据传统文体理论,同时借鉴融合了西方文体理论新观点,首先给与文体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为本文的研究立下了理论基点,以此为基础,对现代杂文文体的主要构成部分进行分析。为了清晰而全面地把握杂文文体的主要特征,本文对杂文文体的最主要部分,如文体语言、文体所表现的相,以及杂文文体所要传达的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同时还主要澄清了杂文文体不是一种文学创作本体,它是一种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的批评本体,这其中与文学批评有着本质的区别。文章主体部分分为叁章来完成:第一章主要从杂文文体的自觉为切入点,主要分叁个阶段来论述,对现代杂文文体的概念发展和人们对它的认识进行了逐一地分析,全面梳理了现代杂文文体的发展脉络。第二章以杂文文体的外部历史机制入手,着重分析了现代杂文产生的外在因素:文学具有继承性,现代杂文身上难免会有古代杂文的踪影,但现代杂文又是在新的时代中存在的,必定会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精神,因而,又有了新的嬗变。当时的社会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社会,为杂文的发展提供了大好的契机,同时又加上现代传媒的兴起,更是加速了杂文的发展,故而,杂文在五四时期又有了一个大的绽放。杂文之所以是杂文,必然有着自身特殊的地方,第叁章就从杂文本体出发,详细论述了杂文文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言”、“相”、“意”。分别展现了杂文语言的陌生化和隐喻性,杂文相的广泛性、类型性以及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服务性,由此传达了杂文的评判性和启蒙性。本文从内外两方面入手,对现代杂文文体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在结语部分,阐述了现代杂文的历史地位,肯定了鲁迅在现代杂文史上的巨人作用。
李继凯[7]2000年在《文体史视域中的鲁迅文体(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引言 :文体与鲁迅文体如果从现代文体学所提供的学术视野观照鲁迅文体 ,势必会引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因为自19世纪末、2 0世纪初生成、发展起来的现代文体学 ,受到语言学、符号学、语用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等许多学科理论的影响 ,所涉及的论域非常广阔。倘按
苏虹[8]2005年在《鲁迅的“自由谈”文体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30 年代上海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是杂文创作的大本营,它的辉煌与鲁迅关系密切。鲁迅为《自由谈》投稿契机固然是出于朋友之谊,但更是他必然的选择。主要原因是《自由谈》改革后在黎烈文的主持下具有进步倾向,并且《自由谈》久负盛名、影响深广。鲁迅充分利用《自由谈》给他提供的相对自由的言说阵地,创造了特殊的“钻网”的“奴隶文本”,表现了极强的策略性。鲁迅公之于众的杂文以发表在《自由谈》上的为最多,形成了独特的“自由谈”文体。本文侧重分析鲁迅的“自由谈”文体特点。虽然“自由谈”杂文在本质上是一种报刊文体,但由于社会现实的原因,鲁迅“自由谈”杂文前后期风格不同。《自由谈》杂文最重要的特征是“曲笔”的运用。“曲笔”的运用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五四时期杂文质直,很少曲笔,后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压迫才有了说话的“弯弯曲曲”。经鲁迅的艺术创造,“曲笔”倒产生了一种形象化的议论,塑造了丰富的“自由谈”杂文形象世界。鲁迅的“自由谈”文体影响了整个《自由谈》杂文风貌,并带动了一批杂文新秀,瞿秋白、唐弢、徐懋庸因与鲁迅关系密切、受到鲁迅的直接扶植而与鲁迅杂文风格趋同,同时他们的杂文又分别具有“明白晓畅”、“感抒性”、“析理性”的特点,成为“鲁迅风”杂文的杰出代表。
何英[9]2013年在《鲁迅语文观及其实践》文中指出本文关注的中心是鲁迅在中国语文现代转化过程中对汉语文的思考、认识、探索、创新及其当代价值。本文将鲁迅的创作、翻译、编辑、演讲、校勘等所有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材料作为研究鲁迅语文观念与实践的核心材料,将各类传记、回忆录、鲁迅研究资料中所涉及的有关其教育经历特别是学习国文与外语的情况,其文学活动、教学活动以及近九十年来鲁迅在语文教学中的情况等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来思考由鲁迅构建的语文世界以及这一世界在中国现代语文的形成与发展中所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作用。