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江权[1]2003年在《多元化语境中的贾宝玉形象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一百个读者眼中会有一百个贾宝玉，此乃鲁迅所谓“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对贾宝玉这一形象的阐释更加多元化。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对贾宝玉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调校对他的既有评价。大量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重新阐释贾宝玉这一形象的文学内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去在不同的经典化过程中对贾宝玉形象的阐释不足或阐释过度。 本文通过对贾宝玉形象研究的综合分析和述评，运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对贾宝玉形象重新进行思考，对一些关于人的存在的现代性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我们从两个方面对贾宝玉形象研究进行讨论：上篇对以前的贾宝玉形象研究进行综述，下篇通过贾宝玉和默而索比较研究这一个案，对贾宝玉从比较文学视角进行尝试性分析。在写作方法上，上篇着重资料研究，下篇强调价值审理。 通过对红学和贾宝玉研究的综述，我们期待能找到红学研究的脉络，得到正确而丰满的贾宝玉形象，并且为后来的研究提供参考。综观贾宝玉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多元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出现把贾宝玉研究不断推向前进。就目前的贾宝玉形象研究而言，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文学无疑是一股强大的潮流，推动着贾宝玉形象的研究工作向前发展；在研究内容上，贾宝玉形象不断推进到哲学和文化学层面。这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贾宝玉形象研究的趋势。 世纪之交的贾宝玉研究者们在实践中调整研究方向，这为贾宝玉形象研究开启了许多新思路。正是在这些新思路的启发下，笔者将加缪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默而索和贾宝玉进行比较，从这一个案出发，对一些关于人的存在的现代性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关于“家”以及“诗意地安居”，关于“童心”以及对“成长的烦恼”，关于个人价值的追求和自然人性的回归，等等。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一系列与现代哲学和文化学接轨的议题的探讨，能够拓展贾宝玉形象研究的思想深度和理论话语空间。
钱坤[2]2016年在《中国舞蹈作品中林黛玉形象的身体语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林黛玉”这一角色的舞蹈形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于颖版《红楼梦》、张建民版《红楼·葬花魂》、肖苏华版《阳光下的石头——梦红楼》等8部作品为研究个案,时间跨度约30年,舞蹈形式涵盖古典舞剧、(独幕)芭蕾舞剧、民族舞剧和现代芭蕾舞剧等不同的体裁,从舞蹈形象的语源、舞蹈文本与体裁、舞蹈叙述手法、舞蹈身体语言及其规律性揭示五个方面,对林黛玉舞蹈形象的身体语言进行整体研究。第一章,通过简要分析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和戏剧作品中的林黛玉形象特点,梳理了林黛玉舞蹈身体语言的来源。第二章,将与林黛玉相关的舞蹈作品及舞段作为研究对象,所呈现的舞蹈体裁有舞蹈小品、舞蹈诗和舞剧;舞蹈内容的呈现有围绕原着中的两大主题、选取特定场景(如“黛玉葬花”、“黛玉焚稿”等)以及脱离原着的引申和改编内容。第叁章,采用叙事分析方法,通过观摩和梳理发现,围绕林黛玉形象的塑造,出现了遵循原着的贯穿式叙述、主体心理式叙述、线索潜行式叙述、主题变奏式叙述和“陌生化”的间离式叙述五种叙述手法。第四章,分别从身体语境的营造和舞蹈身体语言两个视角分析林黛玉的舞蹈身体语言。首先,经典文本和编导的个性选择为林黛玉舞蹈形象塑造营造了传统和现代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体语境。其次,多元化的身体语源、典型身体语言的提取与语义指向、情感化身体语言与语义的模糊构成了该形象的身体语言。该章的身体语言分析涉及古典、芭蕾、现代、现代芭蕾等舞种、生活语言和舞蹈语言的转化、动作的指示与象征、意义的直指与涵指四个方面,探讨林黛玉的典型体语、语源和语义指向,最后通过言语链和联想平面的身体动势阐释身体语言的模糊性。第五章,林黛玉舞蹈身体语言构成的规律性梳理。从文本的约束与解构、舞蹈符号生成的机制以及舞蹈符号个性与共性的结合与分离叁个角度,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抽象、从一般到规律,对深入分析林黛玉形象的舞蹈符号构成,概括和总结舞蹈身体语言形成的过程、发展与限制。
