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业苗[1]2003年在《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其主导价值观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快速分化。农村社会群体、组织、制度等实体结构的分化导致农村社会观念结构的分化，并使其呈现出多元性和广泛性等特征。农村社会实体结构，尤其是观念结构的分化，虽活跃了人们的思想，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但也影响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现实社会的稳定，造成部分农村成员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动摇。因此，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学科知识分析我国农村这一社会现象，不仅有利于在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构建起坚固的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体系，而且还有利于引导农村社会的正向分化，促进农村社会良性运行。
王志强[2]2009年在《转型期农民阶层分化与整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时期,即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从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农村社会转型是指农村社会中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是农村社会结构性和整体性发展,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全面的结构状态的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在转型期,农村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转型导致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带来了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的复杂化和激烈化。这种变化,造成农村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原有的价值观、社会规范、社会交往规则等被消解,而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尚未健全或没有建立,引起两者的冲突与脱节。这些都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挑战,执政党应当采用何种整合方式、构建何种整合机制,如何调控各阶层的利益差距、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分析我国农村这一社会现象,不仅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构建起坚固的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体系,而且还有利于引导农村社会的正向分化,促进农村社会良性运行。
杨锋[3]2006年在《转型期农村青年价值观的分化与整合》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时期。处于这一时期的农村青年，其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洪流的冲击下正经历着演变和分化，复杂、无序、矛盾和冲突夹杂其中。那么，农村青年价值观分化的现状怎样?分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何根据分化的现状和原因实现价值观的整合?这些都是急需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以社会转型期农村青年价值观为分析对象，考察其分化现状，研究分化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整合对策，以期为实现农村青年价值观念由传统意识向现代意识转变，为执政党、当地政府、共青团等机构制定青年政策，为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文章分为叁部分： 第一部分对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分化、整合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这一部分首先厘清了社会转型、价值观等概念；进而概述了学界研究转型社会价值观分化的主要趋向和整合的主要模式；然后分析了转型期农村青年价值观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转型期农村青年价值观的分化现状和动因。本部分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转型期农村青年在人生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和婚恋家庭观等方面的现状，并与之前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调查进行比较，分析了农村青年价值观分化的特征和趋势，进而挖掘出转型社会农村青年价值观分化的深层次原因，即：社会结构的分化、主导价值观的阙失、多种观念的影响和主体需要的多元。
杨孟瑜[4]2007年在《和谐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构建》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由于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及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和细化，利益要求多样化，从而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也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价值观的多元化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意识成熟的标志，对于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主导价值的弱化，多元化价值观缺乏有效的整合，价值观多元化常常表现为剧烈的冲突，这对于形成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对于形成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严峻的挑战。目前，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义与利的冲突、个人与集体的冲突、竞争与合作的冲突。这些价值冲突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多元价值的存在、价值主体的多元化、价值客体的匮乏、外来文化、社会存在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其中社会存在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是最深刻的根源，利益格局调整导致利益群体多元化，进而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矛盾。因此可以说，不同利益群体矛盾是当前价值冲突的本质原因，不同利益群体矛盾引发的价值观冲突又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阻碍。构建和谐社会主导价值观，必须首先考察价值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价值观，是人们追求的关于社会的价值目标和价值理想。和谐社会的内涵包含着价值观的和谐，价值观和谐又包含了主导价值观和非主导价值观(多元价值观)的和谐，因此和谐社会主导价值观的特点应是一元主导、多元共存。