论文主体部分共四章：第一章从鲁迅语文实践中的“矛盾”(如他在言论上反古书、咒文言,行动上却读古书不辍,写文言不绝；他力倡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拉丁化,却又热衷汉字研究,敏于文字游戏等)入手,以其一生的语文实践为基础,探讨了形成上述“矛盾”的原因(因沉潜于传统语文而形成的个人“趣味”和由修习异域语文而生发出的民族“责任”感共生共存；因“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而产生的“自言”与“倡言”两种不同的言说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鲁迅“在言说中确立自我”的语文立场与希望人人都能“声发自心、意达于文”的语文理想。第二章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了鲁迅的现代语文思想：一是立足于鲁迅的语文实践,分析他对中国现代语文发展方向的认识及其现代语文建设思想,提出鲁迅既强调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变革中国语文,又尊重个体基于历史和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传统语文趣味与表达习惯,所以,他并不反对个体读古书、写文言,但坚决抵制各类妄图将中国现代语文重新纳入以文言为正宗之发展轨道的复古派；分析了鲁迅的“识字”、“写话”思想,并从四个方面论说了鲁迅的不求“普遍、永久、完全”,而倡导“多元、切实、发展”的现代语文建设思想。二是以“文”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为依托,在“文”之传统与现代的背景下,考察了鲁迅对“文”的态度(在“怀疑”中“坚守”)与追求(祛魅与布新)；从倡导大众语文与剖析文术得失两方面分析了鲁迅为“文”由传统走向现代所做的努力；并在对鲁迅所重视的“文”之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鲁迅对“文”的现代追求：以“错综”、“锦绣”之“文”“启人生之閟机”。第叁章主要从鲁迅对本土与异域语文资源的认识与开掘方面考察他对现代语文发展的贡献。本土语文资源,在鲁迅主要表现为对文言和民间语文的创造性运用——对汉字潜能的开掘与对民间语文智慧的汲取使鲁迅的表达既深刻准确又生动丰富。鲁迅的“洋气”翻译观和“硬译”主张充分体现了他对异域语文资源的尊重,而从他对中文章法与句法的创新中也可以发现他对“日化”“欧化”语文手法的借鉴。第四章围绕鲁迅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关系重点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现代语文教育资源的鲁迅及其作品,提出不但鲁迅之文是学生感受和体悟汉语文魅力的重要素材,其语文实践亦可为当代语文教育提供借鉴。二是反思和总结近九十年来的鲁迅作品教学,提出可通过贯彻“语文本位”与“因材施教”的原则来更好地发挥鲁迅在语文教育中的作用。
王来迎, 李强, 付伟强[10]2007年在《近十年鲁迅杂文艺术特质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鲁迅杂文"形象化"的基本文体特征是议论的"曲张力";逻辑判断同审美判断统一、使逻辑思维向形象思维转换融合是鲁迅杂文的基本思维方式;比喻、趣味、主情、言志、想象等玉成和强化了杂文的"诗"性;鲁迅杂文的主要美学风格是"力之美"、冷峻、凝重、含蓄等;语言同这些艺术追求相统一;与外国作家和同时代作家比较显示出鲁迅杂文的独特艺术价值;现代传媒和特殊的文化环境与杂文的文体、艺术特点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1]. 鲁迅杂文的文体特点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应对策略[D]. 谢菲.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2]. 论鲁迅杂文文体的创造[D]. 张春龙. 青岛大学. 2003
[3]. 鲁迅的黑暗体验与书写研究[D]. 王海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4]. 鲁迅旧体诗及其当代传承研究[D]. 魏耀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1933年:杂文的政治与修辞——论《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周边[J]. 董炳月. 文艺研究. 2018
[6]. 现代杂文文体研究[D]. 李小亚. 暨南大学. 2008
[7]. 文体史视域中的鲁迅文体(上)[J]. 李继凯. 鲁迅研究月刊. 2000
[8]. 鲁迅的“自由谈”文体及其影响[D]. 苏虹. 河北大学. 2005
[9]. 鲁迅语文观及其实践[D]. 何英. 南开大学. 2013
[10]. 近十年鲁迅杂文艺术特质研究综述[J]. 王来迎, 李强, 付伟强. 德州学院学报.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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