吴昊[3]2018年在《现代性的因缘》文中研究表明《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其思想价值在于具有初步启蒙精神的人文现代性。主人公的哲思、女性意识、悲剧意蕴都寄予了作者对礼教制度和象征秩序的质疑和委婉批判,表现出对婚恋自由、信仰自由的向往,其核心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亦即本研究所言的《红楼梦》的现代性。这是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土壤里生发出的“现代性”,代表着文学对时代走向、社会变革的感知与回应。另一方面,处于近现代文学语境下的日本翻译界,如何接受与理解、重组与表现《红楼梦》的现代性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文化现象。亦即本研究“现代性”的第二重含义,通过译本观察近现代日本文化语境对红楼“现代性”的表象与特征。从中可窥见中国文学在日的接受特征与近现代日本眼中的中国形象。在此意义上看,编译本由于改编上译者主体性发挥大,是面对非专业群众的普及性大众文学,因而,较之全译本更能显现日本接受的民族特点、时代风潮、审美意识。本论文通过追踪编译的生成、流通、接受环节,以期得出编译本对《红楼梦》现代性接受的嬗变路线图。按照日本近现代史分期和实际出版情况,本论文将编译本体系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段:二战前草创期(1916-1931)、战败初期发展期(1945-1950)、战后经济发展成熟期(1950-1972)、后现代转型期(2000-至今)。各历史阶段代表性译本依次显现日本主义—存在主义—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意味。绝大多数编译的主调是幽艳颓废的才子佳人悲剧,而原着具有思想深度与社会广度的部分,如主人公的生命感悟、女性群像的自觉意识、贾府人际关系与社会现实(包括官府讼诉、佃户经济、僧尼青楼)的内容大部分被删,使编译成为“去历史化”之后的红楼故事。整体而言,日本浪漫主义是《红楼梦》的接受“小传统”,《源氏物语》作为常见的比拟对等物出现,可见日本诗学传统的自我映像(self-image)影响力之深远。大多数编译以“色空观”宿命论作为主旨思想,其背后是赏玩主义式的、男性式的审美凝视。客观地说,《红楼梦》的“现代性”元素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同时,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对《红楼梦》的定评却逐渐趋向于认同“现代性”,与面对一般大众的编译本形成反差。再扩大地看,近现代的日本文学文化整体,从文艺理论到创作实践都积极吸收西方人文现代性精神,人与家庭、社会的矛盾与抗争是近现代日本文学常见的主题。在人的主体意识得以彰显的现代日本文化背景下,《红楼梦》的现代性却在大众传播领域百年间基本隐而不现。历史总在反复,从中可见日本文化界现代性的复杂与问题所在。作为少数特例,战后初期编译本曾借宝玉之口提出“作为人”的质问和思索,带有战后派存在主义写法的影子。另一例是当下日本文学多元化语境中,华裔女作家首次以女性视角关照社会问题的编译本。这本带有批判现实主义意味的、张扬自由与平等的改编本,以新时期的话语映现了原着的启蒙现代性主旨。作为编译本系统内的“熵”,这两部少数派改编提示了“色空观”为主流的红楼改编思路应顺应时代做出调整,以扭转与时代脱节的弊病。编译本质上说是以日本社会的需求为主体、对原着有目的的过滤与嫁接的产物。百年间作为“他者”的《红楼梦》在编译本中衍生出一系列中国的虚像,其本质是中国故事的现代性与现代日本文化架构之间的交锋与交融。
朱田艳[4]2011年在《新时期红学新方法论》文中研究指明《红楼梦》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它以“儿女笔墨”描绘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画卷,起于言情终于言情,但其蕴含却不止于言情。《红楼梦》庞杂的故事在作者精妙的结构布局下,事无巨细皆能娓娓道来。其所展现的创作技巧、美学追求、文化意蕴以及哲学沉思,无不带给后世以心灵的震撼。它像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宝库,吸引着一批批研究者投身其中,探索它的奥秘。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国内,思想学术界逐步呈现多元化态势。多元化的语境带给文学批评的直接结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年代“新方法运动”的兴起。红学界也在这一运动中得到拓展,一大批研究者运用文艺美学、文化学、比较文学、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心理学、性别批评、互文性理论、后现代主义等新方法、新理论研究《红楼梦》,使《红楼梦》文学性研究找到了新的意义生长空间。