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1]2003年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开发政策述评》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时期(1937-1945年)的经济开发和建设的道路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边区的经济开发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使边区度过了困难时期，为抗战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政策和实践支撑。 基于此，本文在前人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开发政策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叁部分，第一部分简介了陕甘宁边区的地理概况、政权沿革和抗战前的开发状况；第二部分具体论述了边区经济开发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分为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第叁部分对边区的经济开发政策给予总体评价，主要论述了边区经济开发政策的特点、政策实施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对开发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出分析，并提出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主要有四点：第一、任何开发的本质都是反自然的，制定政策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要注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第二、种植业的单一经营，既不利于区域农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又造成其他几种农业自然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第叁、受政治军事因素影响，单纯为适宜军事需要的开发，注定是一个低水平、低层次的开发，是一个短期行为；第四、经济发展不单纯地取决于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是由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要素相互组合而成的一种“氛围”所推动的。 正值西部大开发之际，本文试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开发政策的得失作出分析，从而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严艳[2]2005年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格局作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揭示边区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及其产业布局的主要特征,分析各产业发展与布局的互动性及其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进而探索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意义,以期进一步充实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更好地认识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服务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从十个方面入手,研究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特征。 第一章,“绪论”,主要探索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分析本文选题的主旨,利用归纳法和主题词统计研究法对近些年来有关陕甘宁边区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梳理述评,阐明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 第二章,“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综论陕甘宁边区的由来、形成与发展,陕甘宁边区的行政区划沿革,勾勒出主题研究的背景基础,并对影响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技术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全面而细致地评价,尤其对移民的经济发展影响进行重点研究。 第叁章,“农林业生产与布局”,研究边区农业发展的条件,重点研究农业的部门布局及其演变特征,主要研究粮食作物的生产与布局、经济作物的生产与布局、畜牧业的生产与布局等,并对边区的林业分布状况、林业的经济利用、森林资源的保护措施及植树造林的效果诸方面进行全面分析。 第四章,“工业生产类型与布局特征”,研究边区的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与布局演变特征,尤其是对工矿业(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纺织业、军事工业、造纸业、化学工业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与布局进行深入研究,并对边区工业的部门结构和地域结构进行综合分析。 第五章,“盐业生产与运销”,食盐是陕甘宁边区的特产之一,抗战时期,边区政府积极开发这一资源优势,对盐业的生产、运输、销售进行管理,盐业成为边区经济的支柱产业,使盐业在边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加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的金融秩序,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本章就盐业的地位、生产与分布特点、盐业的运网建设、盐业贸易等问题作全面梳理和分析。 第六章,“交通运输与通讯网络的建设与布局”,交通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命脉和先行部门。本专题就边区交通运输业的方式、运网系
李晓琳[3]2018年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矿产资源开发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稀有矿产资源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然而矿产资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人们的需求却是日益增长的、甚至是无限的。矿产资源的开发属于资源型产业,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关乎着国计民生。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拥有悠远留长的历史,其中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矿产资源的开发是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史中一次质的飞跃。在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对本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尤其重视,并为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溯因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按照“政策制定条件——政策内容——实施效果”的逻辑顺序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矿产资源开发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探讨。本文的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概述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第二部分为抗战时期边区矿产资源开发政策制定背景的研究,以抗战时期边区经济发展状况为大背景,主要探讨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矿产资源开发政策制定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第叁部分为抗战时期边区矿产资源开发政策内容的梳理,主要分为有关边区矿产资源开发总体政策与专项政策两方面;第四部分为抗战时期边区矿产资源开发政策实施对边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分析,探讨了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为了达到促进边区矿产资源行业的繁荣发展、优化边区产业结构、以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来稳定矿产资源市场价格、缓解边区财政困难、通过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和提高工资待遇的手段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与获取民心来巩固政权的目的,研究认为,抗战时期边区矿产资源开发政策的实施,既对边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及政权稳定产生了正外部性,又对边区环境造成了负外部性;第五部分通过言古论今的方式,找到抗战时期与当今矿产资源开发的联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对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制定的矿产资源开发政策的全面剖析,具体从市场需求、生产力水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绿色开发四个方面论述了当今矿产资源开发政策的现实启示。
李隆文[4]2010年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郡县治,则天下安”,县级政府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县级政府作为功能完备的一级政府,肩负着全权管理基层社会的繁重任务,其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效果直接关系到政府管理活动的成败、关系到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关系到党和政府能否实现长治久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是边区政府——县政府——乡政府这样一个叁级政权组织结构,县政府作为叁级政府中的中间一环,是一个枢纽机关,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级政府在连结边区政府和乡政府,贯彻落实边区政府的政策和指令,领导全县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是军事事务的发展,指导和加强乡村政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县级政府的有效治理,对边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乃至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作出了特殊贡献。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的研究,有助于明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的体制、机制和特点,为当前的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提供历史借鉴和启发。