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指导原则：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社会与个人相统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主导性与宽容性相统一。这些原则最终指向的是和谐社会主导价值观，和谐社会主导价值观解决的问题是目前的价值观冲突。本文认为应该从价值冲突的根源利益冲突出发，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价值观，这一主导价值观包括四个价值取向：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义与利的统一、个人与集体的统一、竞争与合作的统一。主导价值观的构建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杨锋[5]2009年在《转型期农村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分化与整合》文中研究说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青年作为农村中思想解放而有活力的群体,其人生价值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为准确把握农村青年人生价值观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笔者于近期开展了相关调查。通过分析农村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分化现状和深层次原因,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采取系列措施来整合农村青年价值观的建议。
沈妉[6]2017年在《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研究》文中认为转型时期农村社会价值观的变革影响着农村社会所有成员,而在农村未成年人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关注农村未成年人,最根本的是关注他们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是农村未成年人对其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现象和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评价、决定取舍所持的最基本的观点。开展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研究,探讨构建适应农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的教育途径,不仅能够丰富和发展价值观教育理论,为未成年人德育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依据,而且有助于农村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科学的价值观念,有利于其健康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的创新点包括:在研究内容上,着重从价值观角度对农村未成年人的成长状况、行为方式进行研究,可以看作对农村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价值观两个研究领域的有益补充;在研究方法上,摒弃传统的抽象研究方法,引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等偏重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做到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在方法论上具有创新意义。为了更好地把握农村未成年人的价值观状况,本文以苏北为例,选择从经济价值观、道德价值观、人生价值观、生命价值观、学习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审美价值观、人际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等九个维度对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进行考察与分析,然后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更加详细、真实地把握当前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的现状。从调查数据来看,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整体上呈现积极进取的态势,但也存着价值认知与价值行为倾向的矛盾,价值理想和现实选择的矛盾,需要引起重视。对于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因素分析,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也包括中观层面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区环境等因素,以及微观层面的农村未成年人个体自身以及同辈群体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社会、家庭、学校、社区等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把握农村实际和农村未成年人的合理需求,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对影响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做科学、具体的分析;借鉴国内外先进的价值观教育实践经验和系统理论,创新机制和体制,开展富有成效的引导和教育活动。在调查研究与归因分析的基础上,如何构建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教育体系,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本文着重从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力量整合、路径探索等几个角度来探讨建构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教育体系。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重申了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研究的重要性,指出了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的塑造是个长期任务,需要长抓不懈。
陈延秋[7]2004年在《农民阶层分化对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十一届叁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制定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分化，而且也促进了阶层内部的分化，其中分化最明显的要数农民阶层。随着农村社会的变革，制度的变迁，农民日益分化成为具有不同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程度的阶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矛盾日益增多，这对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农民阶层分化通过促进各阶层农民自主意识的觉醒，竞争环境的形成，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村经济、政治、思想领域的影响，又对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提出了挑战。因此，在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能否继续巩固，关键在于党能否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重新整合农民。