本文通过对新时期以来《红楼梦》新方法研究的系统梳理,结合“新方法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探讨新方法得以在红学界兴盛的偶然与必然因素,分析红学新方法中几种主要理论的发展流变及其特点,并总结归纳红学新方法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之处,指出新方法研究对红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的典范意义。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对“新时期”做了时间的界定,并限定了本文所使用的“新方法”的内涵及外延,大致梳理了新时期《红楼梦》新方法研究的总体状况。正文分上、中、下叁篇,探讨了红学新方法发生的背景、新方法的分类与流变及新方法的成就与启示。上篇“困境中的出路：偶然与必然”是对红学新方法背景的探讨,主要从社会历史视角入手,重点分析红学新方法生发的学术思潮动因,解析其偶然与必然因素；从宏观的角度将红学新方法研究分为叁个阶段,归纳各阶段研究特征。中篇“红学新方法论”选取红学新方法研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新方法：文艺美学、文化学、比较文学、叙事学和神话——原型批评、后现代主义、互文性理论等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详细梳理与分类,总结各类新方法研究的成就,并指出其不足之处。下篇“变革中的选择：整合与重建”理性地反思作为一个整体的红学新方法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思考其对今后红学研究的启示意义,并进一步追问新方法应用于《红楼梦》研究带给中国文学批评的典范意义。“结语”部分点出本文的不足之处。
毛慧君[5]2005年在《文学史料运用中的性别视角研究（1995～2004）》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领域中,有大量出自女性手笔的诗词、小说、戏曲等作品;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各类生动鲜活的女性人物;另外,在古代留存下来的史料文献中,亦保留了诸多涉及性别意识、性别观念等方面的言论断说。对这些资料进行爬梳整理并分析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1995年以来,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广泛注意到由性别视角切入来观照古代文学史料这一研究视角,且取得了一定成果,目前尚未见到学术界有相关的学术史研究论文出现。笔者收集梳理自95年以来,运用性别视角看待古代文学史料的研究论文1300多篇、研究着述60余部。在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2000～2004)目录中,又搜罗到52篇经由性别视角观照古代文学的学位论文,越来越多人将目光聚焦于此课题。本文分叁章来探讨古代文学史料运用中的性别视角:第一章,性别与文学史料运用的渊源:简要阐释了“古代文学史料”以及“性别视角”的概念;从性别视角看古代文学史料运用的研究成果现状述评;1995至2004年以来,文学史料运用中的性别视角研究的重要推进以及这一研究的意义所在。第二章,文学史料运用中的性别视角的成果分类(1995～2004):将近十年的研究分成四大类探讨学界的研究所得:文学史料运用中的性别视角之文献学研究,包括:从女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证切入的研究;从女作家作品收集整理切入的研究;从女作家作品的注疏、校勘切入的研究以及从着录研究文献、分析文献材料切入的研究。群体性研究,包括:从文学团体切入的研究;从家族文学切入的研究;从地区作家切入的研究。个案考察,包括:运用比较方法探视女作家作品特质;从文学传播与接受角度进行研究;对女作家“内心隐秘”进行剖析;探寻女作家的性别意识。社会性别理论为性别与文学史料运用带来新启示,其中包括:双性气质研究以及文化原型研究。第叁章,近十年研究成果热点探索:采用对比参照的方法,为95年以来的研究所得归纳了六方面重要发展:标以“性别”或以性别为主题的研究论题普遍出现;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跨学科与深层化;古典文献史料的运用更加多元化;研究成果的系统化、理论化、专业化;以及女性文学史的细致化与分体化发展。在热点探索中找出叁个不同角度来探讨近十年研究的重要突破:对女性作品风格的探索成为研究热点;对古代文学史料的价值探索成为研究突破点;从古代女性文学形象探析性别观念的真意。进而,又从文学史料运用中的性别视角研究探寻性别与文学的价值所在。本文认为,从性别视角出发,在古典文学领域中,通过对诸多文学文化现象的透析,我们可以“通过老面孔看新问题”,体察到传统观念指导下的研究所看不见的东西。从性别角度切入来看待男女在个人地位、社会价值、性别观念等方面的异同,目的在于,在承认两性有一定差别的基础上,营造一个和谐平等的社会范式,追求个性自由的成长,不把男性或女性各自限制在某一固定角色中。男性不一定要成为典型的“男人”,女人也并非总得柔弱、温婉,处于弱势、辅从地位。本文从古典文献,主要是其中一些围绕文学展开的材料中,梳理出历代两性在现实与文学中的角色扮演,总结其中规律性的启示,以求为今后学者探寻文学史料运用中的性别视角这一课题提供一些思路,并希望能引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方法和角度的思考。