本文选择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为研究对象,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充分吸收学术界研究已有成果,努力实现中共党史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整合和互补,为中共党史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开阔新的视野、拓展新的领域、提供新的范式、方法和手段。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叁部分组成。导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基本概念的界定、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学术创新和写作难点。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历史沿革。本章在阐述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环境、人口和行政区划、社会经济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从工农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转变以及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与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二章,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结构与功能。本章在阐述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的基础上,从纵向和横向的层面分析了县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县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县政府与县党委的关系、县政府与乡政府的关系、县政府与县参议会的关系以及县政府与县司法机关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叁叁制”、“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与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及职能转变。第叁章,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管理机制。本章从决策环境、决策依据、决?策方式、决策程序等方面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决策机制;从执行前提、执行路径、执行新模式等方面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执行机制;从边区政府的监督、行政监察专员公署的监督、参议会的监督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等方面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监督机制。第四章,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人事管理。本章在分析陕甘宁边区政府人事管理机制和人事管理政策以及县级政府干部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围绕“怎样做县长”、干部审查与培养、“干部教育第一”、整风运动与县干教育以及干部的考核与奖惩等方面,阐述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人事管理的基本内容。第五章,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财政管理。本章在阐述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的建立、发展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财政支出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爱国公粮的征收、救国公债的发行、人民负担与减租减息、生产自给与厉行节约等与县财政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结束语部分,阐释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的特点,即广泛动员民众的民主管理、巩固执政基础的目标管理和适时革新的权变管理,并与国民政府实行的“新县制”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挖掘了国民政府“新县制走向终结的表征和深层次原因。
王玉珏[5]2013年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研究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学理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多学科综合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研究以《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下)》及《解放日报》(1941-1945)为核心文献资料,以党的相关文件,党的领导人的文集、选集,专家学者的回忆录和着作为基础文献。首先通过对文献的收集、阅读和整理,形成对边区社会教育的全面具体认识；其次,运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解读边区社会教育,把捉社会教育中最具本质、最为闪光的重点和亮点,提炼成为本文写作的主体内容,并详细深入的分析与论证,在分析中全面涉及教育目的、方法、载体、价值等内容。再次,具体分析社会教育的成效。最后,从纵向角度比较边区社会教育与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异同,归纳概括出边区社会教育对当代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经验和启示。第1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以核心文献和基础文献为类分,对本研究涉及的文献进行了分析与评述；对边区社会教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论述了边区社会教育现有研究的角度,成果与不足,具体指出现有研究成果对本文写作的启示和借鉴；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最后指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以“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概论”为题。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抗战时期边区社会教育的基本情况,是本研究的基础。这部分主要总结了社会教育的基本构架,即教育的概念、对象、内容与目标、方法、实施机构、教材、师资组织形式等内容。介绍了抗战时期社会教育发展流变进程,分析了社会教育发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由,指出社会教育发生的内在逻辑必然。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分析和论证了边区社会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运动,是成功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党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达到成熟的标志。第3章以“需要与自愿：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基本原则”为题。坚持需要与自愿原则,是边区社会教育取得成功的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具体梳理了需要与自愿原则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以教育组织形式和教育内容为主线分析了教育原则的具体实践状况及效能。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对这一原则进行理论分析,从理论上探讨这一原则的科学性,是对社会教育坚持这一原则,取得良好效果的学理论证。第4章以“教材与新秧歌：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主要载体”为题。教育载体的有效运用,是边区社会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本部分重点研究教材和新秧歌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功能表达。通过分析教材和新秧歌的流变进程,以其具体内容为据进行分析,揭示了如何改进教材和秧歌,并在其中融入新的情感因素及政治因素,有效的把思想教育内容融合在教材和民众喜闻乐见的新秧歌中。从而具体直观的表现教育载体如何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良性互动,展现教育载体承载和传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的功能及其实践的具体体现。第5章以“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效能”为题。教育效能是边区社会教育取得成功的直接表达,它是对教育原则和载体部分的回应与印证,也是第6章启示部分的立论基础。这部分研究内容以社会教育的识字教育、移风易俗、抗战动员、政治认同四大教育目标为据,深入分析实现每一目标的困难与阻碍,详细描绘每一目标的实际效果,二者的强烈对比,能够切实感受这些成效取得之不易,进一步体会社会教育的效果。同时,也可以看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本身内含着党的革命要务和群众的生活要务的对立与矛盾,这是社会教育实践中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源之一。而社会教育对矛盾的消解,让革命要务和生活要务在群众意识和行动中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是其取得成功的根源。第6章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给予当代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与启示”为题。总结社会教育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与启示,是本研究的落脚点。这部分内容通过较抗战时期与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异同,总结社会教育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社会教育对当代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实际价值的经验与启示
刘爱国[6]2005年在《抗战时期中共执政陕甘宁边区研究述评》文中指出抗战时期中共执政陕甘宁边区的成功实践,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新经济生活的模范区、建设先进文化的楷模,为中共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做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术界对中共执政陕甘宁边区的研究主要涉及民主建政、发展经济、建设新文化、当代意义等方面。