而这种整合的基础就是党必须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积极的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推动先进文化前进，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农村社会的转型中，实践“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自身建设，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最大限度的满足农民需要，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村稳定，以此来巩固党在农村社会的执政基础，带领全体农民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事业推向前进。本文以研究农民阶层分化对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影响，以及加强和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为目标。具体探讨农民阶层分化、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变化、农民阶层分化对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影响及引导农民阶层分化，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等各方面问题。通过分析农民阶层分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为立足点，解决社会转型时期，党在农村执政基础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党如何通过自身建设，提高利益整合能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问题。
王朝明[8]2003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配合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扶贫计划，已经推进了 10 多个年头，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农村反贫困行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 20世纪 80 年代初的 2 亿多人，锐减到目前的 3000 万人左右。虽然如此，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是十分艰巨的。当前，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随着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避免，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城市失业者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不轻，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尚有相当困难，以贫困职工和城市长期下岗失业者以及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镇新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原来不为人们关注的城镇贫困问题，正快速地凸显起来。政府、社会各界均已意识到城镇贫困问题的治理已迫在眉睫，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战略进行重新的反思和定位。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背景，对骤然而起的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即主要是从基本概念，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反贫对策，目标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上对城镇贫困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分析。并力求通过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反贫困战略体系，冀望能有助于缓解当前城镇贫困的蔓延，以便在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论文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作为全论文的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贯穿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思路的理论主线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由此点明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并为后面各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注入了灵魂和精髓。而全论文这个研究内核的提炼：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研究贫困的历史梳理，从而发现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和人文关怀精神已经逐步地丢失。这样，对涉及到人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主流经济学建树不多。相反，始终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分析和深刻地洞见了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存在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制度变革方式，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正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对当前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在引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针，重新诠释现代人文关怀精神，从而铸造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反贫困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要突破过去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低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现象（当然这是贫困最基本的现象，但贫困的表现不止于此）的理解，扭转将反贫困囿 1<WP=5>于临时性、施舍性的给钱送物的简单做法，提高扶贫的效果和效率，促使反贫困行动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人文化的轨道，必须张扬人文精神的旗帜（这也是当前一些国际机构将物质贫困上升为人类贫困来治理的理由所在）。这样，才能从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构建中国城镇反贫困的战略框架、政策体系和组织结构；这也为我们在后面各章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边缘交叉分析的理论框架。