王美春[6]2016年在《论余国藩的《红楼梦》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一名美国的华裔学者,余国藩以其对《西游记》的出色英译和研究而名声大噪,而他对另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同样出色。余国藩的红学研究着眼于小说的虚构性,探究小说的主题,在挖掘林黛玉形象悲剧方面别有新解。他认为《红楼梦》应当被当作小说来阅读,强调其虚构特质以此来否定自传说。余国藩对《红楼梦》主题的关注集中在两方面:《红楼梦》中的情欲;《红楼梦》中的佛教隐意。余国藩对《红楼梦》中的人物研究主要集中在林黛玉身上,提出对夏志清“拥钗观”的反驳,致力于阐释林黛玉形象的悲剧内涵。余国藩的红学研究特色有叁点:灵活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的研究手法;多边对话的态度。对余国藩的红学进行研究启迪颇多,可以多方面启发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可以对西方的汉学研究产生借鉴意义;可以从跨文化的角度为《红楼梦》的意义阐释开辟出了新的视角。
白军芳[7]2005年在《《水浒传》与《红楼梦》的性别诗学研究》文中指出《水浒传》与《红楼梦》是中国的两部着名古典小说,也是性别诗学特征极为明显的两部古典小说。从两性互鉴角度看,在所有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水浒传》最具阳刚之气,《红楼梦》最具阴柔之美。因为,两部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反映在作品中的性别观有巨大的落差。一部崇男抑女,一部崇女抑男;一部是近古时期个体意识尚不鲜明、崇尚武力征服的英雄传奇之作,充满着儿童式的纯真和痴迷,一部是人文意识抬头,崇尚平淡自适的家庭生活之作,要求人性解放,洋溢着两性爱情的迷醉和圆熟;一部主刚,一部至柔,可以说象征着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具性别意识的两座高峰。分析这两部小说的性别意识,能够充分挖掘封建社会性别观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渐渐朝着文明方向发展的历程,还可以验证女性渐渐浮出历史地表的轨迹。 除此而外,在表达两性观念中,两部小说的一些基本艺术手法尤引人注目,在稳定的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下,两部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抒情化特点,人物形象追求多元化性格表达,注重环境、心情、衣饰造就的特定意境,等等。这些相同的艺术技巧使两部作品提升了读者的阅读品味,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这对两性关系的表达有美化、纯洁、强调的趋向,所以,文中第叁章即论述两部作品相同的艺术技巧的运用。 除相同的艺术技巧外,两部作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表现性别观念中不同的艺术技巧的使用了。《水浒传》在继承文学传统中英雄阳刚美的性别气质的基础上,分别采用了理念、情节、结构、语言等多方面的创作手法将英雄的雄壮、慷慨、威猛推向新的美学高度,艺术效果也以阳刚之美为主。《红楼梦》则在继承文学传统中佳人阴柔美的前提下,把佳人进一步雅化,分别采用皴染、烘托等艺术手法一点一点加强渗入、感染的艺术效果,把女性的阴柔美推向极致,结果是使浓郁的女性化气息充溢了作品的每一个角落,潜移默化,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 另外,本文还探讨了这两部作品对中国性别诗学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水浒传》的神性是超越人性的,其参照对象是一般的男子(市民)而非女性,是男性对拥有勇武力量的理想建构;而《红楼梦》中的佳人却始终笼罩于男性视线的
车瑞[8]2010年在《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论》文中提出红学作为20世纪叁大显学之一,它在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已不言自明。论文以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发展史的梳理、概括、归纳,探讨这一发展过程中各种批评话语所具有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分析《红楼梦》文本所反映出的多义性的创作主旨、多重性的人物性格、多维度的叙事结构、多元化的审美意蕴和多样化的语言表达,从而抉示出这部经典小说的文学性特质。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以《红楼梦》创作主旨为对象,论述了20世纪红学界关于小说主题思想的代表性观点,前期以一元化的观点为主,如“爱情小说”、“色空观念”、“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人情小说”、“影射说”、“补天说”等观点。而后期则经历了从单维主旨向多元化主题的过渡,主要有双重主题、叁重主题、多重主题以及引进西方文艺理论后的本土化主题阐释。