刘夏冰[7]2017年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民生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事关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其为改变陕甘宁边区的落后面貌而推行的民生政策在中国民生建设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中国正处于重要的发展转型期,同样面临严峻的民生建设问题,加强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思想的研究,挖掘其中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为解决当代中国的民生问题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导,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思想产生的来源。这些来源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民生建设实践。通过对民生产生的来源进行梳理和概括,了解了延安时期党的民生建设思想提出的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为延安时期党的民生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总结。第二部分阐述延安时期党的民生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土地革命前,陕甘宁边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异常落后,民主法制欠缺,民生凋敝是当时的真实写照。笔者从经济、政治、文化、法制、自然条件等方面入手分析,对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现实状况有了更具体的认知。第叁部分论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包括:努力发展经济;实行精兵简政;推行减租减息;加强基础教育;发展卫生事业;完善社会管理;畅通民主渠道;加强法制建设。表现为四个基本特征:即时代性、为民性、实践性和创新性。最后两部分,着重对延安时期党的民生建设思想进行评析,分析其历史价值,并重点论述延安时期党的民生建设思想对当前民生建设的启示。本文通过对延安时期党的民生建设思想的研究,一方面肯定其历史价值,另一方面,以史为鉴,以期通过其理论指导为当代中国民生建设问题打开新局面。
陈希敏[8]2006年在《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的经济改革始发于农村，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也开始了其改革的进程，然而，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并没有像其他领域的改革那样顺利地向纵深发展，而是一波叁折，反反复复。结果是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金融性“失血”，甚至农村改革带来的成果也在渐渐丧失。为什么农村金融改革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间多次反复，至今仍处于试点阶段?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现实背景与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尝试采取提出概念和假设——形成假说——经验检验一一应用分析，从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思路，运用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相统一、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相结合、静态分析方法与动态分析方法相联系、新制度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相一致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展开研究。 首先，在回顾和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关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理论假说，借助最优决策数学模型，分析农户的金融合作需求，应用博弈均衡分析方法寻求农户金融合作的可能性，进而分析农户金融合作的行为，从中得出了农户存在金融合作的制度需求的结论。 其次，从历史角度把不同时代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演变整合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研究其制度变迁的轨迹，以期从中发现合作金融制度内在的规律性。为此，本文采取舍弃政府政治理念，以政府理性作为统一假设前提(即政府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把民国时期、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新中国建立以来几个不同时期的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从农村合作金融思想传入中国及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成立开始追溯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变迁，从中发现这一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通过比较分析，探寻适宜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生存所需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得出了“自下而上地诱致性变迁，至上而下地引导是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得以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的结论。进而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分析不同时期的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特征，并展开制度绩效分析，指出不同时期的政府出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从自身理性出发自上而下地强制性推动制度变迁，破坏了合作金融制度内在的运行机制，是农村合作金融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制度绩效的主要原因。 接着，采用直接对农户进行调查的方法，取得第一手资料，并运用严格的计量分析方法对提出的理论进行经验验证，既取得了与理论一致的结论，同时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对农户金融合作意愿和偏好等行为所作的理论分析，得出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适宜建立在经济相对落后、信息相对充分的村落，超出了地缘和血缘边界，其经营的风险就会增大，而规模较大的合作金融组织应当在组织发育成熟
周江平[9]2006年在《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述评》文中研究说明抗战时期,民族危难之时,全民抗战成为必需。然而,我国农村民众文化素质的低下与抗战的需求形成矛盾,这尤其表现在直面抗战的西北、华北、华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对抗日根据地的民众实施抗战教育尤为必要。冬学,作为我国北方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因其适应了抗战教育的要求及北方农民的生产规律和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领导乡村的需要而在抗日根据地里迅速发展,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传统中只是识字、学文化、讲故事的冬学,发展成了一种发动群众进行全民学习的轰轰烈烈的冬学运动。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起步、发展、巩固、繁荣四个阶段。自1937年从陕甘宁边区兴起后,冬学运动发展迅速,到1945年,成为遍及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几乎所有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形式,为抗战、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及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种成功的社会教育形式,冬学运动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其逐渐成熟的教学与领导管理方式。教学方面因与时事、实际相结合而显现出了其内容与方式、方法的丰富多彩;领导管理因强调自愿等原则而变得有序、有力。当然,其最后的成功也离不开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这些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有诸多借鉴意义,而其教训仍然需要我们反思。这有利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及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高峰[10]2007年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开发研究》文中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中心。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陕甘宁边区的开发活动，不仅极大地增强边区的经济实力，而且对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全面论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农林牧业、工业、金融、商业贸易、交通邮政等各个领域的开发，分析了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原因及所取得的成效，探讨了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开发活动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并总结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开发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陕甘宁边区经济开发政策述评[D]. 李芳.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2]. 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D]. 严艳.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3].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矿产资源开发政策研究[D]. 李晓琳. 延安大学. 2018
[4].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研究（1937-1945）[D]. 李隆文.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5].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研究[D]. 王玉珏. 西南交通大学. 2013
[6]. 抗战时期中共执政陕甘宁边区研究述评[J]. 刘爱国.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7].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思想研究[D]. 刘夏冰. 长安大学. 2017
[8].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研究[D]. 陈希敏. 西北大学. 2006
[9]. 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述评[D]. 周江平. 湘潭大学. 2006
[10].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开发研究[D]. 高峰. 兰州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