此外，引论部分还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反贫困的要义，提出了关于贫困类型的划分，给出了测量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同时从文献的角度，重点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转型过程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中关于贫困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并且确立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即框架结构。这一切为下文的分析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学术准备。第二章，从现实客观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存在的状况。由于当前城镇贫困问题的突显，直接反映在城镇贫困人口构成的变化上。而说明这个变迁，我们运用了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分析了伴随着转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享有资源占有的阶层出现了分化，中国社会分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社会分层加剧的条件下，城镇贫困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识别这个变化的规模，探讨了尚无法统一的中国城镇贫困线标准，以及按照不同贫困线标准测算的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其中包括笔者提出的应把从农村进城的流动贫困人口估算在内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和生存状况，运用英国学者汤森关于“贫困叁分法”的理论，将当前城镇贫困归结为界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基本贫困”状态。最后，归纳出转型期城镇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影响。第叁章，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背景，全面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
孙增武[9]2006年在《公平物品的政府供给系统研究》文中认为基于对当前社会公平缺失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存在巨大隐患的基本认知,考虑到政府在公平调节中的独特站位,本文选择了公平物品的政府供给作为论述的核心,试图从供给的视角对政府在转型期如何认识和把握社会公平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做一点有益的探索。该研究主要运用了对全文结构设计起主导作用的系统方法;在对比中优选自身适应性模式和路径的对比方法;强化科学性、可靠性的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其中以规范研究为主分析系统架构和系统模式,以实证研究为主探索实现路径。并采用了在系统分析上突出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在供需主体分析上突出利益关系、在供给客体分析上突出供求关系的技术路线。文章在综述国内外研究状况的同时归纳了公平思想和公平物品供给理论与现实模式,搭建了政府公平物品供给系统,描述了从公平诉求形成输入到政府生产公平物品并形成输出的系统流程;在系统环境、运行和主体互动分析的基础上,推导了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政府公平物品供给模式和失衡状态下利益博弈与政策选择模型,进而论述了改进利益格局的主体和客体途径。论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理论实践价值:首次提出了公平物品的概念并以此为起点创立了相应概念体系,对其特点、分类、需求与供给规律以及多方主体利益关系和行为规律进行了研究,努力促进对公平问题研究从感性化纯人文学科领域走进更理性化的管理学领域,应能为促进社会公平的研究提供一些素材,也为丰富相关理论作一点贡献;通过系统模式的构建、效用分析、博弈分析等,较好地将一些系统化、模型化方法与公平的人文和价值层面的研究实现嫁接,不仅提高了研究的可靠性,更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在界定公平的应有地位及其与效率关系新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公平物品供给模式和路径,对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参考价值;创立的独具特色的利益集团压力函数、影响力函数、利益博弈模型和利益博弈失衡格局下的政府政策选择模型,以及提出的政府驾驭利益格局、促进利益主体力量均衡化和公平物品分类优化供给的主客体途径,对于政府提高驾驭利益集团能力、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优化利益博弈规则以及强化作为公平供给者的公共服务意识,弱化作为统治者的管制意识,增强公平供给能力,降低供给成本具有现实意义。
李志强[10]2015年在《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理论阐释与现实建构》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时期。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加速了农村场域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农村传统社会结构处于整体流变状态。农村组织资源快速流失和社会失序为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重塑提出了客观诉求。“组织起来”成为当前农村治理语境下的关注焦点，农村社会组织是这种话语范畴中的重要内容。“农村社会组织”是统述性的话语概念，指嵌入农村社会结构的系统机制和组织安排，社会组织建构目的是为解决转型期农村社会管理秩序重塑和村社共同体生活意义及文化、精神层面等价值再规范问题。从理论视角、分析路径、理论价值、研究目的及研究结论五个方面简要概述。理论视角：以学界有关社会组织“结构研究”和“行动研究”的两类主导范式相结合为视角切入，在结构功能理论与开放组织系统理论基础上，从自主国家与能动社会互构的思维逻辑，立足国家与村社相互交融的机制、策略与路径，重点关注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场域的思路，提出了“结构-行动”互构性新解释视角；分析路径：将村社共同体置于长时段历史背景，运用中观、宏观和微观叁层研究框架，对转型农村社会组织场域的生长逻辑、演变机理、重构动力和发展路径展开具体阐释；理论价值：村社场域中的“结构-行动”互构解释视角，能够系统阐释转型农村社会结构及网络关系中的制度及地方知识形构的“规范秩序”与“行动秩序”互动机制的治理逻辑，及这种机制所演绎的农村社会组织场域的演化和发展历程；研究目的：旨在理论和经验层面对转型农村社会组织运行的内在规律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并尝试以问题为基点在实践层面重塑新时期农村社会组织的治理框架。研究结论：以转型农村社会组织为基点的农村治理问题的研究，理论上不仅可以充实转型农村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内容，有效构架起与学界对话的理论平台，同时把农村社会整体发展问题的研究链接起来，也为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建设路径和治理发展方向做出了探索式努力。导论部分除了选题的缘由和问题提出的背景外，重点是对研究视角选取的解释。基于学界在“问题意识”导向下所开展的农村跨学科研究路径的普遍思维，以“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和“制度主义”范式为基点，从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问题研究的预设前提着眼，提出两种范式背后实质都暗含着探寻国家现代化发展和治理转型内在逻辑的假定，特别是如何阐释大转型所引致的社会基础性结构深度调整的现象本质，以及探讨如何发挥行动主体的社会新秩序重建功能以适应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共治诉求的问题。