纵观20世纪《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历史,从开始人们执着于单一主题思想的论争到主题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既是对作品本身多义性主旨的尊重,也显示出学界渐趋冷静、客观和包容的治学心态。本章小结认为《红楼梦》的主题研究具有多义性、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它的“本旨”客观存在于小说之中,《红楼梦》的作者自云和石头所记似乎在以一种特殊的不变的方式向读者说话,然而,每一个读者都以个人的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和阐释,每一次与本文的碰面都是读者依据前理解对《红楼梦》做出的新诠释,意义阐释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视阈融合,《红楼梦》的意义永远处于等待阐释的维度之中,而且这种阐释应该是多维的。第二章与第叁章以《红楼梦》人物形象性格为对象,探讨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袭人、晴雯、湘云和探春。第二章从现实主义美学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人物形象性格。鉴于林黛玉和薛宝钗形象的争议性,论文进行了钗黛分论和钗黛合一的梳理,发现从钗黛对立(扬黛抑钗或左黛右钗),到钗黛兼美,再到钗黛互补的转变,人们逐渐摆脱了纯粹道德的判断,更加趋于文化、历史、哲学和美学的评价。从这些转变中我们感到人们的讨论从单纯的钗黛优劣论逐渐扩展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思考,而对钗黛形象内涵的挖掘已经大大超出了“钗黛合一”、“钗黛兼美”的讨论范畴。评论了二百多年的钗、黛形象在二十世纪末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诠释。而其他人物形象也大多经历了从道德判断向美学判断的转变,在这些不同的阐释背后,伴随着的是红学方法论的转变和人们思维模式的改变。第叁章以多元化视角为基点,前叁节首先讨论了索隐派原型研究、新红学自传说、社会学历史批评等曾红极一时的观点,解释了这些观点产生的内部因素、客观环境以及对红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指出坐实人物和贾曹互证所脱离文本主观臆测的不合理性以及社会学阶级分析在政治权力话语下的意识形态性。最后叁节从比较研究、神话原型批评、精神分析出发,对作品人物与国内其他小说人物及其国外经典小说人物形象进行比较,追溯人物形象背后所铭刻的原始神话、图腾崇拜、神秘宗教等印记以及这些印记所表现出的集体无意识,探析人物形象折射出的复杂深刻的心理内涵和精神特质,从而更为有效地发掘文学形象的艺术价值。第四章以《红楼梦》叙事结构为对象,勾勒了20世纪《红楼梦》叙事结构研究的发展趋势。对《红楼梦》叙事结构的讨论,经历了与主题思想研究相似的过程,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持单线结构的主要有：宝黛或宝黛钗的恋爱故事为主线、荣宁二府由盛而衰为主线、宝玉叛逆道路为主线等观点。持复线结构的则多以单线结构为基点进行阐发,所不同的是虽然有学者认为《红楼梦》有两条主线,但有的认为两条主线为并列态势不分主次,有的却认为两条主线主副有序明暗有别。随着对小说结构探讨的深入,人们的观点逐渐从单线结构向复线结构、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变,这表现出对小说文本的回归和人们从线性时间思维模式向立体化空间思维模式的转变,也反映出《红楼梦》结构研究的质的突破。《红楼梦》叙事结构研究的困难之处还在于它是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完美统一。作者运用精湛的结构技法,既有前五回提纲挈领的说明,又有结构性人物的贯穿,使小说情节显得错综变化回环往复却井然有序杂而不乱。此外,醇熟的结构规则使得小说既有《周易》阴阳哲学的对称结构,又显现出中国古代农耕四季性意象结构在文学创作中的痕迹,还暗合了社会与自然发生、发展、衰落、消亡并重新开始的环周运动规律。这极大地拓展了小说表现生活的涵盖面和艺术的思维空间,使之具有生活广度与历史深度的同时也极大提高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从而使作品更具启人心智的审美感和深邃耐读的哲理性。第五章分别从意境探微、创作理念、审美趣味方面深入探讨了《红楼梦》的艺术性特征。意境探微一节中解析了宝玉读曲、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宝琴立雪、晴雯撕扇等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意境,《红楼梦》吸取了古代诗论中人景兼备、形神交融的传统,为我们营造出了具有浓厚诗韵的审美意境。第二节虽然曹雪芹没有文学理论着作传世,但在《红楼梦》中作者却借人物之口对创作论和鉴赏论进行了颇有见地的阐发,比如他作诗讲求立意真、寄寓深、炼字炼句；为文主“情理”之说,对历来才子佳人小说大张挞伐,并能够自占地步对旧模式进行大胆突破；创作时大量运用“不写之写”造成艺术空白,使小说在结构功能上具有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的艺术特色。同时,曹雪芹能够转益多师兼取众长,但又能不落俗套,善翻古人之意并融会贯通。他的诗学思想和美学理念立足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思想基础之上,因此《红楼梦》无与伦比的美学意蕴和审美特质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汇聚到封建社会末期的终结性产物。对于《红楼梦》的审美意蕴,论文主要从悲剧与喜剧、优美与壮美来谈。首先探讨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是与非,他精辟的见地和牵强的立论参半,虽然后人对其观点诟病不断,但我们无法否认很多人都是在站在承认王国维批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展开批判的。最后,《红楼梦》虽然是一部悲剧小说,但它并不缺乏喜剧性的因素。作者善于使用美丑融汇、哀乐相间、悲剧与喜剧相交错、崇高与优美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从而构建出悲喜相映、庄谐互现、刚柔并济的审美意蕴。第六章以《红楼梦》语言表达为对象,探讨了《红楼梦》的人物语言、叙述语言以及小说语言所具有的历时性特征。首先,人物语言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人物对话则是人物语言的主要载体。《红楼梦》人物语言呈现出无与伦比、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特点。此外,诗词在《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表现故事情节方面也承担了重要作用,它充分发扬了古代“诗言志”的文学传统,通过诗词展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并且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其次,《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作者不再是全知的上帝,他与叙述人共同分担叙事的功能和角色。小说基本采用“作者参与”和“作者观察”的方式,在第叁人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之间穿插,既运用限知视角又运用全知视角,作者与叙述者以及主人公之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从而表现出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叙述风格。最后,《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历时性的演变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小说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古典小说韵散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且顺应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语体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文言语体由雅趋俗和白话语体由俗趋雅。曹雪芹是语言大师,在《红楼梦》中作者大量使用方言、俗语、成语、谚语、歇后语等,这些民间语汇简洁而不失精辟又极富表现力,使《红楼梦》这一古典小说更趋现代化。结语。论文力图通过对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论的梳理、概括、归纳,分析小说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叙事结构、审美意蕴以及语言表达的特色,总结出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在各种批评话语体系中的文学性特质,从而达到回归文本的鹄的。对过去百年红学文学批评发展史进行回眸与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建构新世纪红学批评,从而真正达到文献、文本、文化的整合。
郑昀[9]2015年在《《红楼梦》各版本异文比较解读》文中指出《红楼梦》复杂的版本问题历来为学界所关注。20世纪2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抄本刻本就达13种之多,且彼此间存在相当数量的异文。在何本为最好的版本这一问题上,学界的评价标准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从校勘学的研究视角,以是否贴近曹雪芹原笔原意,是否“真本”作为“优本”评判标准的观点占主流,以文字的艺术效果作为评判标准的观点占少数。冯其庸主编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一书,将程乙本以外12个版本的《红楼梦》汇为一帙,是为本文的研究基础。但《汇校》一书并不涉及异文分析；学者孙柏录的论文虽涉及异文分析,却只涉及部分异文,且分析较简单。