“结构—行动”互构性解释视角的提出是基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本质特性和农村问题研究的学理诉求而尝试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第二章阐释了“结构—行动”互构性视角的理论依据，是基于经典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修正框架之上调适和发展的。除此之外，也汲取了政治科学中有关国家与社会、制度主义及组织行为科学等理论元素，是一种系统化、动态化和开放式的，更接近社会现实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蕴含着均衡和包容的价值诉求。以结构功能理论内涵的“能动”、“分化整合”和“均衡”分别对应了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治理演化的叁大特性，预设了结构功能理论框架下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研究的理论依据和论证前提。现实来看，农村社会系统整体发生巨变，传统结构框定下的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社会空间格局、集体行动逻辑、关系模式及文化秩序所构建的治理场域也处于重新形塑过程中，同时这种过程也反推了新的秩序安排和价值合意的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建。这种框架的理论精神，意味着社会结构及各行动者诸要素，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相互塑造，最终的结果将指向某种和谐的良序秩序治理结构，即互构到均衡治理的思想，这是本论所趋向的“结构—行动”互构视角的理论探析和现实建构的主体思路。第叁章阐释了组织开放视野下转型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的内涵特征。“结构—行动”视角下组织开放性视角强调了行动要素的复杂性和多边性及相互之间的松散联系。开放系统将注意力从结构转移到了过程，强调组织与周围及渗透到组织要素之间联系的相互作用，环境被看作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终极资源，所有这些都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了“转型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变迁与治理转型”的分析框架：从转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流变和组织变迁的历史脉络及发展趋势的路径入手，依据“空间转换——结构流变——场域转型——组织重构—治理发展”的逻辑思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方面阐释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结构与行动变迁的意涵和路径。第四章重点阐释转型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场域的演变动力和发展路径。转型期的农村社会组织正是在与外界环境系统的交互沟通中，不断汲取和接纳着农村新组织成长和发展的物质及能量要素，并通过持续的内在系统的适应性转化和结构化过程，形塑着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组织系统的整体概貌，推进了组织场域的演化和变迁。变迁动力源于特定时空场域下农村社会组织开放系统所逐渐呈现的生长机制的耗散性能动结构。在农村社会组织开放系统框架下，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场域的演化和结构变迁的考察是农村社会变迁和结构整合过程的具体呈现，深入挖掘系统内部的动力机制和发展逻辑，清晰展示系统演变耗散结构的边界特征和场域的演化态势，从而有效解释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场域演变的生长逻辑、动力机制、运行路径和发展趋势等问题。第五章以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农村老人协会为经验案例，解释场域下的结构行动互构的方法路径能否有效应对或解决现实问题，以实践话语嵌入理论框架的探讨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农村老人协会组织作为实体化的客观存在，不仅深刻嵌入农村社会环境并伴随农村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其现实样态和功能变迁也与国家发展的整体环境和时代诉求保持共时性。从对直接研究对象农村社会“再组织”的历史批判和时代反思入手，去探索农村社会深层次的治理转型命题，解析老人协会等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聚焦现代性带来的农村社会转型的场域情景，揭示现象背后的实质根源，有利于更好的把握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层次意义，理解农村社会治理现实的面向和未来发展趋势。第六章是政策层面的建议，提出了运用均衡治理新思维建构农村社会良序发展模式的路径尝试。这种思路源于以下叁种启示：一是源于文章研究视角的方法论意义；二是源于国家农村治理传统路径历史反思下的思维转向；叁是提升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力和治理时代转型的现实诉求。通过行动者、制度和环境叁种层面的均衡机制对转型农村社会组织的现实建构具体路径做了详细阐释。第七章是结论部分，主要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全文作出讨论和总结。在本文研究中，就理论层面而论，是基于问题思辨视角下尝试对新解释视角探索的前提开展的，意在展示转型期农村场域普遍化问题的解释思路，还需要在现实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检测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继续调整和完善解释框架的运用思路及论证逻辑。现实层面而论，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政府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应由“行政型”逐渐朝“能促性”政策导向转化，以“内生为核，外推为壳，壳核互连，适度分离”的发展思路，帮助转型期的农村建立自主秩序。为建设和谐的现代化新农村，实现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乃至为实现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其主导价值观的构建[D]. 吴业苗. 河海大学. 2003
[2]. 转型期农民阶层分化与整合[D]. 王志强. 延安大学. 2009
[3]. 转型期农村青年价值观的分化与整合[D]. 杨锋. 浙江师范大学. 2006
[4]. 和谐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构建[D]. 杨孟瑜. 天津师范大学. 2007
[5]. 转型期农村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分化与整合[J]. 杨锋. 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6]. 农村未成年人价值观研究[D]. 沈妉. 南京理工大学. 2017
[7]. 农民阶层分化对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影响研究[D]. 陈延秋.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8]. 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D]. 王朝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9]. 公平物品的政府供给系统研究[D]. 孙增武. 天津大学. 2006
[10]. 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理论阐释与现实建构[D]. 李志强. 吉林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