本文的价值在于：第一,对包括程乙本在内的13种版本《红楼梦》纳入研究范围,将异文材料按照宝黛钗凤四位主要人物形象与”家法惩戒”“女性死亡”两个母题进行分类,对前80回相关的异文材料进行了分析；第二,努力进行有关规律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从文本实际出发,引入理论对其进行对比解读。从而使异文研究延伸至审美解读,为《红楼梦》版本异文本身的优劣判断提供一种参考。本文主要针对宝黛钗凤四位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和”家法惩戒”“女性死亡”两大小说母题的相关情节异文,进行归纳和审美价值的对比判断。异文对比分析采用的理论有：文艺理论(人物形象“错位”美、人物性格的统一与丰富、在共同情境中强化冲突、细节描写的生动传神、细节描写的直观)、现代汉语词彩学、修辞学等。力求分析出为什么某个或某几个《红楼梦》版本在某处的文字更优。目前,《红楼梦》的校勘出版皆以某单一版本为底本,本文用实践证明,通过引入科学理论、观点对《红楼梦》版本异文进行更具系统性的审美解读,从而发现诸本文字各有优长之处,不仅丰富了理论、观点本身,也让更具审美价值、经典意义的《红楼梦》版本的出现成为可能。
孙彦君[10]2013年在《论孙绍振文本解读的实践及理论建构》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梳理了在孙绍振知识背景上的百年来的文本解读叁种风格的发展,一个是以叶圣陶为代表的作家经验风格,一个是以朱光潜为代表的学术理性风格,一个是将前二者结合起来的朱自清。在孙绍振的视野中探求叁者的得失,继承了经验风格在文本个案分析上成果和理性风格的理论基础,在经验和理性结合的方向上,孙绍振从理性上更倾向于朱自清的成就。但实际上成为他的理论核心的却是经朱光潜阐释的康德的审美价值论。他在文本个案解读中,将康德审美价值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融合,又将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潜意识观念,结合结构主义的层次范畴,形成了独特的观念和方法,在一系列经典文本的分析方面,超越了经验和理性风格的历史局限。孙绍振在对西方文论前卫解构主义去真理、反本质,对文学的否定,从哲学和美学上进行了批判。对风行一时的读者中心论,特别是无标准的绝对的“多元解读”的荒谬加以拨乱反正的分析。就是对于承认文学和文学性的俄国形式主义和美国新批评。并指出文本解读世界性的薄弱,其根源在于文学文本追求的是每一篇的唯一性,而理论则是普遍的概括性。所以在他看来,文学文本解读应该成为一门与文学理论有别的独立的专门的学科。在这个基础上本文系统归纳了孙绍振文本解读理论的几个要点,第一是传统文艺观强调的是真善美叁种价值的统一,孙绍振则认为这叁者绝对统一就没有艺术可言了,他提出了原创性的“错位”范畴。第二是他提出文本结构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由叁个层次组成。第叁是他的叙事文学解读理论提出情节的构成在于打出常规,造成人物自身表层与纵深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感知的错位。第四是他在散文理论建构上最具突破性地提出审美、审丑和审智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第五,他的理论的特点还在于个有具体操作性,其核心是以多层次的具体分析还原抽象理论牺牲了的特殊性和文本的唯一性。他还将还原方法细化、衍生为感知和逻辑的还原、价值的还原、历史语境的还原和风格的还原等。孙氏的阅读理论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语文教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广的影响。本文将孙绍振的文本解读实践和理论建构放在百年以来中国解读学历史发展中,放在全球性解读学的视野中,结合适当的文本的微观分析,阐释其在文本解读学的建构上的理论和实践操作上突破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多元化语境中的贾宝玉形象比较研究[D]. 邓江权. 西南师范大学. 2003
[2]. 中国舞蹈作品中林黛玉形象的身体语言研究[D]. 钱坤. 南京艺术学院. 2016
[3]. 现代性的因缘[D]. 吴昊.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4]. 新时期红学新方法论[D]. 朱田艳. 浙江师范大学. 2011
[5]. 文学史料运用中的性别视角研究（1995～2004）[D]. 毛慧君. 上海师范大学. 2005
[6]. 论余国藩的《红楼梦》研究[D]. 王美春. 中国矿业大学. 2016
[7]. 《水浒传》与《红楼梦》的性别诗学研究[D]. 白军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8]. 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论[D]. 车瑞. 山东大学. 2010
[9]. 《红楼梦》各版本异文比较解读[D]. 郑昀. 福建师范大学. 2015
[10]. 论孙绍振文本解读的实践及理论建构[D]. 孙彦君.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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